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開場時，一位可憐的年輕女子，明顯地已被男友拋棄，但肚子里卻懷著八個月大的孩子，皮包里只剩一角七分錢，前途茫茫坐在向西行駛的長程火車上（照年輕女子自己的說法：「一角七分錢。一角七分錢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只能走很短的一段路」）。在火車上，她遇見了一對正要回鄉探望男方家長的快樂新婚夫婦，新婚少婦恰巧也懷有七個月的身孕，三個人在路途上偶遇攀談，進而成為長程旅途中臨時的朋友；只是做為朋友的雙方，一邊是幸福美滿，希望無窮，另一邊則是愁雲慘霧，希望全無。不料上帝開了個玩笑，火車突然翻車出了意外，新婚夫婦都在災難中死了，未婚少婦卻母子均安地活了下來（她在失事現場早產了小孩），這位為小孩生存與前程憂愁的年輕母親，勇敢地戴上死者先前借她的婚戒，決定冒充做大難未死的新娘，以一個全新的名字和身分，回到富有的男方家中……

《我嫁了一個死人》則讓一場火車災難產生「浴火重生」的新生命，讓一個人能成為他所偶識的另一個人；車禍過去，新人於焉誕生，帶著全新的身分以及全新的前途，帶著不可測的發展與極危險的九九藏書因子，這個新人將要重新面對某人的過去與未來。這個「身分變換」的構想，後來也是無數電影、電視翻拍的故事；間接引用橋段的不算，直接改編電影就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米契爾·萊森（Mitchell Leisen）執導的美國片，片名叫《不屬於她的男人》（No Man of Her Own），由芭芭拉·史坦威（Barbara Stanwyck）主演；第二次是羅賓·戴維斯（Robin Davis）執導的法國片，片名叫《我嫁了一個影子》（I Married a Shadow，1982），這一次則是娜妲莉·貝爾（Natalie Baye）飾演那位變換身分的女孩；也已經成為影視創作中眾人熟知的基型橋段。

當你變成了「別人」，你對「你自己」的了解僅限於幾個小時的談話所聞，你對「你丈夫」的了解也只有隻字片語的線索，然後你就要以「另一個人」的面貌出現，並且來到你全然陌生的「親人家庭」，並和他們一起生活，你要如何扮演這個「別人」或「自己」？你如何處理你的「過去」以及「別人的」過去九九藏書？你將會碰見一些什麼樣的事？而又有些什麼危險或意外或不可測的命運，會在轉角黑暗處等著吞噬你？

這正是康乃爾·伍立奇（Cornell Woolrich，1903～1968）的名作《我嫁了一個死人》（I Married a Dead Man，1948）一書故事的奇異起點。「讀伍立奇的小說，你永遠不知道你會讀到什麼。」一位評論者曾對本書作者做出如是的評語，一語道出了伍立奇的小說中不可預測的情節發展設計以及不可捉摸的角色心理轉折，這的確是伍立奇推理小說中獨樹一幟的最大特色與最大魅力。

「讀伍立奇的小說，你永遠不知道你會讀到什麼。」在他的小說里，各種事件（像火車發生致命車禍）總會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不然小說要如何開始？），每個人也總是勇於做出某種不尋常的行動（譬如去冒充另一個人）。伍立奇獨家鑄造了一種他稱為「懸疑線」（the line of suspense）的寫作方法，代替了一般寫作時所說的「故事線」（the line of story）；他不根據情節的需求來設計故事行進的主https://read.99csw.com軸，而是根據讀者心理狀態來設計故事敘述的方法。每當讀者熟悉了作者的一條敘述線索，作者就要再次轉折，你必須不斷配合那不可預測的敘述主線，一步步跟著走下去。這個方法確實準確控制了讀者的心理進程，形成一種絕無僅有的獨特閱讀經驗。

和《火車怪客》一樣，使奇特構想有力量的並不是奇想本身，而是作者如何發展這個奇想延續下來的情節與對應。伍立奇出了名的喜愛設計不可預期的情節轉折，但他總有本事能把這些出人意表的情節說得心理邏輯完美無缺，讓讀者覺得合情而入理：你永遠想知道情節轉折背後的原因，不得不一頁翻過一頁，反而產生了一個不可回頭的閱讀經驗。

小說的筆觸與描繪也是獨特的，他有一種簡潔的文筆，能直截了當說出角色的心情，又有一種感染氛圍的描寫能力，讓你對角色的處境感同身受。伍立奇寫作的對象是廉價的紙漿小說（Pulp Fiction），稿費低劣，落筆快速，但四十年代他以極短的時間寫成的作品，今天讀來仍有極高的藝術性與趣味性，他的追隨者依舊死忠，依舊像幽靈一樣盤旋在今日的影視創作之中，九九藏書這就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的獨到才氣了。

伍立奇的第一本推理小說《黑衣新娘》（The Bride Wore Black，1940）出版距今已超過六十年，但受歡迎的程度始終歷久而不衰，他早年以快速的創作速度所寫出的作品，對後來的電影與小說創作的影響層面有增無減，成為美國閱讀文化里的一個顯著的「次文化現象」。

●康乃爾·伍立奇（Cornell Woolrich）／著

I Married a Dead Man

康乃爾·伍立奇是美國推理小說黃金時期「犯罪小說」類型當中一位極端「風格化」的作者；論者常常把他擺在兩大「犯罪小說革命」大師達謝爾·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和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之後，但伍立奇似乎比其他作家更擁有一批「死忠的」追隨者（包括推理小說巨擘艾勒里·昆恩，以及電影大導演希區考克），他們對他從一而終，更相信他「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好的推理作家九九藏書」（「Possibly the finest mystery wri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這個看法當然也是有爭議的，寫推理小說史的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就認為伍立奇小說的情節太像通俗劇，太矯情也太煽情，不值得論者嚴肅對待。

我常常把伍立奇的《我嫁了一個死人》（IMarried a Dead Man，1948）和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1921～1995）的《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1950）視為是推理小說史上兩大「火車奇想」。《火車怪客》一書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構想，它讓兩個陌生人在火車上邂逅攀談，其中一人建議彼此替對方殺一個最想殺的人，因為兩人的謀殺不會有「動機」（動機都在對方身上），交通工具上的偶遇又了無痕迹，將可以成為無法偵查的「完美謀殺」；這個獨特的情節後來成為無數電影、電視浮濫模仿的橋段設計，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希區考克的電影改編，影響之深遠不可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