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節
行駛了三個街區后，六名士兵從霧中跳出，在他的車前圍成半圓，將步槍對準了擋風玻璃。
房東並非突然之間開始恨美國人。一天晚上，他用行動表明他還很關心科伯恩一家。那天，街上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房東的一個兒子在宵禁后外出，士兵便朝男孩開火了，男孩翻過院牆逃回家中。科伯恩和莉茲從二樓陽台看到了整個經過，莉茲被嚇壞了。房東上樓告訴他們出了什麼事，並向他們保證一切都好。但他顯然意識到，為了家人的安全起見，不能讓人看到他同美國人友好——他嗅得出風向變了。對科伯恩來說，這又是一個不好的徵兆。
保羅三十九歲，中等身材，但有點偏胖，這主要是因為他熱愛美食。他橄欖色的皮膚和又厚又黑的頭髮顯示了他純正的義大利血統。他的工作是在一個原始國家建立完全現代的社會保障系統，這可不容易。
「她得做出某種回應。」
同德黑蘭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科伯恩租的房子里住著兩家人——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住樓上，房東一家住樓下。那年三月，科伯恩剛來德黑蘭的時候，房東給他們提供了庇護之所。兩家人相處融洽。科伯恩和房東一起討論宗教——房東給了他一部英文版《可蘭經》，房東的女兒則向她父親念誦科伯恩帶來的《聖經》片段。周末他們會一同去短途旅行。科伯恩七歲的兒子斯科特同房東的兒子們在街上踢足球。某個周末，科伯恩一家有幸獲邀參加一場穆斯林婚禮。那是一次有趣的體驗。男人和女人一整天都不得相見，科伯恩和斯科特同男人們待在一起，科伯恩的妻子莉茲和他們的三個女兒同女人們待在一起，科伯恩從未看到過新娘。
一名軍官用波斯語對科伯恩大喊。科伯恩落下車窗，伸出手，指著手錶說：「已經過五點了。」
「她可以把他們的出境簽證給他們看，作為證據。」
那是昨天的事。
「沒說。」
凌晨四點，他給後勤小組的六人打電話，吩咐他們宵禁結束后立刻到布加勒斯特辦公室見他。
「她已經說過了。」
「她說今天沒法拿。於是科長讓她明早送去。他說這是正式命令，她必須履行，還說將有人監視她的行動。」
今天，他一如既往地給德黑蘭各處打電話，努力弄清哪兒發生了衝突，下一次衝突會在什麼地方爆發，以及未來幾天會出什麼狀況。
1978年8月，保羅請假回美國老家（美國駐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樣）。保羅熱愛所有的水上運動，同表弟喬·波雷卡一起參加了新澤西州大洋城的釣魚比賽。保羅的妻子魯絲帶著女兒凱倫和安·瑪麗去芝加哥探望魯絲的父母。保羅原本有點焦慮，因為伊朗衛生部還沒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項，但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將這個問題交給了副手比爾·蓋洛德，他對比爾收回這筆錢充滿信心。
「我是保羅。」
保羅沉思起來。也許他現在應該離開這裏，但伊朗人會怎麼做？他們也許會扣留別的人。「不行。」他說，「如果我們要走的話，我應該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生意上的問題更嚴重。衛生與社會福利部部長舍科爾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為戒嚴令第五條允許檢察官將任何人投入監獄而無需任何理由。副部長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監獄，他是保羅工作上緊密合作的夥伴。衛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項，之後的更無著落，累計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萬美元。
現在，科伯恩聽說，阿舒拉節那天將會發起針對美國人的聖戰，這件事已經在清真寺和集市裡傳得沸沸揚揚。距阿舒拉節還有五天，但在德黑蘭的美國人都出奇的鎮定。
科伯恩對槍聲並沒有漠不關心，他年輕時經歷過槍林彈雨。在越南的時候，他曾經駕駛過武裝直升機支援地面行動ｈtｔｐs://ｒｅad.99csw.ｃoｍ，還駕駛過運輸部隊和補給的直升機，在戰場上無數次著陸起飛。他殺過人，也見過人死。那時候，每執行二十五小時戰鬥飛行任務，就能獲得一枚空軍獎章，而科伯恩回家的時候戴著三十九枚，此外還有兩枚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一枚銀星勳章，以及小腿肚裏的一顆子彈——中彈的正是直升機飛行員最脆弱的部位。那一年，他覺得自己在戰鬥中尚能應對，因為戰鬥中要做的事太多了，他沒有時間害怕。可每次一旦任務結束，他回想起自己幹了些什麼，就止不住雙股戰戰。
一切都是從1978年12月5日開始的。
科伯恩站起來。「我們首先要決定的是，法拉明天早上該對警察怎麼說。」他說，「我會同恰帕羅恩商量，回頭告訴你。」
「警察讓她將兩個美國人的護照從我們的文件中取出來，而且不能聲張。」
科伯恩曾勸莉茲帶孩子回美國，這不僅是為了他們的安全，也是因為終有一天，他將不得不一次性撤離三百五十名美國人。到時候，他必須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無暇為自己家人的安危擔憂。但莉茲拒絕回去。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茲在床上睡覺。電話響的時候，他睡得正酣。
辦公室所在的三層水泥建築位於從布加勒斯特街分出的一條小巷裡，因此又被叫作「布加勒斯特」。科伯恩在二樓，他的辦公室按美國標準來說相當大。房間里鋪著鑲木地板，放著一張時髦的木質辦公桌，牆上掛著一幅伊朗國王的肖像。他背窗而坐。透過玻璃門，他可以看到開放式辦公區里的員工，他們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接電話。玻璃門有門帘，但科伯恩從不拉上。
「進來吧，」科伯恩說，「坐下。有什麼事？」
「她可以說，護照沒有留在公司里。」
「這或許說得通。」
有一段時間，保羅並不怎麼關心當地的政治。他知道人們對政府心懷不滿，但世界上每個國家幾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國王看起來仍牢牢地掌控著權力。但保羅和世上大多數人一樣，忽視了1978年上半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義。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后，他說：「他們這麼干是為什麼？」
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他相信，伊朗人的反美情緒正在急劇升溫。曾有人將一張卡片塞進他的門縫，上面寫著：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和財產，就滾出伊朗。他的朋友也收到過類似的明信片。他家的外牆上之前被某些「噴漆藝術家」噴上了一行字：美國人住在這裏。他的孩子前往德黑蘭的美國人學校時，所乘的校車被一群示威者搖晃衝撞。EDS公司的其他員工在街上遭到過大聲辱罵，他們的汽車也被損毀。在一個恐怖的下午，EDS公司最大的客戶——衛生和社會福利部的伊朗人發起暴動，砸碎窗戶、焚燒國王肖像。樓里的EDS公司管理人員退守到一間辦公室，設置路障抵抗暴徒，直至他們離開。
「到底出什麼事了？」科伯恩問。
科伯恩擔心，今年的暴力行為也許會衝著美國人來。
傑伊·科伯恩帶著答案進門的時候，保羅還在沉思。
「你好。」科伯恩打開燈，看了看手錶，現在是凌晨兩點。
在美國建立一套數據處理系統，就像是用袋裝配料製作蛋糕，而在伊朗做同樣的工作，則像是要從種植小麥開始做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伊朗人並不具備美國企業管理人員的那種進取精神。他們經常製造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在EDS公司位於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的總部，員工經常能化不可能為可能，甚至能提前完成任務。而在伊朗，干成任何一件事都異常困難，無論如何都要等到「明天」，但其實卻是「未來的某個日子」。
科伯恩穿上衣服，煮好咖啡。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他無事可做，但焦九-九-藏-書慮和煩躁令他無法入眠。
保羅在美國聽到伊朗傳來的都不是好消息。戒嚴令於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蘭中心的加勒廣場，士兵殺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眾。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個社保系統就會崩潰。然而，這個國家已經破產，根本無力償款的事實也愈發明顯。保羅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現在會怎麼處理呢？
保羅是科伯恩的老闆，EDS伊朗分公司的頭號人物。比爾則是二號人物，也是他們最大項目的經理，該項目的合約方是伊朗衛生與社會福利部。
「你也可以走。」
「她今天上午接到了警察局居留許可證處美國科的電話。他們讓她去警察局，說是詹姆斯·尼費勒先生的事。她以為是例行公事，於是在十一點三十分到警察局，見到了美國科的科長。科長找她要尼費勒先生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她說尼費勒先生已經不在伊朗了。然後他又問到保羅·布查，法拉說布查先生也不在伊朗。」
門外濃霧瀰漫。他鑽進車裡，以十五英里的時速緩慢地朝布加勒斯特前進。
「我們要撤離。」保羅說。
「表現出合作態度？」
宵禁每晚九點開始，次日凌晨五點結束。科伯恩坐了一個小時，等待，抽煙，喝掉許多咖啡，溫習筆記。走廊里的布谷鳥鍾啼叫五次的時候，他已經來到前門，準備出發。
保羅·恰帕羅恩坐在大樓底層的辦公室里，他的房間也有鑲木地板和辦公桌，牆上也掛著國王的肖像，他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1月7日，《消息報》對被驅逐的教士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動了惡毒的攻擊，譴責他是同性戀。第二天，在距德黑蘭八十英里的城市庫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憤怒的神學學生靜坐示威，並與前來驅散他們的軍隊和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騷亂迅速升級，接下來的兩天中有七十人喪生。教士根據伊斯蘭傳統，在四十天後為逝者舉行了紀念遊行。遊行中又爆發了衝突，這次騷亂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後又被紀念……於是，1978年的整個上半年，遊行頻繁舉行，規模越來越大，衝突也越來越嚴重。
但他大錯特錯了，而他才剛開始明白為什麼。
恰帕羅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圍已經大不如前。保羅和魯絲第一次在夜裡聽到了槍聲，他們大吃一驚——他們忽然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罷工此起彼伏，供電常常中斷。他們不得不點蠟燭用餐，保羅在辦公室還要穿上大衣保暖。從銀行取錢變得越來越困難，於是員工的工資由支票改為現金。家裡的燃油快見底的時候，保羅不得不滿大街地尋找，直到最後碰上一輛加油車。他通過賄賂才請動了司機送油。
科伯恩五英尺十一英寸高，兩百磅重，人高馬大，肩膀寬闊。他留著分頭，經過精心打理的紅褐色短髮透著商人的幹練。儘管他才三十二歲，但看上去將近四十了。認真觀察的話，從他迷人開朗的面容和隨時保持著的微笑中，可以發現他還很年輕，但他總給人以早熟的印象，讓人覺得他一定是早就擔負起成長的重任。
「就說高級管理人員不必將護照留在公司。」
科伯恩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法拉該怎麼辦？她也許遇上麻煩了。」
不過，保羅一開始並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竊取他的簽證，是為了將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把電話機抱在懷裡，坐在床沿上。他鬆了口氣。接下來的兩三天里會異常忙碌，但忙完之後，那些他一直安慰操心著的人們會回到美國，遠離這些瘋狂的伊朗人。
「是的。」
想到莉茲時，他不禁嘆氣。她愛開玩笑，精力充沛，大家都喜歡和她相處，但作為一名公司高管的妻子，她並不稱職。EDS公司對管理人員的要求很高，有時為了完成工作他們不得不通宵加班九九藏書。莉茲不喜歡這樣。在美國的時候，科伯恩負責招聘，全國到處跑，從周一到周五都不在家，莉茲對此深惡痛絕。她在德黑蘭很高興，因為科伯恩每晚都會回來。她說，如果他打算留下來，那她也不會走。孩子們也喜歡這兒。這是他們第一次到美國之外的地方生活，伊朗的語言和文化吸引了他們。十一歲的長子吉姆非常自信一切都會沒事兒，絲毫不擔憂；八歲的次女克里斯蒂雖然有點焦慮，但她素來多愁善感，總是對事物反應過於敏感；七歲的三兒子斯科特和四歲的小女凱莉則太小了，根本意識不到危險。
科伯恩擔心那天會出事。這個穆斯林的冬季節日完全不像聖誕節。這一天，穆斯林會齋戒，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海珊。整個節日的基調是悔恨。屆時將舉行大規模遊行，虔誠的信徒甚至會在遊行中鞭笞自己。在那樣的氛圍下，瘋狂和暴力可能會瞬間爆發。
辦公室里冷極了，一直都這麼冷。數千名伊朗人正在罷工，城市的電力供應時斷時續，暖氣則基本上每天都要停幾個小時。
科伯恩舒了一口氣，慢慢駛離了現場。
為追討欠款，保羅努力了兩個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後繼者則基本不回他的電話。個別人偶爾會承諾過問此事，讓他回去等電話，但空等了一個星期後，保羅再打去電話，卻被告知上周與他通話的人已經離開了衛生部。安排好的會議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萬美元的速度累積。
「我們要走？」科伯恩問。
保羅事後才知道，這些遊行打著「悼念死者」的旗號，是為了規避國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當時他並未察覺一場浩大的政治運動正風起雲湧。其他人也一樣。
科伯恩皺眉道：「誰的護照？」
「我們會想辦法保護她。」科伯恩說。他不知道美國人是否必須聽命交出護照。前不久他曾在遭遇一場小車禍后交出過護照，但後來有人告訴他不必那樣做，「他們沒說為什麼要交護照嗎？」
「我不知道，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他每天至少給美國大使館打一通電話。大使館有一間二十四小時值守的情報室。分佈在城市各區域的美國人會將本地示威和騷亂的情況報告給大使館，然後大使館會發出通知，警告他們避免去某某地區。但科伯恩發現，大使館幾乎無法給出預測和建議。他每周都參加大使館的通報會，但大使館總是說，美國人應該盡量待在室內並遠離人群，還說國王掌控著局面，現在還沒到撤離的時候。科伯恩懂得他們的難處——倘若美國大使館說國王的政權搖搖欲墜，那國王就必定會垮台——但他們太謹慎了，以至於沒有透露半點有用的信息。德黑蘭的美國商人對大使館不再抱幻想，索性成立了自己的情報網。城裡最大的美國企業是貝爾直升機公司，其伊朗業務的負責人是一名退休少將——羅伯特·N.麥金農。麥金農掌管著一個一流的情報機構，他把所有的情報都與大家分享。科伯恩還認識幾個美國軍隊的情報官員，常與他們通電話。
一名士兵還在上子彈。他努力從后插入彈夾，但卻怎麼也弄不進去。彈夾掉在地上，他跪下來，雙手在地上亂摸。科伯恩想大笑，但驚恐壓制了笑意。
「不錯。」科伯恩猶疑道，「但他們現在真正感興趣的是你和比爾。」
11月14日，保羅寫信給負責社會保障組織的副部長海達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發出正式通知：倘若衛生部不在一個月內結清欠款，EDS公司將停止項目。12月4日，保羅的老闆、EDS海外公司總裁在與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會面中也發出了同樣的威脅。
「好的。」
「她這麼說了？」
他打小就承擔起了各種責任：孩童時代在父親的花店工作；二十歲的時候在越南當直升機飛行九九藏書員；成為年輕的丈夫，然後是父親；而如今，在這個暴徒橫行的城市裡，一百三十一名美國員工及其二百二十名家屬的人身安全都交到了他這個人事主管的手上。
伊朗就是這樣。
科伯恩點頭。法拉是馬吉德的女兒，她協助父親工作，她的任務是保證所有美國僱員的簽證和工作許可證都能及時更新。「出什麼事了？」科伯恩說。
「他媽的。」科伯恩罵道。
布查在伊朗，但法拉可能不知道吧，科伯恩想。布查曾在伊朗居住，然後離開了，但又回來待了很短的時間——他明天將乘飛機去巴黎。
保羅盯著他。過去的一個月里，他們倆走得很近。為了穩定員工的情緒，保羅一直強裝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時候，他可以關起門來說實話。
「保羅·恰帕羅恩和比爾·蓋洛德。」
科伯恩的思緒被敲門聲打斷，馬吉德走了進來。他身材矮小而結實，五十歲左右，蓄著厚密的小鬍子。他曾經十分富有，他的部落擁有過一大片土地，但在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失去了一切。現在，他是科伯恩的行政助理，負責同伊朗官僚機構打交道。他英語流利，心思敏捷。馬吉德在科伯恩一家剛到伊朗的時候幫了大忙，科伯恩很喜歡他。
「法拉怎麼說？」科伯恩問。
「總之理由要站得住腳，讓他們相信法拉確實無法做到他們要求她做的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最危險的變化發生在房東對他的態度上。
美國電子數據系統公司（簡稱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的人事主管傑伊·科伯恩正坐在德黑蘭郊區的辦公室里，心事重重。
他回顧了一遍他為撤離制訂的計劃。首先，他要通知一百三十個家庭，他們將在未來四十八小時內撤離這個國家。他已經將城市分成了若干區，每個區配一個組長——他將通知組長，再由組長去通知各家各戶。他草擬了發給撤離者的傳單，告訴他們該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他只需要將具體的日期、時間和航班號告訴他們，然後複印並分發傳單。
馬吉德繼續道：「科長說，『我猜另外兩個人也不在，對吧？』法拉看到他的桌上放著四份文件，於是問是哪兩位。科長告訴她，是恰帕羅恩先生和蓋洛德先生。她說她今早剛拿到蓋洛德先生的居留許可證。科長讓她將蓋洛德先生和恰帕羅恩先生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帶給他，而且不能聲張，不要打草驚蛇。」
保羅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勤奮而堅定地工作。他並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時候的他發現學校的作業很難做，但身為義大利移民的父親篤信教育的價值，鞭策他繼續學習下去，他終於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此後，堅忍不拔的品質就一直助他攻堅克難。他還記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剛組建的時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讓公司一飛衝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將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終認為伊朗的項目也會成功，尤其是在傑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訓計劃為公司輸送了大批具有高層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後。
今天德黑蘭相對安寧，沒有大規模的示威。最近一次嚴重騷亂爆發於三天前，也就是12月2日，那是大罷工的第一天，據報道有七百人在街頭鬥毆中喪生。科伯恩掌握的情報顯示，平靜的局面可能只會持續到12月10日，即穆斯林的聖日阿舒拉節那天。
士兵們討論了一會兒，然後一名軍官出現，讓科伯恩出示身份證件。
「好的。我會同她和馬吉德談談。」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訂了明天離開伊朗的機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等等，我們從頭說起。」科伯恩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科伯恩焦急地等待著。如果他被捕的話，那今天就太倒霉了。那名軍官會相信科伯恩的表還是他九-九-藏-書自己的？
「這說不通啊。」科伯恩說。
「我不知道。」幾個星期以來，他們都在問彼此這個問題。科伯恩已經制訂了一個可以立即執行的撤離方案，但保羅始終猶豫不決。他知道他在達拉斯的最高領導希望他撤離，但這意味著放棄他苦心經營了十六個月的項目。「我不知道。」他重複道，「我會給達拉斯打電話請示的。」
「法拉的處境非常危險。」馬吉德說，「她被下了封口令。她找我商量。我當然要告訴你，但我擔心法拉會遇到大麻煩。」
他在黑暗中拿起話筒：「喂？」
布查和尼費勒是恰帕羅恩和蓋洛德的前任。這意味著什麼？科伯恩不知道。
儘管有點怪異，但他還是很感激那段軍旅生涯。戰爭讓他迅速成長，給了他商界同儕所沒有的優勢，也讓他對槍聲形成了正確的觀念。
最後，士兵們讓出了道，軍官揮手示意科伯恩可以走了。
他挑選了一名活躍而具有想象力的年輕伊朗系統工程師拉西德，委託他照看撤離德黑蘭的美國人留下的家宅、汽車和寵物，並在最後將他們的財產運回美國。他指定了一支後勤小團隊負責購買飛機票並運送人員去機場。
「他就應該走——他們本來就認為他不在這兒。」
「她可以告訴他們，尼費勒和布查已經離開伊朗了……」
夏天過後，兩家的關係卻漸漸疏遠了。周末的旅行不再進行；房東的兒子們被禁止同斯科特在街上玩；最後，兩家就連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不接觸；房東的孩子如果同科伯恩一家說話還會受到申斥。
「他們也許知道這是謊話——法拉之前可能將護照帶去警察局過。」
於是他們留下來了，同其他人一樣，等著事態好轉——或者惡化。
在七十年代早期，伊朗有一套不成熟的社保系統，這套系統不僅不能有效地征繳社保費，而且還很容易就會被鑽空子——一個人甚至可以因為同一疾病反覆獲得補助。國王決定從每年兩百億美元的石油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資金將伊朗打造為福利國家，EDS公司獲得了這項工程的合同。美國好幾個州的醫療保障和醫療補助項目都是由EDS公司操作的，但在伊朗，他們必須從頭做起。他們要給三千二百萬伊朗人每人發一張社保卡，從領薪水的人的工資中扣除社保金，並處理社保領用申請。這個系統都由電腦控制——這是EDS公司的特長。
最後，他還和幾個人進行過一次小規模的撤離演習。演習很成功。
但他的大多數同事做不到，他們的妻子也是。每當討論撤離的時候，他們都會反對。他們為伊朗EDS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公司是他們的驕傲，他們不願拋棄它。他們的妻子將租下的公寓改造成真正的家，他們甚至在制訂聖誕節的計劃。孩子們都上了學，結識了朋友，養了寵物，還有了自行車。他們認為，只要老實本分地堅持幾天，風頭自然就會過去。
「如果他們發現法拉沒有服從命令——」
「是法拉的事。」
科伯恩記得，宣布宵禁之後，就連EDS公司每月的撲克比賽也未受到影響。他和他的牌友只需帶上妻子和孩子，將打牌變成睡衣聚會，到天亮再散夥就行了。他們已經習慣了槍聲。大多數爭鬥發生在集市所在的南部老城區，以及大學周邊。但大家都會不時聽到槍聲。初始的驚訝過後，他們就不再關心這些事。倘若說話時被槍聲打斷，他們就會停下，等槍聲停後接著講下去，就像在美國遇上飛機從頭頂飛過一樣。他們彷彿從來都不擔心子彈會打中他們。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達伊朗的時候，石油出口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結束了。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那一年的反通脹計劃增大了失業率，而農業歉收令更多飢腸轆轆的農民湧入城市。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人權政策削弱了國王的集權統治，政治動亂隨時可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