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府的生活，在我心目中，是有聖意的，因此為自己沒有進入過它而感到遺憾。歲月流逝，要補上這一門大約不再可能，我只能從書本上去認識。汪曾祺老所寫的關於西南聯大的小說與散文，將流亡中的問學生涯，透出一股奇情浪漫，讀書人與荒蠻地都是天真的，各有自己一派風流，也可算是風雲際會。比如《跑警報》一篇，那時那地，無論工農商學，都要將值錢的家財隨身攜帶，一旦警報拉起，就人在物也在；聯大師生身無長物，大都是帶書本和論文草稿，有一位印度學教授，則是提一隻小小的手提箱，箱子里是女朋友寫給他的情書，有人看過其中一兩封，評價為：「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還有，《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沈從文先生讀許多書，文章中列舉了一些沈先生的藏書：「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他讀這麼些書，上課卻從不掉書袋，他只說自己的話，而且是「非常謙抑，非常自製」；汪老說：「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可是，眾所周知，汪老受九*九*藏*書沈先生影響是很深的。大約這就是學府的方式，從中學習的，不是知識，那種告訴你，你就知道，不告訴你，你就不知道的，現成的概念，而是正好反過來，告訴你的，你未必就知道，不言聲的，或許你卻心知肚明。文章中，寫到沈先生談天，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我羡慕的不只是學問的本身，還是學問中人所過的這一種文雅、精緻的生活。宗璞先生的，流亡大學題材的小說《東藏記》裏面，對國難中的讀書人，用了四個字形容：弦歌不輟，呈出這雅緻里的堅韌。這樣的生活是由學問積養而成，倘能身在其中，時間、空間與經驗的量，都將增加擴充，使我們加倍享受生命。

因徐中玉先生曾任上海作家協會主席這一節，我才與先生能夠較為貼近地接觸。我無幸做徐先生的學生，徐先生的學校於我亦是神聖的，有幾回，在校園裡走過，湖面上吹來風，攜了柳絲，有金屬的嚓音，就像塔角上的風鈴。我也不大敢與徐先生多話，話什麼呢？徐先生一定會嫌我淺顯無趣。先生的閱歷、學銜、成就，我雖然了解，但也都是從文字上看來。我與徐先生的接觸，又大多是在會議和賓宴上，聽到的且是一些客套的寒暄，而我的印象是，徐先生九九藏書其實並不擅長作這類辭令。記得那是徐先生剛上任作協主席不久，作協招待外賓晚宴，徐先生自然是主人，自然要說一篇歡迎辭，具體說的什麼一點不記得了，記得的是，徐先生說得無限的長，長得舉杯的手都酸了，耳朵也疲乏了。徐先生大約是想把所有的，他以為熱情有禮的話都說出來，就帶了幾桌賓客，立在那裡，一徑往下說。終於說完了，他側過頭，對邊上的徐俊西老師徵詢道：這樣行嗎？這一刻，徐先生顯得特別天真，特別像一個謙虛用功的小學生，在向老師交作業。對他的職務，徐先生是認真負責的，但這並不妨礙在先生的內里，保持著自由的性情。有一回，我與徐先生一同去法國駐滬領事館，參加法國國慶日的酒會。法國國慶日正在盛夏，領事館地方不大，雖然開足了冷氣，可架不住人多，通向花園的落地窗又敞開著，餐台上鍋開鼎沸，大家為禮貌起見，都穿了正裝，熱得可以。忍不住地，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亂奔一氣。陡進屋內覺著一涼，轉眼間又氣悶起來，就往外投去。外面雖然有風，可卻溽熱，還有蚊子，於是，再投進室內。這樣的酒會，其實是虛應差事，人是多，卻是泛泛之交，話也多，亦多是虛浮的話。只等人家的國歌奏完，我們這方賀詞道畢，然後吃些東西，磨蹭掉些時間，就可陸read.99csw.com續走人。我因怕與徐先生走失，到時候搭不上車回家，所以一路緊跟，跟到花園的一角，忽見徐先生從腰后拔出一柄摺扇，嘩一聲打開，頓時，清風襲來。滿庭滿宇的紅男綠女中間，徐先生就像一名大俠，乘神鵰而降。

有一位本行自然科學的散文家陳之藩教授，曾作一篇演講稿，題目為《談風格》，其中一節，談到劍橋北邊的一條小河，水清可鑒人，照出岸上的小紫花，朋友問他作何想時，他答道：「我哪裡會想什麼？我即使想得出來，也說不出來，我現在想的是袁枚的詩：臨水種花知有意，一花化作兩枝看！」讀書人眼裡的世界，就可娟麗至此。和陳先生夫婦一同喝茶，談到讀書，我抱怨英文原版難讀，看不下去，陳先生卻痛心疾首道：有什麼書會是看不下去的啊！聽了又感動又慚愧，知道他不是勵志的意思，而是指一種生活，這生活是絕不可能不好的。但到底不是人人可享用得了，要看福分的厚薄。宗璞先生做了眼科手術，視力略有進步，寫信報喜：方才有一隻喜鵲從窗前過去，看見了尾巴長長的影。且是淡水墨的寫意畫。在他們是隨意淡然地看，一般人卻是看不見的，就好比是仙俗之隔，旁人哪裡知得道其中的快樂。多年前，看電視節目，訪問東方文化學者季羡林先生。記者看他老人家生活清苦簡九_九_藏_書單，終年埋頭故紙堆，憐惜地說道：看您老如此生活，我們挺心疼的。季羡林老立即回答：不心疼，不心疼！婉拒了同情。如季羡林先生們的樂趣，倘若沒有幾十年的學業修鍊，是很難從中分一瓢飲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雜誌，《啟思教學通訊》上，有專訪古典詩詞專家葉嘉瑩教授的記錄，其間談到幼年時，家中長輩要他們背誦詩文，必平仄發音都精準，終成吟唱，熟透之後，自然而然就也會寫詩。這裏講的是童子功，經過刻苦抑或單調的磨鍊，抵達優美的境界，用今天人的話說，也就是異度空間。我想象，學府大約還是這樣的，學問的習藝所。

徐先生從作家協會主席的位置上退去之後，並不覺著他遠了，而是越來越近。每回作協活動，無論大小輕重，凡請到他，他必到，同行的還有錢穀融先生。有了這兩位的到場，活動的氣氛自會變得有足輕重。他們總是不多言，又總是必發言，不是敷衍，而是認真做了準備，甚有幾次，還寫成書面。徐先生思想敏銳，觀點鮮明，保持著對現實的批評精神，毫沒有因自身遭際的負氣，是出於對世事的熱心腸。我們私下裡說，有了他們真是好，作家協會就好像有了父親。他們提拔著我們這些根基淺薄的後輩，接上傳統的斷茬，使我們不至遇風便折。兩位先生都顯得後生，錢先生是鶴九*九*藏*書髮童顏的一種，徐先生則是硬朗挺拔。他本是瘦面長身，壯年時應有玉樹臨風之姿，如今這棵樹是蒼勁之勢。他們的健康與長壽，是出自於清明的心地，澄澈安寧，波瀾不驚，從多變的時日里走出，抵達恆常之境。

然而，切莫因是俗常之外的學問世界，就以為同現實社會隔絕，不相予往來，否則，如何解釋研究《詩經》、《楚辭》、《周易》、《莊子》、唐詩的聞一多，亦會寫出「有兩個字不能說，說出口就是禍，那就是，中國」這樣激烈的戰士式詩句？他一邊在課堂上講《宮體詩的自贖》，一邊公開集會號召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鬥爭，最後死於暗殺。再又如何解釋寫下《荷塘月色》，以清麗綿長著稱的朱自清，會因拒絕接受美國麵粉，貧病逝世！中國的，生於十九與二十世紀首尾，政體、文化、思想、情感，都處在遺產交割與創新時節的學人們，象牙塔不再是護身塔，同時，象牙塔內的養精蓄銳，更使他們具有明鑒的目光，而能擇善，循光明行走。他們看上去是在故紙堆里，其實哪一個不在蹈出新路？讀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實是遺憾自己不能坐進聞先生的課堂，親耳聆聽。我無緣與他們見面，大約，我最與接近的一位，便是徐中玉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