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衛領他們穿過登記處。又一扇門打開了。他們沿著台階進入地下室。

牢門在他們身後「砰」地關上了。

儘管大使館無法勸服伊朗人允許保羅和比爾離境，也不願偷偷地將護照還給他們，但至少可以安排這個達德加儘快訊問保羅和比爾，好讓他們回美國過聖誕吧？聖誕節對伊朗人來說沒什麼意義，戈爾茲說，但新年很重要，所以他將努力在新年前促成一次會談。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離的日子——洛·戈爾茲給EDS公司打電話。通過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個「線人」，他了解到，保羅和比爾作為重要證人被牽扯其中的調查，是針對已遭監禁的衛生部長舍科爾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敗指控。

一名便衣警察打開了門。比爾看著保羅。保羅聳聳肩。

在警察局，將軍警告喬丹，如果保羅或比爾通過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了這個國家，美國大使館就必須為此負責。

比爾心一沉。這意味著沒法坐飛機回華盛頓，沒法見到艾米麗，沒法參加元旦前夜的派對了……

他們在美國就已經相識，但他們的關係在過去九個月里更加熟稔。去年三月，比爾剛到德黑蘭時就住在保羅家裡。直到妻子和孩子也來了，比爾才搬走。保羅很內疚，幾乎想讓比爾回國，因為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比爾，而伊朗這兒除了一大堆問題外什麼都沒有。

他們見到了總領事洛·戈爾茲。戈爾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領事，年過五十，偏胖，禿頂，垂在額前的短髮都花白了——他扮起聖誕老人來一定很合適。戈爾茲身邊還有大使館的一名伊朗員工阿里·喬丹。

「怎麼會這樣？」

美國人在城北生活和工作，在那裡騷亂和鬥毆還是偶發現象，但這裏——比爾現在意識到——混亂卻已是常態。被焚毀的公交車的黑色殘骸在街上冒著煙；數百示威者大肆破壞，高喊著，唱著聖歌，縱火，建路障；十多歲的少年朝汽車拋擲著莫洛托夫雞尾酒——一種以碎布為引信的裝滿汽油的酒瓶。他們的目標似乎是隨機的，下一個遭襲擊的可能就會是我們，比爾想。他聽見了槍聲，但光線昏暗，他沒有看見誰在朝他們開槍。司機駕著車一路狂奔，從未減速。路上幾乎每隔一條街都被暴徒、路障或燃燒的汽車所堵塞，司機只好繞行，不顧任何交通信號燈，沿著小路以瘋狂的速度繞過阻礙。我們不可能活著到看守所了，比爾一邊想，一邊摸了摸兜里的念珠。

「隨時都可以走。」

比爾也非常想念艾米麗和孩子們，保羅覺得自己多多少少要為此負責，因為是他讓比爾來伊朗的。

那天，計劃出了點小變動。保羅仍然不願放棄伊朗的項目。他建議十名左右的高層骨幹留下來，保證項目緩慢進行，以期伊朗的局勢能平息，EDS公司能最終恢復正常工作。達拉斯方面同意了。自願留下來的人有：保羅自己、他的副手比爾·蓋洛德、傑伊·科伯恩，以及科伯恩指定的撤離後勤小組的大部分員工。另有兩個人是不得不留下來的：卡爾·康芒斯和他的妻子維姬。維姬已懷有九個月身孕，只能在孩子出生之後離開。

他們被帶回了登記處。比爾再次環顧四周，期待看到律師或朋友，但他再次失望了。

他為大多數人訂下了泛美航空12月8日星期五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剩下的人——包括莉茲·科伯恩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將在同一天乘漢莎航空的飛機去法蘭克福。成功訂票后，EDS公司總部的兩名高級管理人員，梅夫·斯托弗和T.J.馬爾克斯將從達拉斯前往伊斯坦布爾迎接撤離人員，領他們去酒店，安排下階段回國的航班。

他們將包交了出去。保羅留下了一百美元。

比爾掛上電話。

保羅聽了片刻，說：「先給蓋登打電話怎麼樣？」比爾·蓋登和比爾·蓋洛德的名字十分相近，前者是EDS公司的全球總裁，保羅的頂頭上司。一旦消息傳回達拉斯，比爾想，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伊朗人就會見識到EDS公司的厲害了。

戈爾茲主動提議保管保羅和比爾的護照和居留許可證。這樣一來，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這些證件，EDS公司就可以讓他們去找大使館了。

「你們被捕了。」他說。

保羅大笑道：「告訴他我手頭有點兒緊。我得去銀行取錢。」

阿波爾哈桑說：「你們要把公文包和錢包交給我嗎？」

「你說『如果』是什麼意思？」比爾怒吼道。

達德加說他首先想訊問保羅，比爾應該先離開，一個小時后再回來。

比爾環顧四周。他們處在一個小院子里。他看見十到十五個配有自動武器的警衛分散在院內。面前是一個環形車道，上面停著轎車和卡車。左側有一座平房，緊挨著磚牆，右側則是另一扇鐵門。

保羅的聖誕節與幾名同事在帕特·斯卡利家平淡地度過了。斯卡利是一名志願返回德黑蘭的年輕經理。斯卡利的妻子瑪麗也回來了，給大家做聖誕晚餐的就是她。保羅開始想念魯絲和孩子們。

他們沿著同美國高速公路一樣又寬又直的艾森豪威爾大街前進，兩側都是行道樹，最後駛入一座十層高的大樓前的院子。大樓遠離公路，由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把守。這裏就是衛生和社會福利部的社保組織所在地。該組織本應成為把伊朗建設為福利國家的推動者。就在這兒，伊朗政府和EDS公司攜手合作，建立了社保系統。EDS公司佔據了第七層的全部房間——比爾的辦公室就在裏面。

保羅笑著問比爾：「準備好了嗎？」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離小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過的，他們就算回家也沒有家人可陪。

阿波爾哈桑說：「他問你是否準備交保釋金。」

比爾離開了。

「但他是用波斯語寫的——我們一個字都不認識！」比爾抗議道。他知道這是陷阱，這些文字是達德加給他們編造的謀殺、間諜或別的什麼罪名，簽了字就等於招供。

接下來的問題是：「你們同馬哈維集團有什麼關係？」

難道戈爾茲就不能違反他那愚蠢的協議，悄悄還回護照，等保羅和比爾安全返回美國之後再通知警察嗎？絕對不行，戈爾茲說。如果他同警察發生爭執，警察就會給其他人找麻煩，而戈爾茲必須考慮仍留在伊朗的一萬二千名美國人。何況，保羅和比爾已經進了機場警察的「扣押名單」，即便他們證件齊全，也不可能通過護照檢查。

就像電視上的警匪片一樣——打一通電話，然後就進監獄。

「達德加說他有權逮捕我們。」比爾告訴布里格斯，「我們可能需要支付保釋金。打電話問伊朗read.99csw.com律師，這番警告意味著什麼。」

午夜零點過後不久，前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起飛了。三十一小時后，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也起飛了。

「在衛生部我的辦公室里。」

比爾與保羅一樣，都是三十九歲，中等身材，體型偏胖。但外形上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保羅的膚色更黑，眉毛濃密，眼窩深陷，鼻子很大。穿便裝時，他經常被誤認為是伊朗人，直到他張嘴說出帶紐約口音的英語。比爾的臉又圓又扁，皮膚白皙，任何人一見他都會認為他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天啊！」保羅說，「九千萬托曼就是……」

喬丹不知道。

阿波爾哈桑立即來到保羅的辦公室，一行三人出發了。他們沒有帶律師。根據大使館的說法，這是一次例行會面，訊問也是非正式的。帶律師去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可能引起達德加先生的不滿，讓他懷疑保羅和比爾有所隱瞞。保羅希望大使館的人也能在場，但戈爾茲拒絕了這一請求——大使館派代表參加這樣的會議不合乎常規程序。然而，戈爾茲建議保羅和比爾攜帶相關文件，以證實他們來伊朗的時間、正式的職務以及職責的範圍。

他們都坐在破爛的金屬椅中。茶端了上來。達德加開始用波斯語發言，聲音輕柔但又十分深沉，臉上沒有表情。保羅趁翻譯的間隙仔細打量達德加。他五十多歲，又矮又胖，不知為何讓保羅聯想到阿奇·邦克。他黑皮膚，頭髮往前梳，彷彿要掩蓋即將禿頂的事實。他留著小鬍子，戴著眼鏡，穿著一套樸素的西裝。

他開始明白為什麼對保羅的訊問進行了這麼久。每一個問題都必須從波斯語翻譯成英語，而每一個回答又必須從英語翻譯成波斯語。翻譯主要由諾巴什夫人負責，但阿波爾哈桑會不時打斷她，做出說明或更正。

訊問開始了。比爾說出了自己的全名、出生的日期和地點、上的學校、工作資格和經驗。達德加問話和做筆記的時候一直板著臉——他就像一台機器，比爾想。

走廊里還有兩個無所事事的伊朗人，他們也在觀看著艾森豪威爾大街上的騷亂，震驚程度絲毫不亞於比爾。

出乎意料的是，阿舒拉節過得相對比較平靜——全國有數百萬伊朗人參加了反對國王的示威，但幾乎沒有發生暴力衝突。

他們又選中了一輛計程車——橘紅色的德黑蘭計程車。那輛車當然徑直開過去了，連停都沒有停，士兵們被觸怒了，追上去，還開了槍。計程車和追計程車的士兵都從比爾的視野里消失了。

比爾聳了聳肩，說：「戈爾茲說，這是一次常規會面。提到保釋金也似乎是按規矩行事——就像事先宣讀你有何權利一樣。」

另一方面，阿里·喬丹還可以藉此同警察接觸，查明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信仰羅馬天主教，但比爾更加虔誠，他們都喜愛美食，都接受過系統工程師的培訓，並在六十年代加入EDS公司——比爾1965年入職，保羅1966年入職，都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儘管保羅稍晚一年入職，現在的職位卻高於比爾。比爾對衛生保健行當了如指掌，而且在「管人」方面技術一流，但他沒有保羅那麼強勢而活躍。比爾是一個深邃的思想者和謹慎的組織者。保羅從不擔心比爾會搞砸一場重要的宣講，因為比爾總會字斟句酌，精心準備。

不過，一切就要塵埃落定了。他們將在今天見到達德加先生，取回他們的護照。比爾訂了明天離開伊朗的航班，艾米麗正在策劃元旦前夜為他舉行接風宴會。用不了多久，這場噩夢就會結束了。

車在德黑蘭一如既往的瘋狂車流中穿梭，保羅心情壓抑。能回家固然值得高興，但他不願承認失敗。他是EDS公司派來伊朗開展業務的，而現在他卻在親手結束業務。無論怎麼看，公司的第一次海外投資都失敗了。伊朗政府資金短缺不是保羅的錯，但如此安慰自己作用不大，因為借口是產生不了利潤的。

填寫表格用了將近一個小時。一個能說英語的囚犯被帶出來做翻譯。保羅和比爾填寫了他們在德黑蘭的住址、電話號碼、出生日期，還列出了他們的隨身物品。他們的錢被沒收了，每人只能保留兩千里亞爾，大概相當於三十美元。

戈爾茲建議布查趕緊坐飛機離開。法拉已經告訴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來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話。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他們朝南稍偏東的方向前進。比爾想象著到達監獄時的情形。EDS公司或大使館的人會來商量降低保釋金，讓他們直接回家而不用蹲號子嗎？大使館的人肯定對達德加的所作所為備感憤怒。沙利文大使會出面斡旋，讓他們立刻獲釋。畢竟，將兩名沒有犯下任何罪行的美國人關進伊朗監獄，並將保釋金定為一千三百萬美元是極其不公正的。整件事都荒唐透頂。

「合同約定了最高20%的稅前利潤，如此大規模的合同，一般都要給足這麼大的利潤空間，這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

「當然。合同詳細規定了我必須隔一段時間就與衛生部官員會面，彙報進度。我按照規定做了彙報，衛生部也做了會議記錄。合同還規定了EDS公司無法履行義務時衛生部的投訴程序，但他們從未走過這樣的程序。」

一見到達德加，比爾就驚訝地發現他與普通伊朗人不同。他冷漠、粗野、不友善。大使館的人說達德加對比爾和保羅「懷有好感」，但比爾可沒有這樣的感覺。

加拉格爾問為什麼。

得知保羅和比爾確實被扣留在伊朗后，達拉斯的EDS公司總部及其律師便開始高速運轉。他們在華盛頓的關係沒有共和黨執政時那麼強大，但還是有幾個朋友。他們找到了鮑勃·斯特勞斯，一名能幫忙解決問題、本領超群的白宮政客，他恰巧是得州人；還找到了湯姆·摩爾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他認識現在伊朗軍政府中的許多將軍；以及理查德·赫爾姆斯，他曾擔任過中情局局長和駐伊朗大使。在他們對國務院的聯合施壓下，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沙利文在同伊朗首相阿扎里將軍會面時，提到了保羅和比爾的問題。

但他現在卻坐在這輛車的後座里，靜靜地注視著窗外，思考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https://read.99csw.com他們可能已經到監獄了。」比爾樂觀地說。

阿波爾哈桑在一張紙上算了出來。「差不多是一千三百萬美元。」

「看看窗戶外面。」保羅接著說，「那裡是我們的數據中心。去看看吧。裏面有電腦。摸摸它們，它們在運轉，它們在生成信息。讀讀列印出的結果。電腦正在被使用。」

「我問清楚了回你電話。」

「如果你們沒有幹壞事，我肯定——」

星期五早上，科伯恩的小組實際上「接管」了德黑蘭西部的梅赫拉巴德機場的一部分。他們口袋裡都揣著一萬里拉爾（約一百四十美元）的鈔票，用以行賄。科伯恩的人有的在泛美航空的櫃檯后登記機票；有的在檢查簽證；有的在候機室；有的在處理行李。飛機其實訂位超員了，科伯恩通過賄賂確保沒有一個EDS公司的人會被趕下飛機。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飛機離開了伊朗。

司機來到第二扇門邊，敲了敲門。窺視孔打開，他又同裏面的人用波斯語說了幾句。然後門開了，保羅和比爾被推了進去。

「這很好解釋。」保羅答道，「他從未開過發票。他頂多隻會驗收一些門外漢完全搞不懂的高科技項目，然後通知部長項目已經完成。」保羅微笑著繼續，「他非常認真地履行對衛生部的責任——他是我們最辛辣的批評者，總是在驗收項目前問許許多多的尖刻問題。我有時候倒真的希望能控制他。」

阿波爾哈桑說：「達德加說不必給你們上手銬。」

保羅對形勢的變化深感震驚，但他立刻以商人的機敏做出了分析判斷。好吧，他想，最糟的結果也不過是他不相信我們，然後逮捕我們——但我們不是殺人犯，二十四小時后我們就可以獲得保釋。但我們會被扣留在這個國家，不得不同律師商量應對之策……這並不比現在的狀況更糟。

撤離行動之後，EDS公司剩下的人員都搬入了兩間屋子裡。12月10日和11日，也就是阿舒拉節的聖日，他們都待在屋子裡打牌，一個房間里玩的賭注大，另一個玩的賭注小。保羅和科伯恩都在賭注大的房子里。他們邀請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軍情部門的兩個聯絡人——加入牌局，這兩人都有槍，能為他們提供保護。因為不能攜帶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將槍放在了走廊里。

然而，登機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幾個小時，兩個航班都延誤了。機場買不到食物，撤離者飢腸轆轆。於是，在宵禁之前，撤離小組的一些人開車到城裡搜羅一切他們能找到的食物。他們將街角幾個販賣糖果、水果和香煙的雜貨鋪掃蕩一空，然後進入一家肯德基，買走了庫存的所有小圓麵包。他們返回機場，將食物分發給候機室的EDS公司的人，差點兒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飢餓的乘客打劫。回來的路上，有兩組人因為宵禁開始后還在外面而遭到攔截拘捕，但一輛試圖逃走的汽車轉移了士兵的注意力，當士兵朝著汽車開槍時，他們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保羅怒不可遏。為什麼戈爾茲必須同警察達成協議？戈爾茲完全沒有義務告知警察他是如何處理美國護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工作可不是幫助警察扣留保羅和比爾！大使館應該幫助美國人，難道不是嗎？

諾巴什夫人翻譯完后，達德加沒有寫下一個字。這些他一定都知道，保羅想。

保羅告訴伊朗人，如果衛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將撤離伊朗，之後伊朗人就突然意識到比爾和保羅是重要證人——這難道是巧合嗎？

「好。」

透過窗戶，比爾看見艾森豪威爾大街上有些喧鬧。就在這條大街的另一頭，持不同政見者正在攔截過往車輛，將霍梅尼的畫像貼在擋風玻璃上。保衛衛生部大樓的士兵則攔下車輛，將畫像撕下來。士兵們的情緒愈發激昂，他們打碎了一輛車的前燈，又砸破了另一輛車的擋風玻璃，似乎是想好好教訓司機。接著，他們將司機從一輛車裡拖出來，狠狠揍了一頓。

一個警衛站在桌后，手握一支圓珠筆和一疊表格。他用波斯語問了個問題，保羅估摸著答道：「我叫保羅·恰帕羅恩。」然後拼讀了一遍。

比爾看了看表——下午五點。他進了屋。「真冷啊。」他邊說邊坐了下來。

比爾掛上電話等待。自己會被捕嗎？這一想法太荒謬了。儘管如今伊朗腐敗成風，但EDS公司從未通過行賄獲取合同。即便公司曾經賄賂過伊朗官員，比爾也不是經手人——他的工作是提供產品，而不是贏得訂單。

辦公室不大，四面牆壁髒兮兮的，達德加就坐在一張古老的銀灰色金屬桌后。他面前的桌上放著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鋼筆。透過窗戶，保羅能看到隔壁房間EDS公司正在建造的數據中心。

比爾思考著達德加在玩什麼把戲。他是在威脅他們，還是當真在考慮逮捕他們？無論如何，見面都沒有按照大使館的預期進行。大使館的建議——不帶律師或大使館代表來——現在看起來錯了。也許他們只是想置身事外。保羅和比爾如今只能靠自己了。這一天可不會太愉快，但這天結束的時候，他們也許就能回家了。

十六個鬍子拉碴的囚犯好奇地瞪著他們。保羅和比爾也瞪著他們，心中恐怖不已。

他看著保羅。保羅聳聳肩。「我想我們還是簽了吧。」

保羅說：「真是謝謝啊。」

訊問從上午進行到了下午。比爾午餐吃了塊三明治，配上更多的茶。他很想知道審訊室里的狀況。他對被迫等待並不意外——在伊朗，「一個小時」的意思就是「晚些時候」，並不是精準的描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愈發不安起來。保羅在裏面遇到麻煩了嗎？

「趕緊回布加勒斯特，向羅伊德·布里格斯彙報詳情。」

比爾上到七樓自己的辦公室。他拿起話筒，打電話給布加勒斯特的羅伊德·布里格斯。布里格斯是僅次於保羅和比爾的三號人物。

訊問比爾前，達德加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個三明治。比爾注視著他，心想：小心！這傢伙打算讓我們掉進陷阱里，那樣他就能阻止我們離開伊朗了。

終於接觸到實質性問題了。保羅可以理解，托里阿提的身份看起來確實不尋常，但這很好解釋。他說：「合同規定，我們出錢請專家顧問，協助衛生部充分利用我們提供的服務。托里阿提博士就是這樣一位顧問。他有數據處理的知識背景，熟悉伊朗和美國的商業模式。由EDS公司而不是衛生部給他發工資，是因為衛生部的工資太低，無法吸引到他那樣的人才。不過，合同也規定，衛生部必須對我們做出相應的補償。所以，準確地說，他的工資不是我們發的。九_九_藏_書」

保羅點頭：「我們可不想會面延期。」

他希望時間能飛快地過去。他訂了明天的航班。艾米麗和孩子們在華盛頓，他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住在那兒。他們要在元旦前夜為他舉辦一場大派對。他迫不及待地想見到他們。

保羅和比爾等待阿波爾哈桑檢查筆記。他看起來讀得很粗略。他將筆記本放在桌上，說：「我建議你們簽字。」

「剛到伊朗的時候，我們得知必須有伊朗合作夥伴才能在這兒做生意。馬哈維集團就是我們的合作夥伴。然而，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給我們提供伊朗員工。我們定期同他們會面，但他們基本不參与經營。」

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保羅急躁冒進的時候，比爾就會讓他停下來反思。比爾畏首畏尾的時候，保羅就會讓他大胆往前闖。

「你能提供證據嗎？」

九點剛過，比爾·蓋洛德就來到了保羅的辦公室。比爾端著一杯咖啡，穿著EDS公司的制服——商務西裝、白襯衫、素凈的領帶、黑色布洛克皮鞋。

科伯恩的後勤小組展開了工作——訂飛機票，包租巴士將人員送往機場，複印分發的傳單。上午十點，科伯恩將各個分區的組長叫到布加勒斯特，讓他們開始通知撤離者。

阿波爾哈桑介紹了雙方。一個伊朗女人坐在達德加桌旁的椅子里，她是諾巴什夫人，達德加的翻譯。

保羅盯著比爾問：「你怎麼看？」

達德加和諾巴什夫人看上去都不友善。這場訊問變得更像是法庭盤問。達德加說EDS公司給衛生部的進度報告造假，藉此詐騙衛生部為未完成的工作付款。比爾指出，衛生部的官員能夠掌握項目的進度，而且從未表示報告不準確。倘若EDS公司未能盡責，衛生部為什麼不投訴呢？達德加可以去查閱衛生部的文件。

「大概七百萬里亞爾，還有五萬美元。」

保羅轉向諾巴什太太說：「請告訴達德加先生，我們兩人從未犯下罪行，也不知道鄙公司有其他什麼人犯了罪，所以我們相信我們都不會被起訴，我們希望能在今天之內結束訊問，以便能返回美國。」

保羅打包了行李，鎖好房子，搬進希爾頓酒店，準備一有機會就回美國。

「他不是認真的吧？」保羅說。

保羅做了下深呼吸，說道：「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合同談判和簽署的時候，我並不在伊朗工作，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理解的談判程序是什麼樣的。」

如果戈爾茲的「線人」所言不虛，那保羅就沒什麼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無憂嗎？舍科博士三個月前被捕了。

保羅繼續發言，語速緩慢，表達規範，以幫助翻譯能夠理解，他說道：「1975年，EDS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員保羅·布查了解到，伊朗衛生部正在尋找一家有醫保和社保經驗的數據處理公司，於是布查先生來到德黑蘭，同衛生部的官員會面，商定了衛生部希望完成的工作的性質和規模。衛生部告訴他，路易斯·伯傑、馬什和麥克倫南、伊朗信息系統、聯合公共數據四家公司已投標，凱捷諮詢公司也有投標意向。布查先生說，EDS是美國領先的數據處理公司，而且我們公司的專長正是衛生保健領域。他主動提議為衛生部免費做初步研究。衛生部同意了。」

「合同費用是否過高？」

達德加又草草地記了兩筆。這些情況他大可從文件中獲知啊，保羅想，很可能他已經知道了。

「那就不理會保釋金什麼的吧。」

保羅、比爾和阿波爾哈桑出示了通行證，進入大樓。走廊骯髒，沒什麼裝飾，整棟樓里寒氣逼人——暖氣又停了。一行人被領到了達德加的辦公室。

車繼續向南行駛，透過車窗看到的景象讓他更加驚懼。

科伯恩在指揮撤離行動時，保羅則在努力查明是誰出於何種目的要沒收他的護照。

他們被帶到鄰近的房間里，被要求脫掉衣裳。他們脫得只剩下內褲。警衛搜查了他們的衣裳和身體。他們吩咐保羅穿上衣裳，但沒對比爾這麼說。這裏非常冷——這裏的暖氣也停了。比爾光著身子，瑟瑟發抖，不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監獄里顯然只有他們兩個美國人。他之前讀過報道，還聽人說過，伊朗的監獄堪比地獄。警衛會對他和保羅做什麼？其他囚犯會怎麼對他們？但願有人早點來解救他們。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協。阿里·喬丹抗辯說，警察可以沒收居留許可證，因為那是伊朗政府頒發的，但他們無權沒收護照，因為那是美國政府頒發的。比格拉里將軍同意了。

車在大樓后駛上路沿，在人行道上停了下來，旁邊是一道又長又高的磚牆，牆上有一扇雙開鐵門。右側很遠的地方，隱約看得見一個小公園或花園的輪廓。司機下了車，一扇鐵門上的窺視孔打開了，司機同門后的人用波斯語聊了兩句，然後門開了，司機示意保羅和比爾下車。

「什麼調查？」

「外套。」比爾說，做了一個穿外套的動作。

聽了諾巴什夫人的翻譯，達德加點了點頭。

達德加做了簡單的記錄。保羅不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

戈爾茲堅稱，他曾在收取護照時給EDS公司打過招呼，說之後便是使館和警方之間的事情了。但他當時一定說得很小聲，因為EDS公司沒有人記得他這麼說過。

比爾忽然想起那些關於國王監獄中虐待囚犯的傳說。他盡量不去多想。

最後，阿波爾哈桑打開門叫道：「比爾！請進來。」

比爾突然怒不可遏——達德加、洛·戈爾茲，還有這個該死的世界，都他媽的不是東西。這明明是個陷阱，他們卻生生地掉了進去。為什麼？他們主動來到了這裏與達德加見面，見面是美國大使館安排的。他們沒有幹壞事，也沒有人拿得出他們幹壞事的證據，但他們還是要進監獄，而且是伊朗的監獄！

達德加說完，阿波爾哈桑翻譯道：「他警告說，如果發現你的回答不令他滿意，他有權逮捕你。他還說，你最好推遲接受訊問，讓你的律師準備好保釋金。」

這段路似乎永遠也走不完，但就在這時，小車突然拐進了一個圓形院子，停了下來。壯實的司機一言不發地下了車，進了樓。

達德加問：「那為什麼托里阿提博士會開發票給衛生部？」

諾巴什如實翻譯。

這出鬧劇究竟要持續多久啊？

地下室里寒冷、陰暗、骯髒。幾間牢房裡擠滿了囚犯，他們全都是伊朗人。尿騷味令比爾閉上嘴，用鼻子淺淺地呼吸。警衛打開了九號牢房的門，保羅和比爾走了進去。

「戈爾茲嗎？我是比爾·蓋洛德。我們剛才被逮捕了，保釋金是一千三百萬美元。」

達德加又問到了托里阿提博士，比爾解釋了托里阿提扮演的角色，九_九_藏_書但諾巴什夫人在達德加還沒有說任何可供翻譯的話之前，就說比爾的解釋不可信。

不一會兒，另一名警衛進來讓比爾穿好衣服。

「我會儘快派人來監獄。」戈爾茲說。

另外有一個EDS員工家庭，他們收養了一名伊朗嬰兒，卻未能給孩子領到護照。孩子只有幾個月大，可以趴在母親的前臂上，頭朝下睡覺。於是，孩子的養母凱西·馬基托斯是個特別大胆無畏的人，她將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蓋住孩子，將其帶上了飛機。

比爾對戈爾茲冷靜而從容的聲調大為光火。「是你安排了這場會面，你還說我們可以離開！」

保羅拿起話筒撥號：「請找羅伊德·布里格斯。我是保羅·恰帕羅恩……羅伊德？我今天不能回來吃晚飯了。我被逮捕了。」

第二天，加拉格爾和阿里·喬丹到警察局將相關證件交給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爾問喬丹，保羅和比爾會不會被指控幹了壞事。

大使館和EDS公司在德黑蘭的律師都沒能查明是誰下令扣留保羅和比爾的，最後還是法拉的父親馬吉德從比格拉里將軍那裡打聽到了消息。調查者是地方預審法官海珊·達德加，他是檢察院的一名中級官員，在一個負責處理公務員犯罪案件的部門，權力非常大。達德加正在調查已經被監禁的前衛生部部長舍科博士。

警衛沒有聽懂。

「好的。」布里格斯說，「你在哪兒？」

警衛將他的外套遞給他。

在樓下，達德加記錄了保羅的全名、出生的時間和地點、上過的學校、電腦方面的經驗和資格。他認真檢查了正式任命保羅為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總經理的文件。現在，他要求保羅陳述EDS公司是如何獲得衛生部合同的。

比爾就在外面的走廊里，穿著輕便大衣禦寒。有人給他端上一杯茶，他雙手捧著杯子，一邊啜飲一邊暖手。大樓里又暗又冷。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爾是一名擅長同伊朗官僚機構打交道的美國年輕人。加拉格爾主動要求留在德黑蘭，他的妻子凱茜也沒走，她在駐德黑蘭的美國軍隊中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加拉格爾夫婦不想離開。而且，他們只養了一條名叫布菲的貴賓犬，沒有孩子可擔心。

他們走進鐵門。

「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地進行的嗎？」達德加透過諾巴什問。

兩名警察中更壯的那名坐進了駕駛席，他的同事坐在副駕駛席上。他們駛出院子，進入艾森豪威爾大街，車速很快。他們突然轉彎，進入一條狹窄的單行道，以最快的速度逆行。比爾緊抓住面前的座椅。他們左轉右拐，迴避從對面駛來的轎車和公交車，其他司機紛紛鳴笛揮拳。

他們來到登記處，那裡放著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比爾環顧四周。沒有律師、沒有大使館員工，也沒有EDS公司的管理人員來救他們。我們無人相助，他想，這將會很危險。

一切都很順利，但也有兩次危急情況。一名EDS員工的妻子攜帶的是澳大利亞護照而無法拿到出境簽證，因為發放出境簽證的伊朗政府部門都在罷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有美國護照，所以不需要出境簽證）。丈夫抵達檢查護照的櫃檯，將他和他孩子的護照以及其他六七個人的護照疊成一摞遞了過去。警衛剛要一本本查看，排隊的EDS公司員工就開始推搡擁擠，製造混亂。科伯恩派出的人圍在櫃檯周圍，大聲質問著，假裝對拖延無比憤怒。持澳大利亞護照的女人趁亂穿過了候機室，未遇到任何阻攔。

諾巴什夫人說：「請你們在達德加先生的筆記本上的每一對問答旁簽字。」

聖誕節過去兩天後，大使館打來電話，說他們已經為保羅和比爾約到了地方預審法官海珊·達德加，雙方將於12月28日早晨在艾森豪威爾大街的衛生部大樓會面。

警察押送他們下樓，進入一輛小車。「我想我們得在監獄待上幾個小時。」保羅說，「大使館和EDS公司需要那麼長時間才能派人來把我們保釋出去。」

對這個問題，保羅再清楚不過了。「是的，我們履行了。」

加拉格爾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保羅，保羅十分困惑，也很憂慮。他從未捲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沒什麼關係……那被調查的是誰或者是什麼事情呢？難道是EDS公司？還是說，調查只是個借口，真實的目的是將保羅和比爾留在伊朗，繼續運行社保系統的電腦？

那兩個在走廊晃蕩了一整天的伊朗人進了屋。比爾發現他們高大魁梧，多半是便衣警察。

比爾迅速計算起來，那相當於兩萬美元，EDS公司應該拿得出這麼多現金。幾個星期來，他們積累了大量現金，一方面是因為銀行罷工，另一方面也是為撤離做準備。「公司保險箱里有多少錢？」比爾問。

比爾知道自己不應該簽，但他別無選擇。如果他想回家，就必須簽字。

他們出了門。

「保釋金是九千萬托曼，保羅六千萬，比爾三千萬。」

加拉格爾打電話問大使館情況。阿里·喬丹已同德黑蘭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將軍通過電話。比格拉里說，保羅和比爾被限制離境，如果試圖離開的話，將會遭到逮捕。

阿波爾哈桑沒有答話。

阿波爾哈桑說：「你們可以每人打一通電話。」

「他是認真的。」阿波爾哈桑說。

阿波爾哈桑說：「我會檢查一下筆記的內容。」

「開什麼玩笑！」比爾說，「一千三百萬？殺人犯的保釋金才兩萬。」

一番鬧騰后，士兵們結束了令人沮喪的遊戲，回到了院子里的崗位上，那裡位於衛生部大樓的前部，四周圍著牆。這場既幼稚又野蠻的鬧劇折射出了伊朗的現狀。這個國家正每況愈下。國王大權旁落，反對者決心驅逐他或者乾脆殺了他。對車中的人，比爾深感同情。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除了祈禱局勢好轉外什麼也幹不了。如果伊朗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美國人就更危險了，比爾想。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

阿舒拉節后，保羅和比爾又開始考慮逃離伊朗，但大使館方面的反應卻令他們備感意外。作為預備步驟，他們要求大使館的洛·戈爾茲還回護照。但戈爾茲說，他如果這麼做，就必須告知比格拉里將軍，那就相當於告訴警察，保羅和比爾將要開溜。

諾巴什夫人開始翻譯。保羅暗忖：達德加到底想幹什麼？他先是問我來伊朗之前的合同談判的事，然後又提到了馬哈維集團和托里阿提博士，似乎他們都非常重要一樣。也許達德加自己也不知道要找到什麼——或許他只是在多方試探，希望發現非法行為的證據。

「你知道監獄在哪兒嗎？」保羅問阿波爾哈桑。

「EDS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規定的義務？九九藏書」

他們輪流拿過筆記本，將名字寫在了一堆看不懂的波斯文字旁邊。

「我能穿上外套嗎？」他問警衛。

這麼說，比爾心裏盤算，即使我們被捕，也能立刻支付保釋金。「謝謝。」他說，「我感覺好多了。」

「我覺得不太可能。」喬丹說。

達德加就EDS公司執行與衛生部合同的情況訊問了比爾。比爾做了詳盡細緻的答覆，但這個話題十分複雜，技術性相當高，他斷定諾巴什夫人不怎麼聽得懂他在說什麼。總之，沒人能僅憑几個普通的問題就搞清楚整個項目有多麼複雜。誰會這麼傻啊？比爾想，為什麼達德加要坐在冰冷的房間里，問一整天愚蠢的問題？這是一種伊朗儀式，比爾判斷。達德加需要儘可能完善記錄，表明他做過細緻的調查，以免日後被指責放走了他們。但他頂多隻能讓他們滯留伊朗一段時間。他們早晚都會離開的。

對騷亂和槍擊，比爾比大多數人都憂慮——也許是因為他未在這兒待太久，也許是因為他天生就愛憂慮。他認為護照的問題非常嚴重，保羅卻不以為然。有一次，比爾甚至建議他和保羅乘火車前往伊朗東北邊境，從那裡進入蘇聯，因為沒有人會想到美國商人會經由蘇聯逃跑。

達德加問：「為什麼衛生部一名叫托里阿提的人在EDS公司領工資？這難道沒有利害衝突嗎？」

保羅停下等諾巴什夫人做翻譯，卻發現她似乎並沒有全部譯出來，而達德加記下來的更少。保羅開始說得更慢，而且更頻繁地停頓：「衛生部顯然喜歡EDS公司的提議，因為他們要求我們進行一項花費二十萬美元的詳細研究。1975年10月，我們向衛生部提交了研究結果。衛生部接受了我們的方案，雙方開始合同談判。1976年8月達成了最終協議。」

「當然。」保羅說，「達成協議之後，又經過漫長的三個月，才獲得了所有政府部門的許可，包括國王內廷的同意。每個步驟都是執行到位了的。合同到年末正式生效。」

保羅掛斷電話，換比爾打電話。他致電美國大使館，要求總領事接聽。

保羅同科伯恩商議，這同他們從美國大使館聽到的消息不符。他們都認為，大使館的建議當然優於邦妮·弗雷沙克的，所以決定不採取應對措施。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保羅終於鬆了口氣。他很樂意告訴調查者：EDS公司從未行賄。他甚至認為部長沒有收過任何人的賄賂。伊朗的官僚以腐敗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這是保羅對他的簡稱——似乎是另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是受過正規訓練的整形外科醫生，思維敏銳，尤擅掌控細節。在衛生部，他團結了一幫年輕而有進取心的技術官員，他們能破除繁文縟節，提高辦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將伊朗的衛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與美國相當，而EDS公司的項目只是大計劃中的一部分。保羅認為舍科博士沒有藉此機會中飽私囊。

但所有的努力都毫無成效。

那天晚些時候，護照和相關證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館。

「叫阿波爾哈桑來吧。」保羅拿起話筒。阿波爾哈桑是職位最高的伊朗僱員，在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方面為保羅提供了許多建議。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他的妻子是美國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一項工作就是將EDS公司的合同翻譯成波斯語。今天，在保羅和比爾同達德加會面時，他將擔任翻譯。

幾分鐘后布里格斯回電話了。「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說，「就在上周，有個被指控謀殺的男子支付了一百五十萬里亞爾的保釋金就被釋放了。」

「坐在椅子里還挺暖和的。」保羅苦笑道。比爾看著保羅的臉——他似乎很不舒服。

達德加將資料放入一堆整齊的文件里，一邊同阿波爾哈桑用波斯語聊了幾分鐘。然後他離開了房間。阿波爾哈桑轉身面對保羅和比爾，滿臉嚴肅。

他幾個星期前就該離開伊朗，那時已有人開始扔燃燒彈。一名家裡被燃燒彈襲擊的受害者是他在華盛頓念高中時的同學，她嫁給了美國大使館的一位外交官，比爾同他們談論了這次襲擊。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但大家都很害怕。我當時就該警醒，立刻離開這裏，他想。

司法部很大，佔據了整整一個街區。黑暗中——街燈都熄了——比爾隱約看見一棟五層高的大樓。十或十五分鐘后，司機出了大樓，鑽進駕駛席，繞到了大樓後面。比爾猜他已經在大樓里做了囚犯入監登記。

保羅給伊朗人的三十天付款期限到了。12月16日，他致信艾姆拉尼博士，正式終止了合同。但他沒有徹底放棄。他讓一批已經撤離的管理人員重返德黑蘭，以顯示EDS公司努力解決與衛生部之間糾紛的意願。阿舒拉節很平靜，在此鼓勵下，部分管理人員甚至攜帶家屬歸來了。

喬丹解釋，他們是作為「一項調查的重要證人」而被扣留的。

警察讓法拉上交護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爾同保羅·布查一道拜訪了美國領事館。布查正是警察要沒收護照的人之一，他已經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蘭。

十二月下旬，騷亂又爆發了（回來的管理人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劃第二次撤離行動）。大罷工持續了許多天，石油出口——伊朗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銳減，也使EDS公司收回欠款的可能性降到了零。衛生部里幾乎沒有伊朗人上班，EDS公司的員工無事可做，保羅只好將一半管理人員送回美國過聖誕。

那兩個伊朗人整個下午都待在走廊里，什麼都沒幹。比爾隱隱懷疑他們的身份。他沒有同他們說話。

城裡謠言四布。傑伊·科伯恩通過情報網收集了大量信息，並將有價值的向保羅彙報。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條信息來自於美國女孩邦妮·弗雷沙克，她有朋友在伊朗司法部。在美國的時候，邦妮曾為EDS公司工作，而在德黑蘭，儘管她已不是公司員工，卻仍與公司保持著聯繫。她打電話告訴科伯恩，司法部打算逮捕保羅和比爾。

簽完字后，房間里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現在他得讓我們回家了吧，比爾想。

接著是一堆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其中一個完全不知所謂：EDS公司有沒有雇傭希臘員工？比爾說沒有，不知道這問題有什麼意義。達德加似乎喪失了耐心。也許他希望比爾同保羅的回答能自相矛盾，但現在他大失所望，只好裝模作樣地走過場。他的提問馬虎而倉促，也沒有在比爾作答后追問或要求進一步澄清。一個小時后，他結束了訊問。

「你們將前往司法部設在海亞姆街的臨時拘留所。」

比爾想，保羅到現在還不相信自己真會被關進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