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的確說得非常好。在我們自己的談話中他也是一樣，我發現他完全是過去的那個薩特。我們談到我們的一生，我們的時代，談到大大小小的一切。

在這一年裡，像往常那樣，他簽名于許多文章，都發表在《世界報》上：

7月初，薩特同阿萊特、布依格和布依格的一個女朋友——一位薩特非常喜歡的年輕婦女——乘小汽車去朱納斯。經過了已成為習慣的一番接送，他同萬達去了威尼斯，他在那兒呆了兩個星期。我常給他打電話，看來他的情況很好。但莉蓮的朋友宣告的那個結論仍然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只有幾年好活。我同西爾薇去奧地利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以及我對風景、城鎮和博物館的興趣幫助我消除心中的不安。但在晚上，雖然我竭力去抵抗這種情緒，我還是不能完全消除它。我從薩特的房間拿了一管瓦列莫；現在我徒勞地指望靠吞服這種藥丸來平復我的心情，我喝著過量的威士忌。這樣做的後果是使我的雙腿發軟，走路搖晃起來了。有一次我差一點跌進湖裡去；另一次，我走進旅館的大廳，一下子跌倒在扶手椅上，女主人大為驚詫地看著我。幸好，到了早上我又恢復過來了，我們度過了一些很愉快的日子。

下一個星期四，莉蓮和我帶他去豪塞特醫生那兒進行一次私人會診。豪塞特仔細查看了薩特的一個很厚的醫療檔案，他祝賀薩特放棄了抽煙，並開了一系列靜脈注射的葯。他說，如果薩特感到有點痙攣性的疼痛，就應該立即停止行走；否則有發作心臟病或中風的危險。他堅決反對薩特去朱納斯短途旅行的計劃，他給我一個很厚的信封，要我轉交給庫爾諾醫生。我們帶薩特回家，哦和莉蓮一回到我的房間，就用蒸汽打開了豪塞特的信。這是一個很詳細的病情概述，我們不怎麼看得懂。莉蓮把它留下準備給她的朋友，一個女醫生看。

我們一起度過了三十五天，先是同西爾薇，然後是我們兩人單獨在一起。

我說這話時沒有幻覺；這個安詳的心靈也時常受到干擾。他越來越感到需要一杯酒。在這次度假前我問維克多，他認為薩特的健康狀況怎樣。「他越來越糟，」維克多答道。薩特在每次同他談話之後都很氣惱地要威士忌喝。

而我當時想，這對他是必然會發生的。他總是把自己的工作排得滿滿的，從不休息。如果他感到疲倦了，感到捉摸不定或者想睡覺，他就給自己服科里特拉納。雖說他的動脈先天性的狹窄容易讓他得病，但他至少沒有做任何防止病發作的事情。他是在耗費自己的「健康資本」。他知道這一點，實際上他說過：「我寧可早一些死去，也要完成《辯證理性批判》。」我不知道在格羅德克的書的影響下，他是否可能多少有意地選擇自己的處境。他並不真正希望去寫《福樓拜》的最後一卷，但這一段時間又沒有別的計劃，所以他又不願意完全放棄它。怎麼辦？對我說來，我可以閑居著而生活不會丟失它的全部意義。薩特不是這洋的。他願意生活——甚至強烈地生活——但是要有一個條件，這就是有可能工作。在這個回憶錄中，讀者會看到，工作是薩特無法擺脫的事情。當他發現自己失去了把工作搞好的能力，他就過量地喝酒；他的活動量加大得超過了他可能承受的限度，這必然會導致他疾病的發作。他沒能預見到這會導致他的近乎失明的狀態，他因此而無比震驚。他想自己該歇下來了，對他說來，病是休息的唯一正當的理由。

1月9日，支持處境困難的《政治周刊》的呼籲書；1月23日，反對摩洛哥鎮壓的呼籲書；3月22日，一封致拉瓦爾法庭庭長的信，信中表示支持伊萬·皮諾，他因退回自己的軍籍簿而被控告。3月26日，抗議一名歌唱家在奈及利亞被逮捕的信；3月27日，為爭取rｅａｄ•９９ｃsw.coｍ阿根廷公民自由權的呼籲書；6月29日，寄給貝爾格萊德會議的請願書，反對在義大利的鎮壓；7月1日，反對巴西政治形勢惡化的抗議信。

薩特答應梅麗娜在2月中旬去雅典大學作一次演講，她在那兒工作。2月16日（星期三）他和彼埃爾·維克多坐飛機去雅典，他在那兒呆了一個星期，同維克多一起吃午飯，同梅麗娜一起吃晚飯，同時打著腹稿準備他的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什麼是哲學」。22日（星期二），原定為八百人的會堂里坐了一千五百人，薩特演講。他講了大約一個小時，激起了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維克多認為這個演講內容「簡單」了一些，但因為大多數學生都不太懂法語，他們不可能透徹理解那些較為艱深的概念。第二天我去奧利飛機場接他們。我在排隊通過的旅客中尋找他，他們當中有個人看到我擔心的樣子，對我說，「他們就在後面。」薩特和維克多終於來了，他們出來得很晚。薩特下飛機走了這麼長的一段路，有點累了，但這次旅行他是很愉快的。

在羅馬，這一年的夏天人們的精神動蕩。一個學生在波倫亞被殺，該市長是共產黨人。在9月23日到25日舉行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左派示威活動，前面我已經說了，薩特簽名於一個聲明，反對在義大利的鎮壓。這一舉動在義大利新聞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特別是在共產黨的報紙。……一家極左翼報紙《鬥爭繼續》同《現代》的關係很好，請薩特就這個問題作一個談話。M.-A.馬索奇慫恿薩特支持波倫亞集會。羅森娜·羅桑達請他不要那樣做，她預計這會引起麻煩。9月15日在我剛剛談到的那個小咖啡店裡，薩特同《鬥爭繼續》的幾個頭頭會面。他們以「自由與權力不可能結合」為題在9月19日的《鬥爭繼續》上用四頁的篇幅發表了這個談話。薩特說明了他關於義大利共產黨、關於歷史的妥協、關於巴迪爾—明雷夫一伙人、關於東歐持不同政見者、關於知識分子對政府和黨的作用、關於新哲學家、關於馬克思主義等問題的看法。他說：「每當政府警察向一位青年戰士開槍時，我總是站在青年戰士一邊。」他宣稱自己是站在這個青年一邊，但他不希望波倫亞出現暴力。他的話使每一個人都感到滿意，包括羅森娜·羅桑達。

在1977年6月21日，他七十二歲生日時，他是十分愉快的，他同許多知識分子在雷卡米埃劇院歡迎東方的持不同政見者。與此同時，吉斯卡爾在愛麗舍宮會見勃列日涅夫。薩特挨著米克哈爾·斯特恩博士坐著，我們為他的獲釋出過一份力，他十分誠摯地向薩特致謝。薩特同其他在場的人作了簡短的交談。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醫院。頭一天薩特吃了晚飯後，又看了一會電視，睡得很好。醫生現在正對他進行一個長時間的X射線檢查——胸部、腿部、手，等等。他們把薩特送回床上，然後豪塞特醫生來了。他很有說服力地談到薩特的病情。他說薩特只有戒煙才可能挽救自己的腿。如果他現在開始戒煙，病情就可能大為緩和，他還可能安度晚年直到正常地死去。否則他的腳趾要被切掉，然後是他的整個腳，他的整條腿。薩特看來很受震動。我和莉蓮不太費勁地帶他回了家。他說他想再仔細考慮一下抽煙的事。他見到了梅麗娜和阿萊特，第二天見到彼埃爾和米歇爾。下午晚一些時我到了他那兒，他走路好了一些。但第二天晚上，他對我說，他的腿每天夜裡都要痛一個多小時。星期天，他、我和西爾薇來到凡爾賽，我們到我們的朋友科米科的漂亮的房子里作客。我們吃填鴨，喝些味道很美的葡萄酒。我們駕車返回時，西爾薇有點醉了，她向薩特說了一些很熱情的話，這使薩特十分高興。（她有時對薩特不太熱情。因為她並不認為薩特有病，所以對他的有些做法生氣，薩特總說她有「壞脾氣」並因此責備她。但這並不影響他倆在各方面的關係。）這天晚上我和薩特一邊讀書一邊談話。他決心第二天（星期一）停止抽煙。我說https://read.99csw.com：「你想到自己正在抽最後一根煙，你不覺得傷心嗎？」「不傷心。說真的，現在我已經有點討厭抽煙了。」毫無疑問，這時他是把抽煙同一點一點地割掉他身體的一部分聯繫在一起了。第二天他把他的打火機和煙遞給我，要我送給西爾薇。這天晚上他對我說，他的心情出奇的好，因為他停止了抽煙。這是他最終放棄抽煙，此後他再也沒有抽煙的慾望了。甚至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抽煙時他也不受影響——的確，他甚至還贊同他們這樣做。

現在我不再完全相信這個假設——一個有點過於樂觀的假設，因為它假定薩特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晚年的這場悲劇是他整個一生的結果。人們可以運用里爾克的話來說薩特：「每一個人都在自身肩負著自己的死亡，正像果子帶著自己的核。」薩特的衰老和死是他的生活所導致的。大概就是因為這個，他能夠那樣安詳地迎接它們的來臨。

我們去威尼斯，西爾薇在羅馬廣場坐在小汽車裡等我，我乘汽船去薩特的旅館。跟往常一樣，這對我又是一次激動，我看到等候在門廳的他——看到他的黑眼鏡，他那笨拙的動作。天氣極好，我們和西爾薇駕車離去。我們在佛羅倫薩停了下來，我在精益旅館預定了房間，房間的側面有陽台，在上面可以鳥瞰整個城市。我們在酒吧喝雞尾酒，薩特愉快地微笑著，正像他以前常有的那樣。

因為他答應過這事，但現在他不想再見到她。「她是太追求自己的利益；沒有意思。她對我不再意味著什麼。」

我努力讓自己堅強地面對這個現實。我拿著重新封好的信回到薩特的房間，庫爾諾醫生當時打開后把它留在桌子上。他勸告薩特在兩個星期內盡量少走動。我們準備去威尼斯，我說服薩待在飛機場定了一個輪椅。

的確，他老了，但他真正是他自己。他的心中往往有些奇思怪想。他不再希望梅麗娜來羅馬看他，或者像原來設想的那樣，我們去雅典看她。他說，他將給她這一年生活在巴黎的錢。

他也對政治事件傾注了極大的關注，特別是對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羅桑特的情況。7月1日他簽名於一個反對引渡克羅桑特的呼籲書；在10月11日，他同「反對德國—美國的歐洲」委員會一起，提出一個新的抗議。11月18日這個委員會發布了一個關於施萊爾事件的公報。10月28日，他、P.H.哈爾貝瓦克斯、達尼埃爾·蓋蘭和我簽名於一個反對在對待波里薩里奧陣線的問題上使用暴力的警告書。10月30日，他拍電報支持伊朗反政權的知識分子。12月10日他簽名於一個呼籲書反對對畫家安東尼奧·索拉的驅逐。

莉蓮第二天打電話給我。她的那位朋友認為，這份報告是非常令人擔心的——薩特的腿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血液循環。「如果注意照看的話，他還可能活幾年，」她說。幾年！對我說來，這個詞是太可怕、太悲慘了。我完全意識到薩特活不了很長的時間，但我和他就要永別的那個時間界限在這以前總還是模糊的。現在這一切都變得很近。五年？七年？無論怎樣，是一個確定的有限的時間。死，這個不可避免的東西，已經在這兒並且它已經佔有了薩特。我以前那種漫無邊際的焦慮現在變成了一種根本的絕望。

1978年2月這劇首次重新開演。莫里斯·德拉呂，他曾是迪蘭的學生，奧爾加的要好的同學，來到薩特的房間接薩特、我、奧爾加和博斯特。他駕車送我們去劇院。薩特很喜歡這個劇的導演和演員的表演。閉幕後我們去演員休息室，他熱烈地祝賀韋爾萊爾和演員們演出成功。

3月9日，梅麗娜來到巴黎，第二天早上不到九點，她在電話里驚惶地對我說，薩特同她去巴西飯館吃晚飯，回來時在路上把腿給摔傷了，有兩次他幾乎倒在地上；周圍的人把他送上電梯。他的臉像死人一樣蒼白，大汗淋漓，上氣不接下氣。我馬上打電話給澤登曼，並且趕去薩特的住處。他的血壓是220。梅麗娜向我保證說，薩特喝酒沒有過量，我相信這一點，因為她總是密切注意著他。況且現在他的頭腦完全清醒。這天下午我同他在一起，晚上庫爾諾醫生來了，談到薩特的一條腿痙攣的癥狀。第二夭阿萊特打電話對我說，薩特又跌倒了幾次，特別是在他要上床時。九-九-藏-書

我們回到巴黎不久，她也來到巴黎。薩特對她說：「我對你仍然有許多感情，但我現在不愛你了。」她哭了起來。以後，他每隔一段時間去看她。在他的最親近的圈子裡有著許多女人：老朋友和新來的人。他愉快地對我說：「我從來沒有被這樣多的女人所包圍！」他好像完全沒有遭到不幸似的。當我問他這事時，他說：「是的，這個世界現在有著不幸的方面，但我不是不幸的。」他十分遺憾自己的視力是那樣壞，最重要的是他不能看到這些女性的面容；但他感到自己充滿活力。他同維克多一起讀他感興趣的東西；他也以看電視作消遣；在《現代》會議上他參加的討論比往年都多。

「不管怎麼說，我的境況是很奇怪的；總的說來，我的文學生涯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搞的這本書不完全是寫出來的。可以說，我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我活著，但已經衰老了。我同你談著話。我有點超然于自己的作品。我願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

庫爾諾醫生回去了。雖然薩特的血壓下降了很多，庫爾諾仍建議他去布魯塞斯醫院作一次檢查。同每一個星期二一樣，我睡在他的住處。一天早上八點半，莉蓮來接我們。我和莉蓮幫助薩特穿過花園，坐電梯，下樓然後坐進小汽車裡。他幾乎完全不能走。到廠醫院，一個男護士用輪椅把他推走。醫生決定留他到第二天下午。在他接受各種檢查時我留在他的房間，給他辦理一些手續。醫院開了午飯，他吃了一大半。他的右側血壓正常，左邊要低一些；這說明兩邊不對稱。我守在他跟前一直呆到三點半，他睡著時我就看書，直到阿萊特來。

11月底他對我口述了一個為他的戲劇的美國版而作的短小序言，他很樂意做這件事，大約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元月初，我們在西爾薇家吃了一頓喜慶午餐。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電影《薩特自述》的劇本，獲得巨大成功。薩特同卡特琳娜·夏安有一個談話，內容是關於他同女性的關係，發表在1月31日的《新觀察家》上。他參加《現代》的會議，現在《現代》每月在他的住所開兩次會，在兩個星期三的上午，他參加討論。他一般習慣於不拒絕別人的要求，這次他又同意簽名於一篇文章，發表在1977年2月10日的《世界報》上，實際上這是維吉爾在同他談話后寫的。其中薩特談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45年重建以來，一直是美帝國主義在歐洲的最得力的工具。」他號召所有社會黨積極分子同「德國-美國」在歐洲的霸權主義進行鬥爭。這篇文章的風格一點也不像薩特的；而且從薩特這兒發出一個向社會黨人的呼籲，這也實在令人吃驚。郎之曼、普隆、維克多等人都表示了他們的不滿。

自從1967年在埃及和以色列旅行以來，薩特對中東問題特別感興趣。薩達特對以色列的訪問深深地激動著他。他寫了一篇簡短的引人注目的文章，鼓勵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談判；它發表在10月4日至5日的《世界報》上。他、我和西爾薇在這一年的年終過得非常愉快，我們在「多米尼克」吃火雞。薩特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十分滿意。「總的說來，自從我們回到巴黎以後，我的日子過得很好，」他對我說。

回到巴黎后的幾天里，薩特見梅麗娜的次數很多。他又喜歡起她來：「我同她在一起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三十五歲，」他對我說。莉蓮經常看到他們在一起，她對我說，在梅麗娜的陪伴下他的確變得年輕了。我覺得這很好；因為在他的生活中還能帶給他愉快的事真是太少九-九-藏-書了！一天早上他正起床，右腿疼痛異常，以致於他說道：「我覺得好像他們在割我的腳。」服了止痛片后他痛得好一點，又打了一針，他完全不痛了。但他走路仍很困難。單獨和我在一起時，他很開朗，生氣勃勃。但有外人在場時他常常變得退縮起來，封閉在自己之中。甚至有天晚上同博斯特在一起他一句話也沒說。博斯特感到震驚，對我說：「我怎麼能夠想象這會發生在他身上！」

東巴黎劇院打算重演《涅克拉索夫》；這個戲劇從1955年上演以來，就沒有在巴黎重演過。10月，薩特同喬治·韋爾萊爾，安德烈·阿奎爾特和莫里斯·德拉呂關於這個戲劇有一個談話，在12月他對此作了一個說明。他強調，他真正的目的是譴責新聞界聳人聽聞的行為。他說：「今天我無疑會選擇另一種方式，但正像我以前所做的，我還會抨擊某種新聞界，它恬不知恥地捏造完全是虛假的醜聞來欺騙它的讀者。」有些人指責他同意重演《涅克拉索夫》，他回答說，他的所有的戲劇，包括《骯髒的手》，現在都已成為保留劇目，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去制止這個戲劇的上演。談到這個問題，我想指出一種極大的誤解，即認為：「不要迫使比揚古爾絕望」的口號是薩特的口號。薩特的反對者們認為，如果出於對共產黨的忠誠（他並不屬於這個黨），對某些令人為難的真相保持沉默是較為適當的；但薩特從沒有這樣做過。是他和梅洛-龐蒂最先在《現代》揭露蘇聯集中營的存在。他的這種誠實態度在後來一直沒有改變。人們應該重讀一下這個戲劇。瓦列拉，一個冒充「選擇了自由」的蘇聯部長涅克拉索夫的騙子，由右翼新聞界收買去揭露蘇聯，揭露他其實什麼都不知道的東西。維羅尼克，一位年輕的左翼戰士，對他說，雖然他自以為欺騙了富人，事實上他是玩著跟他們一樣的把戲，他將「使窮人絕望」，特別是比揚古爾的窮人。瓦列拉不關心政治，無恥之尤，十分貪財。他用一種嘲弄的口氣喊道：「讓我們用一切手段使比揚古爾絕望吧！」這些劇中人沒有一個是代表薩特的。

他沒法站穩腳。拉普雷斯勒醫生要我們放心——薩特的脈管病沒有發展，這隻是坐骨神經痛。薩特在自己的房間里一直呆了兩個星期，最後他還是沒有好轉。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難耐，白天他的腳又折磨著他。一直到12月，他都能夠不大費勁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飯館；然而到了元月，他走這段路每一回要停下來歇三次，到了飯館時已經是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腿腳痛得厲害。那時我和阿萊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們在他那兒睡。但到了星期六，萬達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點；到了這麼晚我和阿萊特再去他那兒很不方便。米歇爾提了個建議：星期六萬達離開后她去薩特那兒，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間睡。這種安排對我們每個人都合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這樣辦的。一個星期天，薩特、我和西爾薇在「棒槌」飯館吃午飯，他的行為很反常——他好像完全睡著了。這天晚上九點左右，他的病狀加劇，我不得不撥了急救中心的電話，請來醫生；薩特的血壓是250。打了一針后降到140。由於血壓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庫爾諾醫生來了，莉蓮也在這兒，他把她拉到一旁問道：「他喝了酒嗎？」她說喝了的。她不願意讓我知道；薩特對她說，星期六晚上來歇爾同他在一起時，他喝了半瓶威土忌。薩特自己對我承認了這事。我打電話給米歇爾，對她說，為了這事星期六她不要再來薩特這兒了。過了幾天，她對薩特說：「我是想幫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為這是你希望的。」但他完全不想去死。這事發生后，每當星期六晚上離開他時，我都給他倒出一定份量的威士忌，然後把酒瓶藏起來。這佯，在萬達走後他可以喝一點酒，抽一會煙，然後安安靜靜地去睡覺。

此外，薩特和一個音樂研九_九_藏_書究家呂西安·馬爾森有一個談話，發表在7月28日。在這個談話中，薩特談到他的音樂愛好，他痛惜電台的《法國音樂》節目的新變化。該節目負責人在8月7日至8日的《法國音樂》上對他的批評作了回答。

我想薩特是完全恢復了（除了他的腿；他幾乎完全不能行走）。他同我討論我讀給他聽的書時，思路十分敏捷——特別是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寫的那些書。雖然博斯特一向對薩特的狀況持悲觀態度，但他和奧爾加來看我們時，他也為薩特表現出的活力驚訝不已。西爾薇走後的一天，離我們住的旅館十碼遠有一個小咖啡店開始營業，它原先是一個汽車間。我們每天在這個小店的平台上吃午飯，吃一個夾心麵包或煎蛋卷。有時在晚上，從我們吃晚飯的飯館坐計程車回來時，我們停在這兒喝一點威土忌，然後再回我們的房間。我們常安排在那兒同人們見面。

在威尼斯，我們仍然住在我們歷年來常住的那個房間，薩特非常高興又來到這裏。但他很少離開旅館的房間。每次我們去他喜歡的一個飯館吃飯都是一次艱難的長征。他連去聖馬克廣場也很困難。因為天氣潮濕，時有陣雨，他也不能坐在咖啡店的陽台上。天氣好時我們在旅館餐廳吃午飯，在那兒可以遠眺大運河。有時我們走過一條街到哈里酒吧去坐一坐。晚飯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吃一個夾心麵包片。多數時間他在自己的房間，我讀東西給他聽。下午他睡覺或者聽收音機里的音樂時，我同西爾薇出外走一走。儘管如此，我們離開時，他仍對我說，他很滿意在威尼斯的日子。

第二天，大約兩點，我們到達羅馬，清冷凄涼的羅馬。十分不幸，我們那套帶陽台的房間沒有了。它租給一個美國人整整一年。但我也喜歡我們的新住所——兩間卧室，被一間小客廳分開，客廳里有一個低低鳴響的冰箱。這套房間也是在十五層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聖·彼得教堂，還可以欣賞異常壯觀的日落。

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薩特左右兩難的處境使他頗為煩惱，但他努力去適應它，他不斷地勉慰自己說，目前這種狀況對自己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時，他又幾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邊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

薩特的身體總的說來非常好。病情沒有進一步發展。他走路並不困難，只是煙抽得太多，對身體太有影響，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難。但他的心情很好。「現在我非常快樂，」他對我說。儘管他認為自己情況的「好轉」是他的葬禮般的「復興」，那些關於他的文章還是使他很高興的。他的智力沒有受到損害。假如他可以閱讀，並反覆讀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產生出一些新的思想來。這段時間他在同維克多搞一個對話，談到他們合作的意義和原因，這個談話發表在1977年1月6日的《解放報》上。在這個談話中他說明了他即將出版的一本書《權力和自由》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不僅僅適合於他不能握筆寫作的狀況，也符合他的一種熱切希望：在書中應該表現出一個我們來。在他看來，這本書是「在我的生命將要終結之時我想要完成的倫理學和政治學」。當他想到這是一種聯合產生的思想時，他又有些猶疑不定，因為他仍然相信一個人只可能獨自進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過我們去產生一種思想，「這要求一種名副其實的由你和我同時形成的思想；在這個思想活動中，我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因另一個人的思想而發生一些變化；我們必須產生一個我們的思想，在這個思想中你在認出了自己的同時也認出我，而我也在認識你的同時也認識了自己。……」

「事實上我還沒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學工作已完結而言，我已經死了。……現在我同自己作品的關係有了一個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變化——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樣，這使我進入了一個以前所不熟悉的領域，產生了某種新的東西；這是我搞的最後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的作品不同，不屬於那些作品的整體之列，但實質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對於自由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