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們雖然都無法公開對裁兵表示反對，但他們的抵觸情緒顯而易見。時任第十一軍軍長的陳銘樞有意在投蔣后棄武從政，為此極力以裁兵主張遊說各方。他跟李宗仁談，李宗仁笑他是傻子，並且鄭重地對他說：「當今治天下，非我們軍人不可，『長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改旗易幟簡單說來就是將東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歸順中央，但實際仍處於半獨立狀態。在召開善後會議之前，蔣介石特派吳鐵城等人到東北進行了改旗易幟的遊說。

雖然第一天有了一點交鋒的火藥味，但總體而言，氣氛還是比較和諧的。因為是座談會，大部分時間里，與會者都是在東拉西扯，不著邊際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沒人追究對錯和結果。吳稚暉最擅長此類插科打諢，他頗有些樂在其中似的說：九-九-藏-書「好在國民黨慣於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這樣的會議當然無傷大雅。」

李宗仁聽到后，即告之蔣介石，蔣介石於是順勢派員前去與東北代表晤談。這樣東北易幟的方案終於得以確定下來，以後奉軍也就被改稱為東北軍。

浩繁的軍費開支，足以令中央財政瀕於崩潰。此前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財政經濟會議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認為應先削減超過五分之一的軍費，在壓縮軍費的基礎上，達到減少兵額的目的。

蔣介石的幕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過一個「分治合作」理論，主張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軍事、財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蔣介石又考慮到北伐軍若出兵東北，日軍必然又要像「濟案」那樣加以阻撓，於是便傾向於將「分治合作」理論運用於東北https://read.99csw.com，這就有了改旗易幟。

祭告典禮只是一個必要儀式，大家齊集北平，主要還是為了開善後會議，而善後會議的議程之一，乃是會商東北問題。

預計可能會比較緊張的善後會議開成了「神仙會」，會上和風細雨、融融一堂，會下社交飲宴、聯絡情感。

善後會議沒有制定詳細的議事細則，更沒有預定提出討論的大政方針，形式上只是一個座談會，蔣介石無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壓。他的那幾位靠嘴巴吃飯的謀士幕僚，比如吳稚暉、戴季陶，趕緊拍馬上陣，為自己的幕主幫腔掩飾。

有人認為，東北易幟乃中央與地方勢力妥協的產物，是一種不成熟的國家統一。北伐軍高層在對此展開討論時，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馮、閻和奉系之間有宿怨，同時又都有分割東北之心，兩人便力主在九*九*藏*書東北輒失領導中心、士氣渙散的情況下，繼續向關外發動進攻。

李濟深還說：「像現在北伐的革命軍隊沒有餉，反而派了許多人暗中去收編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反革命的軍隊，這是頂不妥當的事。」這些話又是針對蔣介石射來的機槍子彈，因為蔣軍里有好多是收編自北洋的「雜牌軍」。蔣介石聽得坐立不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李濟深是廣西人，雖然他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屬於新桂系，但卻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這一番含沙射影，顯然是暗指蔣介石要以裁兵為借口，故意削弱其他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壯大自己的勢力。

蔣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實行東北易幟，不過因為要在會上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結果導致東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幾天還沒能得到接見。其間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九*九*藏*書恐嚇信，還被人用言辭進行羞辱，感覺自己好像亡國奴一樣，十分難堪。為了以退為進，他們放出風聲，稱如果再無說法，就將離開北平。

之後，陳銘樞又到北平見白崇禧。白崇禧與李宗仁一個鼻孔出氣，而且其氣焰之盛，甚至讓陳銘樞都不敢當著他的面說出「裁兵」兩個字。

7月11日，蔣介石在北平西郊湯山召集善後會議。他首先講話，說了一通縮減軍隊，服從命令的大道理。他剛剛說完，李濟深就站起來說：「若是天下為公，沒有一個人反對。若是天下為私，一定有人反對。把別人全都消滅，留著自己的軍隊，這種不公平的辦法，萬萬要不得。」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勝利，屬於國民革命軍方面的部隊計有四個集團軍和李濟深的第八路軍，約三百個師，合計兵額二百二十萬以上。每年軍費需八點七億元，可是中央財政只九_九_藏_書能撥付二點一億元，其中有將近六億元的缺額。

蔣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難。早在舉行祭告典禮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講話中強調「今日非裁兵無以救國」，先給眾人打了一劑預防針。

張作霖被暗殺后，張學良子繼父業，出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從此開啟了東北的張學良時代。張學良自知憑實力難以與北伐軍抗衡，同時也認識到僅憑東北一隅無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過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牽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幟，並派代表到北平做進一步接洽。

東北問題雖然費了周折，但還不算過於棘手，最難的其實是善後會議的另一個議程，那就是裁兵。

與他們相反，新桂系的根據地位於南方，桂軍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嚴寒。李宗仁估計即使順利拿下東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裡必然是馮閻的天下，所以主張對東北停止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