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凱南來說，1932年是艱難的一年。在柏林完成俄語的學習之後，他沒有被派駐蘇聯，因為當時華盛頓政府仍然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他被派往拉脫維亞的首府里加，在這個被遺忘的國家裡負責情報通信工作。凱南與妻子安娜莉絲的婚姻很美滿，但家庭生活的種種約束令他感到苦惱。6月5日，女兒格蕾絲·凱南的出生將家庭的紐帶綁得更緊了。早在幾個星期以前，凱南就得到消息，他從母親那裡繼承的遺產被姐夫在股市裡投機輸掉了。另外，國務院也降低了他的薪資待遇。

僅僅局限在物質方面沒有意義。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就算能做到這一點，也並不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想的那麼重要。

從廣義上說，現代文明並沒有帶來任何有益的東西。我們是一個多少有些卑下的種族，對技術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無能為力……目前的這種情況基本上屬於生物過程。只要我們縱容這種不健康的個體大量繁衍，並讓他們的後代存活下去，那麼再多的教育和訓誡都無法有效地改善這種狀況。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派別考慮過站在生物學的角度上尋求這一問題的解決途徑。因此，對於現有的各種政治活動，我們不要期望從中獲得任何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任何一個派別對此都束手無策，除非給現今這不成器的一代提供一種特別的教育和訓練，否則他們後代的命運根本無法改變……這些政治派別對環境的影響是持久的，他們的本性不會變。

他說德國是否覺醒他並不關心，對他來說，清醒跟沉睡一樣讓人不快。就像很多人一樣，睡著時惹人憐憫，只是讓人稍嫌反感，醒來時則胡吹亂侃吵吵鬧鬧，只有上帝才知道哪種情況更可取。

有沒有人不考慮政治內涵而只從經濟學意義上接受社會主義的觀念？資本主義國家是可以選擇的，他們可以任由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運轉陷入一個自行崩潰的混亂階段，幾百年來累積的文化成隨之土崩瓦解，向勃發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屈服，就好像荒棄的熱帶植物向叢林植被屈服一樣；他們也可以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精英階層可以藉此將經濟生活置於社會主義基礎之上，而不必把政治權利凌駕于無產階級之上。如果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毅力去做這樣的事情，那麼西歐文明就已經死掉了，消失了，沒有希望了……

回答：是的，但是我們覺得上面提到的兩點，即自我利益可能蘊含的進步性及其對剝削的排除本身會讓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現一定的改善。

1931年8月上旬，我離開柏林。

「不，我很久都沒玩橋牌了，一直都沒時間。」

今天要去大西洋酒店（Hotel Atlantic）參加一場婚禮，感覺真是糟透了。世上所有爭鬥、悲劇、不和諧以及和諧都令我感到內心紛亂而無力應對，我尤其不喜歡參加這樣的婚禮，但還是趕到大西洋酒店的宴會廳，去參加可憐的H的婚禮。H性格溫和，相貌普通，他的新娘更是平淡無奇。他們跪在英國教會的牧師面前，帶著所有的缺點、所有的弱點、所有微不足道的虛榮跪在那裡顫抖，激動地向對方承諾著彼此的一生。他們身後是一小群心不在焉的熟人，這些人聚在那裡只是為了給婚禮儀式增添一些體面而已。真是可惜啊，可惜啊，可惜：竟然用如此冷漠和敷衍的態度對待眼前的美景和夢想。

對於同時代的人，他的看法極為悲觀。他相信這個種族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事。在他看來，種族的衰退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正派、聰明、勇敢的人了，他的意思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少，相對來說，這些人無權無勢，飽受不公正的對待，他們生活在註定失敗、缺乏效率、即將被淘汰的意識中。總體來說，他們的處境就像移居到西歐城市的俄羅斯人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有點兒為英國人感到難過，因為他們一旦開始喜歡你，就會對你坦誠相待。就個體而言，我覺得他們不是聰明的美國人的對手。但是，如果利用這一點的話，會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災禍。總體來說，他們是相當正派體面的人，比我們擁有更健康、更睿智的本性。我們應該去了解他們、學習他們、遷就他們，偶爾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在美英關係上堅持自己的立場，在英國和他國關係上支持英國。毀掉他們，無疑就是割斷我們自己的根。對一個基本屬於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併兼具新世界觀的美國來說，我們該用什麼為這個偉大的國家構建一個持久的意識形態根基呢？

兩三個月前，我夢到自己遇到了C，自從大學畢業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他。

下午，我感到非常煩躁和睏倦。昨天在洛桑吃的那頓糟糕的午飯讓我一直難受到現在，但是我還必須穿好衣服到美岸大酒店（Hotel Beau Rivage）參加7月4日的國慶招待會。

如果你覺得偉大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不要忘了，它天性|愛捉弄人；如果你覺得自己堪稱偉大，那說明你還不夠格。我們不算文明人，我們只是用著痰盂、穿著襯衫、逛著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一代人。我們依然是一群農民，我們的祖輩是否有教養還說不清楚。

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變成了瓦洛佳那樣的人，嚮往狂熱，頭腦中總會蹦出以前從不會有的一些想法。我說過，我無法接受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天性懦弱，恃才傲物。

而小人物，比如誠實的自耕農，可以將家庭視為自己的城堡，享受個人生活的尊嚴。

於是，他成了一個模範丈夫，不論從肉體還是精神層面來說，他對妻子都非常忠誠。他認為所謂忠誠，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種荒謬和不健康的理想。但是，如果要嚴肅認真地看待自己的私生活，那麼你就沒有選擇，只能像做其他事情一樣，在性生活方面保持謹慎和純潔。濫交算不上什麼罪過，只是有些草率，沒有規矩，最終的結局通常都是混亂、無序和迷茫的。如果一夫一妻制不健康，那麼肉體方面的些許不適就是為個人尊嚴而付出的代價，為個人生活的純潔和確定性所付出的代價。

「是的，我能想象……但如果你能理解，那就太好了。」

晚飯吃了很久，卡爾森一家一直和一個英國人聊天，我覺得非常沉悶。我聽到外面的樂隊在演奏《骷髏之舞》（Dance Macabre），我們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管弦樂隊經常演奏這首曲子。有一次，我們出去旅行，在紐約州薩拉托加斯普林斯市（Saratoga Springs）的一所寄宿女校演奏《骷髏之舞》。當時正值隆冬，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星光閃爍的夜晚，高大光禿的桉樹像彎弓一樣俯看著冰雪覆蓋的大街。那些日子里抱有的期望還沒有實現，秘密還沒有解開，但我覺得它們沒有消失，還在那裡。此時此刻，坐在這裏閑聊海外殖民地八卦的傢伙們，怎會了解我的期望和秘密？他們的全部生活就是談論海外殖民地這類庸俗的話題，還想把我也拉入他們的隊伍。

他覺得自己本該成為一個受過正規訓練的天才學者。事實上，他覺得自己在任何領域都會有所建樹，只有一個除外，那就是他摯愛的小說寫作領域。

又是極好的天氣。摺疊躺椅已經準備好，花了一整天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昨晚有幾個小時躺著睡不著，我在想，一個激進的反民主的政黨，一個本質上屬於法西斯的政黨能否在美國獲得成功，不管這個政黨是合法建立的還是非法建立的，也不管其存在的物質條件合適與否。無論怎樣，我都無法在腦海里勾勒出一個願意將公共利益置於個人生活——包括情感生活與社會交往——之上的美國人的形象。不過，年輕一代倒是有可能會一本正經地看待這個問題。

8月8日是星期六。村莊中大街上掛著橫幅……在遙遠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鄉村的上空能夠聽到這樣的聲音：「誰也拿不出一分錢，我們的錢都被法國人搶走了。」

寫日記的這會兒，月光仍然照亮著天地，照亮了河對岸薩雷布山（Saleve）上影影綽綽的懸崖峭壁；它把草坪變成了質地同樣（原文如此）奇怪的柔軟地毯；月光透過窗子肆意傾瀉，照入我的房間；平靜的日內瓦人因這月色而激動，全城人都到碼頭閑逛；月光震撼了我那可憐的小夜鶯，它只能靜靜地佇立籠中，把舞台讓給了蟋蟀、蚱蜢和遠處喧囂的有軌電車。

上述兩種情況，我們會看到哪一種？我們將會看到，保障俄羅斯年輕一代自信和精神健康的條件消失了；防止他們自大、浪漫、白日夢和抑鬱的條件消失了；我們將會看到，鬥爭精神消失了，直接、具體的目標消失了，已有的哲學消失了。年輕的俄羅斯人將會怎樣？完全沒有經過獨立思考的訓練，不習慣審視自己的靈魂，既不受傳統和榜樣的引導，也不受自己應對他人負有責任的影響，他們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幼童一樣脆弱，不定和內省的惡魔很快就會把他們幹掉。蘇聯將在一夜之間從世界上精神上最團結的國家，變成道德崩潰混亂的場所。政治形勢和社會形勢讓人想起來都覺得可怕。而這些，就將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結出的碩果。

我像個迷路的人一樣漫步在這座城市：穿過高架橋，走上岩溪公園（Rock Creek Park）泥濘的小路，那裡的積雪還沒有完全融化；然後穿過16號街和公園之間一排排帶有白色柱廊的房屋。我了解這座城市，就好像我了解自己一樣，但是還有一些東西我不曾了解。在某個地方，在某個安靜的街頭，肯定存在著解開這個謎團的真正的美和生活。在某個地方，肯定隱藏著一把鑰匙，能破解這個荒謬可笑的星期日下午的意義！

我要續寫這本長期被棄置一旁的日記，至於為什麼這樣做，我也說不出緣由。首先我要保存……一封寫于里加卻沒有寄出的信件：

寬大的俄式卧鋪列車正在軌道上靜候，上面掛著醒目的標牌：「斯托爾布齊—符拉迪沃斯托克（Stolpce-Vladivostok）。」火車檐壁上的積雪閃閃發亮，隔著滿是凍霜的雙層玻璃車窗，依稀可見木柴燃燒的煙霧從煙囪里冒出來，過道上方車廂頂部的單排照明燈閃爍著動人的光芒。西歐列車的卧鋪車廂是由鋼鐵和玻璃製成的狹小隔間，而俄國的卧鋪車廂主要是木質結構，寬闊敞亮。它們就像是帶輪的木船，為那些踏上漫長旅程的人而設計，這趟長途陸地旅行所花費的時間比乘船跨越大西洋的時間長得多。雖然年代有些久遠（這種「國際」卧鋪列車的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但是卧鋪車相當溫暖舒適。

有時候我覺得，人類無論居住在哪裡，其實都是僑民。我們恐怕都來自另一個更溫暖更純真的世界，那個世界里有我們的記憶，而記憶的色彩正隨著我們童年的流逝而褪去。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這麼認為：儘管這是莫斯科豢養的一小群遭人唾棄的寄生蟲，但這些愚蠢無知、惹人討厭的傢伙畢竟都是人，經過幾百年的沉默和絕望，他們第一次努力表達和證明自己，在各種各樣的紅色旗幟和革命儀式的欺騙下，找到了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且是值得信仰併為之驕傲的東西。就像昨天一樣，明天這些人又會靜靜地回到正常的工作軌道上，在駁船、鐵路、貨運馬車上，在工廠、街車裡或者其他地方勞作，而另一些人，那些實業家、新聞記者和政客則攫取了他們的勞動果實，佔據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今天是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大日子，他們在自己的旗幟下遊行，雖然旗幟可能會被玷污，但他們還是神情嚴肅、鬥志高昂地邁步向前，心中滿懷希望和熱忱。

但是，這種記憶的喪失並不重要。因為就像人們所表現出的很多其他本性一樣，人們對一些事物有所希望和失望主要是出於習慣，而非任何直接刺|激的結果。

永遠不要制定私下交往的計劃，那隻能是白日做夢。明確自己想要什麼，然後再付諸行動。不羞赧、不自滿，這二者都不是重點，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只有注意力集中才能克服布設在敏感天性前的小陷阱。

今天讀完了費勒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驗》（The Experiment of Bolshevism）。它讓我思考了資產階級的未來，卻並沒有思考什麼共產主義世界的問題。

我厭倦了自己，厭倦了周圍所有人。多麼可怕。接受過精英教育的聰明人一點點地消磨著時光，因無所事事而開始墮落，此前的積累和準備都白費了。當然，他們也為人服務，尤其是為英國人，不過其表現完全不符合他們所受教育的預期。好吧，好吧，換一個思路。我曾經以為自己的精力每況愈下是因為索求太多，是因為擔心虛度時光，但事實很明顯，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此刻我無欲無求，虛度了一年而毫無悔意。再過幾年這樣的日子，我就會成為一個靦腆、年老、乾癟的公務員。然而，我沒法放鬆，沒法調整好，我只能用一家之主的壓力來代替腦力勞動的壓力，成功概率有多大？

問題：但是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有不是失業者的無產階級嗎？一個人一旦得到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除非狂熱的獨裁統治持續不斷地刺|激他，他的無產階級熱情會出現什麼變化？這樣的心理狀態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狀態到底有何區別？除了個人所得之外，他還有什麼興趣？除了薪資的提高和個人生活的改善，他還關心什麼？除了建設自己的小巢之外，他還考慮什麼？

在我看來，這些遊行當然是錯誤的、可惡的、讓人憐憫的，但同時也是嚴肅的、認真的，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畢竟，在當今世界現有的狀態之下，我認為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都是讓人振奮的，雖然理想主義的道路會因為各種曲折、敵視以及糟糕的領導而難以實現。

「高爾夫球這種運動是為那些喜歡散步但又害怕獨自思考的人準備的。」

現在可以說，在蘇聯，國家也在利用經濟權力來代表某一特定群體的利益。可以認為在共產黨統治群體內部，對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本身的熱愛和追逐代替了對財富的渴望，而財富刺|激了或者說被認為刺|激了資產階級金融家。但是為了辯論方便，我們判定共產主義領導者追逐私利的行為無罪，並假設他們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在控制蘇聯的經濟生活。

他回答說：「都是老一套，有時候真的很無奈，但是看看好的一面，也就看開了。」

無聊！無聊！無聊！無聊的感覺讓人痛苦，讓人崩潰，讓人精神扭曲，我試圖尋覓某種解脫。無聊讓人食不甘味，使人精力枯竭。整個世界變得虛弱而麻木。

「德國覺醒！」報紙上疾呼。

（哦，哦，你去想一想，你滿含淚水，跳著舞步，是不是？親愛的，你知道，你太嚴肅了。）

他善於分析，從純理性的角度深刻地思考自己的未來，開創了輝煌的事業。他先是在通用電氣公司工作，公司對他的經營能力高度認可，派遣他去日內瓦，然後表面上切斷他與公司的所有官方聯繫渠道，使他成為歐洲燈具卡特爾獨攬大權的人物之一。公司非常清楚，他始終是公司在那邊的非正式代表。現在，他在這裏過著安靜、平淡、不引人注目的生活，總體來說，可以把他歸為巴比特式的人物。

凱南家族對什麼是愛一無所知，他們只重視友誼。在ｈｔtpｓ://ｒｅad•9９ｃｓｗ•ｃom他們那裡，所謂愛的體現是，當朋友有難時，要堅定地與他們站在同一條戰壕里，而不是去關注那些身體健康、財源廣進的人，他們認為後者有足夠的能力照顧好自己。畢竟，在兵戎相見的時刻，友情比愛情更有用。從精神意義上來說，凱南家族很少為別人承擔責任（當然，這條只適用於家族中的男性成員），他們認為那份責任該留給上帝。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明確或切實的理由，就表現得鬱鬱寡歡，他們就會認為這種抑鬱的情緒是由於肝火虛旺，或者做了什麼有愧於心的事情，然後就建議此人服用蓖麻油，同時去教堂懺悔。

「因為我懷裡的女孩不是你。」

在美國大使館的會客廳里，坐著一群暮氣沉沉的紳士，他們身穿黑色大衣和條紋褲子，例行公事般地閑談。只有大腹便便的施特雷澤曼一邊說話，一邊來回搖晃著身軀，看起來充滿生氣和活力。人們都好奇藏在他那顆碩大光頭裡的歐洲秘密，覺得他這樣不嚴肅的舉止對他所負的重要使命簡直是一種褻瀆。

男人在叫喊，車輪在滾動，燈光在閃爍，哨子在吹響，人群在歡笑，人們在進餐。人類的生活多姿多彩而又一成不變，在極度虛榮和無涯苦難的長河中向前流淌，在這一切行為的後面，正如弗朗茨·韋爾弗（Franz Werfel）所寫，眾神在極度的冷漠中狂舞。

下午，那個英國人提議我們乘划槳船橫穿海灣，這種輕快單薄的小船在波茨坦周圍的湖面上隨處可見。我們登上小船，迎風出發了。海浪一瞬間就衝上了船頭，拍到我們的頭上，衣服也都打濕了。很明顯，如果繼續劃下去，我們很快就會全身濕透，但是我們兩人都很倔強，他毫無怨言，我也默不作聲。我們就這樣繼續迎風前進，冰冷的海水撲面打來，刺骨的海浪持續不斷地撞擊著我們。因為上午划船用力過猛，我的胳膊和手腕一直酸疼。現在這種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每劃一次都疼痛難忍。

如果你覺得自己快要瘋掉了，不用擔心，精神失常是你意識不到的，如果你感覺自己已經瘋了，那麼你就還沒有瘋掉。

回到家，又喝了一杯加蘇打水的威士忌，就我國國民的美德長篇大論起來。與此同時，我好奇是什麼力量讓我在與美國女性相處時還能表現得那麼彬彬有禮。

「對，絕對過癮，而且我差不多有兩年沒跟美國姑娘約會過了。」

與老式俄國寬軌鐵路上運行的列車一樣，我們乘坐的二等車車廂寬闊又堅固。坐席平坦寬敞，配有皮坐墊和漆木靠背，無疑比西歐車廂中那種氣味難聞的古板內飾要舒服多了。同車廂的旅客有三五個猶太人，幾個衣著整潔的拉脫維亞軍官，他們都系著山姆·布朗恩（Sam Browne）皮帶；來自里加的一戶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是去鄉村度假的，看起來是相當聰明的一家人，他們說拉脫維亞語，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行李牌爭論不休。有的人在吸煙，有的人在用德語、俄語或者拉脫維亞語聊天，有的人在讀晨報，也有的人蜷縮在長椅上沐浴著陽光睡著覺，還有的人凝望著窗外。

一起遊玩的，是來自四五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各色各樣的德國人，其中有一位迷人的青年，他長著灰色的捲髮，黝黑的臉龐，還有單薄而不討人喜歡的嘴唇。缺少丈夫陪伴的英國少婦，她們看起來面容冷漠，卻極力表現出快樂的樣子，結果只是徒勞。一個身材魁梧、前額稍窄的美國大學生直言不諱：「我寧願笨嘴拙舌也要體魄強健，反過來我可不幹。」還有一個法國家庭，一對荷蘭夫婦，他們的教養和姿態顯得與眾不同。

無論何時，如果你被一位女性的魅力打動，進而想侵犯她的貞潔時，你都要記住，如果你這樣做了，她永遠都不會原諒你，不管將來什麼時候你們相遇，你得到的只有憎恨和責難。不管一個女人的貞潔是多麼微乎其微，她都會視之為無價之寶，有理由相信，她總覺得自己所做的犧牲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女人從來不會原諒那些逼迫她臣服的人。

1930年的大部分時間，凱南是在柏林度過的，他有自己的私人教師，同時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學習。國務院支付他的學費和生活費。在國務院的支持下，他獲得了俄國革命前沙俄富裕階層所接受的那種教育。凱南試圖了解蘇聯的意識形態，同時建構出自己的理論和觀點。在這個過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共產主義的本質和前景。大多數時候，凱南都感到生活厭倦無聊，不過他發現俄國「是一個魅力永存的地方」。

儘管智力非凡，潛力無限，但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優秀公務員，工資幾乎入不敷出。即使就你的職業來說，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以至於人們都懷疑你能否勝任這份工作。兩年來，你完全是在原地踏步，所學的知識非常有限，健康狀況亦不如從前，如果說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話，那就是精神力量。你的身體狀況很糟糕，神經衰弱比較嚴重，你的工作能力每況愈下，與之密切相關的家庭保障也岌岌可危。

夜幕降臨，在無法抵禦的煩躁的驅使下，我又來到公園的小路上。在高大樹木的掩映下，小路顯得很昏暗，只有那寂靜的潟湖還保留著一絲天光。人們依然在小路上漫步，人類的本性和醜惡已經被丟在一邊，它們變成了暗影，被賦予了神秘和美麗。

昨天是星期天，天空中下著細雨。早晨我步行去郵局，偶遇一場聲勢浩大的共產主義遊行示威活動。濛濛細雨中，成千上萬的群眾手舉紅旗，臂戴袖章，站在達姆托爾車站（Dammtor Station）前聆聽臨時演講台上演講者的發言。他們高唱國際歌，跟在了無生氣的橫笛手和鼓樂隊後面遊行，購買宣傳印刷品以及印有薩克和范則蒂頭像的明信片。

這個夏日實在過於豐富、過於盈滿了，超出了一個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以致人們都想請求諸神將它們褫奪。諸神把毒液般的雨雪潑灑給我們，長達數月之久，此刻我們應該怎樣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溫暖和愛憐呢？我們還沒準備好。我們想要抓住它，留住它，但是它太過巨大，太過虛幻，我們無法掌控。我們沒有愛，沒有值得慶祝的勝利，我們只能眯起眼睛，在公園裡被炙烤的小路上困惑地走著，令人煩惱的是，我們無法享受榮光，日常生活中那些無法解決的雞毛蒜皮的小事阻止了我們分享那種榮光。

在這座城市地下交通的最深處，城郊通勤列車從回蕩著轟鳴聲的賓夕法尼亞車站駛出，沿著地下更深處的交通線急馳，直到再次上升，到達燈火通明的長島站台。這趟路線的上一層是進入33號街車站的B.M.T.地鐵，長途特快列車在擁擠的站台駛入駛出，剎車時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與第三條鐵軌相交時蹭出的電火花四處亂濺。再往上一層是幽深的哈德森隧道（Hudson Tubes），俗氣的白色圓柱與拱頂建築，還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車站的投幣箱叮噹作響，蓋過了列車的轟隆聲。頂層的街面上，車輛嘎吱嘎吱地行駛在「L」形的柱子間，而頭頂上的高架鐵路列車正往來於另一個平面里的站台之間，在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世界里穿行。

（但是這種變化幾乎將我毀掉，我必須嚴格地約束自己，不越雷池一步，我真是無言以對，備感單調和乏味。）

第二，物質發展階段失敗。事實證明，工業化的強勁和快速發展政策是一個經濟錯誤。建設速度無法維持下去，農業集體化不能循環吸收大量的短期勞動力，這些沒有什麼理想的勞動者背井離鄉，他們不希望總被束縛在土地之上，成群湧入大城市，心懷不滿。政府消費不斷增長，海外信貸崩潰，通貨膨脹超過生產佔據上風，出現大災難，然後是體制終結。

作為公眾人物，大政治家的優點是能夠暫時忽略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財產，讓自己的微小利益屈從於他所從事的事業。

我滿腦子奇思怪想，黎明時分在這座城市裡四處徘徊，欣賞著這裏無限的變化，即使在這麼早的時間，這個城市依然充滿無盡的活力。

離開涅戈里勒已經是俄羅斯時間晚上八點了。大使整晚都坐在餐車裡，以他獨特的方式招待來訪的記者。

現在有這樣一位A先生，是個待人坦誠、頭腦敏捷的美國商人，被派駐歐洲。他的特徵並不明顯，相貌平平，毫無特別之處，鬍子颳得乾乾淨淨，戴著一副玳瑁眼鏡，面無表情，身材中等。他開著一輛美國車，驕傲地告訴我們他如何花了好多天從勒阿弗爾（Havre）一路駕車到日內瓦。

不過，真正的重大時刻在12月來臨，當時凱南正在華盛頓休假，他與新任大使威廉·布里特攀談。布里特被這位年輕人豐富的學識所打動，推薦凱南幫助籌建新使館。幾天之後，他們動身前往莫斯科。

「船上坐著幾百個扶輪社會員。我想和他們打成一片，但又覺得點兒尷尬，不是因為這能給我帶來什麼樂趣或者好處，而是我想從他們的思維方式中找到一些東西，一些可以讓我有依附的東西。畢竟，首先我是一個美國人，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接下來的記錄，很顯然是凱南以第三人稱口吻寫的自我反思。】

我寫不下去了，感覺想象力匱乏至極，我只能描述自己所見，在目前的情況下那是不可能實現的。是這樣嗎？他們能批准我徹底離職嗎？

情場失意的凱南事業卻更上一層樓，美國國務院一項為期三年的語言學習項目接受了他的申請。凱南選擇了俄語。凱南家族裡還有一位喬治·凱南（1845～1924），他曾在俄國探險，是凱南祖父的堂兄，是一位傑出的楷模。兩個喬治生日相同，其他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國務院派小凱南先到柏林，再去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德語中稱為「萊瓦」（Reval），那裡是了解蘇聯的窗口。在此之前，他已經開始自學俄語了。

我的窗戶正對著舍恩貝格市政廳（Schoneberg Rathaus）前面的廣場。這可是個舉行遊行示威的好地方……晚上，一陣急促的鼓聲讓大家注意到這次遊行活動。穿過廣場的隊伍色彩並不豐富，人們的熱情也不高漲。一小群紀律嚴明的社會民主黨人舉著一兩面橫幅，還有幾個人吹打吱吱呀呀的樂器伴奏。他們經過我的窗前，四人並列一排，有男有女，衣著破舊寒酸。他們不是共產主義宣揚海報上那種年富力強、身穿工裝褲的無產階級。我懷疑，儘管他們公開宣稱社會主義，但他們是否真的是無產階級還未可知。他們更像是各階層衣衫襤褸的人們的大雜燴，更像是小資產階級的集合，每個人的銀行戶頭裡都有一定的存款，每個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社會理想。

如果不是妻子一直那麼依賴他，他很可能在這個階段就要自殺了。因為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為家庭犧牲了太多，也基本沒考慮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他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放棄生命也就沒那麼難了。

他笑道：「每個人都這麼說，但是很快就開始四處閑逛，和大家一樣尋開心去了。」

婚姻已然無法改變，經過兩年的困惑，他開始面對現實，最終徹底屈服。他還能做什麼？他已經承擔起與自己的工作、理想、生活有著直接衝突的家庭責任。這不是任何人的錯，事情就是這樣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自己已經步入婚姻的事實，並且善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要試圖去衝破婚姻和家庭的羈絆。最好的緩解方法是重溫一下記憶中的美好生活，不妨透過婚姻的欄杆看看外面的生活，即使你無法參与這種生活。個人的尊嚴和心靈的追求與應當肩負的責任無法和諧統一，歲月會消磨一個人的意志，讓他逐漸放棄抗爭。

站台旁的台階上熙熙攘攘。沙俄時代留下來的灰色木質結構車站前面是塵土飛揚的站台，那裡站著一群農民，他們穿著並不合身的節日服裝，等候從另一個方向駛來的火車拉著他們進城。一臉疲倦的鐵路工作人員身著卡其布外套，不時擠過人群。農婦背著牛奶罐站在行李和骯髒的手推車中間。車站裡遊手好閒的流浪漢斜靠在欄杆上，觀察著火車和人群。他們總是成群結隊地出現，穿著沾滿爛泥的俄羅斯長靴、骯髒的厚呢大衣，頭戴芬蘭式厚皮帽，耷拉著皮革帽遮，皮帽的大耳罩扣在兩邊。

我正處在一場精神危機當中。回首前塵，我能想起很多這樣的危機。但是，就目前的經濟危機而言，這不是普通的危機，而是一次特別的危機。過去總是會出現新市場來吸納經濟迅猛擴張的洪流，繼而在不可控制的衝擊下轟然崩塌。所以，一直以來人們不斷有新的幻想、新的希望來吸納能量和注意力，結果導致對前進動力和方向的錯誤判斷。現在一切都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都處於艱難境地，而我則在精神上走投無路。

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搞清它為什麼會改變我們。我們袖手旁觀停止鬥爭，就因為情況對我們不利？當比賽分數對自己球隊不利時，足球運動員就要離開球場嗎？真正的戰士面對戰爭來襲時，應該焦灼地盤算自己到底該不該參戰嗎？在成長過程中，我們的個人行為要合乎禮儀準則，希望這些準則能夠對人類的自我完善發揮效用。這些準則與經濟學無關，我們擁有這些準則不光是因為我們是資本家，還因為我們是人文主義者。單純的經濟體制變化不會把它們從我們身上帶走。這有賴於我們來保存和捍衛保衛它們，不要因為它們岌岌可危就放棄掉。

我們乘坐計程車進城。我已經忘記了這座城市的大街有多臟，忘記了貧民區兒童穿著泳裝在室外公共游泳池裡嬉戲……義大利裔的男孩要麼倚在計程車的備胎上，要麼成群結隊地在城裡四處閑逛，他們是未來的公民，他們勇氣十足，巨大的建築遮蔽不了他們，他們的同胞也不能壓制或者影響他們……當他們長大成人後，應對周遭環境的能力很可能會超過我們。

這是一個乾淨通透的小鎮，彷彿一幅藍白相間的奇特畫作，展現出一種獨特的雙重特質。在日內瓦老城，住著大約十萬法裔瑞士人，他們樸實無華，勤勞肯干，跟世界上其他小鎮的居民一樣，小富即安。一個真正的日內瓦人則會思考商業如何運作，市政措施如何，孩子明年能否去上學，全家去朋考特（Pent-cote，原文如此）的薩雷布山野餐的計劃怎麼樣，新火車站建成之後會是什麼樣子。他會沉吟：「從商業角度來說，國聯的成立是件好事，會給這裏帶來很多遊客；如果它能阻止各國之間的戰爭，更是大好事。」但這絕不是他生活的重點。外交人員、政治家、遊客，日內瓦人接受他們的存在，平等地對待他們；他關心自己的生意，當他的事情讓他和這些人聯繫起來的時候，他對他們既不尊敬也不蔑視。事情辦完，他和這些外國人便各走各路。

他們在車站的餐廳舉行了歡迎宴會，我們與前來迎接的蘇聯記者和美國記者同坐（部分美國記者有女眷陪同）。從餐車裡出來的矮胖光頭服務生四處忙碌，為我們沒吃什麼東西而感到苦惱。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在之後參加的俄式宴會上，還會多次碰到這樣的情況。

跟所有瑞士人一樣，日內瓦人基本都是所謂的無辜旁觀者。他們永遠都在觀看。比如說，勃郎峰大橋碼頭的船每天都來往二三十趟，但是每當有船離開，總是有一群表情平淡的日內瓦人盯著看，好像目送海怪利維坦（Leviathan）離去一樣。主要街道上的交通警察做著完美的指揮動作，雖然從沒有人遵守，卻總能吸引三四十個瑞士人好奇的目光。在大街上換輪胎也引得一大群人默默圍觀。主街上正在拆除的大樓引發了公眾兩個星期的密切關注，以至於政府不得不派遣專門的保安人員將好奇的觀眾控制在安全距離ｒeaｄ.9９csw.cｏｍ之外，以免被飛崩的磚塊砸中。在這個國家，哲學家少之又少，瑞士人喜歡觀看，不見得是因為他們想要學習和模仿，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觀看這些事物有趣。儘管他們也講述自己在戰爭中飽受的苦難，不過，我懷疑當他們站在山頂上，目睹歐洲其他國家兵戎相見的時候，臉上的表情莊重專註，但就好像觀看拆除大樓時那樣，我想他們肯定也同樣感到樂趣十足。

可是，就算他才高八斗，又會有什麼不同？生活中懷才不遇之人還少嗎？在戰場上殞命的成百上千萬人中有多少天才呢？算了，算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為什麼天才要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但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為了充實人類。大自然是豐饒多產的。

對過去的一年進行反思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回顧去年的日記，也算是對自己懶惰的一個懲罰。

這很奇怪：現在我要動筆了，才發現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今年可以說是愚蠢荒謬、不可思議而又讓人心碎的一年。然而，在我來歐洲的這些年當中，今年比往年也壞不到哪裡去。顯而易見，說到生活，無論何時，只要你細心考察，都是那麼愚蠢荒謬、不可思議而又讓人心碎。

每當我要努力思考的時候，都會陷入一種心情憂鬱、思維停滯的狀態，表現就是精神備感空虛和萎靡，這種空虛和萎靡又會反過來使我更加憂鬱和遲鈍。

一切都讓人感到費解，千絲萬縷找不到頭緒。細節堆積如山，我深感倦怠，但是依然沒有看出它們有任何意義，秘密不會自我揭示。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孤立無援。我沒有從同一個角度觀察過兩張圖片，我從沒有做過比較，我必須無望地忍受這種沒有盡頭的感覺。每天我都掙扎著希望獲得另一種世界觀，像一個真正的德國人那樣，但是很顯然，我不是德國人，我沒法成功。

我問他工作怎麼樣——在夢裡我似乎回到了美國。

雷馬克（Remarque）和雷恩（Renn）的作品在各個書店均有銷售，他們的書描寫了上一次戰爭中極端恐怖的情形，但是沒有人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下一次戰爭。生活一如既往地繼續著，沒有絲毫的熱情，只有幾個愚蠢的遊客在選帝侯大街上莫名其妙地大笑。

也許他是對的。晚飯後，我在陽台上來回溜達，一邊吸著煙斗一邊思索著這件事。

那麼，現今如此運行的蘇聯與共產主義觀念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什麼區別嗎？蘇聯領導人會這樣回答這個問題：在國家資本主義形勢下，國家經濟會以最先進的形式存在，但代表的不是大眾的整體利益，或者說大多數群眾的利益，而是代表某個特定群體即金融寡頭的利益，國家經濟由他們集中掌握和壟斷管理，大眾飽受其苦。在蘇聯，國家經濟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由無產階級控制和管理。

問題：真的是這樣嗎？這樣的人們——完全遵從共產主義模式，生活在統一的公房，工作在工廠，身心備感舒暢（我們暫且這樣假設），既不相信超人也不相信個人主義，頭腦中完全是東方的信念，認為自己的靈魂與他人毫無關係，他們被灌輸的理論是，漫長的人類歷史僅僅是基於獲得更多物質的願望而向前發展的——比起他們的資本主義先驅來說，難道這更加體面、更人性化、更大公無私、更富於勇氣嗎？

這是個危險的錯誤，因為探索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在無聊生活的煎熬之下，那些傻瓜為了獵奇和追求異域情調，幾乎踏遍了世界的每個角落。到現在這個時候，有待發現和有待描述的地方几乎沒有了。米利波頓（Milliburton）的旅行演講者、闊綽的教授，都蜂擁到為數不多的落後地區去了，那些地區到目前為止仍拒絕20世紀的文明。任何人都可以去，只要身體健康、耐力超常就可以去。電影、廣播、廣播劇，這些所謂現代文明的東西很快就會毀掉那些為數不多的世外桃源，那些不同尋常的地方仍然保存著與世俗不同的風貌。

總體上說，政府成為陰謀集團這一悲哀的事實，很大限度上是民主導致的惡果。通過欺騙手段獲得的民主，跟以往通過暴力手段獲得財物沒什麼兩樣。

有兩種可能性。

晚上在賭場的俱樂部跳舞，輪盤賭桌多得數不清，有時人們會坐在那裡賭上十個法郎碰碰運氣。來瑞士療養的歐洲人是舞池中的常客，戴著墊肩、噴著閃亮髮膠的專業舞者也會來這裏娛樂，他們常偷偷瞟著年輕的英國女人。長夜漫漫，當你覺得自己的青春在悄悄流逝，無論是好是壞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就這樣平淡無奇地悄悄逝去時，夜晚會顯得格外漫長。「你來這兒很久了嗎？有沒有到處去轉轉？喜歡玩橋牌嗎？」

筆記：俄羅斯人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不能妥協。戰爭爆發之前，願意妥協（ma komupouuce）的主張足以導致政治生涯的終結。對於（蘇聯）共產主義者來說，妥協一詞同樣是矛盾的；他們承認「暫時退讓」，但是從來不承認妥協，這跟盎格魯-撒克遜政治理論恰好相反。後者將妥協視為政治進步的精髓。

從空中俯瞰西歐的鄉村已不再讓我興奮了，在高速穿越邊境的途中，我會這樣告訴自己：下面是這個國家，那個國家。我想這是因為我已經明白了「省份」一詞的含義，這是一個國際概念，不因國旗和人民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站在我這樣的位置，我不僅看到了歷史傳統的離奇古怪，而且看到了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到了愚蠢的報紙；上映好萊塢電影的俗麗不堪的影院；悶熱的餐館和沙龍；狹窄的街道上說長道短的人們；商店小櫥窗里反映出物質和創意匱乏的陳設；監獄、貧民收容所、精神病院和婦產科醫院；提供插畫雜誌的理髮店；殯葬公司；教堂；鄉村火車站。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都一樣。如果一位智者仔細觀察的話，得到的唯一結果就是另一部《主街》。它們的上方彷彿瀰漫著有毒氣體，充斥著枯燥無聊的邪惡氣氛，這是瑣碎羞怯的生活中一種讓人窒息的枯燥無聊，期待著下一次戰爭無謂的殺戮來打破它的沉沉死氣……

婚姻破裂的後果是嚴重的，覆水難收。

它已經接受了這一奇特的命運安排，不激動，不感激，好像一個飢餓的動物接受了一頓意想不到的美餐。當命運的潮汐退去，當官員和外交官離開時，政府大樓就像猶太商人的店鋪一樣空空如也，只剩下混亂不堪和相互指責，但不會有真實的悲傷，因為真實的希望從來沒有存在過。

昨晚我去了「多姆」（Dom）……這座城市有閃爍的燈光、帳篷、貨攤、各種各樣花哨的棚屋、又長又髒的泥濘街道、賭場、賣甘蔗和香腸的食品攤、槍支打不準的射擊場、摩天輪、鱷魚表演、瘋狂屋、觀光火車、西洋景、充滿美國西部風格的騎術表演和迴旋輪。密集的人群沿著大街緩慢移動。一個禿頭小個子站在帳篷前的平台上，對著人群發表長篇大論。他身後站著六個外套光鮮卻圍著破舊披肩的女人，這些被凍得半死的可憐蟲，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塗抹著濃妝的臉頰顯得分外憔悴……一個嘶啞的聲音在尖叫：「你們這些膽小鬼！你們害怕什麼？」循聲望去，還以為會是一個佈道者，原來是賭場的吆喝。滿身髒兮兮的速記員在迴旋輪周圍搖搖晃晃，大聲喊叫……

我要轉身走開，感覺自己被一種無法忍受的沮喪裹挾。在我看來，美國到處都是困惑的年輕人，他們生活在悲劇當中，藉助所謂的工作業績，為自己拋棄了真正的生活尋找借口。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雪橇計程車，還有開車的司機，他們看起來更像外地人而非本地人。他們的臉龐曬得黝黑，整日里用一種幾乎難以辨別的德語交談；主街上熙熙攘攘，交通混亂得令人吃驚，從早到晚一直如此；不戴帽子、閑庭信步的行人；戴著墨鏡、拄著雪杖、面色嚴峻、意志堅定的滑雪者，他們估評估滑行風險的方法很獨特，雪橇壓過滿是積雪的地面會發出乾澀的沙沙聲，這就是他們判斷危險的不二法門；酒店的服務生用小雪橇運送客人的行李箱和旅行包；結實的黃色郵車車輪上纏著防滑鏈，後面拖著遊客的雪橇；牽引機拖拉裝雪的翻斗車；當地人的小雪橇由一對對警犬拉著，它們很興奮，用力拖拽著雪橇。雪橇上的鈴鐺聲，公共汽車的鳴笛聲，雪橇在積雪地面前進發出的摩擦聲，還有遠處滑雪場喇叭里傳來的嘈雜音樂聲……

至於我自己，我幾乎徹夜未眠，看著窗外寂靜的白俄羅斯和西部州（Western Oblast）被寒冬籠罩。對我來說，與蘇聯的第一次接觸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我花了五年時間精心準備，我認識一些在俄羅斯本土以外出生和長大的人，我掌握的俄語詞彙比他們所有人都豐富，我一個人代替了兩三位經過專門訓練、原計劃派駐蘇聯公幹的同事。我對俄國的文學和歷史了如指掌，可以說與舊學校里受過普通教育的俄國人旗鼓相當，比蘇維埃政權教育出的「產品」更是強得多。最後，我花了兩年時間編撰和分析蘇聯的經濟數據，這是我的一項主要工作，而且我還有個習慣，一直在收集安東·契訶夫的傳記資料。這些工作的益處在於，我對俄羅斯的一切都饒有興緻，充滿好奇，第一次跟蘇維埃世界的真實接觸讓我既緊張又興奮。

我們乘船沿湖而下，勃朗峰（Mont Blanc）漸漸淡去。似乎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一輪皎潔的明月從濃密的雲團里跳出來，奪人眼目。月光傾灑下來，我們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航行。這月亮不是蒼白、柔弱、充滿陰柔氣質的月亮，而是一輪耀眼的大圓盤。它爬上天空，就像一位明星充滿自信地登台亮相。

下午我們沿著萊茵河谷飛行，飛行高度為兩千英尺左右。

回答：那某些共產主義領導者個人的無私和勇氣呢？

共產主義的上述特徵，在當今的蘇聯一樣也沒看到。工資分配不均，金錢依然存在，所有試圖貶低金錢重要性的努力都被定為異端邪說。國家顯然存在，根據莫洛托夫的說法，國家會在以後的若干年中繼續存在下去。

真有人相信當今英格蘭、瑞典、中國或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吸引力和必然性與沙皇俄國時代的不差分毫嗎？共產主義的信條具有完全的國際化的特性，僅僅把它視作一個精神因素，一個有關階級意識的不可靠因素，而忽視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所有差異，忽視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別，這很顯然是荒謬的。

【凱南因私事返回美國。】

一年半以前，我曾在柏林與一位蘇聯共產黨官員吃午飯。我跟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成功之中潛伏著最大的危機，他說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租了一條划艇，向海灣進發。遒勁而清新的風從西面刮來。在陽光的照射下，海水在舞動，在冒泡，在翻騰。幾艘帆船從我旁邊經過，正朝灣口搶風行駛。白色的單桅船逆風而行，衝過浪端的白色泡沫輕快地前進。我朝西劃過去，感受著風的威力。我享受這種逆風而行的艱難。這是對自我的挑戰，我可以藉此發泄我的憤怒，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與之對抗。到了灣口，我的手上磨起了水泡。該回去了。

這個晚上，我最後一次不情願地向華盛頓那些無名的神靈表示敬意，向那些愛嘲弄人的冷酷神靈表示敬意，他們偷走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兩年時光，卻沒給我任何補償。這些神靈居住在充滿我個人體驗的華盛頓，這是一個令人惆悵和憂慮的華盛頓，一個傲慢、光鮮、在無數承諾與背棄中顫抖前行的華盛頓，而非作為旅遊景點或者首都的華盛頓。

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生產過剩，它的影響會長期存在下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讓大批人口回歸土地，不是種植經濟作物的產業農民，而是類似於歐洲那樣半獨立的農民——這聽起來或許讓人難以接受——以那樣的名義復甦經濟……

問題：相對資本主義而言，共產主義沒有掩飾其對物質的輕視，它只是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已經行將就木。共產主義也沒有偽飾會讓人類變得更好，它只是讓廣大的民眾更舒適更自由。

從1932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凱南難以把所有的問題都跟安娜莉絲說清。平時工作中撰寫的報告與蘇聯事務毫無關係，這讓他感到異常壓抑，但是又不敢提出辭職申請。他向姐姐坦言：「我最想寫的就是短篇小說，我的生活恰恰是最不幸的一個題材。」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讓凱南對自己的未來和對世界的看法都變得很悲觀。但是，在這一年年底，他的生活似乎出現了一抹亮色。12月8日，安娜莉絲寫信給身在挪威的喬治，信中說：「今天是大選日，我希望羅斯福能當選……不知道他們對待蘇聯的態度會是什麼樣。」

1月，凱南離開漢堡回美國休假。因對駐外事務處不滿，他考慮辭掉職位。另外，他與埃莉諾·哈德訂了婚，她是華盛頓新聞記者威廉·哈德（William Hard）與安妮·哈德（Anne Hard）的女兒。但未婚妻隨後解除了這樁婚約，凱南因此深受打擊。同時，他的情人夏洛特·博姆和其他德國人的生活因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大蕭條的影響遭遇了「真正的悲劇」，這也讓凱南備感沮喪。他看不起很多美國人抱有的「永久繁榮」和「無節制的樂觀主義」態度。「……或許這就是我一直都是一個極端激進主義者的原因。」九九藏書

這裏的人對薩克和范則蒂案的反應很強烈，領事館收到了各種各樣的請願書，甚至有一次領事館外的人行道上都被塗滿了請願內容。今晚的報紙公布了薩克和范則蒂將在8月10日被處決的消息。我正要離開領事館，門房的太太在大廳里攔住了我的去路，這個身材纖瘦的老婦人因為憤怒而渾身發抖，她用譴責的語調對我說：「先生，薩克和范則蒂就要被處死了！」說完之後，她用挑釁的姿態站在那裡等待我的答覆，我想我似乎應該答應她，馬上給總統先生打電話放了那兩個人。遺憾的是我無能為力，只低聲地說了「這真是糟糕」之類的話，就滿臉羞愧地溜了出去。但是我忍不住想，她的行為裏面飽含著難得的情感，一位乾癟可憐的小老太太，整日忙碌于日內瓦辦公大樓髒亂的地下室，竟然會憤怒得發抖，企圖攻擊一位副領事，只是因為她覺得遠在千里之外某地的人會殘忍和不公正地對待她的兩個同胞。

我摯愛的可憐的道加瓦河啊，你從蘇聯流出，在這陽光明媚的春日下午，穿過沉悶乏味的拉脫維亞鄉村，你從沒追問過你存在的秘密嗎？穿越這寂寥荒涼的鄉村時，你心中沒有湧起絲毫的掙扎嗎？你不問問自己到達終點後會面對什麼樣的美好事物嗎？你會繼續流向里加城（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你會在鐵路大橋和交通繁忙的浮橋下流淌；你會輕輕拍打碼頭的四圍、輪船、石堤和石樁；你會用你粼粼發光的背脊運送拖船和渡船；接著，你會沿著最後的幾英里泥沙河道默默地流入陌生而孤獨的海洋。但是，當你注入大海之後你會怎麼樣？我無法告訴你。你的生命已經結束；你的個性將融入一個更廣大的個體當中。你從普斯科夫（Pskov）的高地上一路奔騰而來，這漫長而神秘的旅行值得嗎？明媚的天空和清新的春風，這些諾言都實現了嗎？你知道這個沉思靜默的俄羅斯鄉村關於世界問題的答案嗎？我同樣為你感到難過，站在你的角度，我希望你能流經大城市和港口，流進浩瀚的海洋，這樣文明社會喧囂和吵鬧至少會讓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冒險精神。

在我的下方是一艘巨大的拖船，它後面拉著一串大駁船，泊在岸邊。一群遊手好閒的人——包括我在內，注視著一位生病的女士從駁船上被運下來，抬到一輛乾淨小巧的市政馬拉救護車上。像以往一樣，我充滿好奇。我想在這樣的駁船上當一個甲板水手，跟著它溯流而上，去了解在船上工作的都是些什麼人，他們對生活的希望是什麼，他們從生活中獲得了什麼。這艘駁船與其他船隻一同沿易北河溯流而上，到時一定會受到美國政府的正式關注。美國副領事引用的數字會稍微做些修改，他會這樣寫：「與去年同期的AA噸、價值BB百萬馬克相比，今年3月易北河上游地區的貨物交易量為XX噸，價值為YY百萬馬克。」國務院的人會讀到這份報告，查看是否存在印刷錯誤，然後商務部的人讀到它，將這些數字跟本部門外事處送來的數字比對（希望抓到這個領事的疏忽之處），之後將其永遠封存到檔案庫的深處。沒有人會提起船上那位生病的女士被抬到馬拉救護車上的事情，但誰能肯定跟那些貨運數據相比，她的故事毫不重要呢？

星期六下午，雜想隨感。

我懷著惡劣的心情離開塔林，感覺異常疲憊。我憎恨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憎恨我。我憎恨塔林，憎恨那裡所有人，我不想去看望卡爾森，但是我又不得不去，這讓我非常憤怒……卡爾森誠摯的邀請顯示出他的熱情和善意，但是這些人有什麼權力強迫我加入他們枯燥乏味的世界，遵守怯懦的中產階級規範？他們有什麼權力恣意要求我適應他們的習慣，迎合他們的弱點和偏見？

女人就像帆船上沉重的穩向板，功能是保持船隻平穩筆直地航行，但並不是推動帆船前行的動力。事實上，如果想冒險乘風疾行，有時候你不得不把它們拆掉。一個就足夠了，多一個就會把你拖垮。

第一，物質發展階段，當前所有的能量全都集中在這個階段，這個階段會成功。接下來會怎麼樣？工業化和經濟的表現力——電冰箱、汽車、收音機——都有局限性。（以下使用俄語）人取得的成功越大，就越希望獲得更多的休閑時間，（在蘇聯）人們傾向於墮落，他們面對榮譽裹足不前，投機鑽營尋求獎勵，軍人不再堅守陣地。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會再次將注意力轉向自我，捫心自問，自己為什麼而活。

在斯德丁，我駕車徑直朝碼頭駛去。兩個喝得酩酊大醉的裝卸工在倉庫的一角打了起來，沉重的拳頭擊打聲和鵝卵石路上的雜亂腳步聲，在船舶停靠的寂靜水邊迴響著。

愛沙尼亞的學生們坐在咖啡館里，對戶外的好天氣視若無睹，也對遙遠世界的喧囂無動於衷。如果咖啡館有獨特的氛圍，能在整個冬日幫助一個愛沙尼亞的波西米亞人成長，那也不是壞事。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它不過是那種無法描述的空洞建築的低劣複製品而已：典型的北歐咖啡館，用深紅色的窗帘將健康的光線擋在外面；咖啡和蛋糕都擺在放著餐巾的小餐桌上，桌面是仿大理石的；無聊的旅行推銷員讀著日報，欣賞著女人；女士們耐心地獨坐，希望自己因為沉默寡言而顯得更加浪漫神秘，希望有朝一日能碰到夢中的白馬王子，就像小說雜誌中描寫的邂逅一樣；二流管弦樂隊演奏著無人聽的曲子。總之，這裏甚至連讓人迷醉、邪惡和絕望的誘惑都沒有，有的只是令人作嘔的矯揉造作、沉悶、無聊和渾濁的空氣。

柏林冰雪初融，到處都是泥巴，色彩單調。無聲的經濟大蕭條給一排排看不到盡頭的房屋罩上了沉重的氣氛。政治已經破產，經濟危機肆虐。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上，有關賠款問題的談判正在進行，但似乎毫無前景可言。

1925年，凱南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在兩百一十九名學生排第八十三名。同年夏，他在一艘游輪上做甲板水手。之後，凱南到華盛頓學習，準備參加駐外事務處的招聘考試，1926年9月成為一位外事官員。凱南在信中對姐姐坦言：「雖然我對柯立芝總統及其內閣的大多數成員深懷敬意，但他們在我看來都虛情假意，道貌岸然。」他還補充道，「與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 Bryan）在晚宴上用葡萄汁代酒，震驚了外交使團的時代相比，美國國務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不過依然不時顯得滑稽可笑。」二十三歲，凱南獲得了第一個駐外職位，擔任美國駐瑞士日內瓦的副領事。1927年8月，國務院將他調往駐德國漢堡領事館。

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渴望，希望擁有神奇的魔力，將自己身穿的常禮服變成水手穿的粗布工裝，將舒適華麗的舞廳變成不定期貨輪那被煤煙熏黑的船頭，駛入黑暗和夜雨之中。

車輛在沉默中緩慢前行，沒有答案。湮滅一切的無聊心緒和難以名狀的沮喪籠罩著這座城市。只有在「U」街和16號街交角處，一輛豪華轎車的車窗后浮現出一個年輕女孩鮮活的臉孔，她的笑容像山中吹來的一縷清風，散發著生命和春天的芬芳。

當前蘇聯的經濟生活是代表一個信條的利益在運行，這就是宣揚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信條，是宣揚階級鬥爭在人類發展的每個階段都佔有絕對優勢地位的信條。這個信條讓蘇聯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令紅軍的存在變得不可或缺，令五年計劃中整個軍工產業的發展變得很有必要，間接地使得人民大眾不斷地做出物質犧牲，從身心道德方面毀滅了一代人。

還是摘自日記的內容：

我記得，當時從倫敦乘坐「喬治·華盛頓」號回來，船上有幾百個扶輪社會員。我在日記上找到了這樣的內容：

從柏林到倫敦，再回柏林。

不錯，有些情況的出現情有可原，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整個形勢，它們不是問題的主要誘因。你知道是因為什麼。

不過，我認為產生在智力水平上有所區分的文化產品，這種希望並不大，我也不會要求太多。這隻是意味著不該讓《星期六晚報》一枝獨秀，所以我們必須接受更平庸的報紙，因為據我觀察，從目前新聞報業的發展來看，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回答：你怎麼能說失業的產業工人是好戰的共產主義的骨幹呢？共產主義的骨幹是產業工人，是被雇傭或解僱的無產階級。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後，無產階級不僅會繼續存在，而且本身就構成了人類社會。

當女人被作為一個理性的人看待時，她們會受寵若驚，歡欣無比，但她們會忍不住利用這一點。

與我們的祖輩相比，我們是多麼的衰弱。我們的先人，那些開拓者和冒險家，怎麼會培養出這樣膽怯小氣的政府官員呢？

首先，他對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滿，他在現實中被迫接受所謂純粹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這讓他深感恐懼。很明顯，在他看來這種中產階級生活就是等待死亡的過程。他們一生都在為一件事情做長期而精心的準備，即最後能擁有一套華麗的棺木，由城中最好的殯儀員主持體面的葬禮。難怪革命者要毫不留情地消滅有產階級：準備好迎接死亡，正是中產階級好市民人生哲學的精華所在。

歐洲的政治圈真是一個獨特的小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對民眾來說毫無意義的演講、聲明和社論。一位比利時內閣大臣在某座小城為一家戰爭紀念館揭幕，他說德國人是一群壞蛋，正伺機侵略比利時。90%的比利時人和德國人對演講的內容一無所知，他們也不想知道。但第二天，德國所有宣揚民族主義的報紙都刊登了措辭激烈的社論，抨擊比利時的「洛迦諾精神」（Locarno Spirit）已死，沒完沒了地瞎扯「比利時的游擊隊」，哀號外交關係「遭到了破壞」，造成了新一輪「緊張」的政治氣氛。他們從沒有想過所謂的「政治氣氛」，其實僅僅存在少數職業政客和多疑的記者所在的階層而已，在他們這個階層的下面才是一個國家最偉大的核心力量和基礎階層，而且這些階層在發展壯大，並沒有被那些尖刻小人的胡說八道影響。

與較為熟識的人相比，為什麼我們反而和較為陌生的人要顯得親密得多呢？對於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我們從沒想過對他們說些體己話，卻總是寫信給不在身邊的人傾訴衷腸。我們全都是偽君子，我們通過這樣的寫作去博取對方的同情。如果此時他們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就什麼要求都不敢提出來。他們太容易看穿我們，他們會看到我們根本不值得同情。

在共產主義者心中，共產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有什麼區別？當然，這兩個概念大相徑庭。比如說，真正的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根據個人創造力分配。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金錢不會存在，甚至連國家本身也是多餘的。

我們劃到了海灣的另一邊，將船停靠在一座小島上，脫下濕漉漉的衣服，放在船尾乾燥的小船艙里，然後穿上泳衣往回划。回程似乎永無止境，我的左臂已經抽筋，幾乎無法繼續划槳。徹骨之寒讓我們兩個都感到非常痛苦。

我站在外圍看熱鬧，觀察眼前的遊行隊伍，僅僅聽到演講者的隻言片語。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儘管我蔑視這些共產主義者的荒謬、可惡和煽動行為，但當我第一眼看到沿著大街遊行的隊列時，我也有一種想要吶喊的衝動。示威者都衣衫破舊，被生活摧殘得無精打采。

城市是很奇怪的：有些城市只是各種建築物的集合體，比如日內瓦和費城，它們缺乏活力，毫無人情味；還有些城市，比如漢堡，當你住在那裡的時候，它們會跟你親近，將美麗和邪惡的觸角同時悄悄地伸向你。它們會與你建立起一種你永遠都無法撼動的親密關係。現在身在漢堡，這個城市在向我傾訴，用安靜華美的街道和湖泊，展現著秋天的憂鬱之美；用海港那永不停歇的機器轟鳴聲，顯示著令人窒息的驚心動魄的力量；還用一種無法言表的恐怖聲音訴說著痛苦，無論是聖保利那醜陋的煙花柳巷，還是湧入領事館海事處的德國民眾，都讓我感受到這種痛苦。

很早以前，他就已經丟掉了與愛國主義有關的一切。「為什麼？」他以前常常這樣問自己，「我應該愛我的祖國嗎？它一次又一次欺騙我，什麼也沒教會我，我出生的祖國完全漠視我的存在，我為什麼不能對它採取漠視的態度？」

「你好，是L……小姐嗎？我是前幾天晚上在俄羅斯劇院與您聊天的美國人。您看，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像現在這樣有自己的時間，非常不易，真想出去狂歡，不知你有沒有興ｒeａｄ•9９csw.ｃom趣一起來？」

我想努力陳說清楚，上述情況只適用於共產主義的國際性方面。作為一種只在蘇聯才出現的現象，它可能有著不同的蘊意；對蘇聯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它可能是一種建設的必然發展模式。但是對我們西方來說，它只能被看作落日餘暉，意味著衰退。

現在，我正坐在返程的火車上。感謝上帝，那個英國人還要留住一宿。愛沙尼亞陰鬱的風光從車窗前飛速掠過，在耀眼的落日映照下，遠處松樹黑色的樹頂構成了一道鋸齒狀的暗色地平線。在晴朗的紅色天空中，雲彩組成了一條條平行的綵帶，有的金黃，有的深藍。慢慢地，雲彩后那斑斕的天空漸漸消退，與之一起逝去的還有這個不愉快的周末。

「不，我還沒機會四處瞧瞧，你看，我來這兒是滑冰的。」

「狂歡嗎？」

今晚，參加了一部戲劇的首演……其中有三幕講述了一個孤苦無辜的女孩如何受到全世界的欺騙和虐待，演員傾情投入的表演讓我備受感動，感動到連我自己都覺得吃驚。舞台上一位寡婦在法庭審判現場抱住了被告辛德瑞拉大哭：「噯，噯，沒關係！我也是一個母親！」我真想把頭靠在那位身材肥胖的女士的寬肩膀上大哭一場。只是礙於作為領事的尊嚴，同時想到身為領銜主演的這位女士在現實生活中接人待物也可能缺乏公允，我才沒有那樣做。

百老匯街和33號街這裡有五層交通網，五層閃爍的鐵軌和震耳欲聾的車輪響聲！

共產主義者認為西歐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們就像逃避災難的老鼠那樣拋棄了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來拯救它，讓它漂浮在水面上。棄船時，他們抓住了經濟調節的理論，這種理論儘管有些過時但也可能是正確的，他們希望藉助這個理論縱身跨越深淵，那是人類幾百年來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淵——那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進程。他們自認為能力和智慧遠遠超過祖輩。他們嘲笑幾個世紀以來讓人困擾和煩惱的一切事情，認為祖輩們和當代多數人都是不可救藥的傻瓜。我說過，我不是虔誠的教徒，但是這種褻瀆文化和知識的粗魯態度震撼了我，這是對人類世界以往一切鬥爭、苦痛和犧牲的莫大褻瀆。我認為有一天共產主義者必將因為這些行為受到懲罰，正像一切無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懲罰一樣。

在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相當幼稚的國家裡才配得上心理學家的美譽。

晚上去看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的有聲電影，見識到有聲電影對優秀默片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在一些精彩的喜劇默片里，表演者的沉默恰恰是無聲電影的魅力之一。而這次看到的有聲電影是一部雜亂無章的黑幫片，裏面充斥著令人作嘔的道德說教，情節的粗製濫造和演員的矯揉造作簡直讓人難以忍受，只有不時閃現的幾箇舊無聲電影的精彩片段讓人稍感平復。

他創作的所有人物形象中，沒有一個是合乎情理的正常人。沒有一個是血肉豐|滿的，沒有一個能和讀者產生共鳴，建立聯繫。書里全都是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壞蛋，這兩種人物相互對立，上演了一場場瘋狂可怕的鬥爭。書中也有些卑劣的人物，但是整體上缺乏具有理性、溫和可敬、懂得工作和人情世故、健康、幽默、自律的人物。

等候開船時，來跟我道別的瓦洛佳和舒拉不見了。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回來了，懷裡抱著一大束鮮花。我想，他們用手裡最後一點馬克，把整個花店的花都買來了。他們把我的這次離開看得很重，憑著直覺而非理智他們就能明白，雖然不久之後我們可能再次相見，但今天的這次告別標志著我在柏林生活的終結，這是一次真正的離別。船從碼頭駛出，一輛計程車喇叭嘀嘀直響，朝我們開過來。一位矮胖的女士下了車，手裡拿著十幾個包裹，她舉著傘朝船的方向示意。我們的船又折回來，當那位女士在圍欄上整理包裹的時候，我和瓦洛佳又有機會再次握手，他遞給我一張揉皺了的紙條，上面是他們的新地址。我們又重新出發了。一離開泊位，輪船的引擎便猛然突突響起來，推著船開始前行。我站在船尾，像個傳統的德國人那樣揮舞著手絹向送行的人們道別，直到碼頭那些舞動的白色小點最終從視野中消失為止。（哦，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我有什麼可以對你們說的？現在我又有什麼可以為你們可寫的？這個世界的不公和混亂，不是已經在歌中被吟唱了百萬次嗎？世事總是不完美的，我加入自己的聲音有什麼用呢？）

但是這樣的經濟生活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嗎？絕對不是，這比資本主義國家強不了多少。俄羅斯人目前的物質生活條件恰恰就是明證。

在歐洲飽受戰爭洗禮的地方待了兩年半之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最令人驚奇的標誌性特點就是：這裏從未經歷過戰爭。在其他地區，歷史只有一個分界線，即戰前與戰後，但在這裏，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在1914年～1920年期間沒有出現過飢荒、革命和通貨膨脹，幾代人之間潛移默化的融合也沒被打斷。

無論如何，他都認為納粹革命不會是真正的覺醒，他確信，那隻會是一場噩夢。

如果共產主義對人類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除了滿足物質需求之外，還要滿足精神需求。到目前為止，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沒表現出這一點，它甚至連這種打算都沒有。性、兒童、家庭、藝術表達，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規範，用來滿足過渡階段的要求。這些規範從某些方面看是很不錯的，它們在很大限度上使年輕一代擺脫了自大主義、浪漫主義、白日夢和抑鬱症的束縛。但是與此同時，它肯定降低了年輕人對這些疾病的天然抵抗力。未來會怎麼樣？

或者根本就沒有鑰匙？難道在這個國家的工廠和辦公室里，所有的生活都索然無味，所有的追求都毫無意義嗎？當工廠關閉、辦公室下班的時候，除了那些死氣沉沉的鋼筋混凝土巨型建築和無所事事的行為之外，什麼都沒有剩下嗎？那是一群迷失的面孔，在浮躁和空虛中無助地漂流。

（無論如何，現在別告訴我，像你這樣一個正直的美國年輕人會哭出來，會哭出來，我提醒你，別像個招人討厭的小孩那樣哭泣，就因為你不得不與自己不感興趣的女人跳舞。）

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的局限讓凱南備感壓抑，1933年的大部分時間，凱南都在里加反思。去年國務院拒絕了他訪問蘇聯的請求，他感到很失望，他如此迷戀俄羅斯，卻永遠無法與之再續前緣。得知父親認識新上任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后，凱南就催促父親給赫爾寫信，讓他稱讚自己為「俄羅斯問題專家」。

今天下午，在嶄新的「開普艾柯納」號（Cap Arcona）上舉辦了慈善茶會，「開普艾柯納」號是往返于德國和南美洲之間最新的最大號客輪。客輪靜靜地停泊在海中，海豚在周圍快樂地嬉戲，我們通過棧橋，輕柔地踏上了客輪的甲板……

多年來，他一直拒絕認真研究俄羅斯移民問題，他認為研究此類問題沒有希望，這是一個被社會所遺忘的族群，他們的缺陷眾所周知。因此，他把注意力都放在社會的未來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身上。但是，一旦認識到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一個布爾什維克，他的注意力就逐漸轉移，研究方向轉到了移民問題上，因為在這些移民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影子。他懷著急迫的心情仔細地審視他們，想搞清這些人是否擁有一種能夠自我紓解的人生哲學，這些人的困境是不是一種無法減輕的痛苦和悲劇。

資本主義制度需要民主，但是過於軟弱的民主無法將人們送回土地，也無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遺憾的是，實行經濟獨裁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政治激進主義的淺灘上擱淺。我相信獨裁的力量，但不是無產階級的那種獨裁。無產階級就應該像一個家教良好的孩子，乖乖待在那裡不要吵鬧。無產階級應該有像樣的吃穿和福利，但是不要戴上道德光環，最重要的就是不該允許他們做出任何跟政府作對的行為。

問題：在這個時代，一些共產主義者的高尚和自我犧牲在有些情況下是不顧一切的純粹拚命，狂熱在每一次階級鬥爭中都存在。當鬥爭取得勝利，當催生共產主義鬥爭的資本主義私有工業集團被完全消滅之後，那些好鬥的共產主義中堅會怎麼樣呢？

早晨起來，我感覺透不過氣，心中煩躁不安。陽光射進清冷的花園，嘲笑我的痛苦。早餐時我覺察到不友好的氣氛，我不奇怪，這是我自找的。沒等大家都吃完飯，卡爾森夫人就建議我喜歡干點兒什麼就干點兒什麼。我懂她的意思，隨即就退了出來。我能感覺到，我走之後他們會在背後談論我。他們都覺得我是異類，和他們不是一路人。

倫理學家凱南登場。

在歐洲生活了六年半之後回到美國，他發現美國人說話的口氣像英國人一樣做作。所有人，包括那些年輕美貌的姑娘，真的有必要顯得那麼強硬、那麼可畏、那麼無情嗎？英國人有必要在談吐中加入一種暗示，就為了顯示自己的生活更神秘、更充實嗎？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說話方式只是為了避免卑下之人所帶來的不必要的困擾，還是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可笑之處表達一種含蓄的調侃呢？是什麼樣的潛在危險威脅著這些善良的美國公民，以至於他們要用深深的敵意、粗暴無理和不祥的預感來武裝自己？是因為整個社會生活當中充斥著惡意的嘲弄——這種嘲弄往往像閃電一樣令人措手不及——才使得美國人要這樣武裝自己嗎？是美國人誇大了人性中與生俱來的怯懦嗎？

婚姻的技巧，從本質上來看不過是一種裝糊塗的藝術。

那麼，能夠逃脫這樊籠的地方究竟在哪裡？哪裡才有機會讓自己逃離這些循規蹈矩的旋渦？如果需要的話，我甘願做出犧牲或忍受艱難困苦。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列火車載著第一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及其隨員在薄暮中穿過波蘭與蘇聯邊界，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布里特探險隊的元老」。在波蘇邊界，茂密的森林分佈在鐵軌兩側，整片森林被冰雪覆蓋，寂靜無聲，令人生畏。林間空地上矗立著一座孤零零的木製崗亭，周圍環繞著帶刺的鐵絲網，崗亭里有一名波蘭士兵模糊的身影，他背著上好刺刀的步槍，身穿厚厚的大衣抵禦寒風的侵襲。在距離邊境不遠的地方，火車在一個小村莊附近減慢了速度，身著緊身大衣的邊防軍和頭戴藍帽子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軍人登上了火車。幾分鐘之後，車窗外亮起了燈，伴有嘈雜的人聲，火車駛進了涅戈里勒（Negoreloe）車站。人們將車廂圍得水泄不通，一位衣著整潔、相貌英俊的小個子擠過人群來到大使乘坐的包間，發表了簡短的歡迎致辭。他是明斯克外事辦公室的，偶爾會被派到邊界地區來。

在向婚姻屈服了一年之後我又看到了他，他抱怨了幾句。放棄希望，這本身並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去感受自己是怎樣慢慢地變得愚蠢，怎樣逐漸失去正確看待自己的能力，失去了對悲劇的感知力，必須承認這真的很難，讓人感覺生活失去了最終的意義。

是的，解決之道就在於深度。從一般意義上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除了我們自己之外。不用離開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太遠，我們就會有偉大的發現，但是審視我們的內心深處時，儘管我們了解一切，卻什麼都不懂……

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依然意志消沉。但是當你詢問他失望的原因時，他卻無法陳說清楚。他所擔心的已然過去，這一點他都已經忘了。或許他的心力和精神已無法回想起當初帶走他全部希望的那個微妙的過程了。

我開始理解為什麼大家都將我視作異類，稱我為孤獨的智者。不管這是讚美還是指責，事實就是如此：我的思考過程永遠不會被任何人理解。

通往斯德丁（Stettin，今波蘭什切青）的路況實在糟糕。田野里，農民們正忙著收割莊稼。

文明在於深度而不是寬度。我們的文明就像缺乏深度的水體，漫過自己的河岸，淹沒了鄉村，但只是淺淺的污濁之水。就像一個貪吃的人，為了攫取新鮮珍稀的佳肴，沒等消化掉肚裏的食物，便在短暫且讓人難以理解的好奇心驅使下，去攫取一個又一個新玩意兒，每次都是剝離表面的那一層，然後像傻瓜一樣盯著看，接著就把它丟到了圖書館或博物館。我們就是這樣總去追求新的東西，天哪，一直求新。

他的話讓我火冒三丈，這該死的傢伙，我跟別的什麼「大家」一樣嗎？他以為我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一個缺乏智慧的人？一個像他們那樣，在枯燥乏味的海外殖民地社交生活中苦求解脫的人嗎？

因為過於樸素，這次遊行顯得很不起眼，很寒酸，但是這安靜和樸素中有著特別的意義，有著比共產主義者和鋼盔團（Stalhhelm）發出的雜訊和怒吼更為強大的東西。這些來自柏林閣樓的默默無聞的可憐人，在歷經戰爭、革命和經濟崩潰帶來的恐怖之後，在不知不覺中承載著德國人的理想主義，他們那狹窄的肩膀上擔負著未來子孫的命運。

「好啊，我很樂意。」

這些在建的建築嶄新鮮亮，即將成為政府辦公大樓和銀行，而對它們得以建立的法律依據或必要性，必須進行深刻的思考。世界上沒有哪個首都的營建過程，經歷過像這裏一樣奇特的命運輪迴。通往歐美各地的命運之線將由這個貧瘠的猶太村莊來負責，它坐落在冰凍的河邊，或許應該被稱為泥濘之都，四周環繞著泥濘貧瘠的村莊。

當一個人看到資產階級文化衰落的重要特徵，即人口過剩、生產過剩、知識集中化時，他會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該拯救這一文化。任何希望開展拯救行動的人都不得不倡導國家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別的辦法，至少這個方法能夠消除大托拉斯的競爭。其次，這個人還要支持生育控制政策。再次，這個人會要求享有完全的著作和言論自由，以及代表小出版商利益的保障措施。另外，還要考慮「每月讀書俱樂部」、電台、電影院的問題，可能的方法是不干涉他們，很明顯，在民主體制下國家不能直接生硬地干涉此類問題。

夏天已經降臨在波羅的海，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白晝。夏日的驕陽讓這座城市沉浸在金色的溫暖懷抱中。皇家花園（Kaisergarten）里到處都是鮮艷的植被，蒲公英在濃密的草海上漂浮。人們沿著礫石小徑散步，在長凳上曬太陽，傾聽演奏台上軍人的音樂會。不同的語言和聲音混雜在一起，有俄語和德語的交談聲，看不見的昆蟲的鳴叫聲，暖風吹拂新鮮樹葉的沙沙聲，還有遠處汽車的轟隆聲和喇叭聲，孩子的叫喊聲和年輕人的笑聲。

「橋牌是為那些甚至連散步都不喜歡的人準備的。」

結婚頭兩年，我心甘情願任由自己受婚姻和家庭的羈絆。第三年，派駐蘇聯的任命讓我興奮異常，不過現在婚姻生活和派駐蘇聯都不值得高興了，因為唯一的結果就是讓我失去了自尊。

（我的好朋友，你這是怎麼了？你這麼年輕的人，怎麼眼眸里滿含淚水，跳著舞步九九藏書？你覺得這樣合適嗎？很有男子氣概嗎？）

在得知最終要離開華盛頓的消息后，我的離開遠非身體離開那樣單純，我對華盛頓的回憶突然變得異常清晰：炎熱的夏季夜晚在教堂街上拉手風琴的男人；16號街上的灰白色公共汽車，從蘇聯大使館百葉窗的陰影中駛過；衣著講究的人群；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舉辦的慈善舞會上，豪華舞廳里邁著悠閑舞步的人們；夜總會裡愉快的氛圍和輕快活潑的調子，與客人的寒酸和粗俗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春日下午潮汐湖（Tidal Basin）畔的小路；喬治城（Georgetown）里綠樹成蔭的大道兩旁，古老的磚房彷彿在為自己吟唱著屬於遙遠年代的平淡歌曲；岩溪公園曲折迂迴的車馬路；杜邦環島（Dupont Circle）噴泉邊玩耍的孩童；月色中華盛頓紀念碑那冰冷的尖塔和林肯紀念堂高大的拱柱；寒冬夜晚波多馬克河（Potomac）上閃爍的微光；國務院里陰暗的走廊；這些回憶再加上其他千萬段回憶都來奚落我，只因我對它們充滿敬意；它們像火焰一樣燒灼著我，只因每一段回憶都閃爍著失敗的光芒！

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任何目標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就意味著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個人能力的界限在哪裡？對工作的態度是什麼樣的？人需要的界限在哪裡？沒有，人的慾望沒有止境。

給兒子的建議。

【為了探尋1917年以前俄羅斯文化的痕迹，凱南來到15世紀普斯科夫-派克斯基（Pskovo-Pechorsky）修道院和愛沙尼亞北部的納爾瓦（Narva）。在學習俄語的同時，凱南也在完善自己的德語。】

英國人問我會不會玩橋牌，我說會，但不想在塔林玩，因為我要做點兒研究，可能會很忙。

我又對美洲人（Homo Americanus）——或者隨你怎麼叫——的性格進行了思考……

我不再為神秘的事物而神魂顛倒了，掙扎了整個春天，我已經心力交瘁。做一個外交官已然夠辛苦，當一個已婚的外交官就更加辛苦了。蘇聯對我來說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認識到這個鐵一樣的事實后我深受打擊，我開始變得冷漠，就像明白自己無法擁有某樣東西時的那種冷漠。

假設我是為了家庭迷失了自我，那麼至少家庭生活應該是有尊嚴的、平靜而美麗的。但是，這一切需要金錢，我怎麼掙到更多的收入呢？

有時候我感到內心有一種慾望，想去遊覽，去新奇的地方，做異乎尋常的事情，見陌生的人，從而擺脫我們這個平庸而空虛的時代。我總是想象著有這樣一個地方，美國人沒有去過，我到那裡以後，就能拋棄舊環境中的一切束縛來提升自己，超越那些依然待在原地的同胞。

我在閱讀《布登波洛克一家》，它就像古老的呂貝克城（Lubeck）上演的《福爾賽世家》。我只能遺憾自己沒早出生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這個時代，生活過於豐富而讓人無法理解。太多的城市千篇一律，人們的相遇和分離不再是因為感情受傷，因為這種聚散實在太常見了。同樣，我們的朋友太多，卻沒有真正的友誼；書籍太多卻無法吃透其中任何一本；質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數量。就這樣，生活開始變得像電影一樣，成百上千幀萬花筒式鏡頭在我們的感知世界中一閃而過，還沒來得及去思考，它們就已經消失了。

（由於這樣的原因，一個年輕男子滿含淚水跳著舞步，你不覺得有些異樣和尷尬嗎？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表現缺乏女人眼中男人該有的力量和自信，這一點你不明白嗎？你根本不需要作為戀愛對象的女人，你需要的是慈母一樣的女人，靠在她的肩頭，擦乾你的淚水，讚美你那脆弱的小自我，照料你那身體的小需求。胡思亂想的年輕人，你這樣做真是糟糕至極，你最好馬上改正，如果你不想讓那姑娘難過，不想讓你那橫飛的淚水毀掉她的妝容，最好不要和那無人欣賞的可憐姑娘跳舞，你最好離開舞池走到外面，告訴自己，母親身在遠方，沒有人能理解你，別人是否理解對你並沒有多少意義。你不妨改變一下，試著去理解別人吧。）

不過，他一點兒也不像劉易斯和塔金頓（Lewis and Tarkington）筆下的人那樣滿嘴蠢話，夸夸其談。他從不嘲笑藝術和美；他對藝術和美還沒有關心到要去嘲笑的程度。他對理想的破滅毫不失望，也不憧憬未來，他只對工廠的目標利潤和燈具的銷售感興趣。他告訴我們：「有些人聲稱，如果對人類沒有助益，他們就不會從商。我不是那種人。我確信，這個產業正在上升，而且已經對人類有所幫助。」他接著解釋了更好的照明條件如何提高了勞動效率。

「好，到時候我去接你……」

「畢竟，『美國』是一個太寬泛、太令人困惑的概念，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忠誠都無法保證。我與南方的普通人，紐約的猶太人，或者其他上百種類型的人有什麼共同之處呢？美國幾乎不再是一個國家概念，而是一個國際實體概念了。世界各地的人口猶如洪流一般湧入這片遼闊的大地，湮滅了先輩的遺產。這泛濫的人口洪流在矇昧無知、卑鄙貪婪中恣意地擴張，形成了以自我意識為中心的社會，秉承的理念是別人的痛苦與己無關，這樣的社會無法管理公共事務，只會愚蠢地等待災難的降臨。」

【關於他痛苦的「主要誘因」，確切情況並不十分清楚。有證據表明，這指的可能是凱南當時所面臨的困境，他必須在作為丈夫所應承擔的家庭責任與他所渴望的性自由之間做出抉擇。凱南認為他的創造力和活力有賴於這種自由。】

典禮結束之後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喜宴：席間的談話拖拖拉拉，就像是時鐘在滴滴答答悠悠作響，帶著點兒模糊和嘈雜。有人舉杯向新娘祝酒時，我也三心二意地跟著應酬，感覺自己與喜慶的氣氛格格不入。色彩艷麗的餐桌上擺放著成堆的紅玫瑰和精美的卡片，還有高腳杯，所有這一切，旨在慶祝兩人愛情和婚姻的堅貞與榮耀，似乎都不是為我們這些灰頭土臉的剛從工作中脫身的人準備的，而是為那些真心為這場婚禮感到幸福和歡欣鼓舞的人準備的。

1月，凱南將滿二十七歲，在給姐姐的信中他寫道：「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公民，我應該成為一個波西米亞人，努力去思考。作為一名外交官員，一方面，我只能在婚姻和愚蠢之間選擇；另一方面，是在婚姻與精神疲憊、枯燥無聊、虛度時光之間選擇，我選擇了前者，我會儘快採取相應的行動。」僅僅幾個月之後，他與二十歲的挪威女孩安娜莉絲·索倫森相遇相愛。兩人在1931年9月11日舉行婚禮，他們的婚姻持續了七十三年。

關於1931年6月和7月在柏林度過的日子，我的印象不深，也不想記得太多。況且，這些千篇一律的日子似乎多種多樣，多種多樣之中卻又顯得千篇一律，所以現在無法回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丟失這些記憶比較可惜，它們是如此深刻，如此讓人心酸。甚至悲劇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無論如何它們都煙消雲散了。所有的掙扎回憶都是徒勞。

問題：共產主義教育強調辯證法，忽視科學的獨立思考精神，大量預先設定的結論和為數不多的建設性精神訓練，這難道沒有毀掉一代人嗎？現在蘇聯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能做些什麼？歸根結底，他們對俄羅斯的貢獻是否弊大於利？最終他們會不會破壞共產主義者所做的一切，回歸到最後一個人文主義者契訶夫所在的原點上？回到奮發圖強、認真負責、謙虛努力上來？共產主義者已經實踐了契訶夫的一部分理想。通過壓榨大眾而非個人，他們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他們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首先，他們喪失了對個體的尊敬和同情，畢竟，那些個體的命運就是所有人類進步的最終結果。其次，他們摒棄了謙虛，變成了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自大狂。正因如此，他們失去了所有能讓俄羅斯獲得真正援手的機會。

1929年初，國務院任命凱南為駐拉脫維亞首府里加大使館的外事官員。在里加期間，凱南遊遍了波羅的海地區。他很敬重德國記者阿方索·帕克特，受後者所寫遊記的激發，凱南也竭力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這位初出茅廬的外交官被派往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學習俄語和俄國歷史。凱南對10月的股市崩盤未做評價。

怎樣解釋漢堡的魅力？為什麼這座城市比別的城市吸引的遊客更多，更讓人為之著迷？為什麼當其他城市變得空虛無聊、索然無味時，漢堡總能吟唱出多元化的歡快歌曲，並且這歌聲里還蘊含著對人類所有希望和恐懼的表達？我知道沒有答案。我只能承認，對我而言，這座城市就像一位女神，她的存在讓我充滿活力。

周末，我去了卡爾森在哈普薩爾（Hapsal）的假日別墅。

回答：當然沒有什麼區別。在對物質和私利的追求上，工廠的工人與五金零售商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工人沒有剝削他人的勞動，五金零售商很可能就剝削了。工人沒有在虛幻的理想和謬誤的制度下，試圖掩蓋物質追求的願望，而是承認它是一個特定的方面，認定它是自然而正確的東西，並努力在此基礎上有所構建，而非忽略它，否認它。

我放棄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為我覺得如果再去思考的話，自己會被撕成碎片。現在，如果能重拾自尊的話，我寧願被撕成碎片。

問題：那麼，你承認即使到了共產主義鼎盛階段，自我利益——或許它是進步的，排除了通過資本控制剝削他人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自我利益還會是個人行為的指導動機嗎？

美國人都到場了，女士們都穿著綴有荷葉邊的漂亮夏裝，顯得熱情洋溢、清新可人，她們的注意力都放在接下來誰將步入會場之類的事情上。男士們則直白地表現出對這種場合的厭倦和反感，只有兩三個來歐洲旅行的大學生看起來活力十足，他們碰巧趕上這場招待會，到場的名人之多讓他們感到驚訝。塔克（Tuck）以他一貫的友好真誠的態度主持著招待會，我則無事可做。在招待會的第一階段，我躲到大廳里讀了一會兒雜誌。茶歇結束后，大家都擠到宴會廳，聽海軍上將希拉里·瓊斯（Hilary Jones）發表演講。這時輪到女士們感覺無聊了，男士們則變得興緻勃勃。演講內容是關於裁軍會議（Arms Conference）的，這相當於摑了大不列顛兩記耳光。之後不久，我給一個英國朋友講解「會議材料」，講著講著突然心裏一驚，如果塔克發現他的副領事四處閑逛給別人講解代表團的演講內容，他會怎麼想。

我和蘇聯官方新聞機構塔斯社（TASS）駐莫斯科的代表共住一個隔間。他身著內衣，舒展四肢躺在床鋪上，睡得很香。回想起來，我並不能抱怨他什麼，因為接著他就像日後大多數與外國人有來往的蘇維埃公民一樣，要麼用被子完全蒙住頭部，要麼把頭埋在一個並不那麼舒服的枕頭上。

歐洲的美國化，新世界對舊大陸的文化和商業衝擊，歐洲人將這一切歸咎於歐洲的不完美。美國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樣是一種疾病，只會侵襲那些虛弱的身體。我對反對美國汽車和美國唱片湧入的歐洲人失去同情心了。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文化上，如果舊世界缺乏足夠的活力來抵擋新世界的野蠻入侵，那麼它必將被淹沒在這場洪流當中，就像以前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文明一樣。歷史的車輪不會因為對傳統的熱愛和對過去成就的尊重而停止前進。

我希望生活在過去的日子里：一次旅行是長達幾個月的事；社會和政治問題只從簡單的「自由」與「保守」兩個角度考慮；外國依然遙不可及；世界上的廣大地區依然不為人知，充滿魅力；仍然有值得為之效命的戰爭，以及值得崇拜的眾神。

只有對婚姻充滿絕望或者厭惡之情的人，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化人，他只了解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波西米亞人的生活：非常態的、扭曲的、狂熱的生活，泥土、灰暗和凌亂是其主要元素。他對外國充滿仇恨，缺乏了解。那麼他渴望回歸哪裡？當然不是俄羅斯鄉村，他從來沒注意過那裡，也從不關心。當然，也不是俄羅斯人民大眾，他和人民很少有聯繫。他回歸的是俄羅斯城市的波西米亞精神、道德和肉體的紊亂和不當，那是他渴望和熱愛的。這裏沒有紀律，沒有行為風度，沒有規律生活，沒有整潔有序，沒有誠實，沒有節制，沒有限制。在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覺輕鬆自在。

「讓我吃驚的是，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之中沒有一位是尊貴的先生或女士。他們的利益正是我打算要捍衛的。我不後悔那樣做，他們都是比較單純的好人，大多數都心地善良、為人慷慨。他們工作勤勤懇懇，理應過上好的生活。但他們都是孩子，你不能訓誡他們，不能教他們保護自己，你要保護他們免受傷害，這真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情。」

但是，小官員這兩點都做不到，他犧牲了個人生活，卻難以取得讓公眾認可的成就。

我們沿河而下的時候，已經是六點以後了。這次旅行失去了浪漫的意味，因為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波羅的海時曾經路過這裏。這隻能說明我有了別樣的眼光，或者說我就是太疲憊了。

舞池裡充斥著音樂聲，黑人吹奏短號，曲調格外動人，音符在那些中規中矩的歐洲演奏者中間舞動著，迴旋著。

回答：共產主義摧毀了源自私有財產的個人主義，隨之也擊碎了保障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虛偽理想。這本身就意味著道德的進步，將人性從宗教和道德偏見中解放出來，為真正的發展進步鋪平道路。

「我滿含淚水，跳著舞步……」

中央車站北面，一座嶄新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大樓並無特別之處，但是，經過車站匯聚到公園大道（Park Avenue）的各條高架橋街道卻不打算繞過這座全新的建築。兩個巨大的拱門從北向南穿過大樓，在不久的將來，拱門間川流不息的車輛會讓人依稀想起遊人如織的加利福尼亞，那裡總是有汽車從大樹底部的洞口鑽出來。

但是慘淡的現實生活讓人憂傷難過，恐懼就像遠處的驚雷在地平線上空久久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