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什麼溺女嬰呢？我們從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乾隆間編撰的《涇縣誌》講該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艱者冀目前之速孕，資乏者懮異日之贈奩。」（《風俗》）這裏提出的是兩條理由，一是沒有男兒的希望現在奶孩子的婦女儘早受孕，以得到男孩，而乳母一般不易懷孕，所以淹斃女嬰以斷奶。二是怕女兒長大，賠不起嫁妝，乾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區賠嫁之風盛行，如安徽寧國人「皆以無厚奩為恥，往往有因嫁女而破產者」（同治《寧國縣誌·風俗》）。「嫁女破家」，成了許多地方的民諺，可見厚嫁的事實，而且厚奩有傳統性，不好改變。如明朝浙江溫州項氏家族的家訓講：「吾溫風俗，百金嫁女，猶謂不足；十金教子，則鼻大如靴。」形象地說出厚嫁的情狀。到了清朝，人們還說當地「奩資盛而溺女」（光緒《永嘉縣誌·風土》）。光緒年間，翰林院檢討王邦璽上書，說民間溺女，有因「撫養維艱」而淹斃的（《大清律例新增統纂集成·刑律鬥毆》），是說貧民養不起女兒而被迫淹溺，這是溺女的第三個原因了。

厚奩的風俗是人為的。由於娘家嫁女要豐盛的財禮，婆家反過來娶婦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給嫁奩，女兒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尋短見，所以父母為此不得不厚嫁。厚奩若不可能，不如不要養活，免得將來受罪。厚嫁與溺女相聯成為社會風習，作為個人講就不易抵制了。重男輕女觀念和社會實踐，也是形成溺女的一個社會原因。

溺女是殘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數的統治者在那裡禁止，可是大多數父母卻認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貧窮，生活條件差，女子勞動力弱，生產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經濟就更差。早在漢代社會上就流行「盜不過五女門」的說法（《後漢書·陳蕃傳》），就是講有幾個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窮，小偷也不會光顧。人們以為女兒造成家庭貧困，不要女兒也是不得已的事。再說為了養兒子而不要女兒，人們也認為是常情，因為女兒是人家的人，兒子是香火接代人，兩者只能取其一時，只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個時代，人們就這樣把殘忍不道德的事情當作合情合理的，這就是那時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間編寫的《雩都縣誌》卷五《風俗》說：「溺女為俗，相沿已久，皆以為當然。」把溺女當作天經地義的事。依據資料記載，我們知道有這麼幾個父母溺女時的思想：寧波一個男子連得兩個女兒，先後淹死了，到第三個女兒出世，改為焚燒，並綁上石頭投到江里。當時有幾百人圍著觀看，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說若還是採取淹死的辦法，怕她投胎再來，使用火燒的法子可以斷絕她，下一胎好生個男孩（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輕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兒還以為得計，做得那樣「理直氣壯」。安徽旌德縣人方蘭生連得五個兒子，妻子舒氏又懷了孕，別人根據他的思想狀況，斷定他生女兒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閏章的《溺女歌》勸他生女兒也要存養，他猶豫不決，妻子懷胎13個月生不下來，這才害怕溺女違犯天意，決定生女孩也要留養。有個叫謝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兒的主意，後來有人給他講《溺女歌》，他才醒悟，留養女嬰（施閏章《愚山先生別集·矩齋雜記·戒溺女》）。方、謝怕「天譴」才改變主意，一般的人沒有人給他們講這種「道理」，不知懼怕，自然不以溺女為非了。九-九-藏-書

戰國時期溺女嬰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韓非子·六反》：「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說明溺女已是人們的帶有一種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時，「世人多不舉女」，表明溺女嬰者多，顏之推在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特地舉出他親戚的例子：那人廣有婢妾，每當她們將分娩時，派奴隸守在產房門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產婦心疼，號哭不讓，其悲慘之聲令人不忍聽聞，但並不能改變那個人溺女的習性和舉動（《顏氏家訓》）。顏之推這個親戚極殘忍，是溺女的一個典型。https://read.99csw.com

東晉孝武帝時，中書侍郎范寧說當時「四境晏如，烽燧不舉」，但是人民「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還是賦役太重：「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這就不能不出現不敢結婚，不敢養子的情況（《晉書·范寧傳》）。

北宋仁宗時，福建建州風俗「生子多不舉」，王鼎去當知州，禁止溺嬰（《宋史·王鼎傳》）。南北宋之際，福建崇安人胡安國的弟媳兒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虧安國的妻子把胡寅抱養了，才使他存活下來（《宋史》卷四三五）。

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說福建、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風」，順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清世祖實錄》）這幾個省的溺女習氣確實嚴重，此外浙江之風行不亞於福建省，只是魏裔九_九_藏_書介沒有說到罷了。

明初浙江嚴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舉」，知縣袁政禁止，以後百姓生女兒，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對袁縣令的紀念（民國《吳縣誌》卷六十六引《姑蘇志》）。金華府人「產女多不舉」，縣令呂祚禁止，據說活下的女嬰甚多（光緒《常昭合志稿·人物》）。嘉靖間蘭溪令李昭祥令民間生三個女兒的豁免徭役，因此幾年內沒有拋棄女嬰的（光緒《華亭縣誌·人物》）。同時間江西貴溪縣民人也使溺女成為風俗（民國《吳縣誌·傳》）。浙江新昌人棄女，縣令採取刑法處斷的手段嚴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嬰存活下來，他離任時，女孩的父親為他送行，向孩子們說他才是你的真正父親，表示感激（乾隆《紹興府志·人物》）。萬曆時，刑部侍郎呂坤指責惡劣的風俗，把江南溺女作為其中的一個現象（《實政錄·惡風十戒》）。江西萬年縣人「棄女者載道」，廣東番禺人、知縣麥秀歧回家鄉請來十幾個乳母，撫養被遺棄的女嬰。天旱，上司指示他舉行祈雨儀式，他不聽，說乾旱是百姓不仁棄女引起的，只有杜絕了溺嬰風俗，才能求雨（屈大均《廣東新語·事雨》）。崇禎時福建浦城縣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陽合志·義行》）。終明之世，溺女在長江以南地區流行著。

元末人鄭文和在《鄭氏規範》中說：「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沒。」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習俗。

對父母的溺嬰問題，我們還應有更深刻一點的認識。封建時代子女是屬於家長的，家長就有權來處置他的教育、職業、婚姻、交友，這個權利也包括對嬰兒的殺害權。歷ｒｅａｄ•9９ｃsw.ｃｏm朝政府沒有保護嬰兒的法令，溺嬰並不犯罪。溺嬰既然是家長的權利，它當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應當有生存的權利。」這不是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而是近代的意識，這正是我們要批判封建主義的地方。不但統治者不講人道，連父母也不講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會，終究被比較合理的社會制度所取代。如果我們把問題再看得深一些，家長不僅不能溺嬰，而且要保證嬰兒健康地成長，給兒童以優良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才算盡到家長的責任。封建時代，家長只要把子女拉扯大，就算有了恩，至於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麼多了。那時生產力不高，人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講究孩子的撫養，能把孩子帶大，就算盡到責任，就算符合道德了。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來很不夠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慮到有無條件把孩子養育好，即要有錢財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只管生育，不管教養」，到養育兼管，這是人類在自身再生產問題上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現，這是現代人應當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類的物質水平總是有限的，要對子女養育得好，就必須節制生育，少生，優生，在不發達的國家尤須如此。在這裏，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制生育結合在一起。作為當代中國人更加需要克服只生不養的傳統作風，樹立優生優育的觀念，提高我們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溺嬰是中國歷史上始終存在的社會問題。溺女事件史不絕書；溺男在唐以前不時出現，宋以後少見，因唐以後賦役制度改變，人口稅前重后輕，窮人不存在因徭役重而淹斃男孩的問題了。所以說，歷朝政府的賦役制度是造成溺嬰的一個重要原因。

淹死女嬰的記載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以上發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斃男嬰由兩個因素造成：一是政府征徭過重，百姓貧窮，負擔不起，只好以減少人口來對付，九-九-藏-書這是主因。次因是考慮分家時的家產，不願因人多而陷入貧困境地。

《詩經·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說明周朝以來，父母對生兒子和女兒的截然不同態度，故後世對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興地把他放在床上，下體遮以衣裳，給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將來要到外面活動，要做官，而生女孩，將來不過在家內勞動和紡織，沒有出息。由於對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嬰兒一誕生，就給以男尊女卑的待遇。還有比這更奇怪的現象，就是溺死嬰兒，尤其是女嬰。

漢元帝時，諫大夫、御史大夫貢禹多次上書，指陳時政的得失。他講當時的一種現象：百姓「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時百姓溺男嬰是一種普遍現象。貢禹又分析產生這個社會問題的原因：自漢武帝起，小兒到3歲出口錢，15歲拿算賦，百姓害怕這種人口稅的負擔，不得不溺殺嬰兒，他建議推遲人頭稅的年齡，改為7歲出口錢，20歲出算賦（《漢書·貢禹傳》），以減少人民溺男嬰的現象。

西晉初年，還沒有統一吳國，巴郡鄰近吳國，徭役特多，人民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養」。王浚來當太守，減少徭役，凡生育者一個時期內免去徭課，因此幾千家存養了男嬰（《晉書·王浚傳》）。老百姓遇到這樣的太守是幸運的事。

南宋初年，衢、嚴、信、饒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舉」，禮部侍郎、樞密都承旨趙子盡因而提出禁止溺嬰的建議（《宋史·趙子盡傳》）。接近這些地區的徽州也有溺嬰現象，據《淳熙新安志》卷一《風俗》記載：「愚民嗜儲積，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貲分始少。」這是怕分家時，兒子多分不到什麼財物，因而不願意多要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