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罽。」（《漢書·高祖紀》）規定商人不能穿帶有圖案花紋的細綾細葛料子製作的衣服，換句話說只能穿沒有花紋的低質量的服裝。漢朝政府在作出這項決定時，並沒有對農民或其他平民的穿著作出規劃，這時對商人的「特殊」待遇是限制他們服用華麗衣裳。這是我們看到的有關商人的早期服制資料。

唐朝初建，天子的常服，沿襲隋朝的習慣，穿黃色的袍子，但漸漸穿赤黃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同上）。赤黃色成為皇帝的專用色，士庶不能用，商人、工匠更不必說了。

北宋商人的穿著，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比前面說到的所有規定都要清楚一些。他說東京各種職業的人的衣著：「其賣葯、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以懈怠，眾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卷五《風俗》）工商中各個行當的人，都有習慣形成的、公認的服裝，大家嚴格遵守，不得破壞。南宋臨安的商人著裝，據吳自牧的《夢粱錄》所載，與北宋汴京人相同，「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卷十八《民俗》）。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定製，一、二、三品官，四、五品官，六、七品官，八、九品官各有其服飾，無品級的官吏、庶人、部曲、奴婢許穿綢、、布料的服裝，顏色是黃的或白的，還可以用銅、鐵制的帶子和飾物，不得用金銀玉帶（《新唐書·車服》）。工商的服色也就在庶人的範圍里了。唐太宗又規定，袍子加襴，庶民用白色。唐文宗重申其先人定製，沒有官身的人，只能穿粗葛布料子的衣服，用綠色的銅帶和鐵帶。又規定商賈、庶人、僧道不能騎馬，商人的老妻才許坐葦篷車，或二人抬的兜籠（《新唐書》）。九-九-藏-書

元朝庶人不許穿赭黃色衣服，許用暗花紵絲綢綾羅毛毳，帽笠不得用金玉裝飾，靴子不能增飾花樣，而皂隸公使人只准用絹綢做衣料，娼妓賤民只許用皂色褙子（《元史·輿服》）。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以服制多廢壞，規定吃官糧的吏役「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舊五代史·明宗紀》）。商人與農民穿同樣的衣服。

在服制中，商人、工匠的規格低於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為何低於農民？而農民家中若有一個人經商，全家在服飾上要降低一等，這不明明白白地輕視商人嗎？商人有經濟條件穿好衣服，偏偏低於財力尚不如他的農民，不就清楚不過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壓制他嗎？是的，歷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農業壓制工商業及其從業人員，不許商人穿高貴的華麗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買他經濟上的賬，相反還要通過政治上壓制他的經濟力量的發展，所以商人的服制，是重農抑商方針的體現，也是施行這個方針的一種手段。這一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仁恕堂筆記》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飾政策，說這是「陰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圖書局輯《古今筆記精華》卷四）。對此，統治者在制定政策時更是明確的。金章宗和參知政事張萬公都覺得風俗侈糜，要用分別貴賤的各種制度來制約，左丞守貞因而要求更定服飾之制，金章宗說如果那樣做的話，怕要失人心，守貞回答說「止是商賈有不悅者」（《金史·輿服志》），因此不用怕，於是定了新的服制。統治者不顧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慮怎樣壓制它，賤商的服制就是這樣問世的。

晉朝法令：「士卒百工不得著假髻。」（《太平御覽》卷七一五）西晉婦女喜歡戴假髮，男子的情況我們不清楚。這條規定是針對士卒與百工的，士卒身份低於農民，這裏把百工與士卒同樣看待，而法令里沒有提及讀書人、農民，顯然不能戴假髮的只是工匠和士卒，士人和農民絕不會受這個限制，表明百工地位不同於一般的平民。

歷朝統治者何以都要制定和執行服飾法規呢？杜佑等人的話給我們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禮典·君臣服章制度》里說：聖王制衣裳，作五色與章服的區別，目的是通過它把人區分為貴賤等第，並據此採取相應的治理原則與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漢人王吉說：「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漢書·王吉傳》）杜佑以後，南宋人王在《燕翼詒謀錄》中寫宋太宗制定服飾制度，是「以別貴賤」。古人的認識是一致的，衣飾制度中尊貴者的質地好，有紋章，是為了表彰他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裝是為區別人們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把它作為人的貴賤身份的一種標誌。表彰尊貴者及區別貴賤還不是終極目標，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統一，承認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別是老百姓要承認被人治理的下層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禮記》）明人丘浚說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聽我治理，與我合作，不在別的因素，就在「爵號之名，車服之器」（《大學衍義補》卷二）。君主以服飾制度作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服飾制度所反映的是等級制度，社會本來就存在各種身份地位的人，統治者用服飾制度把它固定化，法律hｔtｐs://reａｄ•９９cｓｗ.com化，維護等級制，實質上是維護上層等級，而使下層等級屈服。服飾制度是等級制度的產物，又是維護產生它的制度的上層建築。

北宋太宗下令，縣鎮場務諸色公人、庶人、商賈、伎藝、不系官伶人，只許穿黑、白二色的衣服，用鐵、角帶鉤，不得用紫色。富商大賈可以騎馬，但馬鞍不能帶彩繪，工商庶人不能乘坐檐子，可以乘車，或二人抬的兜子（《宋代·輿服志》）。對於乘車，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規定，庶民只許坐牛車，車身可以作黑色的裝飾，不得彩繪，不許在車前排列儀仗物品（《宋史》）。

金朝服色制度，把工商包括在內的庶人，許用綢、絹布、毛褐、花紗、無紋素羅、絲綿做衣料，頭巾、腰帶、領帕准用芝麻羅製作，兵卒准用無紋壓羅、綢、絹布、毛褐，比庶人少花紗、絲綿，奴婢又比兵卒少無紋壓羅（《金史·輿服》）。

隋朝關於人們的袍服，著重從料子的顏色上加以區別，政府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穿紫色的袍子，六品以下官兼用赤色的、綠色的，沒有品級的胥吏著青色的，庶人用白色的，屠戶、商人用黑色的，士卒用黃色的（《舊唐書·輿服志》）。品官、胥吏、農民、商人、士卒不同顏色的服裝分得清清楚楚。

穿什麼衣服，本來是生活上的事情，但歷來被人們看得很重要，原來它關係到等級制度的根本問題，具體到商人又關係到崇本抑末的重大原則，所以統治者歷來重視，抓住不放，總在服裝上整人。由此我們知道服飾制度不是小事，是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要認識歷史，不可不注意服飾問題，這是我們研究商人服飾史所得到的一個啟示。再一個啟發是總在服裝問題上指責人不一定有道理，你給人統一服裝，而人各有個性，各有愛好，各有審美觀，你何必多所指斥，乃至歸結到政治上，豈非大有「服色違制」的味道嗎？然而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骨董，難道還應當把它視為寶物而捨不得扔掉嗎？

商人有資財，自然要藉以改變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們往往不怕服色逾制，要同貴人比高低。東漢仲長統說大商人「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後漢書·仲長統傳》）。商人沒有爵秩，甚至連嗇夫、伍長也不是，可是竟然穿著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圖案的貴人之服。東漢正式確立十二章服制度，天子衣服繪畫12種天象、動物、器物的圖像，三公諸侯是九種，九卿以下官員是7種，庶民沒有（《後漢書·志·輿服》），商人穿章服違制，所以仲長統說是怪現象。南朝劉宋中軍錄事參軍周朗說，當時「商販之室，飾等王侯，佣賣之身，制均后妃」（《宋書·周朗傳》），可見商人及其家屬在服制和住宅方面都不守定製，好為華麗之服和雕樑畫棟之宅。唐高宗給雍州長史李義玄下令，嚴厲管制服色與喪葬違制的人，因為「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舊唐書·高宗紀》）。在這裏商人是服色、喪葬逾制的主要成員。明人呂坤說織金妝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賈工農之家一概穿著」（《實政錄·禁約風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違制者。這類記載甚多，不必臚陳，反正是商人不安於本等服色，競著新麗之衣，政府禁止，只有一時的效應，不久商人又逾制了，商人與政府在服制上不停地鬥爭。以往人們總以「商人奢侈」來譴責他們服色的逾制，如果我們承認商服制度是重農抑末政策和封建等級制度的產物，就不必對商人服裝違制那麼痛惡了。rｅad.9９csｗ.ｃｏm

各個朝代服飾制度表明，各種身份的人，百官、士人、農民、工匠、商人、士卒、隸役、倡優都有特定的衣服及其裝飾品。工商不同於貴族官僚，也不同於有功名的讀書人；有的朝代中工商雖在庶人範疇內，似乎與農民相同，但多數情況下又不能服農民之服，所以就總的情形講，有異於農民，不及農民；它與士兵、奴隸、賤民等類人也不一樣。商人服飾的特點主要有三條。一是只能用低質量的衣料和其他原料，如只能穿粗綢的，生絲製品的絹，棉布，銅或鐵的衣帶鉤，不能穿綾羅綢緞等高級衣料製品，也不能用金銀玉石做衣服裝飾物。二是衣服上不能有花紋圖案，必須是素的，而不能像皇帝、貴族、官員那樣有日月山川及動物的圖像。三是衣服顏色必須是白色、黑色兩種，其他顏色不能用。總起來講衣服質量是低的。商人不乏九*九*藏*書有錢者，有財力製作各種高質量的服裝，但政府規定的服制使他們不能憑金錢穿著豪華的衣裝。

服飾制度既然表明人的等級身份，人們就以衣帽觀察他人的社會地位。這個觀念再衍化，就是以人的衣飾的好壞決定對他的態度，穿戴華麗貴重者尊崇之，穿戴平常者鄙視之，而不管其人的品德如何，事業如何。以衣飾取人，作為等級制的服色制度的產物是要不得的，今人不應當再有意無意地使用它了。

歷朝政府制定服飾法規，強制執行，各種人都不得違犯，特別是社會下層和賤民，監督比較嚴格。這種監督來自兩方面。一是官方的，依法處理。不按規定穿衣，叫作「服色違制」，或叫「服色逾制」，政府有處理辦法。如元朝規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職官解現任，期年後降一等敘，餘人決五十七下。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元史·輿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飾被沒收賞給告發人。朱元璋特別向民間發出告示，不得在服裝、首飾、器物、住宅方面違制，舉例指出：「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紵絲紗羅」，嚴懲不貸（《大誥續編·居處僭分》）。政府獎勵告發者，因而產生另外一方面的監督，即民眾之間，高服制等次的人不允許低等次的人穿著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願意看見本等次的人服飾變為高檔次。如清初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所說，若平民出身的讀書人沒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裝，士人必然「群起而嘩之」，指斥他到「無顏立於人世」的地步。在服色逾制中，商人違制，歷來是官員攻擊和糾正的目標，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的就是指商人。

明太祖朱元璋對農民與商人的服飾有嚴格的不同規定。農夫的衣服可以用綢、紗、絹、布來做，商人只能用絹、布，而不得衣綢、紗之服，如果農民家裡有一個人做買賣，全家的衣著就跌入商人的行列，不能再用綢紗做料子了。農民戴斗笠、蒲笠，可以出入市井，包括商人在內的不事農業的人不許戴。到明武宗時，增加一條禁令，商人與賤民僕役、倡優不許穿用貂皮大衣，它並不涉及農民，顯然農民有這個權利（《明史·輿服志》）。

歷史上的商人和工匠的服飾，歷朝政府作了一些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