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選總統，我的朋友有些許幸災樂禍。他不信任特朗普，但更討厭知識分子的「自以為是」。世界並不像知識分子信誓旦旦承諾的那樣在一個越來越好的平穩軌道上運行。當你制定了公平公正的原則時，也就默許了少數派和弱者的插隊。

出於好奇，我重新讀了一遍《君主論》，依然覺得馬基雅維利無法說服我。他不相信有真誠的利他主義，幾乎不允許人們有少許的理想的活動。他不理解社會和文化的自我發展，把日常政治原則和極端情況下的政治混為一談，覺得都應該用恐怖手段壓制。

馬基雅維利的統治之道是：你可以引起恐懼，但不要激起仇恨。你最好讓人民總是貧困，讓他們征伐不斷，這樣會使被統治者經常感到需要有偉人來領導他們。做必須做的事，無論情況如何，但要努力使它們看起來對人民特別有利。

我們之所以沒有發現這條道路的改變，是因為長期以來刻意忽略了與自己不同的聲音，輕易地指責挑戰這些進步議題的人是魔鬼和精神病，居高臨下地攻擊他們是愚蠢落後、粗鄙反動的。

早上美國大選開票時，我在和一個美國記者朋友聊天，看著read.99csw.com特朗普逐漸領先，他不斷給我發來驚恐的表情。我安慰：「希拉里還可能贏。」他說：「我知道，可我也不願意生活在一個一半人投給特朗普的國家裡。」

「你們」指的當然是知識分子。

我在神戶市區逛了逛，覺得這不是一座能夠引起深思和感情衝動的城市，沒有什麼歷史和文化遺產。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村上春樹無法從城市中尋找到真正的柔情和傷感，才找到了爵士樂。

道德是抽象的，而憤怒是真實的。

他認為宗教「忍耐」的教誨，磨滅了人的公民精神，面對暴君和破壞者毫無抵抗力。

這樣看來，特朗普當選最大的好處，就是宣布了知識分子傲慢的破產。知識分子終於可以坐下來，傾聽那些與自己不同想法的人的聲音，想想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必要性，necessita，是誰經常把這個詞掛在嘴邊呢？

是義大利的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說，作為統治者，如果你接受每個行動都必須通過道德觀察，你一定會栽在不受道德法則約束的敵人手裡。

我的朋友對知識分子的厭惡是第二種。他是一個善良九九藏書的人，比我見過的絕大部分人都善良，抓小偷、做公益、從高速公路上救下流浪貓狗，他企圖做所有知識分子定義為「正確」的事，卻發現總是受到傷害。因此，他不願意把左臉也伸給敵人了。

和朋友的爭論以我唾面自乾結束了。「必要性」，他不斷地強調這個詞，為了更好的社會，違背道德準則是必要的。

馬基雅維利並不是邪惡的精神病，他是一個愛國者，希望振興義大利——和特朗普的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強大）」一樣。但他的言論實在太讓人不安，《君主論》在長達幾個世紀里都是禁書，解禁之後的幾百年裡，依然被主流社會明確否認其價值，被長期壓在五指山下。

村上春樹在神戶度過了自己的高中時期，15歲的生日禮物是一張爵士樂演出的入場券。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真正正聽到爵士樂，如同雷擊一樣被震撼，從此入了迷，整個高中時期混混沌沌，翹課去爵士樂酒吧消磨時光。

現在，公開說他那些現實的令人不安的言論，可以得到一個國家一半人民的選票了。

但是我驚訝地發現，馬基九_九_藏_書雅維利並不是一個反對道德的人。他生活在宗教盛行的世界里，他發現兩種道德體系是相互違背的：一個寬恕、包容、善良的宗教世界；一個強大、安全、生氣勃勃的政治共同體。

社交網路上炸開了鍋。「都是你們的錯。」一個朋友迅速給我發來冷嘲熱諷的信息。

我在美國讀書的朋友E今天說了同樣的話：「我們記事的時候冷戰都結束了，一切其樂融融。我們沒體會過一戰、大蕭條、二戰、冷戰高潮等幾次危機。『9·11』和金融危機也沒從根本上改變局面，這種已知世界內的其樂融融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不能指望它永遠持續下去。」

知識分子在現在的中國社會越來越像一個諷刺的稱謂。有兩種對知識分子的厭惡，一種是情感上的厭惡，認為知識分子是一群智力懶惰的人，只會像壞了的收音機一樣重複「把權力關進籠子」「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表現出更多的思考能力，而這些漂亮的抒情話竟成了知識分子鄙視全人類的資本。說實話，我看到我的知識分子朋友們在特朗普當選后哀號一片，宣布「一個粗鄙反智、禮崩樂壞的世界來臨了」，我也覺得討厭九-九-藏-書：世界很愚蠢，知識分子很失望，然後呢？知識分子一直以《悲慘世界》里的《Do You Hear People Sing》作為煽情的背景音樂，現在人民真的發聲了，你們卻要傲慢地捂住耳朵嗎？

美國白人藍領的收入沒有起色，卻讓他們相信電視里政治精英的號召，看到淡定的亞裔、非裔和拉丁裔實現自己的美國夢，他們當然坐不住。

我和這位記者朋友一樣，都出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世界的動蕩結束，我們沿著「發展」和「進步」的道路狂奔，相信迎來的世界必然更加美好。這條道路卻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時候被悄然摺疊，多元、平等和對弱勢的同情這類我們曾經以為不需要爭論的議題，又重新遭到了懷疑。

幾個月前，我看米歇爾·奧巴馬的一個演講，針對特朗普，她有句著名的話：「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當他們下流的時候，我們高尚。）」

第二種厭惡，是一些人曾經真的相信知識分子能夠解決問題，然而失望了。知識分子提倡絕對意義上的道德：同情弱者，包容敵人，愛你的鄰人如愛你自己。但是人們在實踐九*九*藏*書中發現，弱者偷自己的錢包，敵人偷自己的錢包，鄰人也偷自己的錢包。

我當時很受感動，現在卻不得不承認，這種口號是打著寬容的旗號拒絕寬容。就如同特朗普當選之後，我看到知識分子朋友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人們需要「啟蒙」，第二反應是哀嘆自己作為精英的脆弱和沒有安全感。這種傲慢未免令人厭倦。

美國記者朋友的反應或許就是特朗普能當選的原因。

中午和閻老師在學校食堂吃飯，從手機上看到新聞推送：唐納德·特朗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

閻連科老師去神戶大學講座，我沒有去過神戶，就跟他一起去。神戶大學一個台灣的研究生來接我們，他說神戶是個很小的港口城市，生活節奏慢，背山面海，娛樂也不多，唯一能拿出來說的是六甲山價值千萬的風景。

神戶大學在山上，能看到海，風景很好。閻連科老師在一個小小的教室講座，來聽的人不多，大概十幾名聽眾，大多數是中國的留學生。講完之後閻老師說，自己也因為聽眾的稀薄反應感到喪氣。

我和閻老師討論美國大選的事，他說：「舊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要來了。」

——感覺像是特朗普會仔細閱讀的統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