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如果有些相對平靜的年代（像是1871～1914年的歐洲），總是接著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戰事。但這次不同。原因就在於，真正的和平不該只是「現在沒有戰爭」，而是「不可能發生戰爭」。在過去，全世界從來未曾有過真正的世界和平。像是在1871～1914年間，歐洲各地的戰爭仍然是一觸即發，不管是軍隊、政治家或一般公民也都有這種心理準備。過去所有所謂的和平時期都是如此。國際政治過去的鐵律就說，「任何兩個相鄰的政體，都會有某種可能，讓他們在一年之內向對方宣戰」。像這樣的叢林法則，無論是在19世紀晚期的歐洲、中世紀的歐洲、古代的中國或是古希臘，都同樣大行其道、屢屢成真。如果雅典和斯巴達在公元前450年達成和平，很可能在公元前449年就又再度打了起來。

當然，未來情況也可能有所改變，到時候回頭來看，就會覺得現在這個想法天真得難以想象。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天真仍然是件好事。在過去，從來沒有這種四方和平、難以想象戰爭爆發的年代。

雖然這部分也是事實，但光是這樣列出一長串我們太熟悉的慘案名單，卻會造成誤導，讓我們只看到一個又一個的水窪，卻忘了水窪之間還有乾地。在現代晚期，雖然暴力和恐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和平與安寧也同時來到歷史新高。狄更斯寫到法國大革命，就說「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句話不只適用於法國大革命，很可能也適用著由法國大革命揭開的整個時期。

當地社群介入時，依據的是當地的傳統以及有來有往的互助原則，常常會和自由市場的供需法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像是在傳統的中世紀社會，如果鄰居需要我幫忙蓋屋子或是放羊，我並不會認為他應該付錢，而是在我有需要的時候再還我這份人情就好。同時，當地的領主可能會叫我們全村的人去幫他蓋城堡，但他也是一分不付，而是在出現盜賊或野蠻人的時候提供保護。雖然在這些村莊里有許許多多的交易，但多半都不是金錢往來。當時市場機制已經存在，但十分有限。人們也可以購買罕見的香料、布匹和工具，或是聘請律師和醫生提供服務，但一般而言，常用產品和服務會出現在市場上的不到一成，多數還是由家庭和社群提供。

然而，生態環境惡化並不代表就是資源短缺。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提過，人類能用的資源其實不斷增加，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還會繼續。正因如此，那些關於資源短缺的末日預言很可能並不會成真。但與此相反，生態環境的惡化卻是太有憑有據、如假包換。在我們的未來，很可能會看到智人坐擁各種新原料和新能源，但同時摧毀了剩下的自然棲地，讓大多數其他物種走向滅亡。

近幾十年來，所謂民族的社群概念不斷被一群又一群的消費者削弱。這些消費者彼此並不認識，但都有同樣的消費習慣和興趣，因此不但相信還定義大家就是同一夥的。這可能聽來不可思議，但我們身邊早就有太多實例。舉例來說，麥當娜的粉絲就能夠構成一個消費者社群。他們要滿足這項定義的方式，主要靠的就是購物。靠著購買麥當娜演唱會的門票、CD、海報、襯衫和手機鈴聲，就能定義誰是粉絲。至於曼聯球迷、素食主義者、環保主義者等等也是如此。他們最主要的定義方式也是靠著消費。這可以說是他們身份認同的基石。如果是個德國素食主義者，要嫁給法國素食主義者的概率大概會高於嫁給德國的肉食主義者。

在工業革命之前，多數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脫三大傳統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當地的密切社群。大多數人在家族企業工作（例如家族的農場，或是家族經營的工作坊），或者也可能在鄰居的家族企業工作。這時的家庭除了家庭功能，還要兼顧福利制度、衛生體系、教育系統、建築產業、勞工工會、退休基金、保險公司、廣播、電視、報紙、銀行，甚至警察功能。

為了讓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都能滿意，或許可以說我們正在天堂和地獄的岔路口，而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會朝向哪一個方向。歷史還沒告訴我們該挑哪邊，而只要發生某些巧合，往哪邊走都不算意外。

當然，我們還是會看到有國家運用國家力量殘害自己的公民，而且常常就是這些恐怖的印象深植人心、揮之不去。在20世紀，有數千萬甚至上億人遭到自己國家的安全部隊殺害。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國家控制的法院和警力仍然是提升了全球的安全水平。就算是在暴虐的獨裁統治之下，現代人死於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低於前現代社會的水平。1964年，巴西出現了軍事獨裁政權，而且一直統治巴西到1985年。在這20年間，共有數千巴西民眾遭到該政權殺害，另有數千人遭到囚禁和折磨。然而，就算在情況最糟糕的年度，里約熱內盧居民死於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遠低於瓦拉尼人、雅韋提人（Arawete）或雅諾馬莫人（Yanomamo）。瓦拉尼人、雅韋提人和雅諾馬莫人都是住在亞馬孫森林深處的原住民，他們沒有軍隊、沒有警察，也沒有監獄。人類學研究指出，這些種族的男性約有25%～50%會因為財產、女人或名聲的糾紛而死於暴力衝突。

國家內的暴力行為在1945年後究竟是減少還是增加，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但誰都無法否認，現在的國際暴力事件正是史上最少的時期。其中最明顯的或許就是歐洲帝國崩潰時的情形。歷史上，我們看到各個帝國總是鐵腕鎮壓叛亂，而且就算再也壓制不住，最後也會孤注一擲，常常就是進行一場浴血混戰。而等到帝國滅亡，接著就有一段無政府狀態，戰亂頻傳。但自從1945年以來，多數帝國都選擇了和平的退位方式，帝國解體崩潰的過程變得相對迅速、平和且有序。

與中世紀農民和鞋匠相比，現代工業對太陽或季節可說是完全不在乎，更重視的是要追求精確和一致。舉例來說，在中世紀的鞋店裡，每個鞋匠都是從鞋底到鞋扣一手包辦。如果某個鞋匠上班遲到，完全不會影響到別人的工作。但如果是在現代的製鞋生產線，每個工人面對的機器都只負責鞋子的一小部分，完成後再交給下一台機器。假設其中某台機器的工人睡過頭，整條生產線就得停擺。為了避免這種災難發生，每個人都得嚴格遵守確切、共同的時間表。每個工人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開始上班。不管餓了沒，都要在同樣的時間午休吃飯。等到換班哨音一響，所有人都得下班回家，不管手上的事情做完了沒。

在1945年，英國還統治著1/4的地球。但不過30年後，它統治的土地就只剩下幾個小島。在這段時間，英國從一個又一個殖民地撤退，幾乎沒開過幾槍，為國捐軀的士兵不超過幾千人，殺害的人數也並不多。大家提到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常常讚譽有加，但大英帝國其實也該得到部分的讚賞。帝國退位后，由各個獨立的國家接管，大部分就享受著既成的穩定邊界，也與四周的鄰國愉快地和平共處。確實，大英帝國在遭到威脅時殺害了數萬民眾，而且幾個敏感地區在英國撤出后便爆發了大規模種族衝突，造成數十萬人喪生（特別是在印度）。然而，如果從長期的歷史平均來看，英國撤退已經稱得上是和平和秩序的典範。相較之下，法國殖民帝國就比較頑固了，崩潰撤退時仍然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掀起血戰，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但就算是法國，從其他殖民地撤退時也算是和平迅速，而且離開后留下的是秩序井然的國家政府，而不是一團混亂。

確實，民族概念並非空中樓閣、毫無根據。伊拉克或敘利亞建國的時候，確實有真實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因素，而且有些可以追溯到千年之久。像是薩達姆就大打阿拔斯王朝和巴比倫帝國這兩張牌，說自己一脈相傳，甚至還把自己的一支師級精銳裝甲部隊命名為「漢謨拉比師」（Hammurabi Divisireａd•99csｗ.coｍon）。但就算如此，這也不會讓伊拉克民族變成一個自古存在的實體。舉例來說，就算我用的原料是放了兩年的麵粉、放了兩年的油、放了兩年的糖，做出來的也不會是放了兩年的蛋糕。

有人病了，由家庭來照顧。有人老了，由家庭來贍養，而子女就是最好的退休基金。有人過世，孤兒就由大家庭其他成員照顧。有人想蓋小屋，大家庭提供人力。有人想開公司，大家庭提供資金。有人想結婚，家庭里也會選擇或至少審核一下這未來的對象。如果和鄰居發生衝突，要吵架也有家人助陣。然而，如果病情太嚴重，光是家庭或家族還無法處理，或是新公司需要的資金太龐大，或是鄰里爭吵已經到了要變成暴力鬥爭的地步，當地社群就會介入。

到了現代，核心家庭並未完全消失，雖然被政府和市場取代了大部分的經濟和政治作用，但還是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情感功能。一般來說，人們還是認為現代家庭可以滿足人類最親密的需求，這是國家和市場（到目前為止）無法提供的。然而，就算在這一塊，家庭也開始受到外界越來越多的干預。市場在人類戀愛和婚姻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過去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在則交給市場幫忙，先定下我們對戀愛和婚姻的理想，再把這些生活提供給我們——而且當然要收費。在過去，男女約會是在家庭的客廳，有金錢往來的話，是由一方的父親交到另一方父親手中。但到了現在，約會是在酒吧或咖啡館，金錢則是從這對戀人手上交給服務生。而且，為了這場約會，甚至還有更多錢是直接轉賬，轉給服裝設計師、健身房老闆、營養師、美容師和整形外科醫生，早在我們抵達咖啡館之前，這些人就會想盡辦法讓我們無限逼近市場對美的理想。

於是，國家與市場找上家庭和社群的各個成員，開出了他們無法拒絕的條件。他們說：「做自己吧！想娶想嫁都隨你的意，別管父母準不準。想挑什麼工作都可以，別擔心什麼大家長說的話。想住哪就住哪，就算沒辦法每周和家人吃上一次飯又有什麼關係呢？你不用再依賴家庭或社群了。我們，也就是國家和市場，讓我們來照顧你吧。我們會給你食物、住房、教育、保健、福利和就業機會。我們也會給你退休金、保險和保障。」

帝國退出后而獨立的國家，顯然對戰事都興趣不大。除了極少數例外，自1945年以來已經不再有入侵併吞其他國家的事情發生。這種征服在過去一向是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許多偉大的帝國因此建立，大多數過去的統治者和民眾也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今天世上任何地方都已經不可能再發生像是古羅馬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那些逐鹿天下的事。自1945年以來，沒有任何一個經聯合國承認的獨立國家遭到征服而滅國。雖然小型國際戰爭時而發生，仍有達百萬的民眾在戰事中喪命，但戰爭已經不再是常態。

而且，現在能得到認定為「個人」的不只有成年男子，就連女性和兒童也同樣納入。歷史上，女性多半被視為家庭或社群的財產。但現代國家卻將女性視為個人，不論其家庭或社群出身，都能享有獨立的經濟和法律權利。女性開始能夠有自己的銀行賬戶、自己決定想嫁的對象，甚至要離婚或自立門戶都行。

在非洲，事情遠遠不那麼樂觀。但就算在非洲，大多數衝突也只是內戰和政變。自從非洲國家在20世紀60和70年代贏得獨立之後，就極少有國家試圖征服彼此、取而代之。

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發表許多著作和文章，解釋為何現在會有這個令人愉悅的發展，其中大致提出幾項重要因素。首先，戰爭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說有個最高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把獎頒給羅伯特·奧本海默以及和他一起研發出原子彈的同事。有了核武器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再開戰，無異等於集體自殺。因此，想要武力征服全球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今天，地球上住著大約70億的智人。如果把所有人放上一個大磅秤，總重量約達3億噸。另外，如果把所有家禽家畜（牛、豬、羊、雞等等）也放在另一個更大的磅秤上，總重更足足達到7億噸。但相對的是，如果把所有還倖存的大型野生動物（包括豪豬、企鵝、大象和鯨魚等等）也拿來稱，總重量已經不到1億噸。我們在童書、各種影像和電視上還是常常看到長頸鹿、狼和黑猩猩，但在現實世界里，這些物種都已所剩無幾。全球大概只剩下8萬隻長頸鹿，但牛有15億頭；灰狼只剩20萬隻，但狗有4億隻；黑猩猩只剩25萬隻，相比之下，人有70億。可見，人類真的已經稱霸全球。

有人會說，所謂的現代就是充滿了盲目的屠殺、戰爭和壓迫，而代表意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廣島的蘑菇狀爆炸雲，以及希特勒幾近瘋狂的意志。但也有人說，現代是個和平的時代，像是南美從來沒有戰壕，莫斯科和紐約從來沒見過那些蘑菇雲，而甘地和路德·金都讓我們看到了寧靜致遠的縮影。

暴力發生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國家制度的制定。縱觀歷史，大多數的暴力事件是出於家庭之間或社群之間的仇恨。（就算在今天，上述數據也能看出地方犯罪遠比國際戰爭更為致命。）我們前面已經提到，在早期農業社會裡，農民唯一知道的政治組織就是自己的社群，但他們受到的暴力對待層出不窮。要等到王國和帝國的力量增強之後，人類社會才開始對社群有了約束力，而使暴力程度下降。在中世紀歐洲這種各自獨立的王國里，每10萬人遭到兇殺的人數約在每年20～40人之間。而近幾十年來，國家和市場大權在握，地方社群可以說消失，但暴力發生率也是進一步下降。全球現在每年每10萬人遭到兇殺的人數只有大約9人，而且多半是發生在國家權力不彰的地方，像是索馬里和哥倫比亞。至於像是歐洲這種權力集中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只會有1人死於兇殺命案。https://read.99csw.com

中東地區就有許多這種例子。我們現在之所以有敘利亞人、黎巴嫩人、約旦人、伊拉克人的區別，只是因為當初英法兩國的外交官在完全不顧當地歷史、地理和經濟的情況下，在一片沙漠之中確定出了所謂的邊界。例如他們在1918年就規定，從此住在庫德斯坦（Kurdistan）、巴格達和巴士拉（Basra）的人，就成了「伊拉克人」。至於誰是「敘利亞人」、誰又是「黎巴嫩人」，則主要是法國做的決定。不論是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還是敘利亞前總統阿薩德（Hafez el-Asad），他們都全心全意不斷想強化這些出自英法之手的民族意識，但他們誇口伊拉克人或敘利亞人千秋萬世、直到永遠，卻只是種想象的空話。

這套時刻表系統的推廣，公共運輸是個關鍵。如果工人得在8:00準時開工，火車或公交車就一定得在7:55分抵達工廠大門。晚了幾分鐘，就可能使產量減少，甚至讓那些不幸遲到的人遭到裁員。在1784年，英國首次出現公布時刻表的馬車載運服務，只列了幾點出發，而沒有幾點抵達。在當時，英國每個大城小鎮都有不同的時間，與倫敦時間可能有半小時之差。倫敦正午12:00的時候，可能在利物浦是12:20，而在坎特伯里還只是11:50。因為當時沒有電話、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也沒有快速的火車，所以沒人知道這些時間不同。而且，又何必在意呢？

在全球大多數地方，我們晚上入眠時都不用擔心附近的部落會不會包圍自己的村莊，來場全村大屠殺。現在的英國有錢人就算每天走過羅賓漢的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也不用擔心會有人埋伏搶錢，再把他們的錢分給窮人（或者更可能直接收進口袋）。學生不再需要擔心師長棍棒齊飛，孩子不再需要煩惱可能被販為奴，女性也知道丈夫不得違法毆打她們或強迫她們留在家裡。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地方，這些期待都已經成為事實。

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里，常常講得似乎人都在辛苦對抗著國家和市場。但事實卻剛好完完全全相反。國家和市場簡直可說是個人的衣食父母，個人能夠生存都得感謝它們才是。市場為我們提供了工作、保險和退休金。如果想學專業，可以去上公立學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銀行貸款。如果想蓋房子，可以找建設公司來蓋，找銀行辦房貸，而且有些時候還能得到政府補貼或保險。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護。如果生病得休養幾天，可以有醫療保險照顧。如果病得嚴重，得休息幾個月，就換成社會福利制度來幫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協助，我們可以到市場上請專職看護；雖然這些人與我們素不相識，卻可以為我們提供現在連子女都很難提供的全心照料。只要先存點錢，我們就能到養老院安度最後這段黃金歲月。國稅局把我們每個人都看作個人，不會要求我們付鄰居的稅。法院也把我們每個人看作個人，不會要我們為親戚犯的錯負責。

地質學家知道地殼運動可能引發地震和火山爆發，我們也知道激烈的社會運動可能引發血腥暴力。講到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歷史，常常講到的就是一連串生靈塗炭的戰爭、革命和大屠殺。就像是雨天的時候，小孩喜歡穿著雨鞋從一個水窪跳到下一個水窪，這種歷史觀點也像是在跳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跳到冷戰，從亞美尼亞大屠殺跳到猶太人大屠殺，再跳到盧安達大屠殺，從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的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再跳到希特勒。

國家同樣也越來越介入家庭關係，特別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現在，父母有義務送孩子接受國家教育。如果父母特別愛辱罵孩子或對他們暴力相向，這樣的父母就可能被國家限制權利。如有必要，國家甚至可以把父母關起來，將孩子送到寄養家庭。一直到不久前，如果有人說家長不得毆打或侮辱小孩，否則國家應該介入，都還會被當成笑話，認為這萬不可行。在過去大多數社會中，父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尊親敬長可說是最高法則，父母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就算是要冷血弒嬰、販子/女為奴，或是把女兒嫁給年紀大她們兩倍的男人，人們都覺得理所當然。但到了現在，父母的權威可說大不如前。年輕人越來越不需要聽從長輩的意見，而一旦孩子的人生出了任何問題，似乎看來總是可以怪在父母頭上。

很多人稱呼這是「自然的毀滅」。然而，這其實並不能算是「毀滅」，而只是「改變」。自然是無法「毀滅」的。6500萬年前，一顆隕石讓恐龍滅絕，但卻為哺乳類動物開啟了一條康庄大道。今天，人類正在讓許多物種滅絕，甚至可能包括自己。但即使如此，還是有某些生物過得生龍活虎。舉例來說，老鼠和蟑螂可說是正在全盛時期。如果今天發生核災而讓世界末日降臨，這些頑強的動物很有可能就會從悶燒的廢墟里爬出來，準備好繼續將自己的DNA傳給千代萬代。或許，現在的6500萬年後，會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懷感激地回顧人類造成的這場災難，就像我們現在感謝那顆殺死恐龍的隕石一般。

現代所興起的兩大想象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費大眾」。所謂民族，是國家的想象社群。而所謂消費大眾，則是市場的想象社群。我們說這些社群屬於「想象」，是因為過去的村落社群都是成員彼此熟識，但現代不論民族或市場，成員都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彼此熟悉。任何一個德國人，都不可能真正認識所謂德意志民族的8000萬人；歐洲共同市場的5億人口，也不可能都互相認識（歐洲共同市場後來發展成歐洲共同體，最後形成今日的歐盟）。

所以，現在有四大因素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核子末日的威脅促進了和平主義；和平主義大行其道，於是戰爭退散、貿易興旺；貿易成長，也就讓和平的利潤更高，而戰爭的成本也更高。隨著時間過去，這個良性循環也就對戰爭造成另一個阻礙，而且可能最後看來會是最重要的阻礙：因為國際網路日漸緊密，使得多數國家無法再維持全然獨立，所以其中任何一國片面宣戰的機會也就大幅降低。大多數國家之所以不再發動全面戰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能夠完全獨立行事。雖然不管是在以色列、義大利、墨西哥或泰國，人民可能還是以為自己是個獨立的國家，但其實任何經濟或外交政策都不可能自外於他國，全面性的戰爭也不可能獨自發動。正如我們在第十一章所提，現在正面臨著全球帝國的形成。而這個帝國與之前的帝國也十分類似，會努力維持其疆域內的和平。正因為全球帝國的疆域就是全世界，所以世界和平也就能得到有效的維持。

民族竭盡九_九_藏_書全力，希望能掩蓋自己屬於想象的這件事。大多數民族都會聲稱自己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天長地久，說自己是在最初的原生時代，由這片祖國土地和人民的鮮血緊密結合而成。但這通常就是個誇大其詞的說法。雖然民族確實有悠久的源頭，但因為早期「國家」的角色並不那麼重要，所以民族的概念也無關痛癢。例如，中世紀紐倫堡的居民可能多少對德意志民族有些忠誠度，但相較之下，因為照顧自己多數需求的還是家人和當地社群，所以對家人和當地社群的忠誠度自然遠遠高出許多。另外，就算古代許多民族都曾有輝煌的過去，能夠存活到今天的卻很少。現有的民族多半是到了工業革命后才出現。

過去這兩個世紀變動如此迅速劇烈，讓社會秩序起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社會秩序堅若磐石、難以撼動。畢竟「秩序」就隱含著穩定和連續的意義。歷史上，社會的改變很少是大刀闊斧的革命，多半是無數個小步驟逐漸累積而成。於是，我們一般感覺社會結構並不靈活，似乎永恆不變。或許，我們會努力改變自己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但講到要徹底顛覆這整個兒秩序，這個概念可能就很陌生。我們常常會把自己限於現狀，聲稱「過去都是這樣，未來也會是這樣」。

從這個小小的出發點，後來發展出全球性的時刻表網路，全球同步的誤差不到一秒。而在廣播媒體上場之後（先是電台，後來則是電視），一方面人類進入了時刻表的世界，一方面廣播媒體更成了主要的執行者和傳播者。電台廣播最早的內容之一就是報時用的訊號，通過嗶聲讓偏遠地區的居民或海上的船舶都能據以調整時鐘。後來，電台也發展出每小時播報新聞的習慣。直到現在，新聞廣播開頭的第一條仍然是現在時間，就算戰爭爆發也得放在後面再報。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播送到納粹佔領下的歐洲地區，而每段新聞廣播的開頭就是大本鍾報時鐘聲的現場直播，可以說正是自由的鐘聲。甚至還有些天才的德國物理學家，居然找出一套方法，只要靠著鐘聲在廣播中的微小差異，就能判斷倫敦當時的天氣。對德國空軍來說，這可是珍貴無比的戰事情報。等到英國私密情報局也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再採用現場直播，而用一組錄音來取代。

其次，正因為戰爭的成本飆升，也就代表其利潤下降。在史上大多數時候，只要掠奪或兼并敵人的領土，就能為自己的國力注入一劑強心針。過去的財富多半就是田地、牛、奴隸和黃金，無論要搶劫或佔領都十分方便。但到了今天，財富的形式變成了人力資本、科技知識，以及像是銀行這種複雜的社會經濟結構，想要搶奪或是佔領都相當困難。

然而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社會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潰，改由國家和市場取代。據我們目前所知，人類在100多萬年前生活在小型、親密的社群之中，社群成員大多數都是親戚。認知革命和農業革命並沒有改變這一點。這兩項革命讓不同的家庭和社群結合，形成部落、城市、王國和帝國，但家庭和社群仍然是所有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結構單位。但後來，工業革命不過花了短短兩世紀左右，就將這些單位粉碎成了原子。許多過去家庭和社群的功能，現在都被國家和市場取代。

然而，生活在家庭和社群的懷抱里並不如想象中的理想，甚至差得遠了。家庭和社群對成員的壓迫絕不下於現代國家和市場，這些家庭和社群內部常常充滿緊張和暴力，而且成員別無選擇。在1750年左右，如果一個人失去家庭和社群的保護，幾乎必死無疑，不僅沒有工作、沒有教育，生病痛苦時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沒有人會借他錢，出了問題也沒人保護。畢竟，當時沒有警察、沒有社工，也沒有強制性的義務教育。為了求生，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形，當時的人就得儘快尋找替代家庭或社群。離開原生家庭的男孩女孩，最好的情況大概就是找到新的家庭做幫傭；而最糟的情況，就是被迫從軍或淪入風塵。

究竟孰是孰非？其實需要時間來證明。我們只要回顧過往就會發現，自己對於過去歷史的看法總是受到近幾年事件的左右。如果這一章是寫在1945年或是1962年，可能看法就會偏向悲觀。但正因為已經來到2014年，整個看待現代歷史的觀點也就相對比較愉快。

因此，想要定義現代社會的特色為何，就像要問變色龍究竟是什麼顏色一樣。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特色，就是它會不斷改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變動特性，而且多數人也都會同意社會秩序應該有彈性，是我們能夠操縱、能夠改進的。前現代統治者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傳統秩序，甚至希望能夠盡量回歸過去失落的黃金年代。但到了過去兩個世紀，政治主流卻是要摧毀舊世界，再建起更好的世界來取代。現在就算是最保守的政黨，也不敢說自己的目標就是維護一切保持不變。人人都在談，要進行社會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這些承諾常常都是說到做到。

傳統農業看的是自然的時間周期、有機的生長情況。當時多數社會都無法準確測量時間，而且對這件事實在也沒多大興趣。畢竟，當時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重要的是太陽的運行、植物的生長周期。當時沒有人人統一的工作日，而且在不同季節的生活習慣也有極大不同。農業社會的人知道太陽該在天上哪個位置，會焦急地等著雨季和收穫季的徵兆，但是小時的概念就不在他們心裏，而年份的概念更是於他們如浮雲。如果有人穿越時空來到中世紀的村莊，問當地人「今年是哪一年」，當地人除了會覺得這個人衣著古怪，可能還覺得會問這個問題應該是腦筋有點問題。

至於在中國的明朝（1368～1644），這個帝國實行「里甲」制度。10戶為「甲」，110戶為「里」。里甲制設有里長、甲首，負責維護地方治安、分配徭役、按丁納稅，而無須由帝國直接管理。從帝國的角度來看，這種里甲制度十分有利，帝國不需要自己養著成千上萬的官員稅吏，而是交給地方長者來監督各個家庭的情形。里長甲首不但了解地方情形，常常也能讓稅務運作順暢，而無須國家軍隊介入。

市場和國家要增強這些情感面，靠的就是塑造「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另譯「想象的共同體」），納入的人數可能達到數百萬之巨，而且是專為國家或商業需求量身打造。所謂想象的社群，指的是雖然成員並不真正認識彼此，卻想象大家都是同一夥的。這樣的社群概念歷史悠久，並不是到了現代才乍然出現。數千年來，王國、帝國和教會早就擔任了這種想象社群的角色。例如在古代中國，數千萬人都認為全國就是一家人，而皇帝就是父親。在中世紀，數百萬虔誠的穆斯林也想象著整個伊斯蘭社會就是一個家庭，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然而，縱觀歷史，這種想象的社群力量有限，比不上每個人身邊幾十個熟人所結合成的密切社群。密切社群能夠滿足成員的情感需求，而且對每個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至關重要。然而，密切社群在過去兩世紀間迅速衰微，開始由想象社群填補這種情感上的空缺。

許多人以為和平是西歐的特色，那裡富裕而民主，戰事完全絕跡，但事實上，和平是先在其他地區發展，最後才傳到了歐洲。所以，像是在南美，最後幾場嚴重的國際戰爭是1941年的秘魯與厄瓜多戰爭，以及1932～1935年的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戰爭。而且在這之前，南美在1879～1884年之後就不再有其他嚴重戰事，當時一方是智利，另一方則是玻利維亞和秘魯。

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后的70年間，情況更是如此。在這段時間，人類第一次有可能得面對徹底的自我摧毀，而且也確實爆發了相當數量的戰爭和屠殺。但這幾十年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而且程度是大幅領先。這點之所以讓人意想不到，是因為如果就經濟、社會和政治層次來說，這個時期的變動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可以說雖然歷史的板塊構造以瘋狂的速度移動碰撞，但這座火山卻是紋風不動。這個靈活變動的新社會秩序，似乎既能夠啟動劇烈的結構變化，又能夠避免崩潰造成暴力衝突。九-九-藏-書

另外，王國和帝國會負責某些重要功能，像是發動戰爭、修建道路、建築城堡。而為了這些目的，國王會徵稅，偶爾也會招募士兵和工人。但除了少數例外，王國或帝國通常並不會幹涉家庭和社群內的事務。而且，就算真想干涉，成效也十分有限。因為從傳統來說，傳統的農業經濟很少有多餘的食物能養活政府官員、警察、社會工作者、教師和醫生等等。因此，大多數政權並不會發展出大規模的福利、醫療或教育系統。這些事情都還是留給家庭和社群處理。就算在極少數情況下，統治者試圖干預農民的日常生活（像是秦帝國的連坐法），靠的也是以家中的戶主或社群里的長者作為政權代理人。

工業革命讓人類社會起了數十種重大的變化，採用工業化的時間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項目還包括都市化、農民階級消失、工業無產階級的興起、對一般大眾的賦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權社會的解體。

為了讓時刻表這套網路能夠運作順暢，人們開始四處都能見到價格便宜但運行精準的攜帶式時鐘。當時如果是在中東或南美，頂多可能只有幾個日晷。而在歐洲中世紀的城鎮里，通常是全城共享一個時鐘：在城鎮的中央廣場建起一座高塔，上面就有個巨大的時鐘。這些塔鍾幾乎從來沒有準過，但既然城裡也沒有其他的鍾，似乎也就沒什麼關係。而到了現在，任何一個有錢人家的家裡，計時裝置的數量很可能就遠遠超過某個中世紀國家全國上下的數量。現在想知道時間，可以看一下腕上的手錶，瞄一眼你的手機，瞧一下床邊的鬧鐘，盯一下廚房的掛鐘，瞟一眼微波爐上的時間，瞥一下你的電視機或DVD機，甚至計算機上的任務欄都會告訴你現在幾點。想要不知道現在幾點，還真是得刻意花上一點功夫才行。

大多數人看不到這個年代究竟有多麼和平。我們畢竟都沒真正看過1000年前的模樣，所以很容易忘記過去的世界其實更加殘暴。而且，因為戰爭變成少見的事，也讓戰爭吸引了更多關注。許多人緊盯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肆虐，但沒什麼人特別想到巴西和印度一片安詳。

過去兩個世紀中，變化速度奇快無比，讓社會秩序顯得充滿活力和可塑性，呈現變動不休的狀態。談到現代革命，一般人想到的會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歐洲自由革命，或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但事實上，講到現代，其實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變。即使只是三十歲的人，也可以告訴那些打死也不信的青少年：「我年輕的時候，整個世界完全不是這樣。」舉例來說，互聯網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廣泛使用，至今也才是20年左右的事。但我們已經完全無法想象沒有網路的生活會如何。

但不論如何，現在討論人類滅絕還是為時過早。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人口成長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在1700年，全球有將近7億人。到了1800年，只增加到9.5億人。但到了1900年，人口增長將近一倍達到16億。而到了2000年，更是已經翻了兩番，達到60億。在2014年，已經達到足足70億。

很多時候，王國和帝國就像是收著保護費的黑道集團。國王就是黑道大哥，收了保護費就得罩著自己的人民，不受附近其他黑道集團或當地小混混騷擾。除此之外，其實也沒什麼功用。

更重要的是，我們比較容易體會個人的辛酸，而不是人類整體的苦難。但為了從宏觀角度來看歷史進程，我們需要看整體統計數據，而不只是看個人的故事而已。在公元2000年，全球戰爭造成31萬人喪生，而暴力犯罪造成52萬人死亡。當然，對每一個受害者來說這都是世界的毀滅，家破人亡，朋友和親戚悲痛欲絕。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2000年總共83萬的死亡者只佔了全球5600萬總死亡人數的1.5%。在同樣一年，車禍死亡的人數達到126萬（佔總死亡人數2.25%），自殺人數達81.5萬（佔總死亡人數1.45%）。

我們可能並不認為阿拉伯世界是個特別和平的地方，但自從阿拉伯國家贏得獨立之後，只有一次曾經爆發兩國全面交戰事件（伊拉克於1990年入侵科威特）。確實，邊界衝突層出不窮（像是1970年敘利亞與約旦），多次有國家入侵他國干涉內政（像是敘利亞入侵黎巴嫩），有許許多多的內戰（像是阿爾及利亞、葉門、利比亞），而且政變和叛亂時有所聞。但事實就是，除了海灣戰爭外，阿拉伯國家之間就再也沒有其他全面的國際戰爭。就算把範圍擴大到整個穆斯林世界，也只是再增加了兩伊戰爭這個例子。無論是土耳其–伊朗戰爭、巴基斯坦–阿富汗戰爭，或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戰爭，都從來沒有發生。

同時，雖然戰爭已經不再那麼有利可圖，但和平卻成了一筆越來越划算的生意。在過去的農業經濟中，長途貿易和外國投資並非重點，因此和平頂多只是省下戰爭費用，其他並無太大好處。例如在1500年，如果日韓兩國處於和平狀態，韓國大眾就不用負擔沉重的戰爭稅，也不用擔心日本毀滅性的侵略攻擊；但除此之外，荷包並不會變滿。但到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外貿和投資變得至關重要，和平可以說也開始有了特殊的紅利。只要日本和韓國相安無事，韓國人可以把產品賣給日本，可以在日本交易股票，也可以接受日本來的投資，而這些都能振興韓國的經濟。

工業革命找出新方法來進行能量轉換和商品生產，於是人類對於周遭生態系統的依賴大減。結果就是人類開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澤、築壩擋河、水漫平原，再鋪上總長數萬公里的鐵路，並興建摩天大都會。世界越來越被塑造成適合智人需求的樣子，但其他物種的棲地就遭到破壞，這讓它們迅速滅絕。地球曾經是一片藍天綠地，但現在已經成了混凝土和塑料構成的商場。

然而，我們今天已經打破了這個叢林法則。現在有的是真正的和平，而不只是沒有戰爭。對於大多數的政體來說，都沒有什麼合理可信的情況會在一年之內導致全面開戰。有什麼可能，會讓德國和法國忽然開戰？中國和日本？巴西和阿根廷？雖然可能會有某些小規模邊界衝突，但現在除非發生了某個世界末日等級的事件，否則幾乎不可能再次爆發傳統的全面戰爭。如果說明年這個時候，阿根廷裝甲師要一路橫掃到巴西里約的大門口，而巴西又要地毯式轟炸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性只能說微乎其微。當然，有幾對國家之間仍然可能出現戰爭，像是以色列和敘利亞、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或是美國和伊朗，但這些只是例外情況，反而是證實了規則的存在。

工業革命不僅為人類帶來了時刻表和生產線的概念，更將這些概念推廣到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當中。就在工廠用時刻表規範勞工行為之後不久，學校也開始採用了這一套，接著醫院、政府機關，甚至雜貨店也行禮如儀。就算那些沒有生產線和機器的地方，時刻表也成了王道。畢竟，假設工廠是下午5點下班放人，當地的酒吧難道不是應該5:02開門營業最為恰當？

事實上，這場生態危機甚至也可能危及智人本身的生存。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猖獗，使得地球對於人類來說也越來read.99csw.com越不宜居住，未來很可能看到人類必須與自己引發的自然災害不斷拉扯較勁。而隨著人類試圖用自己的力量來對抗自然，壓制整個生態系統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和衝動，就可能引發越來越多無法預期的危險副作用。到了那個時候，可能就得用更激烈的手法才能操控生態系統，但也就會引起更大的混亂。

1989年蘇聯解體，過程可以說是更為和平，只是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仍然爆發了種族衝突。一個如此強大的帝國，竟然消失得如此安靜且迅速，可以說是史上罕見。在1989年，蘇聯並未遭受軍事挫敗（除了阿富汗），未受到外部入侵，未有人民叛亂反抗，甚至也沒有像是馬丁·路德·金式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發生。蘇聯當時仍然握有數百萬的兵力，有上萬輛坦克、上萬架飛機，核武力量可以把全球炸到底兒朝天。無論是紅軍或其他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也依然忠心耿耿。要是蘇聯最後一位統治者戈爾巴喬夫下令，紅軍還是會對所有人民開火。

英國的第一條商業鐵路在1830年正式啟用，連接利物浦和曼徹斯特。10年後，終於首次公布火車時刻表。因為火車的速度比傳統馬車快上太多，所以各地時間的微小差異就造成了巨大的困擾。1847年，英國各家火車業者齊聚一堂，研擬同意統一協調所有火車時刻表，一概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時間為準，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當地時間。在火車業者開了頭之後，越來越多機構跟進這股風潮。最後在1880年，英國政府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規定全英國的時刻表都必須以格林尼治時間為準。這是史上第一次有國家採取了全國統一的時刻表，要求人民依據人工的時鐘來過生活，而不是依據當地的日升日落周期有所調整。

雖然智人已經越來越不受自然的擺布，但卻越來越受到現代產業和政府的支配。工業革命帶來許多社會改造的實驗性做法，而各種改變人類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事件更是多不勝數。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將過去傳統農業社會的時間節奏替換成工業社會一致而且精確的時間概念。

正如同核心家庭，只要社群的情感功能還沒有完全被取代，就不會從現代世界消失。過去社群的物質功能，現在已經大部分由市場和國家接手，但在部落情誼、同舟共濟這些情感上還有待努力。

2002年的數字更誇張，在5700萬死亡人口中，只有17.2萬人死於戰爭，56.9萬人死於暴力犯罪（也就是共74.1萬人死於人類暴力）。相較之下，該年自殺的人數就有87.3萬。所以我們看到，在「9·11」恐怖襲擊后的一年，雖然恐怖主義和戰爭喊得震天價響，但說到某個人被恐怖分子、士兵或毒販刺殺的可能，其實還比不上他自殺的可能。

一般人每天會看上幾十次時間，原因就在於現代似乎一切都得按時完成。鬧鐘早上7點把我們叫醒，我們用不多不少的50秒加熱冷凍貝果，刷牙刷個3分鐘，直到電動牙刷發出嗶聲，我們要趕7:40的火車上班，在健身房的跑步機跑到嗶聲告訴我們過了半小時，晚上7點坐在電視前看最喜歡的節目，中間還在特定時間被每秒好幾萬元的廣告打斷，就算精神崩潰去找心理醫師，他聽你發牢騷的診療時間也是一節標準50分鐘。

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說是夙夜匪懈，努力說服我們自己和其他數百萬人是一夥的，認為我們有共同的過去、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未來。這並不是謊言，而是一場想象。不論是民族還是消費大眾，其實都和錢、有限公司和人權相同，是一種「主體間」的現實，雖然只存在於我們的集體想象之中，但力量卻無比巨大。只要這幾百萬德國人相信有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同樣認同德國國徽，同樣相信關於德意志民族的虛構故事，同樣願意為了德意志民族犧牲自己的金錢、時間甚至生命，德國世界強權的地位就難以動搖。

最後一項重點，在於全球政治文化也有了結構性的大變動。史上有許多領導精英（像是匈奴的單于、維京人的首領、阿茲特克的祭司）其實認為戰爭是件好事；也有些領袖雖然認為戰爭很邪惡，但認為這避無可避，只能做好準備，隨時要搶佔上風。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史上第一次由愛好和平的精英分子來領導，這些政治家、商人、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確實相信戰爭是一種邪惡，而且也相信戰爭能夠避免。（雖然過去也有像是早期基督徒之類的和平主義者，但就算在極少數情況下他們獲得了權力，卻常常就忘了那些要「把左臉也轉過去」的教條。）

隨著時間過去，國家和市場的權力不斷擴大，也不斷削弱家庭和社群過去對成員的緊密連接。國家開始派出警察，制止家族裡的私刑，改用法院判決取代。市場也派出小販和商人，讓各地悠久的傳統逐漸消失，只剩下不斷汰換的流行商業文化。但光是這樣還不夠。為了真正打破家庭和社群的力量，他們還需要找到內應、從內部擊破。

但過去兩世紀間可說是風雲變色。工業革命讓市場取得強大的新力量，讓國家有了新的通訊和交通工具，更讓政府有了一大批辦事人員、教師、警察和社工可供差遣。從這時開始，市場和國家發現傳統的家庭和社群就像路上的絆腳石，強烈抗拒外來的干預。父母和社群里的長者並不願意放手讓年輕一輩接受國民教育的洗腦，也不希望他們受徵召從軍，更不想讓年輕人變成一個沒有根的都市無產階級。

然而，無論是蘇聯還是東歐共產政權的大多數精英統治者（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除外），都選擇了完全不去動用這龐大的武力。這些人就是放下武力、承認失敗、收拾行李、告老還鄉。戈爾巴喬夫等人所放下的，不只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攻下的領地，更包括了更早之前由沙皇所征服的波羅的海、烏克蘭、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如果戈爾巴喬夫做的選擇是像塞爾維亞的領導人或是像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決定，後果只能說讓人不寒而慄。

甚至有些時候，因為地處偏遠的社群|交通不便、通訊困難，許多王國乾脆直接將稅收和暴力懲戒這些王室基本特權都下放給當地。舉例來說，奧斯曼帝國就並未維持大批帝國警力，而是允許地方家族彼此私刑伺候。如果我的表哥殺了人，受害人的哥哥可能就會殺了我作為報復。而只要暴力行徑不要過度擴大，不論是伊斯坦布爾的蘇丹，甚至各省的帕夏（pasha，相當於省長）都會睜一眼閉一眼。

讓我們以加州為例。加州最初是以金礦起家，但現在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矽谷和好萊塢。如果今天俄羅斯忽然打算武力進犯加州，派出百萬大軍登陸舊金山海灘，揮軍直入，一切會如何？他們幾乎會是一無所得。畢竟，像是矽谷雖然叫矽谷，卻沒有硅礦。這裏的財富重點是點子和想法，也就是那些谷歌工程師，還有好萊塢的編劇、導演和特效人員。俄羅斯的坦克還沒開到日落大道，他們早就已經搭機逃到海角天邊去了。雖然現在世界上仍然偶爾會發生大規模國際戰爭（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原因在於這些地方的財富多半屬於傳統的實質財富。雖然科威特首長也能逃往國外，但油田卻是萬萬跑不了。

國家、市場與個人之間的交易並不容易。國家和市場對於權利義務的劃分意見不同，個人又抱怨這兩者要得太多，又給得太少。很多時候，個人遭到市場的剝削，而國家不但不保護個人，反而還用軍隊、警察和官僚施加迫害。沒人想得到，這種互動本身就有不少問題，更公然抵觸過去世世代代的社會運作方式，竟然還是能夠成功。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人類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預設自己屬於社群。但僅僅過了兩個世紀，我們就成了互相疏遠的個人。這可以說是文化力量的最佳證明。

然而，要解放個人是有代價的。現在許多人都悲嘆著家庭和社群功能不再、覺得疏離，而且感覺冷漠的國家和市場對我們造成許多威脅。如果組成國家和市場的是一個又一個孤單的個人，而不是關係緊密的家庭或社群，要干預個人生活也就容易得多。現代高樓公寓，所有人各自鎖在自己家裡，連每戶該付多少清潔費都無法達成共識，又怎麼可能一起站出來抵抗國家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