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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八章

我瞥了上校一眼,不過他似乎是在打瞌睡。
「不,不是彼得。」
「他是位基督徒,不是嗎?基督徒類型的年輕人很虔誠。」
「大叫嗎?」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像敢死隊。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嗎?」
她毫不猶豫地開始,彷佛又重執教鞭。就某種意義而言,她的確是如此,因為我馬上就明白她曾為每個人——或者說是每個被她視為資產階級的人——用這種方式上過課。她說她要發表一項聲明,並且希望我能將它轉達給我的「同僚」,她是這麼稱呼他們的,因為她覺得有關當局對她的地位不夠重視。她是戰俘,就如同任何落入巴勒斯坦人之手的以色列戰俘一樣,她有權享受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待遇和權利。她是此處的一名遊客,她從未對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然而現在卻只是根據一些他國捏造的證據,她就被逮捕了,這根本是處心積慮地要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展開挑釁。
就如我描述的那樣,我們都坐了下來。拉維上尉的臉被布麗塔遮住,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上校並沒有站起來和布麗塔打招呼,就算現在她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沒看她一眼。他好像突然變得不抱任何希望。他看了一下手錶。他的手錶是用純鋼做的,就像是他戴在棕色手腕上的一件武器。布麗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樣光滑白皙,不過另外多了一道手銬磨出的紅印。
「我是彼得,不過我想我不是你的彼得。你打哪個房間?」
也許那位年輕的上校察覺到了這一點,因為我雖然是從賽普勒斯飛過來,但畢竟我是在幾個小時前才剛離開黎巴嫩,因此身處當地所得到的感受或許此時仍在我臉上有跡可尋。
我不想讓她摸清我的底細,於是便說沒有。不過這碰巧也是實話。
「那麼請問你想問些什麼呢?」布麗塔問我,彷佛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你希望我把那個愛爾蘭人交給你嗎?無名氏先生,我這個案件還有什麼方面會讓英國人感興趣的?」
「你是幹什麼的?」
囚犯們被帶出牢房時,起初都會胡言亂語一番,所以我很謹慎地回答她。
「案子?我是一件案子嗎?真有意思。我還以為我是一個人呢。請坐,無名氏先生。」說罷她也自行坐下來。
「很好。」我說。
「先生!這位是索爾,先生,」她說——或許是叫默爾特,也有可能叫希德,不管是什麼名字。「先生,他在問你是不是那位記者。」
一陣死寂。這是夾雜在槍戰聲中唯一真正的死寂。
我乘坐吉普車從貝爾謝巴趕到那裡,替我開車的是一位年輕而又英勇的情報上校。他的父親在少年時代就接受了那位古怪的溫蓋特將軍的訓練,因而成為一名夜間突襲隊員,那時正值英國託管時期。這位上校的父親還記得溫蓋特曾經光著身體蹲在營帳里,藉由燭光在沙地上草擬作戰計劃。每一個以色列軍人似乎都很喜歡談論自己的父親,然而英國人卻只有極少數才會這麼做。託管期過後,他們認為自己已經看清我們了,因為我們還是沒變:仍然是反閃族、無知、帝國主義者,例外的人數恰好可以使我們全體得到救贖。迪莫納,這個以色列人儲藏核子武器的所在地,就在這條路的前方。
換成是我的話,此刻我會藉助幽默感脫困,然而斯邁利卻選擇了認真地看待她這句俏皮話:
我偏愛將生活中那些荒唐的經歷寫下來,所以,當我重溫那些我向你們描述的插曲時,我都替它們取了個類似俠盜故事的名稱,來強調它們的毫無意義:貓熊——我是在保護我們的中東利益!班——我正對一名英國叛徒窮追不捨!蓓拉——我做了最大的犧牲!西奧多——我捲入了一場大騙局!傑茲——我全程參与了那場遊戲!不過我得承認,傑茲這件事的確有其他正面意義,即使這件事就像多數諜報事件一樣已成過眼雲煙,而且和現在席捲他祖國的那股人民力量並無關聯。
「你是指我丈夫嗎?」
所以我們來到了旅行者餐館,並在靠窗的桌旁坐下。我們很快地就喝完了一瓶桑塞爾葡萄酒,此時吉爾斯突然開始談起了他最近到紐約的聯邦調查局從事友好訪問的情況。他的開場白講得相當自然;但是接下來他的聲音卻像是走了調,雙眼則是出神地望著只有他知道的某個遙遠的地方。剛開始我以為這是酒的緣故,但是吉爾斯看起來不像是個酒鬼,而且他也不像酒鬼那樣地猛喝。他說話的方式十分具有說服力——而在他接著往下講時——更帶著一種充滿幻想的張力。
「那你呢?」
突然地,現在變成了我在替他寫這篇東西。寫給她,安霓。我先是在心中想著,然後就開始在他那篇文章旁邊的空白處寫起來,接著我從公事包里取出一張A4的紙,很快地就寫滿了一張,接著我又拿了一張來寫。我渾身汗流浹背。這就是貝魯特的夜晚,此刻一切都已平靜下來,但是卻有一股潮濕的、讓人發癢的熱氣從山邊傳來,此外還有一片如硝煙一般的邪惡灰色迷霧,瀰漫整個海面。我一邊寫著,一邊納悶她是否還會打電話來。我就像一個飽受炸彈驚嚇的男孩,正在寫信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孩。我寫的——正如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感到沮喪——都是些矯柔造作的垃圾。我只不過是在宣示乖張的愛意,絮叨著濫情的感慨,裝模作樣地談論著人類罪惡不斷地進行著惡性循環,以及人類總是找藉口做壞事。
我要找的那位德國女人布麗塔,原來是住在以色列的內蓋夫沙漠之中。她住在一處陰暗的營地里,離一個叫里維姆的村落不遠。營地周圍有耕地,同時並架設了雙層鐵絲網,此外每個轉角都有瞭望塔,上面有人站崗。這個營地里除了她之外,是否還關著其他的歐洲囚犯,我就不得而知了。她僅有的夥伴是一些年輕的阿拉伯女孩,主要都是來自約旦河西岸或加薩走廊的貧窮村落。她們都是禁不住那些巴勒斯坦同志的勸說或脅迫,而對那些令人痛恨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採取殘酷的行為,而她們所做的大多是在市場里安置炸彈,或者是將炸彈扔進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車裡。
這是一篇悲壯的文章,很快地就令人不忍再往下讀了,全文雖然散漫,卻充滿了真情摯意,呼籲猶太人、基督徒、回教徒應共同為自己的母親和子女著想,彼此親愛,相濡以沫。它堅持採取折衷立場,並舉出了歷史上許多錯誤的先例。它提倡一種新宗教,「就像聖女貞德當年所賦予我們的精神一樣,只是當時英國人想阻止她,所以就將她活活燒死,全然不顧她的呼救及群眾的意願。」他說,這種偉大的新興運動將會:「使閃族在友愛和寬容之中團結一致。」接著文章便失去條理,動輒使用大寫字母、劃線以及一長排的驚嘆號。因此在我快要看完時,文意已經與原來的主旨大相逕庭,反而變成在談論「坐在牆邊的那一家人,包括小孩和祖父母,離爆炸點最近」,以及他們如何被炸得血肉橫飛,並且這種描述不只一次,而是反反覆覆地一直出現,每一次都讓索爾重溫一遍那段痛苦的記憶。
「那我請問你,希默思涉及的又是那一種暴力手段?」我問。
我哈哈大笑,不過並沒有回答她。
她一直都沒來找我。
「先生,那你是從倫敦來的嗎?先生,你是個編輯嗎?先生,你有影響力嗎?」
「你待人真體貼。」我說。
當我在貝魯特的海軍准將旅館六〇七室里整理著狹小的衣櫥時,這種感覺仍然縈繞心頭,此時離我床頭只有幾寸距離的電話響了起來。當我拿起聽筒時,心裏突發奇想地認為也許我會聽到大廳櫃檯的阿赫邁德打電話告訴我,他已經替我在二十一樓安排了一個房間。不過我猜錯了。第二首超現實插曲才剛剛開始演奏序曲。
像唐吉訶德一樣,我曾發誓要阻止邪惡的竄流。然而在我陷於生命的最低潮時,我曾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助長了這股污流。不過我仍然期望這個世界能給我機會,讓我有所貢獻——而我責怪這個世界竟不知如何重用我。
「注意門口,我來了。」她說道,隨即掛了電話。
「既然她知道我聽不懂,她說德語還有什麼意義?」
「我的妻子?」
我慢慢地感到他的魅力又再度吸引了他們。他們把椅子移到他前面,約略圍成一個半圓形。有些女孩子還優雅地俯卧在地上聽他說話。
「沒有。」
我沒有回答。
「彼得,把燈關掉。」
「誰是那個希臘人?」
「在雅典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小夥子怎樣了?」我撇開倫敦方面叫我不要對這件事表示好奇的指示,直接問上校。
「你叫什麼?」我問。
「如果你要待在這兒,那你就回答他的問題,否則就閉嘴,」上校說道,「一切由你決定啦。你若想現在就走,我們倒是無所謂。」他對拉維上尉說了幾句希伯來語,拉維上尉於是點了點頭。之後一名阿拉伯囚犯用盤子端來咖啡,上面還有四個杯子和一碟甜餅。他溫順地遞給我們和拉維上尉一人一杯,然後將餅乾放在桌子中央。大家都有點無精打采。布麗塔伸手去拿餅乾,懶洋洋的姿態像是在自己家裡一樣。然而此時上校也將手伸向桌旁,正好趕在她之前將碟子端走,不讓她吃。
中止,那個孩子曾經這麼說。中止以求調整。停火。我將他的話寫了進去,同時也把安霓寫了進去。我告訴他們,人類衝突史上僅有的中止,並不是為了調整以求折衷,而是為了變本加厲,中止只是為了要讓這個世界再度分裂,為了要使殺手和受害者找到彼此,使貪婪和剝奪重新凝聚。我像是關心社會福利的一個感情用事的自由派人士,寫下了這些東西,而當我早上醒來看見散落在威士忌空酒瓶周圍的手稿時,竟無法相信這是我認識的自己所寫的。
他立刻收起了老朋友的表情。「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奈德,有時我真替你擔心。你老是和女人牽扯不清,而且又喜歡對自己的健康逞強。這是你身上的荷蘭血統在作祟。好了,你要保密,這是命令。」
「和我們的工作。」
是我在無意間先注意到這個現象的。那時我正好在跟蹤一個德國女孩布麗塔,她正流落在舒富山區的恐怖分子訓練基地之間。於是我索取了一份附帶檔案,裡面包括了與她有關的一些非常敏感的監聽資料。這些情報是從美國人那裡弄來的,只有少數人可以借閱,但是當我簽字辦完所有繁瑣的手續后,卻沒人能找到這份資料。名義上這份資料是吉爾斯借走的,但是幾乎所有的文件都一樣,每一份借閱單上都有吉爾斯的名字。
即使是根據海軍准將動物園的標準來判斷,引起我注意的那個人仍顯得充滿了異國風采,氣質特殊。我沒看到他進來,所以他一定是跟在一群人的後面進門的。我看到他在大廳里,靠在玻璃門的暗處。他身穿一件條紋足球衫,一塊乾淨的白色頭巾寬鬆地扎在頭上。不是他身材瘦長,胸部平坦,乍看之下我也會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扮女裝還是女扮男裝。
「你為什麼要見布麗塔?」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想呢?」
「所以我就走進了旅館,然後他們遞給我鑰匙。『嗨,等等,』我說。『這不是十四樓的鑰匙,這是二十https://read.99csw.com一樓的鑰匙,你們弄錯了。』我當然只是一笑置之。誰都有可能會出錯的嘛。這次來和我交涉的是個女的,看起來挺凶的。『蘭伯特先生,沒錯,你是住在二十一樓。你的房間是二一〇九室。』『不,不是的,』我說。『是一四〇九室。你看看這個。』我記得自己帶了他們給我的住宿證,於是便開始往口袋裡找。她在一旁看著我翻遍了口袋,但是我卻遍尋不著。『得了吧,』我說。『相信我,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房間是一四〇九室。』她翻出住宿名單給我看。上面寫著,蘭伯特,二一〇九室。我上了電梯,打開房間,結果發現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放進去了。鞋子在這裏。襯衫在那裡。襪子放在那裡,西裝也照順序吊好了。我放在十四樓另一個房間里的所有東西都在裏面。你知道他們幹了什麼好事嗎?」
從那天以後,我終於明白了,我了解了這層道理。我在心中吶喊著,我起步太晚了!而且已經落後太多了!生命就是要去探索,否則就會變得毫無意義!然而就是因為恐懼,才使得我無法勇往直前。這就是我現在的看法。所以,對於這些屬於我生命中的超現實歷程所有的零碎記憶。請你們務必要加以領悟。在過去的我眼中,每一次相遇都是我與我自己的相遇,每一個陌生人的告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告白,而漢森的告白是最為尖刻的——根本上來說,其實應該也是最讓人寬慰的。我埋葬了母親,告別了莫妮卡和梅貝爾,在第二天飛往貝魯特。然而即使是在這麼一段旅程中,也出現了一樁令人不安的插曲。
「那並不重要。」
此時突然傳來一陣猛烈的機搶掃射聲,然後一陣手榴彈的暴炸聲蓋過了槍聲。電話那頭的聲音顯得更加焦躁不安。
此時他已轉身開始和接待員交談,但是他的臉仍側對著大廳,搜尋著他想打聽的那個人。就在這時,我看見了他的臉上和前額散布著一些紅點,很像是麻疹或是天花,不過看起來要更明顯。我推斷那大概是在某個低級旅館里被臭蟲咬的,而他的腦袋可能曾經撞上一輛破車的擋風玻璃。他開始朝我這邊走來——還是那副僵硬的動作,臉上毫無表情。他是故意的,他是個慣於受人注目的人。由於氣惱,眼罩在他手中抖動。我坐著喝酒時,他透過墨鏡茫然地看著我。之後有一個女人挽起了他的手臂。她穿著裙子,那個男孩的頭巾可能就是她送的。他們來到我的面前,此時周圍並無他人。
「嗯,」她說。「現在你應該多少了解聽布麗塔說話是什麼感受了。」
「你是誰?」她問道。
「什麼事?」
「這是場無辜者與犯罪者之間進行的戰爭。」她毫不猶豫地反駁道,然後繼續上她的課。她說,她的敵人並不只限於猶太復國主義,還包括所謂的資產階級統治原動力、對自然良知的壓迫以及佯裝「民主」的那些專制制度的持續不衰。
最後文書室發現以吉爾斯名義借出的三十二份檔案資料全不見了。其中的二十一份檔案屬於極機密文件,五份為絕對機密文件,六份屬於「存檔文件」——即任何具有強烈親猶太思想的人不許簽字借閱的文件。你們儘管批評吧。這是種卑鄙的限制,我們鮮少有人不為此感到尷尬。但是這裡是中東啊。
我未置可否。
但是那個神秘的人物繼續往前走,他如果不是尚未察覺,就是根本不在意別人的眼光。他身材修長,年輕力壯,動作敏捷,卻有些僵硬。他就像是一個失去意志的人,聽從別人的指揮邁步向前。我現在可以看得真切點了。他戴著黑色的眼鏡,留著黑色短髮及鬍鬚,所以他的臉看起來才那麼黑;而他頭上的那條白色頭巾,在強烈對比之下,更加添了這種印象。然而由於他僵直的動作,卻使得我渾身起疙瘩,並在心裏納悶自己究竟碰上了何種信徒。
拉維上尉並沒有坐在桌邊,我推測這是因為她並非是參与這次談話的一分子。她坐在門旁的靠背椅上,雙眼下垂,彷佛是要欣賞一場音樂會似地。甚至當布麗塔由兩名年輕女典獄官陪同走進屋內時,她也只是抬起眼睛,好看著三個女人經過她身邊,然後走到屋子中央停下來。她們站在那裡,一名女典獄官替布麗塔拉過一把椅子,第二名女典獄官則打開她的手銬。之後她們離去,而我們坐了下來。
「我也這麼認為。」
我也曾聽過這種「相處和睦」的說法,但是我沒有說出來。一名眼睛布滿血絲的線民曾在泰爾告訴我,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引誘她上鉤的。而她現在已經離開了營區,和她新認識的男友賽德以及他的三位朋友,去了雅典。這些小夥子都很優秀,十分能幹。他們打算擊落一架飛抵雅典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機,於是設法弄到了一挺手提式火箭發射筒,並在飛機必經航線上租了一間房子。至於布麗塔的工作則是打扮成一個毫不起眼的歐洲人,站在機場的公用電話旁,手上並拿著一部價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收音機,等飛機來時,她就把塔台的指示傳達給埋伏在屋頂上的那群小夥子。我那個累得腰酸背痛的線民說,他們一切都安排妥當了,排練也進行得頗為順利。但是當天的行動卻功虧一簣。
「無名氏先生,這是個問題還是聲明?」
她仍然平靜地凝視著我。
「你就要回倫敦了嗎?很快就要回去嗎?」
她一定知道我的房間里只亮著一盞燈,一盞搖搖晃晃、上面還斜蓋著一個羊皮燈罩的床頭燈。這盞燈放在兩張睡椅之間的櫥柜上。我關上燈。窗外的天空又出現星星了。
「但是如果她真的說德語——而且假設你又能聽懂呢?那又怎樣?」
「和彼得?」
「我指的是布麗塔。」
「可是,注意,」我表示反對。「你如果不是戰俘,就應該是一名無辜的遊客。你總不能又是戰俘,又是遊客吧。」
「布麗塔非常精明,」她略帶歉意地說道。「由一個精明的男人來盤問一個精明的女人,有時真不太容易。先生,你有女兒嗎?」
「別生氣,奈德,」當我怒氣沖沖站起身來時,斯邁利提出異議。「克萊兒很有見地。十次當中總有九次,一名優秀記者對某個事件的報導,會和間諜所得到的消息差不多。反正他們常常有著共同的消息來源嘛,那為什麼不撤掉間諜,轉而資助報社呢?在這個多變的時代里,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交代。是不是?」
上校站在門口等我。當我們走下樓梯時,他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這次我知道為什麼了。
上校質疑地瞥了我一眼。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說清楚,於是就從桌上抬起手來,詢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上校跟拉維上尉說了幾句話,之後拉維便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像是她辛苦準備了一頓飯菜,結果卻又被原封不動地收走。她按了一下鈴,召來警衛。布麗塔站起身來,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後便伸出雙手讓別人替她戴上手銬。
我再次說我不知道。
「是的,我結過婚了。」
但是當他們開始對我們共同的貴賓斯邁利找碴時——他們甚至質問斯邁利畢生工作的目的,我實在已經忍無可忍了。不過這一次出言不遜的人不是邁格斯,而是那位嫻靜的克萊兒,邁格斯的女友。晚餐時她曾滿懷崇敬地坐在斯邁利對面。
她提高了聲音。「彼得,跟我說話啊!告訴我一些有趣的事,好嗎?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一定正在發生某些有趣的事情!彼得,請你回答我好嗎?你沒死吧?你該不是躺在地上,腦袋被炸飛了吧?你就點頭說沒有吧。彼得,我不想一個人死啊。我這個人是很容易親近的。我的愛是友善的,就算我死了也是和藹可親的。彼得,回答我,求求你。」
上校把頭抬高,他正好可以用不以為然的眼神瞥見她。「布麗塔,你想回到下面去嗎?」他問她。「你想過幾個星期有麵包和水的生活嗎?」他的德語像他的英語一樣,有點怪腔怪調的。此時他突然顯得較為老成而有智慧。
「她的男朋友是誰啊?」——好像他毫不知情似地。
「我們談論的並不是惡意的行為,而是人民有反抗壓迫勢力的權利。無名氏先生,你是這些勢力的一部分,還是贊成一切順其自然呢?也許你應該解放自己,加入我們才對。」
「一點兒也沒錯。」他同意道,「我們大部分的工作不是毫無助益,就是去複製一些已經眾所周知的情報。然而問題是,間諜們要點醒的不是一般大眾,而是政府。」
毫無疑問地,布麗塔是她那個民族中的一個優秀典型。他們會說她長得「金黃的像麵包一樣」。她的身材修長,肩膀寬闊,發育良好,湛藍的大眼睛目空一切,下顎則顯得堅實而充滿魅力。她和莫妮卡年齡相當,身高接近;而我禁不住揣想著她也和莫妮卡一樣性感。當她一走進來時,我原先懷疑他們虐待她的念頭便完全消失了。她的舉手投足宛如一位芭蕾名伶,但是卻比大多數舞者更加慧黠與世故。如果她穿上網球裝或是阿爾卑斯山的農家少女服裝,一定會顯得綽約多姿,而我懷疑這兩種服飾她都穿過。就算是這一身囚衣,也無法遮掩住她的美貌;她用了某種材料替自己編了一條布腰帶系在腰間,並將一頭金髮梳理整齊披在肩上。當雙手被鬆開后,她的第一個動作是向我伸出一隻手,同時行了一個女學生式的屈膝禮。她這個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我根本來不及分辨她是出於嘲諷還是尊敬。她握起手來像個男孩似地,十分有力但是卻遲未放手。她並沒有化妝,不過此刻也沒有這個必要。
「噢,我知道,我知道我應該自己去問他。當然啦,除非你願意代我去問他。你可以請他出去吃飯——當然是簽我的帳。探探他的心思,然後告訴我你的看法。」
「他們是想竊聽我——二一〇九室里安裝了竊聽器,而一四〇九室卻沒有。我住在一四〇九室對他們沒有好處,所以他們把我搬了上來。他們以為我是一名阿拉伯的間諜。」
儘管如此,我對這件事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不知怎地,我曾經理所當然地以為,就像我過去設法克服了各種棘手的困難一樣,我對母親去世這件事同樣可以應付過去。但是這次我卻大錯特錯了。斯邁利曾說過,陰謀詭計是經不起實際考驗的,所以我心中的那點鬼主意也不例外。我想讓母親的死從我身邊溜過,並且將它視為是遠離痛苦的一種適時而必要的解脫。然而我沒想到這卻成了我自己的痛苦。
「六〇七室。」
「他是個愛爾蘭人,在愛爾蘭共和軍中擔任副官。他指派任務給投彈手,同時並勘察目標,補充裝備。布麗塔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時曾與他秘密同居。」
「跟彼得一樣?」
「那麼你提過這件事嗎?」
我的學生們決定狠狠地折騰斯邁利一下,就像他們時常對我所做的那樣。往往在我們的課程進行得極為順利時——通常是在下午講授自然掩護那兩堂課時——他們之中的一個人就會首先發難,以一種正常人根本不會有的無法無天的態度開始威嚇我。然後第二個人就插嘴,其他人則接連著七嘴八舌地幫腔。所以如果我沒有什麼幽默感的話——而我也只是個凡人啊——他們就會對我百般嘲弄,直到下課鈴聲響起,才結束這種遊戲。到了第二天,他們又統統忘得一乾二淨:他們只要抓到我一點點把柄就滿足了,現在他們想回頭繼續上課。拜託,那麼我們上到哪兒啦?起初我習慣琢磨這些情況,懷疑這是他們的陰謀,並想出帶read•99csw.com頭的人。之後經過慎重的思考,我明白了這些行為是他們的一種自然的表達方式,以用來抗拒那些極不合理,然而他們又已選擇接受的外來束縛。

或者——我倒是寧願這麼想——她只是一個擔心受怕的女子,正思念著她的男友,並渴望在夜晚降臨、槍炮聲大作時,能有個人擁著幾近崩潰的她?

一個小時后我下樓去。我坐在酒吧里,側耳傾聽每一個我所能找到的美國女人的聲音。沒有一個口音是相符的。我試著找出是否有哪個女人自稱是安霓,並且曾經引誘過一個她只在電話里談過話的男人。我賄賂阿赫邁德,要他告訴我,那天晚上九點有誰在大廳里使用內線電話,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就是想不起曾見過這麼一個感情用事的美國女人。
「我想他一定是結帳走了。我是今天下午才到達貝魯特的。這是他們替我安排的房間。」
「你認為,呃,譬如說他可能同情某些——比方說英籍猶太人社團,或是類似的組織?注意,我對他們沒有反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你是指我的職業?」
「我是一名英國官員。」我說。

「那個男人遺棄了她,所以她很氣他。」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費盡苦心地想查清楚住我這個房間的前一個客人的身分,以及他的名字是否為彼得。但是令人迷惑的是,阿赫邁德卻變得吞吞吐吐,只說他那時正回的黎波里探望他的老母,因此不大清楚,而且旅館並沒有保存什麼名單。
之後,調查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目前庫存的檔案全都被調了出來。這時文書室尚未完成電腦化,所以仍然可以找到要找的東西,或是確定那些資料遺失了。然而到了今天,如果遇到同樣的情況,負責人員大概就會搖搖頭說沒有資料,然後再打電話叫一位電腦工程師來。
「沒有。」
「就跟我聊聊吧,繼續說下去。」
接著他便自動地講起了他的故事。他是一名志願救援人員,奧瑪哈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他相信和平。他是科爾尼奇附近發生的一場爆炸的受害者。那裡有家美國人常去的阿克巴餐館是受災最慘重的地方之一,幾乎已經全毀,你們應該過去看看。這場災難是汽車炸彈所引起的,而這玩意兒最讓人頭痛了。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比汽車炸彈更讓人膽顫心驚的了。
「是你親自審問她嗎?」我一邊問道,一邊注視著他那結實的前臂,以及有稜有角的下顎。我心裏想著,或許他就是傑茲上校。
「為什麼?」
他是不是喝醉,頭腦不清楚?
「為誰工作呢?」
「先生,這是我寫的東西,我想請你把它登在你們的報紙上。」
大廳的另一個角落聚集了另一批人,這些人雖然不是那麼耀眼醒目,但是卻經常更能引起旁觀者的興趣。這群人裏面有投機商人、軍火販和毒販,穿著正式禮服的小外交官們,以及那些具有影響力並握有重要消息的情報販,在雙眼不停地掃視著大廳里的人們時,他們都在心裏打著如意算盤。還有那些間諜——來自各方的間諜——也正在公開交易,因為在貝魯特,人人都涉足這一行。在這裏不論男人或女人都有辦法弄到內部消息,即使是那位站在櫃檯后的阿赫邁德,只要塞給他幾美元及一副笑臉,他就會告訴你全世界的秘密。
「請問尊姓大名。」
「就是這個房間。」
雖然他那半閉的雙眼似乎是在盯著他手中的那杯白蘭地,但是我看見他瞥了我一眼。「然後,到了一定的年紀,你們就想知道答案。」他繼續說道。「在內心深處,你們會想知道是誰在管制你們的生活,而這些人為什麼又要這樣做。問題是,到了那時候,你們才會完全明白自己的內心深處竟是那麼空虛。奈德,你沒有喝酒。你這個白蘭地的叛徒。誰替他倒一杯吧。」
我再次試著打斷她的話,但是這次她並未受影響,仍然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她向我引述了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話。她談到青春期的兒子們會反抗他們的父親,然而當這些兒子自己成為父親時,又會拒絕接受這種叛逆的行為。
「那麼你很幸運。你可以用她的母語和她交談,這樣你就能對她有更深的了解。我和布麗塔在一起時,只能說英語。我說的英語像我去世的丈夫,他是美國人。而她說的英語則像她以前的男友,一個愛爾蘭人。特拉維夫方面說你有兩個小時。兩個小時你還滿意嗎?如果你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會向他們請示的——也許他們會同意。也有可能兩個小時太長了,我們看情形再說吧。」
我一邊聽著他說話,一邊自己想著這個故事的其他情節。我想著要是情報局知道這個消息,會怎麼處理呢:兩組人同時突襲屋頂和電話亭;目標飛機得到預警,機上空無一人地安然降落雅典機場:在飛機飛回特拉維夫時,那些恐怖分子都被拷在座位上。我懷疑局裡會拿布麗塔怎麼辦,是審判她,還是用她交換利益。
「一家討厭的電訊社,不然還會是什麼?一行字五角錢,除非有那個討厭的傢伙來搶生意,不然的話,一個下午可以有兩千美元的進帳。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先生,索爾能和你談一會兒嗎?只是談談而已?索爾非常需要和一個在西方報界具有影響力的人談談。他覺得在這裏的記者們對這裏的一切已經司空見慣,於是就變得麻木不仁了。索爾需要一個外來的聲音。」
「小夥子?她不認識什麼小夥子啊。雅典?雅典在哪兒?她只不過是個到伊拉特休假的無辜德國遊客。我們綁架了她,逼她吃藥,然後將她囚禁起來,而現在我們準備陷害她好做宣傳。她要我們提出證據,因為她知道我們拿不出來。你還想知道什麼嗎?去問布麗塔吧,隨你怎麼問都可以。」
她說她和她的同志們之所以採取這種「行動」,就是要扼止這種自發性的鎮壓以各種形式不斷循環展現——為屈從物質主義而出現的勞力奴役化,「進步」本身所蘊含的壓迫性本質——以便讓真正的社會力量如同性|愛的能量那樣迸發出來,創造出嶄新而又純潔的文化。
一個受炸彈驚嚇而極欲尋求和平的人會對一個冒牌記者提出一項絕望的主張,這種事情大概也只有發生在貝魯特的海軍准將旅館里,才顯得不足為奇。然而我還是許諾儘力而為。在我與我等待的人辦完事之後——當然,他一無所知,而且什麼也沒聽到,但是,如果我能和泰爾的阿斯米上校通話,或許就能打聽到一些消息也說不定——我回到房間,在身邊放了一杯酒,然後便開始閱讀他所提供的資料。之後我決定,只要它有任何可能出版的機會,返回倫敦后我一定會在熟人無數的報界找個朋友,就算是硬逼也要叫他將這篇文章刊登出來。
「很好?我不知道。也許我們不應該這麼好,也許我們太體貼了。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冰塊呢?」
「伏特加呢?」
回顧過去,我體會到長年的奔波旅行——這個星期去中美洲,下個星期去北愛爾蘭,然後又去非洲、中東,再回到非洲——緩和了我心中始終揮之不去的焦慮感,而這點人事主管很可能也知道。因為我最近與一個叫做莫妮卡的女孩子發生了一段愚蠢的戀情。我覺得自己需要有段外遇,所以當我在餐廳見到在局裡的工業聯絡科工作的她時,就這樣選中了她。這段婚外情就是如此地庸俗。一個下雨的晚上,在我開車回家時,我看見她站在二十三路的公車站牌旁。很平常的肌膚之親。我送她回公寓,把她抱上床,帶她去吃飯。我們想弄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於是便輕而易舉地下了結論,認為我們戀愛了。我們各得其樂地相處了數月,直到一場突發的悲劇使我清醒了過來。那時我碰巧回到倫敦接受下次任務簡報,就在這時傳來了我母親病危的消息。也許是上天的故意安排吧,當我接到電話時,正好與莫妮卡在床上。但是至少我還是出席了葬禮。葬禮的時間拖得很長,但也出人意料地平靜。
「可能吧。」我表示同意。
我說我知道這點。
她突然為我上起課來了。
「我的天,我就在旅館里啊。海軍准將旅館。我正站在大廳里,聞著阿赫邁德身上的大蒜味,有個希臘人在盯著我。」
「彼得?」
我挪出空位來,讓她坐在我身邊,而索爾則慢吞吞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這個穿著長袖足球衫,扎著頭巾,渾身包得密實、沉默寡言、外表整潔的男人。他終於坐了下來,將手腕放在膝蓋上,並用雙手拿著那頂遮陽帽。然後他長嘆一聲,開始輕聲地對我訴說。
「我怕老鼠。」
「老天啊,彼得,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好吧,我是說過一些狗屁不通的話。是我弄壞了你的稿子。對不起。我是說,老天啊,我們是什麼人?小孩嗎?你知道我是多麼討厭這種事情。」
然而,吉爾斯這位阿拉伯問題專家及橋牌高手,卻幾乎完成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我的工作就是在他指揮下作好執行任務的準備。他身材瘦削、個子高?,聲音有些沙啞,是由我吸收進來的。他的舉止原本就顯得稚氣,而他那片其實是因為細小微血管破裂而泛紅的面頰使他看起來更加年輕。他極力裝出一副紳士的派頭,對女人是來者不拒。春寒時節,我有兩次眼見他帶著雨傘出門,但因為他習慣把傘借給那些出門不帶傘的人,所以回來時自己淋成了落湯雞。他很富有,但卻過得儉樸;他是個面面俱到的好人,還有個體貼的好妻子,她曾舉辦過情報局的橋牌比賽,而且能記得住所有年輕工作人員和他們家人的姓名。然而當吉爾斯借出的檔案失蹤時,這一切特質使得事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我那種不踏實的感覺不但沒有遠離,反而變得越來越強烈了,彷佛我已經失去了干我們這一行不可或缺的那種對一切置身事外的本領。我對自己和別人的感覺似乎並非來自我的客觀檢視,而是訴諸于主觀思想。在黎巴嫩,如果你卸下了心理武裝,就很容易會對以色列產生一種非理性的仇恨。而我對這種病下了一帖猛葯。當我在泥濘不堪,惡臭四溢的殘破營地里蹣跚跋涉,或是蹲在堆滿沙袋的陋室里時,我努力相信除非最後一個巴勒斯坦孩子閉上了他充滿仇恨的雙眼,否則以色列人尋求報復的渴望是永遠不會停歇的。
我身上的間諜細胞開始躲避這個問題:「我想現在該輪到你來告訴我你是做什麼的了,」我說。「你也是記者嗎?」
我傾聽著,然後首次聽到背景里傳出一陣嘈雜聲。槍擊已經停止了。
「會。」
「不,彼得。」我說。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對她的紅杏出牆更感興趣,而沒有先問及她的婚姻。「在這裏你是不會這樣算時間的。」她說。「一年、兩年——你不會那麼說。在貝魯特不是這樣算的。你也結過婚了吧?如果我沒告訴你我結過婚,你是不會告訴我答案的吧。」

「說話嗎?」他又對我凄然一笑以回答我的問題。「布麗塔嗎?這位小姐打從住進去以後,嘴巴就沒停過。」
「那家酒吧靠近一個英國軍營,」她答道。「它為法西斯的壓迫勢力提供了軍事設施和娛樂。」
「我正和以色列人一起研究你這件案子。你只要了解這些就夠了。」
我忍不住笑出聲,結果使她支吾起來。她沒有想到我會發笑。
「嗯,我是說我們就某種程度而言都算是基督徒,但是他太過於虔誠了。奈德,你說呢?你有什九_九_藏_書麼看法?」
「也許她氣已經消了。也許她會叫你見鬼去。對布麗塔這樣的女孩來說,六個月的時間實在夠長了。」
一串曳光彈在空中爆開,接著槍聲大作。
他走到大廳的中央。有幾個人還讓路給他。有些人看了他一眼,然後別過頭去,有些人則轉身迴避,好像他們認識這個人,但是卻不喜歡他。突然,在大廳中央的熾亮燈光下,他顯得高大起來。他那裹著頭巾的腦袋向前伸,手臂則幾乎不動,像是在聽從天意登上了他的絞刑架。從他那微彎的膝蓋、懸著的手腕、略顯女性化的臀部看來,我現在已經看出他是個美國人。典型的美國男孩。他那副墨鏡顯然還不足以抵擋陽光,所以我看到他有一隻手還拎著一頂遮陽帽。只有賭徒和四〇年代電影中的那些夜班編輯才會戴這種東西。他至少有六尺高,腳上穿的運動鞋,就和他的頭巾一樣潔白,而且走起路來無聲無息。
「沒什麼好或不好,就和那些新聞一樣。我已經不常寫新聞稿了,這陣子我在當編輯。」
你們可以任意想像,就像我那樣,隨便亂想——黑暗中我坐在沙發上,等著聽到走廊上響起她的腳步聲;我盯著房門,並任由自己的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逝。
「先生,我們需要中止。」在那個女人替他從口袋裡掏出一疊打字稿時,他以死氣沉沉的聲音解釋道。「中止以求調整。也就是停火找出一條折衷之道。」
「他是個專搞破壞的投彈手,」我說。「他炸死了無辜的人們。而他最近的目標是英國南部的一家酒吧。他殺死了一對老夫妻,還有酒吧的酒保和鋼琴師。我向你保證,他從未解放過任何一個受到矇騙的工人。」
我告訴她有關梅貝爾的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然後再另外瞎編了一些故事,但是心裏卻又不喜歡自己這麼做。
「奈德,美國人真怪。你得提防他們。起初你根本不會想到他們在注意你。比方說,在旅館里吧——你總是能在旅館里發現一些線索。在你住進旅館時,到處都有人對你笑臉相迎,而且他們都對你的行李大感興趣。那是他們在監視你。去他媽的高樓溫室、頂樓游泳池。這樣他們就可以坐在直升機上沿著河面向下俯視。『歡迎,蘭伯特先生。祝您愉快,先生。』我用的是『蘭伯特』這個化名。我在美國總是用這個名字。他們把我安置在第十四樓。我是個有條不紊的人。向來都是如此,就連鞋架之類的小東西也不放過。沒辦法。我父親也是這樣的人。鞋子放在這裏,襯衫放在那裡,襪子放在那裡,西裝也要照順序吊好。我們英國人從來都沒穿過薄西裝,不是嗎?你以為那是薄西裝。所以你選擇了薄西裝。你的裁縫師也告訴你這是薄型西裝。『先生,這是最輕的西裝。我們再沒有比這更輕的了。』你會以為這些裁縫現在可能學會製作這種西裝了,因為他們已經做了那麼多美國人的生意。但是他們就是沒學會。乾杯。」
「斯塔伏羅斯。他販賣毒性強烈的毒品,但他卻指天劃地的發誓是軟性毒品。他真是個卑鄙的小人。」
「奈德,吉爾斯最近還好嗎?」他表現出老朋友似的親熱勁問道。
「他是什麼時候拋棄她的?」
之後她叫人送來咖啡,還有布麗塔。這時我和上校在一張普通木桌的一邊各自就位。
然而她不是布麗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貝爾。那聲音聽起來似乎是美國中部的口音,而且顯得有點恐慌。此時我的身分是彼得,記住——是彼得·卡特,英國一家大報的記者,儘管這家報紙派駐貝魯特的記者從來沒聽過我這個人。在聽她說話時,我提醒自己別忘了這件事。
她覺得很有趣。我替她開了個頭。她端詳著我,像是在我臉上看出什麼似的。「與他同居?這是誇大其詞。我只跟他上床睡過覺而已。和希默思在一起只是為了性的樂趣。」她頑皮地笑笑解釋道,「他唾手可得,只是一件用具。我得說,是一件很好的用具。而我對他來說也是一樣。你喜歡性嗎?有時會有另一個男孩和我們一起做|愛,有時也許是個女孩。我們玩著各種花樣。這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玩得不亦樂乎。」
除了他之外,那家餐館里的人全都被炸死,而離牆最近的人更是被炸得身首異處,他滔滔不絕地說著,絲毫未察覺他所描述的情景已勾起心中那可怕的夢魘。而現在他既然寫了這篇文章,他覺得他應該將這份攸關和平的溫和呼籲公諸於世。他必須將這篇文章登在我的報紙上,也許這會帶來某些幫助,而且他希望能在本周末或星期一就見報。他願意把自己的稿費供作慈善事業之用,並且估計稿費大約會有兩百美元,或是更多一點。在貝魯特的醫院里,這筆錢仍能為人們帶來一線希望。
你們必須知道,當她說這些話時並沒有提高嗓門,也沒有故作姿態。她還是那麼盛氣凌人,鎮定自若,甚至非常親切。她身上的惡作劇細胞非但根深蒂固,而且經過了頗為巧妙的偽裝。她有一種自然而又健康的笑容,常在說話時展現出來。在她身後的拉維上尉繼續沉浸於回憶之中,也許是因為她並不了解我們在談什麼。
「沒有。」
他好像想告訴我什麼,可是旋即又改變了主意。「我們有專家,」他說。「國家安全局的傢伙,他們和布麗塔一樣精明。他們肯花時間慢慢與她周旋,雙方相處得還挺和睦的。」
他的語氣使我疑惑。而當我們走下吉普車時,我更是一頭霧水了。他把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祝我好運。「她是你的啦,」他說。「祝你一切順利。」
「結婚了?」
為了了解這一點,你們應該要明白在慕尼黑之後我又經歷了哪些事。不管傑茲對我做了什麼,他的確為我帶來了某種聲譽,於是第五處決定為我設定一項新職務,讓我做些四處走動、隨時救援的事,同時還要負責執行短期任務,以及「在當地諜報站的管轄範圍之外,評估並儘可能地開拓各種機會」——這就是我的新任務簡介,簽過字后,又交回給上頭了。
「好久沒人這麼說了。」
一位身穿陸軍軍裝的矮胖女人在她那間整潔的辦公室里迎接我。我心想,監獄管理人員可真是從來都不缺清潔工。她是拉維上尉、布麗塔的看守人,不過似乎一點也不像。她說起英語來很像美國小鎮上的小學老師,不過她的語氣比較謹慎,速度也慢。她有一對閃亮的眼睛及灰色的短髮,看來顯得和藹溫順。她長年累月在監獄里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然而當她把雙手放在一起時,你又會覺得她應該去替她的孫子們織毛衣才對。
「號碼是多少?」
「那麼當她對你說德語時呢?」
「那我會帶些冰塊去。彼得?」
「六個月前。」
射擊已經開始,半自動步槍不停地掃射。這很可能是一群毛頭小夥子坐在一輛日制小貨車裡用AK-四七衝鋒搶向周遭掃射。此時在貝魯特,你可以根據夜晚的第一波騷動來對時。不過我向來都不太注意槍擊。因為槍擊總是有個邏輯可循——即使這可能只是一個隨想的邏輯。槍擊要不就是將目標對準你,要不就是離你遠遠的。我最怕的是汽車炸彈——當你匆忙地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是在擁擠不堪、移動緩慢的人群中閒蕩時,你永遠都不知道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是否會發出一聲巨響,使整個街區崩塌,然後你被炸得粉身碎骨,死無全屍,更不要說是入土下葬了。汽車炸彈爆炸事件中唯一會讓你注意到的東西是——我是指爆炸以後——鞋子。人被炸得血肉模糊,但是鞋子卻完好無損。所以即使是身體的殘塊已被撿起運走後,仍有一隻或兩隻還可以穿的鞋子會突兀地留在一堆滿是玻璃碎片、被作壞的假牙,及西裝碎屑的廢墟中。然而像現在,這樣一場小規模的機槍掃擊,或者是奇形怪狀的手提式火箭筒,並不會使我和某些人一樣感到恐慌害怕。
「有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我說。
「是的,就和喬治·奧威爾一樣。」
「我們從未討論過這件事。」
她那冷酷的雙眼再次頑皮地盯著我。我是否說過她嫵媚動人?在這種情況下,她有什麼動人之處?此時穿著白棉布囚衣的她是一名囚犯,但是卻沒有一絲悔恨之意。我可以感覺得到,她全身都充滿了警覺性,而她也知道我已察覺到這一點,而正是我們之間的涇渭分明吸引了她的注意。
「你認識他多久啦?」
「我的部門考慮在你獲釋時給你一筆錢,如果你要我們將它付給你所指定的人也可以。」我說。「他們希望得到確實的情報,以便逮捕你的朋友希默思,將他定罪。他們對他過去的罪行很感興趣,還有他正準備要採取的行動,他的秘密地址、與他接頭的人,及他的習慣和弱點等等。」她等著我往下說,所以——也許不夠聰明吧——我真的這麼做了。「希默思不是英雄。他是一頭豬。他也不是你說的那種豬。他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豬。從小就沒人虧待過他,他的父母都是有修養的人,在道恩郡開了一家煙草店。他的祖父服務於警界,而且是名很優秀的警察。希默思以炸人為樂是因為他身心不健全。這就是他為什麼會那麼粗暴地對待你們的原因。他只有在折磨別人時才會覺得自己存在。其餘的時間內,他只是個被寵壞的孩子。」
結果卻是吉爾斯請我出去吃飯。人事主管大概也對吉爾斯編了一個故事,把我們兩個都耍了。不管他是否真的這樣做,十二點三十分時吉爾斯便突然一躍而起說道,「見鬼,奈德。今天是星期五呢。來吧,我請你吃飯去。好幾年沒好好吃一頓了。」
在貝魯特你得學會不要提前暴露你的行程。「很快。」我向她透露,雖然事實上我打算第二天再回到南邊去。
「真是遺憾。請別在意,也許你還會有的。像你這樣的男人還有時間。你會說德語嗎?」
「老鼠呢?」
她又向我行了一個屈膝禮,然後便由兩名警衛陪同走向門口。她的臀部在囚衣里擺動著,這使我想起莫妮卡裹在睡衣里的臀部。我想她會再說幾句話,但是她沒有。也許她知道今天她已勝了,而任何多餘的舉動只會破壞這個效果。上校跟著她走出去,於是我便獨自和拉維上尉待在屋裡。她臉上仍舊保持著淡淡的笑容。
那是在我生命的某個階段所出現的一樁令人不安的事實。如今回想起來,在此事發生之前,我正在進行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目標為何的追尋。直到我找到了他,我才明白自己的目標原來就是那名失蹤的間諜漢森。
無論她所呈現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謎團,經歷此事後,我已經對自己有了一點了解,即使這讓我感到窘迫。我了解到我的孤單是多麼地危險,我是多麼容易上鉤,多麼需要去愛人並被愛;與心中對愛的那份日益強烈的渴望相較,我身上的那種情報局所說的「個人安全」的品德更顯得不夠堅定而浮躁無常。我想起了莫妮卡,想起了我那些空洞的愛情辯白,它們絲毫打動不了諸神的心。我想起了吉爾斯·拉蒂莫,以及他那絕望的戀情。而不知怎地,那個自稱安霓的女人似乎和他一樣都是痛苦的信使,為我說出了內心的話。
「你憑什麼說他會這麼做呢?」
「你是說拉維上尉?」
「世上沒有任何職業會比你們所選擇的這種更荒謬。」他振振有詞地說道,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當你們毫無經驗時,最適合被外派。等到你們學會了訣竅,不先在你們的脖子上套進各種規定,哪兒都不能讓你們去。年長的運動員都知道自己在年輕的黃金時代里締造九_九_藏_書過最輝煌的成績。但是年輕力壯的間諜卻常會被冷落在一邊,所以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厚顏無恥地盼望中年的到來,並且開始盤算他們的生活費用。」
「是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那個彼得也是。
安全人員也注意到他了。就連站在那個堅不可摧的櫃檯后的服務員阿赫邁德也注意到那個人了。阿赫邁德的身後的牆邊架著兩枝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正好就在放置客房鑰匙的架子下。我看見阿赫邁德小心地後退了半步,這樣他就能隨手拿起一枝衝鋒槍。此刻大廳上要是飛來一枚小型手榴彈,就足以掃蕩城裡半數的非法勾當。
你曾在周遭見過這張面孔嗎?或者這張面孔就是你自己的?就我的情形來說,它就像我每日的伴侶,我原已不再注意它,直到母親去世所引起的震撼,才讓我再次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微笑,但是我們所受的約束使這份笑容顯得虛偽。當我們興緻昂揚,或是酩酊大醉時——或者,甚至就像別人告訴我的,做|愛的時候——那份謹慎與保留依然未見鬆懈。陀螺儀還是保持垂直的,警示的聲音提醒著我們尚未完成的使命。久而久之,我們所受到的約束更形變本加厲,因而使得約束似乎都成了某種致命的風險。所以今天——如果我去參加一個聚會,譬如說是一個薩勒特校友之夜——我就可以實地環視屋內,看看那個秘密的痕迹是如何出現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會看到樂不可支或陰沉無比的面孔,但是在每個人的內心,我都看到了一個深受壓抑的生命所展露的痕迹。我聽到了一個恐怕已被遺忘的笑聲,不過我也無須去弄清笑聲是從何而來,因為我早已了解在這笑聲中,並沒有任何東西已遭捨棄——不論是它的所有人,或是它內在的約束,什麼都沒有。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只有那些遭到壓抑的英國統治階層才會成為這樣的人。「他們生來就已被俘,而且從此之後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在我聆聽他們那些毫無誠意的客套話時,我會這樣告訴自己,並對他們報以愉悅的微笑。所幸我只是半個英國人,因而免除了他們這種不幸——然而直到那天,在殯儀館的粉紅色洗手間里,我看到曾投射在大家身上的陰影,竟然也在我身上出現了。
他喝,我也陪著他喝。我替他倒了些礦泉水。他在冒汗。
「絕對忠實。」我遲疑了一下說道。
「可能是個女人。」她說。
「什麼工作?」
「嗯。」
「你見過阿拉法特了嗎?」在我們沿著筆直的公路行駛時,他露出不太高興的笑容問道。
「無名氏先生,你身心健全嗎?我認為你也許並不健全。做你們這一行的,這樣算是正常。無名氏先生,你應該加入我們這邊。你應該和我們一起接受訓練。我們會幫助你轉變。那樣的話你就會身心健全了。」
「他死了嗎?」她輕聲地問。
「我是說,與同一個人同床共枕十五年後,世上還有人相信性這一碼子事嗎?」她說。
而隨著話題自然地轉入他們的未來,斯邁利再次警告他們可能會遇到的風險:
「我是想請你告訴我他的行動。」
我還是從人事主管那裡才第一次得到了暗示,了解這個危機有多大。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上午。在他還可以揮動他那把斧頭時,人事主管總是喜歡周末的來臨。
我告訴他。沒有理由不這麼做。透過倫敦方面的竭力遊說,我才有機會與她會面,不過我的主人們當然不會讓我和她單獨交談。
我跑向了漢森,跑離自己,但是在這條路上我還得停一次。
「無名氏先生,我已經向你介紹過我們的工作了。我已經告訴過你它的目標以及動機了。人道主義並不一定就是非暴力。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戰。有時最崇高的目標只能以暴力的手段來完成。你知道嗎?性|愛也可能是非常暴力的。」
「我不知道。也許是安霓。就叫我安霓吧。聽著,你人真的很好,你知道嗎?如果有一條德國短毛獵狗咬你的腿,那你怎麼辦?」
「門不要上鎖,讓它稍微敞開。你有酒嗎?」
「我想我了解了。」
他是個阿拉伯怪物?我在心裏猜想著。
「彼得,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要和你在一起。」她一口氣說了出來。「彼得,你究竟到哪去了?」
「這兒是哪兒?」
在那位不露面的女孩之後,又來了一位不露面的男孩。事情發生在第二天的晚上。
「有時候我們談太多了。或許你應該和她說英語。只要她說英語,我就可以和她溝通,多給她一點安慰。她是個人,是個下獄的女人。你該知道她心裏其實非常痛苦。她很勇敢,但是只要她對我說英語,我就會聽她的話去履行我的職責。」
他的聲音聽來十分輕柔,卻顯得極富教養而彬彬有禮。但是就像走路那樣,他說話時總是有氣無力,而且相當簡潔,好像每說一個字都會令他感到痛苦似地。透過他那副墨鏡,我看見他的左眼比右眼小,而且眯成一條縫,不過並沒有腫脹,也不像是被拳頭打眯的,反正就是比另一隻眼睛小,彷佛是從另一張不同的臉上取下來似地。而他臉上的紅點既不是蚊蟲咬的,也不是得了麻疹或擦傷。那些紅點是傷疤,就像是輕武器在貝魯特的一道牆上掃射過後的彈坑一樣,因灼|熱和速擊留下痕迹。那些傷疤也像火山口一樣,周圍的皮膚仍是翻捲起來的,並未愈合。
或者他只是一個崇尚嬉皮風潮的戰地遊客,來到這個地獄般的城市中尋求刺|激?
我開始對自己可能發現的一切有點畏懼。
就在那天晚上,當英國大使館在海茲麗亞舉辦的熱鬧外交宴會進行到一半時,我收到了搜索漢森的命令。
他搖搖頭。「這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能把某個特定的愛爾蘭人交給我們,那就太好了,」我說。「你和一個叫希默思的男子同居過一年。」
「照過相了。用拍立得照相機。」
在我觀望時,我等著——希望能遇到一個人,他認識另一個人,而那個人又有一個熟人或許會認識我來貝魯特要找的那個女孩。除了又去了那個鬼地方一趟外,我這一整天仍一無所獲。
「謝謝,我還有話要說。」
由於我對以色列對待囚犯的方法還有一點了解,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一想到我要去質詢那個受制於他們的女人,我就不禁打了個冷顫。我曾在愛爾蘭碰過這種事:一個被捆得密密實實的人用如同死人般的眼神瞪著我,然後什麼都招了。
「那就跟我談談她吧。」
「當然。你愛她嗎?她個子高嗎?皮膚好嗎?是不是長得很有英國人的特色,上嘴唇的唇形分明?」
至於其他使他失常的原因,我就把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和那些現在似乎已越來越受歡迎的心理醫生吧。或許這和人們的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有關,也或許是吉爾斯年輕時的渴望和他現在已近老年所得到的一切落差太大所導致。然而冷酷的事實是,吉爾斯的下場使我感到膽顫心驚。我覺得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而他走在我的前頭;由他的遭遇,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來。當我開車去機場時,我有這種感覺;而我在飛機上想起母親時,這種感覺依舊揮之不去。我只好在飛機上喝了好幾杯威士忌,以使自己不再去想這件事。
「你是好人嗎?」
吉爾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記得看過這份資料,而且甚至能引述上面的話。但是他以為他已經將它轉交給我了。他說,那份資料一定是被送到第五處去了,不然就是被送迴文書室,或是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我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它們放進洗手盆里燒掉,然後搗爛灰燼,倒在廁所里,沖入貝魯特那條塞滿屍體的下水道。做完這件事以後,我懲罰自己沿著碼頭快跑,儘可能地快跑,好把追在我身後的一切甩掉。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記者。」
為了讓自己方便接受任務簡報,我與一個相當聰明的人吉爾斯·拉蒂莫共住一間宿舍,他在著名的「瘋狂的毛拉部門」里擁有一席之地,專門研究在黎巴嫩境外活動的回教基本教義派那複雜而且似乎是不可解的組織網路。業餘的恐怖組織研究者認為這些組織都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分,然而這種說法實是無稽之談。如果真是如此就好了——因為這樣的話,也許就可能有辦法找到它們!但是事實上,它們總是神出鬼沒,像是濕牆上的水滴不斷地聚合又散開,看似容易掌握,其實卻難以捉摸。
我帶著不以為然的笑容告訴她,我懷疑自己是否真有什麼影響力。我說我是做管理工作的,這陣子剛好到這裏出差。
「無名氏先生,你們考慮給我多少錢?」她問道。
因此所謂的「恐怖主義」行為有兩種明確的目的——她接著說道,根本不理會我的發言——第一個目的是為了破解資產階級唯物論者的各種陰謀詭計;第二個目的則是要教導世上那些了解光明意義的墮落人們。換句話說,就是要引進催化的力量,喚醒人類中最受壓迫階層的意識。
而原因就真的如同我後來所得知的那樣嗎?吉爾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表面上使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是因為他迷戀上了他村子里的一個二十一歲的女孩。他對她的愛情以及他自己的愧疚感和絕望使他再也無法履行職責。他繼續忙著白天的工作——那是當然的,他是一位戰士——但是他的腦筋不動了。儘管他並不承認自己滿腦子都裝著別的事情。
「假裝達到性高潮。彼得,我好害怕。也許我沒說清楚。我需要喝一杯酒。」
「我們認為她也許願意跟我們談談她的一個男朋友。」我說。
一枚手榴彈爆炸了,而另一方也回敬了一枚。就在街上,也許就在離這裏三條街之處,有人尖叫了一聲。尖叫聲停止了。
我想描述一下從我坐的這個位置所看到的情景:上校坐在我的右邊,布麗塔坐在桌子對面,拉維上尉那下垂的花白腦袋,則幾乎位於布麗塔的正後方,只是略微偏左,她的臉上並掛著淺淺的笑容。在我們的整個討論過程中,她一直保持著那種表情與姿勢,就像是一具蠟像。她那略帶微笑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也未消失。她的姿態帶著一種專心竭志的意味,所以我懷疑她是不是想從談話中努力地聽出一些詞語和單字。也許對意第緒語和英語的了解,可以幫助她聽懂一些話;因為布麗塔是個不來梅女孩,能說一口清晰純正的德語,因此她的話比較容易聽懂。
「和『什麼』沒有關係?」我問。
所以這份檔案就被登記掛失了,而文書室的偵察員也已獲悉此事。之後一切正常地過了兩、三天,同樣的事情又再度發生,不過這一次是吉爾斯自己的秘書開始追查這些資料,因為文書室要求收回三卷有關一個名為「先知兄弟」組織的資料。此組織來歷不明,撲朔迷離,據推測是以達莫為基地。
「沒有。」
「但是你的確是個大人物啊!」
我轉身面對上校。審問跟其他任何事一樣,也有一套規矩。「我們非得繼續聽這些胡言亂語嗎?這位女士是你的囚犯,可不是我的。」我說道,因為我不能越權審問她。
「我是一名記者。」我說。
她贊成性|愛自由——對那些需要的人來說——吸毒可視為是發掘自由本性的途徑,而這種本性正與氣勢洶洶的寬容所閹割的非自由本九九藏書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結果就像喬治·奧威爾一樣,呃?流落巴黎街頭?」
「當然。對你更是如此,就是這麼回事,也許因為你是英國人吧。」
我抓起聽筒,聽到了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一陣緊張,這不只是因為我在國內有些感情糾葛,而且也是因為我的任務就是要追蹤一個德國女人——那位正在舒富山區膽顫心驚地接受教訓的布麗塔。
「你真是個好人。有人這麼對你說過嗎?」
「你是誰?是英國人嗎?」
「因為我父親的緣故。他是位勞倫斯型的人物。他們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就決定這麼做了。把你的房間拍下來。」
人事主管用手指的關節敲著一份已合上的檔案抱怨道。「奈德,這是我所能查到的資料以及關於他的照片。還有什麼事嗎?你知道,我的工作都很忙,也不很愉快。」
我說是個記者沒錯。
雖然停留在東方的那段期間,我其實是在尋找完全不同的目僳和人物,然而回溯既往,那時的一切似乎都在把我一步步地引入能夠找到他的路上去,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解釋。對我來說,隱居在高棉叢林中的漢森,就等於是黑暗中的科茲。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在為我們的見面作準備。漢森的聲音就是我期待能聽到的那個聲音。漢森能回答我的問題,儘管我並不知道自己存有這些疑問。從外表看來,我冷漠、謙和,抽著煙斗,優雅端正,是脆弱心靈可以依靠的避風港。然而在內心深處,我卻一點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是如此一無是處;儘管我作過一切努力,我仍覺得自己沒能掌握住生命;在我努力賦予別人自由的同時,我自己卻找不到自由。當我情緒處於最低潮時,我會將自己看成是一個荒謬的人物,是一個唐吉訶德式的英雄,而非是巴肯筆下的人物。
「有些事情會讓我害怕,有些就不會。」
「你在哪兒?」
她的笑容變了,而且略帶羞色。「那樣的話,我會嚇壞的,」她用緩慢的美語答道。「我覺得如果她命令我去做什麼,我會忍不住照辦。但是我不會讓她這麼做。我為什麼要讓她命令我呢?我不會讓她對我行使這個權利的。我說的是英語,而且我才是主子。你知道,我曾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待了兩年。」她仍面帶微笑,然後操著德語,咬牙切齒地用集中營囚犯的低聲口吻說道:「你知道嗎,有人竟從她的聲音里聽見了如此可怕的回聲。」
我心不甘情不願地重新坐了下來。這時克萊兒貼近邁格斯,然後繼續裝出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盯著被她戲弄的受害者,而她的同學們則強忍著沒笑出聲來。
突然成為孤兒的我,卻也因此而興高采烈,我沒辦法形容那種心情。我的父親早逝,在我尚不解人事時,母親就挑起了雙親的責任。她的去世使我理解到自己不但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成年時光。我終於能無所牽挂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戰,而其中有許多已被我拋諸腦後——勉強應付過去,或逃避、矇混過去了。我終於可以自由地去愛,但是愛誰呢?我想不管我怎樣抗辯,多麼期望事遂人願,恐怕都不是莫妮卡。既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我的婚姻,能給我那種身為倖存者所應忠於追求的魔力。當我守完夜,站在殯儀館的粉紅色洗手間里望著鏡中的自己時,我為眼前見到的那副面孔感到震驚。那是一張自欺欺人的標準間諜面孔。
「請問你打哪個房間?」我說。
「她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時都是這副德行嗎?」
「就在這兒。」
還是一個瘋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這種人以前倒曾出現過幾個。
難道彼得真的及時回來把她帶走了不成?難道是斯塔伏羅斯的希臘人把她帶走了嗎?她是個妓|女嗎?那我又是個什麼東西?阿赫邁德是在替她拉皮條嗎?那個電話是不是她對剛住進旅館的客人所施展的惡作劇,以便在客人住宿的第一個不安的夜晚勾引他們呢?
「一分錢也不給。」我說。
我已精疲力竭,於是坐在旅館的大廳里,獨自地喝著蘇格蘭威士忌。那時我已經訪問過西頓附近的營地,然而在黎巴嫩南部待了兩天,我的手卻仍在發抖,驚魂未定。此刻正是奇妙的黃昏時分,貝魯特的人類動物王國同意把他們的紛爭先擱在一邊,聚集在共用的水井前。我曾在叢林里見過同樣的情形,也許你們也曾見過。在統一指揮下,大象、疣豬、瞪羚、獅子和長頸鹿躡手躡腳地走出了保護它們的樹林幽暗深處,大多數的動物都默不作聲,只是在泥濘的平地上各就各位。當此時那些奔波了一天的記者們都已返回旅館之際,你可以好好地觀察海軍准將旅館大廳里的情形。電動玻璃門在他們的面前打開時,總是稍微慢了一點,而他們總是長噓短嘆、嘟嘟噥噥地埋怨著。接著在貝魯特的傍晚時分便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角色:一個瑞典的電視攝影小組,領頭的是一名身穿牛仔裝、神色憔悴的金髮女子;一家美國周刊的攝影師和特派採訪員;總是成雙結對的電訊社記者;一個神秘莫測的東德人和他的日本情婦。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覺,以盡量不惹人注目的方式進門,稍作停留,然後卸下一天的勞頓。
我接著問上校,她在監禁期間話多不多。這個問題我提得非常婉轉,因為以色列人至今仍未說出他們抓了她多久,而且也沒說他們起初是怎麼抓到她的。有著一張方臉和深棕色皮膚的上校是祖籍為蘇聯的移民,在他的短袖卡其上衣上別有降落傘狀的空勤胸章。他只有二十八歲,是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出生於特拉維夫,並且與一名摩洛哥的猶太女子訂了婚。他的父親也就是那名夜間突襲隊員,現在則成了一名牙醫。這些事都是在我們一開始認識時,他就用那口帶有喉音的漂亮英文告訴我的。
我幾乎想不起來這頓午餐的其他情景。我完全想不起來我們吃了什麼,或者還喝了些什麼,或是其他事情。我只記得吉爾斯大肆吹捧梅貝爾是一位十全十美的情報員之妻,不過這也許只是我良心發現吧。我真正記得的是當我們回到了總部,並肩走進吉爾斯的辦公室里時,人事主管正站在吉爾斯的鐵櫃門前。柜子已被打開,那三十二份失蹤的檔案資料正雜亂無章地堆在鐵櫃內的隔板上——那些在吉爾斯罹患了斯邁利所說的「十二級神經失常」之後,無法妥善處理的檔案資料全都在那裡。
「我不幹。」我說。
吉爾斯又是一問三不知:他既沒有看過它們,也沒有碰過它們。文書室的偵察員將吉爾斯簽了名的收據拿給他看,他卻一口咬定自己沒有這份資料。而當吉爾斯否認某事時,你就會覺得自己不應該為難他,因為就像我所說的,他是一個操行端正的人。
她希望能夠補充說明他雖然不信奉共產主義,但是和資本主義相較之下,她倒是比較喜歡共產主義的教條,因為共產主義堅決否定自我理想,而這種觀念正是利用物質來構建人性的監獄。
她的聲音變得有氣無力,彷佛恐懼已使她疲憊不堪。「我整理電訊稿。」
「吉爾斯是很傳統正派的,我完全相信。他是那種在他那個教區的教堂里備受讚譽的社會名士。我相信他有分量得以在四旬齋時發表演講,就是這樣。」
「彼得,那你對你太太忠實嗎?」
「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問他呢?」
對真正的記者來說,這並不表示他們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他們還有膠捲得送出去,有新聞稿得寫,而且還要拍發電報或打電話。某某人失蹤了,要作說明。某某人身受重傷,他的妻子知道嗎?不管怎麼樣,玻璃門在他們身後關閉之後,今天他們就算是戰勝了敵人凱歸。而晚上他們還得為鞏固白天的戰果而努力。
又是一陣機槍的狂射。有時那些毛頭小夥子只不過是在對天掃射,壯壯膽子而已。
「我對這些沒有任何興趣,」我提出抗議,「請暫停一下,聽聽我的問題。」
我心想也許是吧,也許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並不只是英國人的特徵而已。也許她已經看出來我很容易被人引誘上鉤。但是不管她是否已從我身上看出什麼,她已經替我心中至今存有的迷惑作了結論。她明確地表達出我那種試圖抓住一個正從我身邊溜走的世界的心境,以及對每種偶然出現的爭論和慾望所抱持的疑慮。
「好吧,我們開始工作吧。回去工作吧。你到這兒來幹什麼?有特別的事嗎?告訴我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不去見見他呢?這傢伙人不錯。」
「第二天我回到旅館。那天開了一整天的會,花了很多時間在使彼此相處得更為融洽。而我也的確這麼做了,我是說那些傢伙人都不錯。只是——哎,就是不一樣。態度不同。他們帶著槍,相信只要靠蠻力就能有結果。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嗎?我們都知道這點。殺死越多狂熱分子,就會出現更多狂熱分子。我明白這點,他們卻不明白。你知道,我父親也是一位阿拉伯問題專家。」
「我能蒙幸會見的這位先生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她問道,她若不是真的彬彬有禮就是在故意惡作劇。
我說我不知道。我說,「跟我談談你父親的事吧。」我想轉移他的注意力。如果他談的是他父親,而不是這家旅館,那我會覺得自在得多。
他說:「就像其他人一樣,政府也相信一分錢一分貨,天下不會有白吃的午餐。」就這樣,他巧妙地避開了克萊兒提出的那個氣人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更重要的話題:「間諜活動是永恆的,」他簡潔地告訴大家。「即使政府可以捨棄它,他們也不會那麼做。他們敬重它。如果有那麼一天,世界上再也沒有敵人,政府也會為我們捏造出敵人來,所以這不必擔心。此外,誰說我們只對敵人做間諜工作?歷史的教訓總是告訴我們,天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時尚潮流會不斷地更迭,然而真知灼見將歷久不衰。只要惡棍成為領袖,我們就得開始間諜工作。只要世上還有惡霸、騙子和狂人,我們就需要間諜工作。只要還有國家爭強好勝,政客欺上瞞下,暴君東征西討,消費者需要資源,流離失所者要尋找家園,飢餓之人慾覓得糧食,而富人們繼續需索無度,驕奢淫逸,那麼你們所選擇的職業就絕對沒有風險,這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
「結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