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張正芳又搬回了天津。在公公的支持下，她不再回到那個大家庭，而在南市的一個小衚衕租了間小屋子，單獨住下了。「房錢便宜，也挺蹩腳，但好在是獨立了。」

若干年後的一個春節，張正芳打電話給王金璐老師拜年。王老師問：「正芳，1947年你是不是在北京啊？」

「參加開會」，對今天的婦女而言可能並非大事，但對張正芳那個年代、那個階層、那個群體的婦女們而言，無疑是社會身份得到提高的一種自我肯定。而更實際的意義，則是「能知道國家大事」。她說：「知道有抗美援朝，我們不能上陣打仗，但可以做軍需物資，以實際行動來支援抗美援朝啊。」一聽說這個消息，張正芳就報了名，參加了縫紉小組。

小組的主要任務從做軍襪子開始。她記得，軍襪的底子是要「納」過的。跟鞋墊一樣，襪底每寸13針，襪幫扎4圈，再把幫和底縫在一起。一人一天做15雙才算完成任務，可以獲得1元5毛錢的收入。張正芳當時又懷孕了，還帶著兩個不大的孩子，這不多的收入對母子3人而言就是全部的口糧。因此除了加緊趕工做軍襪，她還做軍帳。軍用物資需求量減少時，她又找了糊信封、訂黃曆的活。「一針下去，兩針上來，一本五針」。張正芳記得清楚，是因為每一分錢對她而言都十分重要，做100本黃曆才能得8毛錢，而一天1元錢是這個家庭活下去的最底線。

1946年年初，上海社會局和警察局頒布了一項法令，強令戲曲演員和妓|女一起登記，傷害了演員和觀眾的感情，引起民憤。田漢、于伶組織了「上海市劇藝界拒絕藝員等級委員會」，「麒麟童」周信芳等名角都有參加，抵制強迫登記和檢查，維護戲曲的尊嚴和權利。同時，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劇目的審查，稍有不利於當局則會遭禁、受罰；戲劇界進步藝人收到附有子彈的恐嚇信，受軍警特務盯梢、威脅，加上流氓、戲霸干擾演出現場，欺詐與壓迫，藝人們生命無保障，藝術無自由。

解放，這樣充滿政治意味的抽象詞語，對張正芳這樣一個活生生的青年女性而言，確是那麼具體地改變了她的人生基調和走向。雖然生活依然艱苦，但生活對她不再只是被動的施予，她也可以依靠自己來主動地爭取和改變。她不僅能用自己的手養家糊口，還能有了「愛國」的權利，能為抗美援朝作貢獻，能在原本與她無緣的國家政治生活九-九-藏-書中，有了微小但同樣重要的一席之地。這樣的變化讓那時的張正芳興奮得不得了，在縫紉組裡她始終是名列前茅，在1952年春還被評為街道支援抗美援朝縫紉組的勞動模範，戴上大紅花到天華景開大會、領獎。

那時，她甚至不知道戲劇界究竟發生了什麼，她只想做好一個家庭主婦，她沒有意識到解放對她意味著什麼。

不久春節到了，戲校的老師帶著張正芳和劉正忠，到丁永利師爺下榻的金老公館（專接北京名角到黃金大戲院演出的寓所）拜年。一進屋門，眾人首先遇到了王金璐老師，正芳和正忠馬上向王老師雙膝跪地：「王老師，給您拜年了！」不料，王金璐見狀竟也立即向這倆學生跪倒，還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我也給你們拜年，祝你們長命百歲！」

在她關於自己的記憶中，1949年的北京生活，是「20塊錢一個月，要帶兩個孩子，柴米油鹽都包括在裡頭，吃飯都吃不起，一斤糧票可以買5斤地瓜，經常拿糧票買地瓜，以地瓜充饑」。

張正芳說到動情處，拍了拍作者的肩膀：「真的，我翻身感特彆強。」

那間小屋子在一個老式的宅院里。「我就想，我還年輕，今後的日子總不能完全靠他，必須自己謀生，可幹什麼呢？」張正芳頓了頓，說：「我那時從來沒有想到可以再演戲，我演戲去了，孩子交給誰呢？」於是，她想到了學縫紉，在家裡就能攬活幹活，還能照顧孩子。隨後，她就照著一張廣告上說的，報名參加了4個月可以畢業的縫紉學校。每天學習兩個小時，邊學習邊實踐，沒想到兩個月就全都學會，畢業了。

「回頭來看，我們誰也拗不過那個年月。也許，錯的不是我，不是他，更不是他們。」年過八旬的張正芳，已經能心平氣和卻又意味深長地看待這段歲月。她甚至能找出「感謝」的理由——至少，這是一段我自己選擇的婚姻，是我的丈夫讓我遠離了是非之地，保住了我的清白；至少，這五個孩子是我和他愛情的結晶，並帶給了我一生的親情愉快；至少，在舊式大家庭的那段生活，給了我從那裡走出來並繼續奮鬥、追求演藝事業的動力。

當時的京劇舞台也是怪象頻出。粗製濫造、賣弄機關布景、噱頭魔技，乃至淫穢、恐怖充斥著京劇舞台；純娛樂的節目，南腔北調，降低了藝術品位，如以殭屍為主角的《冷月凄魂》，演出中竭盡淫穢、恐怖渲染九*九*藏*書之能事，讓殭屍一邊拜月，一邊跳「四脫舞」；《殺子報》，製造出血花飛濺、灑向觀眾席的情節；《盤絲洞》，無不以香艷肉感、明眸風騷、美不勝收的庸俗言辭和表演招徠觀眾。

年輕的女人，本來就在那個家庭的最底層；一個自外而來娶進門的戲子，處境更是可想而知。由於原來的夫人將幾十口人大家庭的生活照料得也算井井有條，家庭成員們便天然地對一個外來的陌生人保持了敵意。於是，倔強的張正芳咬住牙去吃殘渣剩飯，咬住牙每日只睡幾小時，咬住牙早晨起床也要給奶奶婆婆倒尿盆……生活上的難處也許可以克服，但各種儀式上、禮儀上體現出來的尊卑上下，卻讓她無法忍受。過年時的磕頭儀式，婆婆讓張正芳給丈夫的原配妻子磕頭。張正芳沒辦法，只能磕。磕完后，輪到小輩給長輩磕頭，丈夫與原配所生的姑娘給張正芳磕頭了，可兩個兒子卻不肯跪拜，氣得張正芳只能跑進廁所關上門哭，心裏的委屈無處訴。婆婆在廁所外砸門大喊：「你哭什麼，大過年的，你給我出來！要哭上外邊哭去，回你娘家哭去！」

同時，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徵收的娛樂稅高達60%，比敵偽時期還增加了20%。也就是說，如果一張票價格1000元，交稅就要600元，但劇場和演員僅能從中分得400元，加上通貨膨脹，除了天蟾舞台和中國大戲院等幾家大劇院還堅持著，其餘小劇院只能紛紛關門了事。為了維護表面的繁榮及給軍政要人演出，國民政府面對諸多劇院關門的現狀，只能在上海大興土木，1947年至1948年分別建造了「介壽堂」「新亞大戲院」「太平戲院」等多家戲院。表面的繁榮下，不少著名老藝人潦倒奔波、貧病交加、晚景凄涼，年輕藝人則掙扎在飢餓線上。

那是上海戲校時期，有一次丁永利師爺應邀來校給劉正忠同學說《林沖夜奔》。他帶著王金璐同來，說戲時先讓王金璐示範動作。戲中，林衝進了廟門之後有一句「待俺關了廟門，休息片刻，再行躦路便了」，說罷起飛腳，單腿落地，連續探海、射燕、變臉、蹾地、卧魚亮住。這是個優美但卻有一定難度的身段，劉正忠看過示範后，由於過度緊張，飛腳落地后，連續幾個技巧都沒找對，走了很多遍也沒成功。王金璐不煩不惱，一次次反覆做示範。老師越耐心，學生反而越心急，找不到「范兒」的劉正忠竟掉了眼九_九_藏_書淚。

終於熬不下去了。

「你看見我怎麼不說話？」

「你怎麼不找我，找我我就幫你想辦法。」

王金璐雖是教武生的，卻也和張正芳有過交集，還給這個小姑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天，張正芳在小屋的門口碰到了王金璐老師。這位老師是京劇界的武生泰斗，北京中華戲校畢業，在上海演出時曾為上海戲校的學生講課。那天，王金璐顯然也看見了張正芳，但目光即將觸碰時，張正芳趕緊低頭快走幾步，裝作不認識，擦肩而過。「丟人啊，」張正芳回憶，「我曾是上海戲校的名角，可如今到了北京如此落魄。那天回到家中我哭了很久。」

「是在北京。」張正芳回答。

作為旁觀者的顧正秋，在晚年的回憶錄里寫道：

2012年4月的一個夜晚，春雨纏綿，淅淅瀝瀝。

解放后的北京，戲曲界於1949年8月8日在民主劇院舉行了戲曲講習班，上海則是從1949年7月22日開始，先後舉辦了三屆戲曲研究班。歐陽予倩、田漢、馬少波、周信芳等擔任老師，講述新舊社會藝人的不同社會地位，講戲曲改革京劇的前途，講社會發展史、文藝方向等。1949年9月，袁雪芬作為戲曲界四位特邀代表之一，與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一齊，赴京參加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她後來回憶說，會議期間，每天早晨服務員都給她送來一杯牛奶兩個雞蛋，並說這是周恩來考慮到她生過肺病而特意關照的。

事情雖已時過境遷數十年，但張正芳卻依然歷歷在目。「謙虛厚道，平易待人」這八個字，張正芳說，是王金璐老師用行動教給自己的，會一直記在心上。

黃家是一個幾十口人的老式大家庭。雖然黃先生和原配夫人之間完全沒有感情基礎，雖然張正芳才是他自己選擇的婚姻對象，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在嚴苛的輩分和等級慣例下，這些在現代社會看來「天經地義」的「理所當然」，顯得那麼格格不入，更難以被那個大家庭接受。

如今回憶起來，80多歲的老人雖然仍會感情激動，熱淚盈眶，但平靜后卻這樣評價：「我曾經在舞台上的本領到了這樣的家庭一點兒用都沒有……」張正芳頗有感觸地說，其實我不是恨這個人，更不是怪這個家庭，當時的社會裡，這一切似乎都那麼天經地義、司空見慣。我只是想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而已，但在那時，在一箇舊式家庭，無論我個人如何努力，都是無法企及的奢望而已ｈｔｔps://reaｄ.９９csw•ｃoｍ。

「街道會把家庭婦女都組織起來，說解放了，可以出來開會了，」張正芳心裏暗暗驚訝，「過去你哪能出去開會啊，一是你得在家帶孩子；二是過去國民黨那會兒好像也沒這組織，街道里委會也不管這事兒。」張正芳說，解放了，有婦聯了，婦女們都組織了起來，我才能參加開會。

這個月，北京成立了以梅蘭芳為院長的京劇研究院，田漢兼校長的戲曲實驗學校，馬彥祥兼經理的大眾劇場和馬少波兼經理的新戲曲書店……到10月底，文化部下面成立戲曲改進局（戲改局），一場轟轟烈烈的戲改運動開始了。周恩來幾番關照，要「團結、改造、關心戲曲藝人」，發起給老藝人送溫暖，送棉衣等活動……

「我哪有臉去找您啊！」

「當時我非常落魄，孩子他爸把我丟在北京，就住在東半街七號，挎著一筐煤球，我是十斤十斤地買著燒。」張正芳還是選擇吐露了實情。

1946年，張正芳和顧正秋、譚富英唱完一個月的戲，最終選擇了再次離開舞台，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天津。這後來的幾年時間，對張正芳的人生來說，就像是一頭扎進了渾渾噩噩的無形大網、進退兩難間，再次經歷為藝術而浴火重生的人生歷程。

當時，張正芳正在牆邊長凳上練站蹺功。對這段戲看在眼裡，記在心裏。乘中午大家回家吃飯，便好奇地按自己心中掌握的方法，在地毯上試驗走著——起飛腳，隨之找准了單腿落地的位置，再伸腿綳腳面、探海、長腰、射燕、變臉、蜷腿提氣、蹾地、卧魚。這幾個連貫動作，竟走得很順。王金璐知道后，小小地吃了一驚，心中對這個女孩子開始刮目相看。

他這突然跪地的動作，弄得孩子們不知所措。這也是張正芳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別人這樣的禮待。王金璐當時已是著名演員，又是首次赴滬陪著李玉茹擔任挎刀當家武生的，而正芳和正忠都是初出茅廬的小學生，如此對拜，怎麼敢當！

作為出生在改革開放后的一代人，我們可能很難有切身的感受。在一個時代里，渺小的個人僅僅是想爭取做人的權利、為人的尊嚴，卻無法依靠自己的本事來達到目標。張正芳也曾試圖像大多數女子一樣，通過婚姻來改變命運、獲得幸福，但她失敗了，或者說，她註定要失敗。張正芳是這樣，她的丈夫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也看見您了。」

正芳與那位黃先生養了五個兒子，是離婚之後才又出來唱戲的。我聽了一點也不詫異。那個婚姻如果沒能給她幸福，又何必勉強維持呢？正芳有她的才華，扮相美，功夫也到家，確實不應埋沒啊！https://read.99csw.com

搬到天津獨居后最大的好處，就是從舊式家庭解放出來。這時的張正芳也開始漸漸覺出了時代的不同。

張正芳說，轉折在1949年1月31日之後漸漸發生，那一天，北平和平解放。

「我看見你了。」王金璐說。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上海戲院紛紛倒閉，「共舞台」的老闆首先逃跑，「中國」「大舞台」「天蟾」等戲院老闆也相繼逃走。

那時，張正芳的丈夫才30多歲，失業后總不能長期待在家中，於是又要去上海做生意。這也成了張正芳藉機離開天津老家的正當理由。丈夫也很是體諒她的心情，為她在北平租了一間小房子。

這一切，今天的張正芳可以如數家珍地道來，但當時的她卻都沒有經歷過。

人在落魄不得意時，對遇見熟人總是抱著矛盾的心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這年10月，張正芳的第三個兒子出生了。「我丈夫曾答應過年來照顧我，但那年月，生活也終究是艱難的，他曾試圖放下工作來照料，但最終無法成行。於是，只得到過年前來了封電報，給我多寄了10塊錢。」

歷史的戲劇之處在於，張正芳離開京劇舞台之後的那幾年「噩夢」，也恰恰是中國京劇江河日下、噩夢連連的歲月。這也許是張正芳沒有看見，也不願看見的。

「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沒有想到我還能成為勞模。這是我第一次從家庭中走出來，獲得這樣的榮譽，真的很光榮。」幾十年後，張正芳依然滿眼都是光彩地說。

雖然離開了舊式大家庭，但日子依然不好過。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低矮的屋子裡也生個小爐子，每日上午九十點鐘生火燒水做飯，做完飯就熄滅火——為了省煤。張正芳帶著孩子，一天需要燒多少煤球、吃多少糧食和菜、用多少油，丈夫都是給計算好的，錢只能按照數量按月付給，絕不多供。這讓張正芳只能每天掰著手指過日子，煤球是每次只買10斤，米面油量更是每日挎著籃子外出，用多少買多少。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