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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紙上的街道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紙上的街道

當世界離你遠去,街道,永遠不會失去它的神奇。
愛爾蘭人如此看重喬伊斯,大概是因為他為都柏林這座城市畫像立傳,讓每個寂寥的街道都找到了自己的靈魂,每個匆匆的行人都有了屬於自己的自傳。
他這樣寫自己的寫作初衷:「我的打算是寫一章我的國家的道德史,我選擇都柏林作背景,因為那城市彷彿是癱瘓的中心。我試圖從四個角度將之呈獻給冷漠的公眾:兒童期、青春期、成熟期和公眾生活……其中大部分我以一種一絲不苟的刻薄風格寫。」

一街一世界

作家是夢遊者,城市迷宮是他最好的遊樂場。普通人在街道中穿行的目的是為了到達,因此會採用各種交通工具,一路飛馳,望向窗外的眼神沒有焦點。而作家則多愛步行,每一個櫥窗、每一個商鋪、每一個飄出樂曲的半掩的門和透出燈光的窗戶都成了窺探的對象。漫遊、駐足、發獃,再繼續漫遊,眼前的景色變化如無數信息碎片,作家必須長時間如流浪漢一般遊盪,如私家偵探一般追尋線索。
難怪本雅明常常用「迷宮」來比喻城市。他在《柏林童年》中寫道:「在一座城市中不辨方向,這說明不了什麼。但在一座城市中使自己迷失,就像迷失在森林中,卻需要訓練。對於這位迷失者,街巷的名稱必須像林中枯枝的響聲那樣清脆,市中心的小巷必須像峽谷那樣清晰地映射時辰。這門藝術我諳熟甚晚。它終於使我的那個夢想得以滿足,夢想最初的痕迹是我塗在練習簿吸墨紙上的迷宮。」
羅蘭·巴特在《符號帝國》里寫道:西方城市的中心,常常是滿滿的,一個顯眼的地方,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念在這裏聚合和凝聚:精神性(教堂)、力量(官署)、金錢(銀行)、商品(百貨公司)、語言(古希臘式的大集市,咖啡廳和供人散步的場地)。他說:「去鬧市區或是到市中心,就是去邂逅社會的『真理』。」
城市大而無名,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變化身份。所有人互為生人,高聳的建築讓所有人的物理距離前所未有地接近,心理距離前所未有地疏遠。每個人在各自的隔間中發生著隱秘的故事,可彼此的隱私卻又時刻處在暴露的危險之中。
雅努什則在《卡九九藏書夫卡對我說》中這樣寫道:「我經常為卡夫卡對這座城市的各種建築物有著這麼廣博的知識而吃驚。他不僅熟知宮殿、教堂,而且也很了解舊城區的裏面……他帶我穿過彎彎曲曲的衚衕,進入他稱為『光的痰盂』的舊布拉格式的小漏斗型的院子,在老查理橋附近,穿過巴洛克風格的大門,橫貫圍著圓形文藝復興式迴廊的局促的院子,通過黑暗的像筒一樣的地道,前往窩在狹小的院子里的凄涼飲食店。」
布拉格是世界上對時間最為精確、最為敏感,也最為模糊、最為混亂的城市。這座城市有兩個最著名的時鐘,一個是老城廣場的星象鍾,它展示太陽和月亮的運動,顯示巴比倫時間、古老的捷克時間和現代時間。
少年離開自己生活多年的街區總是雀躍而興奮的,遠行騰飛的身體越來越輕,身後送行的人的影子越來越渺小。然而離開是為了回來,追憶也是一種歸來,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的話說:「為了那些我留在身後的人。為了那些無法出去的人。」
按照索爾茲伯里的想法往下延伸,城市的血管自然就是街道。
作家在街道上的一步步足跡給城市遊覽多了一條隱蔽的線索,迷宮也因此有了一個個標地。
同樣是流亡作家的布羅茨基生長在列寧格勒,他對這座寒酸脆弱的城市並沒有什麼好感。骯髒的居住區、破舊的通道和混亂的院子,革命的火焰給這裏帶來的只是破敗的廢墟。
愛爾蘭首都是都柏林,這裏曾經出過貝克特、蕭伯納、葉芝等大文豪,可是被提及最多的,卻是喬伊斯。愛爾蘭人甚至為《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魯姆創立了「布魯姆日」。《都柏林人》中的那些街道也還在:橢圓酒吧、穆里根酒吧、奧尼爾酒吧,等等。
擁擠不堪的雜居,野蠻生長的孩子,街道由人組成,世界也不過是人情世故。難怪很多大作家一生的寫作題材也只是那小小的一塊地,如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和福克納的「郵票小鎮」。
雖然喬伊斯自視為刻薄的,可記憶仍然為筆下的城市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幾十年的顛沛流離反而讓他離故鄉越來越近,反覆描紅勾勒那條兒時成長的街道。
再看中國,葛兆光在《宅茲中國》里寫道,明代方誌圖read•99csw.com中重點凸顯的是代表政治權力的官府衙門、代表宗教權力的宗教寺廟、代表文化經濟權力的學宮官倉。這亦是代表了中國古代的意識形態——崇拜權力的威嚴,大「公」無「私」,目中無「人」。老百姓的私人空間在士大夫所繪製的地圖裡縮減渺小,絲毫不重要。

映像街道

動脈是寬闊的馬路,每天早上把洶湧的人流送離城市中心,人流分開,越分越細,每個人安身於自己的歸宿。靜脈是窄窄的民巷,人們從貧民窟、別墅、陰暗的地下室和明亮的公寓出發、匯合,來到城市中心,啟動這個巨大社會永動機的運轉。
逝者如斯夫,往日不可追,逆轉的時鐘只能表示昨日重現的願景而永遠不可能彌補什麼,如果米蘭·昆德拉再難走回卡夫卡的街道,那些被捷克改革運動拆除、被奧地利反改革運動拆除、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拆除、被共產黨拆除的每一個紀念碑,都會從中跑出幽靈來,出沒在街道上,提醒著你試圖忘卻的徒勞。

城市血管

「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騎在他家陽台的欄杆上,朝對面喊道:『有什麼新鮮事么,博加特?』博加特在床上翻個身,用別人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輕聲咕噥著:『有什麼新鮮事么,海特?』」
人生活在城市中,肉身的影子被鋼筋水泥切割成多個碎片,時間和視野被局限在屋樑之下,很少有俯瞰自己生存環境的機會。如果在歷史的縱深中懸挂一張大大的地圖,會發現城市不僅是國家的景觀,它是文明的價值觀。
這一刻發生在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同一個城市,也許是同一條街道:「在俄國入侵那天晚上,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裡。軍官們搜尋並企圖佔領報社、電視台、電台,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當時剛獲得牛津大學學位的奈保爾正處於迷茫,他忽然想起了那條街和街上的人,他們讓他寫出了第一本書《米格爾街》
九-九-藏-書街道只有在記憶中才顯得如此美好。日本女作家壽岳章子寫過關於京都的書《千年繁華》,回憶舊時京都,她說,京都人不容易激動,不容易被集體行動所召喚,他們會留在巷閭曲折如鰻魚的家中,透過質地良好的木頭窗框往外看,並竊竊私語云雲。這是典型的老年人反應,什麼沒看過、聽過、經歷過?從最鼎盛的繁華到最寂寞的黃土一坯,「像昔日豐臣秀吉扶病最後一次到醍醐寺賞櫻的春日出遊行列,像昔日的絕世美女天後建禮門院德子甘心終身齋居禮佛于冷清的寂光院里,還有什麼更繁華的應許誘惑得了京都人?還有什麼更可怖的損失敗亡嚇得了京都人? 」
另一個是猶太人市政廳的希伯來大鍾,它的指針按照逆時針的方向運行。
即使不為了寫作的目的,在街上漫步也是好的。歌德在《義大利之歌》里描述散步的美妙:「在洶湧推擠而不斷前行的人海中晃蕩,是一種奇特而孤獨的經驗。所有人都匯入這一條江河中,但每個人卻都極力想找出自己的出路,在人群之中、在躁動不安的氣氛里我第一次感到平靜與自我。街上越是嘈雜而喧鬧,我就越安然自得。」
城市讓「遺忘」變成了非常容易的事情。不再相愛的戀人、不想要的朋友、不願意有瓜葛的家庭成員都可以在一個轉身之間沉入茫茫人海,也許此生再不必相見。甚至連自己,也可以在實在不願意麵對自我的時候,放逐丟失在城市之中。
然而多少有些諷刺的是,喬伊斯很早的時候就離開了都柏林。大學畢業之後,喬伊斯就因為痛恨天主教而離開了當時動亂的都柏林。離開的時候,他開啟了自己記憶的感官,開始寫由十幾個短篇組成的眾生相《都柏林人》。
亞里士羅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城市是由各種不同的人所構成:相似的人無法讓城市存在。」
哲學家索爾茲伯里把城市比作人的身體。他認為城市的宮殿和大教堂是城市的頭,市中心的市場是胃,城市的手腳則是民房。人們在大教堂中必須緩慢移動,因為頭腦是用來思考的;在市場中必須快速移動,因為胃裡的消化是迅速的。
西方信仰人的力量,日本相信虛空中有神魔,這就造成了城市中心的不同。
對於作家奈保爾來說,印度對他九九藏書而言大概就是童年生長的貧民窟——米格爾大街。
類似《米格爾街》的作品還有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的《芒果街上的小屋》,都是描述一個逼仄的空間,一個磅礴的世界。
這是《米格爾街》的第一篇《博加特》。全書由十七個短篇組成,每篇寫一個人物,每個人都是失敗者。米格爾街毗鄰西班牙港,屬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街上的人都是逃離了故鄉的逆子,是一個寄人籬下的群體,他們按照自己沒落的印度方式生活,活在自我中心的封閉幻覺之中。用奈保爾的話說:「我們守望內心,我們活出外在;外面的世界以一種幽暗的形式存在,我們什麼也問不出來。」
這篇文章是為《新周刊》專題《世界上最美的街道》而作。
附記:
英國小說家格林在他的《哈瓦那特派員》中寫道:「人口研究報告可以印出各種統計數值、計算城市人口,藉以描繪一個城市,但對城裡的每個人而言,一個城市不過是幾條巷道、幾間房子和幾個人的組合。沒有了這些,一個城市如同隕落,只剩下悲涼的記憶。」
博爾赫斯晚年逐漸失明,然而他仍喜愛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一遍遍徘徊,從日出到日落。開始的時候,是為了用僅存的視力記住天空的顏色、雲彩的顏色、黃昏的顏色和雨後街道路面的顏色。後來,書籍的文字消失了,朋友的面孔消失了,鏡中已空無一人,東西都模糊不清,他仍然喜歡一遍遍地漫步。
在設計師規劃之前,城市的血管是堵塞的。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在《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中描述中古時期的巴黎,幾乎所有屋主都會違規修建越界建築,把自己的房屋無限拓寬,讓街道變得非常狹窄,幾乎只能說是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所殘留出來的一塊空地,僅容一人通過。街道,是一塊人們在主張權利與權力之後所剩下來的空間。街道,是私人慾望和公眾道德之間一條微妙的界線。城市設計者限制私慾,拓寬道路,為公共利益考慮可也夾雜著算計。比如19世紀的都市設計讓城市中大量個人可以自由移動,卻讓團體無法移動,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那種革命團體。巴黎的街道經過精密的計算,九_九_藏_書寬度可以讓兩輛軍車並排通過,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向街道兩旁的社區開火。
而在東京,他看到的城市中心卻是空的——圍牆、河溝、屋頂、樹木圍繞著一個密不透風的環形領地。「這個環形領地自身的中心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已,它的存在,不是為了炫耀權力,而是為了以它那種中心的空洞型來支持那整個的城市運動,迫使車輛交通永遠要繞道而行。」
沒有人比作家對城市更為熟悉。
兒時成長的街道會讓作家記憶如此深刻,遠遠超過了他們自己的想象,無數細節會在出乎意料的時刻忽然如幽冥出現。
18世紀歐洲的城市設計者接受了現代醫學的觀點——「如果大量流動,那麼沒有東西會壞死」——細緻規劃和劃分街道。
2012年9月
街道全部失去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城市忽然成了一個忘卻的城市。
每條街道都有屬於自己的幽靈,每顆石子路都藏著自己的記憶,每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人都從街道中截取那些回憶,讓它們繾綣生長在自己的腦海中,久而久之,甚至忘了那是聽來的故事,還是自己的經歷。
卡夫卡生前居住在這座城市的黃金小巷22號,每天都要到西貝斯卡大街的雅可咖啡館寫作。他基於眼前的現實想象出荒誕來,卻不知道在某一刻荒誕成為真實。
他在一首名為《街道》的詩中寫道:「我的靈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道之中/並非那些被人群和交通/逼迫的貪婪的街道/而是那些寂靜的街巷/隱形於習慣的力量/在天空和平原的深邃的廣袤中/迷失自己。」
然而布羅茨基在回憶起自己童年行走過的街道時,卻這樣回憶無數次打量過的路旁建築:「這些樓房的圓柱或是壁柱上雕砌著神話動物或人物的頭像。實在說,我從這裏,從它們的雕琢裝飾,從支撐露台的女像柱,從門道兩側壁龕中無首無臂的胸像上所了解的有關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知識,比我後來從書本上學到的要豐富。希臘、羅馬、埃及,這裏全有,而且它們在轟擊中全部經受了炮彈片的砍鑿。那流入波羅的海的灰暗、波光粼粼的河,偶爾駛過的在激流中奮爭的拖輪,比數學家和季諾教了我更多的關於無窮和斯多喀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