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史邁利了解到的情況卻更可靠：「卡拉又失寵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們當時認為也許能夠說服他倒戈過來。因此我坐飛機去了德里。要想同他談一談。」

他往後回溯，又確定反過來也一樣，有些報告由於同最近事件無關，他原先扔在一邊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未在莫斯科述職或休假時發過來的報告。

「但是如果俄國人派里基·塔爾——」

「結果就是這樣。飛機到了以後，我同他一起上了飛機，一起飛了一段路。當時，還沒有全部用噴氣飛機。眼看他就要從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點也沒有辦法來制止他。我已放棄勸說了，但還留在那裡，以防萬一他改變主意。但是他沒有改變主意。他寧可死，也不願滿足我的要求，他寧可死，也不願叛變他所獻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後見到他的是他在飛機座艙的窗口中看著我走下舷梯的沒有表情的臉。有兩個粗漢，一眼望去就是俄國人，上了飛機，坐在他的背後，我再呆下去已沒有意義了。我搭飛機回了國，老總說：『但願他們真的把他槍斃了。』說完給我喝了一杯茶恢復精神。是他喝的那種中國貨，檸檬花茶之類的東西，他是派人到馬路轉角雜貨鋪去買的。我是說他過去常常這樣。然後他讓我去度三個月假期，沒有選擇餘地。他說，『我喜歡你有懷疑。這說明你站在那裡。但不要死抱住不放，這樣你就令人討厭了。』這是個警告，我聽從了它。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國人了，他對我說，他很少去想他們。」

「在這兩次露面之間，」他繼續說，「在一九三六年和四一年之間，卡拉來過英國，我們估計他來了六個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那是說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名字或什麼掩護。這並不是說傑拉德不知道。不過傑拉德不會告訴我們的，至少不會有意告訴我們的。」

沒有爆炸性的泄露，沒有電光一閃，沒有高呼「我找到了」，沒有給彼得·吉勒姆或奧立佛·拉康打電話，「喬治·史邁利是世界冠軍」。只不過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過的紀錄和積累的筆記中，證實了喬治·史邁利、彼得·吉勒姆、里基·塔爾那一天從各人不同的角度認為很明白的一個理論：在地鼠傑拉德和巫師來源之間有著一種不能再否認的相互關係；巫師的多才多藝使他既能作潘西·阿勒萊恩的工具又能作卡拉的工具。喬治·史邁利想，也許應該說作卡拉的情報員？這時他把一塊毛巾扔在肩上，興高采烈地走到走廊去痛快地洗個澡。這個陰謀用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設想巧妙，不由得使他感到佩服。這個陰謀甚至有個具體的物質存在：在倫敦這裡有一所房子，由財政部出資，花了六萬英鎊，而沒有疑問，每天許多不走運的納稅人走過這所房子時都禁不住要羡慕這所房子，他們以為自己買不起這所房子，卻不知道已經為這所房子付了錢。他再拿起偷來的作證計劃檔案時，心境愉快是多少月來所沒有的。

「我要說的是，卡拉一輩子中總算有一次給圓場搶在頭裡，」喬治·史邁利又說下去，他喝了一口灑，做了一個苦臉。「他當時不知道，他剛剛在舊金山建立的諜報網，就在他動身前往德里那一天，給破獲得一乾二淨了。原來老總從破譯員那裡獲得情報后，就馬上同美國人做了交易，要他們放過格茨曼，交換條件是把魯德涅夫在加利福尼亞的諜報網交給他們處理。格茨曼飛到德里去時並不知道這個情況，甚至在我到德里監牢向他兜售——就象老總所說的那樣——保險單時，他也還不知道。他的選擇是很簡單的。在當時情況下，沒有絲毫疑問，格茨曼的腦袋已經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魯德涅夫為了要保全自己的命，搶在前面告發他把舊金山的諜報網給泄露了。這件事在美國報上轟動一時，莫斯科對這樣張揚很不高興。我帶了美國報上刊載的逮人照片；甚至還有繳獲卡拉進口的收發報機和他在走以前藏起來的信號計劃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鬧到報上去我們不管是誰，都是很惱火的。」

喬治·史邁利解釋，莫斯科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試報用的是普通密碼：「後來有一天莫斯科發來一個直接的命令——」

喬治·史邁利慢條斯理地把他吃剩一半的盤子推到一邊去，上面的油脂已經凝成一層像是合乎時令的白霜。

「我想他是有所指的。」

他又岔開去了，彼得·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歸正傳。喬治·史邁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彼得·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喬治·史邁利；當時不論喬治·史邁利到哪裡去，他都會跟著他去，寸步不離，留在他的身邊，聽他把故事講完。

「我有一個理論，不過我認為這個理論有些不道德，」喬治·史邁利繼續說，不過比剛才輕鬆一些了。「我們每個人只有一定量的憐憫心。如果見到一隻無家可歸的野貓就濫施憐憫，我們就永遠辦不成大事。你覺得對不對？」

但是彼得·吉勒姆不想談論英國蹩腳飯的價格。他開車以後，覺得這一天又彷彿是一場惡夢，莫名的危險和懷疑都攪在一起。

「他臨走的時候又改變了主意，從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煙和打火機，那是我的打火機，是安恩送我的禮物。『喬治留念，愛你的安恩贈。』我在平常的情況下從來沒有想到會讓他拿走的，但這不是平常的情況。而且我甚至想讓他拿走她的打火機是完全合適的，我認為這是我們之間聯繫的象徵。他把打火機和香煙放到紅襯衫的胸口裡，便伸出手讓他們戴手銬。我說，『你想抽的話，現在就點一支吧。』我吩咐獄卒：『請你給他點一支。』但是他一動不動。我又補充一句：『除非我們談妥了，否則就送你上飛機，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沒有聽到我的話。我看著獄卒把他帶出去，然後回到我的旅館，有人開車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說不出是誰。我不再有什麼知覺。我感到又胡塗又難受，這連我自己也不敢承認。我馬馬虎虎地吃了晚飯，喝多九_九_藏_書了酒，發了高燒。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做夢見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來。我儘管頭重腳輕，卻真的要想辦法留住他，給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辦得到，便使他們夫婦兩個團圓，過美滿的日子。使他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永遠脫離戰爭。我拚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頭看一眼，帶著一種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說的其實是，那天晚上退出衝突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喬治·史邁利。」

是啊，彼得·吉勒姆也聽說了，一個二十歲的威爾士籍的太陽神，那一戲劇季的神童，在倫敦風靡一時已有好幾個月。

「卡拉的外貌怎麼樣？」彼得·吉勒姆把他的問題當作是不需答覆的，自己另外提了一個問題。

「不如說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通宵吃阿斯匹靈，奎寧，再就是格茨曼夫婦破鏡重圓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夢見格茨曼站在窗戶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斷地對他說，『留下，別跳，留下。』當然我沒有想到我夢見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處境。第二天一早，醫生給我打了一針退燒。我本來應該就此罷手，發電報要求另外派人來接替我的。我本來應該等一等再到監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著格茨曼：我需要聽他的回話。八點不到我就由他們派人護送到監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象通條一樣；我第一次覺察到了他身上的軍人氣質，而且我知道他象我一樣通宵沒有合眼。他沒有刮臉，下巴上有一撮白鬍子，這使他象個老頭兒。別的凳子上睡著印度人，由於他的紅襯衫和這銀白色的鬍鬚，他在他們中間顯得非常白晰。他手中握著安恩的打火機，身邊凳子上放著那包香煙，原封未動。我由此得出結論，他一宿未眠，又立意戒煙，來試一試自己究竟能不能視死如歸，不怕坐牢和審訊。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經認定自己是能夠的。我沒有再央求他，」喬治·史邁利一直說下去，「怎麼哭哭啼啼也是不能動搖他的。他的飛機于上午起飛，我還有兩個小時。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辯護師了，但是在這兩個小時中我盡量搜索枯腸，把我認為他不該飛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來。你瞧，我以為從他的臉上看到了一種比單純的教條高級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反映。我以為格茨曼最後是會被一個同他年齡相同，職業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動的。我沒有答應給他金錢，女人，高級汽車和廉價的黃油。我認為這些東西對他是沒有用處的。我這時反倒聰明起來，避開不談他的妻子。我沒有向他長篇大論談什麼自由，不管這意味著什麼，或者西方的善意，何況，這麼說當時並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是態度明確的。我採取了同病相憐的方計。我說，『你瞧，咱們都快成老頭兒了，咱們一輩子都想在對方的制度上找弱點。你能夠看穿我們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夠看穿你們東方的一套。我相信，對這場倒霉的冷戰，咱們倆都已倒足了胃口。現在你的自己人要槍斃你了。難道你現在還沒有認識到，你自己的一方同我的一方一樣沒有什麼值得拚命的東西嗎？你瞧，』我說，『在咱們這一行里，咱們只有死路一條。不管是你還是我，都沒有前途。咱們年輕的時候都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裏一動——西伯利亞——我碰到了一個痛處——『但現在卻不再有什麼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這個問題：他有沒有想到，他和我兩人儘管走的路線不同，對於生活，到頭來還是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使我的結論在他說來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樣的？例如，難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則是沒有意義的？現在只有生活中的具體東西對他才有價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偉的設想只會以新的形式帶來老的若難，除此以外不會有什麼結果？因此，從無謂的槍斃中救出他的性命來，比什麼責任感、義務感等等這種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話，更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給他們幹了一輩子，如今為了一個他所沒有犯過的錯誤，他們竟硬著心腸要把他槍斃掉，對於這樣一個制度是不是正確，難道他沒有想到應該有所懷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確有些死乞白賴地央求他。我們是在去飛機場的路上，他仍沒有同我說過一句話——我要求他考慮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當時那個時候，他對他所效勞的那個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卡拉曾經在列寧格勒同一個姑娘結過婚，那是一個大學生。他給送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她自殺了。」

「你當時病了。」彼得·吉勒姆堅持這麼說。

「仍用普通密碼？」

「你幹了什麼啦？」彼得·吉勒姆笑一聲道。

彼得·吉勒姆一直看著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燈光下，喬治·史邁利的表情除了略帶焦慮情緒的專心致志以外，仍聲色不露。

「指揮情報員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喬治·史邁利開始道，說話的口氣好象是在訓練所給新招的學員上課。

「有的人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沙皇的特務機關呆過，後來轉到了契卡。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還有人說他曾在東方對抗日本佔領軍的裝甲列車上當過廚師下手。據說他是從伯格那裡學到他的本領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這等於是說由……隨便說哪一個偉大的作曲家，教他的音樂。就我而論，他的生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時候，因為至少這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偽裝一個白俄新聞記者，收羅了一批德國情報員。這件工作非常複雜，由一個年輕人來做更是突出。接著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作為科涅夫手下的諜報官在蘇聯反攻斯摩棱斯克時出現。他的任務是指揮敵後游擊隊。他發現他的無線電報務員轉了向，向敵人發報。ｒｅad•9９ｃｓw.ｃoｍ他又把他轉了過來，從此以後就搞起無線電來，從四面八方收報。」

現在喬治·史邁利可沉默了很久。

「啊，原來如此，我明白了，謝謝你。」

「我說，剛才我們吃的夠費的，」喬治·史邁利說，「你是不是覺得侍者騙了我的錢？」

「你可以理解嗎？一個人的坐相是最富有表情的，隨便哪個演員都會告訴你。每個人的坐相視各人的心情而異。有的人攤手攤腳，象拳擊手在休息一樣，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側著一半屁股，有的人一會兒叉起腿，一會兒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持久力。但是格茨曼卻一點也沒有這種動作。他的姿勢是永遠不變的，他的小小的身軀象海岬上的一塊岩石一樣，他可以整天那樣坐在那裡，巋然不動。而我——」喬治·史邁利尷尬地、難為情地笑了一聲，又喝一口酒，不過這酒並不比剛才好喝一些。「而我卻希望手頭有什麼東西放在我前面，文件、書、報告，什麼都行。我覺得我是個安定不下來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在當時是那樣想的。我覺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氣度。也可以說缺少哲學家的氣度。我沒有想到自己的工作的壓力是那麼重，我到現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氣熏天的牢房裡，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覺得這場冷戰的全部重擔都落到我的肩膀上來了。當然，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不過是疲勞過度，感到一點不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結果卻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竟說起安恩來了。」他沒有讓彼得·吉勒姆有時間輕聲驚嘆一聲就接著說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沒有那麼直說。是他的安恩。我估計他是有一個的。沒有疑問，我一定是稀里糊塗地，心裏暗問自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般人想的是什麼呢？我如果處在這樣情況，想的是什麼呢？我的心裏出現了一個主觀的答案：他的女人。這叫以己度人還是設身處地？我不喜歡這種詞兒，不過我想其中有一個是適用的。我把我的處境與他交換了一下，關鍵的一點就在這裏。我現在才明白，我當時等於是開始對我自己進行訊問起來，他根本沒有開腔，你能想象得到嗎？不錯，我當時採取這個辦法，是有一些外部跡象作為依據的。他看上去象個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象個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象一輩子過光棍生活的。還有他的護照，上面寫著：格茨曼，已婚；我們幹這一行的都有這個習慣，就是至少在這些方面把我們的掩護身份說得同實際情況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樣想的。我甚至向老總提出，應該認真對待對手的掩護身份。一個人的身份越多，這些身份所要掩蓋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歲的人把年齡減去五歲。已婚的自稱沒有結婚。沒有子女的說自己有兩個子女……或者是，訊問者把自己設身處地擺在不肯開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編造故事的時候能夠壓抑表達自己愛好的衝動。」

「那麼誰是巫師來源呢？」他問道，「如果不是從俄國人那裡直接弄到那個情報，潘西·阿勒萊恩可能從哪裡弄到呢？」

「我把我所有的一點點心理學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間諜學也是如此。你可以想象老總是怎麼說的。不過我把經過告訴他以後，他還是覺得很好玩。他喜歡聽別人說自己的弱點。不知為什麼緣故，尤其是我的弱點。」他又恢復了就事論事的態度。

他們又沉默不語地開著車，他們之間的鴻溝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那麼，過去有沒有，現在有沒有一個格茨曼太太呢？」彼得·吉勒姆問。

「那麼潘西·阿勒萊恩說什麼『把池水攪渾』，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說伊林娜的。」

接著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我敢肯定地說，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喬治·史邁利厭惡地說，「我的一舉一動完全象個軟弱的傻瓜。一個虛弱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但是儘管如此，我寧可做我那種傻瓜，也不做他那種傻瓜，我敢肯定地說，」喬治·史邁利有力地重複說，「不管是我的陳說，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處境，對他最後都不起什麼左右作用。我估計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是在合計回國以後怎麼制勝魯德涅夫。附帶說一句，一個月以後魯德涅夫被槍決了。卡拉得到了魯德涅夫的差使，著手恢復他原來的情報員的活動。其中無疑有傑拉德。現在回想起來使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著我的時候，心裏可能一直是在想傑拉德。我想他們後來一定好好地笑了一場。」

「這樣卡拉是保了險的，」彼得·吉勒姆最後說，「你不能收買他，你不能打敗他。」

「正是這樣。問題正是在這裏。由於魯德涅夫的密碼員一時失察，我們搶先了一步，破譯了他們的密碼，我們就是這樣得到情報的。命令內容是要格茨曼立即離開舊金山到德里去見塔斯社記者，那人是個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個很有潛力的中國人，需要馬上有人指導他怎麼辦。至於他們為什麼要把他老遠從舊金山派到德里，為什麼別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後再講的另外一個故事。唯一具體的一點是，格茨曼在德里見到了那個塔斯社記者，那個記者給他一張飛機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沒有問題。那個命令是魯德涅夫直接發來的。簽的是魯德涅夫的工作名字。即使用俄國標準來衡量，這件事也辦得很粗暴。」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為國效勞了大半生以後，卡拉蹲了一個時期的監牢，後來又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不是因為他本人有問題。他所屬的紅軍那個諜報單位正好受到清洗，不再存在。」

「你瞧，彼得，我本人並不在那裡，」喬治·史邁利安靜地說，「但是我幾乎同在那裡一樣。卡拉對圓場瞭若指掌。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個最後的死結，我卻解不開。雖然我想要解開它。如果你要聽我講的話，那麼我告訴你，卡拉不是保險的九九藏書，因為他是個狂熱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起一些作用的話，他的缺乏自製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你的打火機。」彼得·吉勒姆糾正他。

喬治·史邁利又接下去說，「牢里熱得要命。牢房中間有一張小鐵桌，用鐵環拴在牆上。他們把他雙手銬著帶了進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他這人很瘦小。我要他們鬆了他的手，他們鬆了以後，他把手放在桌上，看著手上慢慢恢復了血色。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沒有說話。他在那裡已有一個星期了，穿的是一件布襯衫，紅色的。我不知紅色是什麼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個苦臉，隨著記憶的再次出現，他的苦臉又慢慢消失了。

「我問他：她在哪裡？這個問題我真希望能為安恩回答。他沒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動搖。他兩旁都站著一個獄卒，同他相比，他們的眼睛似乎顏色很淡。我說，她一定另有新歡了；因為沒有別的路。他沒有朋友可以照顧她嗎？也許我們能夠找到什麼辦法同她秘密聯繫？我向他說明，他回莫斯科去對她沒有什麼好處。我聽著自己說下去，無法停住。也許我並不想停住。我真的想要同安恩分手，我覺得時候已經到了。我告訴他，回去是徒勞無益的姿態，對他妻子沒有實際好處，不管對什麼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會受到大家的排斥，至多他們只會讓他在槍斃以前見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可能用人同她交換，你知道我們那時存貨很多，有些準備交換回俄國，至於為什麼把這些存貨都用在這個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對他說，肯定她是願意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已也很有可能同他團聚，她不會願意被槍斃掉，或者送到西伯利亞去餓死。我真的在她的身上大作文章，因為他的眼光鼓勵我。我十分有把握，認為自己已經打動了他，找到了他的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實上當然是，我不過是讓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我碰到了他的痛處。這一點我是可以感覺出來的，好象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樣，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陣作嘔，哆嗦了一下。當然，我碰到了他的痛處，」喬治·史邁利苦笑道。「因為他不久以前還在那裡關過。最後，獄卒把香煙買來了，一大堆香煙，砰地扔在鐵桌子上。我把找回來的錢數清以後，賞了他小費，這樣做時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覺得我看到了他好笑的神情，但是說實話，我無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獄卒不要我的小費，他大概不喜歡英國人。我打開一包，給格茨曼一支煙。我說，『抽吧，你是煙癮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這是你最喜歡抽的牌子。』我的聲音有些不自然，很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格茨曼卻站了起來，有禮貌地向獄卒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裡去。」

但是傳奇式的人物還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齡也是一個謎。很可能卡拉並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幾十年情況不明，也許永遠搞不清楚了，因為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緘口不言。

那天夜裡，艾萊旅館巴拉克勞夫先生屋頂天窗里的燈光不熄。喬治·史邁利衣服不換，鬍子不刮，仍舊趴在少校的桌子上閱讀，比較，做摘記，做對照，其專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會使他想起老總在劍橋圓場五層樓上的最後幾天。他把這些材料整理一下，參考了彼得·吉勒姆送來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單和病假名單，把它們同文化參贊阿力克賽·亞力山德羅維奇·波里雅科夫的公開旅行規律、他去莫斯科、他離開倫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警處和移民局向外交部彙報的）作一比較，然後又把這些同巫師提供情報的日期作一比較。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緣故，他把巫術報告分成兩類，一類是在收到的時候顯然是熱門的話題，一類是給巫師或他的指揮者擱置了一兩個月的，目的是為了填補空檔的，例如分析報告，對行政部門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宮的流言蜚語，這是隨時隨地都可聽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熱門話題的報告列成表后，把它們的日期開了一張單子，把其餘部分都放在一邊不用。這時他的情緒可以極為恰當地比作一個憑直覺感到快要得出重大發現的科學家，隨時等待發生合乎邏輯的聯繫。他後來在與孟德爾談話時說，這彷彿是「把什麼都放在一個試管里等著看是否會爆炸。」他說，使他感到最著迷的，是彼得·吉勒姆說到潘西·阿勒萊恩所說的關於攪渾池水的話，換句話說，他是在尋找卡拉為了要掩飾伊林娜的信所引起的懷疑而打上的那個「最後的死結」。

「歇一歇再說。」

他們回到了汽車旁。

喬治·史邁利繼續說，後來，在斯大林死後他復了職，便去了美國，這一點所以敢肯定，是因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剛從加利福尼亞飛到德里，印度當局就以移民手續不周的含糊其詞的罪名把他逮捕。圓場後來傳說他同英國和美國的大叛國案有關。

「三個月沒有選擇餘地？」

「不知什麼緣故，這教人很難過。」他的眼睛仍舊張著，但是眼光凝視在一個內心世界上。他的眉頭和雙頰的皮膚好象由於苦苦思索過去的記憶而拉得很平，但是沒有東西能夠瞞過彼得·吉勒姆，使他不注意到這唯一的一句承認的話所引起的孤寂之感。

他們到斯特拉福地下鐵道站口時，天在下雨。一批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他站在那裡沒有多久，印度當局就應我們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監獄。我記得我們答應印度人把結果分一份給他們。我想條件就是這個，」他說，好象有的人暫時喪失記憶一樣，突然沉默不語了，心不在焉地看著霧氣瀰漫的屋子的那一頭。

「我也從美國人的觀察報告中知道格茨曼吸煙連續不斷，吸的是駱駝牌香煙。我叫人去買幾包來——美國人是說『包』吧？——我還記得把錢給獄卒的時候有一九*九*藏*書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你瞧，我有這樣的印象，格茨曼認為我把錢交給那個印度人是有象徵性的。那時我身上系了一條錢帶。我得摸半天才能從一疊鈔票中數出一張來。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個第五流的帝國主義壓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當然不是。也許比爾·海頓是。還有潘西·阿勒萊恩。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來，目的是把他打發掉：「可以給我們一些水喝嗎？一壺水，兩隻杯子？謝謝你。」他又把故事說下去。「這樣，我就問起他格茨曼太太來。」

喬治·史邁利開始吃東西，與其說是有胃口，不如說是為了做樣子，他沒有味道地吃了幾口以後又喃喃自語地說下去，「你不吃，廚子要不高興的。老實說，我對格茨曼有一點先入之見。我們大家都有成見，我的成見就是搞無線電的。根據我的經驗，搞無線電的都很討厭，搞外勤的都不行，他們過分緊張，要他們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很靠不住，非常丟人。在我看來，格茨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我這是尋找借口，為我對他做工作不夠」——他猶豫地說——「小心，不夠謹慎作辯護，現在回顧起來，這是不對的。」他突然堅決起來，「不過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麼借口了。」

「我可以理解。」彼得·吉勒姆輕輕地說。

喬治·史邁利說，這件事有一個另外的後果。卡拉吃了舊金山的虧以後，從此以後不再碰一下秘密電台了。他完全放棄了這個玩意兒，不再使用：「使館的聯繫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許走近秘密電台的。而且，他仍保留著安恩的打火機。」

「謠言已經傳到了那樣的程度？」喬治·史邁利問道，「傳到那麼遠，連里基·塔爾也知道了？」

彼得·吉勒姆在喬治·史邁利下車后給他關上了車門，忽然感到衝動要向他道聲晚安，甚至祝他好運，因此他俯身過來，降低了玻璃窗，吸一口氣開口要叫他。但是這時喬治·史邁利已經走了。他從來不知道有一個人能象他那樣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我想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有了一種特別的不安感覺。氣溫實在教我受不了。臭氣熏天，我記得可以聽到我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鐵桌上的啪嗒聲。不僅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體木然不動，也開始教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經過一定時間才肯開口，這個我是知道的。要費很大的勁兒，才能使一個一向受到保密訓練，甚至對最親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開口向敵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監獄當局也許認為，為了對我表示禮貌，在把他帶來見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頓。他們叫我放心，他們沒有收拾他，但是這誰也說不準。因此我開始以為他的沉默是由於受到了震蕩。但是這種一動也不動的神情，這種緊張的、留神的一動也不動的神情，卻是另外一回事。特別是我自己心裏卻心潮起伏，象翻了鍋一樣：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熱和旅途勞頓所造成的效果……」

他終於搞清楚了！

「也可能是我們說，我們用完了他以後就把他交給他們。唉，我怎麼想不起來了。」

彼得·吉勒姆自從與他相識以來，這是第一次聽到喬治·史邁利談到最接近於承認安恩不貞的話。

喬治·史邁利說，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耶爾尼亞，由於卡拉的捉弄，德軍向自己的前沿陣地開炮。

「彼得，我希望你從現在開始不要緊張。」

那個侍者看到喬治·史邁利那個姿勢以為他要什麼東西，便走了過來，喬治·史邁利又對他說什麼都很好，酒更是特別好，他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搞來的，於是那個侍者就帶著笑容走開，心裏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撣了一下。

「他們沒有。里基·塔爾也沒有用英國護照，是不是？俄國人弄錯了。潘西·阿勒萊恩的情報證明，里基·塔爾騙過了他們。這是我們從這場小風波中所得到的極為重要的情報。」

「還有傑拉德。」喬治·史邁利表示同意說。

「究竟是怎麼說的？」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結果。首先是，巫師提出熱門話題的報告時有幾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倫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國外去很快的走了一遭。其次，今年裡基·塔爾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後的這個重要時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職，商討緊急的文化事務。接著不久，巫師就對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提出了他的一些最聳人最熱門的材料，其中包括對中心在美國的重要諜報對象的估計。

「我告訴你，」他堅持說，又對自己生起氣來，「沒有人有義務為我乾的事道歉。」

「說比爾·海頓是安恩·史邁利的情人。」彼得·吉勒姆硬著心腸說，這是他在報告壞消息的時候給自己的保護，比如：你被破獲了，你被撤職了，你快要死了。

「我也記得，當時覺得關了七天監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膚中有那種白色的塵土，身上不流汗。我卻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議，這一年我已經提出過好幾十次了。不過他可以放心，不會把他送回俄國去當我們的情報員。『決定權在你手裡。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別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來，我們在合理範圍以內給你過體面舒適的生活。我們希望你對我們的訊問進行合作，問過了以後，我們就幫助你隱姓埋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給你一筆錢。否則你就回國去，那麼我估計他們會把你槍斃掉，或者送你到集中營里去。上個月他們把貝科夫、舒爾、穆拉諾夫都送去了。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的真實姓名呢？』說了這樣的一些話以後，我就往後一靠，坐在那裡，抹掉臉上的汗珠，等待他說：『好吧，謝謝你』，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他就是獃獃地坐在那兒，他的頭頂上有一架不會轉動的大電扇，使他顯得個子更小了，他的褐色的有著笑意的眼睛看著我。雙手伸在前面，儘是老繭。我記得當時要想問一問他到底在哪裡干過這麼多體力勞動。他這麼把手伸出來放在桌上，手心朝九_九_藏_書上，手指有點彎曲，好象仍銬著手銬一樣。」

「他是從俄國人那裡弄到的，這沒有問題。」

「他們這樣做，第一個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報員欽佩他們。後來他們想在同事的身上也這樣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結果沒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數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這樣試一下。這些人都是賣狗皮膏藥的，得馬上清洗掉，沒有別的辦法。」

「對於那些可信的人，我們擬出了三種合同。如果對象能夠接觸的機密不多，我們就把他與別國交換，然後就把他置之腦後了。當作存貨買下來，你會這麼說，就象剝頭皮組今天所做的那樣。或者把他派回到俄國去：那是假定他的叛逃還沒有被他們察覺。或者，要是他的運氣好，我們就把他要了下來，把他所知道的情況都弄清楚了，讓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倫敦來作決定。不是我。但是記住這一點。那個時候卡拉（他又自稱格茨曼）不過是一個策反對象而已。我剛才是倒敘他的經歷的；我不想對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現在得記住這一點，不管我們之間已經談了一些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沒有談到什麼，我到德里去時所知道的不過是，或者圓場里的人所知道的不過是，有一個自稱格茨曼的人已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電台頭子魯德涅夫和加利福尼亞在中心指揮下的一個諜報網建立了無線電的聯繫，那個諜報網過去由於缺乏通訊工具一直閑置未用。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格茨曼越過加拿大邊境偷運一台發報機進來，在舊金山潛伏了三個星期訓練新報務員。這不過是個假定，不過有一大堆試發的電報可以作為證據。」

「很慈和。樸實，慈和。很象一個神父，在義大利小鎮上常常遇到的那種身材矮小、貌不驚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滿頭銀髮，目光炯炯，一臉皺紋。也象一個教書先生，不管怎麼說都很堅強，在他自己的經歷範圍以內，可以說很精明，但仍不成大器。除了他的眼光從我們談話一開始就直挺挺地盯著我以外，沒有給我留下別的初步印象。不過這說不上是談話，因為他一言不發。他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一聲也不吭。而且牢房裡熱得發臭，我又累得要命。」

那個倦怠的侍者俯過身來問他們吃得滿意不滿意，故事就中斷了一會。喬治·史邁利極其客氣地向他保證，一切都很滿意。

「總之，卡拉成了俗話所謂的冷戰的孤兒。他原來是出國去完成一項任務。這項任務給破獲了，他卻無家可歸：家裡比國外更加險惡。我們沒有長期逮捕權，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們保護。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有比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舊金山諜報網被破獲就行了——從我的公文皮包中掏出照片和新聞的剪報來給他瞧——同他稍微說兩句魯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惡意陰謀，然後把結果打電報給沙拉特那些過度疲勞的審訊員，如果運氣好的話，周末就可以回倫敦了。我甚至想要去訂沙德拉斯·威爾斯劇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彼得·吉勒姆奇怪地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彼得·吉勒姆這時感到一陣異常的憤怒，那是喬治·史邁利蒼白的嘴唇上的慘淡笑容感染給他的。「去他媽的，」喬治·史邁利喃喃自語。

「是的，當然是我的。請你告訴我，」侍者拿走他的錢后，他又說，「里基·塔爾說到安恩的那句難聽的話時，他是不是有所指的？」

「我同卡拉會面的經過，」他繼續說，「是時勢所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處於瓦解狀態。高級人員整批整批的不是被槍斃掉，就是被清洗掉了，下級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第一個結果就是駐外人員大批叛逃。新加坡、內羅畢、斯德哥爾摩、坎培拉、華盛頓，到處都有，我也記不清哪些地方了，我們不斷地從常駐站收到這樣的一些人員，不是什麼大魚，不過是跑腿的、司機、密碼員、打字員。我們得有所表示——我想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行業的通貨膨脹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個跑外的推銷員，今天飛到一個國家的首都，明天飛到一個邊境小崗哨，有次甚至飛到海上的一隻船上，收羅叛逃的俄國人。選種、排隊、談判條件、聽取彙報、最後加以處理。」

彼得·吉勒姆看著他，等待結果。「但是你對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氣使人覺得他對沒有聽到最後結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沒有真的想到過留下來不走？」

「反正不管怎麼樣，出現了冷場，」喬治·史邁利接著說下去，不理這個問題。「很難說是格茨曼造成的，因此他反正什麼都沒有說；那麼，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經說了我該說的話；我給他看了照片，不過他不理——也許應該說，他似乎是願意相信我說的舊金山諜報網已遭破獲的話。我接著又把這一點那一點重複說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後我把話說完了。坐在那裡象一頭豬似的黃汗直流。隨便哪個笨蛋都知道，如果發生了那樣的事，你應該馬上站起來就走，嘴上說些『願不願意接受，悉聽尊便。明天早上再見』等等這類的話，或者『你現在下去吧，給你一小時的考慮時間』。

對此，彼得·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給孟德爾的作證計劃檔案。

「他給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難相信在我前面的這個小個子就是我們從伊林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個詭計多端的大師。我想這大概也是因為在過去幾個月里遇到過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於長途旅行的勞累，由於——唔，由於家裡的事，神經末梢大大地遲鈍了。」

「是的。」

「那沒有關係。」彼得·吉勒姆說。

喬治·史邁利以前從來沒有同彼得·吉勒姆這樣談過話。他是不喜歡同人家講心裡話或者講長篇大論的話的。彼得·吉勒姆知道他儘管很愛面子，卻是個羞怯的人，不擅交際。

塔斯社記者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當時離起飛時間還有二十四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