收入這部文集的以1920年為下限的隨筆文章，可能算不得這些作家的最佳作品。不過，我們若把像康拉德先生和赫德森先生這樣的偶爾寫寫隨筆的作家排除在外，而專門注意那些以隨筆寫作為專業的人們，可以看出他們由於環境變化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每周寫，每天寫，寫得要短，要為那些在早晨匆匆忙忙趕火車的人們而寫，也要為那些在傍晚精疲力竭回到家裡的人們而寫——這對於那些心裏明白什麼是好文章、什麼是壞文章的人來說，是一件傷心的工作。他們這麼樣寫著，但是本能地把一切可能會由於跟公眾接觸而受到損失的寶貴內容統統抽出來，免遭傷害，同時也抽出了那些可能刺疼讀者皮膚的東西。這麼一來，如果我們把盧卡斯先生、林德先生或者斯誇爾先生的作品全部拿來讀一讀，就會感到一種共同的灰暗情調籠罩一切。他們跟沃爾特·佩特的精美絕倫，跟萊斯利·斯蒂芬的直言無忌都相距甚遠。本來嘛，要把美和勇氣塞進一欄半的篇幅里，同將危險的酒精裝進一隻小瓶子里一樣；要把思想納入短文章里，也像把牛皮紙包硬塞入背心的小口袋裡，一定會把勻稱性毀掉的。這些作者是在為一個友善、疲勞而漠不關心的社會而寫作。奇迹在於：儘管如此，他們至少仍然在不停地為寫出好的作品而進行嘗試。

這就是問題所在。說老實話，瑞斯先生收入這部文集中的某幾位隨筆作家並沒有圓滿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看到許多瑣屑無聊的個人癖性在沒完沒了的印刷品中一點一點地分解，實在厭煩透了。假如說是聊天兒，那當然不壞，這時候作家還不失為啤酒桌上的好夥伴兒。但是，文學是要求嚴格的。光是可愛、高尚，甚至博學而有才氣，都沒有用，除非——她彷彿再三重複地說——你首先滿足她提出的第一個條件：深明作文之道。

但是，說到隨筆作家這種條件方面的變化，我們卻不必為此而對克拉頓·布羅克先生表示憐憫。顯然，他已經充分利用了他的處境，而不是相反。因為，他這麼自自然然地實現了從私人隨筆作家到公眾隨筆作家、從客廳到阿爾伯特紀念堂的轉變，我們簡直不知道該不該說他在這件事上一定進行過有意識的努力。說來不可思議的是：篇幅縮小了，倒引起了個體的相應膨脹。馬克斯和蘭姆的「我」不見了，只剩下代表著公共團體和某些高貴人物的「我們」：「我們」去聽《魔笛》，「我們」理當從中獲得好處；而且，實際上，也是「我們」以全體的資格，在從前某個時候用一種神秘的方式把它寫出來的。音樂、文學、藝術必須歸入這個總體之中，否則它們就無法傳送到阿爾伯特紀念堂的每個角落。克拉頓·布羅克先生那真誠無私的聲音既然傳播得那麼遙遠，影響了那麼多人，而又不去遷就大家的種種缺點和癖好，對這件事我們理當心滿意足才是。然而，「我們」滿足了「，我」——人的關係中的這個不聽話的夥伴——卻陷入了絕望。對於事事物物，「我」都要親自去想一想，親自去感受一番。倘若這一切只能經過沖淡之後才能與那許多教養良好、心懷善意的男男女女共同分享，對他來說乃是極大的苦惱；當我們其他人等正在專心一意傾聽著這個聲音並感到獲益匪淺的時候，「我」卻悄悄地溜到樹林中、田野里，對著一片草葉、一個馬鈴薯而欣然自樂。

文章這麼一直寫下去。可是，種種噪音震得我們暈頭轉向，什麼也感覺不到，什麼也聽不見了。對比之下，我們覺得寫作藝術正是以對於某種思想的強烈執著為其支柱的。正是依靠著某種思想，某種為人深深相信、確切領會並因而獲得文字表達形式的思想，那一大批性情各異的作者，包括蘭姆和培根，比爾博姆先生和赫德森，維爾農·李和康拉德先生，還有萊斯利·斯蒂芬、巴特勒和沃爾特·佩特，才能到達那遙遠的彼岸。而在將思想化為文字這件事情上，形形色|色的才士高手曾經起過或則促進、或則阻撓的作用。有人慘淡經營，勉強通過；有人憑藉好風，直上青雲。但是，貝洛克先生、盧卡斯先生和斯誇爾先生對於任何思想都缺乏熱烈的執著。他們面臨著當代的共同困境，即缺乏一種頑強的信念——只有它才能將短暫人生的聲音透過個人語言所構成的煙霧迷濛的領域，提升到永恆聯合、永恆融洽的國度。一切定義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是，一篇好的隨筆必須在我們身邊拉下一道帷幕，這帷幕一定得把我們圍在當中，而不要將我們擋在外面。九*九*藏*書

比爾博姆先生貢獻出來的，當然就是他自己。自從蒙田的時代以來，「作者的自我」這個東西一陣兒又一陣兒地附著在隨筆身上。可是，自打查爾斯·蘭姆作古，就再也見不著它的影子。對於讀者來說，馬修·阿諾德從來也不會是「馬特」，沃爾特·佩特也從來沒有被千家萬戶親親熱熱地簡稱為「沃特」。他們曾經給了我們不少東西，但他們給我們的可不是這個。這樣，到了19世紀90年代的某個時候，已經習慣於告誡、灌輸和譴責的讀者突然聽見了跟他們同樣並非大人物的一位作者用親切的口氣跟他們談話，當然是要感到驚奇的。這位作者只談他如何為了個人私事而高興、而煩惱，既不宣講教義，也不傳授學問。簡單幹脆地說，他就是他自己，並且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本色。我們再一次碰上了一位隨筆作家，他能夠運用隨筆作家本該擁有的，同時也是最危險、最難駕馭的工具。他並非無意識，也非泥沙俱下，而是自覺而又純粹地把個性帶進了文學。我們簡直說不清在隨筆作家馬克斯和比爾博姆先生這兩人之間到底有沒有什麼聯繫。我們只知道個性的靈氣滲透了他所寫的每一個字眼兒。這個勝利乃是風格的勝利。因為，個性雖是文學中必不可少之物，卻也是它最最危險的對手；你要想在文學中充分發揮你的個性，必須首先深明作文之道。千萬不可是你自己而又永遠是你自己——

這就給人一種空虛之感，表明到了文章結尾，作者再也沒有什麼實實在在的內容可寫了。巴特勒採取的是另一種截然相反的寫法。他彷彿說：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想，然後盡量朴樸實實地把你的想法說出來，就行啦。——在櫥窗里陳列的這些海黽，從硬殼裡向外伸頭露爪的，象徵著對於某種既定概念的忠實信守。這樣，冷冷淡淡地從一個概念跨到另一個概念，我們穿過了一大片地面；一會兒，看到那個求婚者的傷勢嚴重；一會兒，又想到蘇格蘭的瑪麗女王曾經穿著一雙矯形的靴子，在托騰南法院路的蹄鐵鋪附近大發脾氣；一會兒，又想，現在怕是沒有人真把埃斯庫羅斯放在心上了；如此，等等，穿插著許多好笑的逸聞軼事和一些意味深長的思考，然後，下結論說：他既受人囑咐，在契普賽大街的觀感不得超出《萬象評論》中12頁的篇幅，他還是就此打住為妙。然而，很明顯，巴特勒也像斯蒂文森一樣照顧著我們的情趣；而且，把文章寫得恰如自己的脾性而又不把這個叫作寫作，比起模擬阿狄生的筆調而稱之為優秀作品，其實倒是一種艱難得多的風格訓練。

不行，人是無法隱退的，即使到了該退休的時候；他們不願意隱退，儘管理智如果要求；離群索居，他們無法忍受，儘管人老體衰，需要一個隱退之所——正像有些市民，人老了，仍然想坐在街門口，這麼一來，就把他們的老態龍鐘擺在外面，讓人嘲笑。

「幾天前，在芬頓集市上出現了一個牧羊人。他是帶著羊群從東方、由路易斯那邊來的。他的眼睛里還流露出對於遠方地平線的回憶——那使得牧羊人和山民的眼神跟別的人們都不相同……我跟著他，想聽聽他要說些什麼，因為牧羊人談起話來也跟別人大不一樣。」r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om

嘴角上帶著彬彬有禮而又玩世不恭的神情，他回想著那清靜的少女們的卧室，那在月光下潺潺歌唱的泉水，那如泣如訴的清幽的樂曲聲——從陽台上發出，響入開闊的天空，那端莊的主婦——拋伸出防護的手臂、帶著警戒的眼神，那在陽光下酣睡的田野，以及那炎熱的海港——它華麗又散發出香氣……

我們還要指出這一段，說它不好，因為它寫得鬆散、花哨、俗氣：

寂然獨坐，陷入沉思——想起了一個個女人的面孔而無動於衷，為許多男子的赫赫功績所感動亦無妒忌之心，對於事事處處都心懷共鳴卻仍安於自己本來的處境和地位——

通曉墳墓的奧秘；還曾經潛入深海，對於潮水漲落習以為常；又曾與東方商人貿易，換得奇妙的紡織品；身為利達，她便是特洛伊的海倫之母；身為聖安妮，她又是瑪利的母親……

除此以外，他那婚後生活又是非常短暫的，僅僅過了7年半的時間，就突然中斷了；而他對於亡妻的天才的熱烈崇敬（用他的話說，那簡直成了「一種宗教」）就形成那麼一種情感（他自己也一定清清楚楚意識到了），它一旦流露于外，就不免表現得過分，至於在世人眼裡所引起的錯覺就更不必說了；然而，他還被一種無法遏制的渴望死死地糾纏著，想把這種感情用飽含柔情且又熱烈奔放的誇張筆法描寫下來；因此，想到這麼一位靠著自己的「理智之光」而贏得個人聲譽的人物，竟然還寫得出這些話來，真叫人為之惻然，而且不能不感覺到穆勒先生一生中遭遇的這些事件實在是非常不幸的。

比起傳記和小說，儘管隨筆理當擁有更多的神來之筆和明譬暗喻的自由，而且還可以不斷潤色，直到文章表面上每一點都閃閃發光為止，但是，這也包含著種種危險。首先，我們很快就看到了雕飾。

從這部現代隨筆選集的第五卷看，我們在欣賞樂趣和寫作藝術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為了公平對待1920年的隨筆作家們，我們必須肯定：我們頌揚名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到過別人頌揚；我們讚美死者，也不是因為我們再也無法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看到他們穿著套鞋散步。我們也必須知道：我們說他們能寫並且給了我們樂趣的時候，這話是有明確含意的。我們要對他們加以比較，好把他們的特點突出出來。我們要指出這一段，說它不錯，因為它寫得準確、真切而富有新意：

瑞斯先生說得對：隨筆散文的歷史和起源——它究竟肇始於蘇格拉底或是波斯人西拉尼——是不必深究的，因為，像一切仍在活潑生長的東西一樣，它的現在較之它的過去更為重要。而且，這種文章族類繁衍甚廣，其中某些支派已躋身上流，戴上了華貴的冠冕，另外一些支派卻流落在艦隊街頭，只能混個朝不保夕的日子。何況，隨筆這種形式可長可短，它能容納的內容又是千變萬化，可以高論上帝和斯賓諾莎，也可以漫談海黽和契普賽大街。不過，我們若是翻一翻收錄了從1870年到1920年英國隨筆作品的這部五卷小書，我們可以看出在混沌狀態之中似乎仍有某些原則在起著支配作用，而在我們正要考察的這一段短短的時期內仍然存在著某種類似歷史發展的現象。

隨筆里容不得任何文學雜質。無論用什麼辦法，刻意求工也好，渾然天成也好，兩者互相結合也好，隨筆總要弄得純凈才是——純得像水，純得像酒，只是不可流於單調、死板，也不可含有外來的異物。在第一卷里所收錄的作者當中，沃爾特·佩特對這一艱巨任務完成得最好，因為，在他動手寫他那篇文章（《論萊奧納多·達·芬奇札記》）之前，他早已想辦法把素材進行了融化。他自然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但是，長留在我們印象中的並不是他那關於萊奧納多的學問，而是那種遠見卓識，正像我們讀過一部好小說，感到其中的一切都使我們看清了作者的整個見解。不過，在這篇隨筆里，由於範圍嚴格限制，引證材料又要悉如原狀，只有像佩特這樣的真正作家才能使得這種種局限反倒產生出自己獨具的優點來。真實能給文章以權威；範圍狹小，正便於給文章定形並進行精雕細刻；何況，這麼一來，為舊時代作家所喜愛而為我們所鄙薄，稱之為「小零碎兒」的某些修飾成分也就失去了容身之地。如今，誰也不會再有勇氣去模擬過去曾經大大有名的關於萊奧納多筆下那位夫人的描寫，她——九_九_藏_書

這樣的一陣風，對於一部書來說也許還受得了，可是它能把一篇隨筆毀掉。不過，要把這些話塞進一部兩卷本的傳記里倒還合適，因為，在那種書里（我指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那一類老版書）容許出格的自由很寬，對於題外的細節隱約暗示一下或者偶然一瞥，也都屬於精神享受之列，因此，書里夾雜些乏味的內容、浮夸的話不算多大問題，說不定還自有其特殊的積極價值。但是，這種由於讀者的個人意願，盡量從一切可能的來源非法塞進書里的價值，在隨筆里卻必須排除。

但是，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那些隨筆作家相互間的差別如何之大，他們仍然具有一點共同之處。一般來說，他們的隨筆篇幅比現在的寫得要長——因為，他們為之寫作的那一批讀者不僅有時間坐下來認認真真讀自己的刊物，而且還有很高的（儘管是純屬於維多利亞時代所特有的）文化水平，足以評斷它的得失。因此，那時候在隨筆里就重大問題放言高論也還值得；盡自己力量把文章寫好，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為先從雜誌上高高興興地讀這篇隨筆的讀者，再過一兩個月還要從書里將它仔仔細細讀一遍。但是，讀者層從那一小部分有教養的雅士一下子變為一大批不那麼有教養的普通人。而且，對於這種變化也不能完全說它不好。在第三卷里，我們看到貝瑞爾先生和比爾博姆先生的文章。我們簡直可以說，老式的寫法又回來了——隨筆雖然縮小了篇幅，文章也不那麼講究聲調鏗鏘，但它倒是更接近阿狄生和蘭姆的作品。無論如何，貝瑞爾先生所寫的關於卡萊爾的文章和我們假定卡萊爾可能寫的關於貝瑞爾先生的文章之間一定會存在著很大的距離。馬克斯·比爾博姆寫的《一件件的圍嘴兒》和萊斯利·斯蒂芬寫的《一個玩世不恭者的自辯》之間也很少有什麼類似之處。但是，隨筆一道仍然生機勃勃，沒有什麼理由值得灰心喪氣。只是情況變了，隨筆作家對於輿論界就像含羞草一樣敏感，自然是要順應潮流的。不同的僅僅在於：一個好作家就盡量往好處變，一個壞作家就盡量往壞處變。貝瑞爾先生當然是好作家；因此，我們就看到：雖然他大大壓縮了隨筆的篇幅，他的抨擊倒更能命中要害，他的筆倒更靈活自如了。那麼，比爾博姆先生對於隨筆到底貢獻出什麼、又接受了什麼呢？這倒是一個複雜得多的問題，因為這位作家全力以赴從事隨筆寫作，而且無疑是這一行里的名手。

這段文章掉書袋氣太重，不會是信筆寫下來的。當我們突然又讀到了「女人們的微笑和大水的波動」，讀到了「像那些身穿暗土色的裝裹，安放在灰白色石塊中間的死者一樣，有一大套講究的裝飾」，我們馬上想起來自己也有耳朵、也有眼睛，也想起了成千上萬、不計其數的英文詞彙曾經充塞於一排排大部頭的卷冊之中，而其中的許多單詞又是不止一個音節。而在當代活著的英國人當中，只有一位出身於波蘭血統的先生才看過這些書。自然，這種語言上的節制也使我們免掉了許多大塊文章、虛飾字面，免掉了許多神氣活現地擺架子、雲天霧地地說空話；為了當前佔優勢的嚴謹而冷靜的文風，我們得甘心情願地拿出布朗爵士的華麗辭藻、斯威夫特的遒勁氣勢來做交易。read.99csw.com

這樣的絕藝，很少有人能夠達到。不過，要說到責任，那既在作家方面，也在讀者方面——他的欣賞口味已經被習慣和惰性弄得遲鈍了。小說里有故事，詩歌里有韻律；但是，隨筆作家在這些小品文里要運用何等的藝術手段才能使我們清清醒醒地入了迷，處於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那不是睡眠，而是一種生命力的強化——或者說，使我們在全部官能都活躍著的時刻沐浴在快快活活的陽光之中呢？他必須精通——這是頂頂要緊的——寫作之道。他的學問即使像馬克·帕蒂森那樣淵博，也得藉助于某種寫作的幻術將它融化在自己的隨筆之中，不讓哪一項論據顯得突兀，也不讓哪一句教條撕破文章結構的表層。在這一點上，麥考萊以一種方式，弗勞德又以另一種方式，多次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他們在一篇文章里灌輸給我們的知識比上百部教科書里無數的章節還要多。但是，當馬可·帕蒂森要用35頁的篇幅向我們講一講蒙田的時候，我們卻感到他並沒有把格侖先生寫的東西事先很好地加以消化。格侖先生寫過一本很糟的書。他這本書本來應該塗上防腐香料長期保存下來，以供我們慢慢揣摩的。可是，這種加工過程太繁重了，帕蒂森既沒有那個時間，也沒有那個耐心。於是，他就把格侖先生原封不動地端出來了——那就像燒熟的肉里夾著一顆硬幹果，咯得我們的牙生疼。這話差不多也同樣適用於馬修·阿諾德和某位斯賓諾莎的翻譯者。盡講大道理，或者為了讓一個罪犯改惡從善而盡挑他的毛病——這樣的口吻對隨筆都不合適，因為，隨筆里的一切都應該為讀者而寫，而且還是為了世世代代的讀者，並不是單單為了《雙周評論》的三月號。在這麼一個小小的園地里，千萬不要讓斥罵人的疾言厲色出現。同時，還有另一種聲音，也像一場蝗災——就是說，作者漫無目的地抓一些模糊概念，像沒睡醒似的東一搭西一搭、磕磕巴巴地說下去——譬如下面引的哈頓先生這段文章就是這麼一種腔調：

不過，即使照例有啤酒一杯提神，這位牧羊人關於「陌生的國度」還是談不出什麼。這樣也好，因為從他談出來的唯一的一點兒議論看來：他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詩人，根本不適合照看羊群，再不然，他只是拿著自來水筆的貝洛克先生所冒充的人物。這是專業隨筆作家現如今必須受到的懲罰——他只好冒充。因為，他一沒有工夫寫出他自己，二沒有工夫寫出別人。他只好浮光掠影地撇取一點兒思想的表層，把強有力的個性沖得淡而又淡。他只能每周給我們拿出一枚磨損的半便士銅幣，而無法每年給我們拿出https://read.99csw.com一塊成色十足的金幣。

很快，文章的氣韻——那本來是文學的生命線——流動得緩慢了；而且，語言，本來應該像流水一樣從容不迫、波光粼粼地向前移動的，那樣才使人感到一種深邃有力的激動，卻一下子凝結成為冰花——就像聖誕樹上的葡萄，只能在一夜之間光彩奪目，到第二天就變得灰暗無光而且俗氣十足了。題目愈是微不足道，在字面上修飾的誘惑就會愈大。試問：你愛徒步旅行，或者愛在契普賽大街散步，看一看司威丁商店櫥窗里的幾隻海黽，以資消遣——這怎麼能讓別人發生興趣呢？對於這些日常瑣事的題目，斯蒂文森和塞繆爾·巴特勒採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辦法引起我們的興趣。斯蒂文森是按照傳統的、18世紀的方式將他的素材加以修飾、點綴、潤色的。在這方面，他幹得很出色。不過，讀著他的隨筆，我們不免擔心：這種題材，在這位匠師巧手的擺弄之下，恐怕會有耗光用盡之時。鑄塊如此之小，加工卻一直不停。因此，結束語里說——

支配此道的根本原則只有一條：它必須給人以樂趣；而促使我們從書架上拿下隨筆的目的也只是為了獲得樂趣。在一篇隨筆當中，一切都要服從於這個目的。它開頭第一個字兒就吸引得我們入了迷，直到看完最末一個字兒才能清醒過來。而在這之間，我們會經歷種種的感受：歡樂、詫異、趣味、憤慨等。我們也許會隨同蘭姆飛向幻想的高空，我們也許會隨同衝進智慧的深淵，但是我們切不可從這些境界被人喚醒。隨筆，就是要把我們團團圍住，用一道帷幕將現實世界遮掩起來。

然而，在一切文學形式之中，隨筆是最不需要使用長音節詞的。

自然，要把比爾博姆先生只關在一間客廳里，不過是一種愚蠢想法；而讓這位必須拿出自己最佳作品的藝術家，一定要做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表，則不幸且更加愚蠢。在這部文集的第四、第五兩卷里根本未見有比爾博姆先生的作品。他的時代彷彿有點兒遠了，客廳里的那張桌子已經挪開，看上去倒像是往日的一個神壇，人們曾經在那上面擺過祭品——自己果園裡出產的果子，或是自己親手雕刻的什麼禮物。如今，環境又一次地變了。讀者仍像往日那樣需要隨筆，甚至或許需要得更多。那些不到1500字、在特殊情況下也不超過1750字的輕鬆小品文，在報刊上大有供不應求之勢。過去蘭姆只寫一篇文章，比爾博姆也許會寫兩篇文章的材料，如今到了貝洛克先生手裡，粗粗估計一下，也許會寫出365篇文章來。這些文章當然很短。可是，這位隨筆能手又是多麼巧妙地利用這短短的篇幅的呀：他從頂欄的地方開始，一下子就進入正題，看準文章該寫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轉彎子，然後，一點兒也不糟蹋版面，把筆收回來，恰恰落在編輯所限定的最後一個字眼兒上！這樣文字技巧的絕活，真該好好觀摩一番。但是，在這麼一種寫作過程中，貝洛克先生，正如比爾博姆先生一樣，所賴以存在的個性可就不免受到了損失。它不是用一種像自自然然說話時那樣圓潤嘹亮的聲音傳達到我們這裏來，倒像是一個人在颳風天站在麥克風後邊可著嗓子向一大群人叫喊那樣顯得聲音單薄、拿腔作調、裝模作樣。「小朋友們，我的讀者們，」他在題為《陌生的國度》的一篇隨筆里如此寫道，然後，他接著告訴我們說——

但是，由於當前條件而受到損失的也不光是貝洛克先生一個人。

這種本領，比爾博姆先生已經掌握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不過，他並沒有到字典里去尋找多音節詞彙。他也沒有造出嚴密有力的長句子，也不用交錯的韻律、奇妙的音調吸引我們的耳朵。而他的有些朋友——譬如說，亨利和斯蒂文森——也許比他更能造成一時轟動的印象。然而，《一件件的圍嘴兒》卻寫得那樣靈活、那樣熱鬧、那樣意味深長，真像生活本身一樣。這樣的作品，你不會讀過一遍就丟開，正如你跟好朋友一時分手絕不等於交情結束一樣。生活中總有些東西不斷湧現、不斷變化、不斷增添。即使在書櫥里，有生命的東西也總是有變化的——我們總想再看看它們，看到了又覺得它們跟過去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回過頭來，重讀比爾博姆先生所寫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心想到了9月里以至明年5月，我們還會坐下來談論這些文章的。然而，在一切作家當中，隨筆作家對於輿論是最最敏感的。現在又時興在客廳里看書，比爾博姆先生的隨筆作品由於靈敏地適應了環境的要求，於是就擺到客廳的桌上了。客廳里不會有杜松子酒，不會有氣味嗆人的煙草，不會有雙關俏皮話，不會有酗酒和瘋狂舉動。而且，太太先生們要在這裏見面談話，有些事情自然是不便說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