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人過五月節，要在手臂上系著五色絲織物，叫做「辟兵」，大約是祈求不發生戰爭，從而不產生瘟疫，以免病害。這是當時南北朝混戰時期人們極易產生的精神寄託。到宋代出現各種百索，有綵線的，有珠子的，給兒童系在頭上。明清時衍化為香袋，內裝香料，做成各種形狀，年青的婦女和小孩佩戴，既有藥用價值，又有美觀作用。

端午節和其他節日一樣，也是個交際的時日，節間親友互送禮物，皇家也不例外。貞觀十八年（644）五月初四日，唐太宗用飛白體書寫騖鳳煙龍等字，寫好后對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等說：明天是端午節，風俗是用衣服玩物相互祝賀，我今天送你們飛白扇兩柄，供你們扇風納涼（《冊府元龜》卷四十三《帝王·多能》，493頁）。這是帝王以雅物贈大臣。宋朝皇帝給親王、宰相及學士送的東西更多，有親自書寫的葵、榴畫扇，艾虎，紗匹（《夢粱錄》卷三《五月》）。

南朝時端午日，人們競相採集各種草藥，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製藥品，以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自采草藥，到明清時代在大城市發展為藥鋪施藥，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藥店要應節的消毒藥品，如雄黃、芷術等。順便說一句，直到20世紀上半葉有的城鎮的藥店仍在九*九*藏*書端午節施捨雄黃荷包。因為城居之人採藥不便，故有這種變相的形式。採藥是為應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黃泡的酒，並把這種酒塗在兒童臉上，劃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端午節的產生，傳統的說法是紀念屈原，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從節日生活內容看，它和季節關係極為密切。我國一年四季分明，而酷暑、寒冬界限較之春秋兩季更明顯。五月進入大熱季節，烈日給人體的毒害很嚴重，而毒蟲經過春天的滋生，到這時也壯大了，對人的危害也大，因此人們把五月視為毒月是有道理的。為避免疾病的產生和流行，人們需要做一些預防，不僅個人做，需要眾人共同做，約定一個時間，大家一起動手，不失為一個好方法。端午節采艾、菖蒲，做香袋，喝雄黃酒，說明人們認識到夏季是疾病流行季節，予以重視，並用藥物預防。如此看來，端午節的那些辟毒的共同生活內容，是人們的一種社會公約，形成風俗，人人自覺遵守，也是人們的一種公德。它比政府的有關法令還要靈，因為這是自覺自愿做的事情，是行政強迫不能辦到的。從防病毒的角度看，端午節的產生以及歷久不衰，就有它的必然性。它是適應了人們的需要而產生的，流傳的。由此我們認為端午節的生活是人們醫藥知識和生理知識提高的表現，它的出現和流傳是一件好事。但是人們認識到的東西卻不一定能給以科學的說明，反而容易被迷信色彩所籠罩。透過端午節的生活內容，我們看待古人的文明，絕不能看表象，不能讚不絕口，也不能以野蠻、落後、迷信一言以蔽之，要作分析，要透過生活現象，看到它合理的成分，那才更有益處。今人到春天https://read.99csw.com就強調抓環境衛生，比古人到五月節時才做就做得更早，是認識提高的表現，對端午節純粹是當節日來過，而失去講衛生、預防疾病的意義。

南朝人要搞划船競賽，這個風氣歷代延續不輟。越到後世，龍舟競賽更成為節日的大項目，節日的標誌。在明代，南京競渡搞得最熱鬧，福建規模也大。這些地方的大江大河中競技，一船可坐十人，大的到二十人，擊鼓划船，一會兒幾里地下去了（張瀚《松窗夢語》卷七）。

吃粽子，在南朝是夏至日的食品，很快也成為端午的食物，到北宋，人們當日吃粽子，五色水團，粽子成為主要食物之一，並且把它堆擺成樓閣、亭子、車子等的形象。後來人們又把它作為節日的禮物，互相饋贈。粽子終於同龍舟競渡一樣成為過端午的標誌，而且它比競渡還要普及，因為這是家家可以做到的，不像龍舟要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實行起來。

端午節的生活內容，歷代也有一些變化。社會生活條件在變異，節日內容作相應的調整是理所當然，以新鮮內容充實古老的傳統節日，使人們節日過得更美好，也使節日更有意義。如果不是這樣，這個民族就會非常保守了。當然，內容的增添，以不失去該節日的原有基調為原則，否則就不是那個節日了。

南朝人過端午還有郊野踏青和做鬥草遊戲的內容，這是同采艾、采草藥相結合的，不過後來踏青、鬥草各成為單獨的形式。踏青後世演變為城中達官貴人和文士的郊遊，如明代北京士人相約到天壇松林、高梁橋柳林、德勝門內水關、安定門滿井等地，帶著酒果，作竟日之游，女子亦有前往的。南京的文人到雨花台遊憩。這天之後，天氣日益炎熱，這些人就不到烈日下活動了，這也是端午日出遊的原因吧。鬥百草主要是兒童的娛樂，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的《群嬰鬥草圖》，繪畫一群男孩在野外鬥草嬉戲，有的拔草，有的身邊放著草蘭，面對面用力拉草鬥勝負，有的旁觀助興。乾隆帝為此畫題詩，有「赤子之心愛生意」句。畫和詩反映清時兒童鬥草的快樂生活，並引起成年人的興趣（畫藏故宮博物院，《文史知識》1986年第12期刊載）。九*九*藏*書

端午節流行的飾物、用物、食物、玩物，從南朝至清代，在總的方面變化不大，表明它的傳承性。這種傳統節日形成一個民族文化的特點，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標誌。有了春節、端午節、八月節、清明節、冬至節等節日，中華民族才成其為中華民族。所以民族節日需要很好地保留，輕視是不對的。我們民族有的節日，在大陸不太被看重，而在大陸以外的一些地區受到高度重視。據說在香港地方，香港到九龍的地鐵，一年只有三天通宵達旦地運行，其他日子夜間停運，這三天里有一天是陰曆八月十五日，夜間通車為的是讓人們好回家過團圓節。又據報載，1986年亞運會在漢城舉行的時候，中秋節這一天中國運動員乘車去運動場練習，結果吃了閉門羹，返回駐地不久，得到會議組織者方面的說明：按當地習慣中秋節放假，故而閉館，此情未在事先通知，表示歉意。中國運動員忙於賽事，忽略了本民九-九-藏-書族的節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此事卻使人知道韓國人重視中秋節。看來大陸的國人對待中秋佳節，可能不及香港同胞和韓國人。本民族的節日真要當個節日來過呀！

在古代，五月被稱為「惡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檁的《荊楚歲時記》中就有「五月俗稱惡月」的記載，可見這個觀念至遲形成於南朝，實際上比這時要早，因為戰國時代人們就認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則克父，生女則克母，表明人們厭惡五月。因為是惡月，人們怕有觸犯，禁忌就多，端午節的生活，就因惡月而產生它的一些內容和形式。

端午節與衛生事業、人體健康相聯繫，這一事實，使我們聯想到節日生活同科學、文化、生產相結合，在節日之中灌注這方面的內容，既豐富人民的生活，又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能。還可以根據科學、文化、生產的需要，創造一些節日。如植樹節，在我們這個森林資源有限、綠色植被不多的國家，需要利用各種方法提倡植樹種草，結婚、生育種紀念樹之外，把春天植樹節搞起來，讓它真正成為民族的節日，自覺自愿地幹起來，就會改變機關派任務，年年種年年死的現象。

南齊人宗測，祖籍南陽，世居荊州，不樂功名，政府屢次徵辟而不就，移居廬山，周遊衡山等地，他的遊歷含有隱居性質，此外也是上山採藥，自雲到廬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在這裏的衣食是，「量腹而進松術，度形而衣薜蘿」（《梁書》卷五十四《宗測傳》）。看來他是懂得中草藥的人。據記載，他在五月初五日雞還沒有報曉的時候出發，採摘像人的形狀的艾，回來治成艾絨，用以治病，很有療效。宗測的用艾治病，反映當時人已認識到艾的藥物性質。端午這一天，荊楚地方的人采艾，編織成人形，懸挂在家門口，祈禱消除毒災（《荊楚歲時記譯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自此，形成人們于端午節在大門上掛艾人的風俗。艾，成為端午「五瑞」之一，大約同宗測的活動分不開。用艾，歷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釘艾人于門上」（《東京夢華錄》卷八《端午》）。到南宋，人們用菖蒲做成張天師馭虎的形象，與艾人一同懸挂在門上（《西湖老人繁勝錄》卷三《五月》）。自此菖蒲與艾並用，如明朝宮中門兩旁安放菖蒲、艾盆，門上懸挂吊屏，上面畫的是張天師或仙子、仙女仗劍降五毒的故事（劉若愚《明宮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間複雜，內容則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製成蒲龍、文虎，插於門上（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五月·端陽》）。艾不僅掛在門上，南宋人又興起戴艾花的風習（《武林舊事》卷三《端午》）。明人繼承下來，由婦女專簪艾花（《宛署雜記》卷十七《民風》）。清代女子戴艾葉，也是「端五景」之一（顧祿《清嘉錄·五月·端五》）。reａd.9９ｃｓw•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