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猛然離開窗戶，坐到車廂的昏暗的角落裡吸起煙來。我繼續看著這個「吃人的怪物」，但沒有再去打聽事情的經過。

雖然時間還很早，飯館門前已經很熱鬧，賣糖水的，賣甜餅的，賣下水餡包子的，賣雜碎湯和其它各種小吃的，不一而足。剛下車的人花不了幾個錢就可以吃點喝點充充饑。到老闆家還嫌早，我們就決定先去飯館吃早飯。飯館旁邊積著污水和垃圾，衣衫襤褸的醉漢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飯館里高聲奏著音樂，我聽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嘯，在燃燒！》這支聽熟了的曲子。幾個有些醉意的顧客在跟著唱，但很不和諧。

我很高興，因為我還可以在家再住一個星期。

我們很可憐媽媽。我和姐姐幼小的心靈已能理解到媽媽很苦。父親當時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錢回來的次數很少，每次寄的錢數也很少。以前，他每個月能給母親寄兩、三個盧布，而後來一次只能寄一個盧布，有時甚至還要少。鄰居們說，不只我父親是這樣，別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掙錢也都少了。

1911年，我已經在作坊做了三年工了，也當上了徒工的工頭，有三名徒工聽我指揮。我對莫斯科很熟悉，因為我到全市各街巷送貨的次數比別人多。我繼續上學的心一直未死，只是沒有找到機會。但是，我還是想方設法地讀了一些東西。

「等我和爸爸掙到錢時，一定給你買個背包，現在你還是背著它上學去。」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談到這裏，我們就走了。

母親身體很強壯。她能不費勁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糧食走好遠一段路。據說，她身強力壯，是因為她父親——我外祖父阿爾喬姆的體力好。我外祖父能鑽到馬肚子下面一頭把馬頂起來，還能攥住馬尾巴，一把把馬拉得蹲坐在地上。

母親就是請求她這位兄弟收我當學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來告訴我們說，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親問道。皮利欣提出了什麼條件。

「就象闊老闆接待我們窮哥們一個樣。」

屋裡走出兩個衣著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這就是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最後走出來的是老闆娘。

列什卡說：「背後罵罵沙皇可以，沒有關係，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聽到就行。」

第一天，是姐姐瑪莎領我去上學的。她當時已經上二年級了。我們班一共十五個男生，十三個女生。

「救命啦，我們快燒死了！」

父親的朋友們都到「新居」來看望他，同他開玩笑說：

我於1896年11月19日（舊曆）出生在卡盧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舊，一個屋角已經陷進地面很深。牆壁和屋頂長滿綠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間屋，開著兩面窗戶。

父親對我說：「沒關係，會好的。」他用破布把我兩手包紮好。

「媽媽，怎麼啦，你看，我這不是長大了，現在你該高興了吧。」

一年過去了。我很順利地學會了毛皮匠這一行當的初步的手藝，雖然學習中遇到過不少困難。常常為了一點點小過錯，老闆就狠狠地打我們，他打人時手特別重。我們要挨師傅的打，要挨女工頭的打，還要挨老闆娘的打。當老闆不高興的時候，你最好不要讓他看見。他會毫無道理地痛打你一頓，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們作坊的師傅們都不看報，所以對政治問題，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況也會是這樣。當時，沒有毛皮工人工會，每個人都是自顧自。後來成立了皮革工會，毛皮工人才加入進去。

我們要進的是一所教會小學，位於維利奇科沃村，距離我們村一公里半。附近四個村——雷科沃村、維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奧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裡學習。

1907年秋天，我滿十二歲了。我知道，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後一個秋天。過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謀生了。我承擔了許多家務勞動，很勞累。母親時常出去幫人運貨；父親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親掙到的錢極少，鄉親們都很窮，大多付不起錢。媽媽常常罵父親，說他工錢要的太少了。

父親砌好了一眼小灶。我們想盡辦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比起在作坊里幹活，我更喜歡干這些活。因為，在作坊里除廠聽到師傅們對罵以外，什麼也聽不到；而在店裡則不同，這裏常常同多少有點知識的人打交道，可以聽到他們對當時各種事件的議論。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著父母替他們買的背囊式書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樣的書包，而是用粗麻布縫的布袋。我對媽媽說，討飯的才背這種袋子，我不背它上學。

「年輕人，這不是城市。這是薩瓦·莫羅佐夫開的納羅-福明斯克紡織廠。我在這個廠工作了十五年。」他緊接著又傷心地說：「現在，我不工作了。」

以前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也從來沒有見過鐵路。所以，這次旅行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火車馳過巴拉巴諾夫車站以後，遠處突然出現一排燈火通明的高樓。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簡單。媽媽給我包了兩件襯衣、兩副包腳布和一條毛巾。還給了我五個雞蛋和幾塊餅，讓我在路上吃。全家為我祈禱完以後，又按俄羅斯人的傳統在長凳上坐一會。

在集市上，我的職責主要是給已售出的貨物打捆，到伏爾加河碼頭、奧卡河碼頭和鐵路貨房向指定地點發貨。

這件事過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還留下一塊傷疤，使我想起在農業戰線上的出師不利。……

母親高興地說：「兒子，謝謝你！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喝過象樣的糖茶了。」

「媽，你記得嗎？就在三棵橡樹旁邊那塊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麥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每當父親多掙得幾個錢的時候，他就到烏戈德廠去喝酒，然後帶著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總愛給我們帶點好吃的東西，什麼小麵包圈或糖果之類。

他們發現我在注意聽他們的談話（因為我想起了幾年前在車廂里聽人談論過這個工廠），就不再講下去了。

全俄羅斯的商人和顧客都來參加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還有「洋商」從外國進口貨物到那裡出售。集市場設在城外，在尼日涅耶和卡納文之間的一個地勢低洼的河谷里，每當春汛時這一帶都要被水淹沒。

父親說：「現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帶你到莫斯科去學手藝了。」

「四年前，我常到這兒來……看到了嗎？多漂亮的磚砌廠房！這就是薩瓦。莫羅佐夫開辦的工廠。」

火終於被撲滅了。婦女們在廢墟上一邊數落著，一邊大哭；孩子們也跟著哭。許多人家的牛被燒死，全部財產被燒掉；有的人家被燒得一點糧食都不剩。

米沙舅舅躺在門口台階上的一張藤椅上。父親走近台階向他問好，然後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沒有答理我父親的問候，也沒有和他握手，轉身看著我。我躬了躬腰說：

「有什麼法子呢，領葉戈爾卡去見見米哈伊爾吧。」

母親到奧博連斯科耶小站接我來了。她在這四年中間蒼老多了。似乎有什麼東西堵住了我的嗓子，我使勁忍住，才沒有哭出聲來。

過了些時候，父親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到一間小房架。鄰居們幫忙把它運來，不到11月就把房子蓋好了。是用乾草蓋的頂。

老闆有時讓兩個犯了過錯的徒弟，用一種抽打皮子的樹條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著：「給我狠狠地打，使勁地抽！」我們也只好忍受著。

我知道的不詳細，只聽父親講過，1905年事變后，他和許多工人一道由於參加示威遊行被工廠開除了，並被驅逐出莫斯科。從那時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沒有出過遠門，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農活。

就在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會小學畢業了。我每年成績都是優秀，最後得到一張獎狀。全家對我的學習成績都很滿意，我自己也很高興。為祝賀我小學畢業，母親送給我一件新襯衫，父親為我親手製作了一雙皮靴。

我們這些貧https://read.99csw.com農家孩子，都看見過媽媽們日子過得多麼困難。每當她們流淚時，我們心裏也十分難過。而每當她們從馬洛亞羅斯拉韋次給我們帶點小麵包圈或甜餅乾時，我們又是何等地高興啊！如果是在過聖誕節或者是過復活節時，能積點錢給我們買大餡餅，那我們更是高興得不得了。

火勢很大，雖然附近幾個村的消防隊部盡了很大的努力來搶救，還是燒掉了半個村莊。

我馬上跑進有人喊救命的那間屋子，救出幾個被嚇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孩子們，沒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爛東西都往草棚里搬。」

出了飯館，我們來到大多羅戈米洛夫街等鐵軌馬車。那時，這條街上還沒有電車。就在全莫斯科電車也不過剛剛出現。在上馬車的時候，大家搶著上，有個男人無意中用他的鞋後跟碰著了我的鼻子，把鼻子碰出了血。

普羅霍爾常帶我去打獵。打獵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每當他打著我趕出來的兔子時，我特別高興。打野鴨都是到奧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區去。一般說來，普羅霍爾總是百發百中。我的任務就是下水拾鴨子。

1903年的秋季來臨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同年的孩子們都在準備上學，我也在準備。我借姐姐的書學認字。這年秋季，我們村還有五個孩子該上學，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爾內。「科洛特爾內」是他的外號，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們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為了便於區別，人們就加上母親的名字來叫：把我們叫做烏斯季妮婭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婭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揚娜家朱可夫……

割麥季節到了。媽媽對我說：

「孩子怎麼長得胖呢？光靠水和麵包行嗎？」

我們村大多數農民生活都很苦。他們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間勞動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孩子們來干。男人們則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們也掙不了多少錢，很少有人口袋裡裝著許多錢回村來。

父親剛滿八歲的時候，他的養母就去世了。他便到烏戈德廠村跟一位皮匠學手藝。他後來同我們講起過，他學徒期間主要是幹家務活，替老闆抱孩子、喂牛等等。就這樣學了三年，「滿師」以後便到別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終於在那裡的維義斯製鞋廠找到了工作。維義斯還開著一家時髦的鞋店。

我們村的孩子們升二年級時，成績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級，雖然我們大家都幫助過他，但他的《神學》課還是考了兩分。

「您好，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

我們的鄰居、父親的好友納扎雷奇問道：「打算怎麼辦？」

車站前的廣場和周圍的街道給我的印象不特別好。木頭房子又矮又破。多羅戈米洛夫街很臟，路面坑坑窪窪，醉漢多，很多人衣衫襤褸。

大量的各式各樣的人都到集市上來，有的是來找些正當的活千千，有的是來幹壞事的。小偷、妓|女、騙子、各種行為不正的人，就象烏鴉一樣湧來。

「連茶也不倒一杯？」

隔了一天，我就跟母親和姐姐去割草。見到很多朋友，特別是見到列什卡·科洛特爾內，真使我高興。孩子們都長大多了。一開頭，割起草來有點不得勁。感到疲倦，滿頭大汗，這可能是隔了四年沒幹這種活的關係。過了一會兒，就一切都好了，割得很乾凈，也沒有落在別人後頭。就是嘴裏幹得難受，勉強堅持到休息。

我見他臉色蒼白，閉了一會兒眼睛。

第二個人又憤怒地補上一句：「一群惡魔！」

從鄉里出來時，我差不多還是個孩子，而現在已經是個成年的青年人了。我已經十六歲了，已經是個第四年的學徒工了。在這段時間里，鄉里會有很多人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學徒去了，有的外出掙錢去了。有的人我也許認不出來了；有的人會不認識我。有的人會被沉重的生活擔子壓彎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會在這段時間里長大成人了。

那年，參加完下諾夫哥羅德集市以後，我們又去頓河軍州烏留皮諾參加另一個集市。老闆自己沒有去，派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去了。烏留皮諾集市，沒有象下諾夫哥羅德集市和伏爾加河那樣，給我留下顯明的印象。烏留皮諾是個相當髒的小城市。集市規模也不大。

我是同媽媽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過去我就是從這條路上學，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呃，葉戈爾，你快七歲了，該干點活了。我象你這麼大的時候，已經頂一個大人幹活了。明天我們去割草，你帶上耙子，和瑪莎一起攤草、曬草和垛草。」

「看，坐在門口的就是你未來的老闆。你走到他跟前時，要先鞠個躬，說聲：『您好，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

納扎爾大叔摟著我汗濕的肩膀說：「小葉戈爾，怎麼樣，農活不輕鬆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帶到作坊的一個角落裡，先開始學習縫毛皮。女工頭給了我針、線和頂針。她教給我縫皮技術，作了示範，然後對我說：

第二個人說：「聽說，他是個民主主義者。」

有位大伯給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團破布，問道：「從鄉下來的吧！」接著又補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機靈點兒。」

但是，誰也沒有接這個話茬。大夥都知道，這樣一來，我們家往後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難了。

謝爾蓋叔叔對我說：「看，這就是你以後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裡做工。正門從卡美爾格爾巷進；但是，師傅和徒弟只能走後門，從院子里進。」接著又說：「記住啦，那兒是庫茲涅茨克橋，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兒。那兒是吉明劇院，不過工人們都不去那兒看戲。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奧哈德內街，那兒可以買到蔬菜、野味，肉、魚等。你以後經常要去那兒為女主人買菜。」

第一個人回答說：「是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聽說，他對工人還不壞。但是，他的管理人員卻是一群惡狗。」

當我提著一桶水跑過一家門口時，聽到有人喊：

「思，你好，小夥子！怎麼，你想當毛皮匠嗎？」

夏季的一天，父親對我說：

「是呀，毛皮匠這個行當不錯，就是苦些。」

很快，一個緊張的夏季過去了。我已經學會做一些農活，身體也鍛煉得結實了。

姐已經長成大姑娘了。父親老多了，背也駝得更厲害了。已是七十開外的年紀。他按自己的習慣吻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說道：「好啊，我終於活到了這一天，看到你長大成人了。」

舅舅把我的獎狀指給他們看，並且說道：「小強盜們，你們看看，應當怎樣學習。你們是老三分」。

我離家的時候，心情很沉重。特別是看到火災場上，看到不幸的人們在那裡刨來刨去想找到點燒剩下的東西的時候，內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們的苦難，因為我了解，沒有牛，這意味著什麼。

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是個很殘忍、很兇狠的人。到現在，我也理解不了，他為什麼會因為一點點小事，就以一種暴虐狂的殘忍狠打一個十四歲的小徒弟。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時用的橡木壓杠），使盡全身力氣照他的頭上打去。一下把他打倒在地，暈過去了。我很害怕，以為把他打死了，就從店裡逃走。但是，後來一切都平安地過去了。

我姐姐學習也不好，在二年級留級一年。父親和母親決定不再讓她上學了，要她留在家裡做家務事。瑪莎傷心大哭，申辯說她沒有過錯：她之所以留級，是因為媽媽外出拉腳，讓她留在家裡照看阿列克謝而缺課太多的緣故。我也幫著姐姐說，人家父母也幹活，也外出拉腳，但誰也沒有讓自己的孩子不上學，而且姐姐的友們都繼續上學。最後，媽媽終於同意姐姐繼續上學。瑪莎滿意了，我也為她高興。

大個子微笑著說：「還行，個子雖然小點，肩膀很寬。」

父親問我想學什麼手藝。我回答說，想學印刷工。父親說，我們沒有熟人可以介紹我進印刷廠。九九藏書所以，母親決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爾收我進他的毛皮作坊。父親也同意，因為毛皮匠掙錢多。我是什麼工作都願意干，只要對家裡有益就行。

1908年夏天到了。每當我想到我就要離開家、離開親人和朋友們去莫斯科的時候，就感到心情緊張。我知道，我的童年實際上就此結束了。過去這些年只能將就說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麼呢！

晚上，青年們忘記了疲勞，又都聚集到糧倉附近來了。娛樂汗始了。開頭是唱歌，唱著一支又一支深情動人的歌子。姑娘們閑優美的嗓音唱起溫柔的曲調，小夥子們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後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天快亮時才各自回家，剛睡下不久，大人就來催我們起床了。接著又占割草。晚上再從頭玩起。很難說，我們什麼時間睡覺。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那個時候，貧農們就是這樣的命啊。所以，媽媽毫無怨言地干。為了不挨餓，我們村的很多婦女都是這樣乾的。她們把很小的小孩丟給年邁的奶奶、爺爺照管，自己不顧道路泥濘，也不管天寒地凍，外出幫人從馬洛亞羅斯拉韋次、謝爾普霍夫等地運貨。

作坊里，大家對我很滿意，老闆對我也滿意，雖然他偶爾也打我兩拳或者給我兩個耳光。開始，他不想讓我上夜校，但是，他的兒子們說服了他，他同意了。我當然很高興。我的功課都是夜間爬在高板床上湊近廁所門口去做，廁所里通宵亮著一支廿支光的電燈。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徵召我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闆請假回到鄉下同父母親告別，順便幫他們收完了莊稼。

父親說：「對是對呀，但一頭母牛是不夠的。除它以外，我們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馬了。」

到了學徒期的第四年，老闆看我身體很結實，就帶我去下諾夫哥羅德參加有名的集市。老闆在那裡租了一間小門面批發毛皮。老闆這時已經發了大財，在商業界的聯繫也多了，但貪心也更大了。

後來才知道，也算是我走運，原來老闆頭天晚上高價賣出了一批皮貨，賺了一大筆錢。

在他的幫助下，我讀了長篇小說《護士》、關於納塔·品克頓的誘人的故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筆記》和其它許多廉價的驚險小說。這些書都很有趣，但卻沒有什麼教益。我想認真地學些東西。怎麼辦？我跑去和亞歷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並答應幫助我。

媽媽問道：「我兄弟怎樣接待你們的？」

不管毛皮匠師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閉塞，我們還是知道了勒拿礦工慘遭殺害的消息和全國各地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費多爾·伊萬諾維奇·科列索夫有時能搞到布爾什維克的《明星報》和《真理報》，這些報紙簡單而通俗地解釋了為什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並證明了工人和貧農有著共同的利益。

那時，我在政治問題上還很幼稚；但我已經明白，這些報紙反映了工農的利益，而《俄國言論報》和《莫斯科新聞報》則代表沙俄老闆和資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時，我已經能向我的朋友們和農民們講解些東西了。

「感謝上帝呀！」

皮利欣逐漸地擴大他的作坊，除僱用八名毛皮匠以外，還經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殘酷地剝削工人，積攢起五萬盧布的資本。

一開始，我很想農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愛的那些小樹林，我最喜歡同普羅霍爾一起到那裡打獵，同姐姐一起去那裡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這些，我就心裏難過，就想哭。我想，我永遠也看不到母親、父親、姐姐和朋友們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給幾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覺得，這個時間好象永遠也不會到來。

米哈伊爾·皮利欣，和我媽媽一樣，小時很苦。他十一歲時被送進毛皮作坊學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師傅。米哈伊爾非常省吃儉用，幾年內積攢了一筆錢，自己開了一個小作坊。他成了一個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貨商人。他招攬生意，高價出售，謀取暴利。

過了不久，我改變了主意。我想：「這樣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時間看書。」

但是，父親說，這次他什麼東西也沒法帶。他是直接從醫院回來的，他在那裡割了闌尾，手術后又住了二十天醫院，錢都花光了，連回家的車票還是向人借錢買的。

割麥開頭進展得不壞，但很快我又倒霉了。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搶著往前趕，結果鐮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媽媽嚇壞了，我也很害怕。我們的鄰居普拉斯柯維婭大嬸當時正在旁邊，她摘了一片車前草的葉子貼在我手指上，並用一條破布緊緊地包紮好。

「如果住在作坊里，繼續在廚房裡同學徒一起吃飯，每月工資就是十個盧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個盧布。」

很快我們就聽說，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舉行和平遊行，向沙皇請願，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卻遭到沙皇軍隊和警察的槍殺。

在宣傳的影響下，許多青年，特別是有錢人的子弟，抱著愛國主義的情緒，志願上前線去打仗。亞歷山大·皮利欣也決定上前線，並一股勁地勸我去。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來越經常地出現一些不認識的人。他們開展宣傳鼓動工作，號召人們起來同地主、同沙皇的專制獨裁製度作鬥爭。

「你如果什麼地方不會縫，就來問我，我再告訴你應該怎麼縫。」

有人告訴我：「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長的兒子。四年前從莫斯科送回來的。他說話尖刻，連沙皇也敢罵。」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爾加河，她的偉大和瑰麗的確使我傾倒。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比普羅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了。這是一個清晨，伏爾加河整個兒浸沉在初升的朝陽里，閃閃發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願挪開貪婪的目光。

兩天以後，父親帶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時，父親對我說：

黎明時，我們到了莫斯科。火車行駛了四個多小時。現在火車行駛這段路只需一小時多一點。車站的一切使我驚奇不已。大家都搶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雜物互相碰撞。我不理解，人們為什麼那麼著急。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皮利欣回到鄰村——黑泥庄來了。關於他，有必要說上幾句。

記得，1904年底，父親回家了。我和姐姐高興極了，滿心盼著他能從莫斯科給我們帶些好吃的回來。

父親把我的獎狀遞給他看。

「親愛的兒子！我以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老闆說：「你學文化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打牌數點點？從今天起，你哪兒也不準去，也不準同亞歷山大再在一起！」

我沒有吭聲。

現在，這些樹林都不見了，被德國佔領軍砍光了。衛國戰爭以後，集體農莊把這塊地開墾為耕地了。

謝爾蓋叔叔說：「哥哥是好師傅，但喝酒厲害。那是弟弟，他很節省。據說，一天三餐只花十個戈比，整天想發財。這個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飲。領了工錢就一連大喝兩、三天。能把最後一條褲子最後一件襯衫賣掉買酒喝。但他是個能幹的師傅，有一雙巧手。」謝爾蓋叔叔指著一個高個的男孩說：「這是徒工頭，是你的頂頭上司，叫庫茲馬。明年他就滿師了。那邊那個卷頭髮的，叫格里戈里·馬特維耶夫，是從特魯賓諾村來的，還是你的遠房親戚呢。」

媽媽產後幾個月，又決定進城去掙錢。鄰居們都勸她在家帶孩子，因為孩子還很瘦弱，很需要吃媽媽的奶。但是，飢餓威脅著全家，媽媽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謝交給我們照看。結果，他沒有活多久，不到一歲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們把他葬在烏戈德廠公墓。我和姐姐都為阿列克謝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說爸爸和媽媽了。我們常去看看他的墓。

以後，我們開始進一步地學習俄語、數學、地理，並閱讀一些通俗科學讀物。通常是我們兩人一起學習，主要是利用老闆不在家的時候和星期日學習。無九-九-藏-書論我們怎樣躲著，老闆還是知道我們在學習。我想，他會趕走我或者狠狠地懲罰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卻誇獎我們乾的是好事。

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興，我趕快打開籃子，給每人送了一份禮物。另外還給了媽媽三個盧布、兩俄磅糖、半俄磅茶葉和一俄磅糖果。

老闆娘詳細地講解了我未採的職責——最小的徒弟的職責——打掃房間、為大小主人擦鞋；還告訴我聖像前的燈什麼時候點以及怎麼點。

所以，毛皮工人那時都不問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個別人例外。毛皮工人師傅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還不擇手段地為自己積攢一筆小小的資本，總想開個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業作坊的工人，與產業工人不同，與真正的無產者不同，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很濃厚，缺乏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從家裡逃跑了，在一個鄰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誰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兒。我和她講好了，讓她不要告訴人，並給我送飯。人們到處找我，但我隱藏得很好。後來，那位鄰居無意中發現了我，就把我領回家。父親還特意對我說，他以後不打我了，原諒我了。

母親哭了很久，用她那雙粗糙的、長滿老繭的手緊緊地摟著我，反反覆復說著這麼幾句話：

那一天，庫茲馬還領我到附近的小店鋪去認認路，因為我以後要常去這些小店為師傅們買煙打酒。女廚師（她兼任女工頭）瑪特廖莎又教我怎樣洗餐具和生茶爐子。

他又說道：「每次經過這座該死的工廠，見到這個吞吃了我的親人的怪物，我無法使自己平靜下來……」

我的熱情不高，因為在莫斯科到處都可以看到從前線回來的不幸的傷兵，同時又可以看到闊少爺們仍然和從前一樣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乘著華麗的馬車到處遊逛，要不然就賽馬玩，或者去「雅爾飯店」狂歡暴飲。可是我還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誠地為俄羅斯打仗。

我當時的生活經驗還不足，就說想住在作坊里。看來，老闆是有意安排的，因為每天師傅們下工后，他總要找些緊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我們回到家裡時，天已經黑下來。父親和姐姐在門前土台上接我們。

我問一位站在車窗旁的老人：「老伯伯，這是什麼城市？」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來的老闆。闊老闆是不喜歡窮親戚的。千萬千萬記住這一點。」

我很喜歡去茶館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間，聽聽他們談論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種種有趣的掌故。我對父親說，以後我經常跟他來聽聽人們的各種談論。

老師和我們認識一下以後，就給我們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邊一行，男生坐在右邊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師說不行，因為列什卡一個字母還不識，而且他長得又矮。結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則坐在最後一排。列什卡對我說，他將努力很快學會所有的字母，這樣我們兩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卻一直做不到這一點。列什卡經常是學得較差的一個。他常常因為功課不好，放學以後還要留下來補課。但列什卡是個很少見的老實孩子，他從不抱怨老師。

一位老師傅和藹地補充說：「沒關係，會成為一個好毛皮匠的。」

1912年，我很幸運地得到十天假期回鄉探親。當時，正是割草季節的開始（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種田野勞動）。許多男人和青年都從城裡回去割草，以便幫助婦女們很快收好青草，準備好過冬的飼料。

我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莫斯科曾發生過搗毀外國商店的事件。偵探局的間諜和黑幫分子們在愛國口號的掩護下，組織搗毀了德國商行和奧地利商行。許多想順便發點洋財的人也都被引誘去了。但是，這些人因為不識外文招牌，同時還搗毀了法國、英國等其它外國商行。

我回答說：「讓他評評理，是上衣值錢還是救人要緊。……」

徒工們經常是早晨6點鐘起床。我們很快地洗完臉，就去收拾工作場地，準備好師傅們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掃完畢，為第二天作好準備后，要到兒點鐘才能睡覺。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時候，才讓睡後門過道里的高板床。

「孩子，你要學學割麥子。我在城裡給你買了一把新鐮刀。明天早晨我們就去割黑麥。」

「十二歲。」

太陽曬得越來越厲害了。人們不再割了，開始曬割下來的草。中午，我和姐姐把乾草裝上車，並且爬上去坐著，讓牲口拉回家。媽媽已經準備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著我們。那個時候這些東西真是好吃極了！……

「康斯坦丁，怎麼，你沒有把灶王爺供好吧，他怎麼攆你了？」

由於家裡太窮，父親的皮匠活掙錢又少，母親不得不外出幫人運送貨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節，她在地里幹活；晚秋，她就到縣城——馬洛亞羅斯拉韋次，替人把食品雜貨運送到烏戈德廠的商人那裡。運一趟，可得一個盧布到一個盧布零二十個戈比。這是多麼微薄的工資啊！扣除馬料、店錢、飯錢、修鞋錢等等，已經剩不下幾個錢了。我想，乞丐討到的說不定比這還要多些。

我用心地開始學習我的第一堂勞動課。

馬車拐向德米特羅夫大街（現稱普希金街），我們在卡美爾格爾巷口（現稱藝術劇院衚衕）下了車。

我問孩子們，剛才說到機器的那個青年是誰。

產業工人不會想著自己去開辦工廠。因為，這需要有成千上萬的盧布。而他們的收入很少，只夠勉勉強強地吃飽肚子。勞動條件和經常性的失業威脅，使產業工人能聯合起來同剝削者作鬥爭。

1910-1914年，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業區的罷工越來越多。大學生也常舉行集會和罷課。由於1911年的大飢荒，農村已極度貧困。

這是費多爾·伊萬諾維奇·科列索夫。我後來看出，他在所有師傅中最公正、最有經驗、最有威信。

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醫生都是無神論者，他們上教堂僅僅是為了禮貌。他們哥倆都參加了教堂合唱團。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們兩人也都被吸收到學校的合唱隊。

父親走後，我們很久聽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我很喜歡割草，大人也常常帶我去。但是，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從前那樣只是為了玩。我很自豪，現在我已經參加勞動了，已經成了一個對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見到我同年的小夥伴們，也都拿著耙子坐在大車上。

我同意地說道：「不輕鬆。」

冬天，沒有什麼家務事的時候，我常去捉魚，穿上自製的冰鞋到奧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我至今還非常喜愛打獵。這可能與普羅霍爾在我童年時就培養我打獵的興趣有關。

夜校畢業考試前個把月光景，一個星期日，老闆出去看朋友了，我們就坐在一起打牌。記得玩的是抓「二十一點」。誰也沒有注意老闆在這個時候回來了，並走進了廚房。輪著我作莊，贏牌了。突然有人打了我一記重重的耳光。回頭一看，啊喲，原來是老闆！我嚇得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孩子們都跑掉了。

我又給了父親一個盧布，供他上茶館零花。

有人叫了一聲：「失火了！」

假期過得很快，我要回莫斯科了。離家前兩天那個晚上，鄰村科斯廷卡村發生火災。風颳得很大。火是從村中間燒起來的，很快蔓延到了鄰近的房屋、草棚和糧倉。當時我們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濃煙滾滾。

過聖誕節的時候我又回鄉下去了一次。這次回去時，我是一個獨立的人了。我已經十七歲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經是一個師傅了，每月工資整整十盧布。這在當時遠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掙到的。

「按老規矩，學四年半的徒，然後當工人，」

謝爾蓋叔叔把我領到一邊，給我介紹每一位師傅和徒工。

老闆娘走了出來，先和我們打了招呼，接著ｒeａｄ•９９cｓｗ.cｏｍ說，老闆現在不在家，一會就回來了。

我問候過老闆以後，就向他講了鄉里失火的事，並指給他看上衣燒的兩個洞。奇怪的是，他連罵都沒有罵一句，為此我感謝了他。

我堅定地說道：「媽媽，我絕不會那樣！」

時間過得很快。我已經十三歲了。我在作坊里學會了很多東西。我雖然很忙，但我仍然擠出時間讀書。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懷念我的老師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熱愛讀書的。老闆的大兒子亞歷山大曾經幫助我學習。他和我同歲，他對我比對別人要好些。

媽媽說：「沒有什麼，就這樣住吧。等我們有了錢，再蓋好的。」

父親說：「必須離開這裏，不然我們都會被砸死。現在天氣暖和，我們住到草棚里去，至於以後，到時再說。說不定，能找到一個澡堂或者茅屋讓我們住。」

「就這樣吧，我收你兒子學徒。他很結實，看來也不笨。我在這裏住幾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帶他一道走。我妻弟謝爾蓋，過一個星期去莫斯科，讓他把你兒子帶來好了。」

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對我說：「要不然，又是一頓毒打。」

起初，我很累。很難習慣晚睡覺。我們在鄉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習慣了，也能堅強地擔當起每天繁重的勞動。

當火車經過納羅—福明斯克車站時，有個人對鄰座的人說：

布爾什維克黨當時集中地在產業工人中間進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則往手工業工人里鑽。所以，1905年和偉大十月革命期間，手工業者很少參加起義的無產者行列，這不是偶然的。

母親說：「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閑事。不然，憲兵會把你流放到連放牛都沒人肯去的地方。」

我幹活很賣勁，聽到大人們的誇獎就更高興了。大概是用力過猛，兩個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說出來丟臉，就一直堅持幹下去。最後，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1906年，父親回鄉來了。他說，以後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當局禁止他住在城裡，只准他回本鄉。我很高興，父親不再離開我們了。

我想：「現在我才懂，伏爾加河為什麼被人們盡情謳歌，為什麼被人們比做自己的母親。」

記得母親當時哭了。她對我們說：

當然，我們村裡也有富裕的農民——富農。他們生活得不壞：住的是寬敞舒適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雞、鴨成群，糧倉里堆滿了米和面。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進最好的學校。我們村的貧農基本上都是為這些人幹活，但報酬極其微薄，有時給點糧食，有時給點飼料，有時只給點種子。

他這些話說服了我。我告訴亞歷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罵了我一頓，晚上就從家裡逃走，上前線去了。兩個月以後，他負重傷被送回莫斯科了。

父親很快又動身去莫斯科了。臨行前，他告訴母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經常舉行罷工，因為失業和殘酷的剝削叫人活不下去。

就這樣，有一年多的時間，我相當成功地進行了自學，並上了課程相當於市立中學的文化夜校。

徒工頭庫茲馬叫我到廚房吃午飯。我餓極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卻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這裡有個規矩：開始吃飯時，只能從公共菜盆里舀菜湯喝，不能撈肉吃；要等到女工頭敲兩下菜盆以後，才可以夾一小塊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撈了兩塊肉，並得意地大口吞吃了。當我正要去撈第三塊肉時，腦門上突然挨了一勺子，頭上立刻鼓起了一個小包。

我乘的是馬洛亞羅斯拉韋次郊區火車。從莫斯科到奧博連斯科耶小站，我一直站在一個打開著的車窗旁。四年前我來莫斯科的時候是個夜間，無法看到沿途的風景。這一次，我以極大的興趣飽覽了各車站的設施和莫斯科近郊美麗迷人的大小樹林。

村裡人都很尊敬我父親，都愛聽他的意見。通常，村裡大小集會上，最後的結論都是由他來做。我很愛我的父親，他也很喜歡我。但是，父親有時也會因為某一過錯而嚴厲地懲罰我，甚至用皮帶（他做鞋活時用的皮帶）打我，要我求饒。可是，我很固執，任他怎麼打，也不求饒。

她對我說：「走，帶你看看房間，然後到廚房裡去吃飯。」

我們村的形勢沒有發展到農民起義那種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們都知道莫斯科發生過許多次政治罷工、街壘戰鬥和十二月武裝起義。他們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國其它城市的工人起義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殘酷鎮壓；許多站在工人階級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蠻殺害，有的被關進監獄，有的被流放服苦役。農民們還聽說過列寧，知道他是工人農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而布爾什維克黨是為了要把勞動人民從沙皇、地主、資本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每個星期六，庫茲馬領我們去禮拜堂做徹夜祈禱；每個星期日要做晨禱和彌撒。每逢大的節日，老闆還領我們去克里姆林宮的烏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時也去耶穌救世主教堂）做彌撒。我們不喜歡去禮拜堂，並經常找出各種借口從那裡逃走。但是，很高興到烏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聽美妙動聽的教堂大合唱，並且特意去聽大輔祭羅佐夫講道，他的嗓子象個大喇叭。

那一年我們家還遭了另一場災難：屋頂因年久失修倒塌下來。

師傅們早晨7時正開始勞動，晚上7時收工，中間只有一小時休息吃午飯。所以，一個勞動日就是十一個小時。如果活多，師傅們就要干到晚上10-11時。那一個勞動日就是十五個小時了。加班時間他們可以領到一些加班費。

記得有一天晚上，好幾位鄰居圍攏在我家門口的土檯子上談論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準備最近幾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兩年。我們這裏每年「三一節」后一個星期舉行一次集市。母親說，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經進木工作坊學徒了，他的老闆是我們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他說：「說來話長……我的妻子和女兒都死在這裏。」

我們這些孩子們特別喜歡到米哈列夫山間的普羅特瓦河去捉魚。到那裡去的路，要穿過一段茂密的椴樹叢和一片奇異的樺樹林。林子里長著不少的草莓和野楊梅，夏末季節，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農民都到林子里來剝樹皮做鞋，我們把這種鞋叫做「出門穿的方格鞋」。

一個大個子說：「小夥子，多大了？」

有人說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讓他再長長。」

當我和謝爾蓋叔叔坐上火車時，下起了傾盆大雨。車廂內很暗。三等車廂狹窄的過道里，只有一根蠟燭發出昏黃色的光亮。開車了，車窗外面閃過一排排黑色的樹影和遠處村落里星星點點的燈光。

然後，媽媽就對我說：「好吧，兒子，上帝保佑你。」說完，她就忍不住傷心大哭，並把我緊緊地摟抱在懷裡。

我母親叫烏斯季妮婭·阿爾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鄰村——黑泥庄一個很窮的人家。

1902年秋天，我已七歲了。這年冬天來得早，我們家的日子十分困難。年成不好，家裡的糧食只夠吃到12月中旬。父母親掙來的錢只夠買麵包、鹽和還債。謝謝鄰居們，他們有時給我們送點菜湯和粥。農村中這樣的互助是常有的，這確實是生活在艱難困苦中的俄羅斯人友好團結的傳統。

最後，他對我父親說：

納扎爾說：「是呀，我們也一直指望著有好犁、大鐮刀。唉！笨人呀，一切都是空的……」

父親的眼圈也紅了，眼淚不住往下淌。我也差點兒哭出聲來，但還是忍住了。

科列索夫師傅（他在政治上比別的師傅開通）看過的報紙，我就拿過來看。亞歷山大借雜誌給我看。我還用節省下來的「電車費」買書看。有時老闆派我到馬里伊諾林場或莫斯科南岸市區送貨，就給幾個戈比馬車費。但我把皮貨袋往背上一搭，趕緊走著去，就把錢省下來了。

我們知道，老闆打徒弟是司空見慣的事，——這是法規，這是制度。老闆也認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遠也九*九*藏*書不會有人因為他打徒弟、因為他對年幼的徒工們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責問他。事實上，也從來沒有人關心過：我們是怎樣勞動的、吃得怎樣、生活條件怎樣。對於我們來說，最高審判官就是老闆。我們被套上的就是這樣沉重的枷鎖，這種枷鎖並不是每一個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壯觀：高大的房屋，華麗的商店，肥壯的大馬。我象在雲霧中一樣，頭昏目眩，眼花了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高的大樓和這麼平整的街道，馬車夫駕著漂亮的鄂爾洛夫馬拉的膠輪車一路飛跑。我從來沒有見過街上有這麼多的人。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聲不吭，心不在焉地跟著謝爾蓋叔叔走。

母親插嘴道：「有什麼可想的。把母牛牽去賣了，再用這筆錢買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過去了，冬天怎麼蓋房子？」

所有這些消息，都是從我們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國其它城市工作的鄉親們那兒傳來的。

連我的父母也不知道，這所房子是什麼人在什麼年間蓋的。聽一些老年人說，那兒原來住著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婦。她無兒無女，為了彌補生活的孤寂，從孤兒院領回來一個兩歲的男孩——我的父親。我父親的親生父母到底是誰，沒有人說得出來。我父親自己後來也不想去打聽自己的身世。只聽說，他是在三個月的時候被媽媽丟在孤兒院門口，身上還夾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兒子名叫康斯坦丁」。沒有人知道這位可憐的婦女，為什麼要把孩子丟給孤兒院，恐怕她走這條路，也不會是因為不愛自己的兒子，很可能是為生活所迫。

早晨，我發現我的新上衣被燒了兩個銅板大的洞。這件上衣還是休假前老闆送給我的（這是規矩）。

大夥都嚷開了：「烏斯季妮婭說得對呀！」

一開始，我倒很願意接受他的建議，但我還是決定先同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裡是個最有威望的人。他聽完我的話以後說：「亞歷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親有錢，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為什麼去打仗？是不是因為你父親被趕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為你母親被餓得發腫？……你被打殘廢回來了，就再也沒有人要你了。」

母親說：「唉，老闆反正是不會褒獎你的。」

謝爾蓋叔叔很生氣地訓斥我：「已經對你講過，要處處小心！」

父親和母親結婚那年，母親三十五歲，父親已經五十歲了。他們兩人都是第二次結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結婚後不久就喪偶的。

父親說：「走了老遠的道，連坐也不讓坐一會。他坐著，我們就象士兵一樣地立著。」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誰要喝他的茶！我馬上帶兒子上茶館，用我們勞動得來的錢去喝茶。」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龍，抬著奔向科斯廷卡村。我們是第一批趕來救火的，連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隊到得都比我們晚。

吃完午飯，他對我說：「沒關係，打了就忍著。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孩子，我記得。當媽媽的對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記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們往往忘記了自己的媽媽。」

「識字嗎？」

父親說：「他不怕吃苦，從小就勞動慣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內哥倆。

徒工頭庫茲馬是個好青年。

父親說：「我等兒子等了四年。別提窮的問題了，免得使我們在見面時就掃興。」

謝爾蓋對我說：「可別多嘴。這裏不比你們鄉下，要處處小心。」

開春了，情況有些好轉，因為偶爾可以在奧古勃梁卡河和普羅特瓦河裡捉到魚。奧古勃梁卡是條小河，水很淺，水上長滿了綠藻。這條河發源於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羅斯基村的地方，由幾條小溪匯合而成。這裡有幾個地方水很深，藏著大魚。奧古勃粱卡河流經我們村和相鄰的奧古勃村這一段，有很多鯿魚、鱸魚和冬穴魚。我們主要是用籃子兜。碰上好運氣，捉的魚多，我就送些給鄰居們，答謝他們的菜湯和粥。

真不走運，到莫斯科才半天就兩次挨打。

舅舅說了聲：「好樣的！」然後回頭向門裡喊道：「喂，你們這些笨蛋，快到這裏來！」

在我滿五歲、姐姐瑪莎七歲那年，媽媽又生了一個男孩，叫阿列克謝。他很瘦，大家部擔心他活不長。媽媽一邊哭一邊說：

「還想不出辦法來……」

穿過一個大院，我們來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謝爾蓋叔叔很客氣地向他們打招呼問好。

然後，我們爬上昏暗而骯髒的樓梯，來到二樓，走進作坊辦公室。

當時，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經住到奧哈得內街（現在的「莫斯科飯店」對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個盧布的租金向寡婦馬雷舍瓦婭租了一個床位。她有個女兒叫瑪麗亞，我愛過她，我們還決定過要結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發生的一樣，戰爭使我們的希望和打算化為烏有。由於前線傷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徵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輪到我了。

一個不認識的青年人走到我們跟前說：「現在英國人都用機器割草。」

過了幾天，我去特維爾斯卡亞街到夜校講了事情的經過。我的學習只剩下一個多月了。人們取笑了一番，但准許我參加考試。考的是市立中學的全部課程，成績很好。

母親給我包了幾個小麵包圈，我們就去茶館了。……

末了她說：「好吧，別的事情庫茲馬和女工頭瑪特廖莎會對你講的。」

我反駁說：「不，我要說『米沙舅舅，您好！』。」

我們的老師叫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列米佐夫，他教書很有經驗，為人又好。他從不無緣無故懲罰人，從不提高嗓門訓學生同學們很尊重他，聽他的話。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的父親是個安詳而善良的老人。他是個牧師，在我們學校里教《神學》。

這所房子從外表看，就比別人家的要差些。門是用舊木板釘的，窗戶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們全家都很高興，因為冬天我們總算有了一個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於擠，俗話說：寧受擠，不受氣呀！

我的教母的一個親兄弟，叫普羅霍爾，在這家茶館里當跑堂的，他有一條腿不怎麼好，人們就叫他瘸子普羅什卡。普羅霍爾雖然腿瘸，卻非常喜愛打獵。夏天，他打野鴨；冬天就打野兔。那時，我們那裡野鴨、野兔特別多。

我問他：「為什麼？」

媽媽說：「給他二十個戈比就夠了。」

1912年底，學徒期滿了。我成了青年師傅（師傅的幫手）。老闆問我以後打算怎麼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還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好幾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幫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們都笑我。但過不了幾天以後，我又參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幹得不比他們差。

母親說：「讓他在鄉下再住一年，長大一點再進城找工作……」

老闆很信任我，看來，他已相信我是一個忠誠老實的人。他常派我去銀行為他兌取支票，或者辦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認為我辦事可靠，常帶我到他的店裡去。在店裡，除了讓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還叫我負責捆貨，到貨房辦理託運。

凡是上了年紀的人，都很難記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許多事情，特別是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許多事情都記不得了，所能記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東西。

「我們是工人。大家到哪裡，我們也到哪裡。」

青春的活力真的能使人做到一切。青年人的身體就是好！

當我們回到莫斯科以後，他向老闆告狀。老闆不問青紅皂白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頓。

我們終於走出了車站。

父親說：「怎麼沒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們砸死了。」

他說：「看，從鄉里給你們帶來了一個新徒弟。」

記得那天父親情緒很好，領著我上茶館。茶館在鄰近的奧古勃村。茶館老闆叫尼基福爾·庫拉金，是個土財主，他賣各種食品雜貨。農夫們和青年們都愛到茶館里喝茶，因為可以在那裡談談新聞，賭賭「羅托」，打打撲克，有事沒事喝上兩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