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多久海倫娜淚流滿面地走進了廚房，阿諾德於是擁抱了她一下，並替她拿了一條毛毯來。春天的早晨有些涼意，使得她不住地顫抖。阿諾德替她弄了一杯甘菊茶，然後擁著她坐下來。之後托比闖了進來，通知我們得在兩個小時內趕到美國領事館去。

我繼續以堅定的語氣說，拉齊的西德護照是假的，最近維也納有個劣等證件偽造者製作了一批假護照在黑市兜售。

「我已經警告過他，『如果你這麼做的話，我就要告訴英國人。』所以我們就等著。如果他真要那麼干，我會告訴你們。如果他後悔了，我會原諒他。我畢竟是他的太太。」

「沒有，先生。只見過照片。大家都很敬重他。他是一位真正的貴族。」

「真的嗎？哪方面？」

「教授冒犯了美國人。」我說。「他們已不再禮遇他了。教授正陷於絕望之中。如果不是他自己安排了這次暗殺，那麼就是拉齊乾的。對教授來說，這整個計劃就是使他能趕緊脫身以開始新生活的一種手段。」

「嗯，當然還是依照慣例啦。我想拉齊和西奧多不會希望就這樣被棄如敝屣，海倫娜也不希望這樣。所以給他們美國護照、一點打發他們上路的錢，並提供幫助和保護——我認為這應該是最基本的。」

最後我告訴他，我已經派傑弗里到慕尼黑的那家妓院替拉齊付帳，並取回他前天晚上放在那裡的一些衣物。他的行李中唯一讓人感興趣的東西就是一組色情照片。

「從海報上，先生。當她年輕的時候，她那副遠近馳名的面孔常出現在街頭巷尾。所有的年輕人都喜愛她——我也不例外。」

「什麼？」

在他那些乏味的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在施瓦賓區的學生公寓里租了一間房間，然後把此地作為專門收取他的匈牙利友人寄來的郵件。我說服了他帶我到那兒去。他打開了門，結果發現散落在地上的信件有十幾封之多，上面全都貼著匈牙利的郵票。

「你是什麼時候到奧地利的？」

等我找到機會與她單獨交談時，已經是晚上了。這時我們都已精疲力竭；連那個老是靜不下來的拉齊也都勞累不堪。戰將和國王都已離去，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諾德坐在湖邊那幢房子的客廳里。一輛有著黑色玻璃車窗的美國旅行車在車道上等著，裏面坐著兩名身穿便服的海軍陸戰隊隊員，但是我們這兩位明星正學著讓他們的觀眾慣於等待。他們這一整天都在準備下午要發表的新聞聲明，以及簽署帕弗里早就放在公事包里的脫離聲明。

即將熄滅的爐火前擺著兩把安樂椅。一把是空的，我想那是教授的座椅。另一把椅子上則坐了一個人。從我的角度看不很清楚，不過大概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舉止溫和、身材圓胖，一頭柔軟的黑髮，而且眨著一雙圓圓的眼睛，像是在說著，我們都是好朋友，對吧？他斜坐在那張安樂椅里，就像是飛機上準備降落的一位乘客。他的雙腳沒有著地，我想起他腳上的那雙皮鞋應該是東歐的產品：刻有花紋，看不出是由哪種皮革製成，鞋底是澆鑄壓成的。他身上的長毛棕色西裝，像是一件修改過的軍服。他的面前擺著一張桌子，上面放著一盆淡紫色的風信子；我認出盆栽旁邊的東西是暗殺用的器材：兩具由木製套索釘以及約有鋼琴弦長度的鐵線做成的絞殺器；一把被磨得可以當匕首用的螺絲起子；一把制式三八口徑，能裝進五發子彈的連發左輪手槍，旁邊還放著兩種子彈：六顆軟頭子彈，六顆步槍子彈，子彈的凹槽里還塞著藥粉。

我很快就明白了托比並不是什麼事都沒做。相反地，他為自己擬定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並且正以熟練周到的方法循序漸進地執行著他在廚房裡從拉齊和教授那兒又聽了一遍事情的來龍去脈，海倫娜則在一旁吃她的核果條。我以前從未見過托比完全以匈牙利語說話，所以對他的這種轉變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他一張口，就拋開了英國式拘謹態度的束縛而回到他的同胞之中。他眼中閃爍著光芒，顯得洋洋得意。他弓起了背，像是坐在一匹參加遊行慶典的馬背上。

托比並沒有猶豫。

「誰寄來的？」我問。他顯然認為我太過好奇了。

但是主宰整場表演的卻是海倫娜的眼淚。教授只說了幾句話，他那欲言又止的威嚴神態發揮了預期的魔力。拉齊則緊接著登台亮相。當他解釋為什麼要攜帶兩具絞殺器時，大家都感到不寒而慄，隨後與會人士並小心翼翼地傳閱著絞殺器和其他的物件。然而當海倫娜在教授攙扶下跨步走向前時，我只感到一陣哽咽，相信在座的每個人也都有這種感覺。

「我支持我的丈夫。」這就是這名偉大的女演員所表達的全部感想。

我向他彙報了其他的情況。我決定要這麼做。拉齊所描述的那位他在維也納見過的外交官，與一個名叫列奧·巴科克斯的大使館商務秘書特徵相符。他和彼得一樣，是一名公開的匈牙利情報官員。我們的美國同行華格納正在替我們找一張他的照片，以便在今晚拿給拉齊指認。

「他按了門鈴——是誰去開門的？」我說。

我不能說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教授一事無成，因為這麼說不僅有欠公平，而且也有損托比·埃斯特海斯的名譽。他自己的祖籍就是匈牙利，而且在海登垮台之後，他復職所接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教授這個案子的承辦官員。他為自己盲目支持海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以當他被任命為匈牙利站的負責人時——儘管這地方從來都不是鐵幕事務的重點所在——教授便立即成為托比恢復個人聲望計劃中的最重要人物。

「托比，這對我們來說倒是挺新鮮的，對吧？一名間諜竟然會使用他自己的名字作為化名？我的意思是那何必再使用化名呢？我們把你的真名托比視為機密，然後又稱呼你托比。這招可真高啊。」

「奈德，我還會對你撒謊嗎？」

我的請求不是用電報發出，而是以郵袋寄送的。根據情報局的規矩，這樣做顯得較為正式。我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並在一、兩個星期以後又去函催促。不過當教授問我護照的事進展如何時，我並未給他任何肯定的答覆。我只是向他保證，事情正在進行，倫敦方面不喜歡被人催。但是我自己心裏卻一直納悶托比為什麼這麼久都不回信。

「我的天啊，教授，你上次是什麼時候來的？」我問他，一邊看著他費勁地把它們拾起來。

「不認得，先生。唉，這個聲音我不大熟悉。」

他說，他在匈牙利的職業是農業新聞記者，不過為了生計，他也替秘密警察工作，起初他只是個告密者，一直到最近，他才為了錢當起殺手來。他在匈牙利境內曾完成幾次任務，但是他不願意——原諒他——他不能說出是哪些任務，除非我們能保證他不會在西方被起訴。教授是他國外行刺的第一個目標，但是一想到要去刺殺這樣一個人，他便感到不安。

托比假裝在看表。「奈德，我看你到目前為止大概有三十個小時沒合眼了。這段時間里你做了一些至關重大的決定——我得說這些決策都挺不錯的。不過我看我們也不能責備你會有點衝動。」

「奈德，你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巴納比很有興趣地問道。

「拉塞爾·謝里頓正從倫敦搭機趕來，皮特·德邁會從波昂過來。奈德，他們對這件事都很有興趣，真的。而華府更是歡呼雀躍。」我想不起來那時皮特·德邁和謝里頓誰的官階比較大，不過都夠大的了。「奈德，那個叫西奧多的果真是個厲害角色。」托比私下向我證實。

這個命令的內容並不複雜。他要先去按教授家的門鈴——所以他就這麼做了。教授一定在家，因為星期三他會在家上課到九點——而教授也確實在家——他應該告訴教授他就是那位德布勒森的帕利的朋友——不過他自作主張捨棄了這種自我介紹的方式——一旦進屋后，他必須使用任何可行的方法，最好是用絞殺器殺死教授，雖然這樣做有被處死刑的危險，但是這種方式的成功機率大，而且不會弄出聲響來。他們要他也殺死海倫娜——或許應該先殺她，這得看是誰去替他開門，關於這點他們並無特別指示。為了應付這種突發|情況，他隨身帶著第二具絞殺器。他適時地解釋道，先生，如果只有一具絞殺器，難保在殺掉第一個人後還能把它解下來。接著他應該打個電話到波昂去，找一個叫彼得的人，報告「蘇西今晚和朋友在一起」——蘇西是我們在這次行動中替教授取的代號。這是事成的信號，雖然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先生，我必須承認我並沒有成功。接著他咯咯笑了。

「那麼什麼是實情呢？」

「奈德先生，幫我弄張護照！」

「啊哈，奈德，這得去問慕尼黑。」謝里頓趕緊說道。「你知道我的為人，我從來不越權去管別人的事。」

我說，我們也沒有拉齊那個巴伐利亞化名的任何記錄，甚至他宣稱在匈牙利出「任務」時所用的化名也是毫無線索可循。

「拉齊倒好對付，」托比說。「他嚇壞了，而且他也是個真正的愛國者。」我並不支持他那些觀點，不過我已經懶得打斷他的話。「這些人一旦步出了他們那個社會制度，就會變得驚慌失措。拉齊正在適應這種變化。他為他的家人擔心，但是他也正在調適自己。如果西奧多接受這個提議，拉齊也會接受。不過當然啦，我們也得給他們一些保證。」

「還有甜餅，」我說。「你烤了甜餅。」

像往常一樣，人事主管又弄錯了。因為對一個在漢堡待過的人來說，慕尼黑簡直就不像德國的一部分，而是另外一個國家。我從未感覺到這兩個城市之間的差異竟是如此之大。但是如果提到從事間諜活動，慕尼黑就像漢堡一樣，是一個具有偉大功績卻未為人頌揚的歐洲城市之一。說起慕尼黑的間諜活動規模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恐怕連柏林都得甘拜下風。我們這些組織中最為龐大且腐敗的機構，是一個以其掩護地普拉赫聞名於世的情報機構。一九四五年後不久，美國人就在此地網羅了一夥討人厭的舊納粹軍官，他們的領袖則是一名曾在希特勒手下負責軍事情報事務的將軍。這批軍官的任務是拉攏住在東德的其他舊納粹分子，並透過賄賂、恐嚇或重敘袍澤舊情等手段，替西方收買他們。然而美國人似乎從未想過東德或許也會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儘管他們做得再多，幹得再好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他的嘴唇上滲出汗珠。他的德語說得不錯，不過是標準的巴爾幹半島口音。他是坐火車來的，他說：博士先生，我是從布達佩斯、吉爾一路來到維也納的。他的上司給了他一隻冷雞和一瓶葡萄酒，讓他在路上吃，還有最好的腌菜以及辣椒呢。他露出更多的微笑。他抵達維也納后，就住在火車站附近的「帝國」旅館，有人已經替他在那裡訂了一個房間。是一個寒酸的房間，一家寒酸的旅館，不過我原本也就是個小人物。就是在這家旅館里，深更半夜裡突然有一位他從未見過的匈牙利紳士來找他——「但是博士先生，我懷疑他是個外交官。他就像你一樣，衣冠楚楚，很有風度！」他解釋說，是這位先生把錢和證件交給了他——還有那些擺在我們面前那張桌子上的殺人武器。

「當我走進來時，彈匣是空的，子彈攤在桌上。」

口音挺重的，大概是個匈牙利人。「喂？是啊，哪位？」

「問題就在這裏，我並沒有護照。我知道要護照有麻煩。這都是官僚體系在作祟。奈德先生，官僚體系是人類最邪惡的制度。它崇拜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卻把最良善的一面貶得一無是處。一個流亡至慕尼黑，而且又為美國機構工作的匈牙利人當然不適合成為英國公民，我能理解這一點。但是，我都和你們這個部門合作這麼多年了，我理應得到這本護照。一本臨時的旅行證件老讓我覺得沒什麼尊嚴。」

相對地，托比沒有為我帶來任何私人或是其他方面的新訊息，我猜想他曾為了這件事打了一整夜電話，或許他是真的這麼做了——不過都不是為了支援我的調查工作。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訴我。」

「這全都是一場騙局！」我脫口而出。我已經受夠了。

阿諾德識相地溜出了房間，並隨手關上了門。

他又停頓了一下。「沒有，先生。」

讓我深感震驚的是，一個曾為我們付出那麼多光陰的人，竟無法得到這麼一點尊嚴！不過教授倒是已經採取了一個更理智的態度來自處。

「當然是。」

令我驚訝的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真的慌了手腳。也許他沒有料到會被質問。也許是自己的生命正危在旦夕，才使他醒悟了過來。不管怎樣，在我印象中，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超乎我所能理解。海倫娜已將目光從我身上移開，轉而望著西奧多。他的目光帶著嚴厲的批判性，就像一個等著索取報酬的女人。

我想不是這麼回事。聽托比說話的口氣，你會認為西奧多是獨臂支撐著托比。我這並九-九-藏-書不是在諷刺他。在間諜活動中，就如同平常生活一樣，否定一件事要比肯定一件事來得容易。我抵達慕尼黑時，心中已準備接受西奧多是托比所稱頌的明星這個事實，而我想做的只是進一步地去證實。

他聳聳肩。我討厭他這個動作。「一個小時，還不到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海倫娜和他過不去。她用憤怒的目光凝視著我。在今天晚上之前，她一直冷落我。她像幽靈似地從我身邊溜過，而且只會對著地板微笑或者皺眉表示她的不滿。突然間她需要我的支持。「他是在八點四十五分整按的門鈴。我當時在聽收音機，然後節目就變了。」

但是如同托比所說的，除非得到回答，否則不會惹麻煩。我們抵達了湖邊的房子，發現阿諾德正在煎雞蛋及培根。教授和拉齊坐在大桌子的另一端。素食者海倫娜則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吃著她從手提包里取出的核果條。

「你身上帶了什麼東西？」

「我們之間有些人似乎認為他這麼多年來一直是尸位素餐。」華格納懶洋洋地說。

我心想他為美國人所締造的佳績原來不過如此而已。他忠誠服務多年的成果竟然沒有什麼是值得讓人記憶的。

「很不幸地你的前任者——當然，他是個好人，」他停了一下，顯然是不願對屍骨未寒的人多所責難。「而且和你一樣，都是有教養的人……」

「那麼接電話的人也許就是斯泰芬妮。」

我看著他把畫筆插入第一個瓶子，然後用筆在那張手寫的信紙背面塗著。他把畫筆放入水中漂洗，接著蘸上第二種化學藥劑。我覺得他的舉止似乎是有意在顯示他對這種不入流工作的厭惡。他重複著這個過程來處理每封信，有時變更程序，先攤開信封，將藥劑塗在信封的背面，或者塗在清晰可見的手寫字行間。接著他以同樣慢條斯理的動作，坐在一架手動式的雷明頓打字機前，無精打采地將那些顯現出來的文字翻譯好並且打出來：新興工業預計將短缺礦產和電力……包科尼山鋁土礦的配額量……米什科爾茨地區最近開採的鐵確含鐵量較低……某區域的玉米和甜菜預計將可豐收……謠傳五年計劃中將重振鐵路網……肖普朗發生反對共產黨官員的騷亂……我幾乎可聽到三處的情報分析人員正打著哈欠閱讀這些華而不實的資料。我想起托比曾誇耀西奧多隻對最有價值的情報感興趣。如果這些就是最有價值的情報，那麼什麼才是最沒價值的情報呢？我告訴自己，要有耐心。偉大的間諜是要有些幽默感的。

他試圖弄清楚我在想什麼。我覺得他是在懷疑她是否跟我說了些什麼，所以他講話時總是字斟句酌。

「那你呢？」我對教授說。

此時所有的人都轉向托比，好像我從來沒說過話似地。

華格納想了一下，決定還是對教授予以否定。「奈德，我們實在說不出他有過什麼大斬獲。我們確實曾考慮過讓他去和我們的一條大魚接頭，但是有些人不大喜歡這老頭辦事的方法。」

「如果你失敗怎麼辦？」

數月之內，教授的名字就上了薪資名冊。情報局只簡單地徵詢了他的意見，沒有採用什麼迂迴手段，也沒有施展慣用的美人計，雙方簡直是一拍即合。一年之內，在美國人慷慨的資助下，西奧多教授在慕尼黑的一棟河邊房屋安家落戶，也有了汽車，還有一位有些神經質，卻對他忠貞不二的妻子海倫娜。她是和西奧多一塊逃出來的——有人猜測，他對此事感到有點後悔。西奧多教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我們攻擊匈牙利的矛頭，即使像海登那樣的人都沒辦法弄走他。

拉齊衝著我微微一笑，煞是得意。「先生，他裝得挺像的。我得說他真是具有職業水準，是位出色的演員，你同意嗎？」

他先是皺起眉頭；然後便對我的失禮寬容地笑了起來，他顯然原諒了我。他大方地向我攤開雙手。「可是這是我昨夜買的，先生！這是我下火車時買的——是我用自己的匈牙利錢買的！我當然得隨身帶點錢，以便買點東西。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絕沒有撒謊！求您留點情吧！」

普拉赫之後，來了密碼破譯人員和安全人員，而在這些人之後又出現了自由電台、歐洲自由電台和一些以其他地方命名的自由電台，而設立電台的人不可避免地多是同一批人——流亡的保皇黨員，他們對自己的時運不濟有些不悅，卻又不敢大肆聲張。這些流亡團體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爭執，例如王室恢復以後，誰是皇家騎兵隊隊長；或者在懦弱的共產黨被推翻之後，誰去繼承大公的避暑行宮？或者誰去收回那罐沉入某某湖底的金子，但是他們卻忘了湖水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那些篡位的布爾什維克黨徒抽幹了，而且湖水乾涸之前，共產黨還曾在這裏建立了一座佔地六公頃的水力發電廠。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那封含糊其辭，語氣冠冕堂皇的回信。由於實在不像他的語調，我懷疑這封信是別人捉刀代寫的。他解釋說美國情報機關曾經向倫敦方面提出某種「非確切的警告」，即指教授也許將面臨「在日後的某一天，將就他的廣播節目做紀律調查」。總部——我懷疑他是在指他自己——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情報局將不直接干涉教授與他的美國僱主之間的關係。總部還「認為」——除了托比還會有誰？——指派給教授的工作太多，因此即使他在掩護工作中犯了任何「小過失」，那也是可以原諒的。如果有必要替教授找另外一份掩護工作，總部將會「在適當時機採取行動」。方案之一是請他到一家他經常投稿而且很聽話的雜誌社，不過此事將留待日後再談。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惹過麻煩，不過他還是安然過關了。這倒是真的。一位女秘書曾經抱怨受他騷擾，而匈牙利社團的人也對他的反猶太觀點不表贊同。

「是的，先生。」

「帕利。」他沉著臉答道。

「這件雨衣你是在維也納買的嗎？」

所以德國情報局因而座落於普拉赫。而美國人就繼續和這批軍官維持良好關係，激勵他們努力工作。然而後來美國人卻落得心灰意冷，對他們完全失去了信任感。美國人會布線的地方，別人也會布線。因此醜聞不時地爆發：通常是這幫小丑中的一、兩個人根本忘了自己是在為哪邊工作，或者是在酒醉時來番聲淚俱下的告白；要不就是槍殺自己的情婦、男友，或是自殺；再不然就在鐵幕另一邊喝得酩酊大醉，向他從未效忠過的人宣誓自己的忠誠。我有生以來還真沒見過這樣一個活像妓院的情報機構。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說到這裏，斯邁利突然對著聽得津津有味的眾人哈哈大笑起來，他的笑聲感染了大家——而我在猶豫了一會兒以後也笑了起來，並對我的學生保證總有一天我會把這件事告訴他們。

阿諾德一頭金髮，身材修長。他將頭髮挽至腦後扎了起來。「奈德，他們吵了一架。」在托比走到教授身後時，阿諾德露出厭惡的表情向我說道。「教授和他太太大吵了一架，吵得還真厲害。我不知道是誰起的頭，也不知道他們吵些什麼。我才懶得去問呢。」

「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

「用我的匈牙利護照。到了維也納之後，有人給了我德國證件。」

我回頭看著海倫娜。「你聽的是什麼節目？」

西奧多很熱忱地接待我，不過基於年齡和個性，他仍和我保持一點距離。他給我一杯上等的匈牙利托凱葡萄酒，並就這種酒的來源給我上了一課。我得承認，我對匈牙利葡萄酒知之甚少，不過我倒是挺樂意學習的。他又談到音樂，令我感到沮喪的是我對此也是一竅不通，他用珍藏的小提琴拉了幾段給我聽，並告訴我當他逃離匈牙利時，隨身就只帶了這把小提琴。這並不是史塔第發利製作的那種小提琴，而是由另一位更優秀的名匠製作的，可惜那人的姓名我一直想不起來。我認為自己能指揮這樣一個逃亡時還帶著小提琴的間諜，是項殊榮。接著他談到戲劇。一個匈牙利劇團那時正好在慕尼黑訪問，演出不同凡響的戲劇《奧賽羅》。雖然我和梅貝爾還未決定是否要去看這齣戲，但是他的見解卻使我深深著迷。他上半身穿著德國人所稱的家居服，下半身則穿著黑色長褲和一雙擦得晶亮的靴子。我們談論上帝、整個世界，我還吃到了由他那位神經質的太太海倫娜所準備的美味食物。她是個身材高？的女人，以前必定是美貌出眾，但是她卻甘於平靜。在吃完甜點之後，我們結束了這次愉快的用餐。

「除此之外呢？」

「先生，教授不是一般人啊！他是個聲望卓著的人！他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教士。我為什麼要殺這個人呢？我的天啊，我是個正派的人，我也有廉恥之心！真的！」

「你當時覺得害怕嗎？」我問——就像她毫無危險性一樣，在她身上也令人察覺不出一絲恐懼。「我只覺得噁心，我嚇到了。」她答道。「現在我害怕了——是的，我非常害怕。我們都很害怕。」

我推開書房的門。教授正坐在桌邊，雙手交叉著擱在桌上。海倫娜則坐在平常上課時坐的沙發上。我覺得有必要讓教授了解我的疑慮。我走進書房，隨手帶上門。

「彼得在波昂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從這裏打電話嗎？」我問。

第二位外交部官員是個胖子，他的西裝背心上掛了一條閃閃發光的鏈子。我突然有種孩子氣的念頭，很想將它扯下來，看看他是否會因而尖叫。

他的掩護身分是在歐洲自由電台里以流亡貴族的身分，教授匈牙利的歷史和文化。這個工作對他而言是如魚得水。事實上他也沒幹過其他的活兒。此外，他還開些講座，並且私下授課——我注意到他主要的學生都是女孩子。美國人給他的這份隱密工作使他得到豐厚的報酬，而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聯絡國內的朋友和以前的學生，並使他自己成為那些人注意的焦點及一種整合的力量，然後在上級的指示下將他們組成一個間諜網。雖然據我所知，這樣的期望一直未能實現，而且這種想法也不成熟，只能算是紙上談兵的空想，然而這種行動卻一直持續下去。起初進行了五年，然後又是五年，而在我開始研究這位偉人的檔案時，這項行動已經進行了十五個年頭。有些行動或許就是需要這樣吧，慢工出細活。這些行動的花費並不大，卻也很難有個什麼結果，它們不一定得闖出什麼名堂來——政治的僵局也是如此——所以也不會鬧出什麼醜聞。每次進行年度預算審核時，它們的經費不必經過投票決定即可輕鬆過關，只要不出問題它們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這不是我說的，」我說。「是拉齊說的。」

他已經知道我一無所知。而我也明白他看出來了。「先生，女人的容貌實在令人感到可悲。一個男人即使邁入耄耋之年也還能保持蕭灑的風度。至於女人嘛……」他嘆了口氣。

「誰啊？」

他正準備放下聽筒，但是我攔住了他，並剛好聽到對方在掛斷電話前發出的一陣怒罵，不知他這是因為厭惡還是茫然不解。

「奈德，拉齊是一張白紙。真的。」托比一邊說道，一邊欣賞車窗外閃過的景色，而後不住地點頭讚歎。

「先生！」他欣喜若狂地用英語叫道。「我叫拉齊。我很抱歉如此冒昧，先生，你什麼也不必擔心。大家都叫我拉齊。博士先生是我的朋友。請坐。」

「那麼你就得照我的話去做，你們倆都是。」

傍晚的斜陽透過朝向花園的窗戶照在西奧多的滿頭白髮上。他器宇軒昂、天庭飽滿，氣質酷似蘇格拉底，看起來像個天生的大指揮家。他的雙手布滿了皺紋，頭髮平順，一副學養高深的樣子。一個看來如此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絕非膚淺之輩——儘管他那雙睿智的眼睛顯得太小，與眼窩不大相稱，而且有時當他將眼睛瞥向一邊時，就像是坐在餐館里用餐的人盯著另一份更好的食物從身邊端過。

帕弗里躊躇著。「諾曼，他還是應該簽署一份切結書給我們。最近這幾年來，他可是一直在挑撥我們與美方之間的關係，好坐收漁翁之利呢。」

「你是說當西奧多需要舉發他的學生時嗎？」

「他們了解他。他們太清楚他的價值了。我從拉齊那裡得到的某些明確線索顯示，匈牙利人顯然已針對教授的工作搜集累積了一份厚厚的檔案。總之，我要說的是，他們為什麼想要除掉一位對我們毫無用處的傢伙呢？一次匈牙利人的暗殺企圖——我得說，證明了他們要收拾這個目標。」

這一點似乎是問題的核心。「那他究竟為美國人弄了些什麼？」我問。「除了電台上那些無病呻|吟的談話，和那些沒人看的文章以外還有什麼情報？」

也許當時的美國小姐曾打扮成匈牙利的鄉村少女，read.99csw.com發上插著鮮花——這類事情確曾發生過；也許你曾捐過一筆款項給自由聯盟位於威爾明頓的某個信箱；或者你曾在牙醫診所的候診室里，從《讀者文摘》中讀過關於我們這兩位英雄的事迹！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是某種學術性的會議。他的研究領域是控制學方面，不過他的名氣並不大。」

「那他太太呢？」

「用特別的公用電話嗎？」

我看著海倫娜。

「他當時是說匈牙利語嗎？」我問。

「就是從這間屋子沒錯。打給彼得。先生，他們都是些粗暴的人。他們威脅我的家人。我當然沒有選擇的餘地。我還有個女兒。他們給了我嚴格的指示：『你要從教授的家中打電話給彼得。』」

將近二十年後再來回憶教授的政治生涯，我只能想起其中的片段。那時我自以為能理解這些事情——的確，照理說我是應該能理解，因為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夜晚，我都在傾聽他講述匈牙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我相信我們在那本書里都記載了這些——如果我能參与那本書的修訂，我覺得這部分值得用上一章的篇幅來寫。

「在進這幢屋子之前。這樣我才能表明自己的動機是善意的。就是這麼回事。」

「從哪裡來？」

他掏出了一條土黃色的手帕，一些沖洗粗糙的家庭快照，其中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的幾張照片，大概是他的女兒吧。另外還有三個東歐制保險套、一包已拆開的蘇聯香煙、一把顯然是東方出產的錫制小刀、一截鉛筆的筆頭、九百六十西德馬克，一些零錢，還有一張維也納到慕尼黑的二等火車來回票。我還真沒見過一個人的口袋能裝這麼多的東西呢。匈牙利情報單位沒有快遞人員或支票簿嗎？他們的腦袋裡究竟在想什麼啊？

他又聳聳肩，彷佛是在說，他絕對不會向我表露他真正的感覺。

起初我生著悶氣，不發一言。那些演員們都已上樓了。大部分時間都是托比在侃侃而談，其他的人則帶著只有對乞丐或黑人才會表現出來的那種特別尊敬的神情洗耳恭聽。甚至連我都覺得有點想要保護他——托比·埃斯特海斯。然而，老天為證，他從來只顧自己！

「奈德，別客氣，儘管問。」

再不然，你們也許就和彼得·吉勒莫一樣，那時他正好被派至華盛頓，並對能有機會參与他們那場規模盛大的全球首演而深感榮幸。這場演出是由我們的美國同行和華盛頓市警局及聯邦調查局所共同籌畫的，地點是和白宮只隔著一個廣場的海亞當斯飯店，此地簡樸素雅，可視之為右翼人士的聖殿。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你必須是一流的記者或者遊說人士，才能獲准進入這個鴉雀無聲的會場。在這裏每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語都會令人不由自主地銘記在心，而那些衣服鼓鼓，像是配著槍的便衣警察們則緊張地盯著你，令你渾身不自在。因為誰知道克里姆林宮何時會反擊呢？畢竟那個年代的原則就是這樣。

這一次我保持沉默。

她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他有一些門路。當西奧多需要與有關當局接觸時，拉齊就充當中間人。」

此時我單獨與拉齊共處一室。我站著，而他坐著。一時間我覺得整個慕尼黑似乎變得一片死寂。拉齊即使是靜坐在那裡，都會衝著我諂媚地笑。他還眨著那雙小眼睛，但是我看不出他的眼神別有用意。他對我點一下頭以示鼓動，接著又眉開眼笑地說了聲：「請吧。」然後調整了一下姿勢，讓自己坐得更舒服。我做了一個每個中歐人都能明白的動作——伸出我的手，手心向上，作個OK的手勢。仍然面帶笑容的他，伸手從上衣內層的口袋中掏出自己的證件，把它們遞給我。證件上登記的姓名是埃貢·布勞巴赫，家住帕紹，生於一九三三年，職業是藝術家。我還從沒看過像他這樣不像巴伐利亞藝術家的人。證件中還包括了一本西德護照、一本駕駛執照和一張社會保險卡。在我看來，這些證件似乎一點都無法取信於人。甚至連他的皮鞋說不定也是仿冒的。

托比有點生氣。「得了吧，我是說誰會去買那種爛玩意兒呢？」他表示反對，此時車子正經過一個圍場，裏面有兩匹馬在吃草。「這年頭假護照可是一分錢一分貨。要是你手上拿的是那種貨色，那可就要在臭氣熏天的監獄里坐上六個月的牢。」他悲哀地搖搖頭，就像是他的忠告沒人聽得進去，結果使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似地。

「奈德，那麼那個維也納的傢伙又是怎麼一回事？」巴納比問道，他依然對我保持著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那個給他錢，給他裝備的傢伙啊！」

教授很快就講完了他的諜報史。他講得實在太快了，因為這段歷史實在是乏善可陳。他出生在靠近羅馬尼亞邊境的德布勒森。他是個備受寵溺的獨子，父母是見風轉舵的小貴族；他從雙親那兒繼承了財富以及社會關係這種情形常是超乎你想像地出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即使在當時也是如此。他是位學者，常替一些學術性雜誌撰稿；他有點詩人的靈氣，又像個結了好幾次婚的情場老手。他經常只將外套披在身上，盪著兩隻袖子，就像是披著斗篷似地。本身所享有的特權以及經過謹慎處理的財富，使他得以過著奢侈的生活。

「沒錯。」海倫娜說。

「你是什麼時候把子彈取出彈匣的？」我問。

很自然地，有人替普拉赫說話。雖然他們與此事無關，但是他們還是派了自己的發言人，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到了下午，我們的決定就會成為波茨坦區眾人閑聊的話題。他們還堅持要對維也納方面表示抱怨。普拉赫似乎為了假護照問題與奧地利警方長期爭執不休，因為他們懷疑奧地利警方販賣假護照給匈牙利人。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都被主席以及一些抱怨奧地利方面表裡不一的人佔用了。

「你在奧地利邊境用哪一份證件？」

「那你是在哪裡見到她的？」

子夜將至，但是斯邁利仍興緻勃勃地說著一些人們從未聽聞的精采故事。我覺得他就像是一個興高采烈的聖誕老公公，一邊送著禮物，一邊卻散發著煽動性的傳單。

「沒錯，先生。」

當我們走向大廳時，我把左輪手槍插在腰帶上。

「他站在門口，身上穿著一件大衣。」教授說。

「但是就我所知，美國人曾給了你一本護照啊！你們當初的協議不正是這樣嗎？美國人有責任為你安排國籍並安頓你——這其中當然包括一本護照。事情必須是這麼安排的！」

「我們不能無限期地保證教授的安全。」帕弗裡帶著無奈的笑容告誡我們。「我們是可以保護他一陣子，但是總不能照顧他一輩子啊。他必須知道這一點。也許我們應該讓他簽個什麼的，把話說清楚。」

「米爾頓，我能冒昧地問你一個問題嗎？」

「小奈德，說真的，你有多久沒睡覺啦？」他帶著一絲疼惜的笑容問道，「你倒說說看。」

「我是叫彼得！」

托比的笑容中帶有一種令人不悅的優越感，「對不起，奈德，我的哥兒們。我想你的名字恐怕未列在『須知本案』的人員名單上，所以這不便讓你知道。」

每個人都衝著我笑。不管我說什麼，他們都會笑。他們就是這種人。如果我說我是一名匈牙利的雙重間諜，他們也會笑。如果我說我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弟弟轉世，他們也會笑。此刻只有托比例外，他整張臉變得毫無生氣。他知道此時最保險的做法就是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我能相信這一點嗎？」

「私下交易。匈牙利的局勢正在轉變。與有關當局打交道已經不需要那麼戒懼戒慎了。」

「拉齊並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殺手。」我說。「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過他絕不是一名殺手。當時他手中拿的是一把沒裝子彈的手槍。沒有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職業殺手會這麼做。他當時假扮的是巴伐利亞的藝術家，但是他卻穿著匈牙利的衣服，而且口袋裡的東西有一半是從匈牙利帶來的分文不值的物品。在他打電話到波昂去時，我就站在他身邊。沒錯，那個武官的名字是彼得，在外交官名錄上可以查到這個名字。但是彼得並未料到假日里會有這麼一通電話，拉齊是個騙子。你們可以聽聽德國人送來的那捲錄有他們談話內容的帶子。」

托比馬上恢復了生氣。「奈德，你是說向海倫娜施壓？這個手段只有在你確定自己能比對手逼得更緊時才能使用。那女人深愛著她的丈夫，實際上她至死都會保護她的丈夫。」

「他躍躍欲試，奈德，不過我叫他安靜點。我不喜歡在人家夫妻吵架時窮攪和的人。我一直都不喜歡。」

「她說了什麼？」

「是他們要你住那兒的嗎？」

教授打開後門，並在我進去后趕緊關上。屋裡的燈光昏暗。幽暗中的某處，一個典雅的老爺掛鐘就像是一枚老式炸彈一樣滴答地響個不停。海倫娜站在客廳的入口，雙手捂住嘴，以免自己喊出聲來。從西奧多打電話給我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分鐘，但是海倫娜仍然像是隨時會尖叫的樣子。

我至今還記得風信子的芳香與他的微笑十分相稱。之後我才慢慢地覺察到自己竟然未感受到任何危險性。有些人總是讓人覺得危險；還有些人是在動怒或者受威脅時才會給人這種感覺。但是拉齊，當我用直覺來打量他時，他表現出來的只是全力討好別人的無限熱情。如果你是一名職業殺手，你或許就需要具備這種特質。

「西奧多有沒有過一些出色的表現？在他為你們工作的期間內？他做過秘密工作嗎？甚至是極機密的工作？」

「奈德，他們說你真的非常出色，」他在談話進行到一半時，從桌子那頭對我大聲說道。「他們說你渾身是膽，真的。我認為他們或許會推薦你去角逐諾貝爾獎呢！」

「你有收據嗎？」

「他替秘密警察工作過嗎？」

「如果你想逃跑的話，我會從你背後開槍。」我向他說明。看到他那雙眼睛在亂轉，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我心中有種滿足感。看來職業殺手似乎太樂意接受自己。

在信的結尾處，托比建議我冷靜下來，耐心等待，而且必須——這是托比慣用的格言——裝作若無其事。在之後一個星期又十二個小時內，我的確這麼做了，一直到他那天晚上十點用緊急聯絡暗語打電話給我。他壓低著嗓門且語氣急迫地請我立即去他家，並且得從後門進去。

「奈德，你是指在『歐洲自由電台』嗎？那些匈牙利人之間的風言風語？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吧。」

「我不知道你有英國護照！我並不知道。」我驚訝地叫道。

「奈德先生，美國人是一個年輕的民族，一個現實的民族。他們把我榨乾以後，就不再把我看作是個還有前途的人。對美國人而言，我已經是一堆廢棄的垃圾。」

「我們會合作的。我們會的！沒錯，合作。我們已經合作了……這麼多年。太久了。」

「當然。」

對於自己國家這樣惡劣的行為，我只能表示歉意，就像我只能為國際聯盟在一九三一年摧毀了匈牙利經濟的行為表示遺憾一樣。國聯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魯莽的舉動，我一直都不清楚，不過我記得這似乎與小麥市場，以及國聯嚴格的通貨緊縮政策有關。

「你有什麼事？」

「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勞斯·卡爾德。」教授接著說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來殺我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放心，奈德先生，請坐。」

「年輕的聲音嗎？」他若有所思地問道。

我再也無法克制內心的焦急。「但是為什麼沒人警告過倫敦方面呢？你們為什麼不警告呢？」

在我與西奧多會面的這段期間，我同時試著去了解他究竟為我們做了些什麼，而能在托比的這片荒地中成名。由於教授敏感易怒，使我的調查工作推展不易。起初我懷疑他是否一定要等到護照問題獲得解決，才肯和我合作，然而漸漸地，我才明白每當涉及秘密工作時，他都會有這種反應。

「教授，你估計平常一個星期能收到多少封信？」

「你認得這個聲音嗎？」

我滿頭霧水。「外交部的哪個部門？」我說。「誰要來啊？為什麼是帕弗里？」

「奈德，還常常看到斯泰芬妮的幽靈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昂首闊步嗎？」正當我開始納悶他是否又迷糊起來時，斯邁利突然親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然後呢？」

「來到慕尼黑之後你住在哪兒？」

「奈德，可能是這樣，但也有可能是另一種情況。」他說著便靠在椅背上，無精打采地攤開雙手。「也許他認為自己已經被連累了？若是這樣，他會提出正式的抗議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是為了替自己開脫——這又有什麼不可能呢？」

「幾點的火車？」

「小奈德，我的天啊！」他大叫一聲，隨即便像是一個歡迎浪子回頭的父親https://read.99csw.com緊緊地擁抱我。「聽著，我得說你看起來氣色很不錯啊。是不是該恭喜你啊？只有來點高興的事才會讓你容光煥發。說真的，梅貝爾怎麼樣了？婚姻是需要培養灌溉的，就和種花一樣。」

「有時候我認為冷戰時期中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我們學會了很快地掌握我們的宣傳內容，」他說，臉上並露出了極為慈祥的笑意。「我並不想說教，然而，當然啦，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們歷來總是會這麼做。在冷戰時期，我們的敵人撒謊是為了掩蓋他們制度上的缺失。然而當我們撒謊時，我們卻掩蓋了自己國家的美德，甚至忽視了每個人本身的長處。我們抹煞了很多使自己站在『理』字這邊的事。我們尊重個人，我們樂意聽到不同的意見及爭論，我們相信只有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同才能夠治天下，我們還以為自己有能力明了其他人的觀點——最為明顯的就是在那些我們所剝削的國家中；我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幾乎把這些國家剝削至瀕臨滅亡的地步。在我們自以為正直的意識形態中，我們卻漠視這一切悲慘的遭遇，絲毫沒有一點同情心。我們濟強欺弱，偏愛向公眾撒謊的伎倆。我們與真正的改革分子為敵，而幫助那些最令人厭惡的當權人物。我們幾乎不肯停下來自問，我們還能用這些手段保衛我們的社會多久，並且能使這個社會仍然值得去保衛。」他又瞥了我一眼。「所以，奈德，如果我們向每一個舉著反共旗幟招搖撞騙的騙子敞開大門的話，那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是吧？我們活該網羅了那些惡棍。奈德知道這事。你們問奈德吧。」

「昨天。先生，當時下著雨。」

問題是，教授較偏好描繪匈牙利過去的歷史，而不願談論現在的情勢。也許在不斷調適的生活中他已學會把自己的興趣局限在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問題上才是明智之舉。我記得曾有正統派的保皇黨人支持查理國王，他於一九二一年突然回到匈牙利，而使協約國大為驚恐，於是命令他識相地退出政治舞台。我想這件大事發生時，教授的年紀大概還不到五歲，但是當他說起這件事，那雙睿智的眼睛卻總是淚汪汪的，而提到特里安農條約時，他更是悲憤不已，連那隻握酒杯的手也因氣憤而抖個不停。

他們第一次試鏡時，我拒絕參加。我在廚房裡生著悶氣，只留下阿諾德牧師和我作伴，並假裝在聽他講他的母親拋棄了那個和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傢伙，去和她青梅竹馬的情人同居的故事。此時我看到托比上樓去招呼他的鬥士們。幾分鐘后，他們三人走了下來。拉齊將黑髮分了邊。教授披了件上衣，他那預言家的腦袋稍往前伸，狀若沉思，而白髮則梳得很整齊，煞是得體。

我立即發電報給托比。因為心中氣憤難平，我在草擬電報內容時花了不少時間。我現在了解美國人為什麼拒絕提供教授護照，而他又為什麼要轉而求助於我們的原因了。我明白了他為何急於辦完此事，而且常常一副懶洋洋的樣子：他是在等著被人一腳踢開。我複述了華格納提供的情報，並詢問總部是否知道這個情況。如果總部毫不知情的話，那麼美國同行就是未確實履行情報交換的協定。如果知道，也就是美國人曾經警告過我們，那麼為什麼沒人警告我呢？

「農業部的帕利？」

「很不錯啊。」我回答道。

「嗯，我認為我們也許想太多了。」他溫和地說道。「如果美國人同意接手處理教授和他太太的問題，那我們就不必發愁了，對吧？最好不要招惹是非，怎麼樣？」

「直接了當地說，我們在這裏所談論的，是一個現在已經毫無用處的一流情報來源。」托比解釋道。「一個了不起的間諜，但是已來日無多！」

「小奈德，知道嗎？」托比說，他用一隻手臂親熱地擁住我的肩膀。「如果你不能同時駕馭兩匹馬，你最好還是離開情報局吧。」

「但是再也沒見過她本人吧？真替你難過。」

「他是個騙子，」她說。「全都是謊言！撒謊，撒謊！他是個騙子！」

我繼續我的彙報。我說，西德安全部門一直在對這名匈牙利軍事武官進行竊聽，而有關他和拉齊談話內容的錄音帶很快就會送到我的辦公室。據我所知，裏面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語，只不過彼得沒料到會有這通電話。昨天晚上彼得沒有再打電話，也沒有再接到任何來電，而且他和匈牙利駐波昂大使館之間也未見有任何聯絡的跡象。不過，彼得卻曾向西德外交部禮賓司抱怨有人打電話騷擾他。我認為這絕不是一個陰謀者的行徑，然而托比卻不像我這麼肯定。

教授所獲致的成就中，較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竟逃脫了海登的整肅——他要不是走運，較不留情地說，就是他弄來的情報數量根本不足以讓一名忙碌的叛徒有興趣來關心。因為在我準備接管這項工作時——我的前任在伊披薩島休假時中風死亡——我不由得留意到教授的私人檔案厚達數卷，但是績效檔案卻是少得出奇。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主要任務是在發掘人才，而不是利用人才；部分原因則是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他所引薦的那幾個情報來源根本沒弄到多少情報。

「如果任務無法完成——如果教授家中有客人，或者由於某些原因外出了——我就會用公用電話通知彼得，蘇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告訴他們推薦我去領奧斯卡吧，那我倒是會接受。」我沒好氣地說了一句，隨即便轉身獨自向湖邊走去，以平息心中的怒氣。

他作了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手勢。他從桌上舉起雙手，彷佛是在舉起一塊沉重的石頭。接著他把雙手幾乎抬及肩旁，然後又猛然鬆開，讓手中那塊無形的巨石突然砸在桌上。我還記得他那種壓抑許久而後爆發的盛怒眼神，正對我發出無聲的譴責。他是在說，去你媽的承諾。不管你的或是美國人的承諾，都一樣。

他鄭重地搖搖頭，像是在對一個年輕人提出一項忠告。「先生，您問我是否留著收據？我要給您一個忠告，保存收據只會招惹麻煩，別人一定會問你錢是從哪兒弄來。一張收據——那簡直就是讓他們瓮中捉鱉。」

「他們從來就沒碰頭。我們把拉齊的照片拿給他看過，他立刻欣然地指認出來。『就是這個人。』他說。是啊，他當然會這麼說，他大概早就在其他地方見過拉齊的照片了。去問海倫娜，她知道。目前她不會說，不過如果我們向她施壓，我相信她會開口的。」

「你是什麼時候到德國的？」

「你是在說教授吧？」巴納比友善地說道。

我已經有許久未再為他的洞悉我心而感到驚異了。

他說了。

他可憐兮兮地聳聳肩，不過他這個姿勢和教授完全不同。「一把牙刷，」他說。「一些衣服。還有一個袋子，先生。都是些日常用的東西。」

我上了樓，從落地窗查看路上的情況。四周毗鄰的房屋此時已隱沒在幽暗的夜色中。我並未發現任何人車的蹤跡。我自己的汽車則停在附近的小巷內，離河不遠。我回到客廳。電話擺在書柜上。我把聽筒遞給拉齊，然後看著他撥電話到波昂。他的雙手如少女般秀氣，而且還冒著汗。他依言行事，將聽筒對著我。他身上散發著一股舊毛毯和蘇聯香煙的氣味。電話接通了，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說的是德語，而且顯得很暴躁。我心想，對一個等待暗殺結果的人來說，你也裝得太像了吧。

「這是為了慎重起見，先生。那兒可以不必登記姓名。」

回顧過去，我們那天的討論就像是跳著一支錯綜複雜的慢舞，首先是從我們那間簡陋的廚房開始，然後結束于全能的法院——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美國總領事館里那間插著國旗的會議室。那裡的牆上所掛的尼克森總統和安格紐副總統笑容可掬的肖像，似乎是在對我們所做的努力表示贊同。

我想他剛才大概一直站在門口，因為在我走進客廳時，他急忙往回走，然後雙手合攏，撐住下巴，笑眯眯地看著我，問我結果如何——我的決定是什麼？

正如美國人所說的，也許你曾躬逢其盛。他們猶如作秀趕場般，不知疲倦地奔走於美國中西部，也許你就曾坐在觀眾席里，欣賞過其中一場激動人心的表演。他們跟大眾握手致意，舉辦巡迴演講，定價一百美元的票券，全部兜售一空。我們將其稱為西奧多及拉齊的秀。西奧多就是我所要提的這位教授的名字。

「偶爾。」我答道。

除此之外，偶爾我也會認為上帝在作弄人類，而讓一個人的內在及外表有著極大的差異。其中有些人遭到挫敗而被識破了。也有人繼續地囂張跋扈，直到他們的表面功夫面臨質疑。還有少部分的人什麼都不做，只是打扮得人模人樣，然後猶如上天寵兒般安穩地接受他不配得到的尊敬。

「他問我是不是西奧多教授，我說是的。他報出自己的姓名，並且說：『教授，請你原諒，我到這兒來，原本是準備用絞殺器或者氰化物子彈殺死你的，但是我不想這麼做，我是你的門徒和崇拜者。我希望向你投降，並且留在西方。』」

「奈德先生，這是事實，」他謙恭地向我提出抗議。「這是你們這些勝利者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你們掠奪了我們國王統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們把這些土地給了捷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奈德先生，你們把我們的土地給了這些無賴！而我們匈牙利可都是有教養的文明人！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為什麼？」

他聳聳肩，我覺得這動作有些失禮。

「今晚之前你是否見過教授？」

「奈德，這是緊張使然。」托比寬宏大量地解釋著。「在異鄉暗殺一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人，私底下多少需要一點慰藉——你懂我的意思嗎？」

「巴納比，我看這件事得立刻進行才有新聞價值。」帕弗里在我正要前往花園時說道。「打鐵要趁熱。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第二天上午，托比從倫敦搭乘第一班飛機抵達慕尼黑。他身穿厚呢大衣，頭戴皮製軟氈帽，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歌劇團的經理，而不是一個四面楚歌的間諜。

斯邁利打斷了我的思緒。「好了，奈德，我認為你有點大驚小怪。每一座教堂都有需要自己的聖陡，即使是反共教堂也不例外。當你仔細觀察后，你會發現那些聖徒也不過只是一幫偽善者罷了。但是一旦他們得到了這份差事，就沒人會說他們毫無用處。你看這件襯衫行嗎？還是我應該再熨一下？」我們坐在他的客廳里，啜著蘇格蘭威士忌，並傾聽著拜沃特街上那些參加社交活動的常客起鬨所喧鬧的聲音。

「是關於我的英國護照的事。」

「他大概剛好走霉運被逮到了吧。」我說。

就在此刻，米爾頓的消息使我完全領悟了。如果教授敢以他的廣播節目來魚目混珠，那麼還有什麼人他不會欺騙呢？

傑弗裡帶教授和他的太太到他的卧室去休息，阿諾德則和拉齊坐在客廳里。我穿過花園走進了船屋。在這裏我終於可以使用加密電話和托比·埃斯特海斯聯絡。他顯得異常鎮靜，似乎早就在等候我的電話了。

托比搖下他那邊的車窗，陶醉在田野的芳香之中。

我們又傾聽著街上的喧嘩聲。一個女孩正在放聲大笑，有個男人則在發脾氣。有人按了聲喇叭，開著車呼嘯而過。喧鬧聲平息了下來。當我走回頭越過河道朝自己位於巴特西的住處走去時，我在心裏想著：斯泰芬妮就是我的安妮，不同的是，我一直都沒有勇氣讓她辜負我，打擊我。

「他是一個演員。一個來自德布勒森的蹩腳演員，噢，真的非常蹩腳。」

「什麼樣的保證？」那位紅光滿面的外交部人員問得太快了，連哈利·帕弗里都來不及搶在他前頭說話。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殺了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沒想到我完全猜錯了。

我緩緩地開著車，並且盡量保持沉著地把我花了一夜所研究的結果向他報告。我希望能在我們到達湖邊那座房子之前讓他知道我所深知的一切。

我等他收好武器，然後將它們拿過來。我把軟殼子彈裝進左輪手槍。就在我這麼做時，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他去幹什麼啊？不是去出席那次生化武器會議吧？那可是一件轟動的新聞啊！」

然而當我們一談到與現今局勢較相關的問題時，教授就很奇怪地不願發表他的觀點。

我沒能明白他話中的含意，仍自顧自地說下去。那個波昂的電話號碼是一個匈牙利軍事武官的號碼，他在記錄上的名字確實是彼得。他是一名已經驗明身分的匈牙利情報官員。我帶著點含蓄的諷刺意味說道：

「她以前是名演員，先生。她曾是布達佩斯一名極出色的演員。」

「還有你的雨衣。」我說，然後就看著他到玄關把它拿過來。九九藏書這是一件嶄新的雨衣。口袋是空的。奧地利的產品，品質挺不錯的，這一定花了不少錢。

「奈德，可是十五年的霉運也太長了一點。」

「哈利，我始終都是跟著你的。毫無疑問。」

我並沒有坐下。我心中矛盾重重，一點也不覺疲累。我想著那些空的咖啡杯，以及那些只剩餅屑的空盤子。當一個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時，誰還會有心情去吃甜餅，喝咖啡？拉齊又坐了下來，臉上堆滿魔術師一般的笑容。教授和他的夫人坐在房間里的不同位置，端詳我臉上的表情。我心想，他們吵過架；危機使得他們各處一隅。我想，那是一把美製的左輪手槍，但是那個空彈匣可不是老手平常所使用的那種，還有那雙踏過地毯或打過臘的地板時，都會留下清晰鞋印的東歐皮鞋；以及會在槍膛里燒盡的氰化物。

但是在我找到斯邁利宣洩心中怒氣之前，我並沒有接到晉陞的通知。此時斯邁利剛辭去代理局長的工作，正打算要退隱到學術界。我則暫時回到倫敦休假。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到拜沃特街去找他，當時他正在收拾行李，準備去度周末。他聽我講完，先是輕笑幾聲，然後便哈哈大笑起來。他低聲說了一句：「噢，托比。」叫得可真親切。

「奈德，女人啊，其實是一個犯罪階層。我們最好只管喝湯而不要去攪混它吧。」

「先生，是城邊一家不很起眼的小旅館。」他略帶歉意地笑笑答道。「更像是一家妓院。沒錯，應該是一家妓院。在那裡隨時可以見到許多男人進進出出的。」他告訴我那家妓院的名字。我覺得他似乎有點要向我推薦小姐的意味。

她猶豫不決地走進屋裡，好像認為我會揍她似地，但是我早已沒有了怒意。

而我的確得到了證實。一開始真的是如此。西奧多實在不簡單。我以為自己與梅貝爾的婚姻已經使我喪失了這種急切的狂熱，在某方面也確實是這樣，然而那天晚上看到他向我敞開大門，我卻覺得自己像是走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中歐歷史遺迹，我只能恭敬地坐在他的腳邊，像其他的信徒一樣，接受他智慧的薰陶。這就是情報工作的目的！我當時心想，不為別的，光是這樣的偉人就值得我們去保護！我不斷地想著他那豐厚的文化涵養、廣博的學識，以及多年來的諜海歷練。

這又讓我感到驚訝。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經確認教授是西方的一名有價值的間諜——而且已效力十五年——誰都會想到他們一定會懷疑教授的電話。

「拉齊也加入了『戰局』嗎？」

若各位覺得這些還不夠精採的話，我可以再補充說明一下。慕尼黑曾是大德國狂熱思潮的發源地，這種思潮的擁護者認為一九三九年德國所佔領的疆界只是大德意志帝國所需領土的一小部分，換言之只是些開胃小菜。東普魯士人、撒克遜人、波美拉尼亞人、西里西亞人、波羅的海人和蘇台區的德國人全都群起抗議本身所遭受的極不公平待遇，而這些煽動抗爭的人均從西德站那兒獲得了一筆豐厚的報酬。不知有多少個夜晚，當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過那些瀰漫著啤酒味的街道回家看梅貝爾時，我都似乎聽到了那些間諜正在希特勒昂首闊步的幽靈之後高唱著凱歌。

他在布達佩斯教授一門乏味的哲學，並獲得了他那些溫和派學生們的擁戴。這些人從西奧多的話語中所感受到的熱情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因為他從來就沒打算要成為一位演說家，修飾辭令的事該是那些瞎起鬨的烏合之眾做的事。然而，他還是盡了某種努力去迎合他們的需求。他覺察了他們的熱情，並以一種天生安撫者的姿態作出回應——憑良心說，他的語調可說是相當溫和了，那是一種能夠表達一切而又讓他們崇敬的語調，再配合他優雅的舉止，和一種代表著淳美舊有秩序的風度。那時他已經上了年紀，需要年輕人的崇拜來恢復些活力，然而卻經常是徒勞無功。由於虛榮心作祟，他任由自己繼續置身於反革命的陣營里。所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那個可怕的夜晚，當蘇聯的戰車從邊境上折轉過來包圍布達佩斯時，他別無選擇，只有逃命，最後還成功地撲進了英國情報部門的懷抱。

「那是什麼時候？」

「您說什麼？」

然而托比只是專註地欣賞著巴伐利亞的風景，根本沒去思考我話中的含意。「奈德，相信我，這些大兵都是笨蛋。匈牙利搞軍事情報就和他們在吹軍樂一樣，你懂我的意思嗎？他們真的會笨到把自己的屁股都給吹破。」

「我。」教授說道。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全球廣播》。」她說。

不，不，他是位了不起的人，一個好人，而且他為我們工作了十五年。一般人都認為，如果一個人的身材高大，那他一定很有權威；如果他的言詞動人，那他的文章一定也是擲地有聲。如果他看起來像謝勒，那他的看法一定也和謝勒一樣。如果他的笑容意味深長，那麼他一定也有相當的內涵——這是個以表象判斷一切的社會。

「國內的人員正在重新評估他的工作。奈德，不妙，奈德。情況很糟。他在電台所推出的《嗨，匈牙利》這個節目中採用的某些資料早就有人發表過。他們發現有一段文字和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當月》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完全相同。原作者一聽到廣播就認出那是他寫的文章，因而大為惱火。」他倒了一大堆番茄醬。「說不定哪天我們會找他就這件事全面而坦白地交換些意見。」

「請問你是彼得先生嗎？是件私事。」

「你是彼得先生嗎？」

「先生，晚安。我想和彼得先生說話。」

托比雖然是個只求自保的人，但此時亦會意地一笑。「哈利，我得說所有最優秀的間諜都會這麼做的——相互利用，即使是西奧多這種層次的人也一樣。問題是，既然他已鳥盡弓藏，那麼我們除了免除麻煩之外，還會有什麼損失呢？噢，我是說，我在這方面並不是專家。」他補充道，並衝著巴納比露出逢迎的笑臉。

「奈德，我得說，匈牙利這個地方其實是個很難搞的目標。」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這一點時，他卻振振有詞地說道：「這裏太公開了。這裡是一個公開的目標，你只能弄到一大堆你已經知道的廢物回來。如果你弄到的不是真正重要的情報，那麼就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兒——誰會要這些東西呢？西奧多所提供給美國人的情報才讓人嘆為觀止呢！」

教授到達維也納以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打了一通電話給一位住在牛津的匈牙利籍朋友，教授毫不客氣地向他朋友要錢，並要他寫信向人舉薦自己，介紹自己的才華。碰巧他這位朋友也是情報局的朋友，而那時正是局裡在大量招募人員之際。

為了表示禮貌，拉迪斯勞斯·卡爾德從椅子上起身，使勁地握住我的手，好像我們剛完成了一筆大交易似地。

「今天下午，先生。今天下午五點鐘。」

當我們這兩位英雄謙卑地登台亮相時，也許你也曾隨著難以計數的眾人起立鼓掌。高大而耀眼的教授穿上了為這次巡迴演出而買的幾套貴重衣服的其中一套，而拉齊卻又矮又胖，一句話也不說，淺色的雙眼使他顯得一副鬼靈精怪的樣子。他們還未開口說話之前，眾人就已起立鼓掌，他們講完時更是獲得了如雷的喝采。引述塔爾薩《先驅報》上的話，掌聲已不足以宣揚他們的偉大，「兩名美籍匈牙利人單槍匹馬，奮勇地在鐵幕里打下了一片天地。」

第二天我收到了有關護照問題的回信。托比解釋問題的癥結在於美國情報機構的匈牙利科近幾年來變動頗多。他說目前正在努力——他這種消極的口氣實在令人懷疑——查明美國人或我們本身許諾過什麼樣的條件。他並表示在這段期間我應該避免和西奧多討論這個問題——這下子當事人似乎變成了我，而不是教授。

我把他的雨衣扔給他，然後環視四周，看他有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什麼也沒有。我要他們三人保持肅靜，並領著他們沿著那條拖船路穿過花園，坐上我的汽車。她是一位演員，我心裏想著，但檔案里卻對此隻字未提。我安排教授和海倫娜坐在後座，拉齊跟我坐在前面。我們靜靜地坐了五分鐘，我等待著是否會有任何我們已被監視的跡象出現，結果一點動靜也沒有。此時已是午夜，一輪明月高掛，眾星閃耀著。我繞城行駛，並且一直留意著後視鏡，然後便掉頭往西南方朝施塔恩貝格湖駛去；我們在那兒有個秘密聯絡點，以用來對間諜們簡報並聽取彙報。這棟房子靠近湖邊，並由隸屬倫敦站點燈夫組的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長發怪人看管。這兩人的名字是傑弗里和阿諾德。我們到達那兒時，阿諾德正守候在門口，一隻手插在他那件土耳其長袍的口袋裡，另一隻手則放在身體另一側，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樣子。

我在寫這段故事的時候，他們是否還在干那種事？噢，我想他們還繼續在干吧，比起過去我常在他們之間走動的時候，他們現在看起來已不再那麼狂熱了。斯邁利曾對我引述過賀拉斯·沃波爾的話——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有點陌生——沃波爾說：對那些慣於思考的人而言，這個世界是出喜劇；對那些只用感覺的人來說，則是出悲劇。呃，就喜劇方面來說，慕尼黑有巴伐利亞人活躍其中，使這個城市屹立不搖。至於悲劇方面，那就是它過去那段傷痛的歷史。

「是啊，就是這麼回事。」

我心想，身為一位忠實的專案主管，就應該儘力幫助手下的間諜，於是我便親自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我早就了解托比，所以決定從一開始就依循官方作法：不要輕易承諾，不要空口保證。我把西奧多的要求轉告托比，並請求他有所指示。不管怎麼說，他畢竟是我的主管，是我在倫敦方面的靠山。如果美國人不願履行提供教授公民身分的諾言，那麼這個問題就必須由倫敦和華盛頓，而不是由慕尼黑方面解決。如果出於我不知情的某種原因，上級決定發給他一本英國護照，這也要有第五處的全力支持才行。從前內政部隨意給予情報局工作人員英國公民身分的時代過去了。自從海登垮台後，那個時代就結束了。

我只是想著，藉口太多，而沒去留意他那副動人的笑容。一段話里有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覺都告訴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相信現在我所聽到的事情。暗殺計劃太草率，壓根兒就無法讓我相信——那些可輕易識破的證件、口袋裡的東西，還有那雙皮鞋——沒有一絲在執行任務的可能性。蘇聯附庸國所發起的一些不甚高明的行動我見多了，這種業餘水準的演出是很正常的，讓我不安的是，這些人似乎是在我面前裝模作樣地編了一個故事，而他們自己卻有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他們只是叫我到這裏來幫助他們脫離嫌疑，然後這群人就會要求我閉上嘴巴，繼續為他們做事。

我抓住這個機會溜了出去，來到海倫娜身旁。她噘著嘴，臉色蒼白——我不知道是由於害怕、氣憤，還是疲倦。當她開口時，她總是得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才又開始說話。

「是八點，先生。八點鐘的火車。」

他們全都等著我往下說。就好像是在等著柳暗花明似地。最後托比開口說話了，他又生龍活虎了起來。

「拉齊有沒有得到秘密警察的協助？」

與會人員大概有二十多人，由總領事主持會議。他臉色蒼白，來自中西部，而且和帕弗里一樣，以前也是律師。此刻他正滔滔不絕地談論著「反響」這個主題。米爾頓·華格納坐在謝里頓和德邁的中間。在我看來，謝里頓和華格納顯然已接獲指示，不管他們私下怎麼想，都不許流露出任何疑慮的神色。或許他們也已經體認到，想甩掉已無價值的間諜，還有比把他們送到美國新聞處去更糟糕的方法。當時新聞處有四名我不認識的代表與會，個個皆流露出疑惑不安的神色。

「他是西奧多的朋友。」

「但是他對你真的有什麼幫助嗎？我只想知道這一點。我是說間諜總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對吧？十五年吔。」

說完，我便從他手中拿過信件，仔細看著上面的郵戳。時間最長的是三個星期以前寄出的，最短的也有一個星期。我們走到那張布滿灰塵的小桌邊。他嘆了一口氣，坐在椅子上；然後他打開一個抽屜，從一個隱秘的小隔板內取出兩瓶化學藥劑及一枝畫筆。他拿起第一封信，沉著臉仔細端詳著，然後用一把小摺刀切開信封。

「是德https://read.99csw.com布勒森的帕利。他一直在羅馬尼亞訪問。」

托比一聽到巴科克斯這個名字，嘴角便流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他們也把列奧扯了進來嗎？聽著，列奧這個人愛慕虛榮，只會去刺探那些公爵夫人。」他哈哈大笑，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列奧在某家劣等旅館里，把絞殺器交給一名全身臭氣熏天的殺手？奈德，說點別的吧。我說真的。」

「請直說。」我說道。

「這件事由我丈夫負責。」她說。

沒錯，這個我得承認，匈牙利人確實嗜殺成性而且殘酷無情。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事實，拉齊仍然是個騙子，西奧多也還是他的同夥，至於托比嘛……

「維也納，是從維也納來的。」他又重複了一遍；一副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似乎是要把我捧成全城皆知的一個顯赫人物。他再次扭動屁股，顯然變得更加恭順。「我是搭今天上午的第一班火車到慕尼黑來的，先生。」

我發現他能迅速地激怒我。「你是坐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車來的，對吧？火車離開維也納時商店都還沒開門，對吧？那位匈牙利外交官是昨天深夜來找你的，在這之前你身無分文。所以你倒說說看，你是什麼時候買了這件雨衣的？你拿什麼去買雨衣？還是這件雨衣是你偷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次我打電話給她的一位姨媽，」我說道。「那時我不該與梅貝爾吵架，住進了旅館。那時已經很晚了。我想我大概是多喝了一點。」我心裏在想，斯邁利是否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但隨即又覺得自己是過慮了。「可能是我自己認為接電話的是她姨媽，也有可能是個傭人。不，應該是她姨媽。」

「奈德先生，如果我可以這麼稱呼你的話，」教授說道，「有件事一直沉重地壓在我心上。在我們的業務關係開始之前，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機會提出來。」

「你看過她的戲嗎？」

「是一件雨衣。」海倫娜糾正他。

「是的，先生。當時下著大雨，而我又沒有東西可遮雨。」

我瞥了拉齊一眼。「你會說德語嗎？」

「奈德，我得說西奧多——他絕對是我們的巨星。」我要離開倫敦時，曾和托比一起吃了一頓差點由他付帳的午餐，席間他很有自信地告訴我，「他是舊派人物，做事謹慎，勤奮工作那麼多年了，一直都是赤膽忠心。西奧多是我們手中的王牌，絕對是的。」

「這個你稱作拉齊的傢伙是一名罪犯，」我說。「他如果不是個狂妄的騙子，就是一名自首的殺人犯。他用假證件來到德國，準備暗殺你和你太太。不管出於何種理由，你都有權利把他交給西德警方，這樣你就與他毫無瓜葛了。你要這麼做嗎？或者你希望由我們來決定？你說怎麼辦？」

「甜餅是早已做好的。」

「彼得先生，是有關蘇西的事。」拉齊解釋道，同時瞥了我一眼。「蘇西今晚不回家。我想她會和朋友們在一起。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會照顧她的。彼得先生，再見。」

「請繼續。」拉齊說。

「你知道他們跟他說了些什麼？『教授，你根本就是在玩命。你以為自己能應付得了嗎？』你知道教授是怎麼回答的嗎？『大使先生，我們唯有誓死冒險才能保護文明社會。』他的態度鎮定自若，不卑不亢。拉齊也是。奈德，這事了結以後，你去睡會兒好嗎？我會替你打個電話給梅貝爾的。」

又過了幾個星期，西奧多和拉齊搭檔的節目如日中天。托比也跟著紅了起來。這件事他參与了多少？他知道多少？是全部的情況？他是不是為了要利用完他那名陷入困境的間諜僅有的剩餘價值，然後把他打發掉，所以才憑空杜撰了這整齣戲呢？我經常暗自懷疑這齣戲是由這三人挂帥主演，而海倫娜則是一位不太情願的觀眾。

「我們就要拿到護照了。」她說道，隨即坐了下來。「一切就要重新開始。」

「所以你請他進來？」

他想要爭辯，不過馬上又改變了主意。他們倆像一對陌生人般生硬地手挽著手，大步地走出房間。

我們之間陷入冗長的沉默，不過這次我並未誤認他睡著了。

海倫娜卻不同意。「不是的！西奧多先問了我的意見。」她語氣堅決地說道。在今晚以前我還沒聽過她糾正她的丈夫，而現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她已經糾正了他兩次。「他叫我，然後說：『海倫娜，我們有位客人。』我說，『那好啊。』然後他就請拉齊進屋。我接過他的雨衣，將它掛在大廳的衣架上，然後我再去煮咖啡。這才是事情真正發生的經過。」

我回到屋裡時，看見托比和教授正窩在客廳滔滔不絕地交談著。托比對教授的崇高敬意看來似乎是有增無減。拉齊正在幫阿諾德洗碗，兩人還一起低聲竊笑著。拉齊顯然是在講黃色笑話。海倫娜則不見蹤影。接下來，輪到拉齊單獨和托比相處，教授和他太太則不安地在湖邊散步。他們每走幾步就會吵起來，最後教授只好轉身大步走回屋裡。

「呃，奈德，我們以為他才對你們有幫助。聽托比的口氣，你會認為西奧多正獨臂支撐著整個自由世界。」

「他知不知道你們在調查他？」

「這是另一場災難。」這就是他要說的全部內容。「所有的一切都是特里安農條約和猶太人所造成的後遺症。」

「你們在慕尼黑時，拉齊提供過情報給你們嗎？」

「如果無法達成任務，所有的公用電話都可以，先生。然後彼得可能會下新的指示，也有可能不會。如果沒有新的指示，我就立即回到布達佩斯。再不然彼得會說，『那就明天再看看吧。』或是說，『這兩天之內再試試。』這件事完全得由彼得定奪。」

手冊上說，當你產生疑問時，那就按照作業程序來。他們是否正在監視這棟房屋？即使要監視這棟房屋並不容易，這樣的假設仍是必要的。十五年前負責西奧多案子的主管相中了這個地方。房子位於死巷底，而且後方就是一條河。前往花園的通道是一條廢棄的拖船路，而從附近走過的人大都還能看到屋子的前門。或許已經有人注意到拉齊進了屋裡。

三個星期過後，這件事仍然懸而未決。有一次我在大都會餐館與米爾頓·華格納共進午餐。華格納是個老手，在美國情報機關中擔任與我相當的職務。他奉派前來慕尼黑，擔任美國情報機關的東歐行動主任，這也將是他諜海生涯中的最後一件任務。大都會餐館就是那種到處都有的美國式餐館，供應脆洋芋片和大蒜醬，以及上面叉著許多塑膠牙籤的總匯三明治。

我告訴他，不只是美國人，就連西德人都不知道拉齊的來路。而且據托比所言，倫敦方面也不知道。

你們還記得書中那個威瑟比上校的人嗎？還記得那位精通七種歐洲語言的喬裝大師嗎？還有東歐反抗軍的領導人，以及那個「進出鐵幕，來去自如，鐵幕對他來說就像是一扯即斷的絲線所織成」的人嗎？那個人就是我，奈德。謝天謝地，那個部分不是我寫的，而是美國情報局在巴爾的摩所吸收的一些見錢眼開的體育記者的大作。我寫的是一份描述那位偉大愛國者的介紹性文章，標題是〈我所認識的西奧多教授〉，這是托比和情報局第五處叫我寫的。我為那本書取的書名是《諜報詐術》，但是第五處認為這個書名會產生誤解，所以未加採用。不過他們改以晉陞我的職務作為補償。

「他來這裡有多久啦？」我問教授。

「剛開始時只有一點點。不過在其他情報來源沒什麼收穫時，他提供的數量就增多了，後來更多。拉齊為西奧多準備資料，西奧多再把它們賣給英國人和美國人。我們如果不這麼做就會身無分文。」

「奈德，但是他們的確是在進行暗殺呀。」他費勁地穿上一套斜紋軟呢西裝，同時表示他的相反意見。「我是指匈牙利人。就算是根據東歐的標準，他們也是最邪惡的暴徒之一，不是嗎？」

然而我同時陷入了困境。我別無選擇，也沒有時間去查證，所以只能相信他們告訴我的一切。我就像個醫生，即使懷疑病人是在裝病，卻也只能依癥狀進行治療。根據遊戲規則，拉齊本身就是一項意外的收穫，姑且不論他是多麼無能，一名來自匈牙利的殺手要投奔自由這種事也並非天天可見。按照這種想法，這種殺手目前就正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因為這樣的暗殺行動，竟沒有人在一旁監視，實在是令人無法置信。

我走到收音機前把它打開。一個性別不詳，聲音高亢的牛津派學人正在大談濟慈我心想，謝了，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我關掉收音機。

我心裏納悶這種含有劇毒的藥粉如何能經得起槍管里的高溫而不融化。

「這跟這個故事有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不帶你的太太去書房呢？」我說。

「還在別的地方見過她嗎？」

或許你們讀過他們寫的那本書。我們的美國同行把這本書塞給了麥迪遜大街一家奉公守法的出版社，並且發動一大群聽話的評論家大事吹噓，使該書得以在非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上弔了兩星期的車尾。我希望你們真的讀過這本書，因為雖然這本書的作者用的是他們倆的名字，事實上我也寫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還取了書名，只是我們的美國同行對我取的名字有點意見，因而駁回未加採用。這本書出版時的書名是《克里姆林宮的殺手》。稍後我會告訴你我原先取的是什麼。

「是的。」

「什麼事？」

那三位鬥士當然沒有出席我們的討論會，他們坐在接待室里。分發三明治時，我們也送了滿滿的一盤給他們。最後當他們被召喚進來時，有幾個與會人員熱烈地鼓起掌來，這一定是在他們上演了這麼多出精採好戲后，所聽到的第一次真正喝采聲。

「那名來暗殺的傢伙怎麼辦呢？」那位叫諾曼的人說道。「他會和我們合作嗎？如果我們就這樣像待在樹上的鴨子不安地枯坐著，實在挺危險的，不是嗎？」

「你有行李在那兒嗎？」

「奈德，你得明白我們已提出過警告。只不過這個信息石沉大海啦。這年頭你們的日子可不好過。我們不都清楚這一點？」

「實情就是等待！」

幾個星期後，我回到倫敦，並且當面告訴托比海倫娜所說的話。他既不驚訝也不後悔。

「你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他結結巴巴地說道。

「我認識她，先生。我當然認識她。」

「但是難道他們沒有向你承諾——基於你卓越的貢獻？我相信他們應該有所承諾啊！」

「他們兩人都是騙子。從他們出生那天起，他們就開始撒謊。一直到臨死前他們都還會撒謊。」

我無暇去考慮她這句話里的玄機。「那麼就請你們收拾一些過夜的用品，五分鐘后在花園門口等我。」我說道，然後回到客廳去找拉齊。

「我們今晚也許可以開個派對。」他提議。「法務部的哈利·帕弗里會和外交部的幾個傢伙一起來。哈利人挺不錯的，是個很典型的英國人。」

「把你口袋裡的東西掏出來。」

「這是氰化物。」教授見我困惑不解，便解釋道。「這是惡魔的發明，這種子彈只要擦過目標，就能完全置他于死地。」

「等待什麼？」

「拉齊是誰？」我說。

我們分乘兩輛汽車。托比和那些匈牙利人坐一部車，而我則和帕弗里及外交部官員坐上另一部。帕弗里替我開車門時，碰了一下我的手臂，丟給我一句很傷人的忠告。「奈德，我看從現在起，我們得同心協力了。勞累是一回事，如何反制詭計可又是另一回事。對吧？同意嗎？」

「也許是吧。」

「請說吧。」我很大方地說道。

她往屋裡走去，真是個高貴的女子。就在她進屋時，一輛黑色的豪華轎車出現在車道上，然後，哈利·帕弗里，情報局的法律顧問，由兩名英國政府官員陪著從汽車上走下來。我認出較高的那位是亞倫·巴納比，他是外交部異常之情報與研究部門的權威人士，專門負責最無創意的共黨反宣傳工作。托比一邊與他們熱情地握手，一邊用另一隻手示意我過去。我們走進屋裡，並各自就坐。

我點頭示意拉齊往下說。

「你和我們那位傑出的學術界朋友處得怎麼樣？」在我們很快吃完飯後，他以那種美國南方的慵懶緩慢語調問道。

「十分年輕。」

我打開門，看著她昂首離去。

「是我，你這個小丑。」我輕聲地說道。

這句話已足以令在座的人深受感動而起立鼓掌。

「呃，我看我們應該和那幾位演員見個面，這可是相當重要的。」當我朝門口走去時，巴納比這樣說道。「托比，我可以叫他們下來嗎？看看他們在聚光燈前的表現如何。」

幾天以後，我按照規定，拜訪了住在格羅夫納廣場的拉塞爾·謝里頓，向他道別。謝里頓是美國情報機構駐倫敦的負責人，但是他也負責指揮他們在整個西歐的行動。在和他談話時，我耐心地等待機會，然後提到了西奧多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