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編輯比爾·布福德（Bill Buford）在1983年出版的一期美國小說特刊的引言中說：「美國似乎出現了一種新型小說，這是一種怪異的而又令人難以釋懷的小說。它不僅不同於英國當F的小說，和通常的美國小說也大相徑庭。」布福德此處所說的「新型小說」指的是卡佛的小說，因為他的作品普遍具有關注美國藍領階層生活狀態的特點。從外表上看，這類小說講述的是那些住在沒有裝修、租金低廉房子里，大白天看電視、讀廉價低俗小說或者聽鄉村音樂的人物的悲劇人生，與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但其敘事手法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評論家給這類小說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籤，如「新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高度寫實主義」、「照相現實主義」等等，而布福德則稱它為「骯髒現實主義」（Dirty Realism）。那麼，借用這個術語，《致命怒潮》這部小說似乎也可以歸入這個範疇，因為它描寫的對象不是言語斯文、彬彬有禮、衣冠楚楚的公司白領和社會精英階層，而是處於社會中下層的各色人等；它真實地反映了都柏林地區貧民、警察、小偷的實際生活；它以忠實反映現實的原則再現了都柏林這座大都市面臨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致命怒潮》曾經獲得2012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金匕首獎，評委團在頒獎時說，「這是一部寫作功底紮實、層次豐富的黑色驚悚小說，在寫作風格和情節節奏的控制上具有過人之處。對正處於經濟蕭條期的都柏林的描寫絲絲入扣，讓人時時感到威脅和危險。」都柏林作為故事發生的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富翁和貧民、警察和劫匪、狩獵者和獵物……在這httｐｓ://reaｄ•９９cｓｗ•ｃom裏上演了一幕幕或驚險或慘烈的戲劇。吉恩採用多線并行的敘述方式，將眾多登場人物和故事線索有條不紊地展示在讀者眼前，情節的發展驚心動魄，都柏林眾生百態的生動畫卷栩栩如生。吉恩·克里根用一個作家的凝重筆觸和政治評論記者獨有的敏銳眼光，揭示了愛爾蘭民眾遭受經濟衰退後的苦悶、憤怒與迷惘，真實描繪了懲惡揚善的美好願望在現實世界中遭遇的種種阻礙與無奈，以及良善之士始終不懈的掙扎與堅持。

美國著名偵探小說家雷蒙·錢德勒在1950年的短篇小說集《找麻煩是我的職業》（Trouble Is My Business）中寫道：「法律是人們為了爭權牟利而將之玩弄于股掌之問的東西。大街上黑暗一片，比黑夜還要黑。」這樣的描寫無疑是《致命怒潮》中愛爾蘭社會的生動寫照：在愛爾蘭的首府都柏林，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風平浪靜，甚至是歌舞昇平，其實，種種見不得人的罪惡正在發生。四十二歲的銀行老闆兼房產投機商埃米特·斯威特曼在家中被殺，鮑勃·泰迪在探案的過程中發現，此案與多年前的一起槍殺案似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就在他們努力查找真相的時候，與斯威特曼關係密切的房地產開發商肯尼迪又在公寓的地下車庫裡斃命。泰迪的上司認為，肯尼迪是謀殺斯威特曼后畏罪自殺，泰迪卻認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通過斯威特曼的手機通話記錄，泰迪鎖定了此案的關鍵人物，但在接下來的調查中，他遭遇了重重阻力，警方高層突然決定，斯威特曼案到此結束，似乎有意在隱瞞著什麼。

黑色|小|說的主角不是偵探或警察，而是某個罪犯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犯罪分子。小說中的人物九*九*藏*書常常包括以下類型：容易受騙的人、命中注定沒有好下場的男人、勾引男人的女人、瘋狂的殺手、被誣告以及運氣不好的人。和硬漢小說、哥特小說等一樣，黑色|小|說也偏重象徵手法的運用，往往利用黑暗與光明、瘋狂與理性、天堂與地獄、罪孽與救贖等的強烈對比，彰顯出人物和世界的雙重性和對立性。典型的黑色|小|說的主角常常是和黑暗腐敗的法律機關、政府部門打交道，因為雙方都不具有正義性，到最後往往是兩敗俱傷。在《致命怒潮》中，反方是亡命之徒文森特·內勒及其同夥。文森特剛剛出獄，便與哥哥諾埃爾定下了一個膽大包天的搶劫計劃。通過一系列的打探、威嚇、要挾，內勒兄弟和同夥順利劫持了押款車，輕易將巨款收入囊中。但兄弟倆萬萬沒有料到，停放在老修女莫拉·科蒂家附近的那輛綠色轎車已經泄露了他們的行蹤。根據莫拉提供的線索，警方伏擊了劫匪，諾埃爾在與警方的衝突中喪生。文森特為人狠毒冷酷，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唯獨和相依為命的諾埃爾手足情深，哥哥的死讓他痛苦乃分。小說中代表正義的一方是有著多年辦案經驗的探長鮑勃·泰迪。鮑勃和妻子格蕾絲離婚已有四年，但兩人依然藕斷絲連……只要格蕾絲同意，鮑勃還是會在她那裡過夜。他有幾個酒友，人人都有著自己的煩心事：詹姆斯·斯尼德的外孫奧利弗一年半之前被人殺害了；慣偷威廉·特里克西·迪克森的兒子克里斯蒂正在監獄服刑；老修女莫拉·科蒂整天神叨叨的，活在過去的記憶中。泰迪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正義的化身……雖然他辦案時充滿激|情，對朋友忠心耿耿，但如果遇到特殊情況，即如果他覺得能夠帶來相對公平的結果，他也會說謊或者做偽證。

都柏林在愛爾蘭語中的意思是「黑色的池塘」，是由於在這裏入海的利費伊河帶來了威克洛山的泥煤，把都柏林港內的海水染成黑色而得名，而小說中都柏林的司法系統似乎就是一個魚龍混雜的黑色池塘，充滿了骯髒的東西。

錢德勒在《找麻煩是我的職業》的「自序」中說，「作家不可能討好所有人，也沒有作家會嘗試如此。……推理小說是一種不需要沉埋在過去陰影中的寫作，也不須對古典崇拜忠心無二。雖然現在活著的作家很難寫出比……《包法利夫人》更辛辣的社會評論……比《戰爭與和平》或《卡拉馬佐夫兄弟》更波瀾壯闊的景觀，但是設計出比《巴斯克維爾獵犬》或《丟失的信件》更合理的推理小說應該是不難的事。實際上，沒有所謂的犯罪或推理『經典之作』，一本也沒有。……至今還沒有一部推理小說或故事達到那個境界，接近標準的也是風毛麟角。」吉恩·克里根的《致命怒潮》是朝著犯罪或推理小說「經典之作」這一偉大目標的一次努力，至於成功與否，自有讀者評判。

愛爾蘭當代作家、記者吉恩·克里根也正是延續了這樣的傳統。在都柏林北部郊區卡布拉出生成長的吉恩對這個城市懷有深厚而複雜的情感。愛之深則責之切。在從事小說寫作之前，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吉恩·克里根就開始撰寫政治時評方面的文章。作為一名資深記者，他為愛爾蘭著名新聞月刊《麥吉爾》（Magill）、報紙《星期日獨立報》（Sunday Independent）等知名報https://read.99csw.com刊撰寫政論文章，並分別於1985年和1990年兩度獲得「世界傑出記者」（World Joumalist of the Year）稱號。通常而言，一名作家要完全再現一件事情、一個現實的原貌是不可能的，但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可以通過一種隱喻、另一種現實，把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所感所想通過作品傳遞出來。吉恩·克里根的作品主要包括罪案小說《午夜唱詩班》（The Midmght Choir2007）、《小罪犯》（Little Criminals.2008）、《黑暗都城》（Dark Times in the City，2009）、《致命怒潮》（The Rage，2011）以及紀實文學《絕對真相》（Nothing Butthe Truth，1990）、《向一切告別：豪伊時代的紀念品》（Goodbye toAII ThatA Souvenir ofthe Haugh ey Era，1992）、《重案：罪與罰實錄》（llard Cases：True Storie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1995）等，其中《黑暗都市》獲2009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金匕首獎提名，《致命怒潮》獲2012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金匕首獎。

可以說，小說中虛構的社會現實是真實世界中愛爾蘭社會的一種映射，都柏林人甚至整個愛爾蘭人完全有理由對國內的現狀感到憤怒：其一，從2008年起，愛爾蘭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連續3年呈現負增長，下降幅度為7個百分點：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9月，失業率已達到1九九藏書995年來的最高值13.7%，平均每8個人中有一個人失業，民眾被迫勒緊褲腰帶艱難度日。昔日的「凱爾特之虎」成了「病貓」；其二，2009年，愛爾蘭天主教會爆出醜聞，該國天主教教堂及其所屬的技術學校、少管所、孤兒院等救濟機構，虐待兒童達六十多年，共有三萬多名兒童受到精神、身體以及性|虐待；其三，政府機構中任人唯親，司法制度在權貴們眼裡是可以玩弄的東西；其四，社會上暴力事件頻發，愛爾蘭因槍支引發的凶殺案數量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五倍；其五，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整個金融市場幾近崩潰。愛爾蘭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種種矛盾已經嚴重激化，民眾對銀行家以及其他社會特權階層心懷不滿。

愛爾蘭是一個擁有600年講故事傳統的國度，擁有眾多世界知名的文學大家，如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巴特勒·葉芝、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喬治·蕭伯納、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繆爾·貝克特、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謝默斯·希尼、《芬尼根守靈夜》和《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等，現當代著名作家則有弗蘭克·奧康納（以其名字命名的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是世界上獎金最為豐厚的短篇小說獎）、科爾姆·托賓（兩部長篇小說《黑水燈塔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1999］和《大師》［The Master，2004］先後入圍布克獎決選名單，長篇小說《布魯克林》［Brooklyn，2009］獲得2009年度布克獎提名，並獲得科斯塔年度小說獎）等。這些作家往往關注社會現實和底層人物的生活，並注意吸收其他文學大師和思想流派的營養，通過自己的生花妙筆，形成了自己鮮明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