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萊斯教授就美國工業發展問題做了最後兩場講座。其中一場比較有趣，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一場，我聽完之後發現自己什麼都沒記住。惠特萊斯教授詳述了我們本質上並不喜歡變化，我特別想把我對這個問題的獨特理解告訴他，但最後還是沒有說。麥克爾羅伊的討論課很有意思，特別關注帝國主義和「各地人們的權利」等問題。下午給康妮和康尼寫信，感謝康妮寄來一盒軟糖，然後建議康尼今年夏天好好用功，不要陪我去歐洲了。當然了，他一定不會聽我的，因為他缺乏遠見，對未來把握不清，不相信我的判斷。康尼對幻想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把握不準，和他一起去歐洲，一定是一趟艱難的旅程，會遇到無窮趨緊的考驗、麻煩和苦難；但是人本就毫無理性可言，我仍然對一同出遊充滿期待。

「有一天，」他說，「下午四點左右，我停在一個小鎮問路，說要到另一個地方過夜，那裡離這個村莊大約有四十英里。他們告訴了我兩條路線，一條是坦途，另一條要繞點兒彎路，他們稱之為駝路。我想應該挑戰一下駝路，便出發了。事實證明，那條路真的十分崎嶇，我沒有預計中騎得快，一直到夜幕降臨，我仍然在趕路，沒到目的地。

正好是最後一頁，這個日記本的頁數恰到好處。周六，我去紐約取了護照，在接下來的十天里就是無所事事地閑逛、四處遊覽、沒完沒了地見面拜訪和其他一些瑣事。歐洲之行開始后，我要繼續保持寫日記的習慣。

大約十一點，我踉蹌下樓，來到美國運通公司取件處，想問一下布里斯（Bliss），熱那亞有沒有會說英語的醫生。布里斯是個金髮碧眼、嚴肅而陰鬱的英國人。我到那兒的時候，驚喜地發現家裡的錢已經到了，匯款單據可能中途在美國運通處理寄送和銀行手續的另一家辦事處耽擱了。我立刻去兌換，在工作人員午休之前拿到了一百三十美元。然後，我吃了點兒東西，整整兩天，我幾乎沒有吃東西。午餐后，我們懷著好奇四處逛了逛，等著輪船售票處在兩點開門。我們去了一家賣大理石工藝品的藝術品商店，在那裡我發現一個用雪花石膏做的小型威尼斯聖馬可獅子雕像，我想買來送給康妮做她的結婚禮物，但是現在我還買不起，等回美國之後再想辦法買吧。

遊覽倫敦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總是下意識地將它與紐約比較，或者說是將兩者進行對比，因為相較於兩個城市的相似之處，我更能注意到二者的不同。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倫敦缺少高樓大廈，雙層巴士往來如梭。雙層巴士在下城諸區已經取代了有軌電車，不像紐約那樣僅見於各區中心周邊的兩三條街，而是各條主要街道上都有，且數量眾多。倫敦的地鐵，或稱「地下交通系統」，看起來倒是比我們的先進許多。在一個繁複和忙亂的城市，地鐵交通也必然是繁複和忙亂的，整個系統看起來就像是由幾條互不相干的線路組成的，盲目而隨意，缺乏明顯的秩序。不過，說到公共汽車，雖然乘坐機會不是很多，但我不得不說，運行真是暢通，而且車廂也比我們的乾淨，乘坐更舒適，更具吸引力。通常情況下，巴士和地鐵收費都是兩便士，但是如果對路線不夠熟悉，常常會因為錯過站而花些冤枉錢。車輛都靠左側行駛，這讓人頗感不解——我有時簡直覺得這是災難性的安排，對美國遊客來說，常常要琢磨半天才行。準備過街道的時候先向左看是我們的習慣，現在卻必須向右看，真讓人難以適應。

在游泳池的北面，發球區的護欄附近，有一個身穿白衣的人在來回地踱著步子，口中喃喃自語。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我，反正我一靠近，他就迅速地走開了，但還在對著月亮自說自話。看來在普林斯頓，傻瓜可真不少啊。

天啊！我們竟然跟這樣一群人上了同一條船！這些卑劣、狼藉、骯髒、下流、病態、孱弱、無知、可憐之人，是上帝造人時的敗筆之作，沒有誰能出其右。有一個獨眼的男人；一個皮膚黝黑、包著頭巾的傢伙不停地咧著嘴笑；一個黑人婦女；一個滿臉鬍鬚病怏怏的老人，一眼望去活像君士坦丁堡失業的聖誕老人；一個面目可憎的匈牙利人，坐在甲板的長凳上，骯髒的頭髮就像拖把，嘴巴大張，黑洞洞的，十足的傻瓜樣，我猜他正在哼唱民歌；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婦人，面色沉鬱，那表情就像電影里的政治大亨，只不過嘴裏沒叼著未燃的雪茄而已；一個高大的英國男人和身材同樣健碩的妻子，兩人都面無表情；一個日耳曼人長相、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似乎飽受癲癇和聖維特斯舞蹈病（St. Vitus Dance）的折磨；還有至少上百個義大利佬（spaggettis，原文如此），他們長得都一樣，蓄著長長的棕色鬍鬚，污垢滿身；還有一些身形強壯的婦女，頭戴著古怪的花邊帽，神情獃滯；還有一大群髒兮兮、鬧哄哄的孩子從舷梯上摔下來，用洋涇浜英語（Pidgeon-English，原文如此）相互謾罵。三個英國護士，腳大得出奇，沉默寡言，神情嚴肅；此外，還有操著倫敦腔的乘務員，多得數不過來，他們服務的唯一宗旨是拿到想要的小費，這些人形體削瘦，神情萎靡，一副典型的倫敦人模樣；最後是兩個受人尊敬的、彬彬有禮的美國女老師，她們和周圍的庸人沒有任何交流。我和尼克很希望能鼓足勇氣過去和她們打個招呼。

我們在聖吉爾斯圓形廣場（St. Giles Circus）附近的萊昂餐廳（Lyon's Place）吃晚飯，跟漂亮的女侍應生打趣一番，她減免了我們的一部分賬單。現在有三個服務生知道我們的窘境，其中兩個是得利快餐店（Express Dairy）的，只要一見我們來吃飯，他們就會給我們端上幾大杯免費的水，並且在結賬的時候通常故意少算一兩樣東西的費用。

花了將近一整天閱讀美國史和康拉德的《奧爾邁耶的愚蠢》。下午到研究生院聽了一場管風琴演奏會。但不知為什麼，感覺沒有從前那樣享受了。晚上，跟哈里一起去鑰匙與封印俱樂部吃了晚餐。

今天下午，我們走下公路，登上一處山峰，一覽熱那亞。向海邊瞭望時，我強烈地懷念起密爾沃基市。崖壁下的海水環繞礁石，平靜而和緩，放眼望去，蔚藍的地中海特別像從密爾沃基市東面遙看的密歇根湖。但一轉念就發覺，我們現在身處距密歇根湖四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一棵棵棕櫚樹、一棟棟方形房子、骯髒雜亂的街道，還有綿延起伏、若隱若現、蜿蜒到城鎮的貧瘠山丘，都與密爾沃基市毫無相似之處……

我們在倫敦誰都不認識，對於這座城市也一無所知。不過，尼克記起來，美國大學俱樂部聯盟或者一個類似的組織，就在羅素廣場。他熱情地向一個叫博比（Bobbie）的人打聽路線（他就喜歡和人套近乎），然後我們搭巴士向著目的地出發。到達廣場附近后，我們又問了一個人——也叫博比，是否知道美國大學俱樂部聯盟在哪兒。他沒聽過這個地方，不過他給我們指了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所在的位置，離我們站的地方也不遠。我們可以住在那裡，不過要交五先令六便士的費用，聽起來還能接受。無論如何，能和美國人講話，我們覺得很高興，而且終於可以洗一個舒服的熱水澡了。

凡爾賽宮確實如傳說中一樣，盡顯宏偉奢華。在過去的時代里，人們能建造這樣一個地方，似乎有些不可思議。看著宮殿牆壁的一幅幅歷史名畫，我藉機好好複習了一下歷史，但是實話實說，這些畫會讓你笑而不語，因為它們通常表現的是一個重大時刻，例如拿破崙為他的軍隊授旗，亨利四世凱旋巴黎。人人都知道，所有盛大的儀式，不管是婚禮還是加冕禮，總是一成不變無聊至極，有時甚至有些怪誕。出席者以及他們吸引來的觀眾都表現得過於興奮，沒有完全認識到儀式的嚴肅性，以致場面頗具喜劇效果。

旅館老闆（敗下陣來，但咬牙切齒地嘟囔）：好吧，你們就付到今天早上的吧。

義大利菜讓我的腸胃頗不舒服，尤其是今晚，我感覺很糟糕，不得不從我們少得可憐的錢中又拿出四里拉買了一些蓖麻油。我想明天卧床休息，吃飯注意一些，應該就沒有大問題了。

還在構思批判普林斯頓生活的劃時代文章，想加入關於今年暑假收穫的內容，那就是我領悟到，唯一的優點是堅強，唯一的缺點是軟弱，在堅強與軟弱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天只上了八點鐘的一節課。原本打算利用上午在佩恩莊園好好讀歷史，結果大部分時間都在看鴨子和游魚戲水。於是，我決定早點回去完成計劃的學習任務。回去之後，我先去遊了一會兒泳。晚上，一直學習到八點半，然後去看望阿米。他和我爭論種族問題，並向我顯示，他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比我深刻得多。他極力說服我接受他的「低劣種族消滅論」。儘管我不理解為什麼這種觀念從原則上講就是錯誤的，正像有一些理論乍聽起來非常合理，但只要想想應用的困難，就會發現這些理論不切實際；不過，只要我還身在校園，只要日後還有可能，我就是一個理論家。還是先思考一下自由貿易和計劃生育問題吧！

由於總統先生的到訪，今天下午我們沒有上課。我跑到禮堂去聽他的演講，那裡人山人海。之後，我去叔叔阿爾弗雷德（Alfred）的辦公室找他，在路上看到總統先生的汽車駛過，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那是總統的車。後來，我在火車站的月台上看見了總統先生，他的夫人就站在他的身後。我的小木屋終於刷完了。

我並不是在說貝隆的壞話，或暗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的確過於模式化了，就像預先九*九*藏*書設定好的機器人一樣。他很通人情，很討人喜歡。在這一個多月里，我見識了太多無法理喻的外國人，與他的偶遇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寬慰，他是一個中規中矩、個性單純的人。

有一次，他被幾個摩洛哥的摩爾人扣押，這些人因性格暴烈、目無法紀而惡名遠播。在我們的一再催促下，他用受害者般無辜、低緩的語調講述了那段經歷。我們聽完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這對他或許不太公平。

今天是埃斯特和查理（Easter and Charlie）的生日。從主日學校回來后我去了他家，看望了他的父母。他爸爸給了他十一美元。

今天早晨，在麥克爾羅伊的討論課上，有人問他如何評價威爾遜總統。他說威爾遜最終會被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因為他向美國人民闡釋了一戰的意義，讓這個國家問心無愧地參与到這場戰爭當中，併為之做出犧牲。

十點才回來。住我樓下的一個傢伙忘了帶鑰匙，進不去屋，他穿著正裝，顯然是剛從舞會上回來。他什麼都沒有帶，只得到我這兒碰運氣。我翻出一條舊時在軍校穿的白色帆布褲子，讓他拉著一頭，我拉著另一頭從窗戶翻出去，爬到他房間的窗戶外面，爬進去從裏面打開了門。不用說，他一輩子都得感謝我。

今天跑了很多地方，終於找到了一家比較便宜的旅館。收留我們的夫婦人很好，只是他們提供的所謂「衛生舒適」的房間，既不衛生也不舒適。

除了學習，我今天幾乎什麼事都沒做。在接受了將近十五年的「教育」之後，我現在才學會該如何吸收知識；或許，從明年起，我就能開始自如地吸收知識了。

旅館老闆（因憤怒而發抖）：啊，我……（揮舞起拳頭）

住宿情況其實並不差。我們有自己的房間（感謝上帝），只有一點，因舷窗離水面太近，不能打開，屋裡得一直開著燈……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有一個吸煙室，如果大家都能遵守規矩的話，也還不錯。還有一個酒吧，我們的手頭並不寬裕，無法進去品嘗。船上的食物算不上美味，但還說得過去；或許是因為看見了船上的那些人，我才對船上的食物有偏見，除了讓人生厭的旅伴之外，這算是一次比較舒適的航行。

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吃東西了。找到住地后，我們就出去尋地方吃飯了。晚餐的牛排非常美味，但價格可真是不便宜。夜幕降臨，我們四處閑逛了一會兒，又去餐館吃了麵包、乳酪，還喝了點兒啤酒，然後就回去睡覺了。旅館更像是寄宿公寓，收取的「床位和早餐」費太高，不過在大床上睡覺真是舒服極了。

我們最好把一次旅行當成一個整體而非零散日子的集合來看待，儘管旅程中的每一天都很開心，但每一天都大同小異。這就是我對旅行的理解。

打聽離開蒂弗頓的路時，我們遇到一個上了年紀、說話絮絮叨叨的律師，他念的就是布倫德爾中學。他像一個猶太布販子似的拉著我們到他的寓所，展示他珍藏的古玩，回憶年輕時的歲月。雖然年近古稀，但他很硬朗，也很健談，由於大量吸煙，他的嘴唇早已失去健康的顏色。他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老物件兒，這些藏品讓他頗感驕傲。其中有一幅畫，描繪的是約翰·里德曾經就讀的老校舍，製作畫框的木條是這個老男孩從校舍木板上偷偷掰下來的。

所以，就這樣吧。目前也無力改變什麼。等回到美國，我就把錢還給法蘭。我想我會繼續和遠方的家人保持聯繫。

早晨我去了桑特先生（Mr. Santer）的足球場，國家安全青年團的會議就在這裏舉行。我們在一位海軍軍官的指導下訓練了一個半小時。

參議院通過《戰後補償調整法案》（Bonus Bill）的消息讓我頓生靈感，想寫一篇評論投給《普林斯頓人報》（Princetonian）。但是，智慧教會我，還是把議論發在日記里吧。

順便說一下，今天早晨，我內心的糾結無以復加，我登上威瑟斯龐禮堂（Witherspoon Hall）的最高處，告訴艾德·格林我在給他的女友寫信。感覺輕鬆多了。

我們又去了城裡的聖基督教青年會（St.Y.M.C.A），想找個房間安頓下來，但是徒勞無功。那時已經凌晨三點半或四點了。我們下定決心要想辦法節省開支，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到中央公園。尼克找了一條長椅躺下來，我直接睡在地上。我們就像兩個真正的流浪漢，在公園挨到早晨大約六點半。

安靜的一天。我一直在房間里寫東西，直到下午兩三點才停筆休息。然後，去一個小公園轉了轉……看完了《羅娜·杜恩》。五六點鐘時，我們打算去榮軍院瞻仰拿破崙墓，誰知道關門了。於是，我們乘地鐵到巴士底廣場，在那裡吃了晚餐。尼克在我的提議下點了雙份的牛排和土豆，格外滿足。我說他的想法、願望、遺憾、夢想、希望、興趣全都關於口腹之慾，他聽了面露怒色。或許，並不完全是口腹之慾，但是至今為止，我還從沒有見過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身體不舒爽時精神就痛苦萬分，而身體的需要一經滿足，情緒也分外高漲。我們沿著巴黎聖母院大教堂那條路返回來。我很好奇電影《巴黎聖母院》的拍攝地點在哪裡，如果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取景，那他們是如何真實地複製出大教堂的；如果是在巴黎，那他們又是如何讓周圍的景物符合15世紀的特色，要知道這些景觀具有明顯的20世紀風格。

這讓我想起普林斯頓戰爭紀念碑的揭幕儀式。烈日當頭，可憐的沃倫· 哈定總統坐在晃眼的白色水泥台階上，不停地用手帕擦著眉毛上的汗，比起戰爭中犧牲的英雄，他更關心的是一杯冰鎮啤酒吧。

八點，我們又去了巴特里公園（Battery Park），等待輪渡售票室的人上班。我們簡直是公園裡最不體面的人：身上的衣服髒兮兮、皺巴巴的，鬍子兩天沒颳了，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天氣像往常一樣炎熱，我們疲憊得要死，感覺非常氣餒。

一番費力搜尋后，我們找到了十四里拉一晚的房間，安頓好已近中午了。我們下樓到隔壁的一家小餐館吃午飯。餐廳里有一群和我們年紀相仿的義大利年輕人，眉清目秀，穿著都很整齊，比我倆強多了。我正跟尼克說著我對他們穿著的看法，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傢伙開始用英語跟我們交談。他說他的母親在紐約經營一家餐館，他自己也在那裡待過五年。於是，午飯期間，我們有了一位翻譯，了解了很多關於義大利的知識。我們談起《是的！我們沒有香蕉》（Yes! We Have No Bananas）這首歌的各種版本，非常高興。這首歌在這裏還很流行（美國早在一年前就沒人唱了），他非常想學這首歌的英文版。我們將英文版的歌詞寫給他，他也把義大利語版的歌詞寫給我們。

尼克：你想怎麼樣？

喬治·福斯特·凱南出生於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的一個中上層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科蘇特·肯特·凱南是一名律師，為威斯康星州政府引進了個人所得稅法；繼母是路易斯·惠勒·凱南。他有三個姐姐——珍妮特、弗朗西絲（Frances）和康斯坦絲，還有繼母所生的弟弟肯特（Kent）。喬治的生母弗洛倫絲·詹姆斯·凱南在他只有兩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喬治很早就表現出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興趣，尤其是很多美國人視為預防措施的軍事訓練，因為自從1914年8月以後，戰爭浪潮已經席捲了整個歐洲。

中午參加了麥克爾羅伊的討論會，會後他就一直「算計我」，說我「在一些問題的分析上展現了與眾不同的能力」，在他的課上我會成為最優秀的學生。我選了他的課。晚上與大衛·懷特（David White）聊了很長時間；這是我在社交方面與眾同流的最後階段。拒絕遵循（或者說不能遵循）傳統是第一階段；接受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則是第二階段。

我在奧爾巴尼坐上一輛電車，一路上睡到了斯克內克塔迪，在那裡又換乘了一輛公交車。找到康妮的家並不容易，不過最後我還是找到了。我按響門鈴，等著克羅韋爾（Crowell）來開門。他們假裝出很高興見到我的樣子，還為我準備了晚餐。十二點半上床睡覺。

旅館老闆：我要叫警察了！我……

大學里的一個朋友開著帕卡德（Packard）過來，帶著我和尼克（原文如此）去了里奇伍德的鄉村俱樂部。這個俱樂部選址絕佳，可以欣賞哈德遜河旁逶迤的山脊。他說里奇伍德沒有猶太人——我們可能發現了一個遠比即將前往的歐洲更值得關注的地方。

今晚我們寫了祈禱詞，打算在安全返回美國之前，每天晚上誦讀。

拂曉之時，他與我們鄭重告別，像來時那樣跳上自行車，甚至連外套都沒有脫掉。他騎車遠去，消失在晨靄中。

大三暑假，凱南和「笑容燦爛的希臘大男孩尼克」，也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斯·邁克拉斯·麥索朗基提斯，以及一個來自中西部的普林斯頓大學同學，周遊歐洲。凱南從父親那裡只拿到六百美元, 三個旅行者希望能在履行期間找到工作，賺錢補貼差旅之用。

下午放學后，我步行回家。然後，我和媽媽還有肯迪一起去外公家看小貓崽。瑪麗嬸嬸的貓四天前生了五六隻小貓。我們的成績單出來了。我又名列優等生名單，排名第十，成績是87.125%。ｈｔｔps://rｅａｄ•９9ｃsw•ｃｏm

晚上，我下樓去通知服務員明天早晨八點叫我們起床，發現旅館老闆一家人正圍坐在辦公室里。有個老人以幾乎每秒六十個字的速度教訓我，批評我們整天就知道睡覺。他主要怪我們喝了太多啤酒，而不是喝葡萄酒。他甚至想讓我明天一大早五點半就起床，和他一起出門散步，他要帶我看看世界上最大的集市。他說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會親自上來叫我，再給我倒杯水，等等。要不是明天還有事要做，我一定會和他去，讓他看看我是能起得來的。這是我經歷過的最糟糕的爭論了，好吧，他贏了，因為我的法語蹩腳，我只知道那麼幾個詞。

一整天都被宿醉折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提升自身的修養……喝了一瓶酒之後，忽然有些失落和傷感，給哈麗特寫了一封簡訊。

今天，我們進行了一場地理隨堂測試，感覺非常糟糕。進入一月，天氣已經轉暖，冰雪開始融化；今天我們不得不在融雪爛泥中踉蹌著行走。因為感覺有一點點慵懶（slopiniss，原文如此），我一放學就回家了。我想，我可以在房間里把自己的小木屋粉刷完。

至此，關於歐洲之旅的記述全部結束，筋疲力盡的喬治·凱南記。

這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一個夜晚：天空中一輪滿月，月光明亮耀眼，周圍的星星黯然失色；輕柔的微風徐徐吹來，空氣中充滿香甜的味道，就像舞會上的美女從身邊一閃而過留下的甜美氣息。我在研究生院南面毗鄰高爾夫球場的小道上慢慢踱著步，嘴裏叼著煙斗。道路兩旁是鬱鬱蔥蔥的灌木叢，繁花似錦，在月光下閃耀著銀色的光輝，一切都美輪美奐。

早晨醒來后，我發現屋外積了將近二十英尺厚的雪。到處都覆蓋著白皚皚的積雪，肯迪的小推車和我的自行車上也是。早餐前我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掃雪，將積雪推成了一個雪球。早餐后我和珍妮特沿著汽車在雪地上留下的車轍步行去上學，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大雪讓小汽車和卡車寸步難行，雪地上的車轍是行人唯一可以行走的地方。下午我去了山姆家。忘記說了，下雪的時候還伴有雷聲。

此篇日記被喬治·凱南刪除。

我幾乎沒看到上等船艙的乘客，而所見的也沒有吸引我的地方。就連在甲板上散步的漂亮女孩，我也沒有慾望再多看一眼。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只有勇敢才配得上公平，只有世故才能獲得公平。事實上，塞繆爾·貝隆經常到甲板上去，甚至還能參加那些人的舞會，因為一個人只要穿著體面，有一定的交際手腕，糊弄乘務員就不是一件難事。幾天之後，貝隆就跟船長混熟了，還得到了他的允許，可以經常到甲板上去閑逛。

毫無疑問，他們的前輩曾經創下驚天偉業；自內戰以來的整個歷史時期，他們成就斐然，讓我們難以望其項背，更毋庸談超越了。1866年挫敗了約翰遜總統邪惡計劃的「共和黨多數」，齊心協力積極策劃建設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偉大人物，以及今天讓我們的國家免受國際法院（The World Court）掣肘的忠誠愛國者，都將在美國人民心中留下長久的印記。

今天下午放學后我步行回家，和肯迪在外面玩了一會兒。吃完晚餐后，爸爸給我讀了《以斯帖記》和《約伯記》的一部分，這些都出自《聖經》。

晚上六點半左右回到巴黎，在林蔭大道的聖米歇爾餐廳吃了晚餐，然後匆匆去索邦大學看了看。溫暖舒適的夜晚，我們從容漫步，穿過塞納河，走到協和廣場和瑪德蓮大教堂。我們招了一輛馬車，喝了點兒白蘭地，然後坐車來到香榭麗舍大道的凱旋門。剛經歷了六天的飢餓，對我們兩個來說，今天真是夠奢侈的。從凱旋門走回住處，現在我完全同意那句話：沒有哪裡能和家並論，也沒有哪裡能和巴黎媲美。

今天上午去達樂航運公司（Dollar Line）辦事處途中，我順道詢問了一下荷美郵輪（Holland-American Line）的價格，包括火車票在內。我並沒有抱什麼希望，僅僅是好奇想知道票價是多少。當女職員告訴我從莫達訥（Modane）出發票價是一千四百里拉左右的時候，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從莫達訥到這裏現在只需要五十里拉，整個行程加上餐費也就一千五百多里拉，這與我們在別處聽到的一千九百里拉的報價相去甚遠。我又讓那位女士查詢核對了兩三遍，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我並沒發現任何不妥。於是我沖回旅館叫醒尼克，把他連拖帶拽帶到這裏。一番詳細的詢問之後，我們初步預訂了「沃蘭達姆」號（Volendam）的船票，這艘船會在8月6日離開濱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那時候有可能艙位都訂滿了，原本預計父親本周能匯來的一百美元錢也可能沒有及時匯到（或者稍晚才能匯到）。不論出現哪種情況，對我們來說都進退兩難，但是，上帝與我們同在，虔誠的信徒正祈盼著回家。錢款有可能明早就匯到，也可能除非我們寫信去催，否則永遠也到不了。情況就是這樣。

麥克爾羅伊今早的課講得非常精彩。他談了羅斯福，又跑題談了威爾遜，他引用了一條評論，說到威爾遜推動經濟明顯增長但到後期又因他而經濟下滑的例子，這讓我頗有想法，因為我覺得這種情況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到了達爾弗頓，趁尼克忙著找地方填飽肚子的時候，我去了一趟郵局。給父親寫了張便條，請他再寄一百美元給我。

九點鐘，我們詢問了「伯倫加利亞」號（Berengaria）的票價，船將在下午五點離港。售票員告訴我們，可以花九十七元五角買三等艙的船票。也就是說，加上籤證和小費，這會花掉超過一半的現金，正如我所說的，我們非常氣餒。

我很少對他人心生憎惡，但是在船上確實遇到了讓我厭惡的人。他是個土生土長的義大利佬，戴著帽子，留著濃黑的小鬍子，身著棕色法蘭絨襯衣，扣子一直扣到衣領的位置，卻不系領帶，袖扣也沒有扣上，下身穿一條藍色嗶嘰褲，沒有系腰帶，可能是由於懶惰，他腳上的棕色軍靴沒有系鞋帶，白色的襪子露在外面，同時還露出一大截灰色的毛料襯褲。他話很多，但說話軟弱無力，有種無知、虛偽、狡詐的感覺。好吧，願上帝保佑他。還有幾個看起來神情懶散、普普通通的底層荷蘭人，兩個邋遢骯髒的波蘭年輕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年紀。這些就是「芬丹」號（S.S.Veendam）上的乘客，今天是這艘船第十四次航行。

吃過早餐，我們就立刻出城四處打探。說的話還像是在美國那樣，友好直白，沒有拐彎抹角的客套，對方也坦誠地回應我們。常見到一些婦女站在門口，不知道男人都去哪兒了。「你知道附近哪裡有可以寄宿的地方嗎？」「不，我可不知道哩。」「那你們家收留房客嗎？」她驚恐地回答：「不！我們從不收房客。鄉下人可能會收留房客，要不你問……問問他們吧。」談話至此結束。快到中午，我們放棄了，回到鎮上，在那裡終於找到一家還在營業的餐廳。在埃克賽特這樣的英國小鎮，除了教堂，星期天還開門營業的地方屈指可數。我們在火車站等了很久，其間我讀了《羅娜·杜恩》，尼克睡覺。四點鐘，我們上了火車，到達倫敦已經是八點一刻左右了。

今天下午，我們買了兩冊平裝書，一冊是《莎士比亞戲劇集》，一冊是《康拉德文集》，每冊八里拉。然後我們回到旅館，看書，睡覺。我讀完伯利克里這部分后，就想把之前構思的一首詩打磨一下。這首詩還沒有寫完，不過已經有了粗略的輪廓。這真是消磨時光的好辦法。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日後在美國開一家航空運輸公司變成百萬富翁；成為商業航空業的哈里曼。

在大門口，幾名警衛告訴我們不能進入城堡，我們只好作罷。一個警衛好心地給我們一罐涼水，我們給了他們幾根美國香煙以示感謝。休息期間，和他們聊了半個小時。他們是一幫粗俗、魯莽又懶散的人。儘管溝通有點兒費勁，但我們聊得很愉快。他們的工資一天只有四十分（相當於兩美分），這座古老的城堡現在已經變成政府的重要無線電站了，裏面有大約五十座無線電台，還有水手（像美國一樣，這裏的無線電通信由海軍管理）。他們還說，他們既不喜歡義大利，也不喜歡墨索里尼，只要有機會，他們就要去美國。

下午五點乘火車到達埃克賽特（Exeter）。我們漫步街頭，我在一家二手書店淘到一套《莎士比亞戲劇集》。隨後，我們找了家旅館，最終成交的價格是四先令六便士。在英國，所謂的旅館就僅僅是一棟房子而已，為旅客提供的床位和早餐價格總是比其實際價值要高出兩倍。對房主來說，提供住宿服務基本上是一種兼營的副業。我們在南安普敦住的小旅館就是理髮店兼營的，這次暫住的旅館則是麵包店兼營的。

從凡爾賽宮出來，我們坐有軌電車到拿破崙曾經就讀的聖西爾軍校（St.Cyr）參觀。到達后才發現軍校只在周三和周日對外開放。有位紳士告訴我們，拿破崙沒在這裏上過學，我們出盡了洋相。

下午我們到城市另一邊的海灘去玩，還遊了泳。海水和周邊的環境都非常骯髒。與美國相比，這裏的人對泳衣的穿著完全不講究。大多數男人只穿著一條泳褲，小孩則一|絲|不|掛。

今天，又去海濱逐船詢問碰碰運氣，失reａd.99ｃsw.ｃｏｍ望至極。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費力在一條小船上找個工作更讓人氣餒的嗎？我們用慣常的禮節讓領事深深折服：在有多少現錢的問題上，我們向他撒了謊；同樣地，就我們能否在這個鬼地方找到活乾的問題，他也對我們撒了謊。當然，他勸我們向家裡拍電報要錢，告訴我們在這邊找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很多經驗豐富的水手還閑在家等活兒，有個美國人正在熱那亞的拘留所里飽受煎熬，等等。除非我們已經身無分文，或者他終於確信我們不可能被他唬住向家裡伸手要錢，否則他是不會幫我們的。當時，甚至連尼克也認為，他沒有義務幫我倆找到工作。當然啦，如果我們沒錢了，我們肯定會進拘留所的。到時候，這位大使就會非常熱心地替我們墊付發電報的費用；我和尼克——至少我，是不會向家裡發電報要錢的。到那個時候，問題就是，他會遣返我們回國，還是不管不顧，就讓我們一直待在拘留所里。

我們在清晨六點十五分抵達巴黎……我從沒有見過像巴黎這樣的城市，哪怕只有一點點相像的也沒見過。它同時擁有華盛頓的宏偉氣象、費城的林蔭大道、大都市紐約的自由和華麗（更有甚之），以及倫敦的厚重歷史感。街道和林蔭大道相當寬闊，交通從不擁堵，據我所見，計程車可以在林蔭大道上疾馳，任意變換車道，無視規則，肆無忌憚地加速，就像在芝加哥一樣。

幾乎一整天都在複習，為明天的歷史課測試做準備。下午休息了一會兒，然後去游泳，晚上出去散步。古奇《歐洲現代史》的內容，摩洛哥、巴爾幹國家，還有1907年英俄條約複習得很好，其餘內容根本沒有複習，不過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我們決定用法蘭的錢去義大利，就當是父親寄來的。到紐約后，再將父親寄來的還給她。

當發現自己做事有過於急躁的傾向以及其他不足時，我開始努力克制，好讓脾氣和性情更平和些。我認為人類面對的問題很大限度上並不在於他們不能完全洞察事情發生的原因，而在於他們總是能在一瞬間意識到它，而在其他方面則過於軟弱，無法面對問題，只能選擇逃避。這種多少有些哲學意味的問題，自然是沒有標準答案來解釋的，但我以為，人們面對問題時，已經預設了一些不盡合理的假設，把這些假設當成必然的解釋，並依賴這樣的解釋。如果他們足夠堅強，就可以在這個不合乎邏輯的前提下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就像幾何學那樣。只是他們的思想還不夠強大，面對如此顯而易見的結果也顯得無能為力，繼而為情緒所掌控，讓矛盾不斷堆積。

很早就醒了（其實已經十點了），頭疼得厲害，去美國運通取郵件。我收到兩封郵件，一封通知我不可能從南安普敦那邊把錢要回來，另一封告訴我，有一筆錢已經給我匯到英國。於是我發電報要求把錢轉到這邊來。如果這筆錢少於二十五美元，我們或許會去馬賽；如果有七十五美元到一百二十五美元，那我們可以去義大利；如果超過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話，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遊歷，什麼時候想回家再回去。

起床，刮鬍子，收拾行李，吃飯，九點到達荷美郵輪的等候室。我們又被檢查了一遍，還打了疫苗。然後，他們把船票交給我們……

上午十點或者十一點，我們整理好行囊，中午踏上了前往裡奇伍德（Ridgewood）的旅程。從普林斯頓到新澤西州盧瑟福（Rutherford）這一段路，是和一位191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退學的紳士同行的。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跟我們說起他如何在洛杉磯弄到一筆錢：先從報社搞到空白的訂閱收據，拿到價值四十美元的訂閱報紙，然後運到城外去兜售。他還講了在一個小鎮政治集團中的經歷，如何用指紋為選票暗做標記，這樣就可以查看接受賄賂的人是否按照約定投了票。

確認沒有郵件之後，十一點半左右，我們出發去登山。尼克想去看山頂上的防禦工事，但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去觀風景的……

尼克：警察！老傢伙，我們還有美國領事呢……

我仿照在刊物上讀到的風格，寫了幾首關於義大利人的打油詩打發時間，比如下面這首：

早晨還是沒有收到郵件，我們告訴輪船代理和美國運通公司的人員，我給家人發了電報要求匯錢過來，請他們幫忙查詢是否已經匯到，沒有這筆錢，我們無法繼續後面的行程。他們說會在四天內給我們答覆。

九點準時到了美國運通，但是郵件還沒分揀出來。出去吃了東西，十點返回，收到法蘭（Fran）寄來的一百美元和留言：別怕給父親發電報要錢，他願意匯錢。哦，可憐的法蘭，她顯然是被我從倫敦寄去的信給嚇壞了，一字不落地將我的境況告訴了爸爸。爸爸當然極其生氣，咬著牙向她保證，他一定會給我寄來所需的全部旅費。誰也不會像她這樣，懷著滿心的好意，卻把事情辦得再糟糕不過了。她滿懷好意為我即將面臨的風波鋪平了道路，造成的結果就是，恐怕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再造訪劍橋街309號了。但是：

今天，格蕾絲姨媽、里斯小姐（Miss Reese），還有其他幾位忘記了名字的「小姐」開車來玩，查爾斯和我跟她們一起在孔雀酒店（Peacock Inn）吃午餐，之後開車去兜風。

我們在都靈換乘，車廂里有兩個退伍的法國老兵，一個正忍受下頜腫脹之痛的法國人，還有一個身材高大、脖子粗壯、皮膚黝黑的英國人，泰迪·羅斯福那種類型的，有點兒印度血統。「可以說，這是個污點」，他極其苦惱地跟我們說道。他帶著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我們有一瓶礦泉水，於是我們就把威士忌和礦泉水兌起來喝。午夜，我獨自回到半空的隔間，留下尼克和那個英國人，他倆還在爭論在美國能否花錢買到大學文憑的問題。我放鬆地睡了一覺，兩三點鐘，我們到了莫達訥。

聽起來，與其說這些人試圖傷害他，倒不如說他們是在保護他，免得他在夜路上遇到真正的強盜。

在船上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耐心而密切地關注著天氣變化，我喜歡研究天氣，此外，就是在閱讀。我讀了莎士比亞的一些作品和薩巴蒂尼的《喋血船長》，還看了幾本雜誌。此外，我還有了一項新的愛好，就是觀察海水在各種條件下的變化。

跟我一起住在三等船艙的乘客，我估計有三十人。當然，也包括眼前的尼克。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下面的船艙里，有些暈船，但還在讀書……乘客中有一群德國人，共十一人，其中一位頭髮灰白、善良和藹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朋友，他準備搬到密爾沃基市和兒子同住。我跟這些德國人愉快地交談，順便練習了口語。還有一位可憐的荷蘭女人，她體形瘦削，面容枯槁，帶著七個孩子，最大的還不到十二歲。她獨自一人照看他們，她有些暈船，有幾個孩子也暈船，我很同情他們。

周五幾乎一整天，我都忙於關於航道的論文。下午晚些時候，我去坎貝爾（禮堂），演奏了五弦琴。整個晚上，我都在前程街（Prospect Street）的聚會上遊盪，主要是在克洛斯特家（Cloister's），艾德·格林（Ed Green）是東道主。聚會非常不錯，沒有喝酒。一整天都在走來走去，腿酸疼得無法忍受。早晨六點才上床休息，七點半又起床開始學習，接著閑逛了一整天，晚上又去聚會跳舞。這次是在德蘭西街（Delancy St.）2310號菲爾家。整個聚會激|情四射，感覺很棒，我也樂在其中。啊，我該好好睡一覺了。

「其中一個人指了指我要去的方向，然後舉起了槍，像要開火似的。是的，他們有槍，腰裡還別著刀或劍一類的東西。他們打手勢要我跟他們走，我別無選擇，只能跟著他們到了他們的帳篷。你們知道，就是那種需要手腳並用，爬著進去的東西。他們給了我一些黑麵包和咖啡，吃完后我們就都躺下睡覺了。第二天一早，他們給我吃了早餐，然後放我走了。」

尼克：我們不會付——

他表現得如此「精明沉穩」的方法很簡單。他憑藉著天性而非後天的學習，就具備了東部高校學生費儘力氣才能獲得的品性。比如情緒，它實際上是社交活動中一種不和諧的音符。對於人際交往的種種虛偽行為，特別是「上流社會」中的那種人際關係，人們出於真實情感會對其嗤之以鼻，但這種表達並不合時宜，不利於良好的人際溝通和交往。要做到極致的溫文爾雅，就不能輕易動感情。大學生們認識到了這一點，努力壓抑自己的情緒。貝隆先生在這方面更勝一籌，他完全不受任何情緒的影響，是個理想的楷模。

「騎了一段后，我看到路邊燃著一堆篝火，不過我決定不去理睬，繼續前行。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三個大塊頭，九-九-藏-書擋住我的去路。我不會講他們的語言，於是用手勢告訴他們，我想要繼續趕路。就在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用一種非常憤憤不平的語氣繼續說道），他們搶走了我的自行車，我沒法把車從他們手中奪回來。

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明年秋天寫一篇關於「普林斯頓的民主」的文章。我想駁斥那些譴責普林斯頓「勢利」的叫囂者，同時也要批評，普利斯頓的環境並不民主，也就是說，我要反對的是目光只停留在畢業，把獲取社會威望當成大學生活唯一目標的人。我有很多問題要思考。是什麼讓人們對普林斯頓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極其敏感？這種分層是好事嗎？它的存在基礎是什麼？什麼是它本應依靠的？當然，我也想寫寫「黃金年代」的普林斯頓與現在的不同，是「光榮屬於普林斯頓」的時代已經逝去，還是僅僅經歷了形式的變化。不論哪種情況，促成它們發生的原因又是什麼？

很早就起床，做了些瑣事。午飯後，我去看醫生——一個叫魯濱孫（Robinson）的美國人，他說我得的是痢疾，給我開了些葯，我在附近藥店買到了。

大約上午九點半，我們出發去《羅娜·杜恩》（Lorna Doone）里寫過的鄉村。我們步行了六至八英里，又搭了兩次車走了六至八公里，下午兩點左右到達蒂弗頓（Tiverton）。吃過午飯，四處走了走。我們想看看古老的布倫德爾中學（Blundell's School），就是約翰·里德的學校，但又不想浪費時間，心裏明白在找到地方安頓下來之前，閑逛得越久，花的錢就越多，旅費還是很高昂的。

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騎行者，正職是化學家。在每年的兩周假期里，他都會秉承英國人特有的嚴謹和熱忱騎上車去旅行。很顯然，他在騎行中從來不過多考慮體能問題。在崎嶇顛簸的道路上，他除了不停地騎車，別的什麼都不考慮，他想著如果天氣好的話，一天能騎一百五十英里……

午飯後我們回到房間睡覺，直到晚上八點才醒。我做了糟糕、詭異、很不尋常的夢，在深深的絕望中醒來。我夢到了家人，陷入沉思。有那麼一瞬間，我記起了整個夢境，但現在已經完全忘記了。這個夢非常特別，夢中發生的事情彷彿就躲在記憶中的某個角落。我只知道這讓我感到非常悲傷。我會做兩種夢，一種是基本每天晚上都會做的上百個尋常之夢，就是些與前一天有關的現實記憶和大腦里的圖景，這些記憶的影像在夢中隨意閃現，繁雜而無序。每當睡覺時，我們的想象和記憶會從思維的羈絆中釋放出來，肆意馳騁，然後對思維產生影響。另一種夢，我無法解釋。與第一種夢相比，這種夢更有秩序，有時候還頗具創意：夢中我們會清清楚楚地看到或聽到非常有趣的事情，還會對其進行清晰合理的思考，而這些事情在現實生活中永遠不會發生。在我看來，對這種夢，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某種心靈感應。

沒有郵件。沒有匯款。尼克一直睡到下午一點。早晨我出去逛了一圈，看到了熱那亞股票交易所。和它相比，紐約的交易所簡直就像貴格派教會的默禱會一樣安靜。義大利人說話時天性喜歡誇張的發音和手勢，身處人群中的時候更是如此。在擁擠的股票交易所里，義大利人的這一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免費搭乘了熱那亞的有軌電車，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去泰勒醫生（Dr. Taylor）辦公室打了預防傷寒症的疫苗。打針沒有想象中那麼疼，只是扎針前他拍打我手臂血管的時候，我感到一種灼燒般的刺痛。城裡發現了兩百四十四例傷寒症病例，已經有五人死亡。

今天是愚人節。上午我去參加了國家安全青年團（Junior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會議，聽了兩場有意思的演講。演講者一個是陸軍軍官，另一個是海軍少尉。聽完演講，我又在附近閑逛玩鬧了一會兒，學習了霍奇基斯轉膛炮的射擊方法。

下午，和鮑勃·麥金利（Bob Mckinley）一起學習（1850年以來的）歐洲史。放縱自己又買了一張舞曲唱片，陶醉其中，真是奢侈至極。順便說一句，鮑勃堅持認為，1900年英國是支持德國的，如果他所言正確，那麼我（在沃爾特期末考試中所寫的）關於英國緣何支持法國的所有有力論點都顯得不堪一擊。再見了，優等生。

下午，沿著海濱漫步，這又讓我嚮往起在密爾沃基市曾經渴望擁有的一艘小船。假設這樣的「不幸」真的降臨於我的話，如果諸多條件都能兼顧的話，我希望這艘船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長，足夠容納一個配備一兩張床鋪的舒適船艙，但船也不能太大，否則一個人無法駕駛。我會用它來幹什麼，船艙要怎麼裝修，我要駕著它去哪裡……我要先把船里裝滿足夠的食物，再去想下一步。

我們跟船主——或者叫「船老大」，商量了半天，想在他那裡租一個靠近地面的鋪位，我們現在的鋪位在五層。他開始要價四里拉多，然後降到兩里拉，一口咬定，再不還價。看他這樣子，我們便說，看來我們只好再去別的地方看看了，並且準備離開。沒過一會兒，他就喊住我們，說我們明天可以搬到低一層的船艙里。所有的事情都表明，要麼就跟那些歐洲人掙個高下，要麼就坐等被宰。

還有一個從洛杉磯來的美國家庭，是一位母親帶著兩個女兒。這位母親有著典型的中產階級氣質，憂心忡忡，早先在英國當兒科護士。她支持針對日本的移民法案，希望海勒姆·約翰遜（Hiram Johnson）或亨利·福特（Henry Ford）當選總統，對國聯不屑一顧。她的大女兒只有十三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成熟些，長得很漂亮，朝氣蓬勃，讀起言情小說來如饑似渴。另一個女兒聰明伶俐，可能是我見過的最嬌慣的孩子。她名叫珍妮特（Jeannette），有時候讓人討厭，有時候又很招人喜歡。

但現在這些記錄要被刷新了，更偉大的事業正付諸實施。所有的榮耀與輝煌都屬於美國第67屆國會！這幫立法笨蛋的所言所行證明了他們的水平：偏狹得讓人瞠目，愚蠢得令人震驚！

今天上午我幫媽媽幹了點兒活，然後趁著海軍民兵解散之前又跑去看他們訓練。

我走到櫃檯旁邊……

今天下午棒球訓練，之後坐車回家。從今以後我就用左手擊球了，因為我的左手擊球技術幾近完美，迷惑了投手。

早晨我去了市中心，在房間里工作了一整天。我拿著爸爸給的二十五美分去韋伯商店買了一盒奶糖，（號稱）有半磅重，不過我覺得糖果吃起來有一種洗車潤滑油的味道。

八點鐘左右，在聖拉扎爾車站（Gare St. Lazare）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了飯，像往常一樣，我喝了「紅葡萄酒」，然後特別點了「修道院黃酒」。飯後我們向東閑逛，路上我又喝了一點兒酒。之後溜達到一家小店，點了威士忌和蘇打水。我在那裡高談闊論：等我有了錢，我要在芝加哥大展宏圖。

今天有雨，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研讀古奇的《現代歐洲史》。這本書典雅凝練，對糾正我自入春以來出現的幻想傾向很有幫助，因為必須全神貫注才能理解和分析其中的句子。

我們遇見了一個布朗大學的學生，1925年那一屆的。我和尼克以純粹的東部高校學生的方式招待了他，如果有這種說法的話。我常常認為人們總是蔑視經典，但有那麼一些人，他們畢業於新英格蘭不太有名的大學，或多或少地喜歡仿效和接受舊式的經典。他們最典型的特點就是圓滑。塞繆爾·貝隆（Samuel Balou）和周圍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的關係，處事精明沉穩，說話委婉得體。除非是別人先挑起事端，不然他從不會跟人起糾紛、爭吵，或不禮貌地打斷他人。貝隆先生對何種情況下應該有什麼樣的表現了如指掌，即便是身邊的人對他有所冒犯，他也不會表現出過激的情緒；幾乎從來沒有感受過吃驚、不屑和憤恨交織在一起所產生的負面情緒。通常當一個搭檔不按常理出牌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表現出這樣的情緒，不過面對類似的情況，貝隆先生基本都應對自如。他中等身材，長著一張清秀但黝黑的臉。儘管跳舞的姿勢並不優雅，但他是一個很好的舞伴——現代舞又不要求舞姿優雅。我的意思是說，他肯定是跳舞跳得最好的，不論哪個女孩與他共舞，都會感到非常自在，他既不激|情四射讓人難以承受，又不索然無趣讓人感到乏味，他是一個讓人滿意、受人尊敬的貼心舞伴。

今早大約八點，出入境檢疫員登船查看我們是否攜帶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蟲。過了一段時間，船駛入港口，紐約時間十點十五分，我們停靠在霍博肯（Hoboken）。海關檢查、和眾人告別大約花了半個小時，大約在十點四十五分，我們終於再次踏上新世界的土地。我們身上僅剩兩美元二十五美分了，這還是之前節省下來的一英鎊，我們在船上兌成了美元。尼克決定和朋友喬（Joe）在紐約待一晚，然後再去普林斯頓，他要和迪金森夫人（Mrs. Dickinson）商量工作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最好先去斯克內克塔迪（Schenectady）找康妮拿些錢，回到普林斯頓之後再做計劃。我們先一起去了麥卡爾平（McAlpin）（花了我十美分），喬在那裡工作，但還沒上班。於是我和尼克分頭行動，我出發去斯克內克塔迪。我乘地鐵到242號大街，再乘從揚克斯（Yonkers）直達哈斯廷斯（Hastings）的公共汽車。我吃了午餐，這趟旅程下來，我還剩下一塊六毛錢。我一路搭順風車去奧爾巴尼（Albany），旅途並不順利，到達時已是晚上九點了。讓我搭車的幾個司機都是常見的類型：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一個貨車司機，一個平凡的青年，一個好心腸的電氣https://read.99csw.com承包商，兩個酒鬼；還有一個業餘修理工，他花了寶貴的半個小時修理一輛老舊傑弗里牌汽車的閥門；最後一位是個少言寡語的職業賽馬師，他開著一輛老式福特敞篷車，以令人驚奇的速度載我走完去奧爾巴尼的最後四十英里。他就像是在跟時間賽跑，因為他要去奧爾巴尼和一個合唱團的姑娘約會，他已經遲了兩個小時了。

今天主要的事情是和艾瑞克一起穿過佩恩莊園，參加克里奧（Clio）討論組，主題是排日法案。很自然，討論並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但我仍然要將觀點記錄下來，免得日後遺忘。處在目前「君子協定」之下的事態讓人不甚滿意，但是，在事前沒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警告或者與其協商的情況下，就突然通過排日法案仍然是不合理的。日本大使的抗議並不是想表達對一部分參議員的憤怒；抗議本身也並非試圖對美國的移民政策指手畫腳；這僅僅是一個提醒，如果參議院通過了眾議院提交的法案，使之上升為法律，就意味著它是美國的正式意見，即日本政府沒有秉持君子之風，那麼日本就不會聽之任之，因為美國並沒有給日本機會對此問題進行解釋。

路上我還去塞納河附近的一個地方遊了泳。儘管河水很臟，跳板不好用，氣溫也相當低，但我還是挺享受在這裏游泳的，而且只花了十五美分。

今天早晨我步行去了主日學校，在教堂里待了一會兒，然後回家。下午，我和肯迪（肯特的昵稱）還有爸爸去俱樂部，看他們打撞球。晚上，我參加了教堂的愛國禮拜，我很喜歡教會裡詹金斯牧師（Dr. Jenkins）的佈道：「做好備戰。」

早上和康妮一起去了市中心。陪著她逛了一會兒，然後我去理髮，她就回家去了。我還修了鬍子，買了一雙襪帶，這是康妮堅持要我買的。下午四處閑逛了一會兒，寫了幾封信，還做了其他瑣事。晚飯後我乘電車去奧爾巴尼，然後坐哈德遜河上的晚班航船到紐約。這艘大船叫「奧蘭治堡」號（Fort Orange），老舊得可怕，特別大，簡直太大了。

尼克（與旅店老闆同時吼道）：滾蛋！

旅館老闆：不行，你必須付這個賬單。

我正試著辨認車站牆上的時刻表，這時碰到了今夏以來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個黑人，他的雙手和臉上都是污垢，但當我看到他的襯衫和衣領上也沾滿了煤塵時，我才意識到這是沿義大利鐵路長途跋涉的結果。他體形矮小（他後來自嘲他是「小蝦米」），戴著眼鏡，滿臉無辜，一副讓人憐憫的天真樣子。他的形象真是不夠體面，按他自己的話說，是「十分骯髒」，被煤灰蹭黑的腦袋上蓋著一頂破舊的帽子，和尼克破破爛爛的帽子倒是不相上下；他身穿亞麻外套，經過義大利鐵路的「洗禮」，已經看不出原來的白色了。他一張口，我就確定他是個英國人，他一本正經的古板英語，和毫無體面可言的外表形成強烈對比，格外引人注目。

儘管弗洛倫絲死於闌尾穿孔引起的腹膜炎，但小喬治一直認為母親死於難產，這讓他產生了伴隨其一生的罪惡感。不過，這種傷感的情緒在這一年的日記中表現得並不明顯。十一歲的喬治在這些零散的日記中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生性活潑、求知慾強的孩子，天資聰慧，不是書獃子，總是很快樂。

這部分日記主要寫于凱南在普林斯頓大學三年級的最後幾個星期。顯而易見，這些留存下來的殘缺不全的記錄，僅僅是凱南數量龐大的大學日記中的一部分。雖然後來在凱南的記憶當中，大學階段的生活並不愉快，但從日記來看，他在普林斯頓學習期間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躍。凱南對學業一絲不苟，成績卻令人喜憂參半。在此期間最讓人驚訝的一件事或許是，後來憑藉散文風格獲得無數榮譽的凱南，在申請寫作課程的時候居然被拒絕了。

我決定，繼續向歐洲大陸出發，去他的經濟拮据！我們可以去法國，在馬賽結束行程，然後讓那裡的領事送我們回國。為什麼兩個年輕能幹的美國人，僅僅因為一點小小的資金問題，就得在英國待上一個月，踟躕於此，而不踏足歐洲大陸？

出洋旅行最要緊的可能就是船了。關於這一點，我已經略有提及。我喜歡乘船，整個旅途中都很喜歡，我甚至希望能一直待在船上，做一名船員……

我寫道：

【喬治和尼克從巴黎乘火車前往都靈。】

旅館老闆（已經憤怒到極點）：滾蛋！

我們要乘坐的火車將在六點二十分開往巴黎。我們最後很匆忙地簡單收拾了一下，五點四十五分離開住地，導致尼克和旅館老闆大鬧一場。後者要求我們多付一天的錢，因為我們沒有及時通知他要退房的消息。我真希望能完整地複述吵架的內容，沒有比這更激烈的爭執了。

幸運的是，這些人基本上都不喜好社交。想跟我交談的，都被我擺出的普林斯頓勢利鬼的樣子嚇走了。說起來我在大學里並非一無所獲，至少學會了在不想與別人聊天時成功地從搭訕中脫身。我的方法如下，先是情緒鋪墊，面含慍怒之色，向搭訕者投以審視的目光，接著用彬彬有禮但冷漠堅決的語言予以回絕，隨後臉上再表現出厭煩之情，沉默不語。這是所有普林斯頓人都掌握的社交之法，更是耶魯人和哈佛人爐火純青的一項技能。在這種三等船艙里，這一招真是百試百靈。

「尼克，」我說，「船上肯定有浴缸和大床。」想到這些，我們馬上拋卻了顧慮，立即買了船票登上「伯倫加利亞」號。

今天下午放學后，我和亞特·莫塞爾（Art Morsell）還有萊昂納德·巴里（Leonard Barry）一起玩了彈球。晚餐后我去了禮堂，想看看海軍民兵們是不是在訓練，結果有點兒失望。

半小時后，我們終於擺脫了他，動身前往達爾弗頓（Dulverton），希望能在天黑之前趕到，因為出發時已是下午了。前三四英里的路程我們一直步行，後來遇到一個農婦，她邀請我們搭她的雙輪馬車。這是一種只有兩個輪子的交通工具，除了她之外，車上還有一個嬰兒、一輛嬰兒車，以及幾個包裹。不過，我們還是擠上去了，外加我們的行李箱。農婦非常健談，我們愉快地聊了半個小時，內容主要是農民的艱辛困苦。她問我們是否覺得稅率調整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利益，我感到，我們沒有向她解釋清楚一件本國製造的商品並不一定比外來品便宜這一點。下了馬車，我們又換上一輛汽車，直驅達爾弗頓。蒂弗頓到達爾弗頓沿途經過一處非常美麗的山谷，田野平坦，樹籬齊整，還有古樸的鄉村茅舍。越往北走，土地越不平整，人煙也漸漸稀少。

我們和負責人聊了一會兒，他是個美國人。他告訴我們，現在不可能找到每晚少於五先令的房間，因為每年到這個季節，倫敦的遊客都在二十五萬人以上。看來我們只好再去別處找找看了，還得找一份工作，雖然現在失業的人很多，但是我們幾乎沒有錢買返程回家的車船票了。我們去了這傢伙推薦的一家小餐館，只花了兩先令就吃到一頓大餐，這可比其他地方便宜多了。

今天還是沒有郵件，我們想一定是郵寄過程中出了問題，因為我倆目前一封郵件都沒有收到。

我們想辦法避開了海關官員，快速出關。走上南安普敦的大街，我們震驚了。靠道路左側行駛的計程車，陳舊怪異得超乎我的想象。私家車都很狹小，以至於車流中的很多福特汽車，看起來就像是老式的斯坦利蒸汽車（Stanley Steamers）。順便說說，很多車子確實以蒸汽為動力，外形看起來就像是遊艇、火車頭與普通平板貨車的混合體。街道上跑著外形奇怪的雙層車，幾乎看不到第五大道上那樣的公共汽車，他們把這種車叫作有軌電車。街道都很狹窄，大多數房屋看上去也很老舊，沒有高樓。如果是在美國的話，一些男人的穿著一定會引起路人的注目。你可以試想一下「花|花|公|子」博·布魯梅爾（Beau Brummell）的模樣：神情莊嚴地從高得離譜的自行車上下來，頭戴圓頂禮帽，尖領上打著彩色蝴蝶領結，身穿條紋襯衫和短腿褲，騎車時褲腿兒擼到了膝蓋。主街上的百貨商場里都有酒吧，白灰牆面上寫著介紹葡萄酒或烈性酒的冗長廣告，人們一望即知。這些酒吧大多年代久遠，不過也有一些新近才開張；實際上，這個地方呈現出一種18世紀和20世紀混合的風格。在港灣酒店（Harbour Inn）或是類似的地方，刻著「大不列顛、法蘭西、愛爾蘭國王威廉一世敕建」「建於1695年」「蒙主恩典」等字眼，這些古老的建築已經跟整個建築群融為一體了。而就在它們附近，你會發現一些風格相似的建築，外牆銘牌上卻寫著「伍爾沃斯百貨商店」（F. W. Woolworth—3d.& 6d. Store）字樣。

經歷了經濟危機，熬過了纏身疾病，似乎就要否極泰來了。對了，我想我患上痢疾或者類似疾病，可能是由於喝了不幹凈的水。尼克好心地提醒我：這種疾病，千萬不可小覷。

今天浪費了好多時間。大約一點，散步到佩恩莊園，坐在樹蔭下讀完了《奧爾邁耶的愚蠢》。晚上，見到了默奇先生，他說我之前的英文成績太糟糕了，不能選修他的英文寫作課。我的虛榮心備受打擊。

一個人應該深懷敬畏之心去仰視美國的參議院，因為這些參議員都是成就輝煌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