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塞特也談到，薩特經受的痛苦和煩惱決不可能影響他的病況。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直接影響；但思慮和擔憂，如果能及時淡化，不會使脈管系統產生什麼問題。他又說，脈管的狀況在最近的將來必定會變得更壞。兩年後，腦外側會受到嚴重侵蝕，薩特也就不再是薩特。

去貝爾伊萊的事，實際上再沒有任何可能了。我退了那裡預定的房間。

以後的這些日子他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對我說：「只是在早上他們給我敷裹褥瘡時我有點不舒服，但只是那一會。」這些褥瘡看起來真可怕。

星期六上午，我們聚集在這個活動場，人們給薩特作了殯葬準備，他的臉沒有遮蓋，一身新衣襯著他僵冷的臉。在我的要求下，班戈給他拍了幾張照片。過了很長時間，人們翻過床單蓋住了薩特的臉，關閉了靈柩，把它帶走了。

人們怎樣解釋這種「拐騙老年人」的做法——正像奧利維埃·托德說的那樣（他本人甚至連拐騙死人也不曾退縮）。薩特總是認為應該不斷地反對自己，但他這樣做從不是為了急功近利；維克多歸之於薩特的那種含含糊糊、軟弱無力的哲學完全不是薩特的。薩特為什麼居然同意接受這些東西？他從來不輕易受任何人的影響，現在卻受到維克多的影響。薩特對我們談到過為什麼，但這個原因還得較深入地推究一下。薩特在生活中是著眼于未來的，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現在他因自己的身體狀況受限於目前，他認為自己已經死了。他的衰老、疾病、半失明使他無法看到未來。這樣，他就求助於一個替身——維克多，一個左派戰士和哲學家，一個薩特夢想實現的和竭力去幫助其存在的「新知識分子」。對他說來，懷疑維克多就意味著放棄他的生命的延續，而這要比相信未來一代人對他的讚揚更為重要。這樣，儘管他有種種保留，他還是讓自己相信維克多。薩特現在還在思想；但他想得很慢。而維克多口舌如簧；他讓薩特不知所對，當薩特需要靜下心來想一想談的問題時，他並不給薩特這樣的機會。最根本的問題是薩特再不能閱讀了。他再不能重讀自己寫的東西。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可能對一本我沒親自讀過的書作出判斷。薩特也踉我一樣。而現在他只能通過耳朵來判別一篇作品。他對孔達談話時說道：「問題在於，只有在你自己讀一篇文字時才會產生反思和批判的因素；當某個人讀給你聽時，決不會明顯地產生這種因素。」其次，維克多受到阿萊特的支持，她對於薩特的哲學著作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她贊同維克多的新的思想傾向——他們一起學習希伯萊文。薩特遇到了這樣一個聯盟，他又不能拉開距離，進行認真閱讀、獨自思索，然而只有這樣才能使他保持自己對事物的洞察力；這樣，他便順從了。這個談話發表時，他得知所有的薩特主義者，更廣泛些說，他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一樣極其震九*九*藏*書驚，他感到驚詫和傷心。

西爾薇通知了郎之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來。醫院允許我們在這個房間呆到第二天早晨五點。我讓西爾薇去拿些威士忌來，我們一邊喝，一邊談著薩特最後的日子，談著他早些時候的事，談著我們該做哪些事情。薩特常對我說，他不想葬在拉雷茲神父公墓他母親和繼父之間；他希望火化。我們決定將他暫時葬在蒙巴拉斯公墓，然後再送到拉雷茲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帶回后安放到蒙巴拉斯公墓的一個永久性的墓中。我們守在他身邊時，記者們已擁到這棟樓房的周圍。博斯特和郎之曼出去要求他們離開。他們藏了起來。但他們沒有設法進來。薩特住院期間他們也想拍他的照片；有兩個記者穿著護士的衣服想混進薩特的房間，但醫院的人發現了他們，把他們趕走了。護士很注意地拉上窗帘、放下門帘來保護我們。但仍有一張薩特睡覺時的照片被拍了下來，無疑這是從鄰近的一個屋頂上偷|拍的，發表在《巴黎競賽畫報》上。

薩特的骨灰安放在蒙巴拉斯公墓。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放幾束鮮花在他的墓上。

我要求留下來同薩特單獨呆一會，我想挨著他躺在被單下。一位護士阻止我這樣做：「不行。注意……壞疽。」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褥瘡的真正性質。我在被單上睡了一會兒。五點，護士們進來了。他們又鋪了一條被單和一塊罩布蓋在薩特身上，把他帶走了。

3月初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阿萊特發現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糊塗。後來我們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厲害，給他帶來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書後面。那個星期六晚上——萬達離開后他唯一的一次獨自一人過了一夜——他乘機大喝了一通。我和阿萊特拿走了這些酒瓶。我給那些年輕的女士們打電話，請她們再不要拿酒來，我狠狠地責備薩特。實際上，這次醉酒沒有引起直接的後果，顯然不會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擔心以後的發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為什麼又喝起酒來。這跟他近來一向表現的穩定的精神狀況不相符合。他避開我提出的問題，笑了起來：「但你也愛喝酒，」他說。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樣，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況了。「日久成自然，」並不是這麼回事。時間不但不會治愈創傷，恰恰相反，它還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後來我找到了這個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沒有清楚地認識到：他不滿意自己同維克多的這次談話，而這個談話很快就要在《新觀察家》上發表。在它發表前一個多星期，我終於讀到這個談話——它由薩特和貝利·萊維署名，貝利·萊維是維克多的真名。我異常震驚，這跟薩特在《斜線》中說的「複數的思想」完全沒有關係。維克多沒有直接表達他自己的任何見解，而是使之出於薩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實的名義，扮演著一個代理人的角色。他對薩特說話的口氣居高臨下，傲慢不遜，所有在發表前讀過這一談話的朋友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跟我一樣，他們因這個談話具有對薩特「逼供」的性質而震驚。事實上，從薩特第一次見到維克多以來，維克多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和其他許多以前的毛主義者一rｅad•９9csｗ•coｍ樣，轉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世界觀成了唯靈論的甚至是宗教性的東西。薩特很不滿意他的這種轉變。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爾薇在一起說話，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滿：「維克多要堅持整個道德都起源於猶太教的全部經文！但我完全不這樣看，」他對我們說。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一連許多天他不停地同維克多爭辯，然後，厭倦于爭論，終於作了讓步。維克多不是幫助薩特去發揮薩特自己的思想，而是對他施加壓力使他拋棄自己的思想。維克多竟敢說，薩特關心的只是怎樣去趕時髦！——薩特一生之中，從來沒有想到要去趕時髦。維克多還大肆詆毀博愛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是強烈並且深刻的。我向薩特表達了我的失望程度。薩特有些驚訝。他原指望這個談話會受到某種適度的批評，沒想到現在受到這樣激烈的反對。我告訴他，《現代》全體成員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樣的。但這話只是使他更加決心馬上發表這個談話。

醫生希望能隨時觀察薩特以免他的病情複發。他們把薩特帶回特別護理病房，但這個房間比第一次的更加明亮寬敞。薩特對我說：「這不錯，現在我離家很近了。」他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感覺，以為開始時他是住在巴黎郊區一個醫院里。他看起來越來越疲乏，他開始長褥瘡，膀胱功能很糟糕。醫生給他作了一些處理，他下床時——現在他很少下床了——後面拖著一個裝滿尿的小塑料袋。有時我離開他的房間，為了讓別的來訪者可以進來——博斯特或郎之曼。這時我便去候診室坐著。在那兒我無意中聽到豪塞特醫生和另一個醫生交談，他們用了「尿毒病」這個詞。於是我明白薩特已無望，我知道尿毒症常帶來可怕的痛苦；我猛地一下哭了起來，撲到豪塞特的身上：「請您答應我不要讓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讓他精神不安，不要讓他有任何痛苦！」「夫人，我答應您，」他沉重地說。過了一會，我要回到薩特房間去時，他喊住了我。在走廊上他對我說：「我想讓您知道，我答應的事不只是說說，我會做到的。」

他睡的時間很長，但他對我說話時神智仍是清楚的。有時使人覺得他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好起來。在最後一些天里，普隆來看他；薩特請他倒一杯水，愉快地說：「下一次我們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處喝威士忌！」但第二天他問我：「我們怎樣安排葬禮的花銷呢？」我當然反對他這樣說，把話岔開到住院的花費上，讓他相信社會保險機構會出這一筆錢的。但我發現他似乎已經知道大限已到，而且並不為此而驚慌，他唯一擔心的事就是最後這些年讓他焦慮的事情——沒有錢。第二天，他閉著眼，握著我的手腕說：「我非常愛你，我親愛的海狸。」4月14日，我去時他還睡著；醒來后說了一些不連貫的話語，沒有睜開眼，然而他把自己的嘴唇給我。我吻了他的唇和臉頰。他又睡去了。這些話語和這些舉動對他說來都是異乎尋常的；顯然他頂感到自己死亡的來臨。

這一夜我是在郎之曼家度過的；星期三我也在他家。以後的一些天我在西爾薇家住，這使我免於電話和記者們的騷擾。這一天我見到了我九*九*藏*書的妹妹，她從阿爾薩斯來，還有我的一些朋友。我翻看報紙，還有頃刻間大量湧來的電報。郎之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一切事宜。葬禮先是定在星期五，後來改為星期六，以便更多的人參加。吉斯卡爾·德斯坦告知我們，他知道薩特不希望為他舉行國葬，但他可以提供這筆安葬費。我們拒絕了。他堅持要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不久以後，我問豪塞特醫生，薩特什麼時候可以出院。他有所猶疑地答道：「我說不準……他很虛弱，非常虛弱。」過了兩三天，他說薩特不得不再次住到特別護理病房，在這裏，病人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得到觀察護理，以減少突發事件的危險性。薩特不喜歡這個地方。西爾薇來看他時，他談到這個，好像是談一個住下度假的旅館：「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幸好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了。我很想去一個小島。」

以後三天我在西爾薇家。星期三上午薩特在拉雷茲神父公墓火化，我已是心力交瘁到極點，因而沒有去。我睡著了，而且——我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從床上掉了下來，我在地毯上仍然保持著一種坐的姿式。西爾薇和郎之曼從火化場回來看到我時，我已神智不清、口說胡話。他們把我送進醫院。我得了肺炎。病了兩個星期。

3月19日（星期三），我們和博斯特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誰都沒有提這個事情。只是在上床睡覺前薩特問我：「今天上午《現代》的會上，有誰提到這個談話嗎？」我說沒有，這是實情。他看來有點失望。他多麼希望能找到一些支持者！第二天上午九點，我去喊他起床。平時我去他房間時他仍在睡中；這次他卻坐在床邊，氣喘吁吁，幾乎不能說話。前些天阿萊特在這兒時他有過一次他稱為「吞氣症」的發作，但很快就過去了。這一次/是從早晨五點一直持續下來，他連摸到我的門口敲門喊的勁也沒有了。我嚇壞了；我想打電話但服務台把電話線路阻斷了，因為布依格沒有支付電話費。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門房打了個電話，請附近的一位醫生，他很快就來了。醫生看了一下薩特就立即到隔壁房間打電話給急救服務站，過了五分鐘他們來了。他們為薩特放了血，打了一針，治療持續了近一個小時。他被放在一個帶輪子的擔架上，推過長長的走廊；一個醫生在他頭的上方舉著氧氣袋為他供氧。他們把他帶進電梯，送進一輛等候在門口的救護車上。醫生們還不知道應把他送進哪家醫院，要去門房打電話。我返回他的房間隨便梳了一下，穿好衣服。我想，現在他會受到醫生的認真治療，病狀大概很快就可以終止。我沒有取消我同迪恩和讓·普隆的午飯。我動身去見他們，關上了薩特住所的門；我決沒有想到，從此以後，這扇門再也不會對我打開了。

他的死卻把我們分開了。我的死也不會使我們重新在一起。事情就是如此：我們曾經這樣融洽長久地生活在一起，這本身就是一件美滿的事情。

星期五我同博斯特一起吃午飯。在安葬之前我想再看一看薩特，我們來到醫院的前廳。薩特被放進了棺材，他穿著他去歌劇院時西爾薇帶給他的那套衣服。這是我房間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爾薇不願意去他的住所找別的衣服。他面部安詳，就像所有的死者一樣；並且跟他們的多數人一樣，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午飯後，我坐一輛計程車去布魯塞斯醫院——現在我知道薩特在那兒——我請普隆同我一起去，並在那兒等著我。「我有點害怕，」我對他說，薩特在特別護理病房，呼吸已經正常了，他說他感覺很好。我沒有呆得太久。他有點昏昏欲睡，我也不想讓普隆久等。第二天下午，醫生對我說，薩特有肺水腫，引起高燒，但很快就能吸收掉。他住的病房寬敞明亮，薩特自以為住在郊區。他發燒時說起胡話來。那天上午他對阿萊特說：「小傢伙，你也是要死的。你是怎麼被火化的？現在我們倆終於死了。」我去他那兒時他對我說，他剛剛在他的秘書家裡吃了午飯，秘書的家就在巴黎附近。哪一個秘書？他從沒有對維克多或布依格用過這個詞。他總是叫他們的名字。看到我驚訝的樣子，他解釋說，醫生人很好，提供給他一輛車送他來去。他經過的郊區妙不可言、令人愉快。我問他，他是不是在夢中看到了這些景象？他生氣地說不是，這樣我就不再堅持問下去。rｅaｄ•9９csw.ｃｏｍ

（幸好他看不見它們——一大塊一大塊紫藍色和泛紅的瘡。）實際上，由於缺乏血液循環，這是壞疽在侵蝕著他的肉體。

我承認，還有一個問題我沒有自問過，讀者大概會提出來：在死亡迫近時我沒有警告薩特，這樣做對嗎？他在醫院時，極其虛弱，恢復無望，我當時一心考慮的就是對他隱瞞他的病情的嚴重性。但在那之前呢？他總是對我說，不管是癌還是其它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道。而他的情況不是很清楚的。他是「在危險中」，但他也可能挺到十年之後，正像他希望的那樣，或者一切都將在一兩年內完結？沒有誰能知道。他沒有任何辦法，也不可能更好地注意自己的身體。他愛生活。不管怎樣他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失明和虛弱狀態。如果他確切地意識到逼近他的威脅，這可能只會給他生命最後的歲月罩上陰影而沒有任何好處。況且，跟他一樣，我也是動搖于擔心和希望之間。我的沉默沒有把我們分開。

這一天和以後幾天，他的燒慢慢退了，也不再說胡話。醫生對我說，這病是由於肺部缺乏沖洗所致，使動脈功能不足。但現在肺部循環重新建立起來了。我們想早點出院去貝爾伊萊，薩特對此十分高興。「是的，我很想去那兒。這樣我們就可以忘掉所有這一切。」（所有這一切是指同維克多的這次談話以及它產生的反應。）醫院規定薩特一次只能見一個人，上午是阿萊特去，下午我去。我常在十點鐘打電話問他這一夜過得怎樣，他的回答總是「非常好」。他晚上睡眠極好，而且午飯後也睡一會。我們談些無關緊要的事。我來看他時，他正坐在一個扶手椅上吃飯。他大多數時間都是躺著的。他瘦了，看起來很虛弱，但精神還好。他盼望著出院，但他的病，使他能夠愉快地忍受目前的境況。阿萊特大約六點鐘返回這兒，看著他吃晚飯，有時她離開一會兒以便維克多可以進來。

4月15日（星期二）上午，像往常那樣，我問薩特睡得好不好，護士答道：「是的。但是……」我立即匆匆趕去。他好像睡著了但直出粗氣；顯然是處於昏迷之中，他從前一天晚上就一直都是這樣。我守了幾個小時，看著他。六點左右我讓位給阿萊特，要她發生什麼事請打電話給我。九點鐘電話鈴響了。她說：「完了。」我同西爾薇來九_九_藏_書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個樣子，但他的呼吸已經停止。

我同西爾薇、我的妹妹和阿萊特進了柩車。我們前面一輛小汽車滿載著各色各樣的花束和花圈。一輛小公共汽車載著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遠路的朋友。後面跟著巨大的人流——大約五萬人，多數是青年。有人敲柩車的窗戶，這是一些拍照者趁我不注意把鏡頭靠在窗玻璃上拍照。《現代》的一些朋友，在靈車後面形成一道屏障，而樞車旁所有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都自發地手拉著手，築起了一道圍牆。總的說來，一路上人們井然有序，群情激動。「這是1968年運動的最後一次遊行，」郎之曼說。而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服了瓦列莫，竭力不讓自己倒下，這一意志使我變得有些麻木。我對自己說，這確實是薩特希望的葬禮，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我從柩車出來時，靈柩已經安放在墓底。我要了一把椅子坐在這個打開的墓的旁邊，我的心一片空白。我看到人們登上牆，登上墳墓；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一大片。我站起來要回到車中去。這隻有十米遠，但人群是那樣密集擁擠，我以為我會悶死的。然後我同從墓地散散落落返回的朋友們一起又來到郎之曼的家。我休息了一會，後來，因為我們不想分開，就一起去澤耶爾，在一個單間里吃了晚飯。當時的情況我什麼都不記得了。我顯然喝多了，下樓梯時幾乎是被人抬了下來。喬治·米歇爾把我帶回我的房間。

幾個月後，我見到豪塞特醫生（我很想見到他），他告訴我，薩特有時問他一些問題。「這一切會怎樣了結？我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讓他擔心的不是死，而是他的腦子。他無疑感到死之將至，但並無焦慮不安。豪塞特說，他在「隱忍」，或者像豪塞特自己糾正的那樣，他是「認了」。他們給他服用了一些葯，對精神安寧狀態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的半瞎狀態剛開始的那些日子）他總是以克制和堅強的態度來迎接對他所發生的一切。他不願意用自己的麻煩去打擾別人。他認為反抗一個他無法改變的命運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像他對孔達所說：「事情就是這樣，我對此無能為力，因此，我也就沒有必要難過。」他仍然充滿熱情地去愛，但他也完全習慣於死的思想，即使他能到八十歲也是這樣的。他平靜地迎接了死亡的來臨，他對周圍人的友誼和感情滿懷感激之心，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滿意。「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2月4日，薩特在布魯塞斯醫院作了一個新的檢查，按照檢查結果看，他的情況不好不壞。他覺得自己的活動很有意思，同年輕女人的往來很是愉快。不管別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記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輝直射進他的書房，拂照在他的臉上。「啊，太陽！」他狂喜地喊道。我們計劃著他、我和西爾薇去貝爾伊萊度復活節假，他常常興高采烈地談到它。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棄了抽煙。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們一起吃午飯時，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還要剩一半下來。

後來醫生對我說，他的腎因為沒有了血液循環，已經不再起作用了。薩特仍在排尿，但沒有排除毒素。要挽救腎就得動一次手術，但薩特已無力經受它；即使可以動手術，這血液循環的缺乏會轉移到大腦，使它老衰。於是只有一個答案：讓他安寧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