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婦女的寫作最表面化地調查研究一番，立即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我們馬上要問：為什麼在十八世紀之前，沒有婦女持續不斷地寫作？為什麼到了十八世紀，她們幾乎像男子一般習慣於寫作，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接二連三地創造了一些英國小說的經典之作？為什麼她們的藝術創作在那時候——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說，目前依然如此——要採取小說的形式？

然而，這頗有可能：在生活和藝術之中，女性的價值觀念不同於男性的價值觀念。當一位婦女著手寫一部小說之時，她就會發現，她始終希望去改變那已經確立的價值觀念——賦予對男人說來似乎不屑一顧的事物以嚴肅性，把他所認為重要的東西看得微不足道。當然，為了這個緣故，她會受到批評；因為，當男性評論家看到一種企圖改變現有價值觀念等級的嘗試之時，他自然會真誠地感到困惑與驚訝，在其中，他不僅看到一種不同的觀點，而且看到一種軟弱的、瑣碎的或者多愁善感的觀點，因為它與他自己的觀點截然不同。

奇怪的、沉默的空白階段，似乎分隔了歷史上各個活躍時期。在公元前六百年，莎福和一小群婦女，在一個希臘的島嶼上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有一位宮廷命婦紫式部，在日本寫了一部優美的長篇小說。但是在十六世紀的英國，當戲劇家和詩人極為活躍之際，婦女們卻保持沉默。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學，是男性唯我獨尊的文學。後來，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我們發現，婦女又在寫作了——這一回是在英國——創作極其繁榮，並且大獲成功。

這些沉默與發言奇異地交替間歇，當然大部分是由於法律和風俗習慣的關係。在十五世紀，當一位婦女違抗父母之命，拒絕嫁給他們為她選定的配偶之時，她很可能會挨打，並且在房間里被拖來摔去，那種精神上的氣氛，是不利於藝術品的創作的。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期間，婦女本人未表示同意就被嫁給一個男人，他從此「至少在法律和習俗許可的範圍之內」成了她的夫君和主宰，可能她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來寫作，而她得到的鼓勵也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我們現在生活在精神分析學的世紀，開始理解環境的巨大影響和它對於心靈的啟示。而且，藉助于記憶與文字，我們開始理解：要創作一件藝術品，需要多麼不尋常的努力；而藝術家的心靈，又要求怎樣的保護和支持。像濟慈、卡萊爾和福樓拜這些男作家的生活與文學，為我們證實了上述那些事實。read.99csw.com

那末，如果你試圖總結當前婦女小說的特徵，你就會說：它是大胆的；它是真誠的；它是忠於婦女的感覺的。它並不痛苦。它並不堅持其女性氣質。然而，與此同時，一本婦女的書，決不會像男人的書那麼寫法。這些品質，在婦女小說中，已經比過去普遍得多，它們甚至賦予二、三流的作品以真實的價值和真摯的趣味。

然而，雖然不準婦女寫作的禁令已被取消，婦女要寫小說似乎仍有相當巨大的壓力。在天才和性格方面，再也沒有比這四位婦女更加相異的了。簡·奧斯丁與喬治·愛略特毫無共同之處；喬治·愛略特又與艾米莉·勃朗特截然相反。然而，她們所受的生活訓練卻使她們從事相同的職業；當她們寫作之時，她們都寫了小說。

昔日婦女小說之優點，往往在於其天賦的自發性，就像畫眉八哥的歌聲一般。它不是人工訓練的；它純然發自內心。然而，它也往往像鳥兒啁啾一般嘮叨不休——這不過是灑在紙上的閑話，留著待乾的斑斑墨跡而已。在將來，有了時間、書籍和屋子裡屬於她個人的一隅之地，文學對於婦女而言，和對於男子相同，將成為一種需要予以研究的藝術。婦女的天才將受到訓練而被強化。小說不再是囤積個人情感的垃圾堆。與現在相比，它將更加成為一種藝術品，就像任何其他種類的藝術品一樣，而它的各種藝術手段和局限性，將被人們加以探討。

那種詩的態度，當然大部分是建立於物質基礎之上。它有賴於閑暇的時間和少量的金錢，以及金錢和閑暇給予我們的非個人地、冷靜地觀察世界的機會。有了金錢和閑暇，婦女們自然就會比以往更多地從事於文學創作。她們將更充分地、更精巧地運用那種寫作工具。她們的技巧將更為大胆和豐富。

但是，那畢竟只是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而已，只有當一位婦女有勇氣去克服反對意見並且決心忠於她自己，才能達到那個目標。因為，歸根結蒂，一部小說描述了成百上千種不同的對象——人類、自然、神聖；它是企圖把它們相互聯繫起來的一種嘗試。在每一部有價值的小說中，這些不同hｔtｐs://ｒeａｄ•99cｓw.ｃoｍ的因素被作家的藝術想象力放到適當的位置，使之各得其所。但是，它們還有另外一種排列順序，而那是經驗習俗強加于它們的。由於男性是那個傳統習慣的主宰者，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建立了一套價值觀念的順序，既然小說大部分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因此，這些價值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在小說中佔有優勢。

但是，現在婦女們開始在觀點方面也更加獨立自主了。她們開始尊重她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因此，她們的小說題材開始顯出某些變化。這些題材本身似乎更缺乏趣味；另一方面，她們對於其他的婦女，卻感到更大的興趣。在十九世紀初期，婦女寫的小說大部分是自傳性質的。導致她們寫小說的動機之一，就是渴望揭露她們自己遭受的苦難，為她們自己的事業辯護。既然現在這種願望不再是那麼迫切了，婦女們就開始探索研究她們自己的性別，用一種過去從未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女性；因為，理所當然，文學中的婦女形象，直到最近還是由男性所創造的。

但是，除了這些優秀的品質之外，還有兩種品質需要稍加討論。英國婦女，從一種動搖不定、含糊曖昧的難以捉摸的影響，轉化為一名選舉人，一個掙工資者，一位負責的公民，這種變化使她在她的生活和藝術中都轉向非個人化。她和外界的各種關係，現在不僅是感情上的，而且是理智上的、政治上的。那個宣判她必須通過她的丈夫或兄弟的眼光或利益來斜著眼睛間接地看事物的陳舊的社會體制，已經讓位於個人的直接的、實際的利害關係，此人必須為她自己採取行動，而不僅僅是去影響他人的行動。因此，她的注意力，就從過去局限於住宅的、個人的中心，轉向非個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說，自然就具有更多的社會批評和更少的個人生活分析性質。

在婦女的寫作之中，悄悄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似乎是一種態度上的變化。女作家不再痛苦。她也不再憤怒。當她寫作之時，她不再呼籲和抗議。如果我們尚未達到，那末我們正在接近於這個時代：婦女的寫作將很少受到——或者幾乎沒有受到——外來影響的干擾。她將能夠集中精力於她的藝術想象，而不至於被外界因素分散了注意力。過去只有天才和獨創性的作家，才能有這種超然的態度；只是到了此刻，這種態度方能被普遍的女性所獲得。因此，一位今日的女作家所寫的平均水準的小說，較之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婦女所寫的小說，要真誠、有趣得多。

這兒又有種種困難需要克服，因為，如果你可以一般性地概括的話，女性不僅比男性更難以接受他人的觀察，而且她們的生命經受普通的生活程序的鍛煉和考驗，也要少得多。婦女在一日之中的生活，往往沒有給她們留下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她們所烹飪的食物已經被吃掉了；她們所養育的子女已經跑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了。那重點究竟在何處？那小說家所必須抓住的突出的要點，又究竟是什麼？這很難說。女性的生活有一種撲朔迷離的特徵，它極端地難以捉摸而又令人困惑。有史以來第一遭，這個黑暗的王國在小說中被人探索了；與此同時，女作家又必須把各種職業對婦女開放所導致的婦女思想上和習慣上的改變記錄下來九-九-藏-書。她必須去觀察，她們的生活已如何脫離了地下狀態；既然她們現在已經暴露在外部世界之中，她必須去發現，在她們身上顯示出什麼新的色彩和陰影。

但是，婦女所寫的小說，不僅僅是受到女作家必然狹窄的生活經驗的影響。至少在十九世紀，它們顯示出可能歸因於作家性別的另一個特徵。在《米德爾馬奇》和《簡·愛》中，我們不僅意識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們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識到他的性格，我們還意識到有一位女性在場——有人在譴責她的性別所帶來的不公正待遇，並且為她應有的權利而呼籲。這就在婦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種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沒有的因素。除非他碰巧確實是一位工人、黑人或者由於某種其他原因意識到自己軟弱無能的人。它引起了對現實的歪曲，並且往往導致某種缺陷。那種為了個人的原因而發出的呼籲，或者使一個書中人物成為某種個人的不滿或牢騷之傳聲筒的願望，總是會產生一種災難性的後果：似乎使讀者注意力集中的焦點，在突然之間由單一變為雙重。

簡·奧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有魄力對這種請求和呼籲置之不顧，不受非難或譴責的干擾，而堅持她們原來的道路。對於她們的天才而言，再也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證明了。但是，需要有一個非常鎮靜或者強有力的頭腦，來抗拒發泄怒火的誘惑。漫無節制地加諸于從事藝術創作的婦女的那種嘲笑、非難、貶低，非常自然地會引起這樣的反應。人們從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懣不平和喬治·愛略特的默然容忍中，看到了這種影響。人們在較為次要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一再發現此種端倪——她們對於主題的選擇，她們不自然地固執己見，她們彆扭地溫馴服從，這一切莫不反映出這種情緒。不僅如此，不真誠的感覺幾乎是無意識地滲透到作品中來。她們所採取的觀點，與權威的見解有所不同。那種藝術想象，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了；它喪失了完美的整體性，與此同時，它喪失了作為一件藝術品最為基本的要素。

因此，情況很清楚，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異乎尋常地湧現出來的大批小說，其先驅徵兆，必然是法律、風俗、習慣諸方面無數細微的變化。十九世紀的婦女有了一點閑暇；她們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選她們中意的丈夫，對於中、上階層的婦女來說，不再是罕見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簡·奧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喬治·愛略特——沒有一位生育過子女，其中有兩位沒有結過婚，這一事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甚至在十九世紀，婦女也幾乎僅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十九世紀的小說，雖然它們是傑出的，卻受到這個事實的深刻影響：寫作它們的婦女，由於她們的性別，而被排除在某些種類的人生經歷之外。而人生經歷對於小說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當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說就會毀滅。如果剝奪了托爾斯泰作為一名士兵所獲得的關於戰爭的知識，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給予他的各種經歷，以及由此所獲得的關於人生和社會的知識，《戰爭與和平》就會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貧乏無味。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何在特定的時期婦女要干此事或那事，為何她們有時什麼也不寫，為何她們有時又寫出了不朽傑作，這是極端難以解答的。不論何人，要是他在故紙堆中搜索，要是他把歷史翻轉來構成一幅莎士比亞時代、彌爾頓時代和約翰遜時代普通婦女日常生活的寫照，那麼他不僅會寫出一本驚人有趣的書，而且將向批評家提供一件他們目前所缺乏的武器。非凡的婦女之產生有賴於普通的婦女。只有當我們知道了一般婦女的平均生活條件——她子女的數目，是否有自己的錢財，是否有個人的房間，是否幫助贍養家庭，是否僱用僕人，是否承擔部分家務勞動——只有當我們能夠估計普通婦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經驗之時，我們才能說明，那非凡的婦女，以一位作家而論，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九_九_藏_書

然而，在一位婦女能夠確切地按照她自己的願望來寫作之前，她面臨著許多困難，這仍然是事實。首先，存在著技術上的困難——外表上看來如此簡單；實際上又是如此令人困惑——甚至那句子的形式也與她不適合。這是男性所創造的句式；由一位婦女來使用，它就顯得太鬆散、太笨拙、太誇張了。但是，在一部小說中，它佔據了如此廣泛的領域，必須找到一種普通、慣常類型的句式，來把讀者輕快自如地從一本書的這一點帶到另一端。而這就是一位婦女必須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當代流行的句式加以變化和改編，直到她寫出一種能夠以自然的形式容納她的思想而不至於壓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然而，《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列蒂》和《米德爾馬奇》是婦女寫作的。她們被強行剝奪了在中產階級的客廳內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經歷。對她們而言，關於戰爭、航海、政治或商業的任何第一手經驗，都無從獲得。甚至她們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與習慣的嚴格限制。喬治·愛略特沒有結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路易士先生同居，公眾輿論為之嘩然。在此壓力之下，喬治·愛略特退避郊區，離群索居，這就不可避免地給她的創作帶來了最不利的影響。她寫道：除非人們自動要求來拜訪她，她從不邀請他們。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邊，托爾斯泰作為一名軍人，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與各階層的男女交往，對此無人加以非議，而他的小說卻從其中獲得了驚人的廣度和活力。

對本文的標題可以有兩種理解：它可以是指婦女與她們所寫的小說；它也可以是指婦女和關於婦女的小說。作者故意含糊其詞、模稜兩可，因為，和作為作家的婦女們打交道，最好還是儘可能地富有彈性；很有必要給自己留有充分的餘地，以便探討除了她們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為，作品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與藝術毫不相干的環境條件的影響。

從這兒出發，只要再跨出一小步，即可進入迄今為止婦女極少涉足的尖端藝術領域——寫作散文與評論，歷史與傳記。如果我們為小說考慮的話，這也是有利的；因為，除了提高小說本身的素質之https://read.99csw.com外，它將把那些心不在焉的異己分子排除掉，讓她們去涉獵其他文學樣式，她們原來就是因為小說容易讀才被它所吸引的。於是，小說即可切除那些涉及歷史與事實的贅瘤，在我們的時代，它們已經使小說臃腫不堪。

因此，如果允許我們預言的話，在未來的時代，婦女將要寫出數量較少而質量更佳的小說；而且不僅僅局限於寫小說，她們還要寫詩歌、評論與歷史。但是，要達到這一步，毫無疑問，我們就得盼望那個也許是神話傳說中的黃金時代，到了那個時代，婦女們將會獲得許久以來一直被剝奪了的東西——閑暇、金錢以及一間她自己的房間。

只要稍加思索，我們即可明白：我們所提的問題，只有以更多的虛構來作為解答。這答案目前被鎖在古老的日記本中，被塞在陳舊的抽屜里，有一半被湮沒遺忘在老年人的記憶之中。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無名之輩的生活中去尋找——要到那些幾乎沒有燈光的歷史的長廊中去尋找，在那兒，幽暗朦朧地、忽隱忽現地，可以看見世世代代婦女們的形象。因為，關於婦女的情況，人們所知甚微。英國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不是女性的歷史。關於我們的父輩，我們總能知道一些事實、一些特徵。他們曾經是士兵或者水手；他們曾經使用過這個辦公室或者制訂過那條法律。但是，關於我們的母親、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麼印象呢？除了某種傳統之外，一無所有。她們有一位是美麗的；有一位頭髮是紅色的；有一位曾被王后親吻過。除了她們的姓名、結婚日期和子女數目之外，我們一無所知。

我們可以預料，那種像牛虻一般窮追不捨地尖銳批評國家大事的職務，迄今為止本是屬於男性的特權，現在亦將授予婦女。她們的小說將揭露社會的罪惡，並且提出補救的方案。她們小說中的男女人物，將不會被看作彼此之間完全是在感情上相互發|生|關|系的個人，而是被看作組合成種族、階級與集團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衝突的人們。這是具有某種重要意義的一個變化。然而，對於寧願要蝴蝶不要牛虻的人們——換言之，對於寧願要藝術家而不要社會改革家的人們而言，還有另一個更加有趣的變化。婦女生活更大程度的非個人化，將會鼓勵詩人氣質的發展，而婦女小說在詩意方面，仍然最為薄弱。這會導致她們較少地沉湎於事實，而且不再滿足於驚人敏銳地記錄展現在她們目光之下的細節。她們將會超越個人的、政治的關係，看到詩人試圖解決的更為廣泛的問題——關於我們的命運以及人生之意義的各種問題。

小說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婦女最容易寫作的東西。其原因並不難找。小說是最不集中的藝術形式。一部小說比一齣戲或一首詩更容易時作時輟。喬治·愛略特丟下了她的工作，去護理她的父親。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筆，去削馬鈴薯。雖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廳里，被人們包圍著，一位婦女所受到的訓練，就是運用她的心靈去觀察並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訓練，使她成為一位小說家，而不是一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