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芳印象深刻。她回憶說，當時的練功房是個「過堂屋」，也就是一進大門通向樓梯的過道，都是水泥地，只有兩條非常破舊還打著補丁的一平方米左右的小地毯，是專為「跑虎跳」「砸鍵子」、「翻小翻」練筋斗用的。那時練習基本功沒有海綿墊子，只有兩個用麻袋片拼湊起來，內裝碎稻草的大草墊子，摔、打、跌、撲的毯子功就在草墊子上練。練「拿頂」「下腰」等基本功，都是雙手直接按在水泥地上，三九嚴寒男女同學的手沒有不凍裂的。但學生深知，只有練好了基本功，才能有一技之長，要想憑唱戲掙錢吃飯，沒有真功夫是不行的，因此也都每天練得熱火朝天。

但正式開學后，第一個學期就不像許曉初籌劃得那麼順利。即便花費巨靡，但還是沒能實現簡章上所規定的解決學生食宿問題，入校后各方面條件也達不到北京科班管吃管住的標準。校舍是租用當時法租界白萊尼蒙馬浪路A41號的一處二層小樓，「校址非常簡陋，你都想象不到」。大小共6間，加上過道不足200平方米，既無食堂，也無宿舍，更談不到浴室。

也是這一年，許曉初意識到，上海必須有一所自己的戲校。

如此費心創辦戲校，目的是什麼呢？難道僅是為了滿足當時社會的娛樂所需嗎？

緊接著，校董會在他的倡導和具體操辦中成立了。對於了解民國歷史的人，這是一份可以感受到上海戲校背景和許曉初良苦用心的名單。

到底簡陋到什麼程度呢？

在淪陷區里，如果想辦正式學校來教育青年，一定會受到種種限制，如果辦個戲劇學校，敵人便不會注意。而我們的戲劇，又都是講忠孝節義（即是愛國）的。能藉此辦學機會給孩子們灌輸一些國家民族觀念，豈不是一舉兩得？hｔtps://ｒｅａd•9９cｓw.com

「提倡與整理中國傳統戲曲，培養京劇人才。」這是《中國京劇史》給出的答案。對此，作為一個身在其中的親歷者，張正芳還補充了兩點。第一，她認為上海戲校使代表我國民族文化的戲曲——京劇和崑曲事業，在上海生根開花，培養出一代江南的戲曲人才。第二，戲校更「深遠的意義」是愛國。

學校樓上僅有3間相連的房間。前中兩間打通了，中間算是舞台，前間是老師看功和樂隊伴奏處。后間隔著一塊板壁，留出上、下場門空當，其餘的就算是後台了。3間屋的面積總共不到100平方米。前間通往右側裡邊有一間辦公室。教務、總務、財會等各擺一張寫字檯辦公，但有時也要讓給文戲老師作教室。后間的右側裡邊還有一間祖師爺供堂，大約10平方米。除了供奉祖師爺，那裡白天也輪流作為許紫雲、羅文奎、劉嵩樵等老師授課的教室。夜裡，劉嵩樵老師帶著他的孫兒劉正裔就住在這間，正裔很小就失去父母，是爺爺帶大的，祖孫倆相依為命，以校為家，就住在這祖師堂里。

張正芳拿出了許多當時演出的戲單，從這些劇目上，今人也可以對上海戲校極其創始人，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與認識：上演過全部《兒女英雄傳》《慶頂寶珠》《祝家賢庄》《和番出塞》《平貴回窯rｅａd.９9ｃｓw.cｏｍ》《鼎盛春秋》《緹縈救父》等劇目，這些劇目都是以除暴安良、懲惡揚善和宣揚愛國主義思想為內容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通過這些劇目的選擇與演出，可以看出許先生的愛國之心是何等強烈了。

顯然不是。

事實上，抗戰時期的上海，愛國主義是京劇不爭的主題。在歐陽予倩、周信芳等帶領下，中華劇團、移風社等演劇團體紛紛成立，以京劇為武器，從事抗日救亡進步活動，編演了一批借古鑒今、愛國圖存的劇目，《漁夫恨》《桃花扇》《明末遺恨》《史可法》等，一時風靡，影響很大。

除了精益求精，花費如此之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上海戲校不收學費，還給學生髮演出補助。這不但吸引了當時一些貧苦人家的子弟，擴大了參与戲劇傳承的人才範圍，也引起了京劇界前輩藝人的極大興趣和關注。

還得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說起，20世紀初的中國，被稱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短暫春天」。這段時間上海的紡織工業、繅絲工業、捲煙、火柴、搪瓷、造紙、榨油、肥皂、顏料等輕工業，甚至煤、鐵礦等重工業均有所發展，銀行也從1911年的8家增長到1919年的48家。城市資本家、工商業者，開始尋找刺|激和娛樂，同時農村地主、官紳進入城市加入到城市文化的消費之中，這為上海京劇發展提供了社會、群眾和資本的基礎。

張正芳還記得，1935年秋，北京富連成科班「盛字輩」畢業生來滬演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愛好京劇的人士紛https://read.99csw.com紛議論：偌大的上海，連一個培養京劇人才的科班都沒有，真是遺憾！

張正芳拿著這份名單，年過耄耋、經歷風雨的她，如今更能明白當初許先生創辦戲校的不易。她說：這些人都是當時上海的企業家、實業家、影劇家、法律家和大劇場、大飯店的經理，從這些不同職業的人選上便可看出許曉初辦學用心之良苦。他把辦學校前後可能遇到困難而需要的各方面人選，都納入了校董會。而這個校董會也確實在人力、財力、物力上為學校建立了功績。

許曉初，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五四運動」時期曾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最後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1937年日寇佔領上海時，他已是一個擁有幾十家大中企業的實業家了。《顧正秋的舞台回憶》一書中記載，許曉初在「七七事變」時，已在上海工商界擁有40餘單位，身任16個廠家的董事長及14個公司行號的總經理。身家資產可見一斑。

後來，在《顧正秋的舞台回憶》中，許曉初的這樣一段話也印證了這種猜想：

這段時期，京劇空前繁榮，至1919年，上海先後成立70餘家新式劇場。除原來的「富連成」外，歐陽予倩主張「養成演劇之人才」，並身體力行，於1919年創辦南通伶工學社，1929年在廣東創辦戲劇研究所；1930年焦菊隱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還出現報紙如《梨園公報》《戲世界》；雜誌如《戲劇月刊》《戲劇叢刊》《國劇畫報》等。更不用說名角輩出。

談到民國京劇，沒有人能繞得開上海戲劇學校。從19reａd•9９cｓｗ•ｃom39年到1945年，一個存在僅6年、培養了僅一屆學生的戲校，卻成為中國京劇史上的奇迹。這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要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于江南辦起這所京劇專科學校呢？

虞洽卿任名譽主席，林康候為主席，許曉初、袁履登為副主席。校董有：聞蘭亭、江一平、許冠群、顧光明、俞松綺、張敬禮、李潤田、李佑震、姚俊之、孫雪影、項康元、高培良、虞兆興、裘悼其、劉敘雲、金宗城、沈長庚、張福康、王皋蓀、吳發來、魏廷榮、鮑和卿、金亦阱、李時敏、江子誠、蔡仁抱、李寶森、金信民、董兆斌、費穆、張松山、黃憲中、邱長蔭、范鑫培、史致富、陳星五、金廷蓀、裘星五、陳承蔭等。同時，許曉初找到了當時著名的京劇藝人、教學家關鴻賓先生，希望他能加入戲校。關鴻賓知道后，欣喜若狂，欣然接下了戲校教務主任一職。

真是天曉得……在學校辦起來的第二年，早已經花下去三個五萬也不止，不過這些錢也置了很多東西。這批學生在學六年期間，學校里做過四套衣箱，一共是四十大箱，這些行頭，到最後都送給了夏聲劇校。

辦校之初經費困難，除去付房租和必要的開支外，僅夠維持老師們的微薄薪水。所有學生的伙食補貼也是等了10個月後，學生演九_九_藏_書出有了收入，才發下來的。但儘管條件如此艱難，學校仍堅持辦了下去，老師都將自己的技藝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學生們也竭盡所能努力學習。張正芳說：「這除了要感激許曉初先生堅定的信念外，還要感謝那些對京劇事業充滿熱忱、為扶植我們成材富有責任感的老師們。」幾十年後，說起戲校的師生情緣，張正芳依然滿臉虔誠。

回顧上海戲劇學校辦學之初的設想時，許老還提到，創辦專業京劇科班，與他的祖籍也有關。他說：「徽調的發源地是我的家鄉（安徽），京劇是在徽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然後才成為一種極高尚的舞台藝術的，我從做大學生時起就非常喜愛京劇。」

在資金上，創辦戲校也比設想得更費錢。最初，許曉初準備了5萬元辦戲校。

許曉初先生（當時是公共工部局的華董）是個有心人，有了開辦戲校的想法后不久，就與同窗好友江一平、陳承蔭等進行了詳細的籌劃。1939年，許曉初聯繫一些社會人士，如虞洽卿、林康候、袁履登等，正式提出創辦上海戲劇學校。

上海戲校就這樣開始運轉了。

這一年，是上海戲校開辦前的4年。

歲月匆匆。也許還有長者記得，1931年6月，杜月笙為了慶祝浦東杜氏祠堂落成大典，邀請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楊小樓、高慶奎、言菊朋、馬連良、周信芳、譚富英、蕭長華、姜妙香等赴滬演出，除余叔岩、蓋叫天之外，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所有頂級名角。一連3天，盛極一時。當時的上海街頭，連黃包車、三輪車工人都不時哼唱著「好一個聰明的小韓信」，真是一道奇特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