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有人想總結當前婦女小說的特徵，他會說它是勇敢的、真誠的，與婦女們的所感所知密切關聯的。它並非怨恨十足。它並不一味強調自己的女性特質。但另一方面，婦女作品的寫法確實與男人不同。上述特徵現在比過去普及得多了，這使某些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都因其真實和誠摯而具有價值，引發興趣。

即使是最膚淺地考察一下女性的寫作，也會立刻引出一大堆問題。我們當即會問，為什麼18世紀以前沒有女性的作品源源不斷地出現呢？為什麼自那以後她們就幾乎像男人一樣常常寫作，並且生產出一部又一部英國小說的經典之作呢？為什麼她們的藝術當初，以及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採取小說的形式呢？

社會牛虻的角色過去一直專由男人擔任，我們可以指望今後婦女也將發揮這一作用。她們的小說將涉及社會弊端及其救治措施。她們的男女人物將不僅僅在相互的感情關係中，而且也在團體、階級和種族關係造成的聯合或衝突中被展示。這一變化相當重要。不過，對於喜歡蝴蝶甚於牛虻，即喜歡藝術家甚於改革者的人來說，另一變化會更有興味。這就是，婦女生活的日益增加的非個人性將鼓勵詩的精神。而迄今婦女小說中最薄弱的就是詩意。這會使她們不再那樣一味注重事實，不再滿足於以驚人的準確性描述她們碰巧觀察到的種種細節。她們把目光投向私人關係和政治關係以外，投向詩人所試圖探討解決的有關我們的命運和生活意義的、更廣博的問題。

本文的題目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可以指女人和她們寫的小說，也可以指女人和寫她們的小說。這裏的含糊其辭是有意的。談論女性作家需要儘可能大的伸縮性，必須給自己留點餘地，以便討論她們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為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與藝術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影響。

奧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夠不理會這類懇請和要求，不為別人的蔑視或責難所動——我行我素，這是她們的天才最令人信服的體現。然而，抵制憤怒的誘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堅強的心智。從事藝術活動的女性總是遭受嘲弄或責備，總被人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證明為遜色一籌，這些自然會引起惱恨和不平。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怒和喬治·艾略特的隱忍中都能認出這種反應。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裡更是可以時時見到這種情緒，其表現在她們所選擇的題材，以及她們的不自然的逞強好勝或不自然的溫良馴順上。更甚的是虛偽態度的廣泛滲透。她們屈從於權威，其想象變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從而九-九-藏-書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體性，也即失去了藝術的最根本的品質。

小說歸根結底是關於千萬不同的事物——關於人、關於自然、關於神——的陳述，是使所有這些事物聯繫起來的嘗試。在任何一部有價值的小說里，這些相異的因素都因作者的想象的力量而各就其位。但這些因素也具有另外一種秩序，即常規所加諸它們的秩序。常規的仲裁者是男人，他們在生活中建立了一系列的價值秩序，而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據生活，因此，男人的價值觀念在小說中也是舉足輕重的。

可是，對於《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列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客廳的場景以外，其他所有經驗的大門都是關閉的。對於戰爭、航海、政治和經商，她們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經驗。甚至連她們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習俗的嚴格制約。當喬治·艾略特冒險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時，公共輿論一時嘩然。迫於壓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閉門隱居，這無疑極大地損害了她的創作。她寫道，除非人們主動要求來看望她，她絕不邀請客人。然而在同一時期，在歐洲的另一方，托爾斯泰正在從軍，在和各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從來沒有人因此責難他。而他的小說所具有的驚人的廣度和生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這種經驗。

這裏就又遇到了有待克服的困難。因為，總體說來，女性較之男人不僅更難於透徹觀察，而且她們在日常生活的進程中受到的考驗和檢查都要少得多。女人一天的活動常常不留任何有形的成果。烹制好的食品被吃掉了；養育大了的子女離家走進了世界。重點何在？哪裡是小說家可以大做文章的關節之處？很難說。她的人生有一種無名氏特徵，令人極難把握。這一黑暗中的國度第一次在小說中被探查。此外，婦女開始躋身某些社會職業，女作家也要記錄這一新情況在她們的思想和習慣中引起的變化。她需要觀察婦女的生活怎樣由地下轉向地上，需要發現她們暴露于外界后，身上出現了哪些新的色彩和層次。

即使到了19世紀，女人也幾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她的情感中。儘管19世紀的女性小說很出色，但女作家由於其性別而被排斥于某些經驗之外這一事實仍在其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無可爭辯，經驗對小說有巨大的影響。如果康拉德無法當水手，那他小說中的最精粹的部分就會喪失。托爾斯泰作為軍人對戰爭十分了解，他read.99csw.com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有錢的年輕人，可以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對人生和社會閱歷豐富，如果剔除了這些《，戰爭與和平》將貧乏許多。

對女人來說，小說曾經並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種體裁。其原因也不難找尋。小說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藝術形式。與戲劇和詩歌相比，小說寫作比較容易，可以隨時撿起或放下。喬治·艾略特放下寫作去照料父親。夏洛蒂·勃朗特暫時擱筆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廳里，時時被人環圍，她對於潛心觀察和分析性格可謂訓練有素。她被訓練成小說家而非詩人。

女性作者人生經驗的不可避免的狹隘性不是影響其小說的唯一因素。婦女小說還顯示了另一個與作者性別有關的特徵，至少在19世紀如此。在《米德爾馬契》和《簡·愛》中，我們不但能感受作者的個性，就像能感受狄更斯的個性那樣，還會意識到女人的存在——意識到一個為婦女的待遇而憤懣併為其權利而呼籲的女人的存在。這使婦女作品具有某種男人作品中所沒有的因素，除非那男人是工人、黑人或由於其他什麼原因而感到身處逆境。這導致某種歪曲，並常常造成缺陷。想為某個切身的事業申辯，或讓人物做傳聲筒表達個人的不滿和冤屈，每每有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就像是讀者注意力的焦點突然變成雙重而不是單一的了。

對於父輩，我們多少總了解一些情況，知道他們的卓異之處。他們或是步兵或是海軍，或是出任公職或是制定法律。但是關於我們的母親、祖母和曾祖母們，有什麼流傳了下來？只有傳說。某一位很美；某一位長著紅頭髮；某一位曾被王后親吻過。除了她們的名字、她們結婚的日子和所生的子女的數目，我們對她們一無所知。

不過，即使現在，一個女人若想隨心所欲地寫作，也仍將面臨許多困難。首先有個技術性的問題，即對她來說語句的形式不得心應手。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上卻極為棘手。現有的語句是男人編造的，它們太鬆散，太沉重，太莊重其事，不適合女性使用。而小說的覆蓋面是如此之寬，作者必須找到一種尋常的、慣用的語句，以便把讀者輕鬆自然地從書的一頭帶到另一頭。因此女作家必須自己創造，將現有的語句修改變形，使之適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態，使之既不壓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過去女性作品的長處往往在於天籟自發，如山烏或畫眉的啼囀。它們不是學來的，而是發自內心的。但是它們也常常太饒舌、太閑談式了——不過是些談話被潑灑到紙張上，並凝固成點點九九藏書片片。將來，婦女們有了時間、書籍，並在家裡佔據了一小塊屬於自己的空間，文學之於婦女就將像對於男人一樣，成為一種被研習的藝術。女人的天賦將得到訓練和加強。小說將不再是傾倒個人情感的場地。它的位置將超過今天，將進一步成為像其他體裁一樣的藝術品，其來源和局限都得到考察探究。

因此，很顯然，英國19世紀初婦女小說的非同尋常的興起是以無數法律上、習俗上和舉止上的細微變化為前導的。19世紀的婦女有了一些閑暇，受到了若干教育。中等或上等階級女性自主選擇丈夫已不是罕見的例外事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4位偉大的女性小說家——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兩人從未結婚。

雖說不準寫作的禁令顯然已經解除，可是看來那時似乎仍有相當的壓力使婦女傾向於寫小說。這4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徑庭，其他任何4個女人的差距都不會更大。簡·奧斯汀和喬治·艾略特全無近似之處；喬治·艾略特與艾米莉·勃朗特截然不同。可她們的教養使她們都進入了同一種職業；當她們寫作時，她們都選擇了寫小說。

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在某個特定的時期里女人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為什麼她們不動筆寫作，或者相反，為什麼她們創作了傳世佳作，每每很難找到答案。若有人去爬梳考查那些陳年的書信筆記，去把歷史裡外顛個個兒，並正確地描畫出莎士比亞、彌爾頓，以及約翰遜時代的婦女日常生活的圖景，他肯定不但會寫出一部極為有趣的書，而且將為批評家提供一種他們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類拔萃的女性依賴平凡的婦女。只有當我們知道了尋常女人的生活狀況——她有幾個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經濟來源，她是否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她在養育兒女時是否得到幫助，她家裡是否有僕人，她是否要承擔部分家務——只有當我們考查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我們才能揭示那些不尋常的女性作為作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除了上述優點以外，還有兩個特徵應得到進一步的討論。英國婦女從一種無可名狀的波動而模糊的存在變為選舉人、領取工薪者和有責任感的公民，這一轉化使她的生活和藝術都趨向非個人化。她的人際聯繫不再僅是感情的，而且也是知識的和政治的了。在舊制度下，她只能通過丈夫或兄弟的眼睛、勢力旁敲側擊地對世事提出疑問，如今她不再止於影響他人，而是為自己的直接的和實際的利益採取行動。因此她的注意力也必然從過去rｅaｄ•99csw•com唯一專註的私人問題轉向非個人問題，她的小說自然而然包含了更多的社會批評，對個人生活的分析卻有所減少。

然而，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藝術中，女人的價值觀都可能與男人的不相同。因此，當一名女性動筆寫小說時，她會發現自己總想更正現存的價值觀——想認真地對待那些在男人們看來無關緊要的事，並使那些他們認為重大的事顯得無聊。於是她自然會因此而受到指摘，因為屬於另一性別的批評家對這一試圖改變現行價值尺度的嘗試實在大惑不解，驚詫萬分。他從中不僅會看到見解的不同，而且會因為女性思想與自己的識見出入甚大，便認為它們是無力的、瑣碎的或感傷的。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預言說，將來婦女寫的小說會少一些，但質量更好；她們不但會寫小說，也寫詩歌、批評和歷史。這一預言無疑包含了人們對一個美妙的黃金時代的嚮往，那時婦女將擁有她們長期以來被剝奪的東西——空閑、錢財和屬於自己的一間屋。

但是在這方面，婦女也變得更有獨立見解了。她們開始尊重自己的價值感受。由此她們的小說題材顯示出某種變化。她們似乎變得不再那麼專註自身，而是更多地關心其他的女人。在19世紀初期，婦女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她們寫作的動機之一就是想披露自己所經歷的苦難並闡揚自己所擁戴的事業。如今這種願望已不再那樣迫切，婦女開始探討、考察自己的性別，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來寫女性。因為，不言而喻，直至最近為止，文學中的婦女形象都是男人塑造的。

當然，詩意態度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物質的事物之上的。它有賴於閑暇，有賴於一點兒錢，以及錢財和空閑所能提供的冷靜的、超越個人的觀察事物的機會。有了錢和閑暇，婦女自然會比以往都更多地用心於文字的技藝。她們將更充分、也更精妙地利用寫作工具。她們的技巧會更大胆、更豐富。

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習俗造成了這奇特的間歇性的緘默和發聲。如果一個女人不肯嫁給父母選中的男人，就很可能被推來搡去地毆打，像在15世紀那樣，那種精神氛圍總歸無益於藝術作品的產生。如果像在斯圖亞特王朝，人們不經其本人同意就可把一個女子嫁給某個男人，而那人此後便成了她的老闆和主子，「至少依據法律和習俗他理當如此」，那麼她恐怕很少能有時間、更得不到什麼鼓勵去進行寫作了。在我們這個精神分析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意識環境和社會導向對思想的巨大影響。藉助回憶和信札，我們也開始理解創作藝術作品需要怎樣九-九-藏-書非凡的努力，藝術家的頭腦需要怎樣的保護和支持。我們從濟慈、卡萊爾、福樓拜等人的傳記和書信中可確知這一點。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階段將一個活躍期與另一個分隔開來。公元前600多年在某個希臘島嶼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然後在公元1000年左右我們發現日本有一位宮廷貴婦，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很長很優美的小說。但在戲劇家和詩人無比活躍的16世紀的英國，婦女卻噤口無言。伊麗莎白時代文學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我們看到婦女又開始寫作——這一次是在英國——寫得很多，而且成就斐然。

由此只需前進一小步就到達了至今婦女很少涉足的精深藝術的領域——即散文、批評、歷史，以及傳記的寫作。為小說著想，這一發展將是有益的。它不僅有助於提高小說本身的質量，而且能把那些本來志趣不在於此，只因為寫小說容易可行才寫小說的人吸引開。這樣，使現今的小說臃腫不堪的那些多餘的歷史和事實的排泄物就可以被清除。

婦女寫作中潛移默化地發生的巨大變化似乎是一種態度的改變。女作家們不再憤懣。她不再惱怒，寫作時不再請命或抗議。如果說我們尚未達到，我們至少正在接近一個新時代，那時婦女將很少或完全不受非藝術因素的影響。她將可以專註于藝術想象而不受其他事物的干擾。過去唯有天才和獨創性才會達到的超然境界，在今天已可能為普通婦女所企及。因而今日婦女的小說遠比100年或50年以前的更加名副其實、生趣盎然。

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對於提出的問題，我們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更進一步的虛構。今天答案仍塵封在被塞入古舊的抽屜中的古舊日記里，仍埋沒在老人的記憶中，幾乎被忘卻。我們要到卑微的無名之輩的生活里——在歷史的那些沒有被照亮的過道里——去找答案；世世代代的婦女人物都擠在那幽暗中，只偶爾為人瞥見。關於婦女，人們所知甚少。英國的歷史是男性家系的歷史，而不是女性的。

而這僅只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一位女性唯有具備克服困難的勇氣和忠於自己的決心，才能著手開始實現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