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著美麗的黑色緞子長袍坐在火爐旁邊，她身旁的桌子上放著一盞有綠色燈罩的檯燈，我看到在桌上有德文書籍、小冊子和象牙色的裁紙刀。她儀態安詳、雍容華貴，有一雙目光堅定的小眼睛和甜蜜的聲音。當我望著她時，我覺得她是一位朋友，我在她身上感覺到的並不完全是一種個人的友情，而是一種善良而仁慈的衝動。

一位肥胖矮壯的女巫，神情恍惚地正襟危坐，她的厚實的容貌從側面望去多少有點兒悲哀，她頭上戴著一頂不相稱的帽子，總是合乎巴黎最流行的款式，在那個年月，這種帽子上通常插著一支巨大的鴕鳥羽毛。

里奇夫人用同等的技巧留下了一幅更加入木三分的室內肖像：

認真地閱讀喬治·愛略特的作品，就會意識到我們對於她了解得多麼少，也就會逐漸意識到那種輕信的態度（一個有洞察力的人對這種態度不會十分讚賞），人們懷著這種態度，一半自覺、一半蓄意地接受了一位受了迷惑的婦女對於維多利亞後期的描述，這位婦女對於那些比她本人更困惑的讀者們具有一種虛幻的控制能力。很難斷言，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用了什麼方法，才解除了她那使人迷惑的符咒。有些人把這歸功於她的傳記的出版。或許是喬治·梅瑞狄斯以及他所提出的「活潑矮小的馬戲演出主持人」和講壇上「誤入歧途的女人」這種說法，磨尖了成百上千個箭頭，並且給它們塗上了毒藥，那些射手們雖然瞄不準目標，卻很高興把箭射出去。她成了年輕人所嘲笑的對象之一，成了一群嚴肅人物的一個方便的象徵，這些人物犯了相同的偶像崇拜的錯誤，可以用相同的嘲笑來把他們打發掉。阿克頓爵士曾經說過，她比但丁還要偉大；當赫伯特·斯賓塞禁止倫敦圖書館出借任何小說之時，他豁免了她的作品，似乎它們並非小說。她是女性的驕傲和楷模。此外，她的私人生活記錄並不比她的公開活動更有吸引力。如果要求某人去描述那個小修道院里某個下午的情景，那位故事敘述者必然會暗示：對於這些嚴肅的星期日下午的回憶，激起了他的幽默感。坐在矮腳椅子里的這位莊重嚴肅的女士，曾使他萬分惶恐；他極其渴望自己能夠發表一點明智的見解。當然，那種談話是非常嚴肅的，正如那位偉大的小說家用秀麗而清晰的筆跡所寫的一條備忘錄所證明的那樣。這條記錄註明是星期一早晨寫的，她責備自己在講話時沒有適當地預先考慮到馬麗伏，當時她的意思是指另一位作家；但是毫無疑問，她說，她的聽眾們已經作出了糾正。儘管如此，回想起在星期日的下午和喬治·愛略特談論馬麗伏，這可不是一read.99csw.com種帶有浪漫色彩的回憶。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回憶已經消失了。它並未變得生動如畫。

但是，甚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意義更為重大的瞬間，穿插在所有這一切忍耐和同情之中。她的胸懷顯得相當寬闊，足以容納一大批傻瓜和失敗者，母親和孩子，家犬和英格蘭中部作物茂盛的田野，精明伶俐或酗酒糊塗的農夫、馬販子、旅店主人、助理牧師和木匠。他們全都被一種浪漫的氣氛所籠罩著，這是喬治·愛略特允許她自己加以渲染的唯一的浪漫氣氛——往昔歲月的浪漫氣氛。這些作品具有令人驚訝的可讀性，絲毫也沒有誇大其詞或矯揉造作的痕迹。然而，對於那些把她的一大批早期作品記在心頭的讀者來說，回憶的迷霧顯然在漸漸地消退。這並不是說她的力量削弱了，因為，我們認為，在那部成熟的著作《米德爾馬奇》中，她的力量達到了最高峰，這部宏偉的著作，包括它所有的不足之處，是為成年人而寫的寥寥可數的幾部英國小說之一。然而，她不再滿足於那個田野和農莊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她曾經在別的地方尋求她的出路；而且，雖然回顧往昔是心平氣和、令人寬慰的，但是甚至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有那種困惑的心情、嚴格的苛求、懷疑的詰問和受到挫折的人物存在，而這種人物就是喬治·愛略特本人。在《亞當·比德》中的黛娜身上，我們隱隱約約地看到愛略特的身影。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麥琪身上，她更加公開而完整地顯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懺悔》中的珍妮特，是《羅慕拉》一書中的女主人公羅慕拉，是《米德爾馬奇》中追求智慧並且在與拉第斯勞的婚姻里尋求人們幾乎不能理解的東西的多羅塞婭。我們傾向於這種想法：那些對喬治·愛略特感到抵觸的人們，是由於她的女主人公才會如此，而且他們很有理由這樣做；因為，毫無疑問，她們顯示了她最壞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難的處境，由於自我意識而忸怩作態，不斷地說教，而且有時候粗陋庸俗。然而，如果你能把這種姐妹關係統統丟開，你就會離開了一個渺小得多、低級得多的世界，儘管這是一個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和更高的歡樂和安慰的世界。在說明她的缺點（就缺點本身而論）的原因之時，你會想起，她三十七歲之前從未寫過小說，而當她到了三十七歲，她就逐漸帶著一種痛苦和近於忿恨的混合情緒來考慮她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寧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後來，當創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獲得了自信，她就越來越站在個人的立場來寫作，但是，她這樣做並沒有毫不猶豫地拋棄那年輕的主人公。當她的女主人公說出了她想說的話時，總是顯示出她的自我意識的痕迹。她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加以掩飾。此外，她賦予那自我意識以美感和財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還企圖創造出一種白蘭地酒的風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驅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寧靜的田園生活場景現身說法的，這仍然是一個令人窘困的、帶有刺|激性的事實。

那位堅持自己出生於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麗的姑娘，是個最明顯的例證，說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圍散布希么樣的毀滅性影響。當她還是一個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賽人逃跑或把釘子敲進玩偶的身軀便可使她滿足：這時幽默感控制著她，使她天真可愛；但是，她在不斷地發展著；還沒等喬治·愛略特明白過來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她的手裡就已經掌握著一個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賽人，不是玩偶，也不是聖奧格鎮本身能夠為她提供的什麼東西。愛略特起初為她創造了費利浦·威根姆，後來又創造了斯梯芬·格斯特。人們經常指出前者的軟弱和後者的粗糙，但是，這兩個人物，在他們的軟弱與粗糙之處，與其說是表明了喬治·愛略特沒有能力描繪一幅男性的肖像，還不如說是表明了當她不得不為她的女主人公構九九藏書想出一個合適的伴侶之時，那種拿不準的、不堅定的、沒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顫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個她所了解和熱愛的故鄉的世界，涉足於中產階級的客廳，在那兒，青年男子們整個夏日的早晨放聲歌唱，而年輕的婦女們則坐著為義賣會刺繡吸煙帽。她覺得自己在這方面是個外行，正如她對於所謂「良好的社會」的笨拙諷刺所證明的那樣。

她的生活記錄的第一卷，是異常令人沮喪的。在這卷記錄中，我們看到她呻|吟著、奮鬥著，從褊狹的鄉村社會難以忍受的厭倦之中掙扎出來（她父親的社會地位上升了，比較接近於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的生活不如田園生活富於詩情畫意），成為一個有高度才智的倫敦報刊的助理編輯，成為赫伯特·斯賓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當她把這些早期的生活階段在悲傷的獨白之中披露出來，它們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責她借這些獨白來訴說她本人的經歷。她在少年時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學會關於服裝俱樂部的某種技能」的姑娘；後來她製作了一張基督教會的歷史圖表，藉此集資修復一座教堂；接下去她喪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親十分惱火，以至於拒絕和她一起生活。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譯斯特勞斯《耶穌傳》的那場鬥爭。這本書本身是沉悶而「使人心靈麻木」的，何況她必須承擔料理家務和護理臨死的父親這些通常屬於女性的職責，她十分依戀手足之情，卻沮喪地相信，由於她成了一位女學者，她正在喪失她的兄弟對她的尊敬，這一切都幾乎不能稍為減輕那種沉悶的感覺。她說：「我經常像一隻貓頭鷹一般走來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極端地厭惡。」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對著基督復活的塑像，煞費苦心地翻譯斯特勞斯的《耶穌傳》，他寫道：「可憐的人兒！看到她面色蒼白憔悴，頭痛欲裂，還要為她的父親擔憂，有時候我真是可憐她。」然而，雖然當我們閱讀她的故事之時不得不帶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但願她的人生歷程的各個階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穩至少也要更為美麗，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壘進軍之時，帶有一種頑強的決心，它使這部作品超越於我們的憐憫之上。她的進展是非常緩慢、非常艱難的，然而，在它的後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壯志，作為不可抗拒的動力在推動著她。每一個障礙最後都從她的道路上掃除了。她了解每一個人。她閱讀一切作品。她驚人的理智的活力獲得了最後勝利。青春已經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飽經憂患的。於是，在三十五歲那年，正當她精力最為充沛、意志極端自由之時，她作出了決定，這個決定對她說來意義如此深遠，甚至對於我們說來仍然至關緊要：她決定到德國魏瑪去，與喬治·亨利·路易士結伴同行。

然而，把這些女主人公毫不同情地打發掉，把喬治·愛略特限制在她的「遙遠的過去」的農村天地里，那末你不僅削弱了她的偉大之處，而且喪失了她真正喜愛的東西。那偉大之處就在眼前，我們對此不能懷疑。那視野的遼闊，那些主要特寫場面的宏大而堅實的輪廓，那些早期作品朝氣蓬勃的光彩，那些後期作品尋求探索的力量和內涵豐富的反省，吸引我們超過限度地漫步徘徊、流連忘返。然而，正是對於這些女主人公，我們要投以最後的一瞥。「從我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起，我就在尋求我的宗教，」多羅塞婭·卡索朋說道。「我過去經常祈禱——我現在幾乎不再祈禱了九九藏書。我現在試圖放棄那種僅僅為了自己的慾望……。」她是在為所有那些女主人公說話。那就是她們面臨的難題。沒有宗教她們就沒法生活，於是當她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她們就開始尋求一種宗教。對於仁慈善良的德性，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抱有一種深深的女性的激|情，這使得她懷著渴望和痛苦佇立之處成為那部作品的中心——這裏就像教堂一般安靜肅穆、與世隔絕，然而，她卻再也不知道應該向誰祈禱。她們在學習過程中追求著她們的目標；在成年婦女的日常職責中追求；在女性更為廣泛的貢獻中追求。她們並未找到她們所追求的東西，我們對此不能懷疑。那古老的女性意識，充滿著痛苦和情感，在沉默了許許多多年代之後，似乎已經在她們身上泛濫、洋溢，並且發出一種呼聲來要求某種東西——她們幾乎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某種或許是與人類存在的各種事實水火不能相容的東西。喬治·愛略特的智力實在太強了，她決不會去竄改那些事實；而她的胸懷又太寬闊了，決不會去平息那種真理的要求，因為它是一種嚴峻的真理。她們的努力拚搏是極其勇敢的，除此以外，那一番搏鬥對她的女主人公們而言總是以悲劇告終，或者以一種妥協作為結局，那就甚至更為悲慘。然而，她們的故事，就是喬治·愛略特本人經歷的不完整的版本。對她來說，婦女生活的沉重負擔和複雜處境也不能使她滿足，她必須超越禁區，為她自己摘取那奇異而光彩奪目的藝術和知識之果。她把它們緊緊地攥在手裡，幾乎沒有什麼女人曾經這麼做過，她不願拋棄她自己所繼承的東西——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標準——也不願接受一種不恰當的報償。我們就這樣看見了她，一位難忘的人物，受到過分的讚揚而又在她的聲譽面前畏縮不前，失望沮喪，矜持緘默，顫抖著退縮到愛情的懷抱中去，似乎只有在那兒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也可能是合法的歸宿，同時，她又懷著那種「過分挑剔而又如飢如渴的雄心壯志」，伸出手來要求生活能夠為那自由而好奇的心靈提供的一切東西，並且以她的女性的抱負去勇敢地面對那男性的現實世界。不論她的創作可能有過什麼遭遇，勝利成功就是她的結局，當我們回想起她敢於追求和得到的一切，想起她如何克服了阻擋她的每一個障礙——性別、健康和習俗——想起她追求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自由，直到她的軀體在這雙重的負擔壓迫之下憔悴不堪、精疲力竭，我們應該在她的墳墓上安放我們力所能及的任何紀念品，給她獻上月桂和玫瑰。

良好的社會有它的紅葡萄酒和它的絲絨地毯，它的預約六個星期之久的宴會，它的歌劇和幽雅的舞廳……它的科學由法拉第來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動則由出入于名門豪族的高級牧師來主持，它怎麼還會需要信心和強調呢？

她的言論的片斷被保存下來了。她說：「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的影響。通過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知道別人對我們的生活影響有多大，我們必須牢記，我們反過來對於別人必定也會有同樣的影響。」我們把這些教導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牢牢地記在心中，你可以想象，在三十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景，複述她的那幾句話，你會突然間忍俊不禁，生平第一遭捧腹大笑。

在所有這些記錄之中，人們感覺到，那位記錄者即使當時正在現場，也是保持了一段距離並且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的，而在此後的歲月中，當他閱讀這些小說之時，永遠不會有一種生動活潑的、令人困惑的或美麗動人的個性的閃光使他眼花繚亂。在揭示了這麼多個性特徵的小說之中，缺乏魅力是一個巨大的缺陷；而她的批評家們，他們當然大多數是男性，曾經或許是有意無意地對她表示不滿，說她缺乏那種眾所公認在婦女身上極其吸引人的品質。喬治·愛略特並不嫵媚動人；她沒有強烈的女性氣質；她缺乏那種怪僻和不同尋常的脾氣，它們賦予許多藝術家以孩子般惹人喜愛的單純。人們感到，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像對於里奇夫九九藏書人一樣，她所體現的「並不是一種個人的友情，而是一種善良和仁慈的衝動」。但是，如果我們更加仔細地考察這些畫面，我們將會發現，它們全都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著名婦女的肖像，她穿著黑色的緞子長袍，坐著四輪雙座敞篷馬車，她是一位經歷過奮鬥拼搏的女人，而從這種經歷中，她產生了一種希望能夠對別人有所幫助的深刻的願望，但是，除了在她少年時代就熟悉她的那個小圈子中的人們之外，她並不希望和別人建立密切的關係。對於她的青春歲月，我們所知甚微；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她的文化、哲學、聲譽和影響，全都建立在一個十分卑微的基礎之上——她是一位木匠的孫女。

的確，人們難免要相信：那個長長的、憂鬱的臉龐，帶著嚴肅而慍怒的表情和幾乎像馬一般的力量，在那些想起喬治·愛略特的人們心頭留下了壓抑沮喪的印象，結果他們總是覺得這張陰鬱的臉在透過她的書頁瞅著他們。戈斯先生最近描述了當他看到愛略特乘坐一輛雙座四輪馬車馳過倫敦街頭的情景：

她和路易士結合之後不久隨即創作出來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證實了與個人的幸福同時來到她身邊的極大的自由。它們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學生活的起點，人們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發現種種影響，這些影響使她的思緒從她本身和當前的情景中遊離開去，轉向往昔的歲月和鄉下的村莊，轉向安靜、美麗、單純的童年回憶。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師生涯片斷》而不是《米德爾馬奇》。她和路易士的結合使她被愛情的氣氛所包圍，但是，由於社會環境和傳統習俗，他們的結合又使她離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寫道：「我希望人們諒解，我決不會邀請別人來拜訪我，要是他本人沒有要求我作出這種邀請的話。」後來她又說，她「被這個世界所排斥了」，但她並不後悔。起初是由於她的境遇，後來則不可避免地由於她的名聲，她變得如此令人矚目，她喪失了在默默無聞時同等的條件下活動的能力，這個損失對於一位小說家來說，是很嚴重的。儘管如此，當我們沐浴在《牧師生涯片斷》的明亮的陽光之中，感覺到那個博大的、成熟的心靈帶著一种放縱的自由感在她那「遙遠的過去」世界中展示出來，要談論她的損失，似乎是不恰當的。對於這樣一個心靈來說，一切都是收穫。所有的經歷，通過一層又一層知覺和反省的過濾，豐富了、滋養了這個心靈。在描述她對於小說的態度之時，根據我們對於她的生活的點滴了解，我們最多只能說，她對於某些教訓（即使她獲得了這些教訓，卻不是很早就獲得的）耿耿於懷，這些教訓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許就是那種逆來順受的憂鬱品質；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並且十分樂於詳細敘述家常的、普通的歡樂和憂愁。她沒有羅曼蒂克的激烈態度，這種態度與個人獨立存在的感覺聯繫在一起，它是永不滿足的，不受壓抑的，在這個世界的背景之上鮮明地勾勒出它的形象。一位目空一切的年邁的牧師，當他啜著威士忌酒沉思夢想之時，《簡·愛》的那種火辣辣的自我中心主義，會在他的心頭激起什麼樣的愛和恨？《牧師生涯片斷》、《亞當·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這些最初的作品是非常優美的。她筆下的波伊澤、道特森、吉爾菲、巴頓這些家屬和其他人物，包括他們的環境和附屬物，他們的優點是不可估量的，因為他們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在他們中間活動著，時而厭煩，時而同情，但是對於他們所說和所做的一切，我們都毫無疑問地接受，我們只把這種信任給予偉大的、有獨創性的作品。她把一股記憶和幽默的洪流如此自然而然地傾注到一個人物身上，一個場面緊接著另一個場面，直到那幅古九-九-藏-書老的英國鄉村織錦畫面重新呈現出來，這股洪流和一種自然的進程有這麼多共同之處，使我們很少意識到還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我們欣然接受了這一切；我們感覺到了只有偉大的、創造性的作家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妙趣橫溢的精神上的溫暖和鬆弛。在闊別多年之後，重新來到這些作品面前，它們甚至會出乎我們意料地傾瀉出同樣豐富的能量和熱力，以至於我們非常想要休憩于這股暖流之中，就像我們沐浴于從果園的紅色磚牆上方照射下來的陽光里。我們如此順從地接受了英格蘭中部農夫和村婦的幽默感，如果我在這方面帶有不假思索地放任自流的因素，那麼在這些情況中也是如此。我們幾乎不想去分析我們覺得如此宏大而富於人性的東西。當我們考慮到謝潑頓和海斯洛普的世界在時間上的距離多麼遙遠，考慮到那些農夫和僱工的心靈和喬治·愛略特大部分讀者的心靈距離多麼遙遠，我們只能把我們從普通房屋到鐵匠工場、從村舍小屋的客廳到教區牧師的花園各處漫遊之時那種悠閑而喜悅的心情，歸功於這個事實：喬治·愛略特不是用一種恩賜的態度或好奇的心理，而是用一種同情的精神來使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她不是諷刺家。她的心靈的活動太過緩慢而笨拙，不適宜於喜劇。但是，她淵博地掌握了人類天性中的主要因素，用一種寬恕容忍、審慎得體的理解力把這些因素鬆散地凝聚在一起，當你重新閱讀這些作品之時，就會發現這種理解力不僅使她的人物保持生動活潑，而且賦予他們一種對於我們的歡樂和眼淚的出乎意料的控制能力。就拿著名的波伊澤太太來說吧。很容易把她的特殊癖性發揮到極點，而事實上，喬治·愛略特或許有點太過頻繁地想要嘲弄別人卻使她自己在同樣的地方反過來受到嘲笑。然而，當我們閱讀完畢合上書本，我們的記憶力（就像有時候在現實生活中那樣）使那些精巧微妙的細節浮現出來，當時我們被一些更加顯著的特徵所吸引，因而沒有注意到這些微妙之處。我們想起了她的健康狀況不佳。在有些場合她完全保持沉默。對於一個生病的孩子，她本人就是忍耐的化身。她十分溺愛托蒂。你可以這樣默默地思索推測喬治·愛略特的大部分人物，並且會發現，甚至在那些最不重要的人物身上，也有寬敞的餘地來讓那些獨特的品質悄悄潛伏，而她不必去把它們從隱匿之處顯示出來。

在那段文字里，絲毫也沒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個妒忌者的報復心理，而這種心理我們覺得它在本質上是個人的。但是，儘管我們的社會制度對於一位偏離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說家的同情心和辨別力的要求複雜到可怕的程度，麥琪·吐立弗的所作所為要比把喬治·愛略特從她的自然環境中硬拉出來還要可怕。她堅持要把偉大的、情緒激動的場面引進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墮入情網；她一定要陷於絕望；她一定要緊緊地擁抱著她的哥哥葬身於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細地考察這些偉大的、情緒激動的場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預感到烏雲在醞釀、凝聚、密布，到了緊要關頭，這片烏雲會在我們的頭頂上突然綻裂，化作一陣幻想破滅、嘮叨不已的傾盆大雨。這有一部分是由於她掌握對話（當它不是方言的時候）的能力軟弱，還有一部分是由於她帶有一種上了年紀的人害怕疲勞的心理，在需要努力激起感情、集中思想之時，她似乎畏縮不前。她放任她的女主人公們嘮叨不已。她缺乏巧妙恰當的措詞。她缺乏那種選定一個句子並把某個場面的核心壓縮到這個句子中去的準確無誤的鑒別能力。「你打算和誰跳舞？」奈特利先生在韋斯頓家的舞會上問道。「和你跳，如果你邀請我的話，」愛瑪說道；她這樣說，就足以表達她的心情了。要是《米德爾馬奇》中的卡索朋夫人，就會說上一個小時，而我們就會不耐煩地向窗外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