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克洛伊喜歡奧莉維婭並且她倆合用一間實驗室，這件事本身就會使她們的友誼更加豐富更加持久，因為它更少個人色彩；如果瑪麗·卡邁克爾知道應該如何去寫——我開始欣賞她風格中的某些因素；如果她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我對此不敢肯定；如果她一年有五百英鎊收入——這還有待于證明；如果以上三項假設確立，我想某種極其重要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對自己說，瑪麗·卡邁克爾是在捉弄我們。因為，我的感覺就像是在立體環狀軌道遊戲火車裡，本來以為火車要順著軌道下滑，突然一個急轉彎，它又重新上升了。瑪麗是在隨意竄改事態的預期順序。她首先破壞了句子的格局；現在她又破壞了順序的格局。很好，她完全有權利這麼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去破壞，而是去創造。我不能肯定她究竟是抱哪一種目的，直到她自己面臨某種情景。我願意給她一切自由，我說，去選擇那是何種情景；只要她高興，她可以用爛鐵罐和舊水壺來鑄造這種情景；但是必須使我信服，她本人相信這是一個真實的情景；而且，既然她製造了它，她就必須去面對它。她必須跳躍，越過困難的欄柵。而且，我決定對她盡我當讀者的責任，只要她能對我盡她當作者的責任，我翻過一頁往下讀……很抱歉我如此突然中斷。這裏沒有男人在場嗎？你能向我保證，查特里斯·拜倫爵士沒有躲藏在那紅色簾幕後面嗎？你能向我保證，我們這兒全是女人嗎？那麼我就可以告訴你們，我在下面一段讀到這些東西——「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別驚慌。別臉紅。讓我們在女人自己的圈子裡私下承認，這些事情有時的確會發生。有時女人確實會喜歡女人。

這個如此受人非難的工作，在我們看來，無非是在田野間漫步和夢想之類無害行為而已：

無論如何，她是正在作這種嘗試。當我注視著她延續她的實驗之時，我看見了，但是希望她沒看見，那些主教和院長們、博士和教授們、族長和學究們都對著她大喊大叫，發出警告和勸誡。你不能幹這個，你不能幹那個！只有院士和學者允許在這塊草坪上行走！女士們沒有介紹信不準入內！有抱負的、高雅的女小說家們請往這邊走！他們就是如此糾纏著她，好比賽馬場上欄柵邊上擁擠的觀眾，她能否不左顧右盼毅然跳過欄柵，是對她的考驗。如果你停下腳步來咒罵觀眾，你就失敗了，我對她說，如果你停下來大笑，結果同樣糟糕。猶豫或者慌亂，你就完了。你只要一心想著跳過去就行了，我懇求她，好像我已經把所有的錢都押在她身上；而她就身輕如燕地飛過了柵欄。但是，在那前面還有一道柵欄，而且再往前面還有一道。她是否有持久的耐力，我很懷疑，因為觀眾的掌聲和歡呼劇烈地刺|激她的神經。然而，她已經竭盡全力了。考慮到瑪麗·卡邁克爾並非天才，不過是一位無名姑娘在她的卧室兼客廳里寫她的第一部小說，而且並未充分擁有時間、金錢和閒情逸緻等合乎寫作需要的條件，我認為她的成績是很不錯的了。

我翻開此書，在第十二章注意到這句話：「誰想責備我，就責備我吧。」他們為什麼要責備夏洛蒂·勃朗特呢？我感到奇怪。我讀到了當菲爾法克斯夫人製作果凍時，簡·愛往往會爬上屋頂去眺望遠處的田野景色。於是她產生了一種渴望——他們正是因此而責備她——「我渴望擁有超越那個極限的眼力；它可以看到遙遠城鎮的繁華世界，這是我曾經耳聞卻從未目睹的充滿生機的地區：我渴望具有比現在更多的實際經驗；渴望與我的同類人物有更多交往，超出我在這裏的範圍去結識各類性格不同的人物。我珍惜菲爾法克斯夫人的優點和阿黛勒的優點；但是我相信，還存在著其他類型更加生動活潑的優點，並且我相信我渴望看到的那些東西。

但是，當我回過頭去看這些筆記，並且批評我自己作筆記時的一連串思路，我發覺我的動機並非完全是自私的。在這些評價和推論之中，貫穿著一種信念——或者是本能？——認為好書是合乎需要的，而好的作家，即使顯示出各種各樣人性的弱點，仍然是好人。因此，當我懇求你們去寫更多的書，我是在鼓勵你們去作既有利於你們自己又有益於整個世界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證實這本能或信念是正當有理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很容易誤用哲學術語而貽笑大方。「真實」是什麼意思？它好像變化無常，難以捉摸；它忽而存在於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忽而存在於路旁一張報紙上，忽而存在於陽光下一朵水仙里。它能使屋裡一群人欣然喜悅，又能使人記住很隨便的一句話。一個人在星光下步行回家時感到它的壓力，它使靜默的世界比說話的世界似乎更真實些——可是它又存在於皮卡底利大街人聲嘈雜的公共汽車裡。有時它又在離我們太遠的形體中，使我們不能把握其性質。可是，不論它接觸到什麼，它都使之固定化、永恆化。真實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剝去外皮之後剩下的東西，就是往昔的歲月和我們的愛憎所留下的東西。我認為，現在作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在生活中直面這種真實。作家的職責，就是發現真實，收集真實，並且把它傳達給我們其他人。至少這是我閱讀《李爾王》、《愛瑪》或《追憶逝水年華》得出的一種推論。因為，閱讀這些書，就好像對人的感覺官能作了一個奇特的白內障摘除手術；手術之後視覺更加敏銳；世界似乎剝去了它的外殼，而給我們一種更熱烈真切的生活。與不真實勢不兩立的人，是值得羡慕的；不知不覺幹了蠢事而挨到當頭棒喝的人，是可憐的。所以，當我要你們去掙錢並且擁有自己的房間，我是在請求你們面對著真實去生活，不論人家能否把它表達出來，它會明顯表示，這是一種生機蓬勃的生活。

這或許是真的或許是假的——誰能說得清？——但是回想起我剛才杜撰的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對我而言似乎其中至少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在十六世紀，任何一位具有偉大天才的女性必定會發狂、自殺，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餘生，半巫半魔，被人懼怕又被人嘲笑。因為，只要對心理學略知皮毛即可肯定，一位具有高度天賦的姑娘如果試圖運用她的天賦來作詩，勢必遭到他人的妨礙和阻撓，被她自相矛盾的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結果必定會失去健康和理智。沒有一個姑娘能夠走到倫敦，站在舞台門口，闖到演出經紀人面前，又使自己不遭強|暴不受痛苦；這或許是不合理的，卻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貞節可能是某些社會為了不知道什麼理由而發明出來的一種偶像。貞節在當時，甚至在目前，在婦女生活中具有一種宗教般的重要性，並且已經用神經和本能把它自己團團圍住，要切開這層外殼把它解放出來置於光天化日之下，需要極為罕見的勇氣。對一位女性詩人或劇作家而言，十六世紀在倫敦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意味著神經緊張進退兩難，那種壓力很可能會殺了她。如果她能倖存下來，她所寫的不論什麼作品都是扭曲畸形的，是緊張而又病態的想象力的產物。而且毫無疑問，看看書架上沒有一本女人寫的劇本，我想，她的作品必定是未署名的。她肯定會把埋名隱姓作為避難所。正是貞操觀念的遺毒，促使婦女甚至到了十九世紀仍然匿名寫作。柯勒·貝爾、喬治·愛略特、喬治·桑都是緊張的內心矛盾衝突的犧牲品，她們的作品可資佐證。她們試圖用男人姓名來掩蓋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然而不太成功。這種做法表示她們尊重習俗，這種習俗即使不是由男性樹立起來，也是被他們所竭力鼓勵的（伯里克利說，一個女人的主要榮譽就是無人論及，而他本人卻是一位經常被人談論的男人），那種習俗認為，婦女拋頭露面是令人厭惡的。匿名的本能在婦女的血脈中流淌。隱蔽自己的願望仍舊控制著她們。甚至直到現在，她們還不如男人那樣關心自己的名聲好壞，一般而論，她們會走過墓碑或廣告牌而不至於產生不可遏制的慾望，想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這就和阿爾夫·貝特和蔡斯這些男人不同，他們必定遵從他們的本能，如果一位漂亮女人走過，甚至是一條狗走過，他們就會喃喃自語：這條狗是我的。當然，這可能不是一條狗，我想起了議會廣場、西吉斯林蔭道和別的大街；它可能是一片土地，或者是一位長著黑色頭髮的男子。這就是做女人的重大優勢之一：一個女人可以從非常漂亮的女黑人身邊走過，卻不會希望把她變成一位英國婦女。

究竟是什麼原因，形成了這奇特的差別？我一邊在心裏猜測，一邊在英國納稅人所提供的那些本來別有用途的小紙條上畫著車輪。為什麼女人——據此書目來判斷——在男人心目中要比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更加有趣得多？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事實，於是我就在心裏想象那些花時間撰寫有關婦女書籍的男作家的生活；究竟他們是老頭還是青年，是已婚還是未婚，是紅鼻子還是駝背——無論如何，想到自己成為別人關注的對象，總有點兒飄飄然，只要那關注我的人不是老弱殘廢就得了——我就這樣沉浸於遐想之中，直到一大堆書雪崩似地滑倒在我面前的書桌上，我那輕浮的思路才被打斷。現在麻煩開始了。在牛橋受過研究工作訓練的大學生，毫無疑問掌握了某種牧羊方法，會帶著他的問題，穿過分散注意力的眾多歧途而直奔答案，就像把羊趕進羊欄。例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大學生，正在孜孜不倦地抄錄一本科學手冊中的內容，我感到肯定，每過十來分鐘，他就能從知識的礦砂里提煉出純凈的金塊。在他咽喉部屢次發出表示滿意的輕微咕噥聲，就足以證明他鍊金有術。但是，如果一個人很不幸沒在大學里受過訓練，他所尋求的問題遠遠不是被牧人趕到羊圈裡去，而是像被一整隊獵犬所追逐的驚恐羊群，驚慌失措地東奔西跑四處逃竄。教授們、教師們、社會學家們、牧師們、小說家們、散文家們、記者們，以及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別無其他資格的男子漢們，把我那個簡單的問題——女人為何貧困——不斷地追逐，直到它變成了五十個問題，直到那五十個問題瘋狂地跳進河中，隨波逐流漂走了。我的筆記本里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塗滿了字跡潦草的筆記。為了表明我當時的心境，我願意念一點筆記給你們聽聽，附帶說明一下，那頁筆記的標題很簡單，是《婦女與小說》幾個大字；但是接下來的內容卻是像這樣的提綱：

想到戰前午餐會上居然會有人壓低了嗓門哼這些詩句確實滑稽，於是我突然大笑，並且不得不指著那隻曼島貓作為我大笑的借口，它看上去的確有點可笑，可憐的畜生，沒有尾巴，在草坪中央。它究竟確實生來就是短尾，還是發生意外事故丟了尾巴？這種無尾貓兒，雖然有人說它生存於曼島，是出乎意料地罕見。這是一種奇特動物，形狀古怪而不美觀。這真是奇怪，有無尾巴居然會有如此之大的區別——你知道，這種話不過是人家在午餐會散局起身尋找衣帽時隨口說說而已。

柯勒律治說偉大的心靈是雌雄同體的，他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個心靈對女人特別同情，或者它從事於女性的事業，或者全心全意去闡釋女性的觀點。與單性的心靈相比，或許雌雄同體的雙性心靈，更不傾向於顯示這些特徵。他的意思或許是說，雙性的心靈是易於共鳴而有滲透性的；它毫無阻礙地傳達情感；它天生有創造力、光彩奪目、渾然一體。實際上人家又要回過頭去說，莎士比亞的心靈就是那種雙性類型，是男人女性化的心靈，雖然說不出莎士比亞對女人究竟有何想法。如果充分發展的心靈之特徵，乃是它不會特別地或孤立地考慮到性別，如果這是確實的話，那麼現在要達到這種狀態，要比過去困難得多。我來到了放現代作家著作的書架面前，我停下來思索，不知這個事實是不是長期令我困惑的某事之根源。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那樣具有過分誇張的性別意識，大英博物館里有不計其數由男人撰寫的關於女性的書籍，便是一個證據。這毫無疑問要歸咎於婦女參政運動。女子參政，必定激起了男人們特彆強烈的自我肯定慾望；它必定使他們特彆強調自己的性別及其各種特徵，如果不是受到挑戰，他們是不會費心去考慮這些事情的。如果一個男人受到挑戰，即使是幾個戴黑帽女人的挑戰，他就會奮起反擊，如果他以前從未受過挑戰，那反擊就會相當過分。我想，那或許可以解釋我記得曾經在這裏發現的幾個特點，我從書架上取下一本A先生寫的新小說，他風華正茂，顯然頗獲書評家們青睞。我把書翻開。真的，回過頭來重新再讀男人寫的書，的確令人心曠神怡。讀過女人的書之後，就覺得男人寫的書是如此直截了當，如此襟懷坦蕩。它顯示出男人的思想是如此解放，個性是如此自由，對他本人又是如此充滿自信。面對著這個得到良好滋養、受過良好教育的心靈，你會有一種身心健康的感覺，這自由的心靈從未受過挫折、從未遇過阻礙，自從出生以來，就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往它所喜歡的任何方向去發展。所有這一切都令人羡慕。但是讀了一兩章之後，似乎有一道陰影橫貫書頁。它是一道筆直的黑杠，它的形狀就像英文大寫字母「I」。人家開始左閃右晃，以便瞥見它後面的風景。在它後面究竟是一棵樹，還是一個女人在行走，我難以肯定。人家總是被招呼回去欣賞這個字母「I」。人家就開始對「I」感到厭倦了。雖然這個「I」是最值得尊敬的「I」；誠實而符合邏輯；像核桃那麼堅硬，並且由於幾百年來的良好教養和豐富飲食，顯得極有光彩。我打心底里尊敬和讚賞那個「I」。但是——我翻了一兩頁，尋找某件東西——最糟糕的是，在字母「I」的陰影之中，一切都像煙霧那樣形態模糊。這是一棵樹嗎？不，這是一個女人。但是……我想，在她的軀體里一根骨頭都沒有，我注視著菲比，那就是她的名字，穿越海灘走過來。然後艾倫站了起來，他的影子立刻就把菲比抹掉了。因為艾倫很有見解，而菲比就在他見解的洪流之中淹沒了。然後我想，艾倫很有激|情；現在我一頁又一頁飛快地翻過去，覺得緊要關頭即將到來。果然如此。它就發生在陽光下的海灘上。此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無掩飾地發生了。這件事情幹得精力旺盛、生氣蓬勃。沒有什麼比此事更不雅的了。但是……我已經把「但是」這個詞兒說得太多了。一個人不能繼續不斷地說「但是」。無論如何，總該把一句話說完，我責備我自己。我可以把它說完嗎？「但是——我厭倦了！」然而，我又為什麼厭倦呢？有一部分是由於大寫字母「I」的絕對優勢，它就像一棵巨大的山毛櫸樹，把周圍的一切都籠罩在它枯燥乏味的陰影之中。在那陰影之中，什麼也不能生長。還有一部分，是由於一些更為模糊的原因。在A先生的心靈中，似乎有某種障礙和羈絆，把創造力的源泉堵塞了，把它局限於狹窄的範圍之內。我回想起牛橋大學的午餐會；往窗外彈香煙灰看見曼島怪貓；還有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的詩；所有這一切糾纏成一團，似乎那障礙羈絆很有可能就在這裏。當菲比穿越海灘之時，艾倫不再壓低嗓音吟唱，「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淚珠，它落自大門口那株西番蓮」；菲比也不再應和，「我的心像一隻唱著歌的鳥兒，它的巢築在濕潤的嫩芽上」。當艾倫走過來時，他又能幹什麼呢？誠實而合乎邏輯有如天日，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去做。說句公道話，他的確把那件事兒幹了又干（我一邊說一邊又翻了幾頁）。而且，感到這種供認有點尷尬，我補充道，那似乎有點乏味。莎士比亞的粗魯不雅之處，把人家心靈中成百上千種其他東西連根拔除，絕對不會乏味。然而，莎士比亞寫不雅的景象，是遊戲筆墨；而A先生，就像被保姆所責備的頑童，是故意為之。他這樣寫是為了抗議。他要張揚他自己的優越性，以此來抗議女性獲得平等地位。因此，他的創造力就自覺地受到了障礙羈絆，如果莎士比亞認識了女權主義者克拉夫小姐和戴維斯小姐，或許他亦會如此。如果婦女運動開始於十六世紀而不是十九世紀，那麼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文學就會和它的原來面貌大不相同。

然而在我那條小街上，卻依然籠罩著家庭氣氛。房屋油漆匠正在從他的梯子上爬下來；保姆小心翼翼地把童車推進去，再推出來回到育兒室去吃茶點；送煤工人正在把他的空麻袋折好疊起來；那個開蔬菜鋪的女人戴著紅色露指手套，正在扳著手指頭計算她當天的收入。然而，我是如此全神貫注地思考著你們放在我肩膀上的那個問題，甚至看到這些普通景象，也不得不把它們都歸納到一個中心上去。我想，現在要判斷這些工作哪一種比較高尚、更為重要，比一百年前更要困難得多。當送煤工好，還是當保姆好；對這個世界而言，一個養育了八個孩子的打雜女傭，是否比一位每年掙十萬英鎊的律師價值更小？提出這些問題毫無用處，因為無人能夠回答。不僅女傭和律師的相對價值每過十年有所漲落，而且我們甚至沒有一把尺子可以用來衡量他們當前的情況。我剛才很傻，居然要求我那位教授先生拿出「無可爭辯的證據」，來證明他關於婦女的種種論點。即使有人此刻能夠估評某種天賦的價值，那些價值還會改變；一個世紀之後就很可能完完全全改變了。非但如此，走到家門口時我想，一百年後，婦女就不再是受人保護的性別了。合乎邏輯地推論，她們將會參加以往一度將她們拒之門外的一切活動和苦工。保姆將會去運煤。開鋪子的女人將會去開火車。以婦女作為受保護性別的種種事實為依據的一切推論，都將消失——例如（現在有一個班士兵走過這條街），婦女、教士、園丁比別人更加長壽的推論，就站不住腳了。取消了性別保護，讓婦女參加同樣的活動和苦工，讓她們去當兵、當水手、當火車司機、當碼頭工人，難道女人不會比男人死得更早、更快？那時女人就成了稀有之物，人家就會說，「今天我看到一個女人，」就像從前人家常常會說，「我看見了一架飛機。」等到作女人不再是一種受保護的職業，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我一邊思忖，一邊開門。但是，所有這一切，與我的論文題目《婦女與小說》有何關係？我一面自問，一面走進屋裡。

然而很明顯，如果她的心靈能夠擺脫仇恨和恐懼，並且不被辛酸和憤慨所填滿，她內心的火焰是熾熱的。她偶爾會寫出純正的詩句：

懷著一種為我們自己的時代而感到妒忌的心情，我想，雖然以當今和往昔相比是愚蠢而荒唐的，我接著又猜想，是否能夠誠實無欺地舉出兩位當代詩人的名字，他們的偉大可與當時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相比。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我注視著泛起泡沫的河水，我想，它們是不可比較的。那種詩歌之所以能夠使人激動得如此心醉神迷、如此欣喜若狂，是因為它讚頌了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或許就在戰前午餐會上經歷過的）某種感情，所以我們很容易、很親切地引起了反應，而不必費心去檢驗那感情，或者把它和現有的感情作比較。但是，當代詩人表達的感情，是此刻創造出來並且從我們身上抽取出來的。人們並未把它一眼認出；往往為了某種原因而害怕它；人們敏銳地注視著它，並且懷著猜忌之心把它和我們所熟悉的陳舊感情相比較。現代詩歌的困難也就由此而生；也正是由於這種困難，任何優秀的現代詩歌，人家都不可能連續記住兩行以上。為了這個原因——我也記不住——我的議論由於缺乏資料而索然寡味。但是為什麼，當我朝赫丁利海灘走去時繼續問道，我們為什麼不復在午餐會上低聲吟詩？為什麼阿爾弗雷德不再吟唱

然而，大多數女人並非妓|女，也不是交際花，而且她們也不會在夏天整個下午都把哈巴狗緊緊抱在沾滿灰塵的絲絨墊子上。那麼，她們幹了些什麼呢？於是在我的心目中立即顯現出小河南岸那些長街中的一條，那一排排房屋裡住滿了無數的人。運用想象的目光，我看見一位非常年邁的老太太，挽著一位中年婦女穿越街道，那或許是她的女兒，她們倆如此體面地穿著靴子和皮衣，那天下午她們必定經過一番鄭重其事的裝扮，而那些衣服本身，必定是年年夏季都收藏在衣櫃里並且放了樟腦丸妥善保存。她們在華燈初上之時穿越街道（因為她們喜愛薄暮時分），她們必定年年如此。那位年長者將近八十歲；但是，如果有人問她，她的一生對她而言有何意義，她就會說，她還記得那些街道曾經為了紀念巴拉克拉瓦戰役而燈火輝煌，或者聽見人們在海德公園鳴放禮炮慶賀愛德華七世誕生。但是，如果有人想要記住確切的日期和季節，去問她：你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五日，或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幹了些什麼？她必定會茫然四顧，並且說什麼也不記得了。儘管她每天煮飯、洗碗碟、送孩子們上學，然後送他們走向世界。所有這一切，什麼都沒有留下。一切都煙消雲散。沒有一部傳記或一部歷史對此提過一個字。而那些小說，並非故意如此，不可避免地都說了謊。

不論那憤怒出於什麼原因，審視著桌上那一大堆書，我想，這些書全都毫無用處。它們在科學上毫無價值，那就是說，儘管在人文上它們充滿著教誨、興趣、厭倦，以及斐濟群島居民的各種非常奇異的習慣風俗。它們是在情緒的紅光而不是真理的白光照耀之下寫出來的。所以，必須把它們都歸還到中央那張書桌上去，讓它們回歸到這隻碩大無比蜂巢中各自的蜂窩裡去。整個上午工作的唯一收穫，就是憤怒這件事情。那些教授們——我把他們合併成一堆——發怒了。還了書以後我站在廊柱下，四周是一些鴿子和史前時代的獨木舟，為什麼，我重複自問，為什麼他們會發怒呢？我一邊問著自己，一邊漫步走開去，尋找一個用午餐的地方。我此刻稱之為「他們的憤怒」這個東西，它的真實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問道。這兒是一個啞謎，要長時間猜下去，直到我坐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某個小飯館里，飯菜端上來了，還要邊吃邊猜。一位在我之前用餐的人，把晚報的中午版留在椅子上，在等著上菜之際，我開始懶洋洋地閱讀報上的大標題。一行特大號字母像一條帶子橫貫整頁報紙。某人在南非大獲成功。較小字母的帶狀標題聲稱，奧斯丁·張伯倫爵士正在日內瓦。地窖里發現了一把沾有人的毛髮的斬肉利斧。某某法官在離婚法庭上對婦女的無恥發表評論。各種別的新聞散布在報紙各個版面。一位女影星被人從加利福尼亞山崖上用繩子吊下來，卻懸在半空中。天氣將要轉為多霧。來到這個星球時間最為短促的匆匆過客，我想，只要看了這張報紙，甚至僅由這些零碎證據來判斷，也不可能意識不到英國是在男性家長制統治之下。沒有一位有理性的人會看不出來那位教授所佔的優勢。他具有權力、金錢、影響。他就是報紙的經營者、主編、副主編。他就是外交部長和法官。他打板球；他擁有賽馬和遊艇。他是給股東們頒發200%紅利的公司董事長。他把數百萬英鎊財產捐給他所管理的慈善機構和學院。他把那位女影星懸在半空中。他將裁決，沾在斬肉斧上的那根毛是不是人的毛髮；將由他來宣判，那個犯人是無罪還是謀殺，是把他弔死還是把他釋放。除了那霧以外，他似乎控制操縱每一件事情。然而，他還是發怒了。我是由此判斷他發怒的：當我閱讀他所寫的關於婦女的著作之時，我所思考的不是他所說的話，而是他本人。當一位爭論者不動感情地爭論之時，他只是在思考他的論點；於是讀者不得不也去思考那個論點。如果他不動感情地寫作論述婦女的書，用無可爭辯的論據來確立他的論點，而且毫無跡象表明他希望獲得具有某種偏向的結論，那麼人家也就不會憤怒了。人家就會承認這個事實，就好比承認豌豆是綠的，黃鶯是黃的。我當然會說，就讓它如此吧。但是，我剛才發怒了，因為他帶有怒氣。然而那似乎太荒唐了，我在翻閱晚報時思忖，一個具有所有這一切權力的男子漢，居然會發怒。我猜想，在某種程度上，憤怒是不是人們所熟悉的、始終追隨著權力而聽憑它驅使的幽靈？例如，富人經常發怒，因為他們懷疑窮人想要奪取他們的財富。那些教授們，或者更確切一點該稱他們為男性族長們，或許有一部分是為了這個原因而發怒，還有一部分原因在外表上看來就不那麼明顯了。或許他們根本沒有「發怒」；的確，他們經常傾慕別人，待人忠實，在私人生活關係方面堪為楷模。或許那位教授稍為過分地堅持女性的劣勢之時，他所關心的並非她們的劣勢，而是他本人的優勢。那就是他頭腦發熱而過於強調地加以保護的東西，因為對他而言，這是稀世珍寶。對於男女兩性雙方而言——我瞧著他們在行人道上肩摩踵接，往前擠出一條自己的路來——人生是艱難的、困苦的，是一場永恆的鬥爭。它需要有無比巨大的勇氣和力量。作為擁有幻想的生物，人生對我們所提出的超乎一切的最大需要，就是要有自信心。要是沒有自信，我們就與搖籃中的嬰兒一樣。我們如何才能最快地培養出這種極其可貴而又不可估量的品質呢？那就是去想象別人比我低劣。那就是去想象自己與別人相比有天生的優勢——它可能是財富、地位、挺直的鼻樑、或者出自羅姆尼之手的一幅祖父肖像畫——因為人類想象力的可憐的花樣，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對於一位必須去征服、去統治他人的男性族長而言，這種優越感是極其重要的：那就是感到有許許多多人，事實上是人類一半的女人，生來就不如他。這種優越感，必定是他力量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我想，還是把觀察的目光轉向現實生活吧。它是否有助於解釋我們在日常生活的邊緣所注意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心理現象？它是否能解釋我數日之前的驚訝之情？那天Z先生，一位最有人情味、最謙遜有禮的男人，拿起麗貝卡·韋斯特的某一部小說，讀了一段就驚呼道：「這惡名昭彰的女權主義者！她居然說男人們都是勢利之徒！」這聲驚呼令我不勝驚訝——為何韋斯特女士對男性作出了一個真實卻帶有貶意的評語，她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女權主義者呢？——那不僅僅是虛榮心受到傷害而發出的呼喊；那是侵犯了他對於自己力量的自信心而發出的抗議。千百年來，女人一直被當作鏡子，它具有令人喜悅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鏡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兩倍。如果沒有這種力量，或許這個地球仍然是沼澤和叢林。我們所有戰爭的光榮史亦無人知曉。我們就會仍然在吃剩的羊骨上畫出野鹿的輪廓圖，而且還在用火石換取羊皮或任何適合於我們樸實趣味的簡單裝飾品。超人和命運之神的手指，就會從未存在過。沙皇和愷撒大帝，也就會從未戴上過或失去過皇冠。不論在文明社會中它們有何用途，對於所有暴力和英雄行為而言，鏡子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為什麼拿破崙和墨索里尼兩人都如此強調地堅持認為婦女低人一等，因為如果她們不處於劣勢，他們就會停止自我膨脹。那可以用來部分地解釋，為何男人常常需要女人。也可以用它來解釋，男人在女人的批評之下是多麼焦躁不安；如果女人對他們說，這本書寫得不好，那幅畫筆法軟弱，或者不論有什麼其他缺點，與男人作出同樣的批評相比，女人的批評不可能不引起更加劇烈得多的痛苦和憤怒。因為，如果她一旦開始說真話，男人的鏡中映像就會縮小；他的人生適合度就會減弱。除非他在用早餐或用晚餐時能夠把自己看成至少有他實際尺碼兩倍那麼大，否則他如何能夠繼續不斷地作出判斷、開化土人、制訂法律、撰寫著作、衣冠楚楚地在宴會上高談闊論呢？我如此這般地反覆思索，捏碎手中的麵包，攪動杯里的咖啡，時時瞥一眼街上的行人。那鏡中幻影絕對重要，因為它激發著生命力，激活了神經系統。把它拿走，男人可能會死，就像癮君子被剝奪了他的可卡因。望著窗外行人，我想，在人行道上的這些人，其中有一半是在那幻影魔力的驅使之下邁開大步去工作。每天早晨，他們在這魔鏡愜意的光芒之中戴帽穿衣。他們滿懷信心、精神振奮地開始一天的生活，相信他們自己會被邀請參加史密斯小姐的茶會；走進房間時，他們對自己說，我比這兒一半的人更為優越，正因為如此，他們說起話來充滿自信、自以為是，這在公眾生活中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影響，並且在私人頭腦的邊緣留下了如此奇怪的註釋。

無論如何，不管是否應該歸咎於照片上那位看著西班牙小獵犬的老太太，毫無疑問，我們的母親們由於某種原因，把她們的事情辦得糟透了。結果沒有一個便士可以用在「舒適的生活設施上」，用在鷓鴣和美酒、管事員和草坪、圖書和雪茄煙、圖書館和悠閑的生活上。用乾巴巴的土塊壘起光禿禿的泥牆，便是她們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

自然啦，如果這就是她的習慣、這就是她的愛好，她只能等著受人嘲笑；而且，據說詩人蒲伯和蓋伊就曾經因此而諷刺她「像一位技癢難熬渴望塗鴉的女才子」。也有人認為，她嘲笑蓋伊因而冒犯了他。她說他的詩篇《瑣事》表明，「他更適宜於抬轎子而不是坐轎子。」但是，默里先生說，這些都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語」，「十分無聊」。但是，在這方面我不同意他的觀點，甚至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語」，我也願意多知道一點，以便有可能去發掘或拼湊這位憂鬱女士的某種形象，她喜愛在田野間漫步，思索不尋常的事情，並且不明智地粗暴挖苦「枯燥無味地管理一幢奴僕眾多的住宅」。但是，默里先生說，她變得思路紊亂了。她的天才中到處長滿了雜草和荊棘。她的天才沒有機會顯示其本身的優美卓越。於是我把她的詩集放回書架，轉向另一位偉大的女士，蘭姆所愛慕的那位公爵夫人，舉止輕率、富於幻想的紐卡塞的瑪格麗特，她比前面那位女士年長，卻是她的同時代人。她們倆大不相同，但在這方面是相同的：她們都出身高貴，都沒有子女，也都嫁了最好的丈夫。在她們內心，都燃燒著詩歌創作的激|情，並且都由於同樣的原因而變得心靈扭曲、面目畸形。翻開兩位公爵夫人的詩集，即可發現相同的怒火在爆發：「婦女就像蝙蝠或貓頭鷹那樣，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像畜生一般辛苦幹活，又像微不足道的小蟲那樣死去……」瑪格麗特本來也有可能成為詩人；在我們的時代，所有那些活動，都很有可能推動某種命運的車輪。在當時情況之下，又有什麼力量可以約束、馴服、感化她那野性、豐|滿、桀驁不馴的才智，並且使其為人類所利用呢？它自發地傾瀉出來，雜亂無章，形成了滔滔不絕的韻文、散文、詩歌和哲學，凝結在對開本或四開本手稿之中，從來無人讀過。應該有人把一架顯微鏡放到她手中。應該有人教她觀察星象和科學推理。她的智力由於孤獨和放任而畸變。無人來糾正她。無人來教導她。教授們奉承她。在宮廷里，人們嘲弄她。埃傑頓·布里奇斯爵士大為不滿——粗野的話語「居然會從一位出身名門而又在宮廷中成長的女人筆下泛濫成災」。於是，她在韋爾貝克閉門謝客，孤身隱居。

但是，不論勸阻和批評對她們的寫作有何影響——我相信影響很大——與她們把思想付諸筆墨之時所面臨的其他困難相比（我仍在考慮十九世紀早期的小說家們），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所謂其他困難，是指在她們背後缺乏傳統支撐，或僅有短暫而局部的傳統，無甚裨益。因為如果我們是女人，就會去回想我們的母系前輩們。去求助於偉大的男作家們是無用的，不論我們可以從他們那兒得到多大樂趣。蘭姆、布朗、薩克雷、紐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論是誰——至今尚未幫助過一位女作家，雖然她可能向他們學到一點技巧供自己使用。男人思想的分量、速度和步伐，和她的大不相同，因此她難以成功地從他那兒挖掘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那位模仿者距離太遠，難以亦步亦趨。或許她所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當她的筆尖觸及稿紙之時，沒有現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供她使用。像薩克雷、狄更斯、巴爾扎克等所有偉大的小說家，都能寫出一種自然流暢的散文，敏捷而又不潦草，有表現力而又不矯揉造作，具有他們自己的個人色彩而又是雅俗共賞的公共財富。他們以當時流行的句法，作為寫作的基礎。十九世紀初流行的句子大約如此：「他們作品的偉大崇高，在於他們的一種論點，不要突然終止，而要不斷延續。除了運用他們的藝術不斷地創造出真和美之外，他們沒有更高的激動或滿足。成功增強了努力；而習慣促進了成功。」這是一種男人的句法，在它背後，人家可以發現約翰遜、吉本和其他男作家。這種句法不適於婦女使用。夏洛蒂·勃朗特，雖然擁有傑出的散文天賦，由於手中的武器太過笨重而摔了筋斗。喬治·愛略特因此而鑄成的大錯，亦非筆墨所能形容。簡·奧斯丁看看男人的句法，置之一笑，設計出一種適合於她reａd.９9ｃsw.com自己使用的完全自然流暢、形態優美的句法，並且終身樂此不疲。因此，她的寫作天賦雖然不如夏洛蒂·勃朗特，然而她所表達的東西卻要多得多。真的，既然自由而充分的表達是這門藝術的精髓，如此缺乏傳統，如此缺乏合適工具，必定對婦女寫作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此外，一本書並非由許多句子首尾相接連綴而成，而是把這些句子加以構建，如果形象化比喻有幫助的話，是構建成長廊或穹頂那樣的立體結構。而這種結構形態，也是男人出於他們自身需要，構建出來供他們自己使用的。沒有理由可以認為，史詩或詩劇這種形式，比男性句法更適合於女性。但是，當她成為作家之時，所有那些陳舊的文學形式，早已根深蒂固難以改變了。只有小說還相當幼稚，在她手中仍然柔軟可塑——或許，這就是她之所以要寫小說的另一個理由。但是，誰又能說，現在甚至連「小說」（我用引號來表示，我覺得此詞使用不當），甚至這個所有文學形式中最柔軟可塑的形式，也已經被塑造得適合於她來使用呢？毫無疑問，當她能夠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身手，她就會把小說敲打成適合於自己使用的形態；而且還會給自己提供某種新的工具，但未必是韻文，藉此來表達心中蘊藏的詩意。因為，正是心中的詩意尚未得到宣洩。我又繼續沉思，一位當今的婦女，會如何去創作一部五幕詩體悲劇？她會用韻文來寫嗎？——還是寧可使用散文？

因此，當我說婦女「高度發展」、「極其複雜」之時，我不能在《惠特克名人錄》、《德布雷特貴族名人錄》或《大學年鑒》中找到證據，來證實我說的話。在這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我又能怎麼辦呢？於是我重新仰望書架。架上有許多人物傳記：約翰遜、歌德、卡萊爾、斯特恩、柯珀、雪萊、伏爾泰、勃朗寧和許多其他人物的傳記。我開始想起所有這些偉人，他們曾經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傾慕過、尋求過、同居過、依賴過、愛過、寫過、相信過女人，並且顯示出只能被描述為對某一位異性的某種需要和依賴。我不敢肯定，所有這些關係完全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而且威廉·約翰遜·希克斯爵士大概也會加以否認。但是，我們必定大大地冤枉了這些名人，如果我們堅持認為，他們在這種相互關係之中除了安慰、恭維和肉體的歡樂之外，便別無所獲。他們所獲得的，很明顯，是他們自己的性別所無法提供的某種東西；不必引用詩人狂熱的詞句，或許這也不算太過魯莽，去進一步界定這種東西，稱之為創造力的某種刺|激、某種更新，只有異性才有這種天賦，可以賜予男人這種刺|激和更新。他只要拉開客廳或育兒室的門，我想，就可以發現她和孩子們在一起，或者膝蓋上放著一塊刺繡——無論如何，這是另一種生活秩序和生活系統的中心，而這個世界與他自己的世界（或許就是法院或下議院）之間的鮮明對比，立刻就會使他精神振作、精力充沛；然後，甚至在最簡單的談話之中，這種自然不同的見解，就會使他乾涸的思想重新潤澤；看到她在運用一種和自己不同的媒介去創作，就會激活他的創作能力，使他貧乏的心靈重新開始構思，他就會找到他所需要的短語或場景，而當他剛才戴上帽子來找她時，還心中沒譜。每一位約翰遜都有他的斯雷爾，並且為了此類理由而抓住她不放，當斯雷爾和她的義大利音樂教師結了婚，約翰遜由於憤怒和厭惡幾乎發狂，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將失去在斯特里特漢姆黃昏相聚的歡樂，而且因為他的生命之光即將「如同熄滅」。

嗯，瑪麗·塞頓說，大約在一八六〇年——啊，但是你知道那個故事，她說，有點厭煩，我猜測，是重複敘述此事令她厭倦。於是她告訴我——辦女子學院要租房屋。開了籌備會議。信封開好了。通知書擬好了。一次次會議舉行了；來信被宣讀了；某某人承諾慷慨解囊；恰恰相反，某某先生——一個銅板也不給。《星期六評論》出言不遜。我們如何才能籌款租辦公室？我們可以舉辦一次義賣會嗎？可否找位漂亮姑娘坐在前排？讓我們參考一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是否有人能夠說服某某日報主編刊登一封呼籲書？能否請某某夫人在呼籲書上籤個名？但是某某夫人不在城裡。大約六十年前，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辦這件事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花了許多時間。經過長期奮鬥，歷盡艱辛，她們才籌募到三萬英鎊。因此我們顯然不能飲美酒吃鷓鴣，也雇不起頭上頂著托盤來上菜的僕役，她說。我們不可能擁有沙發椅和個人獨用的房間。「至於舒適的生活設施，」她引用某本書上的話說，「只好等到以後再說。」

「近百年來，詩壇偉人姓甚名誰？柯勒律治、華茲華斯、拜倫、雪萊、蘭多、濟慈、丁尼生、勃朗寧、阿諾德、莫里斯、羅塞蒂、斯溫朋——我們可以到此為止。在這些詩人中，除了濟慈、勃朗寧、羅塞蒂之外，全都是大學生；在上述三人之中，濟慈正當青年有為之時就夭折了，是唯一家境不很優裕的詩人。說起來似乎是一件殘忍的事情，而且說起來相當可悲：然而，作為鐵的事實，那種詩歌天才不論貧富到處均可發展的理論，實在是站不住腳的。作為鐵的事實，在那十二位詩人中九位是大學畢業生：那就意味著，他們無論如何設法獲得了接受英國最佳教育的機會。作為鐵的事實，在剩下的三人中，你們知道勃朗寧家境富裕，而且我敢向你們挑戰，如果他家境不富裕，他就寫不出《掃羅》和《指環與書》這兩部名著，正如羅斯金的父親如果生意不興旺，他就寫不出《論現代畫家》。羅塞蒂有一筆小小的私人收入，此外他還畫畫。現在只剩下濟慈了；命運女神阿特洛波斯在他年輕時就把他殺了，正如她在精神病院里殺了約翰·克萊爾，而詹姆斯·湯姆森因悲觀失望染上鴉片癮而死亡。這些是可怕的事實，但是讓我們來勇敢地面對它們。這是肯定的——不論作為一個國家而言，對我們說來是何等恥辱——由於我們國家的某種錯誤，貧困的詩人二百年來直至今日甚至連極其有限的機會也沒有。請相信我——我花了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來考察大約三百二十所小學——我們可以侈談民主，但是事實上，英國的窮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隸的兒子一樣，沒有獲得知識的解放，而只有知識自由，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這次午餐會，承蒙主人盛情款待，一直延續到下午很晚的時候。美麗的十月白晝陽光漸漸黯淡，當我穿越林蔭大道時，樹葉紛紛飄落。一扇又一扇大門在我身後輕輕地斷然關閉。許多教區管事把許多鑰匙插|進油滑的鎖孔里；使這座寶庫安然無恙地度過另一個夜晚。穿過了林蔭道，走到了一條馬路上——我忘記了路名——如果往右拐你可以順著道兒一直走到費恩漢姆。然而時間還多得很。要到七點半才吃晚飯。吃了一頓如此豐盛的午餐，幾乎可以不吃晚飯了。這真是奇怪，一小段詩歌竟然會在你心裏發揮作用，使你的雙腿隨著它的節奏沿著道路行走。那些詩句——

而且，低頭再看看這一頁，我繼續思索，這正在變得更加明顯：女人，和男人一樣，除了對家庭生活有持久的興趣之外，還有別的興趣。「克洛伊喜歡奧莉維婭。她們倆合用一間實驗室……」我繼續讀下去，並且發現這兩位年輕婦女正在切豬肝，這豬肝似乎是用來治療惡性貧血症的；雖然其中一位已經結了婚，並且有了——我想我的陳述是正確的——兩個小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刪去，於是，小說中光彩照人的婦女肖像就變得太簡單、太單調了。例如，假設男人在文學中只是被再現為婦女的戀人，而從來不是男人的朋友，不是戰士、思想家、夢想家，那麼莎士比亞劇本中可以分配給他們的角色是多麼稀少，文學將會遭受多大的損失！我們或許還能保留奧賽羅的大部分；安東尼也能保留相當大一部分；但是失去了愷撒、布魯特斯、哈姆雷特、李爾王、賈克斯——文學就會貧乏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由於對婦女關上了大門，文學的確已經貧乏到我們難以估計的地步。婦女違背本人心愿被迫出嫁，關在一間房間里，局限於單一的職業，戲劇家又如何能夠為她們塑造完整、有趣或者真實的形象呢？愛情是唯一可能的表達手段。詩人不得不熱情洋溢或者無比辛酸，除非他真的願意「仇恨女人」，這往往意味著他對女人沒有吸引力。

因為，如果克洛伊喜歡奧莉維婭而瑪麗·卡邁克爾知道如何把它表達出來，她就會在那間從來無人住過的大房間里點燃一支火炬。那兒原來只有昏暗的光線和很深的陰影，就像在蜿蜒的洞穴里，人家點著蠟燭行走，上上下下窺探，卻不知足下是何處地方。我又開始重新讀那本書，讀到克洛伊看見奧莉維婭把一隻罐子放到架子上去，並且說，該是她回家去看孩子們的時候了。我驚呼道：這是開天闢地以來從未有人見過的景象。我又非常好奇地觀察。因為，我想看到，瑪麗·卡邁克爾如何著手去把握住那些從未被記錄下來的姿態，那些未曾說出或僅僅說出一半的話語，這些出自她們內心的交流，就像天花板上飛蛾的影子一般難以捉摸，當婦女們單獨相處之時，就可避免反覆無常帶有偏見的男性光芒的照射。如果她想這樣做，她必須屏住呼吸，我邊讀邊說；因為，婦女對於任何沒有明顯動機的興趣都會極其懷疑，而且又非常習慣於掩飾和克制，在人家敏銳觀察的目光轉向她們的一瞬間，她們就逃之夭夭了。我對瑪麗·卡邁克爾說，好像她就在眼前，我想，你要這樣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嘴裏談些別的事情，目光平穩地注視著窗外，就這樣悄悄地記錄下來，不是用鉛筆和筆記本，而是用最快的速記法，用幾乎沒有音節的文字，去記錄當時發生的情景：奧莉維婭——這個有機體數百萬年以來一直呆在那塊岩石的陰影下——感到光明降臨了，看到迎面而來的是奇異的食品——知識、探險、藝術。於是她伸出手來取這些食品，我的目光離開了書頁抬起頭來想道，她必須設計出某種完全新的結構方式，來整合她為了其他目的早已高度發展的聰明才智，以便把新的營養吸收到老的框架里去，而且並不擾亂極其複雜精緻的整體平衡。

然而，不論它多麼渺小，它還是擁有它那種神秘特性——一旦把它放回心中，它立即變得令人激動，而且十分重要；當它上躍下沉、四處閃爍之際，它激起如此強烈的一陣思想震蕩和騷動，使人不可能再端坐不動。正是因為如此，我發覺自己正在以極快的步伐穿越一片草坪。立刻有一個男人的身影站起來阻擋我。起初我並不明白，那個穿著夜禮服襯衫和常禮服、看上去怪模怪樣的傢伙所做的手勢，正是針對著我。他臉上的表情既驚駭又憤慨。是本能而不是理智幫助我醒悟：他是位教區管事；我是個女人。這兒是草坪；那兒是小徑。只允許研究員和學者到草坪上散步；那條碎石小徑才是我該去的地方。這些想法是一剎那間作出的判斷。當我走回到那條小路上，教區管事才放下了剛才為了警告我而舉起的雙臂，他的臉色也恢復了通常的平靜安詳，雖然草坪要比碎石小徑走起來更加舒服，也並未造成多大損害。不論這是一所什麼學院，我對於它的研究員和學者們所能提出的唯一控告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那塊被碾草機不斷地滾壓了三百年的草坪，他們把我那條思想觀點的小魚兒嚇得躲起來了。

於是我們就這樣站在窗邊漫談，並且向外眺望，就像成千上萬人們那樣每晚眺望夜景，俯視著我們下方那座著名城市的圓屋頂和塔樓。在秋月輝映之下，它非常美麗、非常神秘。古老的石塊顯得潔白而莊嚴。使人想到在下面收藏著的所有書籍；想到鑲了壁板的房間里掛著的老年主教和顯貴人士畫像；想到那些塗漆彩窗會把球形或新月狀的奇特燈影投射在人行道上；想到各種各樣匾額、紀念碑、墓志銘；想到噴水池和大草坪；想到面對著學院里四方院落的許多安靜的房間。而且（恕我冒昧），我也想到了那令人羡慕的名煙、美酒、太師椅和可愛的地毯；想到溫文爾雅、和藹可親、高貴儀錶，它們是富裕、獨處、悠閑生活的產物。當然，我們的母親們並未向我們提供可以與這一切相媲美的任何東西——我們的母親們發現要籌集三萬英鎊極其困難，我們的母親們為聖安德魯斯教堂的牧師們各自生了十三個孩子。

晚上回家竟然沒有帶回一些重要論述和可信事實，這很令人失望。婦女比男人貧困——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或許現在更好的辦法是放棄尋求真理，讓自己的頭腦去接受山崩地裂似地傾瀉過來的一大堆意見，它們像火山熔岩一般滾燙熾熱，又像洗碗水那樣黯淡無光。最好還是拉下窗帘，排除雜念，點亮燈火，縮小探索範圍，去請教歷史學家，他們記錄各種事實而不是各種意見，請他們來描述婦女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生活，不必包括一切時代，只要談談英國婦女，譬如說在伊麗莎白女皇時代情況如何。

既然小說具有這種與現實人生相對應的性質，它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現實人生的價值。但是，婦女的價值觀，顯然與被男性所製造出來的那種價值觀不同，情況自然就是如此。然而，總是男性的價值觀佔優勢。粗略而言，足球和體育「相當重要」；時裝和購衣「微不足道」。而這些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由人生轉移到小說之中。這是一本重要著作，批評家們斷定，因為它論述了戰爭。這是一本不重要的書，因為它描述了客廳中婦女的感情。戰場上的情景比商店裡的情景更加重要——價值觀的差異隨處可見，比實際生活中更為微妙。因此，在十九世紀初，如果作家是一位婦女的話，小說的整個結構就是由一個稍微偏離正軌的心靈所構思的，並且為了遵從外界的權威而被迫改變了清晰的觀點。只要瀏覽一番那些已被遺忘的舊小說，傾聽其中的語調，即可看穿那位作家是遇到了批評；她這樣說是出於挑釁，她那樣說是為了和解。她在不斷變換筆調來對付批評。她俯首承認她「不過是個女子」，或公然抗辯她「不遜於鬚眉」。她順著自己的脾氣來迎接批評，或者溫和謙遜，或者憤怒強烈。不論何種態度都無關緊要；反正她不在考慮小說本身，而是在考慮其他事情。她的書劈頭蓋臉落到我們頭上。書的中心，白璧微瑕。於是我想起了散佈於倫敦舊書店中的婦女小說，就好像果園中那些有疤痕的小蘋果。正是蘋果中心那個小小的瑕疵，使它們腐爛了。她已經聽從他人的意見，而改變了她自己的價值觀。

這是令人難堪的突然中斷，我想。突然遇到格瑞斯·蒲爾，真是令人不安。連續的思路被打斷了。將此書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我繼續思忖，人家可能會說，寫出這幾頁文字的女人，比簡·奧斯丁更有天才；但是，如果把這幾頁讀一遍，就會注意到其中所隱涵的激動和憤慨，就會發覺她永遠也不可能毫無牽挂地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表達出來。她的書必定是畸形、扭曲的。在本來應該心平氣和地寫作之處，她會怒氣衝天地寫。在本來應該明智地寫作之處，她會愚昧地寫。在本來應該描繪她的人物之處，她卻描寫她自己。她在和她的命運宣戰。她又怎能不飽受壓抑、挫折而英年早逝呢？

一位能寫出如此美麗詩句的女人，她的心境與外在的大自然和內在的深刻思維是協調融洽的，居然會被逼迫到發怒而憤慨，這真是千百倍地可惜。但是，她又怎麼能夠不如此呢？想到人們的諷刺和嘲笑，諂媚者的阿諛奉承，詩人們的深深懷疑，我不禁提出了上面那個問題。她必定是在鄉下一個房間里閉門寫作，她的心被痛苦和疑慮所撕裂，儘管她的丈夫極其仁慈，而且他們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滿。我剛才說她「必定」如何如何，是因為當人家開始尋找有關溫奇爾西夫人生平事迹之時，就和往常慣例相同，幾乎對她一無所知。她受到憂鬱症的可怕折磨，當我們發現她告訴我們，在憂鬱之中她會有何種想象，我們就可以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她的痛苦：

如果一位婦女在莎士比亞時代具有莎士比亞的天才，我想，她的故事大致上就會如此展開。但是就我而言，我贊同那位已故的主教大人——假若他的確是位主教——的高見：在莎士比亞時代，任何女人居然會具有莎翁的天才，那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決不可能產生於辛苦勞作、未受教育的奴婢僕役之中。在當時的英格蘭，天才不會產生於撒克遜族和不列顛族之中。在今天，天才不會產生於工人階級之中。那麼，天才豈能產生於婦女之中？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觀點，她們在離開育兒室之前即已開始勞動，父母強迫她們，法律和習俗又束縛她們，要她們干此類家務勞動。然而，在婦女之中必定存在過某種天才，正如工人階級之中必有天才。偶爾總會有某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羅伯特·彭斯在文壇上冒出來大放光芒，證明天才確實存在。但是，這種天才從未把自身訴諸筆墨印成書籍。然而，當人家讀到這樣的消息，據說出現了一名人們避之不及的女巫，一名魔鬼附身的婦女，一名賣草藥治病的聰明女人，或者甚至是一位傑出男子有一位了不起的母親，於是我就想，我們是隱隱約約找到了一些蹤跡，這裡有一位失落的小說家，一位壓抑的詩人，一位湮沒無聞的簡·奧斯丁，或者一位艾米莉·勃朗特在曠野里撞破了腦袋，或者被她自己的天才折磨得發狂，蓬首垢面地在公路上躑躅。真的，我願冒昧猜測，那位寫了這麼多詩歌而不署名的匿名作者往往是個女人。我想，愛德華·菲茨傑拉德認為，是一位婦女創作了那些歌曲和民謠，哼給她的孩子們聽，以此排遣獨自紡紗的寂寞，或者消磨漫長的冬夜。

你們可能仍然要提出異議：你為何將婦女著書立說看得如此重要？按照你的說法，寫作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或許還會導致謀殺姑媽的罪孽，幾乎總是使人家用午餐遲到，而且還會使人家與非常善良的夥伴們發生嚴重的爭論。我的動機，請允許我承認，有一部分是自私的。像大多數未受充分教育的英國婦女一樣，我喜歡讀書——我喜歡大量地讀書。最近我的胃口變得有點單調；歷史書里戰爭寫得太多；傳記太過關注偉人；詩壇，我認為，已經顯出江郎才盡的傾向；說到小說——作為一位現代小說評論家，我已充分獻醜，不宜再多言。因此，我願意請你們去寫各種各樣書籍，不論題目多大多小都不要猶豫。不論用什麼方法，我希望你們擁有足夠的金錢，可以去旅行，去閑散，去深思這個世界的過去或未來，去看書夢想，去徘徊于街頭巷尾，並且讓思想的釣線深深地沉入生命的河流。因為，我絕對不是把你們局限於小說之中。如果你們願意使我高興——還有成千上萬像我這樣的讀者——你們可以寫遊記，歷險記，學術研究著作，歷史與傳記，批評、哲學與科學著作。這樣一來，你們必定使小說藝術獲益匪淺。因為各類書籍必然以某種方式相互影響。小說如果能與詩歌、哲學攜手並肩，一定會更好得多。而且，如果你們考慮以往的偉大人物，如薩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們就會發現，她們既是傳統的繼承者，又是新潮的開創者，而她們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婦女終於自然擁有了寫作的習慣；所以，即使僅僅作為詩歌創作的序曲，你們這種活動的價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要說人類應該滿足於平靜生活，是徒勞無益的：他們必須活動；如果他們找不到活動，也會把它創造出來。千百萬人陷入了比我這兒更加死氣沉沉的境地，千百萬人在默默反抗他們的命運。無人知曉，在充斥於世的芸芸眾生中，醞釀著多少反抗。一般而論，婦女總是被認為非常安靜：但是婦女的感受和男人同樣敏銳；她們和她們的兄弟們一樣需要鍛煉她們的能力，需要有一片陣地來發揮她們的力量；她們因為太嚴格的約束和太絕對的停滯而感到痛苦不堪，正如男人在此種情況下也會感到痛苦；那些比她們享有更多特權的同類生物，如果說她們應該局限於做布丁、織襪子、彈鋼琴、綉提包，他們也就未免心胸太過狹窄了。如果她們想要超出習俗所限定的為女性所必需的活動範圍，去做更多事情、去學更多東西，他們就要責備她們、嘲笑她們，那就未免太過不替別人著想了。

「誰責備我啦？有許多人，毫無疑問，而且人家會說我太不知足。但我情不自禁：我的性格天生就不寧靜；有時候那騷動不安的情緒激動著我使我痛苦……

因此，你們手上有了時間，頭腦里有了些書本知識——那另外一種生活知識你們早已足夠，你們被送進大學，我猜想，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不受教育——你們一定會走上你們異常漫長、艱辛、黯淡的職業生涯的另外一個階段。有成千上萬支筆願意為你們寫出建議書，認為你們該作些什麼，將會獲得什麼效果。我承認，我的建議有點希奇古怪；因此，我寧可用小說形式來加以表述。

閱讀貝恩夫人的書，我們就在探索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我們暫且把那些孤芳自賞的貴夫人留在身後，她們和她們的對開本都禁閉在她們的花園裡，她們寫作既無讀者又無人評論，不過是一種獨自娛樂而已。我們來到城裡，在街上與平民百姓肩摩踵接。貝恩夫人是中產階級婦女，擁有平民的一切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氣；由於丈夫亡故和自己幾次投機不幸失敗，被迫依靠自己的才智來謀生。她不得不和男人一起在相等的條件下工作。她工作非常努力，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靠寫作來謀生這個事實的重要性，超過了她實際上所寫的任何東西，甚至包括那篇精彩的《我造就了一千個殉難者》或《愛神坐在神奇的勝利之中》，因為從此開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說，是具備了那種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心靈獲得了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自由。既然阿弗拉·貝恩已經這麼幹了，姑娘們即可理直氣壯地走到父母面前說，你們不必再給我們生活費了；我可以用我的筆來賺錢餬口。當然，許多年來，那父母的答覆必定是：不錯，去過阿弗拉·貝恩那種生活！即使死了，也比這更強！那扇門砰的一聲關上，關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快。那個深刻而有趣的課題，即男人為婦女的貞節所樹立的價值觀，以及此種價值觀對婦女教育的影響，現在這個問題本身就顯得很有必要展開討論，如果格頓或紐納姆學院的大學生願意深入探討這個課題，很有可能會寫出一本有趣的書。達德利夫人戴著鑽石坐在蘇格蘭荒野中，或許可以作為此書封面插圖。達德利夫人逝世那天，《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說，達德利勛爵「是一位趣味高雅而多才多藝的男子漢，樂善好施而又慷慨大度，但是他希奇古怪地專橫霸道。他堅持要他的夫人穿好全套禮服，甚至在蘇格蘭高地最偏僻的狩獵小屋中也不準例外；他讓她披金戴銀渾身珠光寶氣」，如此這般不一而足，「他什麼都給了她——卻始終不肯給她一絲一毫責任。」後來達德利勛爵中風了，從此以後她精心護理著他，並且極其勝任地管理著他的莊園。那種大男子主義希奇古怪的專橫霸道，在十九世紀依然存在。

幸運得很，我的思路現在又轉向另一個問題了。

在這篇正在宣讀的論文中，我曾經告訴你們，莎士比亞有個妹妹；但是不要在錫德尼·李爵士撰寫的莎士比亞傳記中去尋找她。她很年輕就夭折了——唉，她一個字也未寫過。她就埋葬在目前的公共汽車站，就在「大象與城堡」酒館對面。現在我相信，這位從未寫過一字並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詩人還活著。她活在你們心中，活在我的心中，活在許多今晚不在這兒的婦女心中，因為她們正在洗碗碟、哄孩子們上床睡覺而未來聽講。但是她還活著，因為偉大詩人是不會死的，她們永垂不朽；她們所需要的，只是等候機會，借一個血肉之軀，重新回到我們中間來。給她這樣一個機會，我想，現在已經是你們力所能及的了。因為我有這樣的信念：如果我們再活一個世紀左右——我是在說人類整體的公共生活、真實生活，而不是個人渺小分散的生活——並且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鎊收入和各人自己的房間；如果我們已經養成了自由的習慣，並且有秉筆直書坦陳己見的勇氣；如果我們從普通客廳之中略為解脫，並且不總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觀察人，而是要觀察人與真實之間的關係；還要觀察天空、樹木或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們的目光超越彌爾頓的標杆，因為沒有人應該遮蔽自己的視野；如果我們敢於面對事實，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人會伸出手臂來攙扶我們，我們要獨自行走，我們要與真實世界確立聯繫，而不僅僅是與男男女女芸芸眾生的物質世界建立聯繫，要是我們果真能夠如此，那麼這個機會就會來臨：莎士比亞的妹妹，這位死去的詩人，就會附身於她所經常捨棄的軀體。她就會仿效她兄長的先例，從她許多無名先輩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過不斷的繼承和積累，她就會誕生。如果沒有那個準備階段，沒有我們的努力為她墊底，沒有下定決心當她重新誕生之時她就會發現她有條件可以生活並且寫詩，如果沒有這一切，我們就不可能盼望她降臨人間，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堅持認為，只要我們努力為她工作，她就會到來，因此，即使在窮困潦倒和默默無聞之中也要努力工作，這是值得的。

接下來我想，你們可能會表示異議，認為在我所說的這一切中，太過強調物質因素。即使我們給象徵主義留下慷慨的餘地，把每年五百英鎊收入代表深思熟慮的能力，把門上的鎖象徵獨立思考的能力，你們仍然會說，心靈應該超越這種東西；而且大詩人往往是窮人。那麼，就讓我引用你們的文學教授的話吧，他比我懂得更多：究竟是什麼因素造就了詩人。阿瑟·奎勒-庫奇爵士寫道：

但是，要她們巍然屹立不向左右偏移，又是多麼不可能啊。在純粹的父權制社會中，面對著所有那些批評，要堅持她們自己的見解而毫不畏縮，需要有何等的天才、何等完整的品格。只有簡·奧斯丁辦到了，還有艾米莉·勃朗特。這是她們桂冠上的另一支羽毛，或許是最優美的一支。她們像女人那樣寫作，而不是像男人那樣寫作。在當時寫小說的成百上千名婦女之中，只有她們完全不顧那迂腐不堪教師爺的諄諄教誨——要寫這個，要考慮那個。只有她們充耳不聞那固執的聲音，它時而抱怨，時而褒揚，時而壓制，時而悲痛，時而震驚，時而憤怒，時而以長輩口吻來告誡她們，那個聲音決不放過那些女人，就像一位太過認真的校長，非要管教她們不可，就像埃傑頓·布里奇斯爵士那樣，嚴厲命令她們舉止文雅；甚至還把性別批評也拉進了詩歌批評；那聲音勸告她們說，如果她們行為得體，即可獲得，我猜想，一個閃閃發光的獎盃。那就不要越過那位老先生所劃定的恰當界限——「……女小說家只有勇敢地承認女性的局限性，才有希望取得傑出成就。」它把情況簡明扼要地講清楚了，而當我告訴你們，這句話不是在一八二八年八月而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寫的，你們必定相當驚訝，我想，你們一定會同意，不論我們認為它現在多麼有趣，當時它代表著一大堆意見——我不打算翻那些陳年舊賬；我不過是撿起碰巧飄到腳邊的機會罷了——在一個世紀以前，它要比現在更為強大有力得多。在一八二八年，一位青年婦女必須非常堅強，才能毅然不顧那些故意冷怠、嚴厲責罵和獎品許諾。只有煽風點火的無賴，才會對自己說，哎唷，他們總不能把文學也收買了吧。文學的大門是對人人都敞開的。雖然你是個管理員，我也決不能讓你把我從草地上趕走。如果你高興的話，可以鎖上你的圖書館；但是，你決不能用大門、鐵鎖、門閂，來鎖閉我心靈的自由。

先讀歷史後讀詩歌而構想出來的女人，必然是個奇異怪物——是一條蠕蟲，卻長著雄鷹一般的翅膀；是生命和美的精靈，卻在廚房裡剁切板油。然而這些怪物不論在想象中多麼有趣，在實際上卻並不存在。要使這個空洞形象具有活力，你就必須同時進行既充滿詩意又平凡無奇的雙重想象，這樣就必須一方面不脫離現實——她是馬丁夫人，三十六歲，身穿藍衣，頭戴黑帽，足登黃靴；然而另一方面又要不忘虛構——她是一個容器，各種各樣精神和力量在其中不停地運行和閃爍。然而，當你對伊麗莎白時代婦女試用這種方法之時，現實和想象雙重照明體系中的一個分支失效了，你的思路由於缺乏事實而陷於停頓。你對於她並無詳細的、完全真實的、實質性的了解。歷史幾乎沒有提到她。於是我重新去翻閱特里威廉的著作，看看歷史對於他究竟意味著什麼。我查閱他的章節目錄，發現他心目中的歷史就是——

在我默然沉思之際，無精打采，感到絕望，不知不覺地畫了一幅圖畫，我本該像我的鄰座讀者那樣，在畫圖之處寫出一個結論。我畫出了一張臉，一個軀體。這是馮×教授的臉和軀體，他正忙於撰寫他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書名是《女性智力、道德與體力之低劣》。在我的畫像中，他不是一位對於女性有魅力的男子。他軀體笨重，下頜寬闊，為了與下頜相平衡，他的眼睛細小，臉色通紅。他的表情顯示，他正在心情激動地辛苦工作，這使他把手中的筆往紙上戳，好像他在寫作之時正在戳死某種害蟲，然而即使把它殺死，他仍不滿意；他必須繼續不斷地去殺死它；而且即使如此，使他憤怒激動的原因依然存在。瞧著我那張畫，我問道，是否他的太太使他不滿？她是否愛httｐｓ://ｒeａｄ•９９cｓw.com上了一位騎兵軍官？那位軍官是否身材修長、舉止文雅、身穿羔羊皮外套？採用弗洛伊德潛意識心理學理論，他是否嬰兒時期在搖籃里就遭到一位漂亮姑娘嘲笑？因為甚至在搖籃里，我想，這位教授也不會是一個可愛的嬰兒。不論是什麼原因，在我的速寫漫畫中，這位教授看上去怒氣衝天、醜陋不堪，正在寫著那本關於婦女智力、道德、體力如何低劣的皇皇巨著。畫圖是結束整個上午徒勞無益工作的一種無聊方法。然而正是在無聊之中，在我們的夢幻之中，那淹沒在深水中的真理，有時會偶爾浮出水面。瞅著我的筆記本，一種非常基本的心理學訓練（還配不上稱為心理分析）向我顯示，那位怒髮衝冠教授的漫畫，是我在憤怒之中畫出來的。當我沉浸於夢想之中，憤怒情緒乘機攫取了我手中的鉛筆。但是，憤怒正在那兒幹些什麼呢？有趣、煩亂、愉悅、厭倦——所有這些情緒，在這個上午相繼湧上心頭，我能夠測出它們的蹤跡，說出它們的名稱。憤怒，這條黑蛇，是否曾經潛伏在這些情緒之中？是的，那幅漫畫可以作證，它曾經潛伏其中。它使我明白無誤地聯想到那本書，那個短語，它激起了我心中怒火這個惡魔；正是這位教授關於婦女在智力、道德、體力上低人一等的聲明激怒了我。我的心兒狂跳。我的臉頰發燒。我氣得滿臉通紅。不論有多麼凶，這種憤怒並沒有什麼特別驚人之處。誰也不願意聽別人說，他生來就不如那個矮小男人——我瞅一眼身旁那位男生——他喘著氣，戴著一條簡易領帶，而且這兩個星期都沒有刮過臉。人自然會有些愚蠢的虛榮心。這不過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並且開始在那位憤怒教授臉上畫車輪和圓圈，直到他看上去好像著火的樹叢，或者像一顆火光閃閃的彗星——反正像個幽靈，既無人形又無人味。那位教授現在不過是在漢普斯特德石南荒原（Hampstead Heath）頂部燃燒著的一束火把。我自己的怒火不久便得到了解釋和宣洩；但是好奇心依然留存。如何解釋教授們的憤怒？他們為何憤怒？因為，只要把這些著作所留下的印象稍加分析，其中總有一種慷慨激昂的成分。這種激昂有許多表現形式；它在諷刺、感傷、好奇、譴責之中把自己顯示出來。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成分，它經常出現，卻不能立刻加以辨別確認。我稱它為憤怒。正是憤怒潛伏在下面，並且把它自己與其他各種情緒相混雜。從它各種奇特的效應來判斷，它是經過偽裝和複雜化的憤慨情緒，並非單純的公開率直的憤怒。

既然歷史事實是如此難以獲得，那就讓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亞有一位才華非凡的妹妹，就讓我們稱她為朱迪思，那會發生什麼情況。莎士比亞本人很有可能進了文法學校——他的母親繼承了一筆遺產——在那兒他可能學了拉丁文——奧維德、維吉爾、賀拉斯的經典著作——以及語法和邏輯基本知識。眾所周知，他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孩子，他偷獵兔子，或許還射死了領主的公鹿，而且未屆婚齡就與鄰近一位女子成親，她懷胎不足十月，就為他生下了孩子。這種越軌行為，逼迫他跑到倫敦去另求生路。他似乎對舞台生涯有點興趣，於是他開始在戲院門口替人家牽馬。不久他就在戲院里找到了工作，成為一名成功的演員，住在作為宇宙中心的大都市裡，和人人都有交往，人人他都認識，在舞台上實踐他的表演藝術，在大街上練習他的聰明才智，甚至還進入了女皇宮廷。與此同時，他那位才華非凡的妹妹，我們不妨設想，卻依舊呆在家中。她和他一樣敢於冒險，富於想象，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她未被送進學校。她沒機會學習語法和邏輯，更談不上閱讀賀拉斯和維吉爾經典著作。她偶爾撿起一本書，或許是她哥哥的，並且讀上幾頁。但是，她的父母隨後就進來囑咐她去補襪子或照看爐子上燉著的菜，別在這兒翻書看報虛度光陰。他們說話嚴厲而內心慈祥，因為他們家境殷實，了解婦女生活情況並且深愛他們的女兒——的確，她多半是她父親的掌上明珠。或許她在堆放蘋果的閣樓上悄悄地塗寫幾頁文字，但是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藏起來，或者乾脆付之一炬。然而不久，在她尚未超過十幾歲之前，她就被許配給鄰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兒子。她放聲大喊，說她痛恨結婚，因此被父親痛打了一頓。然後他停止責罵她。他反而懇求她不要傷害他，不要因她的婚事而使他丟盡臉面。他說他要給她一串珍珠或一條精美的裙子；而且他淚水盈眶。她豈能不聽從他？她豈能傷他的心？然而她本身天賦才華的力量卻驅使她採取了行動。她把自己的衣物打成一個小包裹，在夏季的夜晚從窗口縋繩而下，走上了通往倫敦的道路。她還不到十七歲。在樹叢中歌唱的小鳥，並不比她更有音樂才能。她具有最敏銳的想象力，而且具有一種像她哥哥那樣的天賦，對於文字的音韻得心應手。像他一樣，她也愛好戲劇。她站在舞台門口，她說她要演戲。男人們當面嘲笑她。那位經理——一個肥胖饒舌的男子——放聲大笑。他聲若牛鳴，說什麼女人演戲好比小狗跳舞——沒有女人，他說，有可能成為一位女演員。他作出暗示——你能想象他在暗示什麼。她不可能在演技上得到訓練。她豈能在小酒館里覓食或在半夜裡徘徊于街頭？然而，她的天才是在文學的虛構性創作方面，她渴望從男男女女芸芸眾生的生活中，並且在對於他們行為方式的研究中，吸取豐富的素材。最後——由於她非常年輕，她的臉龐長得極像詩人莎士比亞，有同樣的灰色眼睛和彎曲眉毛——最後演員經理尼克·格林對她動了憐香惜玉之心；她發覺自己懷上了那位先生的孩子，於是——當詩人的心被拘禁束縛於一位婦女的軀體之內，誰又能估量它的狂熱和暴怒？——她在一個冬季夜晚自殺了，並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也就是現在公共汽車在「大象與城堡」酒館門外停車之處。

於是，合攏奧斯卡·勃朗寧傳記，並且把其他傳記也都推在一邊，我斷定，甚至在十九世紀，婦女要當藝術家也不受鼓勵。恰恰相反，她們受到冷待、打擊、訓斥和勸告。由於必須反對這個、駁斥那個，她必定心裏緊張而活力降低。在這兒，我們重新來到那非常有趣而又模糊不清的男性情結範圍之內，此種情結對婦女運動影響極大；那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願望，與其說是希望女性低人一等，還不如說是期望男性高人一等，這種願望使人不論放眼何方均可看到男性無所不在，他不僅擋在藝術面前，也擋住了通往政治之路，甚至他本人所冒風險甚微而懇請入圍者謙恭誠摯，亦不肯稍加通融。甚至貝斯巴勒女士，我想起來了，儘管她對政治滿腔熱情，也必須卑躬屈膝地寫信給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勛爵：「……儘管我強烈關注政治，並且對此發表過不少議論，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即對於政治和任何其他嚴肅事務，婦女不宜深入干預，只可發表一點意見（假如有人詢問的話）。」於是，她就把她的政治熱情繼續傾注到那個極其重要的題目上去，那就是格蘭維爾勛爵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她的熱情當然不會在此遇到任何障礙。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現象，我想。男性反對女性解放的歷史，或許比女性解放運動的故事本身更加有趣。如果格頓或紐納姆女子學院的青年學子願意收集此類案例，並且演繹出一種理論，就有可能寫出一本有趣的書，——但是，她必須戴上厚厚的手套，還要有堅固結實的金欄杆來保護她。

瑪麗·卡邁克爾，我在一小段距離之外仍然瞅著那頁書，心裏想道，她會僅僅以觀察者的身份來剪裁她的作品。我真的很擔心，她會受到誘惑，成為索然寡味的那一派——自然主義小說家，而不是深思熟慮的作家。現在有這麼多新的事實等著她去觀察。她沒有必要再把她自己局限於體面的中上階級家庭里。她不必出於仁慈之心或屈尊降貴，而是以一種眾生平等的夥伴精神，走進那些香噴噴的小房間，那兒坐著交際花、妓|女和抱著哈巴狗的夫人。她們仍然穿著粗製濫造的成衣坐在那兒，男作家必定會拍拍她們的肩膀表示友好。但是，瑪麗·卡邁克爾會拿出剪刀，把她們的服裝修剪得處處合身。等到我們看清這些女人的真實面貌，這必定是一個奇特景象，但是我們必須稍等片刻，因為瑪麗·卡邁克爾在「罪孽」面前仍然充滿著一種自覺的負罪感，這種負罪感是野蠻的性別壓迫的遺產。在她的腳上，仍然戴著古老而卑劣的階級壓迫的鐐銬。

這兒是拉·布呂耶的高見：

寫到這兒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真的，並且在這一頁邊上加上一句：為何薩繆爾·巴特勒要說，「聰明男子從來不說他們對女人有何想法」？很明顯，聰明男子事實上除了女人從來不談別的。但是，我仰靠在椅子里，瞅著那個好似大腦的圓形穹頂，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思想而已，然而這思想現在有些窘困，我繼續往下推論，非常不幸之處在於，聰明男子對於婦女從未有過相同的看法。這兒是蒲伯的觀點：

人家忍不住要暫且玩味一番下述想法：假定夏洛蒂·勃朗特每年有三百英鎊收入，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但是這個傻女人把她的小說版權一千五百英鎊就賣斷了；對於這個繁華的世界和充滿生機的城鎮地區，她有了更多的知識；她也有了更多的實際經驗，與她的同類人物有了更多交往，並且更多地結識了各式各樣性格的人物。在這些話中，她不僅指出了她本人作為小說家的弱點，也指出了當時她的性別的弱點。沒有人比她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她不浪費她的天才去孤獨地眺望遠方四野景色，如果她能獲得經驗、與人交往、廣泛旅遊，那麼她的天賦才能勢必獲益匪淺。但是，她得不到這些東西；什麼都沒給她；於是我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所有這些優秀小說，《維萊特》、《呼嘯山莊》、《米德爾馬奇》，均出自婦女手筆，她們的人生閱歷，不會超過進入一位可敬的牧師家庭這個範圍；她們在可尊敬的牧師住宅的公共客廳中寫作，她們是如此貧窮，花不起錢去一次性購買好幾刀稿紙來寫《呼嘯山莊》和《簡·愛》。她們之中的確有一位，喬治·愛略特，在飽經憂患之後逃之夭夭，但是僅僅逃避到聖約翰森林一幢偏僻的別墅之中。在那兒，她在整個世界都對她非難指摘的陰影之中生活。「我希望大家諒解，」她寫道，「如果不主動向我提出請求，我是不會邀請任何人來看我的；」因為，難道她不是與一位有婦之夫一起生活在罪惡之中嗎？難道不是瞅她一眼就會玷污史密斯夫人或任何碰巧來訪者的貞潔嗎？一個女人必須向社會習俗屈服，並且要「與世隔絕」。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端，一位男青年卻可以自由自在地和這位吉卜賽姑娘或那位貴族夫人同居；上前線去作戰；不受阻礙也無人非議，就獲得了豐富多彩的各種人生經歷，後來當他寫書之時，這些經歷為他提供了極其可貴的素材。如果托爾斯泰與一位有夫之婦在修道院里孤獨地同居並且「與世隔絕」，儘管這個道德教訓足以給人啟迪，但是我想，他幾乎不可能寫出《戰爭與和平》了。

即使曾經被一個女人所詛咒，這所著名圖書館也對此完全無動於衷。莊嚴肅穆，所有的珍本都安全地鎖在它胸膛里，它心滿意足地沉睡著，對我而言，它將永遠沉睡。我再也不會去喚醒館廊里的回聲，再也不會去請求接待，當我滿腔怒火走下台階之時，發出了這個誓言。離午餐還有一個小時，如何消磨這段時間？在草坪上散步？在河邊閑坐？這的確是一個可愛的秋天早晨，片片紅葉翩然墜地，漫步閑坐均非難事。然而，一陣音樂之聲飄到我耳邊。有人正在進行某種宗教儀式或慶祝活動。當我經過小教堂門口，洪亮的風琴聲如泣如訴。在這寧靜安詳的空氣中，基督教的音樂聽上去更像是對於悲傷的回憶，而不是悲傷本身；甚至那架古風琴的哀鳴，也被包圍在和平寧靜之中。即使我有權利，我也不想進去，這一次教區管事可能會阻擋我，或許要我出示受洗證書，或許是一封教務長的介紹信。然而，這些宏偉建築物的外表通常像其內部同樣美觀。而且，看看教堂里的教友聚會，也挺有趣，他們在教堂門口匆匆忙忙地進進出出，就像蜂群在蜂房門口飛舞。很多人頭戴四方帽，身穿學士袍；有些人在肩上披著毛皮領飾；還有人坐在輪椅里；有些人雖然未過中年，已經被生活壓力折磨得怪模怪樣，令人想起水族館里喘著氣費勁爬越沙盤的巨大螃蟹和螯蝦。我倚壁旁觀，那所大學的確像個避難所，它庇護了許多希奇古怪人物，如果任憑他們到斯特蘭德大街行人道上去為生存而奮鬥，很快就會被淘汰。我想起了許多關於老學監和老導師們的陳舊軼事，據說某某老教授一聽到口哨聲拔腿就跑——但是我尚未鼓起勇氣來吹口哨，那群可敬的人物已經走進教堂。小教堂的外面保持原狀。你們知道，它高聳的圓頂和塔尖在晚上點著燈，像一艘總是在航行而永不抵岸的大船，在好幾英裡外山那邊都能看見。或許這個學院的四方庭院以及它的平整草坪、宏偉樓宇、還有小教堂本身，都曾經是一片沼澤，野草隨風起伏，豬群拱土刨食。必定有一隊又一隊牛馬，我想，從遠方郡縣把整車大石塊拉來，然後用無限的勞力，把這些灰色石塊整整齊齊摞起來，我現在正站在這石牆的陰影中，然後油漆匠把玻璃裝上窗子，磚瓦匠在房頂上用水泥、油灰、鏟子、刮刀忙碌數百年。每星期六，必定有人從一個皮製錢袋裡把金幣銀幣傾注到老工匠們手中，因為他們或許要在整個黃昏痛飲啤酒、玩九柱戲。必定有源源不斷的金銀，我想，隨時流入這個庭院，來維持石塊的不斷供應，使工匠們不停地工作：平整，挖溝，掘土，排水。然而，當時是虔誠信仰時代，金錢被慷慨地捐贈，為這些石塊奠定了很深的基礎；當這些石塊被砌成了石牆，建成了房屋，更多的金錢從國王、王后、貴族的金庫中傾注進來，以保證有人在此唱聖詩，有莘莘學子在此受教育。有人捐贈土地，也有人繳納稅賦。當信仰時代過去而理性時代來臨，金銀的流入仍然繼續不變；設立了獎學金，捐贈了講座基金；不過現在金銀並非來自國王的金庫，而是來自商人廠主的錢櫃，來自那些靠工業發財者的錢包，在他們的遺囑里，把遺產的一大部分慷慨回贈他們學到技藝的母校，去設立更多的教授席位、講座基金和獎學金。於是就有了圖書館和實驗室，有了天文氣象台，有了昂貴豪華的設備和現在放在玻璃櫃里的各種精密儀器，而數百年前在這兒野草隨風起伏、野豬拱土刨食。確實無疑，當我在庭院里四周漫步之時，用金銀打下的基礎似乎已經足夠深厚，鋪在野草之上的路徑已經非常結實。頭上頂著托盤的男僕們在幾條樓梯之間匆忙地來回穿梭。艷麗的鮮花在窗前花箱里怒放。留聲機的樂曲聲從裡屋傳出。在此氛圍之中，簡直不可能不凝神回想——不論你在回想些什麼，反正它被突然打斷了。鐘聲響了。是想辦法去進午餐的時候了。

我正在閱讀最後一章——人們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在繁星滿天的背景襯托之下顯露出來，因為有人已經拉開了客廳的窗帘——我得出了結論：再給她一百年時間，給她一間自己的房間和每年五百英鎊收入，讓她自由地表達她的思想而把她現在寫進去的內容刪掉一半，那麼總有一天她會寫出一本更好的書。把瑪麗·卡邁克爾的《人生歷險記》放到書架的末端，我說，再過一百年，她將成為一位詩人。

我的姑母瑪麗·貝頓，我必須告訴你，是在印度孟買騎馬呼吸新鮮空氣時墜馬身亡。那天晚上，我獲悉繼承遺產的消息，與國會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大約差不多時間。一封律師信件投入了郵筒，當我打開信件，發現姑母永久性地給我留下了每年五百英鎊贈款。在選舉權和金錢這兩者之間——我承認，金錢似乎絕對是重要得多。在此以前，我只能給報社寫點零星雜稿謀生，報道一下這兒的驢賽或那兒的婚禮；我也曾經給人代寫信封，念書給老太太們聽，剪扎紙花兒，教幼兒園小朋友們認字母，掙幾個英鎊零花錢。這些就是一九一八年之前向婦女開放的主要職業。恐怕我沒有必要去描繪此類工作如何艱苦的任何細節，因為你們可能認識干過這種工作的婦女；亦無必要去描繪靠如此賺來的錢維持生活多麼困難，因為你們自己可能已經嘗試過了。但是，仍然遺留在我身上而且比上述兩者更糟的傷痛，是昔日的艱辛生活在我內心滋生的恐懼與辛酸的毒素。首先，總是要去干自己不願意乾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隸那樣苦幹，同時又要諂媚、奉承，或許並非總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風險實在太大；然後想到個人的天才，去埋沒它就等於死亡——才能雖小，對擁有者卻彌足珍貴——它正在漸漸毀滅，隨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靈魂——這一切就像是一種鏽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從中心把樹木腐蝕掉。然而，正如我所說的，我姑母逝世了；每當我兌換一張十先令鈔票，那鏽菌及其腐蝕物就被擦掉了一點；恐懼和辛酸也消失了。我把找來的銀幣滑入錢包，確實如此，我想，回憶起往昔的辛酸就會明白，一筆固定收入會給人的情緒帶來多麼劇烈的變化，這確實令人驚異。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奪走我的五百英鎊年金。食物、住房和衣服，永遠是屬於我自己的了。因此，不僅勉強苦幹終止了，仇恨與辛酸也消散了。我不必仇視任何男人；他傷害不了我。我不必奉承任何男人；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於是不知不覺，我就發現自己正在對人類的另外一半採取一種新的態度。把任何階級或任何性別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譴責，都是荒唐的。聚集成巨大群體的人們，永遠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他們被他們無法控制的本能所驅使。那些男性族長們、教授先生們，他們也得去應付無窮的困難、可怕的障礙。他們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和我所受的教育同樣有缺陷。那種教育在他們身上所滋生的弱點，也同樣嚴重。確實，他們有財有勢，但是付出的代價，卻是在他們胸懷中隱藏著一隻鷹，一隻兀鷹，它永不停息地在他們體內撕肝裂肺——那就是佔有的本能、貪慾的瘋狂，驅使著他們去渴望永遠獲得他人的田地和貨物；去劃定疆界，樹起旗幟；去鑄造戰艦，製造毒氣；去犧牲他們自己和兒女們的生命。漫步穿越海軍部大樓的拱門（我已來到那座紀念碑前），或者任何一條陳列著戰利品和火炮的大道，就會使人想起曾經在那兒舉行過的光榮慶典。或者在春天的和熙陽光里，瞧著那些股票經紀人和大律師們走進屋裡去賺錢，賺更多的錢，賺更多更多的錢，而事實上只要有五百英鎊年金，就足以使人生活在溫暖的陽光之中了。我深入思索：這些就是隱藏在他們胸懷中的討厭本能。它們是人生各種環境條件的產物，是缺乏文明教養的產物，我一面思索，一面瞅著劍橋公爵雕像，特別注意到他三角形軍帽上插著的幾根羽毛，或許從未有人像我那樣凝神注視它們。當我明白了男性的這些缺陷，恐懼和辛酸漸漸轉化為憐憫和寬容；然後再過一兩年，憐憫和寬容也消失了，於是最大的解脫終於來臨，那就是按照事物本身去思考的自由。例如，那座建築物，我是否喜歡它？那幅畫是否美觀？按照我的觀點，它是本好書還是壞書？姑母的遺產的確向我揭示出一片藍天，取代了彌爾頓建議我永遠崇拜的那個高大魁梧紳士形象，是一望無際藍色天空的開闊視野。

「當我這樣獨自一人獃著，時常會聽見格瑞斯·蒲爾的笑聲……」

把書取了出來，又看也不看就放回去，就在這種煩躁不安的心情中，我開始設想一個未來時代，純粹自我肯定的、大丈夫氣概的時代，就像那些教授先生們在書信（例如沃爾特·羅利爵士的書信）中似乎預言過，而且義大利統治者們早已使其實現了的那個時代。在羅馬，幾乎沒有人不被那種毫不緩和的男性氣概所感動；不論毫不緩和的男性氣概對國家有何影響，人家要先問一問，它對詩歌藝術有何影響。無論如何，據報刊報道，在義大利大家對小說感到某種焦慮。曾經舉行了一次學術會議，它的宗旨是「發展義大利小說」。「出身高貴或者在金融界、實業界、法西斯社團中著名的男士們」，在某日聚會討論此事，並且給首相墨索里尼發了電報，表達了下述希望：「法西斯時代不久將會誕生出一位配得上它的詩人。」我們都可以懷有此種虔誠願望，但是詩歌是否可以從孵化器中孵出來，卻令人懷疑。詩歌應該有母親也有父親。法西斯詩歌，人家很害怕，可能是一個流產的小怪胎，就像人家在鄉鎮博物館玻璃瓶里看到的那種畸胎標本。據說這種怪物從來就活不長；人家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天才神童在田地里割草。一個軀體長了兩個腦袋，並不能使人長壽。

大多數女人完全沒有個性。

為什麼沒有婦女在文學異常繁榮的伊麗莎白時代寫過一字一句，而每兩個男人之中必有一個會寫歌謠或十四行詩，這實在是永恆難解之謎。我問自己，婦女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之中生活；因為小說是一種想象作品，它不會像石子那樣突然墜地，科學或許可能如此；小說像一個蜘蛛網，或許是非常輕微地黏附著，然而卻四個角都始終依附於人生。這種依附往往難以察覺；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就好像是無所依附而獨自懸空的。但是，當那個蛛網被扯歪，網邊被鉤住，中間被撕開，人家就會想起，這些網並非由一些無形生物懸空織成，而是歷盡艱辛的人們嘔心瀝血之作，它們依附於一些粗糙的物質性|事物，例如健康、金錢和我們所住的房屋。

說到這兒，瑪麗·貝頓住口了。她已經告訴了你們，她如何得出結論——那個平凡的結論——那就是你必須每年有五百英鎊收入，還要有一間門上裝了鎖的房間，如果你打算寫小說或詩歌的話。她已經儘力把導致她得出這個結論的種種想法和印象暴露無遺。她曾經邀請你們和她一起闖入教區管事的手臂，在這兒用午餐，在那兒進晚餐，在大英博物館里畫草圖，從書架上取書，往窗外閑眺。當她正在干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你們毫無疑問在觀察她的缺陷和弱點，並且判斷它們對她的觀點有何影響。你們一直在反駁她的觀點，並且按照似乎對你們有利的方向隨意增減。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因為在這樣一個問題中，只有把許多不同種類的錯誤放在一起，通過不斷試錯，才能得到真理。現在我將以個人的名義預告兩種批評作為總結，它們實在太明顯了，你們不會想不起來的。

但是，這些都是隱伏在未來朦朧曙光之中的問題。我必須離開它們，因為它們會使我偏離我的主題，誤入無跡可循的森林，我將會迷路，很有可能被野獸吞食。我不要，而且我肯定，你們也不要我去開始討論那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即小說的未來，我想在此暫停片刻，請你們注意身體條件對婦女而言在將來所起的重大作用。著作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與身體相適應；可以冒昧斷言，女人的書必須比男人的寫得更短、更濃縮，它的結構框架更簡明，不需要長時間不受干擾的穩定的創作過程。因為，總是會有各種干擾。還有，給頭腦提供信息的神經，似乎也是男女不同的，如果你打算使它們幹得最好、最努力，你得弄清楚怎樣對待它們最合適——例如，這幾個小時的連續講演，是否對它們合適？這種說教方式，大概是數百年前廟裡的僧侶發明的——它們需要如何來安排工作與休息的交替，休息在這兒的定義不是無所事事，而是去干某種不同的事情；那麼，那種不同的事情又應該是什麼呢？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加以討論，加以探索；所有這一切，都是「婦女與小說」這個問題的一部分。然而，當我重新走近書架，我繼續追問：我在何處可以找到由婦女寫作的、十分精湛的婦女心理研究著作呢？如果她們不能踢足球，婦女就不允許當心理醫生——

我不可能就此回家，我想，作為「婦女與小說」研究的一種嚴肅認真的貢獻，我不能僅僅加上一句，說什麼女人軀體上的汗毛少於男人，或者南海群島少女青春期開始於九歲——還是九十九歲？——由於心煩意亂，甚至連我的字跡也太過潦草而難以辨認了。工作了整整一個上午，卻顯示不出更有分量、更令人尊敬的成績，那簡直是丟盡臉面。如果我不能把握住有關過去時代婦女的真理（為了簡便起見我就用Women一詞的首字母W來稱呼她們），又何必為W的將來去操心呢？儘管婦女問題專家人數眾多學問淵博，去向這些先生們請教，似乎純粹是浪費時間，他們居然還自命為研究婦女及其在政治、兒童、工資、道德等各方面影響的專家。還不如根本不要去翻開他們的著作。

但是，不論其理由可能是什麼，那是一個必定令人感到遺憾的事實。那是因為——現在我來到了一排排高爾斯華綏和吉卜林著作面前——對於我們仍然在世的最偉大作家的一些最優秀作品，有人置若罔聞。無論如何，女人在這些書中找不到批評家們所許諾的永恆生命的源泉。不僅因為這些書讚揚男性的美德，強化男性的價值，描述男性的世界；而且因為這些書中滲透著婦女無法理解的情緒。那種情緒來了，它正在積聚，它就要在頭頂上爆發，在小說結尾之前很久，讀者就開始預言。那幅畫將會落下來，砸在老喬萊昂頭上；他將會震驚而死；那位教堂老執事將為他說幾句悼詞；泰晤士河上所有的天鵝將同時發出一陣哀鳴。但是，在所有這一切發生之前，人家就會匆匆離去，藏身於醋栗叢中，因為那種對於男人而言如此深刻、微妙而具有象徵意義的情緒，只能使女人深感驚訝。因此，看到吉卜林筆下的軍官們，她們就轉過身去；還有他筆下散布種子的播種人；單獨幹活的男子漢；還有大英帝國的旗幟——看到吉卜林用大寫字母來描述所有這些內容，人家就要臉紅，就好像一位姑娘偷偷混進純粹是男性尋歡作樂之處而被當場逮住。事實上，不論高爾斯華綏先生還是吉卜林先生，在他們身上，都沒有一絲一毫女性氣質。因此，他們所有的品質，對於婦女來說，一般而論似乎都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他們缺乏提供建議的力量。一本書如果缺乏這種提示力，不論它如何強烈地撞擊心扉，它都不能滲透到心靈中去。

從這無窮無盡自我懺悔與自我分析的現代文學之中，人們可以推論，創作一部天才作品幾乎總是一件極其艱難的偉大事業。每一件事情都在抗衡制約天才傑作從作家的心中完整地產生。一般而論，物質環境總是與文學創作相悖。狗兒會亂吠；人們會打擾；錢必須去掙；身體會垮掉。更進一步，使困難加劇而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這個世界對於文學臭名昭著的漠不關心。它並不要求人們去寫詩、寫小說、寫歷史；它不需要它們。它並不在乎福樓拜是否找到了恰當的字眼或卡萊爾是否認真地核實了事實。它自然不會為它所不需要的東西花錢。因此濟慈、福樓拜、卡萊爾等作家精神渙散、心情沮喪，在青年創作時期尤其如此。一陣詛咒、一陣痛苦的呼聲，從他們自我分析與自我懺悔的著作中冉冉升起。「偉大詩人貧困而死」——那就是壓在他們詩歌創作之上的沉重負擔。如果有任何作品儘管經歷了所有這一切磨難而終於完成，那就簡直是個奇迹；而且大概沒有一部作品在誕生之時像它當初在作者心中構思之時那樣完整而毫無殘缺。

但是，這個結尾究竟怎麼做？我又能想到些什麼？老實說，我往往很喜歡女人。我喜歡她們不拘泥於傳統習俗。我喜歡她們的完整性。我喜歡她們默默無聞。我喜歡——但是我不能這樣沒完沒了地說下去。瞧那兒的那隻碗櫥，——你們說那裡面只放著清潔的餐巾；但是，如果阿奇博爾德·博德金爵士躲在其中又怎麼辦？那麼，讓我用比較嚴肅的語氣來說話吧。在上面所說的那些話中，我是否已經向你們充分傳達了人類的警告和譴責？我已經告訴過你們，奧斯加·勃朗寧先生對你們評價很低。我已經指出，拿破崙曾經對你們有什麼看法，墨索里尼現在又有什麼想法。然後，如果你們之中有任何人有志於小說創作，我已經為了你們的利益而摘錄了批評家的忠告：你們要勇敢地承認女性的種種局限性。我曾經提到過X教授，並且特別突出了他的聲明：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體力上都低於男性。我已經把並非刻意尋求而是不期而遇的種種高見，都轉告你們了，這兒是最後一番警告——它出自約翰·藍登·戴維斯先生之口。這位先生警告婦女：「等到完全不想要小孩子的時候，女人也就完全不需要了。」我希望你們將此話牢記在心。

一開始，我就把這一頁從上到下看一遍。我首先要弄清楚她句子的含義，我說，然後才會讓藍眼睛與棕色眼睛，以及克洛伊與羅傑之間可能發生的關係來充塞我的記憶。我首先要確定，她手中拿的是筆還是鎬，然後才有時間去管那些閑事。於是我就在舌尖兒上輕輕地念一兩個句子試一試。很快就顯示出情況有些不妥。句子與句子之間的流暢連續被打斷了。有什麼東西在撕裂，有什麼東西在磨擦；在這兒或那兒，有一個字發出火光在我眼前閃耀。就像人們在古老的劇本中所說，她是在「解脫」她自己。我想，她就像一個人在劃一根不會點燃的火柴。但是，我問她，好像她就在眼前，為什麼簡·奧斯丁的句法不是適合於你的結構形態呢？難道因為愛瑪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它們就必須被一筆勾銷嗎？哎唷，我嘆息道，情況果真如此。簡·奧斯丁寫出一段又一段優美旋律，就像莫扎特寫出一首又一首歌曲；而閱讀這種文字，卻好比乘敞篷小船漂洋過海。在浪濤中，它忽然上升，忽然下沉。這種簡練扼要的語氣，或許意味著她有所顧忌；或許是害怕被人稱為「多愁善感」；或許她回想起婦女作品總是被人認為太過花哨，於是她故意添加了一些多餘的荊棘；但是，我要仔細讀完她寫的一幕情景，在此之前，我無法確定她究竟是代表她自己還是別的什麼人。無論如何，她並不降低人的活力，我想，我讀得更仔細了。但是，她正在堆砌過多的事實。在如此大小一本書里，她連一半的事實也用不完。（此書篇幅大約是《簡·愛》的一半）然而，她居然想出某種辦法，把我們所有的人——羅傑·克洛伊、奧莉維亞、托尼和比格姆先生——全都裝在一條河上的獨木舟里。稍等片刻，我往後仰靠著椅背說道，在我進一步探討之前，我必須更仔細地考慮全部情況。

想到那些婦女們一年又一年地苦幹，卻發覺自己難以積攢到二千英鎊，她們想盡一切辦法才募集到三萬英鎊，我們對於女性不可寬恕的貧窮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嘲笑。那麼，我們的母親大人們這些年來都在幹些什麼，以至於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財產？往她們鼻子尖兒上擦粉？注視著商店櫥窗里的商品？在蒙特卡洛的陽光下花枝招展地炫耀？在壁爐架上有幾張照片。瑪麗的母親——如果那是她的照片——有可能是個浪費時間的女人（她居然和一位牧師生了十三個孩子），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她的快樂奢靡生活並未在她臉上留下多少歡樂的痕迹。她是一位樸實的家庭婦女；一位披著格子花呢圍巾的老太太，那條圍巾用一隻刻花大別針扣住；她坐在一把藤圈椅里，鼓勵一隻西班牙小獵犬向照相機看，帶著有趣而又緊張的表情，她肯定一按快門那條小狗就一定要動。如果當年她去做生意；成為人造絲製造商或證券交易所的大款；如果她給費恩漢姆女子學院留下二三十萬英鎊，那麼今晚我們就可以在這兒舒舒服服坐著，而我們所談的話題，就可能是考古學、植物學、人類學、物理學、原子的本質、數學、天文學、相對論、地理學。只要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親以及她母親的母親能夠像她的父輩和祖輩一樣，學會那賺錢的偉大藝術並且留下她們的錢財，去建立女性專用的研究基金、講座基金、各種獎金和獎學金，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在這兒像模像樣地享用一隻家禽和一瓶美酒；我們也就有可能不算過分自信地指望，在慷慨捐贈獎學金所獲得的職業庇護之下，度過快樂而又體面的一生。我們就有可能一直在探索或者在寫作；在這個地球上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消磨時光；坐在雅典帕台農神殿的台階上沉思冥想；或者上午十點鐘上辦公室去，下午四點半舒舒服服回家寫一首小詩。只不過，如果塞頓夫人和她的同類人物都在十五歲就經商賺錢，那就根本不會有瑪麗這個人——這就是我這番議論中的破綻。我問瑪麗，對此有何高見？從窗帘之間望出去，是十月的夜晚，靜謐而可愛，在枯黃的樹枝之間可以瞥見一兩顆星星。她是否打算犧牲她理應享受的那一份秋夜美景，犧牲她與兄弟姊妹們在蘇格蘭遊戲爭鬧的甜蜜回憶（他們有一個幸福家庭，儘管是個大家庭），那兒空氣新鮮糕餅質優令她讚不絕口，她是否打算犧牲這一切，但憑鋼筆一劃，就讓費恩漢姆女子學院獲得五萬英鎊贈款？因為，要給大學捐款就有必要壓低整個家庭的開支。既要發大財，又要生十三個孩子——沒有人能夠受得了。考慮一下這些事實吧，我們說。嬰兒出生之前首先要在娘胎里耽上九個多月。然後嬰兒誕生了。然後花三四個月時間給嬰兒哺乳。在哺乳期之後，肯定還得花五年時間陪孩子玩。你們似乎不能讓孩子們在街上亂跑。有人曾經在俄國看到孩子們撒野亂跑，便說這不是令人愉快的景象。人們還說，人性是在一歲到五歲之間定型的。我說，如果塞頓夫人一直在賺錢，你們對童年的遊戲和紛爭還會有什麼樣的回憶？對於蘇格蘭的新鮮空氣、優質糕餅和其他一切優點，你們還會知道些什麼？但是，提出這些問題毫無用處，因為你們根本就未曾存在過。不僅如此，提出下述問題也同樣毫無用處，那就是：假設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賺了大錢，並且把它投入學校和圖書館的基金，可能會有什麼結果？首先，經商賺錢對她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們有可能賺錢，當時的法律也拒絕讓她們擁有自己所賺錢財的權利。只是最近四十八年以來，塞頓夫人方始有權擁有屬於她本人的一個便士。在此之前幾百年裡，這都是她丈夫的財產——或許正是這種觀念，使塞頓夫人和她的母輩們被拒之於證券交易所大門之外。我們所賺到的每一個便士，她們或許會說，將會從我手中被取走，並且按照我丈夫的想法去投資——或許是在巴利奧爾學院或國王學院設置一項獎學金或研究員基金，因此即使我能賺錢，我對此也無多大興趣。我最好還是把此事留給我丈夫去干吧。九_九_藏_書

但是，我對異性心理這個危險而又迷人的課題作出的這些貢獻——這是一個我希望你每年自己有五百英鎊收入時再加以調查研究的課題——卻因必須付賬而被打斷了。午餐賬單是五先令九便士。我給服務員一張十先令鈔票，他去給我找回零錢。我注意到，錢包里還有另外一張十先令鈔票，此事至今使我驚訝不已——我的錢包居然會有自動孵化出十先令鈔票的力量。我打開錢包，鈔票就在那兒。社會向我提供雞肉和咖啡，床鋪和住所，來換取姑母給我留下的相當數量的紙幣，這些紙幣之所以遺留給我，僅僅因為我與姑母同名，再也沒有別的原因。

我們是否可以把它歸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8月大炮轟鳴之際，是否男女之間把對方臉上的表情看得如此清楚，知道浪漫的愛情已被扼殺了？在炮火閃光之中，瞅見我們的統治者們的臉色，的確令人震驚（特別是對於婦女而言，因為她們對教育之類問題還抱有不少幻想）。他們顯得如此醜惡——德國、英國、法國統治者們——如此愚蠢。但是不論歸咎於何事，歸咎於何人，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為了戀人的來臨而如此熱烈地歌唱的那種幻想，現在要比當時罕見得多。人家現在只要閱讀，觀察，傾聽，回憶。但是，為什麼要用「歸咎」這個詞兒？如果那是一種幻想，為什麼不去讚揚那場災難？不論它是什麼災難，它畢竟破除了幻想，而把真實來加以取代。因為真實……這些省略符號表示，我在那兒尋求真實而忘了應該在此處拐彎到費恩漢姆去。真的，究竟何謂真實何謂幻想？我捫心自問。例如，這些房屋的真實面目，究竟如何？在暮色之中，它們顯得有些朦朧，紅色的窗戶卻帶有歡快色彩；但是在早晨九點鐘，學童們隨手丟下的糖果和鞋帶使這片紅色看上去粗俗而骯髒。還有那些柳樹，那條河流，以及一直延伸到河邊的花園，現在籠罩于暮靄之中一片朦朧，但是在陽光照耀下金黃和鮮紅交相輝映——究竟哪一個是真實，哪一個是幻覺？我也不必把我反覆曲折的思路全都告訴你們，因為在前往赫丁利海灘的途中，我並未找到任何結論，而且我請你們設想，我不久就發覺剛才忘了拐彎，於是又往回走，改變方向往費恩漢姆走去。

你們所言屬實——對此我決不否認。但是，同時請允許我提醒你們，自從一八六六年以來，在英國至少已有兩所女子學院存在；一八八〇年之後，法律允許已婚婦女擁有她自己的個人財產；在一九一九年——整整九年以前——她獲得了選舉權。我是否可以再提醒你們，大多數職業向你們敞開大門，迄今約有十年之久？當你們考慮到，婦女享有這麼大的權利已有如此長久的時間，而且事實上目前大約有兩千名婦女能以某種方式每年掙五百多英鎊，你們就會同意，缺少機會、培訓、鼓勵、閑暇、金錢等等借口，再也講不通了。此外，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塞頓夫人孩子生得太多了。你們當然要繼續不斷地生孩子，於是他們就說，要兩個三個地生，不要十個一打地生。

「莊園法庭和公田耕作方法……天主教西多會修道士與牧羊業……十字軍……大學……下議院……百年戰爭……玫瑰戰爭……文藝復興時期學者……修道院瓦解……農業與宗教衝突……英國海上勢力之開端……西班牙無敵艦隊……」等等，等等。書中偶爾提及一位婦女，一位伊麗莎白或一位瑪麗，一位女皇或宮廷貴婦。但是，那些除了頭腦和人格之外便一無所有的中產階級婦女，不可能去參加任何偉大的運動，而正是這些社會運動集合在一起，才構成了歷史學家們對於過去時代的觀點。我們也不會在記載名人軼事的任何文集中找到她。奧布里幾乎沒有提到她。她從來不寫自傳，也幾乎不記日記；只有她的幾封信件還保存著。她沒有留下任何戲劇或詩歌，可供我們對她作出評判。人家所需要的，我想，是大量的信息：她在什麼年齡結婚；一般而論她有多少子女；她的住房像什麼樣子；有沒有她自己的房間；她自己做飯嗎；她是否可能有一個僕人——為何紐納姆或格頓學院沒有一些才華卓越的大學生來為我們提供有關資料？所有這些事實，大約都記載在教區記事錄或賬簿上；伊麗莎白時代普通婦女的生活，必定是分散記載在某些地方，如果有人能把它收集起來，可以寫成一本書。在書架上尋找那些稀缺書籍之時，我想，去建議那些名牌大學學生重寫歷史，我可不敢有此奢望，雖然我認為現有的歷史似乎有點離奇，不真實，有所偏倚；但是為什麼他們就不能給歷史加上一些拾遺補缺的資料呢？當然，要給它一個並不引人注目的名稱，女性形象就可以在那兒出現，而無違背禮法之嫌。因為，人們時常在偉人生平傳記之中瞥見她們的身影，然而轉瞬之間就隱沒到背景之中，她們正在隱藏，有時我想，一個眼色，一陣笑聲，或者一滴淚水。我們畢竟已經擁有足夠多的簡·奧斯丁生平記錄；似乎亦無必要重新考慮喬安娜·貝利的悲劇對埃德加·愛倫·坡詩歌的影響；就我本人而論，即使瑪麗·拉塞爾·米特福德住宅和她常去之處都對公眾關閉至少一百年，我也毫不在乎。我在書架上重新尋覓，同時又繼續思考，令我悲嘆的是，我發覺我們對於十八世紀之前的婦女情況竟然一無所知。在我頭腦里，沒有一個模特兒可以供我翻來覆去地思考。我在此詢問為何伊麗莎白時代婦女不寫詩歌，而我並不清楚：她們受過什麼教育；是否有人教會她們書寫；她們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人在二十一歲之前就生兒育女；總之，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她們都在幹些什麼？她們顯然沒有錢；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說法，不管她們是否願意，在她們離開育兒室之前就結婚了，大約只有十五六歲光景。甚至根據上述這種情況，我所推斷的結論就是，如果她們之中突然有人寫出了莎士比亞的戲劇，豈非不可思議？於是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先生，現在他已逝世，但是當年是位主教大人，我想，他曾經說過，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擁有莎士比亞的天才。他給報紙撰寫文章，闡述這種觀點。他又告訴一位向他請教的女士，貓兒實際上進不了天堂，儘管在某種意義上，他補充道，它們也有靈魂。那些老先生們花了多少心思來拯救別人！他們一走近我們，愚昧無知的想法即無地自容！貓兒進不了天堂。女人寫不出莎士比亞的戲劇。

但是，或許可以稍微深入一點探討小說寫作問題以及性別對小說家的影響。如果閉上眼睛把小說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它似乎是與人生的鏡中映像有點相似的創作物，儘管它必然會有許多簡化扭曲之處。無論如何，它是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一定形態的某種結構，有時是正方形，有時是寶塔形，有時在側翼伸展出廂房和拱廊，有時堅固緊湊帶有圓形穹頂，就像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回想起某幾部著名小說，此種形態，我想，在我們心中激發了與之相對應的情緒。但是，那種情緒立即就把它自己與其他情緒混雜在一起，因為這「形態」並非由石塊與石塊之間的關係構成，而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構成。因此，一部小說就在我們心中激起了各種相互矛盾對立的情緒。人生與某種非人生的因素相衝突。於是，我們對小說難以達成任何共識，個人偏見就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影響。一方面，我們覺得你——書中主角約翰——必須活著，否則我將深感絕望。另一方面，我們覺得，哎唷，約翰，你一定得死，因為這是此書結構形態的需要。人生與某種非人生的因素相衝突。既然人生是小說的一部分，我們就把它作為人生來判斷。有人說，詹姆斯是我最討厭的那種人。或者有人說，這是個荒誕的大雜燴。我自己從未有過任何此類感覺。回想起任何一部著名小說，非常明顯，其整個結構是極其複雜的，因為它是由如此眾多的不同判斷、不同情緒所構成。這是令人驚訝的：任何一本如此寫成的書，居然可以保持其完整性不止一二年之久，或者對於英國、俄國、中國讀者而言，其意義很可能是相同的。然而，它們偶爾確實是非常值得注意地保持完整。在這些碩果僅存的案例中，使它們保持完整的因素（我想起了《戰爭與和平》），就是人家稱之為「整體性」（integrity）的那種東西，雖然它和按時支付賬單或者關鍵時刻行為高尚毫無關係。人們所說的整體性，對小說家而言，就是他使人確信，這是真實的。是的，人家覺得：我從來未想到過，情況竟然如此；我從來不知道，人們居然會有如此的舉動。但是，你使我確信情況就是如此，事情就是如此發生的。當一個人閱讀之時，他把每一個短語、每一個場景都放到亮光下面去驗證——因為，奇怪得很，大自然似乎賦予我們一種內心之光，我們可以藉此來判斷小說家的作品究竟是完美無缺還是支離破碎。或者可以這樣說，大自然由於某種非理性情緒衝動，用隱形墨水在人們心靈的四壁上預先勾勒了一幅隱而不見的圖畫，那些偉大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證明它確實存在，也就是把這幅隱形草圖放在天才的火光面前烘烤，使它顯出原形。當人家用內心之光使它如此顯露原形，看到這幅沉睡已久的圖畫重新復甦，他就會大喜若狂而不禁歡呼：這就是長久以來我一直感覺到的、我所熟悉的、我所盼望的東西！人家就會興奮得熱血沸騰，而且帶著敬畏之心合上書本，似乎它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東西，一個終身可以向它尋求支持的精神支柱，於是人家就把它放回書架。我一邊如此說，一邊就拿起《戰爭與和平》，並且把它放歸原處。另一方面，如果人家拿到內心之光下面去驗證的這些可憐的句子，起初因其鮮明色彩和炫耀姿態立刻激起快速而熱烈的反應，但是它們也就到此為止，似乎有某種因素阻礙它們繼續發展；或者只是在這個角落裡顯出一點模糊潦草字跡，在那個角落裡顯出一個墨水污漬，但是沒有任何完整的人生圖景顯示出來，於是人家就會發出失望的嘆息，並且說道：又一部失敗之作。這部小說在某個方面出了毛病。

人家可以發誓說，她已具備作家的素質。但是，「我即使兩個星期不睡覺也不至於如此荒謬。」——當人家發現，甚至一位很有寫作才能的婦女也會強迫自己相信寫作是荒謬的，甚至會使自己顯得神經錯亂，那麼他就可以估量反對婦女寫作的氣氛是多麼強烈。我把那本薄薄的多蘿西·奧斯本書信集放回書架，再來看看貝恩夫人寫了些什麼。

然而，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如果我們急於歸罪於什麼人，男女兩性都難辭其咎。所有教唆者和改革家均有責任：對格蘭維爾勛爵說謊的貝斯巴勒夫人應該負責；對格雷格先生說出事實真相的戴維斯小姐亦應負責。所有促使性別意識覺醒的人都應該受到責備，正當我想要在一本書上施展我的各種才能之時，他們驅使我去尋求那個幸福時代，戴維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誕生之前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作家們還能夠平均地使用他心靈中的兩個方面。我們必須回到莎士比亞那兒，因為他是雌雄同體兩性合一的；濟慈、斯特恩、柯珀、蘭姆、柯勒律治都是如此。雪萊或許是無性的。在密爾頓和本·瓊森身上，男性氣質稍為太多了一點。華茲華斯和托爾斯泰也是如此。在我們的時代，普魯斯特是雙性的，如果不是女性氣質稍多了一點的話。但是那個缺點太小，不值得加以抱怨，如果沒有那種兩性氣質的混合，理智似乎就佔了絕對優勢，心靈的其他官能就會硬化而失去創造能力。然而，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想這或許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階段；我曾經允諾，要告訴你們我的思想發展過程，為了遵守諾言，我講了不少話，其中有不少內容似乎已經過時了；有許多東西，在我眼前洞若觀火，對你們而言似乎一片朦朧，因為你們尚未到此歲數。

多麼偉大的詩人，我突然高聲歡呼，就像人家在薄暮時分情不自禁地歡呼：多麼偉大的詩人！

你們可能會說，甚至關於不同性別作家的相對優點，我也並未表述過任何觀點。我是故意如此，因為，即使現在已經到了作出這種評估的時候——以目前而論，知道女人有多少錢有幾間房，比提出有關婦女才能的理論重要得多——即使評估作家優點的時候已經到了，我也不相信心靈或性格方面的天賦可以像白糖或黃油那樣稱量，即使在劍橋大學也辦不到，雖然他們在那兒擅長於把人分成級別，把各種方帽子戴到他們頭上去，把各種字母放在他們姓名後面來標明學歷和學位。我相信，甚至你們在《惠特克年鑒》中找到的「皇家禮儀等級順序表」，也不能作為價值評定的最終順序，而且沒有任何充足理由可以假定，在最終進入宴會廳時，巴思爵士必須跟在精神病大師後面。所有這一切，使不同性別的人相鬥，使不同品質的人相爭；所有這一切，自命為優越而硬判他人為低劣；所有這些行為，都屬於人類生存的私立學校階段，在私立學校中，學生是分為「派別」的，這一派必須去打敗那一派，而走上講台從校長先生手中接過一隻裝潢精美的獎盃，是極端重要的。當人們逐漸成熟，他們就不再相信派別或校長先生或精美獎盃。無論如何，以書籍而論，眾所周知，要把表示優秀的標籤貼上去而又不讓它落下來，是極其困難的。難道當代文學書評不是評判這種困難的持久例證嗎？「這本書很偉大」，「這本書無價值」；這同一本書，就有兩個迥然相異的評語。褒揚和非難都毫無意義。不，以評估作為消遣可能很有趣，它卻是所有職業之中最徒勞無益的，而屈從於評估者的判決，是最最奴性十足的態度。只要你去寫你所想要寫的東西，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至於這重要性可以維持幾年或幾小時，那可誰也不能說。然而，要是你為了遵從手捧銀杯的校長或袖藏碼尺的教授的意願，因而犧牲了你心目中幻象的一根頭髮、抹去了他臉上的一絲光彩，這就是最卑鄙的背叛。犧牲財富與貞操，一直被視為人類最大的災難，而這些災難和上述背叛相比，不過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

或許克里斯蒂娜·羅塞蒂的詩句要對我的愚蠢幻想負部分責任——當然它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我幻想丁香花在牆頭迎風搖曳，黃蝴蝶在四處翩翩飛舞，花粉在空氣中飄散。一陣微風，不知從何處吹來，它把枝頭嫩葉往上托舉，於是一片銀灰色在空中閃爍。這是日光與燈光交替銜接之際，各種色彩在夕陽餘輝之下逐漸變深，紫紅和金黃的光芒映射在玻璃窗上如火如荼，好像一顆容易激動的心正在搏動；為了某種原因，這個世界之美顯露無遺，然而不久即將消失（現在我推開大門走進花園，因為，很不明智，此門居然敞開未鎖，附近又似乎沒有教區管事），這很快即將消逝的世界之美是雙刃的，一邊刀刃是歡笑，一邊刀刃是痛苦，把心房一剖為二。在春天的暮色之中，費恩漢姆花園展現在我眼前，荒蕪空曠，在長長的野草叢中，散布著水仙花和風信子，漫不經意地隨風搖曳，在最好的時刻也紛亂無序，現在被風吹得波濤起伏，連根部也被拉動。這棟樓宇的窗戶，在波浪形的紅磚之間呈圓弧形，就像船艙的圓窗，春天的雲彩飛快地飄過，窗戶由檸檬黃變成了銀白色。有人睡在吊床里，有人快步跑過草地，在這朦朧的光線中，他們不過是幻影而已，一半是真正看到，一半是出於猜測——難道沒人想拉住她么？然後在陽台上出現了一個彎腰弓背的人影，好像是突然出來呼吸空氣，看看花園，她不容輕視然而態度謙和，前額寬廣而衣衫陳舊——這可能就是那位學者，可能是J——H——她本人嗎？一切都昏暗朦朧，然而又十分強烈，好像黃昏籠罩在花園上的那塊紗巾被星星或刀劍的閃光劈成兩塊——某種可怕現實的閃光，以其特有的方式，從春天的心臟里躍出。因為青春——

但是對於婦女而言，看著空蕩蕩的書架，我想，這些困難勢必更加難以克服。首先，甚至直到十九世紀初，她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也辦不到，更不必說要一間安靜、隔音的房間了，除非她的父母異常富有，或者身份非常高貴。她的零用錢仰仗於她父親的善意，僅夠供她穿衣，她甚至無法擁有濟慈、丁尼生或卡萊爾等窮苦男人均可獲得的安慰，例如：徒步旅行；漫遊法國；離家獨居，即使僅有一間陋室，亦可庇護他們免受家人橫加干擾之苦。這種物質上的困難已很可怕；但是非物質的無形困難更糟得多。濟慈、福樓拜與其他男作家，已經發覺世人的冷淡不堪忍受；對於女作家，那就不光是冷眼相對，而是抱有敵意了。這個世界對男女作家態度很不一樣。它對男人們說：你們想寫就寫；這與我沒關係。它對女人卻大聲嘲笑：寫作？你寫作有何用處？再看看書架上空白之處，我想，紐納姆和格頓學院的心理學家們可以來幫助我們了。現在肯定應該是測量挫折對於藝術家的心靈有何等影響的時候了，正如我曾看到牛奶公司檢測普通牛奶和甲級牛奶對老鼠的影響有何不同。他們把兩隻關在籠內的老鼠並排放著進行比較。飲普通奶的鼠鬼鬼祟祟、膽怯而瘦小；飲甲級奶的鼠皮毛光滑，大胆而肥壯。那麼，我們又給作為藝術家的婦女提供了什麼食物呢？我在提出問題之時，立刻就回想起那頓由李子乾和蛋奶羹組成的晚餐。要回答那個問題，我只要翻開晚報讀一讀伯肯黑德勛爵的觀點——但是我真的不想費心去抄錄勛爵先生關於婦女寫作的高見。英奇主教大人的高論，我亦不想涉及。哈利大街的專科醫師們在放大喉嚨招徠病人，儘管他們的呼聲在大街上回蕩，我卻絲毫不為之所動。然而，我要引用奧斯卡·勃朗寧先生的話，因為他有一個時期是劍橋的大人物，並且經常主持格頓和紐納姆學院的學生考試。勃朗寧先生總是說：看完任何一組考卷，不論他打了什麼分數，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最好的女生在智力上也要比最差的男生更為低劣。說完這話，勃朗寧先生回到他的房間里——正是隨後發生的事情使他受人喜愛，並且使他具有高大威嚴而又富於人性的形象——他回到房間里，發現他的小馬夫正躺在沙發上，瘦得皮包骨，兩頰深陷，面有菜色，牙齒烏黑，四肢疲軟。……「那是阿瑟，」（勃朗寧先生說）「他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而且極有抱負。」這兩個畫面對我而言是互相補充的。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個傳記文學流行的時代，這兩個畫面總是相互襯托，於是我們解釋偉人的見解之時，就可以不僅聽其言，而且觀其行。

既然明智而又謙遜的女人不能寫書，多蘿西敏感而憂鬱，性格與那位公爵夫人相反，就什麼也沒寫。書信自然不算數。一個女人可以坐在她父親病榻旁邊寫信。她可以在男人們交談之時，坐在爐火旁邊寫信，而且並不打擾他們。一頁又一頁地翻閱多蘿西的書信，我想，這真是奇迹：這位無師自通的孤獨姑娘，在遣詞造句、構思情景方面擁有何等的天賦！請聽她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我讀著這句話，然後忽然想到，這兒有一個多麼大的變化。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或許是文學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克婁巴特拉並不喜歡屋太維婭。如果她喜歡的話，《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就會面目全非！讓我的思路暫時偏離《人生歷險記》，我想，按照這個樣子，恐怕整個事情就簡單化了，而且合乎傳統，如果有人膽敢荒唐地說出來的話。克婁巴特拉對於屋太維婭的唯一情感，就是嫉妒。她是否比我高？她的頭髮梳成什麼髮型？在那部戲劇里，也許不再需要更多東西了。但是，如果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更加複雜一點，那是多麼有趣。我迅速回顧許多小說中光彩奪目的婦女肖像畫廊，我想，婦女之間的關係，是太過簡單了。有這麼多東西被遺漏了，未曾嘗試過。於是我試圖回憶，在我讀過的小說中，是否有這樣的例子，兩個女人是作為朋友來加以描繪。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中，曾有這樣的嘗試。當然，在拉辛的作品和希臘悲劇中，她們相互信賴。她們有時是母女關係。但是，幾乎毫無例外，在小說里顯示的是她們與男人之間的關係。想起來也真奇怪，直到簡·奧斯丁時代，在此之前小說中所有偉大的婦女形象，不僅是被人們從男性的眼光來觀察，而且是被人們僅僅從她們與男性之間的關係來加以理解。那種關係，在婦女的生活中是多麼小的一部分；而且，當一個男人透過性別偏見架在他鼻子上的黑色或玫瑰色眼鏡來觀察那個部分時，他所能了解到的東西又是多麼少。或許，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小說中婦女的天性都很特別；她的美艷絕倫和奇醜無比都極其令人驚訝；她在超凡入聖和墮落不堪這兩個極端之間交替輪迴——這就是隨著一個男性戀人愛情的高漲或消沉、成功或不幸，從他眼中所看到的女人。當然，十九世紀小說家們並不完全如此。在十九世紀小說中，婦女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而性格複雜。或許，真的是為了要想描寫女人，才導致男人逐漸放棄了詩劇，它太劇烈，不適宜以婦女作素材，因此才發明了小說，作為一種更合適於女性形象的蓮花寶座。即使如此，甚至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還是非常明顯地可以看出，男人對於婦女的認識還是非常片面和偏頗，正如女人對於男人的認識一樣。

因為儘管我們對莎士比亞的心境毫無所知，甚至在我們如此說的時候，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涉及了莎翁的心境。我們之所以對莎翁了解得如此之少——這是與鄧恩、本·瓊森或彌爾頓相對而言——其原因或許就在於，他把他的厭惡、憎恨、反感全都對我們隱藏起來。沒有一些「揭示內幕者」來提醒我們關於作者本身的情況，來阻撓我們的閱讀。抗議、說教、申冤、復讎，讓世人見證其艱辛悲苦等等一切慾望，他都付之一炬，煙消雲散。因此，他的詩句方能從心中自由通暢地汩汩流出。如果曾經有人把他心中的作品完完整整地表達出來，那就是莎士比亞。如果曾經有一個心靈爐火純青、了無牽挂，我的目光重新轉向書架，我想，那就是莎士比亞的心靈。

於是，那位生於十六世紀而很有詩歌天才的婦女，就是個不幸的女人，與自身天賦相衝突的女人。要把她頭腦中的任何思想釋放出來，都必須有良好的心境，而她所有的生活條件和她所有的本能，均與此種心境相悖。我要追問：究竟何種心境最有利於創作？人家能夠對那種推進、促成奇異的創作活動的心境有所了解嗎？我在此翻開了莎士比亞悲劇選集。例如，莎翁寫作《李爾王》和《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時，處於何種心境？那肯定是自古以來最適宜於創作詩歌的心境了。然而莎翁本人對此從未論及。我們僅在無意之中偶然知道，他在創作之時「從未塗去過一行文字」。或許直到十八世紀，藝術家本人對他的心境的確從來未置一詞。或許盧梭是自我表白的始作俑者。無論如何，到十九世紀自我意識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騷人墨客在其懺悔錄和自傳中披露本人心境已成習慣。別人也為他們寫傳記，他們的書信在死後被印刷出版公諸於世。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們不知道莎翁在寫《李爾王》時心中想些什麼，我們的確知道卡萊爾寫《法國大革命》時心中有何想法，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心中有何想法，濟慈試圖以詩歌創作來抗衡死神臨近和世情冷漠之時心中有何感受。

有人想在十六世紀發現任何女人具有這種適合於創作的心境，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只要想一想伊麗莎白時代墓碑上雕刻著的所有那些合掌而跪的孩子們；想想她們的早年夭折，再看一看她們住宅里陰暗狹小的房間，即可理解那時沒有女人能夠寫詩。可以盼望在更晚的時期發現某位貴夫人，利用她相對自由舒適的環境去出版署有她本人姓名的作品，然而這要冒被他人視作怪物的風險。男人當然未必都是勢利之徒，我繼續思忖，小心翼翼地迴避麗貝卡·韋斯特小姐「臭名昭著的女權主義」；但是，他們大多數是帶著同情心態，對伯爵夫人試圖寫詩的努力表示讚賞。這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人家會發現，一位有頭銜的貴夫人與當時默默無聞的奧斯丁小姐或勃朗特小姐相比，得到的鼓勵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預料，人家也會發現她的內心受到恐懼、仇恨等與詩無關的情緒干擾，而且她的詩歌也顯示出此種干擾的痕迹。這兒是溫奇爾西夫人，我想以她為例，便順手從書架上取下她的詩集。她生於一六六一年，她是貴族出身而又嫁給貴族；她並無子女；她創作詩歌，只要翻開她的詩集，即可發覺她為了婦女的地位而義憤填膺地發出不平之鳴：

我很想就此打住，然而習慣的壓力作出了這樣的判決：每一次講演，必須有一個結論來收尾。你們必定同意，一次婦女講座的結論，應該特別含有讚揚和推崇之意。我要懇請你們記住你們的責任，要更加高尚，更注重精神因素；我要提醒你們，有多少事情要依靠你們去做，你們對未來能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我想，這番勸勉的話，我可以很放心地留給男人去說，他們一定會說，而且他們實際上已經用比我更加優美雄辯的詞藻來加以表達了。在我搜索枯腸之時，我發現自己對於作他人的平等伴侶，對於為了更高目的去影響這個世界，並沒有抱著什麼高尚情操。我發現自己正在簡單而平淡地喃喃自語：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如果我知道如何說得崇高而動聽，我想要對你們說，千萬不要夢想去影響別人。只要就事論事，思考事物本身。

有了如此的準備，又是如此自信而求索不已，我出發去尋求真理。那天雖然不算潮濕，卻頗陰暗，大英博物館四周街道上，往地窖里裝煤的門戶全都洞開，一袋袋煤炭正在往內傾倒；四輪馬車在街邊停下，把一些用粗繩扎住的箱子卸到人行道上，箱里大概裝著瑞士或義大利移民家庭的全部服裝，準備冬天在布盧姆斯伯里地區的公寓里尋求謀生之道、藏身之所，或者其他合適的日常用品。嗓音總是嘶啞的男人，推著裝滿花木的手推車，穿街走巷一路叫賣。有人在喊，有人在唱。倫敦像一個工場。倫敦像一架機器。我們就像織布梭子，在這空白的底板上穿梭往來，織出一些花樣。大英博物館是這個工廠的另外一個部門。推開幾道活絡彈簧門，就站在博物館龐大的圓形穹頂下，一個人就好像是這龐大的禿頂前額中的一個思想，這前額上圍繞著一條寫滿著名學者姓名的華麗的帶子。走到櫃檯前，拿起一張紙，打開一卷目錄，於是……這兒的五個逗點，代表著互不連貫的五分鐘茫然、驚異和困惑。你們是否知道，在一年之中，人們寫了多少本關於婦女的書？你們是否知道，其中有多少本書是男人寫的？你們是否意識到，你們婦女或許是宇宙中被討論得最多的動物？我帶著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前來，準備閱讀一個上午，以為到上午結束時，我可以把獲得的真理記入筆記本中。但是為了完完全全應付此事，我想，我必須成為一群大象和一窩蜘蛛才行，我實在無法可想，才提出這兩種據說分別是壽命最長和眼睛最多的動物作比喻。我甚至需要具備鋼爪銅喙，方可穿皮透殼。我怎能找到埋藏在這一大堆紙張中的真理微粒呢？我一邊自問，一邊在絕望之中開始用目光在長長的書目中上下求索。甚至那些書名，也給我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性別及其本質，自然會引起醫生和生物學家們的注意；但是，令人驚訝和難解的事實是，性別——換言之即婦女——居然也吸引了其他人士的注意，其中包括受人歡迎的散文家，妙筆生花的小說家，獲得碩士學位的年輕人，沒有學位的男子漢，還有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別無明顯特長的男人們。這兒有些書，從表面上看來，插科打諢、淺薄輕浮；然而另一方面，有許多書是嚴肅而有預見性，講道德而有規勸性。只要看看這些書名，就會想起無數教師和牧師登上講台或佈道壇，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總是超過平常規定講解這個題目的一個小時。這是一個極為奇異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顯然——這兒我檢索到字母M一欄——僅僅局限於男性。女人並不去寫關於男人的書——對此我不得不帶著寬慰的心情加以歡迎，因為如果我必須首先讀完男人寫女人的書，再去讀完女人寫男人的書，那就要等那原來百年開花一次的鐵樹花開兩度，然後我才能動筆寫作。於是我隨心所欲地挑選了大約十二本書，把寫好書號的小紙條放在鐵絲盤裡，在我的座位上等候館員去取書，四周是真理精萃的其他尋求者們。

她真的必須假定所寫的東西永遠不會被出版，並且以此來鼓勵自己去寫作；她用一曲悲歌來自我安慰：

所有這一切，都是良好的傾向。但是，豐富的感受能力或敏銳的理解力都無濟於事，除非她能將轉瞬即逝的個人因素建造成持久不倒的大廈。我曾經說過，我要一直等到她發覺她自己面臨某種「情景」。我的意思是說，要等到她通過召喚、招手示意並且聚集起許多東西構成一幕情景，證明她不僅僅是浮於表面的瀏覽者，而且是能夠往下看read.99csw.com透事物的深處。在某個時刻，她會對自己說，現在是時候了，不必採取任何激烈措施，我就可以把所有這些意義全都顯示出來。她就會立即開始——多麼明白無誤的加快速度！——招手示意和召喚，於是在記憶之中，就會湧現出那些在別的章節中被遺漏的、已被忘卻了一半的、或許非常瑣碎的事情。於是，她就會在人家縫紉或抽煙之時，把它們儘可能自然地展現出來，在她繼續寫作之時，人家就會覺得似乎已經來到世界的頂峰，並且俯視著這個世界在下面壯麗輝煌地巍然展開。

而且，在我瀏覽報紙、小說、傳記之際，我又重新想起，當一個女人對婦女說話，她心裏必定還有什麼不中聽的話沒說出來。女人對女人很苛刻。女人不喜歡女人。女人——然而難道你們還沒有被這個詞兒煩得要死？我敢向你們保證，我是煩死了。那麼讓我們大家一致同意，由一個女人向婦女們宣讀的論文，應該用一些特別不中聽的話來結尾。

這種景象可謂司空見慣；奇特之處在於：我的想象力竟然賦予它一種有韻律感的秩序；而且兩個人鑽進汽車這個普通景象，居然會有一種奇特的力量，似乎能夠把他們心滿意足的心情在某種程度上傳達出來。兩個人一路走來在街角相遇，這個景象似乎可以減輕心頭緊張的壓力，我想，同時目送著那輛汽車在路口轉了個彎開走了。也許像我這兩天不斷地思考兩性的差別，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情。它干擾了思維的一致性。現在看到一男一女兩人鑽進一輛汽車，那種費力的思辨已經停止，而思維的一致性重新恢復。心靈真是一種非常神秘的器官，我把頭從窗口縮回來時想道，我們對它一無所知，然而我們卻完全依賴它的思維。為什麼我會覺得心靈在思維之中有斷裂和矛盾，正如由於明顯的原因，軀體會緊張疲勞？所謂「思維的一致性」，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在深思，因為心靈顯然具有在任何時刻、任何一點上集中思維的偉大力量，所以它決非只有一種存在形態。例如，它可以把自己和街上的人們分開，從樓上的窗口俯視他們，並且設想自己是與他們相互隔離的。或者它可以與其他人同時思考，例如，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等候某條新聞的宣布。它可以沿著父系先輩的思路或者沿著母系先輩的思路反省，正如我曾經說過，女作家是沿著母系先輩的思路來反思的。而且，如果人家是個女人，她就經常會由於意識的突然分裂而驚訝，例如，當她沿著白廳大街步行，原來應該作為這種文明的自然繼承者，她卻相反，置身於這種文明之外，採取一種異化的、批判的態度。很明顯，心靈的思維總是在改變它的焦點，並且把這個世界置於不同的視角。但是，在這些心境之中有幾種，即使是自發地加以採納，也不如其他心境來得舒坦。為了使自己繼續保持這種心境，人家就無意識地隱瞞了一些情況，漸漸地那種抑制就成為費力的事情。但是，或許有某種心境，不費吹灰之力即可繼續保持，因為沒有任何情況需要隱瞞。而眼前這個情景，我從窗邊往裡走時想道，或許就是此種心境之一。因為，當我看見這對男女鑽進計程車時，我心裏確實感覺到，似乎在被分開之後又自然融為一體。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兩性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人們有一種深刻的、即使是非理性的本能，它傾向於這種理論：男女的結合有助於獲得最大的滿足和最完美的幸福。然而，看到兩人鑽進汽車這個景象所給我的滿足，也使我產生了一個疑問：是否心靈和軀體一樣，也有兩性的區別；是否心靈也要融為一體，才能獲得完美的滿足和幸福？於是，我以業餘畫家的手筆，勾劃出一幅靈魂的草圖，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有兩種主宰力量，一種是男性因素，另一種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頭腦里，是男性因素壓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頭腦里，是女性因素壓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適的生存狀態，是這兩種因素和諧相處，精神融洽。如果是個男人，他頭腦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發揮作用；如果是個女人，她也必須和頭腦中的男性因素溝通對話。柯勒律治曾說，偉大的心靈總是雌雄同體兩性因素並存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只有當兩性因素融為一體之時，心靈才會才氣橫溢，充分發揮其所有功能。我想，或許一個純粹男性的心靈無法創作，正如一個純粹女性的心靈無法創作。但是，最好還是暫時停下來調查研究一兩本書，驗證一下人家所說的女性化的男人和男性化的女人究竟是什麼意思。

即使不是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或伏爾泰，人家也會感覺到，雖然與這些偉人感覺很不相同，在婦女之中的確具有這種複雜本性和高度發展的創造能力。人家走進房間——但是英語語言資源必須大為引申，整群文字必須不合語法天馬行空，一位婦女才能說出當她走進房間之時發生了什麼情況。各種房間大不相同，有非常安靜或極其喧鬧的；有面對大海的，或者恰恰相反，是面對監獄天井的；有排滿了洗過的衣服的；也有裝飾著貓眼石和綢簾的；有硬如馬鬃或軟若羽毛的——只要走進任何一條街道的任何一個房間，便可感到女性極其複雜的整體力量撲面而來。它又怎能不如此呢？因為幾百年來婦女一直坐在房間里，因而此刻每一面牆壁都滲透著她們的創造力，它超越了磚塊泥漿的負荷能力，因此必須用鋼筆、畫刷、商務和政治來加以管理約束。但是，這種創造力與男性的創造力大不相同。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阻礙或浪費了這種創造力，就會令人萬分遺憾，因為它是花了幾個世紀最嚴格規範的磨練才贏得的，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如果婦女像男人那樣寫作，像男人那樣生活，或者長得也像男人，那也是令人萬分遺憾的，因為兩性都不十分完美，考慮到世界的廣闊無垠和豐富多彩，如果我們只有一個性別，如何應付得了？難道教育不應該突出和加強兩性的區別，而不是突出其相似之處嗎？因為就目前現狀而論，我們已經具有太多相似之處；如果有一位探險家居然回來告訴我們，還有其他性別的人，從其他樹木枝椏之間仰首望見一片其他的天空，那麼他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就無以倫比；此外，我們還將懷著極大的樂趣，注視著X教授衝過去拿他的衡量標尺，來證明他本人的「優越性」。

在這圖書館里信步漫遊之際，我終於來到了陳列當代作家著作的書架面前；這些書出自男女作家手筆；因為現在女人寫的書幾乎和男人寫的一樣多。或者說，如果這種說法還不是十分真實，如果男性依然是口若懸河善於辭令的性別，確實無疑的是，女性不再是只寫小說了。這兒有簡·哈里森的希臘考古學、維爾農·李的美學、格特魯特·貝爾的波斯研究著作。有些書論及形形色|色各種各樣主題，這都是一個時代之前婦女沒有可能涉及的。有詩歌、戲劇、評論；有歷史和傳記；有旅遊書和學術研究專著；甚至還有幾本哲學、科學、經濟學著作。雖然小說仍然佔著優勢，由於和色彩不同的各種著作發生了聯繫，小說本身很可能已經起了變化。那種自然質樸的文風和婦女寫作的史詩時代，或許已經一去不返了。閱讀和批評或許已經給她提供了更寬闊的領域和更敏銳的感受。想要寫自傳的那種感情衝動，或許已經消耗殆盡。或許她正在開始把寫作功能看作一門藝術，而不是自我表述的手段。在這些新小說中，或許可以找到對於幾個此類問題的答案。

於是我就在這兒（叫我瑪麗·貝頓、瑪麗·塞頓、瑪麗·卡邁克爾或者你們所喜歡的任何名字——這毫無關係）坐在河岸旁邊，那是在一兩個星期之前，正逢十月晴天，我陶醉於沉思之中。我剛才所說的關於婦女和小說的話題，需要對一個引起種種偏見和激|情的題目作出結論，就像一條硬領卡著我脖子，壓得我抬不起頭。在我左邊和右邊，長著某種灌木樹叢，一片金黃和緋紅，在炎熱的陽光中色澤鮮艷如火。在遠處河岸上，那些柳樹長發披肩、垂首悲泣。河水映出了它從天空、橋樑和鮮艷如火的樹叢所挑選出來的種種景色，在一位大學生划著小船衝破那片河中倒影之後，它們又完整地合攏，似乎他從未駕舟經過此處。人家可以在那兒整整坐上一個小時沉思遐想。沉思——給它一個它不配擁有的更高貴名稱——已經把它的線索垂入河中。思想的線索擺動著，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了，它像釣魚絲線一般在河中倒影與水藻叢中擺動，隨著水波浮沉，直到——你知道我不過是這麼輕輕一拉——突然有一個觀點在思想線索的末端凝聚；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拉上來，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攤在地上。哎呀！一旦攤在草地上，我的那個思想觀點看上去是多麼渺小，多麼微不足道；它就像是那種小魚，一位好漁夫會把它放回水中，讓它可以長得肥大一點，以便有朝一日值得烹食。現在我不再拿那個思想觀點來麻煩你們了，然而如果你們仔細觀察，你們自己或許會在我正要講的話題之中發現它。

但是，你們可能會說，我們邀請您講婦女和小說——那和一間自己的房間有何關係？我會試圖解釋清楚。當初你們來邀請我講婦女和小說，我坐在河岸邊開始在心裏捉摸：這幾個詞兒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可能是指對范妮·伯尼稍作評論；對簡·奧斯丁略為詳述；對勃朗特姐妹恭維一番，並且對大雪覆蓋的哈渥斯牧師邸宅略加描繪；如果可能的話，給米特福德小姐幾句機智的評語；對喬治·愛略特深表敬意；對蓋斯凱爾夫人亦須提及；如此即可功德圓滿。但是再瞅一眼，這幾個詞兒似乎並非如此簡單。對於婦女與小說這個講題，或許你們原來的意思是指婦女以及她們究竟是何等模樣，或者指婦女以及她們所寫的小說，或者指婦女以及描寫婦女的小說，或者不知為何緣故這三種意思相互交錯混合，而你們是要我從綜合的觀點來思考它們。然而，當我開始從最後那種綜合觀點來思考這個題目，這似乎是最有趣的方法，我很快就發現，它有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我將永遠不可能得出結論。我將永遠不可能履行我心目中演講者的首要職責——在一個小時講演之後，給你們一塊純粹真理的金塊，包裹在你們筆記本的紙頁之間，永遠保留在壁爐架上。我力所能及的，不過是在一個次要問題上，為你們提供一點意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她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我那麼一說，你們就會發現，關於婦女的真實本質和小說的真實本質這個重大問題，我並未作出解答。我逃避了對這兩個問題作出結論的責任——婦女與小說，就我而論，依然是個尚未解答的問題。但是為了作出一些補償，我將盡我所能，向你們披露我如何會得到這個關於房間和金錢的見解。我將在你們面前盡我所能充分而自由地展示，導致我產生這個想法的一連串思索。如果我把這番聲明背後所隱涵的種種想法和偏見都透露出來，或許你們就會發現，它們與婦女有些關係，與小說也有些關係。無論如何，當一個論題具有高度爭論性——凡是涉及性別的問題莫不如此——人家就沒有希望說出真實想法。他只能說明，他是如何才會得到他所確實持有的某種見解。他只能給他的聽眾們一個機會，讓他們在觀察演講者的局限、偏見、癖嗜之時，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在這兒，小說所包涵的真理似乎多於事實。因此我建議，讓我利用一位小說家所有的自由和特權，把我來此之前兩天中的故事講給你們聽——我是如何被你們放在我肩膀上這個題目的重量壓彎了腰，我思考著它，使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內外發生作用。我不必說明，我將要敘述的情況並不存在；牛橋大學是一種虛構；費恩漢姆也是如此；「我」不過是代表某個虛構人物的權宜術語。謊言將從我唇間汩汩流出，然而或許有些真理混雜其中；尋出真理，並且決定是否有任何部分值得加以保留，這就是你們的事了。如果沒有，你們當然會把它全部扔進廢紙簍里，並且統統忘記。

我就對瑪麗·卡邁克爾說，好像她就在眼前，所有這些無數默默無聞的女性人生，尚有待于加以記錄；我的思路繼續不斷，穿越倫敦的街道，在想象之中感受到那默默無聲的壓力，那堆積如山的無記錄人生的壓力，那壓力或許就來自街頭巷尾雙手叉腰的女人，戒指深深嵌入她們肥胖臃腫的手指，她們指手劃腳地說話，那種手勢的起伏就像莎士比亞的韻律；那壓力或許來自賣紫羅蘭和賣火柴的姑娘們，還有那些坐在門洞下的乾癟老嫗們；那壓力或許來自那些漂泊無定的女郎，她們臉色的變化就像陽光和烏雲下的波濤，像靈敏的信號一般反映出走過來的是男人還是女人，還有那商店櫥窗里的閃爍燈光。所有這一切，你都必須深入探索，我對瑪麗·卡邁克爾說，還要高舉你緊握在手中的火把。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用手中的火把照亮你自己的靈魂，把它的深刻與淺薄、它的虛榮與寬宏，全都暴露無遺，並且要坦白說出容貌的美麗或平庸對你意味著什麼，說出你與那個千變萬化日新月異的世界又有什麼關係，那個手套、靴子、貨物的世界，在藥房里飄過來的清淡幽香之中飄搖起伏，那香氣穿越陳列著衣料的拱廊，飄過鋪著人造大理石的地板。因為在想象之中，我走進了一家商店；地上鋪著黑白花紋的地板；懸挂著極其美觀的彩色絲帶。如果瑪麗·卡邁克爾經過此地，理應駐足觀賞，我想，因為這番景象正如安第斯山脈的雪峰岩谷，同樣適宜於形諸筆墨。還有櫃檯後面那位姑娘——我很想立即了解她的真實經歷，正如我急於讀到第一百五十種拿破崙傳記，或關於濟慈及其彌爾頓式倒裝句法的第七十篇研究論文，Z教授之流老學究們正在撰寫此類文章。然後，我小心翼翼地繼續說下去，就像是踮起足尖走路一樣（我極其膽怯，害怕幾乎抽到我肩膀上的那一鞭子），我喃喃自語道，她也應該學會不帶怨恨地嘲笑男性的虛榮——或者說是「特點」，因為這個詞兒不那麼令人反感。因為在每個人頭顱後面都有個一先令大小的斑點，這是自己永遠也不能看到的盲點。兩性之間能夠互惠的良好服務之一，便是描述頭顱後面的那個斑點。不妨想一想，婦女從尤文納爾的評論和斯特林堡的批評之中，獲得了多少裨益。請想一想，自古以來，男人懷著何等的關懷和才智，指出了女人頭顱後面的那塊黑斑！如果瑪麗·卡邁克爾非常勇敢非常誠實，她就會走到男性背後去，並且告訴我們，她在那兒發現了什麼。在女人把那個先令大小的斑點描繪出來之前，一幅真實的男性整體肖像是永遠也畫不出來的。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蘇阿博恩先生，他們就是那樣大小那種性質的斑點。當然，任何神智清醒的人，都不會慫恿她去故意譏誚嘲諷——文學表明，用那種精神來寫作是徒勞的。只要真實，人家就會說，那結果必定異常有趣。喜劇性必定會更加豐富。新的事實必定會被發現。

這是否婦女們在戰前午餐會上吟唱的詩篇呢？

沒有人能夠把這一點說得更加清楚的了。「貧困的詩人二百年來直至今日甚至連極其有限的機會也沒有。……英國的窮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隸的兒子一樣，沒有獲得知識的解放，而只有知識自由，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誠哉斯言。知識自由依賴於物質因素。詩歌又依賴於知識自由。婦女歷來貧困，不僅二百年來如此，而是有史以來就是如此。婦女的知識自由比雅典奴隸的兒子還要少。因此，婦女也就沒有最起碼的機會去寫詩。我之所以如此強調金錢和一間自己的房間，原因就在於此。然而，感謝過去時代那些無人知曉的婦女們的辛勤勞作，我真希望關於她們的情況我們能知道得更多一點，說來也真奇怪，還要感謝兩場戰爭，一場是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從客廳里解放出來的克里米亞戰爭，另一場是大約六十年後的歐洲戰爭，它為一般婦女敞開了大門，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些社會弊端正在逐漸得到改進。不然的話，今晚你們就不會在此聽講座，至於你們一年掙上五百英鎊的機會，我恐怕它現在仍然有點靠不住，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想起瑪格麗特·凱文迪許，腦海中浮現出一幅何等孤獨寂寞而又感情奔放的景象！好比某種碩大無比的黃瓜，將其藤蔓籠罩住花園裡所有的玫瑰和石竹，使它們都窒息而死。這個女人曾經寫道：「最有教養的女人，就是那些思想最最開明的女人」，她居然會亂筆塗鴉消耗光陰，而且在昏庸愚昧之中越陷越深，直到後來當她出門之時，人們蜂擁而至，在她馬車四周圍觀，一個天才就此白白浪費，那是何等可惜！顯然，這位瘋狂的公爵夫人，成了人們用來嚇唬有才華聰明姑娘的妖魔鬼怪。我把公爵夫人的詩集放在一邊，翻開了多蘿西·奧斯本書信集，我想起來了，這兒是多蘿西寫給鄧普爾的信，信中談到了公爵夫人的新書。「這個可憐的女人真的有點神經錯亂了，否則她決不會如此荒唐，居然大胆寫起書來，而且還要用韻文來寫，我即使兩個星期不睡覺，也不至於如此荒謬。」

一個非常奇特、複雜的人就這樣產生了。在想象之中她至關重要；實際上她卻完全無足輕重。她遍佈於詩集的從頭至尾每一頁中；但在歷史中她幾乎不見蹤影。在小說里，她主宰著君王和統治者的生活；實際上，她卻會成為任何一個男孩的奴婢，只要他的父母把結婚戒指硬套在她手指上。在文學中，最富靈感的話語、最深刻的思想從她唇間吐出；在現實生活中，她幾乎不會閱讀拼寫，而且是她丈夫的個人財產。

如果可以的話，我請求你們跟隨著我換一個場景。樹葉仍在飄落，然而現在是倫敦，不是在牛橋；而且我必須請你們去想象這麼一間房間，和成千上萬別的房間一樣，有一扇窗，越過街上人們的帽頂、貨車、汽車，與其他窗子遙遙相望，在房內桌上有張白紙，上面寫著《婦女與小說》幾個大字，別無他物。在牛橋用了午餐和晚餐，其必然後果，很不幸，就是要去參觀大英博物館。一個人必須把所有這些印象中的個人偶然因素過濾掉，才能獲得提純的液體，真理的精萃。因為那次牛橋之行和午餐、晚餐，引起了一大堆問題。為何男人飲酒女人喝水？為何男性如此富裕女性如此貧困？貧困對小說有何影響？創作藝術品有何必要條件——立刻有成千個問題湧上心頭。然而人家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問題；獲得答案的唯一辦法，是請教博學多才而毫無偏見的人，他們已經超脫于口舌之爭和肉體困擾，將其研究推論的結果，發表在你們可以在大英博物館中找到的著作里。我拿起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問我自己：如果在大英博物館書架上都找不到真理，真理又在何處？

但是，現在使人覺得有趣的事，我在合上貝斯巴勒女士的書時回想，在過去卻曾經一度需要極其認真對待。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有一些見解，現在被我們收入一本荒誕著作，保留在夏季夜晚念給少數聽眾消閑，在過去卻曾經催人淚下。在你們的祖母和曾祖母那一輩中，曾有許多人為此痛哭流涕。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曾在痛苦之中放聲嘶喊。而且，你們現在已進大學並且有了自己的客廳——或者僅僅是卧室兼客廳？——你們自然會輕巧地說，天才應該蔑視這些見解；天才應該對他人的議論不屑一顧。不幸得很，正是天才男女最介意別人對他們的議論。回想一下濟慈。回憶一下他墓碑上所刻的銘文吧。想想丁尼生；再想一想——但是我不必搜集大量案例來證明那不可否認的、極其不幸的事實：過分在乎人家對他們的議論，正是藝術家的天性。在文學中，非理性地過分介意他人意見的不幸者的殘骸隨處可見。

在我如此思索、推測之際，找到了返回河邊住宅的道路。華燈初上，從早到晚倫敦景色的變化難以描述。它好像一架巨大的機器開動了一整天，然後在我們協助之下織成了幾碼長的非常美麗動人的景觀——一條閃爍著許多紅色眼睛的火紅色緞帶，一隻噴著熱氣咆哮不已的褐色怪獸。甚至連風兒也好像一面旗幟在飄揚，拍擊著房屋，吹得籬笆嘎嘎響。

「用過正餐之後，我們就坐著聊天，直到我們談到B先生的問題，我就走了。炎熱的白天在閱讀和幹活之中度過，大約六七點鐘時，我走出屋外，來到我家附近一片公共綠地上，有許多村姑在牧牛放羊，坐在樹蔭下吟唱民謠；我向她們走去，把她們的歌聲和美麗與我在書中讀到過的古代牧羊女相比，發現其中頗有差異，但是請相信我，我認為這些姑娘和那些古代少女同樣天真無邪。我與她們交談，就發覺她們什麼也不缺就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但唯一的欠缺是她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我們交談之時，常會發生這樣的事：一位村姑四面觀望，看見她的牛走進了玉米田，於是她們都輕快地奔跑過去，好像腳下長了翅膀一樣。我沒有那麼敏捷，就落在了後面，當我看見她們趕著牛羊回家，我想我也該回去了。吃過晚飯，我走進花園，又來到流過花園的一條小溪旁邊，我坐在那兒，非常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

這是令人奇怪的事實：小說家們總是使我們相信，午餐聚會如果值得回憶的話，那必定是因為有人在用餐時妙語連珠或者行為得體。但是，他們很少花一點筆墨來描述所吃的食品。小說家的慣例之一，就是從不涉及靚湯、鮭魚、嫩鴨，似乎靚湯、鮭魚、嫩鴨完全無關緊要，似乎從來無人在餐桌上抽過一支煙或飲過一杯酒。然而，我將在此冒昧蔑視慣例，並且告訴你們，這次午餐開始第一道菜是幾條鰨魚，裝在深盆里，學院廚師在上面澆了一層最白的奶油，但是到處點綴著棕色斑點，就像牝鹿腹部的色斑。後面一道菜是鷓鴣，然而如果你們以為這僅僅是在盤子里躺著兩隻去了毛的棕色鳥兒，那就錯了。那些鷓鴣，數量眾多而品種各異，它們都搭配著各種調味汁和涼拌菜，辛辣酸甜，順序而上；搭配的土豆片薄如錢幣，卻並不如此堅硬；配菜中的球芽甘藍狀如玫瑰花|蕾，但更加鮮美多汁。烤鷓鴣及其配菜剛吃完，那位一聲不響的男僕，或許就是那位教區管事本人以比較溫和的姿態出現，立即把甜食端上桌放在我們面前，它被餐巾包裹著，就像一堆白糖從波浪中湧出。如果把它稱為布丁而且因此就聯想到大米和澱粉，那簡直是辱沒了它。同時，在玻璃杯里充溢著黃色、紅色的美酒，喝乾了又被斟滿。於是一股熱流順著背脊淌下去，直到脊椎的中點，那兒是心靈的寶座，漸漸地點亮了內心的火焰，它並非出入於我們嘴唇的被稱為光輝才華的那種小電燈的生硬光芒，那是理性|交流的濃厚黃色火焰所點燃的更為深刻、敏銳、含蓄的光彩。不必匆忙。毋須閃光。除了自己本人之外，不必成為任何其他人。我們都要脫離塵世升入天堂，與凡戴克為伍——換言之，當一個人點上一支好煙，倚在窗邊座椅深厚的軟墊之中，人生似乎多麼美好，人生的報酬多麼甜蜜，此恨彼怨多麼微不足道，志趣相投的友誼和交往多麼令人驚嘆。

第二天，十月早晨的陽光從未遮窗帘的窗口|射進來，形成一條條灰塵瀰漫的光柱，街上傳來了來往車輛的嘈雜聲。現在倫敦又重新變得生機蓬勃；工廠活動起來；機器開始運轉。讀了這一陣書之後，就實在很想往窗外看一看，看倫敦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早晨究竟在幹些什麼。好像沒有人正在讀《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看來倫敦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完全漠不關心。沒人去稍微關心一下——我並不責備他們——小說的未來、詩歌的死亡、或者平凡婦女是否創造出能夠完全表達其思想的散文風格。如果用粉筆把關於此類事情的意見寫在人行道上，沒人會彎下腰來閱讀。無動於衷的匆忙腳步，在半個小時之內，就會把它們統統擦光。這兒來了一個跑腿的童僕；那兒來了一位牽著狗的婦女。倫敦街道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從來沒有兩個完全相似的行人；似乎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個人私事要辦。商人模樣的行人帶著他們的小皮包；流浪漢用手杖敲響路邊的鐵欄杆；那些親切和藹的人把街道當作俱樂部，他們和來往車輛上的乘客們打招呼，不必等你開口詢問就把消息告訴你。還會有出殯的隊伍經過，於是大家忽然想到自己總有一天也會死去，就紛紛脫帽致哀。然後，一位風度翩翩的紳士從台階上慢慢走下來，為了避免與一位匆匆忙忙的女士相撞，他停下了腳步，不知道用什麼方法，這位女士弄到一件豪華皮大衣和一束義大利紫羅蘭。他們似乎各不相關，全神貫注于各人自己的事情。

即使如此，我走到書桌旁邊，拿起那頁寫著《婦女與小說》標題的紙，我說，我要在這兒寫的第一句話就是，任何作者只要考慮到他們自己的性別，就無可葯救了。純粹單性的男人和純粹單性的女人，是無可葯救的；一個人必須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一個女人只要稍微強調任何委屈之處；只要呼籲任何公平待遇；總之只要意識到自己是以女人的身份在說話，她就無可葯救了。無可葯救並非比喻誇張之辭；因為帶著那種偏頗的性別意識寫出來的東西，都註定必然死亡。它停止吸收任何營養。開頭一兩天，它可能顯得光彩而有魅力，既有力度又有技巧，但是到了夜晚，它必定會枯萎；它不能在別人的心靈中成長。在心靈之中，男女兩性因素必須有某種協調配合，然後藝術創作才能完成。男女這兩個對立的性別，必須結合成完滿無缺的婚姻。如果我們意識到，作家是要把他的經歷完美而充分地表達出來，那就一定要敞開整個心靈。必須有自由而平靜的心境。不允許有一個輪子發出吱吱嘎嘎的噪音，不允許有一道光線閃爍不定。窗帘一定要嚴密無縫地拉攏。那位作家，我想，他的創作經歷一旦完成，他必須躺下來，讓他的心靈在黑暗之中慶祝它的婚禮。他必須不要察看也不要詢問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寧可把一朵玫瑰的花瓣兒一片片扯下來，或者注視著那些天鵝安詳地順著河流漂浮而去。在我眼前，又浮現出那股激流，它負載著那一葉扁舟、那位大學生，以及那些飄零的落葉；我又看到那輛計程車帶走了那一對男女，又看到他們一起穿越馬路，那股激流把他們席捲而去，我想，我聽到了遠處傳來倫敦來往車輛的轟鳴聲，一切都被卷進了那股無比巨大的洪流。

女人愛走極端；不比男人更好，就比男人更壞——

如果心靈具有兩面性的理論是站得住的，那就等於是說，男人的大丈夫氣概，現在已經成為一種自我意識——換言之，男人現在只用他心靈中的男性因素那一面來寫作。女人去讀這些男人寫的書是個錯誤，她要在書中尋求她所要的東西，必定是緣木求魚。人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力的建議，我想，於是拿起了批評家B先生的大作，非常認真仔細地閱讀他對於詩歌藝術的評論。這些評論很精彩，敏銳而又博學；其缺點在於他不能再把他的感情傳達出來；他的心靈已經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在隔絕的兩部分之間不能溝通。因此，當人家的心靈接納了B先生的一句話，它就沉重地墜落到地上——死了；然而，當人家的心靈接納了柯勒律治的一句話，它就爆炸開來，並且產生出各種各樣別的觀點。而這就是那種獨一無二的文筆，人家可以說，它掌握了永恆不朽的秘訣。

在我的血脈里歌唱，當時我正沿著大路朝赫丁利海灘快步走去。然後，看到海水被堤壩攔截而激起了浪花，我換一個調子吟唱：

於是我回到我的小旅館去，在穿越那些黑暗的街道之時，我想想這個又想想那個，一個人幹完整天工作之後，往往會陷入這種沉思。我認真思索，為什麼瑪麗·塞頓沒有財產遺留給我們；貧窮對心靈有什麼影響；財富對心靈又有什麼影響；我想起了早晨曾經見到過的怪誕老紳士們，他們肩膀上都披著毛皮領飾；我又想起了只要有人吹口哨，其中一位就會奔跑；我也想起了小教堂里奏風琴的轟鳴聲和圖書館里關門的乒乓響；於是我想，被人鎖在門外是多麼令人不快；而且我想，被人鎖在裏面或許更加糟糕；我更想到男性的安全富裕和女性的貧困不安，想到傳統和缺乏傳統對作家心靈的影響；最後我想，現在是時候了，應該把這一天皺縮的外皮和其中的爭論、印象、憤怒、歡笑統統捲起來，扔到籬笆裏面去。成千上萬顆星星在遼闊的藍天中閃耀。個人似乎孤獨地與一個莫測高深的社會相處。所有的人都睡著了——俯卧著，平躺著，默然無語。沒人在牛橋的街道上走動。甚至連我觸摸彈簧推開旅館大門的手也看不見——連旅館里擦皮鞋的僕人也沒有一個在熬夜等候，替我掌燈送我回屋安寢，時間實在太晚了。

大體而論，當然啰，小說的確會在某些方面有點毛病。在過度緊張之下，想象力就會衰退。洞察力也混亂了；它不再能夠分辨真假；它再也沒有力量去延續那種每時每刻都需要使用許多不同官能的艱巨勞動。但是，這一切又如何會受到小說家性別的影響呢？看看《簡·愛》和別的小說，我感到困惑不解。難道性別會以任何方式去影響一位女小說家的完整性么——我把那種完整性作為作家的脊梁骨。在我從《簡·愛》引用的幾個片段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憤怒損害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完整性。她離開了她的故事，這是她應該全心全意去創作的，她卻轉移注意力去宣洩個人的悲憤。她回想起自己被剝奪了她本來應該享有的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當她渴望自由自在地漫遊世界之時，卻被迫呆在牧師家中補襪子。她的想象力由於義憤填膺而偏離常軌，而我們感覺到了它在偏離。但是，除了憤怒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影響，在牽引著她的想象力脫離正軌誤入歧途。愚昧無知便是一個例子。羅徹斯特肖像是在黑暗之中畫出來的。我們在其中感覺到恐懼的影響；正如我們不斷地感覺到一種由壓迫所導致的辛酸，一種潛伏在她激|情之下的隱痛，一種深仇積怨在使那些作品緊緊收縮，儘管它們是壯麗輝煌的作品，卻在痛苦之中一陣又一陣地痙攣。

現在回到我最初討論的問題，即何種心境最適宜於創作，我就想，他們的過分敏感是加倍地不幸，因為藝術家的心靈，為了儘力把其中構思的作品完完整整地釋放出來，必須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就像莎士比亞的心靈那樣，看看那本翻到《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處的莎翁戲劇集，我作出了這樣的推測。藝術家的心靈必須了無牽挂，一塵不染。

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阿弗拉·貝恩證明，或許犧牲某些適當的品質，即可通過寫作來掙錢；於是，漸漸地寫作不再僅僅是愚蠢和精神錯亂的跡象，而且開始具有實際上的重要性。丈夫可能會死去，家庭或許會遭到某種飛來橫禍。十八世紀以來，有成百上千婦女依靠翻譯古典文學或撰寫不計其數的蹩腳小說來增加零用錢或者補貼家用，這些小說甚至在教科書中也不再錄用，但是在倫敦查令十字街廉價書攤上可以偶爾買到。在十八世紀後葉，婦女們思想顯得極其活躍——談話、聚會、撰寫關於莎士比亞的論文、翻譯古典文學——這些都以婦女能靠寫作掙錢這個紮實的事實為基礎。原來不必付酬而顯得微不足道的事情，現在能掙錢了就顯得很有體面。或許仍然可以嘲笑「女才子技癢難熬，渴望信筆塗鴉」，但是卻不能否認，她們能夠把掙來的錢放進她們的錢包。於是，到十八世紀末出現了一個變化，如果由我來重寫歷史的話，我一定要將它更詳細地描述，並且認為它比十字軍或玫瑰戰爭更加重要。這變化就是：中產階級婦女開始寫作了。如果《傲慢與偏見》是重要作品，如果《米德爾馬奇》、《維萊特》和《呼嘯山莊》是重要作品，那麼不僅僅那些和自己的手稿與奉承者一同禁閉在鄉村別墅中的孤獨的貴夫人們在寫作，而且一般普通婦女也開始寫作，這件事情的非凡重要性，就遠遠不是我一個小時的演講所能證明的了。如果沒有那些先驅者，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和喬治·愛略特就不會寫作，正如莎士比亞沒有馬洛不可能寫作，馬洛沒有喬叟或喬叟沒有那些被遺忘的詩人也不會寫作，是那些被遺忘的古代詩人鋪平了道路，馴服了天生桀驁不馴的原始語言。因為，傑作不是單獨、孤立地產生的；它們是人們多年共同思索的產物，是群體思維的產物，因此在個人聲音的背後，是群體的經驗。簡·奧斯丁應該給范妮·伯爾內的墳墓獻上一個花圈，喬治·愛略特應該向伊麗莎白·卡特強有力的蔭庇表示敬意——那位勇敢的老太太把一隻小鈴鐺系在床架上，為了催自己早起學習希臘文。所有的女人都應該把花朵撒在阿弗拉·貝恩墳墓上，此墳頗受非議，但是它坐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名人墓穴區內，卻是非常恰當，因為正是她為婦女們贏得了表達她們思想的權利。正是她——儘管她曖昧而多情——使我覺得，這不是想入非非而可以在今晚理直氣壯地對你們說：依靠你們自己的才智，每年去掙五百英鎊吧。read.99csw.com

如果我運氣好手邊有一隻煙灰碟，如果不是由於缺少煙碟而必須把煙灰彈到窗外去，如果事情和實際情況稍微不同，大概就不會看見一隻沒尾巴的貓。當那隻斷尾貓兒悄悄地走過學院的四方庭院，這突兀的景象偶然觸動了我的潛意識智能，使我感情的光彩為之一變。好像有人突然放下了一隻遮光的罩子。或許那杯佳釀已使我不勝酒力。的確，當我注視著那隻曼島貓停留在草坪中央，好像它也在向宇宙提出疑問，我覺得似乎缺少了某種東西，似乎有某種東西改變了。然而，一邊聽著別人談話，我一邊問自己：究竟缺了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改變了？為了回答那個問題，我必須在想象之中把自己置身於這個房間之外，回到往昔歲月，確實回到了戰前，眼前呈現出另一種模式午餐會的情景，那是在離這兒不遠的房間里；然而那是不同的午餐會。每一件事情都不相同。與此同時，客人們談興正濃，來賓很多，年紀很輕，有男有女；談話顯得輕鬆順利、情投意合、自由自在、興味盎然。在談話繼續進行之時，我把過去那次午餐會談話作為背景，當我把兩次談話放在一起比較，我深信無疑：這次談話就是上次談話的嫡傳後裔，是它的合法繼承者。什麼都沒變，一切都相同，除了一件事——此刻我側耳傾聽，並不是完全在聽所說的話，而是在關注隱藏在話語背後的弦外之音和內心潛流。對了，就是它——改變就在這兒。大戰之前，在如此的午餐會上，人們會談論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聽上去卻大不相同，因為在往昔歲月中，談話伴隨著一種吟唱之聲，它並不清晰，然而優美動聽，激動人心，它改變了話語本身的價值。能否把這吟唱聲調轉化為詞句？或許在詩人幫助之下能夠做到。湊巧我身旁有本書，我把它翻開，在無意之中翻到了丁尼生的詩篇。我發現丁尼生在此吟唱：

但是我繼續讀下去，並且注意到某些其他事實。她並非「天才」——這顯而易見。她並不像她的偉大前輩溫奇爾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簡·奧斯丁和喬治·愛略特那樣，擁有對大自然的熱愛、奔放的想象力、不羈的詩情、輝煌的才華、深沉的智慧；她也不能用多蘿西·奧斯本那種優美的韻律和端莊的文風來寫作——她的確不過是位聰明姑娘而已，她的書毫無疑問將在十年之內被出版商化為紙漿。然而，儘管如此，她卻具有某些優勢，這是那些天賦比她大得多的女人在一個世紀之前還缺乏的。男人對她而言，不再是「反對派」了；她不必再浪費時間去抱怨他們；她不必再爬上屋頂，由於渴望去旅行，渴望去獲得人生經歷以及人家拒絕給予她的對世界和各種人性的認識，而毀掉寧靜平和的心境。恐懼和仇恨幾乎已經消失，它們殘留的痕迹，只是在對自由歡樂的輕微誇張之中顯示出來，在她對於男性的態度之中，這是一種諷刺譏誚而不是浪漫傾向。那麼毫無疑問，作為一位小說家，她享有一些高層次的自然優勢。她有一種非常寬廣、熱烈而自由的感覺能力。它對於幾乎難以察覺的輕微接觸，也會立即作出反應。它像一棵佇立在空氣中的新生樹苗，盡情享受著向它投射過來的每一個景象和聲音。它也非常精細而好奇地置身於幾乎未知或未被記錄過的事物之中；它把光線投射到微小的事物上去，並且顯示出它們一點也不渺小。它把已經埋葬的東西挖掘出來重見天日，並且使人驚訝當初又何必把它們埋葬。雖然她很笨拙，並且缺乏那種無意識的悠久傳統，正是那種傳統使薩克雷或蘭姆輕搖筆桿便能寫出音調悅耳的文字，但是她已經——我開始認為——學會了這偉大的第一課；她像一個女人那樣寫作，但這是一個忘記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在她的書頁上，充滿了那種只有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時才會出現的那種奇特的性別特徵。

無論如何，當我看到書架上那些莎士比亞作品，我就不得不認為，那位主教大人至少在這一點上正確無誤：莎士比亞時代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完全絕對不可能，寫出莎士比亞的戲劇。

正在此刻，出現了倫敦經常會發生的情況，街上忽然完全安靜下來，所有的交通都暫時停止了。街上沒有車輛駛來，亦無行人穿越馬路。一片孤零零的樹葉，從街道末端那棵樹上飄落，在噪音靜止交通暫停之際飄落。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飄落就像是一個信號，它指出了在各種事物之中，有一種被人們所忽視的神秘力量。它似乎指向一條河流，它滔滔滾滾地流過，無影無蹤，轉過拐角，沿著那條街道流去，把人們席捲于波濤之中順流而下，就像牛橋的那條河流把小舟里的大學生和飄零的落葉席捲而去。現在它帶著一位穿漆皮靴的姑娘，從街道對側斜穿馬路，然後又帶來一位身穿紅棕色大衣的青年男子；它還帶來了一輛出租汽車；它把這三者帶到我的窗戶下面來相會；計程車在這兒停了下來；那姑娘和青年停了下來；他們鑽進出租汽車；然後那輛車開走了，好像被那條河流席捲而去。

但是，哎唷，我已經做了我曾決心不去乾的事情；我無意之中陷入了讚美自己性別的尷尬境地。「高度發展」——「極其複雜」——這些不可否認都是褒義詞，而讚美自己的性別，總是令人懷疑的，往往是愚蠢的；況且，在這個案例中，又如何證明這種讚美有根有據？人家總不能走到地圖面前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而哥倫布是個女人；或者拿起一個蘋果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而牛頓是個女人；或者仰望天空說，飛機在頭頂上飛，而飛機是女人發明的。牆上沒有刻度可以測量女人的確切高度。沒有一把碼尺，清楚地劃分好分寸，可用來測量慈母的品質、女兒的孝心、姐妹的忠誠、或主婦的能力。甚至現在還幾乎沒有女人在大學里獲得不同學位等級；各種職業的重大磨練，陸軍、海軍、貿易、政治、外交，幾乎都沒有測試過她們。甚至在此刻，她們還幾乎是未分等級的。但是，如果我想知道，例如，人家能夠告訴我的有關霍利·巴茨爵士的一切情況，我只要翻開《伯克氏英國貴族家譜》或《德布雷特貴族名人錄》，即可發現他得到過某某學位；擁有一所邸宅；有一位子嗣；是某董事會秘書；曾任英國駐加拿大代表；並且曾經獲得過若干學位、官職、獎章以及將其業績不可磨滅地表彰的其他各種榮譽。只有無所不知的上帝，才能對霍利·巴茨爵士了解得比這更多。

這兩位相同時代的敏銳觀察家，意見截然相反。婦女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崙認為她們不能。約翰遜博士的意見恰恰相反。她們究竟有沒有靈魂？有些野蠻人說她們沒有。其他人持相反觀點，堅持認為女人有一半是神，並且因此而崇拜她們。有些聖賢認為，她們頭腦比較淺薄；其他人認為，她們意識更加深沉。詩人歌德（Goethe）尊敬她們；納粹領袖墨索里尼（Mussolini）蔑視她們。不論往何處看，男人們總是在思考著女人，並且想法各不相同。簡直不可能把這一切理出一點頭緒，我可以斷定，同時我又懷著妒意瞥了一眼隔壁那位讀者，他正在筆記本上做最最整潔的摘錄，每個條目都用A、B或C字母開頭，而我自己的筆記本上塗滿了最最混亂的、字跡潦草而相互矛盾的摘要。這是令人煩惱、令人困惑、令人屈辱的。真理從我手指縫裡溜走了。一點一滴都沒有留下。

我如何能夠再進一步鼓勵你們去著手人生的事業？年輕婦女們，我會說，請注意，因為我正在開始作出結論，在我看來，你們愚昧無知到了令人羞愧的地步。你們從未作出過任何種類的重要發現。你們從未震撼過一個帝國或率領一支軍隊去遠征。莎士比亞的戲劇不是你們寫的，你們從未使一個野蠻民族受到文明教化。你們有何借口可為自己開脫？地球上的街道、廣場、森林住滿了黑色、白色、棕色的居民，他們都忙於車來人往、經營企業、求歡作|愛，你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著他們說，我們手上還有別的工作要干。如果沒有我們的工作，大海上就沒有船隻航行，萬頃良田將化為一片沙漠。按照目前生存的人口統計數字，我們曾經生、育、洗、教十六億二千三百萬人，一直把他們撫養到六、七歲，即使有人相助，去完成這件繁重的任務總得需要相當時間。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過，這是十月中的某一天，我就不敢隨便改換季節，去描繪花園牆頭懸垂著的丁香花，以及番紅花、鬱金香和別的春季花卉，使你們對我失去敬意，並且損害小說的美譽。小說必須嚴格依據事實，而且事實越逼真小說就越好——人家這樣告訴我們。所以現在仍然是秋天，樹葉依然是黃的，並且在繼續飄落，如果有任何區別的話，只是比以前飄落得稍快一點，因為已是黃昏時分（精確地說是7點23分），而且颳起了一陣微風（精確地說是西南風）。儘管如此，還是會有某種奇特的因素在悄悄發揮作用：

我從這些書中隨意取下一本。它位於書架末端，有一個《人生歷險記》之類書名，由瑪麗·卡邁克爾撰寫，就在今年十月出版。這好像是她的第一本書，我對自己說，但是必須把它當作一套相當長的系列叢書的最後一捲來閱讀，它是我剛才一直在瀏覽的所有那些書的續篇——溫奇爾西夫人詩集、阿弗拉·貝恩戲劇集、四位大小說家的小說集。因為書籍是相互連貫的，儘管我們在習慣上總是分別予以評論。我也必須把她——一位不熟悉的女人——當作所有那些女作家的後裔，她們的處境我一直在觀察，現在要看看她究竟從她們身上繼承了什麼特徵和局限性。於是，我嘆了一口氣，因為小說所提供的往往是止痛藥而不是解毒劑，它使人陷入麻木昏睡而不是用火熱的烙鐵把人驚醒，我拿著一本筆記簿和一支鉛筆坐了下來，看看我從瑪麗·卡邁克爾的處|女作《人生歷險記》中能夠了解到什麼情況。

然而，現在已經到了重新低下頭來讀這一頁書的時候了。我最好還是不要去猜測瑪麗·卡邁克爾可能寫什麼、應該寫什麼，而是看一看瑪麗·卡邁克爾事實上到底寫了些什麼。於是，我重新開始閱讀。我記得我對她有某些不滿之處。她打破了簡·奧斯丁的句法，因此我就沒有機會賣弄我純正的趣味和挑剔的耳朵。當我不得不承認她們之間毫無相似之處，我這麼說就毫無用處了：「是的，是的，這很好；但是簡·奧斯丁寫得比你好得多。」然後，她又更進一步打破了敘事順序——即預期的順序。或許她這樣干是無意識的，僅僅是按照事物的自然順序來敘述，女人就會這樣寫作，如果她是像一個女人那樣寫作的話。但是，那效果卻令人困惑；人家看不到高潮迭起，危機將至。因此，我就無法誇耀我自己感情多麼深厚，以及我對人心了解得多麼深刻。每當我在適當的地方有適當的感受，感受到愛，感受到死，那個討厭的傢伙就把我拉開，好像重要之處還要在前面一點。於是，我就不可能滔滔不絕地吐出一連串響亮的詞句，例如「基本感情」、「人性的普遍本質」、「人類內心深處」等等，還有所有其他諸如此類的詞句，它們支撐著我們的下述信念：儘管我們外表上聰明乖巧，在內心我們卻是非常嚴肅、非常深沉、極有人性，人家很可能是——這種想法太沒有吸引力了——僅僅由於思想懶惰再加上有點保守，才掩蓋了其內在本質。

現在已經來到十九世紀初葉書庫。在這兒，我第一次看到有幾個書架放滿了婦女的著作。但是，當我的目光瀏覽這些作品之時，我不得不問：為什麼除了極少數例外，它們全是小說？原始的衝動傾向於詩歌。「歌謠的最高領袖」是位女詩人。在英法兩國，都是先有女詩人，後有女小說家。還有，看著四大女作家的姓名，我想，喬治·愛略特與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同之處？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簡·奧斯丁嗎？除了她們四位均無兒女這個可能有點相關的事實之外，再也找不到四位比她們性格更不協調的人同室相聚了——正因為她們性格不協調，就更加吸引我去想象她們如何相會、如何對話。然而，由於某種奇特力量的驅使，當她們寫作之時，她們都寫了小說。這是否與她們出身於中產階級有點關係，我問道；是否與艾米莉·戴維斯小姐後來非常顯著地揭示的事實有關，那就是十九世紀早期中產階級家庭成員們合用一間客廳？如果一位婦女要寫作，她就不得不在公共客廳里寫。而且，正如南丁格爾小姐所強烈抱怨的，——「婦女從未擁有過……真正屬於她們自己的半個小時」——她的思路總是被人打斷。在公用客廳里寫散文和小說，還是要比寫詩歌或戲劇容易。因為不需要那麼集中思想。簡·奧斯丁一輩子都是如此寫作。她的外甥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她如何能夠完成這一切，實在令人驚訝，因為她沒有單獨的書房可用，大多數作品必須在公共客廳里完成，要忍受各種各樣偶然的干擾。她小心翼翼不讓僕人、客人或家庭之外的任何人懷疑她在寫作。」簡·奧斯丁隱藏她的手稿，或者用一張吸墨水紙把它們掩蓋起來。還有，十九世紀早期一位婦女所獲得的全部文學訓練，就是觀察性格，分析感情。她的敏銳感覺，在公共客廳影響之下，受到長達數百年的訓練。人們的感情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個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展現在她眼前。因此，當中產階級婦女開始寫作之時，她自然會去寫小說，雖然四位著名女作家中有兩位就其本性而言，似乎顯然並非小說家。艾米莉·勃朗特本來應該去寫詩劇；喬治·愛略特的創作衝動如果用來寫歷史或傳記，她心靈中的橫溢才思即可充分施展。然而，她們卻寫了小說；從書架上取下《傲慢與偏見》，我說，人家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認為她們寫了優秀的小說。人家完全可以說《傲慢與偏見》是部好書，毫不誇張亦不刺|激男性。無論如何，在寫《傲慢與偏見》時被人當場撞見，她應該不會感到羞愧。然而，簡·奧斯丁很高興客廳的門軸會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這樣她就可以在別人進來之前把手稿藏好。對簡·奧斯丁而言，寫作《傲慢與偏見》似乎總有點不太光彩。於是我就猜測，如果簡·奧斯丁不必在客人面前把手稿藏起來，《傲慢與偏見》是否有可能寫成一部更優秀的小說？我讀了一二頁來加以檢驗；但是，我不能發現任何跡象，足以證明當時的不良環境對她的創作產生了最輕微的損害。或許這就是此書的主要奇迹所在。這兒有一個女人，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心態平和地寫作，沒有仇恨，沒有抱怨，沒有恐懼，沒有抗議，沒有說教。那就是莎士比亞的寫作態度，我想，我的目光瞅著《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當人們把莎翁與簡·奧斯丁相比，他們可能是指兩位作家的心靈都無牽無掛毫無雜念；正是為了那個原因，我們難以了解簡·奧斯丁，也難以了解莎士比亞；也正是為了那個原因，簡·奧斯丁的心靈滲透瀰漫於她所寫的每一個字中，莎翁的情況亦是如此。如果簡·奧斯丁的環境因素對她有任何不利之處，那就是受到了強加于她的狹窄生活範圍的制約。當時一個女人不可能單獨出遊。她從未旅行；她從未乘坐公共馬車穿越倫敦，或者在一家店鋪里獨自用午餐。但是，或許簡·奧斯丁天生就不想要她所沒有的東西。她的天才和她的環境極其完美地相互協調。但是，我懷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如此，我喃喃自語，翻開了《簡·愛》，並且把它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

我的湯端上來了。晚飯在大餐廳里擺好了。現在遠遠不是春天，而是十月中的一個黃昏。大家都聚集在那間大餐廳里。晚餐準備好了。這兒是湯。它是肉汁清湯。湯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激發幻想。如果盤底有任何圖案，人家可以透過那清澈透明的湯水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盤子上並無圖案。那隻湯盤並無圖案花紋。端上來的下一道菜，是牛肉及其配菜土豆和綠色蔬菜——一道「三位一體」的家常菜，使人想起在泥濘的市場上出售的牛臀肉，葉邊捲曲發黃的白菜芽，人們討價又還價，以及星期一早晨拎著網線袋去菜市場的婦女們。沒有理由對人類的日常伙食表示不滿，因為市場供應充足而煤礦工人餐桌上的食品毫無疑問要更少一點。接下來一道菜，是梅子乾和蛋奶凍。如果有人抱怨，即使有蛋奶凍來加以緩和，梅子干還是令人不滿，它不是一道慷慨大度的蔬菜（根本算不上水果），就像守財奴的心一樣乾癟多筋，滲出的汁水像守財奴血管里流動的血液一樣稀薄，那些守財奴有好酒八十年也捨不得喝，有暖和的衣服八十年也捨不得穿，卻又捨不得拿出來施捨給窮人，如果有人要抱怨，他就該仔細想想，有些人甚至連梅子干也緊緊抱住不放，不肯慷慨施捨。接下來是餅乾和乳酪，於是水壺就被人們隨隨便便地傳過來遞過去，因為餅乾的本性就是乾的，而這些餅乾是地地道道徹底乾燥。菜都上齊了。晚餐結束了。人人都要把椅子從身後拖開，於是就發出一陣嘎嘎響聲；人人都要推門走出餐廳，於是那扇活絡彈簧門猛烈地前後擺動；不久餐廳里殘留的食物就毫無影蹤，無疑已經為第二天的早餐作好了準備。英格蘭青年學子們沿著走廊，登上樓梯，邊走邊唱，乒乒乓乓隨手關門。作為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因為我在費恩漢姆學院並不比我在三一學院或者薩姆維爾、格頓、紐納姆、克賴斯徹奇等學院擁有更多的權利），我是否可以說，「那晚餐不行，」或者說（現在我們，瑪麗·塞頓和我，正在她的起居室里），「為什麼我們剛才不能在這兒單獨用餐呢？」因為如果我說出這種話，我就已經在窺探調查這棟校舍內部的經濟隱私，在陌生人眼裡，這座學院的外表是如此美好，充滿著歡樂和勇氣。不，不能說這種話。真的，談話的興緻在片刻之間衰退了。人類的結構現在就是如此，心臟、軀體、頭腦全都混在一起，一百萬年以後，毫無疑問它們會被裝在各自分開的容器里，但是現在並非如此，於是一頓好的晚餐對於談話的效果就極其重要。如果一個人飯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夠很好地思考，很好地戀愛，很好地睡覺。脊椎里的那盞感覺和思維之燈，用牛肉和梅子干是點不亮的。我們死後或許都會進天堂，而且希望凡戴克在下一個拐彎路口迎接我們——這就是牛肉和梅子干在當天辛勞的工作結束時所釀造出來的那種含糊曖昧而又淡漠拘謹的心情。幸虧我的朋友，她教自然科學，有一隻碗櫥，裏面放著一個矮胖酒瓶和幾隻玻璃小酒杯——（不過應該先吃一點鰨魚和鷓鴣來墊個底兒）——所以我們可以靠近火爐坐下，對白天生活中的損失略加補償。一兩分鐘之後，我們就隨心所欲地漫談那些奇特而又有趣的話題，這些話題是某個特定人物不在場時在你頭腦里形成的，當你與此人重新相聚之時自然要談論一番——某人已經結婚，另一位尚未婚配；一個人這樣想，另一個那樣想；某人學到各種知識而大有進步，另一位卻令人吃驚地每況愈下——以這種議論開端的漫談之必然結果，是使我們對於人類的本性以及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奇特世界的特徵加以推測和深思。然而，當我們在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很羞愧地意識到，有一種趨勢自動地產生了，並且把一切都引導到它自己的結論中去。人家或許是在談論西班牙或葡萄牙，談論書籍或賽馬，但是不論在談什麼，真正的興趣完全不在於此，而是在於這樣一幅圖景：大約五百年前，許多磚瓦匠在一座高樓屋頂上幹活。國王和貴族們帶來了一大袋又一大袋金銀財寶，往地上傾倒。這幅圖景，總是栩栩如生地映現在我頭腦里，並且把它自己與另一幅圖景並列，那就是骨瘦如柴的母牛、泥濘的市場、枯萎的蔬菜、老守財奴乾癟多筋的心臟——這兩幅圖景互不相關而又離奇荒謬，卻總是在我頭腦里同時出現並且相互決鬥，使我身不由己地完全聽憑它們擺布。除非任憑整個談話被那股趨勢誤導扭曲，最好的辦法還是把我心中的想法暴露出來，如果湊巧的話，它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枯萎碎裂，就像當年人們打開埋在溫莎的棺材，那古代國王的頭顱一接觸空氣就化為一堆粉末。於是，簡單扼要地，我把心裏的想法告訴塞頓小姐，這麼多年以來，磚瓦匠們一直在學院教堂屋頂上添磚鋪瓦，國王、王后和貴族們把一袋袋金銀放在肩膀上扛進來，把它們一鏟又一鏟埋進土中；然後我們自己時代的金融巨子們來了，他們放下支票和債券之處，我想，就是前輩們堆放金磚銀塊的地方。所有這一切，都埋藏在那些學院下面，我說；但是這所學院，我們正坐著談話的地方，在它富麗堂皇的紅磚牆下面，在花園裡荒蕪凌亂的草叢下面，又埋藏著什麼呢？在那樸實無華的瓷器餐具，以及（我來不及剎車就脫口而出）那牛肉、蛋奶凍和梅子干後面，又隱藏著一股什麼力量呢？

但是，儘管現在可能如此，甚至在五十年前，這種意見出自重要人物之口還是令人生畏。讓我們設想，有一位父親出於最高尚的動機，不希望他女兒離開家庭去當作家、畫家或學者。他就會說：「看看奧斯卡·勃朗寧先生說了什麼，」而且不止勃朗寧先生；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女性生存的基本條件，」格雷格先生特彆強調，「就是男性贍養她們，而她們侍奉男性」——還有一大堆男性觀點，其大意是說，對於女性的智力勿存任何奢望。即使她的父親沒有把這些觀點大聲宣讀，任何一位姑娘也可以自己讀到它們；即使是在十九世紀，這種閱讀必定使她大為氣餒，並且深深地影響她的創作。總是有人斷言——你不能幹這個，你沒能力干那個——這種論斷都必須反對，必須克服。或許對小說家而言，這種細菌還不至於產生太大影響，因為已經出現了一些傑出的女小說家。但是對畫家而言，這種細菌仍有作用；對音樂家而言，我想它甚至到現在依然具有活力，並且極有毒性。當今女作曲家的地位，就相當於莎士比亞時期的女演員。我想起了剛才杜撰的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於是就想到尼克·格林曾經說過：女人演戲使他聯想到小狗跳舞。兩百年後，約翰遜博士用同樣的語言來形容婦女在教堂裡布道。我在此翻開一本音樂書，在這體面的一九二八年，我們看到人家用同樣的話語來形容試圖作曲的女人。「關於熱爾梅娜·泰勒費爾小姐，人家只能重複約翰遜博士的論斷，但要轉換成音樂術語：『先生，女人作曲就像一條狗用後腿走路。它幹得並不好，但令人驚訝的是，它居然這樣幹了。』」歷史就是如此絲毫不爽地重演了。

因此，我走到放歷史書的書架面前，取下一本最新著作，特里威廉教授的《英國史》。我在索引中再次查閱婦女一詞，找到「婦女地位」條目，於是翻到它所指明的頁碼。「打老婆，」我讀道，「是男人公認的權利，男人不論貴賤，均公然毆妻而不以為恥……同樣，」這位歷史學家繼續寫道，「女兒拒絕與父母選中的夫婿成親，就很有可能被關禁閉，被鞭打併且在房間里被粗暴地擲摔推搡，而公眾輿論毫不震驚。婚姻與個人感情無關，而是家庭斂財工具，在頗有尊敬婦女『騎士之風』美名的上流社會中尤其如此……男女嬰兒一方或雙方均在搖籃之中即已訂婚，尚未脫離保姆監管即已成親。」那大約是在一四七〇年，離喬叟時代不遠。婦女地位的下一個參照系，是大約兩百年後，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中上階級婦女自擇夫婿仍然是例外，而且丈夫一被（父母）指定，他就是夫君和家長，至少法律和習俗是如此規定。然而儘管如此，」特里威廉教授作出結論，「莎士比亞筆下的婦女，或者可靠的十七世紀回憶錄中的婦女，例如弗尼夫婦或哈欽森夫婦回憶錄中的婦女，似乎均不乏個性和人格。」當然啰，如果我們仔細考慮一番，埃及艷后克婁巴特拉必定有她自己的行為方式；麥克白夫人，我們可以推測，必有她自己的意志；羅莎琳德，我們可以斷定，是位有魅力的姑娘。特里威廉教授認為莎士比亞劇中的婦女似乎均不乏個性和人格，他不過是實話實說而已。如果不是作為歷史學家，人家甚至可以進一步說，自從有史以來，婦女在所有詩人的一切作品中，都像烽火一般光芒萬丈——克呂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婁巴特拉、麥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達、羅莎琳德、苔絲狄蒙娜、馬爾菲公爵夫人，這些是戲劇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在散文小說家筆下則有這些女主人公：米勒芒特、克拉麗莎、蓓姬·夏普、安娜·卡列尼娜、愛瑪·包法利、蓋芒特夫人——這些名字在腦海中紛至沓來，她們決不會令人想起婦女「缺乏個性和人格」。真的，如果女人僅僅存在於男人所寫的虛構作品之中，人家就會把她想象為最最重要的人物；她千姿百態變化無窮：英勇蓋世而又卑鄙下賤；光彩照人而又下流無恥；美艷絕倫而又奇醜無比；她像男人一樣偉大，有人甚至認為她比男人還要偉大。然而這是文學作品中虛構的女人。實際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她被關了禁閉，挨了鞭打，在房間里被人殘暴地推搡擲摔。

至於那是個什麼觀點使我著了迷，竟然大胆闖入這片草坪，我現在不記得了。平靜安詳的精靈，像一片雲霞從天而降，如果這祥和的精靈會在某處逗留，那就是在晴朗的十月早晨逗留在牛橋大學的場地和庭院里。漫步穿越那些學院，經過那些古老的大廳，當前坎坷的現實似乎被磨光了；軀體似乎被籠罩在一間奇妙的玻璃小屋裡，沒有聲音可以穿透進來，而心靈已經和任何事實脫離接觸（除非重新擅自闖入草坪），可以任意沉浸於與當時情景相和諧的遐想之中。純粹出於偶然，我無意之中想起了一篇描述在漫長的假期中重訪牛橋的陳舊散文，於是就想起了散文家查爾斯·蘭姆——薩克雷曾舉起一封蘭姆來信按在前額上說道：聖查爾斯！事實上，在所有已故文人中（我把我當時的想法告訴你們），蘭姆是最為意氣相投的人物之一；你會很想對他說：那麼告訴我，你是如何寫你的散文的？他的散文甚至要比麥克斯·比爾博姆的更好，我想，比爾博姆的散文十全十美無瑕可擊，在蘭姆的散文中閃耀著熱情奔放的想象力，天才的霹靂閃電使他的散文白璧微瑕不太完美，然而其中蘊含的詩意猶如星光在字裡行間閃爍。大約在一百年前，蘭姆來到牛橋。他的確寫了一篇散文——標題我已遺忘——論及他在這裏看到彌爾頓一篇詩歌原稿。或許就是《利西達斯》，蘭姆在散文中寫道，想到通常版本《利西達斯》中的任何一個字竟然會與原稿中有所不同，他是多麼驚訝。想到彌爾頓居然會更換詩中用詞，對他而言似乎是一種褻瀆行為。這使我想起我所能回憶的《利西達斯》部分詩句，並且以猜測自娛：哪個字是被彌爾頓更換過的，為什麼要更換。我忽然想起蘭姆當年所見原稿離這兒只有幾百碼遠，我可以追隨蘭姆的足跡穿越學院的四方庭院，到保存著那個珍本的著名圖書館去。不僅如此，當我將此計劃付諸實施之時，我想起來了，正是在這家著名圖書館里，也保存著薩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批評家們常說，《艾斯芒德》是薩克雷最完美的小說。但是，根據我的回憶，那種矯揉造作的風格，它對十八世紀文風的模仿，卻是一種桎梏；除非十八世紀文風對薩克雷而言確實是自然的——這是一個看看手稿即可證明的事實，只要看他的修改之處究竟是為了文體的風格，還是為了意義的完善。那麼就先要決定何謂風格、何謂意義，這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實際上已經到了圖書館門口。我必定已經開了那扇大門，因為立即出現了一位表示異議的銀髮慈祥長者，他像守護天使一般擋住去路，但是迎風鼓動著的是黑色袍袖而不是白色翅膀，他一面揮手令我後退，一面低聲表示歉意：女士須有本學院研究員陪同，或持有介紹信方可獲准入館。

顯然，她的心靈決非「了無牽挂，爐火純青」。恰恰相反，她的心被仇恨和痛苦所折磨，因而心煩意亂。對她而言，人類分裂成為兩派。男人就是「敵對勢力」；她對男人又恨又怕，因為他們有權擋她的路，並且阻止她去干想乾的事——那就是寫作。

——它們受到默里先生的公正讚揚，而且人們認為，蒲伯記住並且引用過這位夫人的其他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