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歷史上常見的分家方法，是兄弟們在父親故世后自行分家，不過要請至親長輩來主持，或做證人。東漢時會稽陽羡人許武，有兩個弟弟許宴、許普。他向弟弟提出分開過，得到了同意，他就把家產分成三份，而每份的價值不一樣，他首先要了有好田、大宅、強壯奴婢的那一份，把劣田、小宅、體弱奴婢的兩份推給了弟弟，許宴、許普也都無異議地接受了。許武以所得的財力從事經營，沒幾年資產擴充為原來的三倍。他的鄰居對許武的分家法看不慣，鄙視他的貪婪，讚揚他的弟弟們的容讓精神。輿論就這樣形成了，許宴、許普因而被郡太守選舉為孝廉，出了名。這時許武請來家親，哭著說：我不像做兄長的樣子，主持分家干出那種醜事。其實我是因為兩位弟弟都成年了，還沒有榮祿，我想用那種分家法，給他們創造獲得好名聲的機會，今天果然得到了，我的名譽因而毀掉了也不要緊。現在我宣布，我把原來分的家財以及因此而擴充的產業，全部給我兩位弟弟，表明我的原來想法。他說到做到，於是遠方的近處的人都稱讚他的義行，太守第五倫把他舉為孝廉，他後來官做到長樂少府（《後漢書·許荊傳》）。許武這樣做，是故意製造分家產的不公平，作為取得名譽的手段。

陸賈、石苞、姚崇等人的分家產，都是他們在世時進行的，這是分家的一種方式，即由家長主持。產業由其創造，分配時隨其主張，諸子很少能反對的，這樣分家時比較順利，少發生糾紛。這種分法給家長也留一份養老財產，包括殯葬費也留足了，死後一般不會發生意外，等於自己發送自己，倒不會使子孫滯留不葬。這個分法傳諸後世，時至今日，諸子分過，老人輪換去吃派飯的做法，即保留了它的一部分內容。

明代後期，山東諸城人貢生高曉，有七個兒子，在世時給他們分家產，每人30畝田，但到他死時，小兒子沒有如實得到，兒子中的高廷芳把他分到的那一份轉讓給小弟弟（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高仲芝墓表》）。同時期，江南無錫人華效復病危之際，作了家事的安排，他有150畝地，三個孩子，每人分三分之一（《華氏傳芳集·通奉大夫雍明府君宗譜傳》）。read.９９csｗ•cｏｍ

以上兩種分家法，對於財產的根本原則是同一的，就是諸子平均分配，不管少長，得到的都一般多，換句話說，父親的兒子，都有同等的權利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僅上述事例說明了這一點，法律也作了同樣的規定。如元律就有《諸子均分財產》的條文，見於《元典章》卷十九《戶部·家財》。這裏所說的兒子是指正妻生育的，對於妾生的兒子，同樣允許參加分配，元代就有「同親過繼男與庶生子均分家財」的規定。沒有妾的名分的奴婢生的兒子也可以分得一部分財產，當然沒有嫡生子多。如元代大名路人孫平有嫡子孫成，婢生子孫伴哥，孫平死後，孫成與孫伴哥為分遺產而打官司，政府判決，孫成得家產十分之八，孫伴哥得餘下的十分之二（《元典章·戶部·家產·補庶分家產例》）。只要是父親血緣的人，都有財產繼承權，至於繼承多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在繼承政治遺產上則有較大區別，在漢人當政的朝代，嫡庶長幼的名分觀念很強，在嗣爵上，嫡子特別是嫡長子有優先權。

陸賈，劉邦的謀士，出使南越，完滿成功，得封為太中大夫。呂后當政時退職，到雍州好畤縣定居，想到身後事，就給兒子們分家產。他出使南越時，南越王趙佗送他價值二千金的禮物，這時他拿出一千金，給他的五個兒子每人二百金，令他們自謀職業獨立生活。他自己留有所乘坐的車騎，從事歌唱音樂的侍者十人，價值百金的寶劍。他向兒子們宣布：如今與你們約定，我輪換到你們家裡去，每人十天，然後換一家，我還要出遊，到朋友家去，因此一年也不過到你們每個人家去兩次。我去誰家，誰供給飯食，還要養活侍從和餵養牲口。我的飲食一定要上好的，蔬菜、魚肉要新鮮的，得讓我滿意。反正我去你們那裡的日子也不多，也不讓你們為我太勞累了。將來，我死在你們誰家，寶劍、車馬、侍從就歸誰所有（《漢書·陸賈傳》）。陸賈把財產分給男兒，留下一部分自用，並對這一部分的未來所有權也作了預先的安排，如同寫了遺囑。分配財產的同時，要求兒子們盡義務：要孝敬他。自分家后，他的兒子們各自成立小家庭，輪留供奉父親飲食。陸賈安排後事早，後來進長安給丞相陳平出謀劃策，反對呂氏，漢文帝即位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壽終時不知是在哪個兒子家裡。九-九-藏-書

前面說到的事實中，有人在分家時讓產，照顧兄弟侄兒，就是因為這種「義讓」，才在史書上留名。如此表彰他們，說明義讓的事情如同鳳毛麟角，是偶然現象，而分家時爭多嫌少的現象卻很普遍，不過那時有個規矩，分家要請同宗尊長來主持和仲裁，娘舅往往也充當這個角色，以減少分家中的爭財矛盾。財產有實用價值，講孝義的古代中國人，也不能不實際了，不能不在它的面前露出佔有的眼神。史書留下來的義讓典型不可不知，但我們要研究的應是分家中的普遍現象，找一找私有制社會分配遺產的規律。

父祖給子孫分家，就出現一個老人贍養的問題，這在分家中是要明確的。陸賈輪流到諸子家吃飯的辦法是常見的，老人不跟一個兒子固定生活，哪一個兒子都有贍養義務，老人也不偏向哪一個。另一種常見辦法是分家時給自己留有一部分財產，以便晚年生活和死後喪葬費用，老人單獨生活，不要諸子養活，免去了贍養與否的家內矛盾。這是一種好的分家法，只在有錢人家才能做得到，要不然的話，諸子分不到什麼財產，老人怎麼可能留下很多財物呢？當然在經濟不寬裕的人家也有採用這個辦法的，但絕不是極貧之家的。分家后老人在諸子中選擇一個兒子，同他一起生活，這也是人們採用的一個方法。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會，總的九_九_藏_書精神是不強調分家，社會把子孫贍養父祖視為當然的事，人們重視的是子孫如何晨昏定省，如何注意老人的衣食，孝道講了一大堆。而在實際問題上，如父子如何分家，分家后如何贍養老人，卻不見有多少記載，看來古人不甚講究贍養方法。孝道淹沒了贍養法，是古人重義理不重踐履的毛病，令人生嘆。

女兒有無財產繼承權呢？上述事例都沒有涉及，顯然是沒有份的，即沒有資格繼承娘家財產。女兒出嫁叫「于歸」，就是婆家的人了，同娘家已經脫離家庭成員的關係，從而失去財產繼承權。娘家給女兒財產，是在出嫁的時候給嫁妝，給的多少根據家庭經濟情況，以不損害家庭經濟為原則。有的娘家給的很多，甚至給田產，但這是陪嫁，為使女兒在婆家有地位，而不是分遺產。有的對女兒偏心，多給一點嫁妝，如元代福建莆田黃某，「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黃某沒有兒子，以黃已為嗣子，他想把財產多給女兒一些，只有趁出嫁時陪嫁，否則以後就沒有理由再給了（宋濂《宋學士文集·朝京稿·莆田黃府君墓志銘》）。也有給女兒分家產的，那是個別的例外。如膾炙人口的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婚姻故事中，文君隨相如出走，其父卓王孫生氣，連嫁妝都不給，在相如文君夫婦開酒館親自佣作之時，卓王孫認為有辱家門太甚，才給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初嫁時衣被財物，打發他們到了成都。這是迫不得已給一些錢，還不是分家產性質。後來司馬相如受漢武帝重用，以中郎將身份出使西夷，蜀人以有相如為光榮的時候，卓王孫對相如刮目相看，悔恨女兒這門親事來得晚了，於是重新給文君家產，與給兒子的一般多（《史記·司馬相如傳》）。這一次給錢，具有分家性質，但其所以給家產，並非女兒有這種權利，而是為了巴結女婿女兒，所以它沒有什麼普遍性，在女子與娘家遺產關係上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今天人們看出古人分家中一個怪現象，就是拒絕婦女的繼承權。女兒與家產繼承無關，遺孀也沒有份，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其實是極不合理的，這是排斥婦女的社會制度造成的。那麼九*九*藏*書，女子享有父親遺產的繼承權，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為了它的真正實現，人們還要努力，還要同歧視婦女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

談到分家，就要明了財產繼承和分家的方法。這裏的幾個古人分家的事例，就涉及人們容易提出的分家中的問題。

姚崇，與宋璟同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名相，他的分遺產方法學自陸賈和石苞。他看到前輩達官貴人身死之後，子孫不能理家，所有財產都不認真經理，以致毀棄，有的子孫為爭家財，尺寸不讓，乃至打官司，家破名敗。他為避免這種情形在自家出現，覺得陸賈、石苞在世時分配財產，以杜絕後世之爭的辦法好，於是把田園分給三個兒子，並寫了遺囑，說明分配資財的原因，並料理自身的喪葬事務。他也主張薄葬，叫子孫只給他用常服裝殮，不要紫色玉帶。他不信佛，只允許子孫請僧人念經，規模要小，並用隨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錢做這類無益的事。另外，他還給了侄兒一部分財產。《舊唐書》講到他的析產，說「先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傳》）。

寡婦對丈夫遺產的繼承問題比較複雜，要區別情況處理，明人呂坤在《實政錄》卷三《惡風十戒》中說明得較詳細。它所敘述的處理原則是：在一個有財產的人家，丈夫死了，孀婦有兒子，全部繼承丈夫產業，這種繼承，實際上是兒子繼承，產權在兒子名下，寡母並無所有權，只是在兒子未成年時由其掌握；若本身無子，而有丈夫在世時收養的兒子，寡婦和養子接受遺產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給丈夫血緣男性近親平分；若無養子，而有女兒，也是繼承三分之一，以便同女兒往來；若全無子女，就給寡婦留下200畝田，讓她可以生存；孀婦堅持寡居，她所繼承的遺產可以變賣度日，可以出借給人；孀婦如果改嫁，不得帶走原夫的遺產。這些情況歸結起來，是嫠婦可以繼承丈夫一小部分遺產，目的是維持其守寡期間的生活，使她作為丈夫的人而存在，死去的丈夫才有義務養活她，她一改嫁就失去原來的夫妻名分，所以就不能享有遺產繼承權。

這種繼承製度使財產不斷分散。一份已經集中的財產，一代人一代人地平均分下去，要不了幾代，再繼承的話已經沒有多少財物了。明人溫以介母親陸氏問兒子：我們宗族為什麼窮人多？兒子分析說：祖上葵軒公有田1600畝，分給四個兒子，至今傳到第六代，每一代分一次家，傳到我們這一代，不用說是人丁多、財產少了（《溫氏母訓》，見《學海類編》第三十六冊）。溫氏在葵軒時代是大地主，四個兒子各得400畝田，也是大地主，第三代每房若還是各有四兄弟，所得不過100畝，就是中等田主了，第四代則落為一般農民，第五代基本上是沒有土地的貧民了。這樣的分家方法，使小生產者增多。在中國歷史上自耕的小農很多，其來源之一就是通過分家從富有者行列里分化出來的。人們的貧富分化，當然與剝削制度關係密切，但同財產繼承製的關係也很大。我們分析中國歷史的演進過程，不宜忽視這一點。read.99csw.com

總結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分家法和繼承製，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即諸子平均繼承製。

西晉初年，樂陵郡公、司徒石苞有六個兒子，長子早亡，老兒子石崇。臨終前他給諸子分家產，一一分派停當，惟獨沒有石崇的份，石崇母親提醒他，還有老六哩，石苞說：我不是忘了他，別以為這孩子年歲小，我看得出來，他以後能掙家業，所以就不給他了。「知子莫如父」，石崇長成后，官至荊州刺史、鷹揚將軍，果然大富，有「水碓三十余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他與王愷鬥富，成為歷史上出名的豪奢事件（《晉書·石苞、石崇傳》）。石苞的分家與陸賈的有所不同，給兒子的財產因人而異，且不聽妻子的意見。石苞遺言，要求薄葬：用平常穿的衣服裝殮，不要反覆穿裹，墓內不設床帳明器，墓外不起墳，不種樹。

在分家中義讓的人史不絕書。明代吳江人曹大武兄弟九人，他出繼伯父，伯父有田900多畝，理所當然由他繼承，但是他八個弟弟在本生父親家裡所能接受的田地少，為照顧同胞，他要求祖父允許把他應接受的遺產共同分配，於是他只承繼了300畝田（乾隆《震澤縣誌·別錄》引茅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