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稱，或被人稱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貴族、官僚之家。成員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緣親屬，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來說，第一代可能沒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會有。這個家庭不僅有男女主人，還有男女奴僕，還會有寄食的姻親，所以又說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長，在貴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職高的長輩，在這裏官職重要，但不是絕對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雖只做過刺史、防禦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為主，百官到王府拜見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當王溥讓酒，客人離席告罪，可是王祚卻說：這是小犬，諸位請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傳》）。尊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長。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與宗族同爨的還有所不同。民間幾世同居的，成員可以多到幾十幾百，歷史上不稱它為「百口之家」，以別於貴胄官僚家庭。這種同宗義居，也是大家庭，不過更確切地說應是宗族家庭。

家人相殺，是家內矛盾嚴重的表現，大多數是家屬對家長來的。家屬之間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間經常會有齟齬。後娘與前妻之子、前夫兒子與後夫兒子之間也有隔閡。後娘對前妻子女視之如己出的，雖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會上對後娘往往沒有好看法，後娘也覺得難於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時受繼母李氏虐待，他的父親左丞崔倫出使吐蕃，崔衍也當了富平尉，崔倫出使歸來，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問原因，說崔衍不給她衣著飲食，崔倫信以為真，責打兒子，還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說明真相，才使他父親明白過來。崔衍在父親死後，對李氏及異母弟崔合卻很好，崔合借債，總替他償還，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余」（《舊唐書·崔衍傳》）。這是一好一壞才沒有激化矛盾。家庭規模大，人際關係複雜，衝突就多，甚至於激化，有的人為理好家，過好日子，不願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會增多。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則為家長，主體仍在第二代。喪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這樣的八口之家罕見。下面我們將有機會說到一些事例，這裏不贅。

古時人早認識這一點。浦江義門鄭氏宗族的家長鄭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問的能夠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聽婦人言耳」（《明史·鄭濂傳》），就是講不理睬婦人的分家要求。兒媳、弟媳要求分居另過有其道理，她們在夫家是外來人，與這個家庭沒有血緣聯繫，本來並不親近，在妯娌之間也沒有血緣關係，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難產生親密感情，所以不願一起生活，要求各過各的，反倒會相處得好。九九藏書

看到小家庭為主的事實，只是了解歷史上家庭狀況的一個側面。大家庭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質的體現。這類家庭最講究封建禮法，束縛子孫與女子最嚴，向政府輸送官員，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們講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質，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須給予應有的關注，否則不會有科學的說明。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這與家內矛盾的發展有關係。在家庭中，家長是主宰，家庭財產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財產，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經濟，督率子弟經營生產，子弟的收入交家長，而家屬不能隨便動用家庭財產。家長對子女有處罰權，送審權，有時候還有殺子權。子孫要盡孝，以家長的意志為意志，是非為是非。這樣在家庭內部分為管制與被管制兩種人，兩者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要出現家屬反對家長的鬥爭，所以歷史上家內不和是常見現象。

促進社會小家庭化，婦女有很大功績。過往我們較多地看到女子被壓迫的一面，是正確的，同時還應看到她們創造性的一面，她們作為歷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們懂得了這一點。

南北朝時期，南陽有個富翁死了，「諸子爭財，兄遂殺弟」（《顏之推《顏氏家訓·治家》）。如果這個富人生前給兒子們分了家，倒不至於有分財矛盾，以至骨肉相殘。蕭梁有個中書舍人，待家人極嚴刻，妻妾被迫買通了刺客，乘他醉時把他殺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說，他見近年判的案子，對「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客殺地主」，都處刑過輕，不要償命，只是流放，這就犯了失出的錯誤（《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見當時妻子殺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庭析居的積極者是誰呢？首先不是家長，其次不是母親，而是兒子夫婦，兄弟夫婦，尤以婦女為主。如東漢陳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親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來還有嫂子。家裡很窮，衣服不能每人備辦，只能輪著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說：家裡窮成這個樣子，也維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錢，我們不如要求分開來過，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李充假意答應，說要請客分家，妻子高高興興地辦了酒席。客人到齊了，李充跪在母親面前說：媳婦不懂道理，叫我和母親、哥哥分開過，這樣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說著就把妻子休回娘家。這個家當然沒有分，李充成了有義行的人，可是主動要求分離的妻子卻遭了罪。東漢汝南召陽人繆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們年幼時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長。幾個弟媳要求析產，妯娌之間也經常吵嘴。繆肜不知怎樣才能維持這個家庭，一天把門關上，自打自責：「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們見長兄如此難過，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後漢書·獨行傳》）。到隋末，饒陽人劉君長的反對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他有一個累代共財的家庭，時值農民戰爭的混亂時期，缺少糧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說服丈夫，就把院里各個樹上的雛鳥放到一個窠里，這樣諸鳥爭鬥鳴叫，她說：現在天下大亂，禽鳥都不能相容，何況人呢，還是分家吧。劉君長聽了妻子的話，分出來單獨過活。一個月後，他覺得不對勁，指責妻子是「破家賊」，趕出家門，又同堂兄弟們一起生活去了（《舊唐書·劉君長傳》）。元代遼陽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會做繆肜那樣感動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傳》）。上述事實說明，處於兒媳、弟媳地位的婦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動力。ｈｔtｐｓ://rｅad.９９cｓｗ.ｃom

南北朝以後父子分家的現象也很普遍。劉宋時周朗說：「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宋書·周朗傳》）無論是士大夫、平民，多達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為可貴的事，劉宋酉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被政府表彰為「篤行董氏之閭」，蠲免賦役（《南史·孝義傳》）。隋代，四川、陝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異居」（《隋書·地理志》）。江南民間大體也是父子分開過。而在嶺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親貧窮，還有賣身於兒子的現象（《隋書·地理志》）。四川、陝南子孫與父祖別籍異財的現象繼續到宋代。可能是異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北宋政府加以干預，宋太祖開寶元年（968）令地方官勸諭父子共居，否則治罪（《續資治通鑒長編》開寶元年六月癸亥條）。次年更下令，有違犯的處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條）。政府的決心正說明析居問題的嚴重。read.99csw.com

漢宣帝元康年間（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統計，民間子弟殺死父兄、妻子殺害丈夫的，共有222人。這一年宣帝和后將軍趙充國商議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對，理由之一是民間不穩定，論據就是上述凶殺案，他認為不是「小變」，應高度注意，把整理內部當作急務，而不應忙著攻打匈奴（《漢書·魏相傳》）。政府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一點也不過分，沒有激烈的衝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殘殺。

家庭結構的內容，包含家庭規模、成員和主體。孟子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是說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時期李悝在計算普通人家庭經濟時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志》）又是說一家是五口人。秦漢以後，人們講到家庭人口，或說「八口之家」，或說「五口之家」，大體上可以這樣說：秦漢以來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換句話說，一般家庭是五至八個人。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員多寡、家長等方面有區別，以壯年夫婦為主幹則是共同的。它們的成員數額差別不大，血統上不過兩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與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稱為大家庭，因為還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員明了其家庭責任，明了家庭地位read.99csw.com與其切身利害關係，比在大家庭中關心家庭的發展，從而加強責任感，為家業的興旺去作相應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發人去創造。這不僅對家庭本身有利，對整個社會也是有益的。

五口之家應是父子分離后的家庭，其成員為丈夫、妻子和他們的未成年的兒女，間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兩代人，其中以夫妻為家庭的主體，丈夫是家庭的主宰。這類家庭也可能有鰥父，或寡母，從而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婦為家庭主體，第二代男性為實際家長。這種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歷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財」，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類型的家庭。

我們研究古代家庭結構，覺得澄清了一種看法，過去知道歷朝政府旌表義門，知道貴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產生古代大家庭數量多的誤解，其實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為多，真正的大家庭並不很多。清除錯覺，明白一夫一妻為主體的家庭有其悠久的歷史。

歷史上家庭結構和家內人際關係是個大題目，作一部有相當分量的專書也不一定說得清楚。講家庭結構更需要統計資料，梁方仲據二十四史等載籍整理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對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夠用。這篇小文只是就筆者掌握的資料，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了。

商鞅變法，強令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漢以後，大量出現五口左右的家庭。賈誼說：秦朝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誶語」（《漢書·賈誼傳》）。這是說有家產的父子分開過，各自組織家庭，沒有家產的，兒子離開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當徹底，從財產的嚴格所有權上分辨最清楚，兒子不願意向父親借農具，害怕父親表現出施恩的臉色，而使自己處於難堪的地位。同樣，母親到兒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會遭到責嚷。這些做法和心理無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兩家人。晁錯講到漢朝農民的痛苦，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漢書·食貨志》）以五口之家舉例，理應表明當時五口人家的普遍性。兩漢政府實行舉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義」的人吸收到政府中來（《漢書·宣帝紀》）。被舉的孝廉既是實行孝道的模範，與父母同居應是當然的前提，但是東漢產生「察孝廉，父別居」的民謠（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會的現實是成親的兒子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時會受到社會的敬重，如西漢末年劉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財」，被視為「禮儀恩德行於鄉里」之家（《後漢書·樊宏傳》）。此種禮敬恰說明這類家庭的稀少。九*九*藏*書

概括起來，秦漢以來的古代家庭，有三種類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為主幹；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為特徵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貴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變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數量遠遠多於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還要發達。

影響家庭規模和類型的因素，還在於歷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勵分居還是同居，時有變化，也互相矛盾，但對民眾都起作用。商鞅變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傳》），誰也不願意出加倍的重賦，於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現了前述賈誼描繪的那種情形，家庭規模明顯地變小了。隋文帝實行大索貌閱的戶籍政策時，「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隋書·食貨志》），堂兄弟必須分家，大家庭減少了。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導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對血緣近親分家，唐律規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孫自立戶頭，分財自過，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議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兩年徒刑（《唐律疏議·戶婚·子孫不得別籍》）。明朝沿襲了唐朝的律條，也即堅持子孫不得要求分家的規定。至於像前述宋太祖兩次下詔令反對子孫別籍異財，則更是屢見不鮮，如遼聖宗統和元年（893）詔諭，「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遼史·聖宗紀》）。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舉。這類法律、詔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間私下進行，子孫要分家，父祖不告發，並不治罪，所以它並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現象的發生。歷朝政府反對隱匿人口，增加賦役收入，要求民間父子異居，可是父子析產後容易出現老人無人承養的社會問題，也不符合孝義倫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孫共財，於是根據當時的需要，採取相應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響到民間父子祖孫的分離與結合，家庭類型與規模遂發生相應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