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沮喪地發現自己連起床都起不來了。兩條腿不聽使喚，頭暈得厲害，無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絲看我的病情不見好轉，就叫韋醫生過來。他大約在晚上七點來到家裡，經過一番檢查，他最後確診我患了中風。

我心不在焉地看著電視上播出的一檔政治辯論節目，希望總統能夠立刻站出來為他深重的罪過承擔責任。如果他不站出來，那就願上帝保佑我們吧。

儘管凱南說他「對一切都感到厭煩」，但他幾乎對所有事情都保持著熱情。他關注國內外的政治，他繼續修改家族史。他也仔細思考了與自己的傳記作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關係。

除此之外，另一種現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證了我們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學里的年輕教師和部分學生的真實情緒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確」這種帶有傳染性的歇斯底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這種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種現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體喪失。實際上，這種現象已經遠遠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範圍，也瀰漫于全部或部分雜誌、政治漫畫、學生運動賽事以及大量電影和電視節目中。我一直將有能力欣賞和享受諷刺與荒誕視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對我們這些傳承美國本土文化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將它的普遍喪失視作這樣一種信號，即人們在精神和智識生活上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重大問題。

這段時間真是非常勞累。我拚命地想將兩張桌子上堆積如山的文件清理出來，其中一張在辦公室，另一張在家裡，考慮到現在距離我的九十歲生日宴會只有不到十天了，應該放下手中永遠都做不完的工作，體面而親切地處理紛至沓來的各種請求，去做一些別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準備，在生日那天輕裝上陣：沒有遺留未予兌現的承諾和不曾答覆的來信，也沒有留下對他人應盡而未盡的義務。上個周末，我一直在準備這項工作，甚至犧牲了去教堂的時間。我一度以為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至少辦公室的桌子已經像模像樣。但我還是失敗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鋪滿，其中有一些還比較急。

當我準備好「重新收拾自己」時，問題出現了：精神和意志上的崩潰到了什麼地步？身體上的崩潰到了什麼程度？當然了，第二個問題需要一個嚴肅的回答。今天上午的經歷讓我找到了答案。我先開車去了研究所，然後又去市中心的納蘇街辦了幾件事。結束這漫長的行程后，我下定決心，再也不做這種傻事了。我估計包括上街購物在內，步行距離不會超過四百五十英尺，這個距離一個月前還難不倒我。而這次，回到停車場之前，我已經有種搖搖欲墜的感覺了。在書店裡，我意識到，現在的我，就像是比照以前的形象勾勒出的一幅虛弱的漫畫像。

【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回顧了國務院近期為他舉辦的一次慶祝晚宴。】

艾奇遜則完全不同。我將他視為最值得尊敬的人，並且我們在國務院共事時，我對他更為尊敬，甚至遠遠地對他抱著喜愛之情（之所以說遠，是因為我們在年齡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時候他被看成一個冷漠而傲慢的人，當他認為一個人不稱職時，只需輕輕地動一下嘴唇，這個人就被辭掉了，而他的看法並不總是公正。其實，在相對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圈子裡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和感染力。事實上，他是一個極不討人喜歡但又極為忠誠的人，所有這些都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這本日記……的確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冷落，原因還是那麼幾個：虛弱的身體和辦公桌上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信件。我願意繼續寫下去，也願意為此而努力，可是寫字對我來說越來越艱難了，身體在毫不留情地衰退著。至於衰退的細節，說出來也讓人壓抑，就此打住吧。

在近期整個事件的危急關頭，我都沒有就海灣危機發表任何公開的言論……但我必須反問自己，我是不是已經沒有能力預見這種風險，無法再做些什麼暫緩危機的到來了。

對俄羅斯強烈的感情依然影響著凱南的思想。車臣叛亂以及俄羅斯眾多專家的種族偏見令他深感擔憂。比爾·柯林頓總統即將前往莫斯科，參加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勝利五十周年慶典活動。總統邀請凱南陪同前往，這讓他興奮不已。然而，最後他還是委婉地拒絕了邀請，很顯然，他怕虛弱的身體趁機給他一個下馬威。

我做了一個夢，把自己嚇醒了，我從來沒有被這種夢驚醒過……夢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夢裡還營造了我當年真實經歷過的一個情感困境。不過，在夢境中它顯得並不真實。困境出現的背景極其優美，也極其恐怖：詭異的夜半時分，在一處寬廣、寒冷、荒蕪、沒有盡頭的高原上，出現一個微小的身影，漸漸遠去，直至消失，無約無束，不顧一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自縛手腳。如果說有人能救得了他，那麼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圍的環境阻止我這麼做。這就是我的困境……我沒能（也許還沒強大到）去救他。

慶祝亞瑟·施萊辛格七十五周歲的生日晚宴在紐約舉行，到訪的賓客足有一百多位。宴會經過精心布置，滿是各界名流和嘈雜聲。我被安排在主人右側男賓首席，坐在傑基（·肯尼迪）·奧納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魯斯之間，這兩位我都樂意交談的（雖然原因不同）。可是十點半了，餐后甜點還沒有端上來，很顯然，接下來還會有大型節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還要去華盛頓參加另一場晚宴，只得無奈地與兩位高貴的女士道別，逃離了宴會，事後感到有些失禮。

今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給苔莉打電話，讓她給格蕾絲髮傳真：

昨天早晨醒來，我開始問自己，用這個時代的詞彙來形容，我能不能被稱為「孤立主義者」……

他們兩人對我都非常友好，但我還是突然感到有點兒壓抑和悲傷……弗蘭克滿懷敬意地傾聽我就俄羅斯問題提出的建議，但我覺得自己跟亨利·亞當斯的境遇差不多，他曾在一篇日記或一封信中說，他和約翰·海伊現在都被看作「聖人」。很明顯，他的意思是，他們都相當受人尊敬，但是在制定國家政策時，他們的意見卻得不到重視。亞當斯寫到，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倆是時候儘可能優雅地離開這個舞台了。

我對自己說：「繼續這樣下去，你會徹底毀掉的，死亡也會來得更快些。」心裏另一個聲音卻說：「好吧，你正想死神來得更快些，對嗎？你每天都在盼著他呢。」夠了，如果真能遽然去世，不必經受太大的痛苦，那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我越來越懷疑，人們並不希望我以這種方式死去。衰老的心臟，半睡半死的狀態，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在心臟起搏器的幫助下苟活，拖著疲憊、老邁、不聽使喚的身體，讓它永不停息地工作。漸漸地，這副軀殼就變成了一個愚蠢、討厭、神智不太清醒的老稻草人，一個苦不堪言的奴隸，變成了周圍所有人的累贅。

幾天前，我看到報紙上說總統要向各方記者公開發表言論。早晨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部分……不過，我原以為他會繼續就這些事件長篇大論……看到具體內容之後，我發現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因此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媒體發表的東西不可能如我認識的那般深刻。

從個人角度來看，過去的兩周太難熬了：身體非常疲憊，健康狀況惡化，心悸更加頻繁地出現……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現在的狀況，用最精確的語言來描述，就是孤獨著，不安著，而我只能學會接受。

總之，大家的溢美之詞令我受寵若驚，想不出合適的措辭來回應。

現在，我們必須面對大量問題，設計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來取代中東地區戰爭之前的既有方案，這會非常困難。就算有人來求我做這件事，我也沒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須給出應對方案。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觀點，也不要在緩和事態的道路上走得太遠。這漫長的幾個星期以來，從電視上觀看海灣戰爭的進程，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對於阿拉伯人，我寧願得到他們的尊重而不是喜愛，尤其他們對我們的軍事實力和先進技術的尊重，因為他們對此似乎知之甚少。他們的友誼充其量建立在變幻無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礎上。如果他們願意，就讓他們憎恨我們吧，只要他們能在國際事務中尊重我們就足夠了，正如這場戰爭教會他們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為最威嚴的一種手段，就用軍事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

我拖著蹣跚的步伐穿過內街，途經的每棟房子都曾經住過我的老朋友和熟人：約瑟夫·艾爾索普、波倫一家、艾奇遜一家……

當然了，我還是挺高興，這篇評論不算討厭。可我的想法是，人們在讀過這本書後，我寧願被重視它的人嚴厲地批評，也不願意被輕視它的人屈尊紆貴地寬容。

【布希總統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理由是薩達姆·海珊領導的伊拉克政府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最終被認定為偽證。】

電視正直播海軍陸戰隊在索馬里登陸的實況。此時，非洲已經迎來了又一個灰暗的黎明……我認為本次行動是美國政策的嚴重失誤；出於對自己的公平起見，就算只是為了這本日記，此時此刻我也應該記錄下我持這一觀點的原因。

安娜莉絲抱怨說，我經常因為自己的健康狀況發牢騷，她甚至還去向別人抱怨。我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做：她不想向自己和別人承認，我的身體越來越差。至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她說得沒錯。我永遠都不應該抱怨，但我抱怨的並不是年老本身帶給我的痛苦。也許我需要，或者說，我應該默默地承受這份痛苦，同時還要面帶笑容。因為人們要求並期望我這樣做，彷彿我不是九十二歲而是六十二歲……難道一個九十二歲的老人就不能享受片刻的休息嗎？

對於目前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坦誠地說，應該另當別論。就中國而言：我認為這個國家憑藉其偉大文明，值得我們懷著最崇高的敬意來對待。據我眼見耳聞，她的人民非常智慧，我認為他們比我們要聰明。但是他們與人交往時也非常無情，實際上這是源於某種對外國人的恐懼。對此我沒有責備之意，那是他們的權利。我認為移民到美國的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會越來越大，不過在未來幾年，這種積極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間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我認為，我們只需要在外交上給予他們最無可挑剔的善意（他們能夠理解的善意）就行了。除此之外，我們要盡量少與他們接觸，在不得不接觸的領域，對待他們的態度不要低於他們對中美關係穩固程度的預期。這就要求我們不要低估貿易問題。我們應該防止我們的商界人士在中國展開過於深入廣泛的商務活動，即便這會迫使企業家們減少在他們所堅信的「巨大中國市場」中佔據顯著位置的渴望。最後，我強烈敦促我們的政府，堅定而徹底地摒棄一種做法，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不要再因為人權問題而向中國政府施壓。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無關。

今天早晨起來，感覺非常難受……上午，現任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伯特打來電話，說總統希望我陪同他參加在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二戰勝利紀念儀式，並於當晚乘總統專機飛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羅斯舉行的紀念二戰結束的慶典……

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說不清來由的憂慮，神經緊繃，對自己極其不滿，後悔年輕時對其他人麻木不仁，覺得自己不如意，對生活缺乏熱情。我猜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將近的標誌。我不在乎生死。一般來說，在這個年齡死去正合適。不過，我還是想先把書稿寫完，我感覺我每天都在努力把書寫完，是在跟死亡賽跑……我必須相信自己能夠完成這最後的任務，這就像約翰·多恩說的：「那樣的夜晚，又有誰能工作。」

至少有一個朋友勸過我，再寫一篇類似署名「X」的文章，說服政府多些耐心，避免採取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哪怕是對薩達姆·海珊和他的伊拉克。這涉及……敵我雙方誰率先公然動用武力的問題、核武器問題，對此我有幾點意見願意提出來。

我與現任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鄰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宮來的。她高聲朗讀了總統給我的親筆信，並把信交給了我。隨後又有人朗讀一封信並交給我（遺憾的是，我忘記遞信的是誰了），那是國務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親筆信，內容同樣親切，他同時還授予我「國務院傑出貢獻獎」（我相信這是國務院能夠給予個人的最高認可）。接下來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協會創辦俄羅斯研究獎，已籌到約一百萬美元資金……其間最讓人感動的是馬歇爾·舒爾曼的祝酒詞，他讓大家注意到我作為一個學者所做出的貢獻。

據我了解，弗蘭克·威斯納最近的職務是主管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現在，也就是總統就職前的最後幾天，他被安排到五角大樓一個類似的崗位上。另一方面，斯特羅布·塔爾伯特也剛剛被安排到國務院一個非常重要的崗位上，全權負責對俄羅斯的所有事務。這也是他首次在政府中任職。

艾奇遜接受的教育、訓練和職業經歷，使得他處處以法律為準繩。他的世界是美國律師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國政治體系的世界，而律師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這個體系當中。畢竟，我們的政治體系是依靠法律決策來維持運轉的，而不是通過大量的行政裁量來實現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所採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遜幾乎認識不到他作為國務院帶頭人的管理責任。在與人溝通的時候，他不帶一絲的繁文縟節，而官僚作風正是國務院特有的風氣。他對駐外事務處毫無了解，當時處里很多人認為，這裡是個等級森嚴、紀律嚴明的體系，就像陸軍或海軍一樣。至少在理論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這個機構當中擁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權，可他很難像機構中的其他人一樣重視這種權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標準來要求下屬，認為我們只要服從於法律、法院以及政治體系的運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因此，當國務院官員偶爾與執政黨中的當權人物在工作方式上發生衝突時，比如「中國通」事件，就別指望艾奇遜能夠代表國務院或者以國務卿的身份來保護他的官員了。不是還有法律和法院在嗎？

人們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沒有比當下美國社會潛意識裡普遍存在的絕望情緒更嚴重、更不可思議的錯誤。這個答案超級簡單。大多數美國公眾已經喪失了本能的衝動。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也喪失了本能的衝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在讓人壓抑的整個事件中，唯一的亮點就是國會表現出的崇高品質，他們對發動戰爭提出質疑，他們權衡利弊，並莊重嚴肅地集中討論了是否應該賦予總統發動並推進戰爭的權力）。不，這種匪夷所思的衝動只反映了總統個人不可一世的心態。在我看來，這是兩種因素的結果：其一，我們不幸地捲入了部分地區（現在被稱為中東，其實這是一個地理概念的誤用）的麻煩當中，這些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逐漸形成的；其二，認為美國的武力足以解決任何國際問題，足以為任何一位運用它的總統的政治聲譽做擔保，這種信念已經通過錯誤的冷戰觀念深深根植於美國人心中，隨後又被裡根政府大大強化。

從凌晨一點到五點，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問自己：該對瑪麗恩說些什麼？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蒼白的幾句話：「瑪麗恩，我對現在發生的事感到很傷心。除了新冷戰之外我找不到更確切的詞來形容現在的局勢，結果或許會非常糟糕，而且將終結俄羅斯實現切實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尚能為雙方所接受的關係，最終一定會落個極為不幸而又毫無意義的結局。」

考慮到極不穩定的世界形勢，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們應當在徹底阻止外來移民的同時，儘可能地尋求一種廣泛的國家專制……我捫心自問，為什麼只要我們談到專制，就一定將其限定在整個國家的層面呢？我在書中就設想過，將國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實體，為什麼不能在它們當中實行專制呢？

根據我的《生活隨筆》部分章節改編的戲劇，成為今晚聚會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會的主人——一個猶太人轉向我，不悅地小聲批評劇里與德國人有關的章節。我迷惑不解，回答說也許她應該通篇讀完再下定論，她沒有回答，轉身走了。我還是一頭的霧水，不知道九*九*藏*書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猶太人時，對他們身上的黃色標誌感到非常驚奇，她指的不可能是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為我說我看到很多德國人也被同樣的場景震驚和迷惑了（事實的確如此）。至於其他部分：難道是我同情柏林廢墟中那幾個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國小孩，這冒犯了她？如果是這樣，這件事就真的麻煩了，因為對孩子感到絕望，就是對文明喪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為我對西方盟軍在漢堡大轟炸中奪去了七萬五千名來自各行各業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達了憤怒之情？她難道以為我不知道德國人也炸毀了大量城市，納粹軍人也屠殺了無數無辜的生靈嗎？但是我沒有解釋，也沒有駁斥「這都是他們對我們乾的」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

我注意到，年齡的增長對一個男人的影響是非常奇妙的，不僅在肉體上，還包括精神上和情緒上……直到最近才密切關注的一些事情讓我感到很疲憊：思考冷戰及其歷史、凱南研究所及其面臨的問題、我個人的生活記錄，等等。

不過這個過程是不是能夠證明，通過意志的力量，我們至少能減少不體面的事情呢？讓我們拭目以待……這種努力有什麼價值嗎？這是一種難獲成功的努力，是一種笨拙的努力，是一個高齡老者的努力，它還會有什麼價值嗎？這些問題令我深感畏懼。

【2001年9月11日，十九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國客機，並控制其中的兩架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樓。第四架飛機上的乘客試圖奪回飛機的控制權，最終飛機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片曠野里。幾個星期以後，喬治·布希總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就是在那裡接受訓練的。凱南在日記中沒有提及「911事件」。】

當然，這些都是愚蠢又不得體的問題，忽視和迴避了神聖和神秘的要素，沒有這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督教。這些問題也很容易被曲解，但它們以及類似問題讓我想起了耶穌提到的上帝，他是否意識到，上帝是他自己的創造性想象的產物。當然，這聽起來好像我在說上帝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他只是虛構的形象。這樣一來，事情就複雜多了。耶穌對上帝的想象不僅充滿了幻想，還有直覺和超意識的信念，這種想象是如此強大和瑰麗，以至於他能從自己的意識中看到更深層次的東西——一定存在著某些終極現實，以某種方式將他選為向那個時代傳播這種終極現實的使者。

為了慶祝凱南百歲壽辰，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於2004年2月18日舉行宴會。凱南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親自參加了慶祝活動。在宴會上，他一再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五十年來他一直沒有取得職業資格證書，研究所卻一如既往地將他作為正式教員對待。

邦尼·迪爾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給我送來一個沉甸甸的包裹，裏面是與我有關的材料，這是她過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在我們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將這些東西保存了下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這裏面有迪克和我授權的傳記作者約翰·加迪斯的談話記錄，都是涉及我個人和我的缺點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談話的主題純粹是關於我個人的，完全沒有涉及我寫過的書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們兩人的心目中，一個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這些，我感到非常遺憾：一方面，人本來就有弱點；另一方面，這無疑能讓我積極地去面對這種評價，並且變得更加謙遜。但作為一個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這個人本身更重要。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永遠無法配不上加迪斯為撰寫我的傳記所付出的努力。

晚宴的時候，我坐在輪椅上，被護送到國務院六樓那間很不錯的接待室。我與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女士相鄰而坐，進行了友好而認真的交談。我的另一邊是位同樣優秀的女士，克莉斯汀·薩班斯（Christine Sarbanes），前參議員的妻子。我不得不發表了幾分鐘的演講，沒有演講稿，（我必須說明）事先也沒有專門準備，但我認為我做得很好，一切順利。約有兩百人出席了晚宴，但我認識的沒幾個。

我清醒地意識到，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徹底垮掉了，因此我應該馬上安排好相關的事宜，為我和安娜莉絲的晚年尋求最佳保障，這些問題要讓醫生和孩子們去決定（主要是克里斯托弗），我想我應該儘力幫他們保留一份健康記錄，以便他們將來照顧我時參考。

一周以後，我在《華盛頓郵報》的「觀點」欄目發表專欄文章……我設法（通過弗蘭克·威斯納）讓國務院和柯林頓集團（通過托尼·雷克）看到此文……

我非常痛恨自己，三周以來一直在浪費時間，尤其是美國網球公開賽，我看得如痴如醉。但是美網公開賽一年才舉辦一次；況且這幾乎是我唯一的墮落之舉。（在我看來，每個人每年至少有權利墮落一次。）

在九十多歲的高齡，我願意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是一個關於全球、地區間、民族間問題的觀點，這個觀點與當前流行的相對自由的文化觀念截然相反，當然你我也身處這種文化觀念之中。

九十五歲高齡的凱南感覺自己即將「崩潰」，他希望日記能夠幫助他堅持下去。儘管他已經虛弱無力，但依然努力保持高水準的記錄。

第二，這是一次代價異常昂貴的嘗試。我們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夠數以億計，也絕對以千萬計。這無疑讓我們原本就負債纍纍的祖國雪上加霜……國內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資金，尤其是我們的城市環境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建設之所以停滯不前，就是因為缺少資金……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裡，凱南已經無法記日記。約翰·盧卡奇曾在凱南去世前夕見過他一面：「他的頭靠在枕頭上，整個人已經瘦得皮包骨；幾乎說不了話，連簡單的吐字都變得越來越困難。」2005年3月17日，凱南在自己的家中平靜地閉上了雙眼。這一天，距離他過完一百周歲的生日正好一年一個月零一天。安娜莉絲在三年後去世，不過在凱南還在世時，她就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凱南從十一歲就開始記錄的日記至此結束：

在我們離開的兩三天前，我做了第二個夢……在夢裡，我的面前除了一堵牆之外什麼都沒有，牆體不是純黑色，但是很暗，整面牆上沒有一件裝飾。這面牆前矗立著一個三維的圖像，像是一尊雕像，但實際上活靈活現：遭受嚴刑拷打后的耶穌被活活釘在十字架上。此外，夢境里再沒有其他場景，沒有聲音，沒有任何批評或者解釋之詞。我獃獃地望著這面牆；它等著我做出反應。

這段日子里，我身上發生了一些奇妙的變化。今天早晨，我在燧石圖書館選了幾本書，又去找一本契訶夫小說的英譯本，安娜莉絲和一個朋友都想看。我在書架上找到它，隨意翻看了一下譯文，其中有「大草原」（The Steppe）的字樣，於是就站在兩個書架之間狹窄的過道上讀了起來。書中的故事讓我感動不已，最後我竟然控制不住掉下眼淚。回到家，家裡沒有人，我乾脆又回到圖書館，坐在裏面啜泣起來（我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哭過了），故事真是太美了。但是，在這種老年人的情緒爆發中，我懷疑，我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現在生活的真實面目，而不是我平日看慣的生活——我看到自己就像一個骨瘦如柴的老稻草人，彷彿我是六十八歲而不是八十八歲，使出好大的勁兒想完美地支撐起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而不是在鄉下某個地方料理花田，餵養小雞，做我這個年齡的人應該做的事。

為了儘力做到公平，整個上午我前思後想，想為這個巨大的錯誤找一個理由。可是我沒有找到。政府對這種蠢行的堅持讓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尋找一個讓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與我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區間——已經失敗。

我非常激動地發現，在對人類境況的洞察方面，我與尼布爾有很多觀點不謀而合。在我陳述的觀點當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爾其他作品的啟發和引導，我還說不好。當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從手中的這本書來看，我感覺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勝他一籌，但這也只是因為他已經去世幾十年了，其間的發展變化讓我們接觸到了更紛繁複雜的現實，而這些現實在他那個時代還不那麼明顯……

我遲遲找不到對策。想抓住所有對策（我不願意稱它們為答案）不放手。當然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不過還有其他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比如：讓自己消失。除非是禮儀要求你這樣做，否則不要再浪費一分鐘時間讓別人陪伴你。悄悄從人群中走開。永遠不要忘了你是一個讓人討厭的人，正因如此，當你無法避免要與別人接觸時，不要多說話，只要保證盡到禮數即可。

過去的兩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爾沃思的談話讓我明白了，至少在當時，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與西方（法國和英國）政府，以及我與我們自己的政府之間的分歧是何等重大，這種分歧標誌了1948年～1958年這十年的時間。在這決定性的十年中，我為我們的政府——實際上也是為整個西歐——應對斯大林晚期的蘇聯而傾盡全力。顯然，所有這些努力都徹底失敗了，那時我原本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不管怎麼說，我學會了接受失敗。1958年之後（里斯講座最終成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我放棄了這種努力，轉而投入到學者生涯之中。那些年裡，我孤獨地抗爭，反對西方對蘇政策的完全軍事化，但是有一點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說可能避免了龐大的開支，避免了危險，避免了隨之而來的冷戰前景的惡化。這本該讓我們處於更好的態勢，而不必像現在這樣，每天都面臨諸多難題。這場抗爭不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最認真的傳記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職業生涯中這番努力的意義，即我為戰後立即到來的歐洲問題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凱南依然對自己的成就引以為傲，甚至當他因自身影響力有限而絕望的時候也是如此。他批評說對伊戰爭不僅毫無必要，還侵佔了恢復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和財政亟需的資源和精力。儘管如此，美國軍事實力的展現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與人們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對蘇聯的解體，凱南幾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不過，我馬上回答自己，于公于私，我都應該寫下去。從個人方面來說，偶爾重溫一下這種記錄，就能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包括缺點、抱怨、有意義或者無意義的期望以及每天的變化，進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錯誤的道路而一無所獲。

最近日記記得很少，主要是因為懶惰，不過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當然是高齡的影響，尤其是連寫字都非常費力，握筆都讓我經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還有一點肯定也是高齡的原因，不是我沒有話說，而是我有太多話想說。情感隨著思想在不斷涌動，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很久之前就已經訴諸文字，並且都不見成效。另一方面，做什麼事當然都需要時間。

每次我向其他人抱怨身體不適時，得到的回應都是充耳不聞。所有人——醫生、孩子們和朋友們——都在逐漸把我當成一個不可救藥的憂鬱症患者來看待。這是他們的一致結論，我除了接受別無選擇，這樣做至少是為了迎合他們。他們都不是傻瓜，持這種看法一定有他們的原因。我必須竭盡所能地刻意將自己身體的不適隱藏起來，獨自承受痛苦。

同時，我也對聖奧古斯汀與上帝之間過於私密的關係感到不安，因為這種關係暗示著，神把關心和注意力過多地傾注在一個人身上……上帝的仁慈和理解是普及天下的，而不是給予某一個人的，一定還有更多人需要這種仁愛和寬容，因為他們也一定會經歷最關鍵、最無助的時刻。不可否認，你聖奧古斯汀在自己所屬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你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而向他聲稱你很重要，但是以上帝的標準來看，你並沒有那麼重要，那是你自封的。

凱南堅持認為，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至俄羅斯邊界是一項目光非常短淺的政策，會引起俄羅斯的對抗情緒。儘管他成功掀起了反對這一政策的熱潮，但是柯林頓政府一意孤行。

一直以來，我力求把日記寫得像文學作品一樣精彩，現在，我完全放棄了這種想法，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里，我只想簡單記下每天發生的事情，並且都是我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與他人無關。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記事本，幫我保存那些有意義的情節和記憶。

（正常來說，我每天的努力應該從九點半就開始了。可是此時此刻，房間里的時鐘指到了十一點半而不是九點半，差了兩個小時。是什麼讓我的心愿無法實現呢？）

【凱南的心悸最近愈發嚴重，他動身前往波士頓接受醫生的檢查。】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著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以什麼為基礎。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遠、廣闊而地方上互相依賴的國家和地域狹小、親密但各地彼此獨立的國家，我個人當然傾向於後者，然而現實又如何呢？

總之，我從來沒信任過這兩個人。他們將各自的角色演繹得太過完美了。作為新政的擁護者，希斯聰明睿智，前途無量，是眾人艷羡的對象，他在喬治城擁有房產，還能輕而易舉地走進羅斯福的世界。而錢伯斯由於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純潔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達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的決心。通過這種高調的憤怒的表態，他讓自己獲得了解脫。為了獻身於真理，除了揭露和告發自己昔日在「共產黨陰謀集團」的同志之外，他別無選擇。任何一個對俄羅斯共產黨情報機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些招數太過低級，根本沒有人會相信。

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一些國家，比如伊朗，與我們非敵非友的現實。我們只準備與這些國家進行基本的日常交往，既不抱幻想，也不對其絕望（這裏，我當然指的是我們政府）。對於他們的國內政治制度和政策實踐，我們堅持我們的觀點，只關注那些涉及我們利益的政府行為，換句話說，與這些政府維持一種彼此友好、相互尊重但保持距離的關係。

關於最近做的兩個夢。在第一個夢中，我所處的場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簡直無法複述（夢裡幾乎沒有幽默之處），但它讓我突然想起過去那些年不恰當的情感和性行為，幸好不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而是早年間的生活。這個夢讓我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行為給無辜的異性帶來了或者說可能帶來多大的痛苦和傷害。儘管這個夢非常荒誕，不過在其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確實有一種後悔的感覺。我記得在夢即將結束時，我問自己：「既然你們認為我一文不值，那我應該怎麼辦？我應該自殺嗎？」就在這時，我立即得體地回答自己：「那樣做沒有任何意義。你必須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不過那就意味著，我應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來提醒自己（從哪方面入手呢？），我身上也存在人性中墮落和無助的一面；我提醒自己，不管我具備多少聰明才智，都應該端正自己的位置，永遠不要忽視或低估自己的弱點和不足。

我接受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電話訪問，主要回答了三個問題。事先我已經請他們將題目發給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提的問題關於歷史和冷戰的起源，而非關於我本人。這些問題本身就體現出了廣播電台工作人員歷史知識的匱乏，就連聰明的編輯們也不例外。很明顯，提問者對當時的蘇美關係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後來右翼思想的影響，認為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上故意將波蘭和東歐送到了斯大林手中，任由他處置。對於這一點，現在已經有大量證據（單是奇普·波倫的一本書就足夠了）證明這種說法站不住腳。我們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導致了）蘇聯進入東歐並在當地鞏固他們可怕的高壓政策，實際上主要是因為：（a）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們的政府成功地說服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斯大林當局是心地善良的，他們的戰時目標跟我們其實沒什麼不同；（c）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的軍方領導人不可救藥地執意在戰爭中不關注任何政治因素。順便說一句，最後這一項得到白宮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於羅斯福堅信，他只要抽時間去跟斯大林談一談，就能讓後者收斂自己的個性，讓一隻豹子改變本性。

應斯特羅布·塔爾伯特的邀請去了一趟華盛頓，與政府各部門裡在業務層面上非常關心俄羅斯事務的人交流，還參加了斯特羅布在家中為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舉辦的晚宴。有人可能會問，我還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關俄羅斯問題提供什麼建議，我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沒有正式參与過俄羅斯事務了，每天也主要是通過新聞來了解那個國家的動態，而與我見面的這些人對俄羅斯事務了如指掌。他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每個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領域九_九_藏_書。在交流結束后，斯特羅布說他們非常感謝我提的建議，並向我保證，我的話能幫助他們從自己無法企及的高度來看待整個問題。我猜想，這恰恰是因為我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這些事務。至於國務卿，先前我與他頂多算是點頭之交，但在這種更加親切的氛圍當中，我發現相較於他在媒體和公眾面前表現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溫和，也更有魅力。總而言之，我很慶幸能利用這次機會結識華盛頓目前負責俄羅斯事務的人員。畢竟，我也在美國駐外事務處工作了二十六年，對自己經歷的那些形勢還有感覺。我更願意與他們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覺自己被當成了一個受到敵視和猜疑的局外人……

好幾個月以前，約翰·加迪斯巧妙地取得我的同意，讓我在辦公室接受BBC電視台（我猜的，也可能是其他媒體）的訪談，內容是關於冷戰的歷史。BBC聯合特納廣播公司（或諸如此類）製作這期訪談節目的動因，是推出一部「具有教育意義的」紀錄片，其中至少有二十個小時的片段是關於冷戰史的。我與加迪斯爭論過，我說我不喜歡這種方式，我不相信這種節目能夠起到教育的作用，觀看這一類節目的都是懶惰的歷史系學生；我還說我是一個作者，不是一個演員；我不喜歡自己在電視里的形象，就像我不喜歡媒體本身一樣，對於如此表面淺顯的問題，我只能給出過分簡化的答案——糟糕的演技，糟糕的歷史。

順便說一下，最近我偶然感覺到，雖然英國人也有很多缺點，但至少在15世紀以後他們確實是歐洲最偉大的民族，至少在文學以及上層社會的學術造詣方面可以這麼說。他們的文明不可避免要以深刻而冷酷的等級制度為基礎。不過，可以在許多例子中看到，上層社會的成員彼此之間也非常無情，比他們對待底層的人民還要殘忍。不管怎麼說，在一個如此冷漠又井然有序的社會裡，產生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些思想和文學作品。

在家裡中接待了來訪的新任俄羅斯大使弗拉基米爾·盧金（Vladimir Lukin），他的友好造訪讓我很激動。名義上，他是來普林斯頓參加伍德羅·威爾遜學院的晚宴，並在晚宴上發表演講，可他在大使館的第一助手弗拉基米爾·佩恰特諾夫（Vladimir Pechatnov）告訴莉茲（Liz），只有我親自到場接待，大使才會接受學院的邀請。他剛到美國三四天，還沒有向白宮呈遞國書。可以說，這讓我產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滿足感，因為他首先向我——而不是向總統布希先生——展示了國書。

為了便於記憶，我製作了一張一覽表，向我這些天來經歷的痛苦宣戰，所有這些都記錄在「近期記憶中的現實與非現實」這個標題下面。雖然不夠全面，但也能夠體現它的初衷。

我多麼渴望去鄉下生活，在那種真正的鄉下，如果還能找到這種地方的話。但是，我想那樣的生活會讓安娜莉絲感到非常沮喪，她的痛苦絕不會比我現在少。

可憐的柯林頓先生！如果他的手沒有伸向女秘書，他應該不算一個糟糕的總統。我應該說：「沒什麼大不了的。」可他成了一個犧牲品，倒在了頹廢和腐敗的社會面前。他在制定策略上很高明，在工作當中也相當勤勉。但他的哲學背景以及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顯得很膚淺。遺憾的是，他很少或乾脆沒意識到總統辦公室是一個何等莊嚴和尊貴的地方。他必須從骨子裡接受這一點並認真對待，而不是像現在表現出來的那樣。

在這個即時通信的時代里，《紐約時報》專欄引起的反應讓人驚詫不已。文章刊發的前一天，一家名為《每周關注》（Die Woche）的德國雜誌就發來傳真，希望選登文章部分內容。接著，我又收到格蕾絲辦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從聖彼得堡）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她聽說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時候，正在莫斯科與葉利欽短暫會晤的法國總理髮表聲明，建議近期舉行一次北約成員國領導人會議。我確信這一聲明與我的文章純屬巧合，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應該是發表文章的最佳時機。我有一種感覺，我的此次干預即使無法改變美國的政策，至少也會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們的腳步……

聯邦快遞公司送來一個包裹，裏面是五本將在8月12日上市的《紐約書評》樣刊，我驚奇地發現，迪克·烏爾曼對我那次糟糕的採訪竟然成了頭版文章。讀完本期后我更加驚訝，我愉快地讀完了其他三篇文章，每一篇都比我的專訪精彩多了。

年近九十歲的凱南下決心不再涉入公共生活，可實際上，他依然樂此不疲。他也無法擺脫遺憾的心情，遺憾自己未能推動美國政策和治理結構的變革。

我把選票投給了柯林頓。這麼做並不是出於熱情，因為柯林頓對國內事務的某些主張我並不贊同，其他一些主張在我看來也不太有說服力。但是布希先生從一開始就沒給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另外我覺得他和他的同僚與民眾接觸太少，尤其是跟聰明的年輕人接觸太少，布希集團已經筋疲力盡，缺乏積極而合理的方案。至於柯林頓政府將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我暫時還不得而知。

今天早晨，又翻了翻我寫的書，尤其是關於非軍事外交政策那一章，我幾乎都忘記了自己還寫過這樣的內容。現在，我不會再義憤填膺了。為什麼呢？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回頭再看，我發現大部分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我都已經很好地歸納出來了，完全值得關注。然而，這些問題沒有激起媒體和政府的反應。我並不期望這些觀點能獲得每個人的認可，相反，我知道我的一些觀點可能不夠刺|激。但是，我覺得它們應該引起公眾的注意和評論界的反應。事實上，真正讓我心煩的並不是個別批評的聲音。我寧願我的觀點一石激起千層浪，也不願它石沉大海。

一個痛苦而可笑的夜晚，因為自己的生活與安娜莉絲起了爭執。我抱怨說我已經九十四歲了，卻要像六十四歲時那樣努力。如果只是一兩件事情或應酬等著我，我照樣會過得很滋潤，可是現在有五六件事同時壓在我的頭上。我覺得自己必須學會一門本領，那就是自欺欺人。

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把自己的觀點付諸紙上（不是為了讓誰記住），只要能夠成為一份政治或者文學遺產就行。不過僅靠手寫的話，恐怕要連續幾個星期不間斷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機如何？那隻能在家裡完成。但是家裡的生活會嚴重影響工作效率。沒完沒了的干擾：接電話、接受邀請、接待來訪、回複信件、閱讀報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機放在家裡最擁擠的衣帽間，跟電視機和電話放在一起。我會盡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樂觀。

儘管感到非常厭煩，但從今天起，我要開始修改書稿的一些章節了，這是一本外交政策方面的書，修改任務艱苦而繁重！

新聞上報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馬德里舉行了會議，會議正式決定批准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成為該組織成員國，這個消息讓我極度沮喪。會議召開的時候，我們正經歷著折磨人的飛行。我當然要公開表達我對北約批准這一舉措的不同觀點……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銳。在紀念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五十周年的公開辯論中，凱南沉靜地回應說，1945年8月發生的事情，根本問題在於「我們對自己應盡的義務——我們覺得對這樣一個國家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合適和得當的」。我們應該「忍耐自己的戰鬥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協……的可能性」。他深刻剖析了聖奧古斯汀、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當他意識到自己疏於記錄日記的時候，也試著做出解釋。

我發現我的身體和精神都在急劇衰退。我能不能依靠意志力和理解力來阻止或者延緩這種衰退，現在還無法確定。如果不能，最終的結果無法預知，但我希望結果能早日到來。

然而布希先生當前的決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徹底忽略了，甚至在公眾中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我對生活的興趣正在消減，這是一個不屬於我的時代，也是一個我無力施加影響和推動的時代……我寧願到鄉下找一塊小地方，獨居於此，養上一條狗，喂上幾隻雞，閑暇時在破舊的花園裡蹣跚著散散步。

在阿富汗戰爭的問題上，我發現自己比以往更加傾向孤立主義了。我想，只要我們能從戰爭中抽出身來，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產業，以替代中東，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石油的重要地位。這一點，遠比追求在那個特殊地區的地位重要得多。

我上個星期寫了一篇文章，刊發在今天的《華盛頓郵報》上，內容關於近期在波羅的海諸國發生的事件，以及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帝國，也就是後來的蘇聯面臨的其他問題。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爾巴喬夫先生能讀到我寫的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為了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利益，給予波羅的海國家獨立性，也滿足其他動蕩不安的共和國一直以來對更大自治權的渴望，讓它們擺脫莫斯科的束縛。事實上，我寫這篇文章是出於一種責任，並沒期望它產生任何影響。即便這樣，這也算是一種努力吧。

之後我起草了一份兩三頁的文件，內容包括我對波羅的海國家現狀，以及它們與俄羅斯關係的看法，這些都是總統到達里加之後極有可能被問及的問題，這份文件也以同樣方式送了出去。也許這些文件永遠都到不了總統面前，但是我年紀太大了，也不太在乎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個外交官，太像一個政府的公僕，就算不受待見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答案是：可以。與大多數人相反，我嚴苛地遵循一個信條，那就是一切著眼於國家的利益，雖然我也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見，但我確實算一個孤立主義者。我曾極力主張遵守我們簽訂的（僅有的）兩個盟約，即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日本的盟約……我看到國際社會的大部分國家，包括幾乎所有拉丁美洲、非洲、南亞國家，其領導人對我們都持有一種利用和剝削的態度，對我們給予他們的幫助，這些人沒有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我們似乎是因為特別在意要維持自己的國際地位才這樣做的。依我之見，這樣做除了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之外一無所獲。

去信斯特羅布·塔爾伯特，警告他我決意公開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正如現在計劃的那樣）。我還致信《紐約時報》（出乎我意料的是，報社竟然滿懷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見報。我無法預料它會引起什麼樣的反響。也許有人會希望我到華盛頓去，和我探討這個問題，但我對此表示懷疑。他們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就大張旗鼓地拋出了他們的觀點，所以我也必須旗幟鮮明地亮出我的觀點。讓他們看看，怎樣才能從自己製造的一片混亂中解脫出來。

這難道不是一件讓人沮喪的事嗎？

這個星期，我被學術工作和法國網球公開賽折磨得一塌糊塗。不幸的是，法網公開賽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賽的實況，而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夠用來好好寫作的時段。觀看高質量的網球賽是我唯一有些輕佻的業餘愛好。難道一個人不應該有一種愛好嗎？只有這種愛好，才能讓我們在這狂熱而絕望的時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到處是英國王妃黛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響，真是讓人費解。在我看來，對於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想要找到這個離奇的現象背後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項挑戰……

首先，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我逐漸認識到自己正在發生變化。身體、精神和情緒都在快速衰退。情況已經惡化到這個地步：除了體質退化以外，我的記憶和思維恐怕也無法再保持連貫了……

我對英國人的「喜歡」不會多於他們對我們的喜愛。但我認可他們的品質，我自己就繼承了其中一些，也非常感激他們留下了這些遺產。

約翰·加迪斯要去耶魯大學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裡會很忙，也會更受到重視，更加開心。但對於我來說，我有點兒擔心。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簽訂過一份簡短的協議，我授權他做我的傳記作者。我知道，這些年他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採訪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托弗）以及與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並且把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經堆積如山了。但在此期間，我還沒有發現他已經開始撰寫傳記的跡象。

凱南決定降低自己對日記的要求。他告誡自己，不要再去費心記錄那些有價值的事情或重要的想法。可實際上，他根本無法將視線從重大的國際事務上移開，更無法忍受將日記變成一本病歷。

【凱南夫婦從華盛頓出發，經普林斯頓到紐約。在華盛頓，他見到了弗蘭克·威斯納和斯特羅布·塔爾伯特。他在紐約和安娜莉絲一起照看孫輩，同時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進行家譜研究。他一直想為凱南家整理一部家族史。】

實際上，我知道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算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後還有人選閱這本書，但是他們發現其中的內容完全無法理解，那這本書就真的白寫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就應該跟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權當是為後人所寫，也許很久以後才會被西方文明的未來所印證。

新書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三個星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新書一直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包括出版商、代理人和我在內的很多人都驚訝不已。（在滑出榜首一周之後）它于本周再次榮登銷售冠軍，全國各地都在大量銷售。除了美國政府和新聞媒體以外，大家都注意到了這本書。命運真是奇怪：我能感動那麼多同胞，但當權者永遠不會有所觸動。

最近做了兩個離奇的夢。我覺得，在1997年最後幾個星期里，我做過類似的夢，它生動而悲哀地向我揭示了我分裂的性格，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相信自從1904年4月的那一天，當媽媽突然悲慘地離去，我與她之間的紐帶徹底斷裂之時起，這種分裂就產生了。

我無法指望通過發表文章來表達這一觀點。我想說的話遠非每日報紙上那幾頁專欄所能承載的，或許也沒有任何雜誌能承載，況且雜誌的關注度太低。以書的形式？這些觀點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嶇山路》中已經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關注程度最低的……就是這些觀點了……

此外，儘管我一直在談期望，但我認為現在所謂的中東「和平進程」不會有讓人滿意的結果。以色列仍然堅持它目前的立場，這將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鄰居們的孤立，但在特定條件下，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願意將自己變成以色列的敵人。如果以上種種問題都惡化為地區性軍事衝突，我國將不得不承擔起沉重的軍事責任。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這種狀況出現，但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發生分裂。

今年夏天我來這裏的時候，帶了好幾本《莎士比亞文集》，並下定決心，只要時間允許，我會將它們通讀一遍。現在，我第一次比較認真和完整地開始閱讀文集中的第一部戲劇：《暴風雨》……問題是，莎士比亞本質上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在與人同形同性的諸神影響下形成的、富於悲劇色彩的希臘的人性觀念有沒有深刻地影響到他。我將帶著這些問題繼續讀下去。

他今天來的目的是徵求我的意見，他想馬上開始撰寫傳記。在眾多願意提筆為我寫傳記的自薦者當中，我從來沒有後悔選擇了他。當年我在政府里供職，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戰後那些年的外交狀況。他是一個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將自己了解的全部狀況敘述清楚，也能篩選出當年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至於說他是否有興趣用同樣的洞察力去挖掘我離開政府之後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經歷——個人生活主要記錄在《生活隨筆》中，政治和哲學觀點主要集中在《崎嶇山路》中——這個我不太確定。但比起其他傳主，我想我是非常幸運的。

我也意識到（我擔心日記的讀者以為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無可救藥地忘記單詞如何拼寫。在我寫了二十本書之後，竟然出現不會拼寫單詞的現象。

儘管我的新書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但無論是柯林頓政府還是新聞媒體都沒有對這本書表現出絲毫興趣，甚至書中對國務院提出的建議也未能觸動他們的神經，政府沒有就任何事務主動與我聯繫。好在這一切我已經習慣了，畢竟四十年來我一直遭受這樣的冷遇。挫敗感是我目感到如此煩惱的主要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我搞不清時間的原因是，我無法相信對伊拉克戰爭及其直接後果，真的發生在今年4月到7月之間。

但是我不能在生命中的這個階段讓自己捲入公開論戰，所以這件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

下一步我們該做什麼？我的心愿怎麼辦？也許，應該重新開始。那又怎麼樣？不管怎麼樣，馬上要到中午了。安娜就快到了，我不想讓她來，可是她盡心儘力地準備著，不厭其煩地陪我聊天。不跟她聊嗎？那樣的話，我就更沒事可做了。算了，還是堅持下去吧。

我已經連續兩個上午一直在辦公室工作了，回復了一大堆來信（另一大堆還躺在那裡，而且數量每天都在增加）。應邀為參議九-九-藏-書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書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長達五百九十頁的書稿，他還從辦公室打電話過來，約我在世紀酒店共進午餐（他請我吃飯的目的是什麼呢？）……現在，我正在跟辦公室新安裝的電話系統做鬥爭，那是最先進的設備，複雜點兒的功能我都不會用，也不打算去學了……4月下旬，我還要去參加美國哲學學會的上半年度會議。

凱南畢生都在尋求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施加影響。隨著他思考政治和個人哲學的著作《崎嶇山路》大獲成功，他的人生抱負驟然之間得以再次實現。

為了慶祝我的九十歲壽辰，外交關係協會計劃邀請三位前總統、五六位國務卿到場。當然，這些人能否接受邀請，以及接受邀請后能否到場還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中兩三位能夠光臨。不管怎麼說，單是外交關係協會這種想法以及此舉帶給我的榮譽，就已經讓我非常震驚了。我了解自己的弱點。在學術領域，我已經習慣了接受榮譽，但是這一次打破了常規，讓我意識到我現在擁有了一種不同的形象，這要求我不僅表明上要符合這個形象，而且內心裡也要接受這個形象。這讓我清醒過來，也警醒我在餘下的歲月里，必須努力把自己的若干重大缺點隱藏起來，去承認這種形象對我的重要意義，不是去演繹角色，而是真正成為那樣的人。

這些人我都認識，與其中一些關係還不錯，但我從未真正成為他們所謂的喬治城中的一員。大多時候我都囊中羞澀，留在城裡的時間也少。戰後，我通常都不在城裡度周末，而是回農場，因此錯過了參加周末聚會的所有機會。不過，不只是這個原因。拋開個人感情不說，只從工作方面講，雖然有些朋友很了解我，但是他們看我的眼光多少帶著些懷疑。約瑟夫·艾爾索普本身就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他認為他的思想與我等量齊觀，對我的觀點也尊重有加。除此之外，他對我知之甚少，他自以為了解的東西絕大多數都是錯的。奇普·波倫，他不是一個優秀的寫作者，對於作品的寫法與內容是否相得益彰也根本不關心，如果單就我們對俄羅斯的共同興趣來說，雖然彼此間爭論不止，但他還是待我如兄弟，一直非常關心我，生怕我在那個遙遠的國度對時事做出不恰當的解釋。迪安·艾奇遜跟艾爾索普一樣，認為我是一名優秀的作家，但對我的才能有些懷疑，認為我的才能不適合用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這可是他的主場。我猜想，我在他心目中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但從來都不是一個能讓他像尊重法律一樣來尊重的角色。在他的思維里，沒有什麼比法律更加完美和高尚；美國的外交事務甚至從來就沒進入過他的視野。在他們，以及其他所有人看來，我彷彿一直在地平線上猶豫彷徨，只是一個偶然出現在社交場合的怪人，過度緊張，無法放鬆，難以歸類，雖然在某些方面贏得他們的尊敬，但這種尊敬里摻雜著戒心。他們認為自己永遠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放棄固有的基調，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規。他們沒有錯。我也永遠不了解我自己……

更坦白地說，我希望這些觀點能夠為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但這種徹底被忽視的結果，真是讓人痛苦和絕望。

來的時候帶了一本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發現在他的大量懺悔中，其實有相當多的內容關注的是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內容少之又少。這一點我無法贊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個人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不論對上帝做出多麼有益的貢獻，也無法讓他的同胞為之所動。

後來，在50年代，惠特克·錢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並被（尤其被理查德·尼克鬆）當成攻擊民主黨「自由主義者」的工具。我被這場紛爭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該案件的書籍。畢竟，所謂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產主義涉及蘇聯。

動身去農場過感恩節的時候，我從普林斯頓家中的書架上選了一本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書，準備帶到農場去讀，這本書之前還沒翻過。事實上，我是帶著濃厚的興趣讀完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它自身的價值（跟尼布爾的其他作品一樣，它的深度令人欽佩），還因為它給我的新書帶來了巨大的啟迪。

加迪斯的回答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去做，這是當代歷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願意接受採訪，影片都要拍下去，如果你不參与，那麼結果會比你現在看到的更糟糕，因為你本人與冷戰有著獨特關係，而且你的觀點獨一無二。

最近幾天，我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抑鬱情緒中：這一次不是時常困擾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對身邊的美國文化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厭惡。然而，外部環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變，因此我猜測，這種狀況反覆出現可能與我身體上的某種變化有關。

【凱南到百慕大群島度假。凱南曾於1947年發表署名為「X」的文章，許多讀者為他精確地預見到蘇聯的最終解體而交口稱讚，相比之下他本人並沒有感到多麼自豪。他相信華盛頓是在愚蠢地擴大遏制的地理範圍，錯失了很多可能緩和甚至終結冷戰的談判良機。】

我剛剛重新讀了一遍《約翰福音》。我很想知道，從聖約翰到加爾文乃至新教教會，為什麼都著重強調信仰能成為獲得救贖的一種保障呢？信仰，信仰，是的。可是為什麼要求人們去信仰？他們要求所謂的異教徒，不但要信仰萬能的上帝，還要去信仰自稱上帝之子的耶穌。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讓他們去信仰誰呢？……

在紐約的晚宴上，只有兩位來自其他領域的客人：大名鼎鼎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蘇珊。當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聽說過他，但是對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讓我驚喜的是，我發現他是一個可愛謙遜的中歐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對中歐和東歐問題了如指掌，特別是對當前的局勢、問題和相關重要人物的判斷非常精準。晚宴后，我們進行了長時間愉快的交談。我開始懷疑，他能與我如此放鬆而得體地交談，是因為他將我與他見過的其他人做了對比，然後發現我對他的錢沒有任何企圖，我之所以欣賞他（無論如何，我希望他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不是因為他擁有什麼，而是因為他的為人。

這將發展成為東西方之間全面的，甚至完全沒有必要的災難性決裂，實際上等於重新進入冷戰狀態。

我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基督為什麼深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又為什麼確信自己是「人之子」？可什麼是上帝？上帝「長什麼樣」？他住在哪裡？耶穌真的在那裡嗎？所有這些，我們都一無所知。既然他是一個女人所生，就一定跟我們一樣，在這個世界上經歷了幼年和童年，可是，他在青少年時期，長時間離開他出生居住的地方，關於這一點的證據又在哪兒呢？他是什麼時候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他的兒子呢？怎樣證明他們之間的這種父子關係呢？

當然，我無法做到整個晚上都那麼淡定從容。多年前的一個夏日，就是在這棟樓里，杜勒斯先生隨隨便便地把我解僱了，就此結束了我在駐外事務處二十六年的職業生涯，當時除了五樓那個可愛迷人的接待員外，整棟樓里沒有一個熟人來道別。

約翰·加迪斯來訪，我們留他在家裡吃了午飯……

日漸衰老的身體讓凱南感到困擾，但他對古今時事的評論依然犀利。漫步在華盛頓街頭，他對已故的同事們做出了坦率的評價。在冷戰時期，華盛頓逐步形成了依靠軍隊處置外國人道主義災難的傾向，凱南對這種做法深表懷疑。他認為這種所謂的「任務蛻變」會給美國帶來無盡的麻煩。此外，他還認為這種軍事介入會推遲財政資源的再分配。

外交關係協會舉辦的生日晚會足足來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慮到本次晚宴對我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所以我覺得在此應該介紹幾位參加晚宴的嘉賓。晚宴本應由萊斯利·格爾伯主持，但實際主持的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關係協會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在《紐約書評》上讀到西奧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關於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錢伯斯事件的。當時我對這個事件非常感興趣，不僅是因為希斯是當時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寵兒，也是艾奇遜面前的第一紅人，更是因為他陪伴陰鬱的羅斯福完成了最後一次雅爾塔之旅，他對俄羅斯一無所知，卻被允許站在總統身旁，就如何面對斯大林提供建議，而奇普·波倫卻基本被當成翻譯。我也因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當地，由大使館臨時照顧，無法進一步獲知總統及其隨行人員的想法，更別提商量什麼事了。

見習外科醫生將心電圖機的吸球粘在我身上，然後開始不停地問題，這倒減輕了一些痛苦。他讀過我的一本書，我現在手無縛雞之力，他卻用俄羅斯問題對我狂轟濫炸。由於臉上矇著毯子，我只能用含糊不清的聲音盡量逐個解答。

昨天早晨，當我正處於這種過渡狀態的時候，我意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還有能力去參加一大堆活動；另一方面，我又完全喪失了能力，那就意味著終結，即死亡……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距離，這個距離表面看上去很穩定，但我知道這是一種非常脆弱的穩定狀態，隨時都有可能突然坍塌……這種感覺就像萬丈深淵，我在它的邊緣過著虛假的生活，假裝我真的像看起來的那樣正常而健康。

約翰·盧卡奇前來拜訪。他病了一段時間，我看他也有了一些變化。和他交談與面對其他來訪者不同，我們都能道出對方過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並且還能舉例說明，而這些成果以往從未獲得評論家或廣大讀者的認可……

1948年，美國在阿拉伯領導人一片持續的反對聲中，支持以色列獨立建國，我們這是在給自己製造麻煩，而且是一個根本無法找到和平途徑解決的麻煩。當時我作為政策規劃室負責人，就試圖提醒美國政府謹慎行事，結果卻收到副國務卿的暗示：美國是一個以國內政治為重的國家，當少數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優先考慮國家利益……最後，在冷戰的這些年間，我一直努力說服人們相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

最近兩個半月以來，因為忙著完成尚未命名的書稿而忽略了記日記。書稿已於十天前送至紐約，交到了哈麗特·瓦瑟曼手裡。現在，她已經交給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書稿交給了諾頓出版社的負責人唐納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審閱了書稿，據哈麗特說，他們斷言「這是他寫過的最重要的一本書」——我相信他們是出於善意才給出這樣的評斷，如果說我覺得自己過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麼這本書，無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對於他們的含義，就是別人所說（我也很樂意相信）的最暢銷。

我應該寫一些新年預言嗎？在我的記憶里，我還沒有這麼做過。我的預言要比我的期望少得多。預言頂多能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卻不會合他們的心意。

我的建議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有人問，俄羅斯會怎樣看待這件事？新的成員國加入北約以後，有哪些相應的工作要做？怎樣才能確保與俄羅斯達成和解，向俄羅斯保證無須擔心，北約東擴沒有軍事意圖？

都到了什麼時候、什麼年齡了，還敢奢望堅持記日記！……

再加上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能就是個插曲）悲傷和痛苦，昨晚成了一個非常難熬的夜晚。白天，我因為別的事打電話給瑪麗恩·多恩霍夫，無意間提到波蘭對俄羅斯的憎恨，這立即引起了她的強烈反應，我知道在某些問題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觀點。

我經常想起普希金偉大的詩篇《葉甫蓋尼·奧涅金》第一段最後一行，勇敢、年輕的貴族公子一直照顧著即將死去的叔叔，他嘆息著、思考著：「撒旦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帶走？」我問我自己，有多少人想知道，我這顆愚蠢的、已經喪失思考能力的老心臟，什麼時候才能放棄掙扎，做它應該做的事，就像丘吉爾所說的那樣「衰老而死」？

清晨醒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今天的狀態會很糟糕，我徹底意識到自己行將就木了，這一點毋庸置疑。至於多長時間之後閉眼，我不知道（「人不會知道他自己的歸期」），但這一天不會太遠了。在此期間，這種意識將會支配我所有的決定和行為。

我再一次翻閱日記，發現在早些年，每當遇到類似的情況，我都會盡自己所能充分表達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強調，把波斯灣的石油資源移交到當地酋長手中，然後幫他們建立獨立的酋長國，卻不向任何人承擔任何義務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毫無疑問，我的精力在衰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智力，除此之外，還影響了個人生活，讓我無法處理生活中的各種小困擾。我的記憶力在減退，注意力只能有限集中。我感覺被困在屋子裡，被一大堆請求煩擾著，憑我的精力，無法完成它們。因為過去那些年我完成了太多工作，所以現在人們無法體諒一個年長者內心的脆弱，還是有很多差事找上我。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自己的過去的受害者。

我尤其害怕書評人，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到哪兒去找能參透這樣一本書的人呢？

總統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應，那麼，從現在起約兩個小時內將暫停對其進行軍事打擊。不管怎麼說，我相信這標志著一場輝煌而成功的軍事行動的結束，同時，這也是一場將我們的戰爭藝術推向新時代的戰爭。

我想，俄羅斯和美國之間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永遠都是有益和令人愉快的。不過，這種交流幾乎不涉及兩個政府管理水平的問題。就俄羅斯而言，最壞的可能就是給歐洲和我們帶來大量麻煩；最好的可能就是成為維護和穩固西歐社會的有利因素。這對我們來說極其重要，因為在我看來，西歐是這個星球上，我們的文明唯一可以指望的依靠了。

今天早晨，很早就醒了，我在想，只要身體允許，我會重新拾起日記……

有時候人會處於一種介於睡夢與清醒之間的過渡狀態，尤其是清晨即將醒來的時候，此時的思考在邏輯上已經比較連貫，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體現出部分潛意識，因此更應該引起重視……

我之前表達過的思想最後都被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原因之一就是它們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這實在是一個難以原諒的過失。但對我來說，現在再把它們公開發表已經太遲了，我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也不知道在這個廣告橫流的文化環境下該將它們置於何處。我只能指望有一天有人在不經意間撿起我的書（我希望是《崎嶇山路》），讀懂我在說些什麼。

去華盛頓和波士頓旅行了兩個月，做了幾次心電圖，一度非常焦慮，經常光顧醫院，天知道我治病花了幾千美元。最後，我一切安好，平安地回到家中。此行唯一的收穫就是，我了解到我不但害上了心悸，還有一種通常被稱為心房顫動的毛病（不過醫生認為我沒有這個毛病），這種疾病可能更危險……

我接到布爾斯丁先生打來的電話，他非常興奮，說我擬寫的那份見解獨到的文件已經通過奧斯陸大使館轉交到總統手中，他已經組織政府的專家進行論證，現在僅論證完成四分之一，總統希望通過布爾斯丁對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謝。

這棟小別墅里珍藏著很多書籍，我們體貼的女主人勞拉·萊利為我挑選了一本根據錄音整理出版的訪談錄……我隨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沃爾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遜的訪談，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規劃室期間的知名人士。當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遜，其他兩位偶爾也會遇到，交談過幾句：我幾次碰到李普曼，和法蘭克福特見過一次（這對我們雙方都無足輕重）。由於我比他們都年輕，又長期在艾奇遜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聲望和權威。現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氣了，我自認為擁有了跟他們當年一樣的地位，這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對他們的尊重和順從，對於當時那麼年輕的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我自然也應當收斂我的銳氣。現在，我在腦海中回想著，在那些早已遠去的日子里，我如何看待他們，他們如何看待我。

對海灣危機宿命式的可怕而決絕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結果。布希先生繼續將他的賭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場驚心動魄的軍事勝利上，全然不顧這場戰爭將給整個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觀念帶來何等恐怖的影響，進一步損害達成令各方滿意的和平之機會。

現在我的所寫所作（如果這種努力能夠成功），與九_九_藏_書早期有所不同，不會再為自己尋找任何借口，不會再矯揉造作。之前的日記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符合邏輯的結論，缺乏對文學色彩的追求。無論好壞，現在的我超越了這一切。我的思想就像一鍋雜亂無章、極不協調的衝動和反思的大雜燴。就讓它們自然退去吧，就像流水緩緩漫過沼澤地。

今天，這裏一如前幾天，浮雲蔽日，太陽只是偶爾露出笑臉。北風一路吹去。這樣的天氣會讓人變得慵懶。

把美國武裝部隊派遣到遠離國土的地方執行任務，這實際上是在另一個國家進行的大型治安行動，而那裡的情況與美國的安全利益毫無瓜葛。顯然，我們的開國元勛永遠都不會設想，或者說永遠都不會認可這種事情。如果說這是美國的傳統，那也只能說是最近才有的傳統。

總統的就職儀式搞得像一場歡快的全國嘉年華，不過也相當精彩。尤其是柯林頓夫婦陪同布希先生走向直升機，祝福他回歸私人生活的場景深深感染了我。閱兵儀式后，柯林頓先生和夫人在白宮接見了約六百人的代表團，這些人是從全國各地的應徵者中挑選出來的。總統和夫人對大家，特別是對孩子們充滿了慈愛與尊重。事實上，跟隨（而且是緊緊跟隨）這一切而來的是第二天殘忍的「日常政治活動」。不過，這歡慶的典禮，平平常常地發生在一個如此廣闊的國家裡，還是彰顯了某種壯麗輝煌。有那麼一瞬間，我幾乎無法抑制住自己的淚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對祖國的熱愛之中，我很少允許自己去享受這種情感。

布希總統已經告訴我們，現在距離伊拉克戰爭開始，距離第一次冷血的射擊，只有三十六個小時了。

戴維·格根的電視訪談令我極其不滿：雖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歡，可是很明顯，事先他沒有做好準備，對我的新書只有最膚淺的了解（如果說他有所了解的話）。如果我沒記錯，整個訪談中他根本就沒提到過書的內容。他老生常談地將我們的訪談帶進了有關遏制政策的討論當中，佔用了整整十五分鐘時間。我看起來很疲倦，表現得也很差勁。很明顯，他對我過去三四十年做了什麼一無所知，而且我猜他很驚訝我還活著，並且直到這個年紀還在出書。

在後冷戰期時代，我們政府做過最錯誤的決定就是積極推進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界。我覺得我應該公開表達這一觀點，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幾個朋友，以及幾個可能成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對了。就算他們不聽我的勸告，至少也得到了一個修正路線的機會。

我悲觀的預期已經夠多了，就讓我們期待最好的結果吧，但是要做最壞的打算，隨機應變。

我相信，從這一切得出的教訓就是，我活得太久了，久得超出了我的預期。我無法招架那麼多人對我的問候：「您看上去很好。」面對這一切，我努力做到最好，但還是不夠好。清醒地意識到這些不足讓我心情沉重。

我想，我應該是全國唯一為罷工平息感到遺憾的人。

（a）我現在能夠有效工作的時間是六十分鐘，如果身體不那麼難受，還可以再連續工作一個小時，但不能再多了。

在與安娜莉絲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強調了後者。她是個善解人意的女人，她這樣說：「做你自己就行了，正是堅持自我讓你走到了今天，就把這種風格帶到生日晚宴上去吧。」我不是一個能夠偽裝成他人而放棄做自己的人，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她的建議倒是很中肯。但這是我的缺陷，應該在最後這短短的幾個星期內有所改變。我應該更加鎮定，更加沉著，更加慎思，不要將自己對時事的見解和盤托出，而應該融合積淀所有想法，坦然直面周圍糟糕的環境，絕不屈服於絕望。我必須在不失謙遜的前提下尊重自己所擁有的品質，正是這些品質讓我贏得了別人的尊重。但是如果我發現別人之所以尊重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不完全與現實苟合，那麼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尊重這種形象並盡量不辜負他們的期望，我絕不會掩蓋現實，而要努力縮小自己與這種形象之間的差距。

我們被告知，這次行動的目的是接管運輸通道，同時確保食物安全送到饑民手中……這種補給線路勢必受到武裝團伙和個人的騷擾，導致大量食品還沒運到目的地就被掠奪一空或者丟失……那麼，我們的援助行動為什麼不受歡迎呢？首先，因為我們的政府採取了一種有限而簡單的方式，試圖藉此解決一個廣泛而複雜的問題……我們力圖改變的現狀實際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馬里人民目前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整個領土範圍內沒有一個政府。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飢荒部分是由乾旱造成的（電視里是這樣講的），此外還因為人口過剩，以及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治理混亂的局面……

別人很難意識到這些，我真是太難過了。

……當我被問及「您對俄羅斯的局勢有什麼看法」時，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鄉下該多好啊。」

從醫院回來已經整整八天了，現在身體好些了。這八天都不好過……很顯然，哈麗特和出版商鐵了心指望著我的新書，沒有一天不在逼迫我做這做那。一個作者的自尊心迫使我必須去修改差不多整本書的所有章節。

【在華盛頓，凱南在國會圖書館舉辦的慶祝埃夫里爾·哈里曼誕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辭。他還在聖奧爾本學校（St. Alban's School）發表演講，並接受了華盛頓總教區授予的第一屆和平獎。】

凱南對自己以及比爾·柯林頓總統的不當性行為都做了評判，後者正努力擺脫與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醜聞。在1993年的著作《崎嶇山路》里，凱南仔細思考了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

冷戰真正結束不過一年多時間，我們就以戰爭終結了本應大加利用的發展休整期，我們本該借這個機會恢復幾近枯竭的財政和瀕臨崩潰的經濟。

我意識到在剛過去的這個秋天裡，出於某種原因我沒能定期記日記，我決定利用研究所的幾天聖誕假期，書面總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來都做了什麼……

但是這個決定會給他們和我自己帶來一些限制。他們千萬不要讓別人來看我，也不要問我（或者慫恿他人問我）這個問題（除非他們想讓我撒謊）：「今天感覺怎麼樣？」那樣的話，我有可能會實話實說，我感覺非常糟糕。

大約一個星期之前，我聽說總統的撰稿人羅伯特·布爾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據我所知他是國會圖書館館長的侄子）想要拜訪我。為了什麼事呢？總統馬上要去里加與波羅的海三國總統會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確實去不了的話，他們也想通過隨行人員帶去我對里加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的問候。這個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雖然現在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我還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問候信。奧斯陸大使館第一秘書到我這裏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討論了這些事並接收了我的親筆問候信，隨後就離開了。

在我的記憶里，過去的二十四小時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

目前針對車臣展開的行動有欠考慮，這越來越令我感到沮喪和擔憂。我對車臣沒有好感，對於他們的民族主義抱負也毫不同情，但是遠有更好的方式來掌控現在的局勢。危言聳聽的預言隨處可聞，說民主政治要在俄羅斯終結了，說葉利欽會利用這個機會徹底實現獨裁。我也懷疑這種事情會發生，或者說有可能會發生。經歷了過去六年間發生的一切，事情已經鬧得不可收拾，這種強加給俄羅斯民眾的懲罰將會遭遇多種形式的阻擾和反抗。

凱南拚命維持著日漸模糊的記憶力。2月6日的日記是他口述的，看上去打字員曾稍作潤色。他想把這些年每個階段的職業和生活都記錄下來，但是製作一份年表對於智力明顯減退的他來說太吃力了。他中途放棄了年表的製作。

內心被我最後一本書的命運攪得憂鬱不安。它在全國暢銷了好幾個星期，看起來越是遠離華盛頓和紐約的地方（有一個例外：阿瑟·施萊辛格在《紐約書評》上對本書給予了極高評價），書越是賣得好。好像各地讀者都在傳閱，唯獨兩個圈子除外：媒體和政府。我這是在對心不在焉、充耳不聞的傢伙白費心機。

最近這幾個星期，我感覺到自己正在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逐漸崩潰，我覺得有必要至少把我身上仍然值得收拾的地方再收拾一下，哪怕只是出於體面，出於對生活和對自己的尊重。（此刻我認為）也許，有規律地記好日記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可憐的老俄羅斯啊。其實俄羅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俄羅斯人大流散。國外公開敘寫這種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來自俄羅斯（或者他們的父母來自俄羅斯）並在西方定居，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些猶太人、波蘭人、德裔波羅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絕非俄羅斯血統的人。一般來說，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羅斯，也非常厭惡它，他們希望與西方觀念影響下的人們分享他們的感受。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中，極少有人對俄羅斯這個國家有著濃厚興趣並希望它受到公平對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幫不了俄羅斯人，對於俄羅斯是什麼，人們並不是真的感興趣。

這位主人的反應讓我產生了一種憂慮，久久揮之不去……我沒少揭露納粹恐怖的罪惡行徑，比很多人說得多，並且是出於自願，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試圖借這種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記極權主義統治下廣大民眾的軟弱、盲目與無助，就像揭露斯大林主義在俄羅斯令人憎惡的行徑一樣。我希望自己是懷著一種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態做這些事的。但我認為，如果永遠無法與眾多猶太朋友自由地討論這些事——這種討論是交流與理解的起點——我將非常沮喪。現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尋求他人的共鳴、尋求他人的理解。

同時我也感到失望，《紐約書評》連同對我的專訪無不在提示我已經九十五歲高齡這個事實。當然，我們老年人不應該倚老賣老，但年齡也不能被當成我們處於劣勢的借口而被濫用。不過，高齡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影響。我們的讀者至少應該能想起這一點。

只有建立一個統治全部領土的政權，才有可能扭轉這種糟糕的局面，這個政權必須強硬，並且意志堅決。它不可能是一個民主政權，因為在饑寒交迫的人群當中，不可能具備實行民主政體必備的先決條件。我們此次行動根本沒有改變這種局面的把握……

剛剛提過的那個夢，讓我感覺到夢不單單是我自己潛意識的產物，一定還有某種外力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有人能夠塑造我的夢，他試圖告訴我一些我現在還不知道的事情。現在，我對另一個夢也有同感：那不是潛意識的產物，其背後隱藏著無聲的力量，有人想通過這種方式跟我說些什麼。是什麼呢？

凱南通過一個朋友暗示，如果國務院想就當前的問題徵求他的意見，就應該派代表正式與他談。儘管國務院為此特別安排了一次會談，他在日記中卻沒有提及相關內容。雖然身體每況愈下，但這位資深元老對公共事務施加影響的願望從未終止。

下午晚些時候，我順利地刮完鬍鬚之後，痛苦再次襲來，歷時半個小時之久，我相信這種痛苦會不時出現。現在，還是讓我記錄一下無法解決的問題吧：

現在，我已經完全記不清楚時間了，換句話說，我連日期都弄不準了，更別說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了。

有兩種現象最讓我擔憂，它們緊密相連，折射出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精神和情感狀態。首先，放縱和墮落已經佔據了我們的絕大部分社會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聞、電子通信和文化的輸出都掌控在娛樂業手中，娛樂業再以近乎壟斷的方式將它們用於可怕的用途，製造知識水平低下的節目，還創造出傷風敗俗的色情產業，讓人們病態地沉溺於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賦予同性戀以榮耀，認可那種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總的來說，對於這些怪胎的滋長，政府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領。

至於李普曼，他是一個將新聞事業做到了極致的人，也是一位頭腦聰明、學識令人欽佩的優秀作家。我將他稱為自由主義博學家，他外表看起來溫和友善，但內心冷漠，還抱有古怪的防禦心理。他在分析公共問題時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斷力和寫作風格，但是，迫於身為專欄作家的壓力，他寫得太頻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懼的犀利風格有時會將他自己帶入怪圈，直到他發現原來他在追著自己的尾巴轉。李普曼對我非常憤恨，因為我高調地寫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並發表在他基於某種個人原因發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認為自己才是這個領域的權威評論者，像我這樣乳臭未乾的無名小輩，竟然寫出一篇如此轟動的文章，無異於對他的挑戰和挑釁。我一直都對他尊重有加，當然，這麼多年來，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睿智的對手，他尖銳但合理的批評帶給我的好處比傷害多得多。

但我並不為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後悔，我的能力也僅限於此。至少，如果不這樣去做，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的不作為。

哎呀——哎呀！我改完兩章了……

當你別無選擇的時候，通常就會表現出本來的樣子，展現出真正的個性，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那種親人、朋友和熟人都習慣的方式，勇敢、自信地克服所有的小小考驗、挑戰和生活中的其他困難！

2001年夏天，凱南最後一次到挪威度假。

但是我可能從沒有思考過這本日記應該成為什麼樣子，如果它還有任何實用價值的話。日記不單單能夠為個人服務，它可以只作為我理解的那種流水記錄：蒼白地記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麼，以達到輔助記憶的目的，充其量也許能為久遠將來的某個傳記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資料；或者它也可以作為一種記事本，就像很多小說作者用記事本記下他們聽到、看到或其他人沒有記錄過的新鮮事兒；或者它還可以作為一種思想的記錄，記錄一天當中的思想歷程。我曾經試著將日記定性為最後一種。不過，因為沒那麼急迫，這種努力就擱淺了。此外，根據經驗可知，只有當我為了某種明確的目的而坐下來寫作時，以及我不想為自己記下什麼的時候，才更容易湧現出許多想法。

我只能說，這個消息在公眾中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完全是拜電視和計算機所賜。這兩種物件兒對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年輕人應該知道什麼叫成熟，什麼叫責任了。毫無疑問，民眾眼下對此事的強烈反應折射出一種集體式的歇斯底里，這種心態非常值得關注。這種不正常的興奮始終是一種危險現象。當它受到電視媒體的宣傳和鼓勵時，就會變得尤其危險……畢竟，絕大多數對王妃之死反應強烈的人，只在熒幕上見過她的形象，從未見過黛安娜本人。換句話說，他們與王妃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間接的。但這恰恰就是電視的使命，不負責任地向民眾傳遞間接的情感刺|激，然後讓觀眾以不同方式去迎接這些刺|激。其結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數量大幅增加，助長了「偷窺者」毫無意義的好奇心，對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難和挑戰，卻無法給出答案。

雖然凱南確信自己來日無多，但他依然認真思考著有關未來的問題，比如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長期以來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觀點，比如被他稱作「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的好處。

【凱南一家接受朋友萊利夫婦的邀請，去緬因州度假。】

柯林頓先生與白宮猶太女實習生之間的性醜聞真讓人難以忍受，齷齪和無聊的報道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終會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來改變自己的觀點，三個星期以前，在這個小插曲剛出現的時候，我對安娜莉絲說：我認為柯林頓先生應該辭職，我認為一個男人無法做到兩全其美，要避免這種合法的騷擾，同時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總統職責。但是，他在應對這次挑戰時犯了嚴重的錯誤，現在沒人幫得了他了。

我是多麼衰老！多麼虛弱！多麼無助！

在高級研究所，我談到俄羅斯遭受的重創，包括社會層面的、精神層面的甚至基因層面的。蘇聯共產黨統治了俄羅斯人民七十多年，這讓他們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讓他們倒退了多麼遠，現在留下的只有一個在遺九九藏書傳和經濟上都極度匱乏混亂的群體，動蕩不安，顏面盡失，心靈受創，自信喪失，沒有一個領袖能夠給人民以信心。如果一個人無法理解這樣的背景並將它銘記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個飽受重創、精神萎靡的國家裡正在發生什麼……

此外，基於一些更加現實的思考，俄羅斯領導層會做出如下努力：（a）說服「獨立國家聯合體」（1991年從蘇聯脫離出來獨立的國家）成員國改變與俄羅斯的關係，公開建立一種軍事聯盟；（b）與其東面鄰國，特別是印度和中國，進一步密切關係，以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反西方軍事集團，制衡北約謀求世界領導權的行為。

換句話說，我的生活完全恢復到九十歲生日和中風之前的忙碌狀態，更確切地說，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狀態，絲毫沒有因為我的年齡和身體而打折扣。剛過去的五天里，我感到極其難受，有時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臟病專家，診斷結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幾粒藥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縛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顯然，如果我瀕臨死亡的話，那麼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這一點。

很顯然，對於北約東擴到自己的國界線邊上，俄羅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溫和的反應。他們已經在不同層面上做出各種回應了。我預計他們會大肆渲染，將政治問題軍事化，以無限誇大其面臨的風險，還會帶領人們重溫俄羅斯悠久的歷史，把自己說成無辜的受害者，遭受了國際社會的迫害，我們這些國家都充滿了邪惡的侵略慾望，也是他們眼中的異端。

至於俄羅斯，情況就更複雜。在傳統的宗教和教育文化上，俄羅斯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隸屬於西方世界。在與西方關係的問題上，他們依然有可以貢獻的地方，也有需要向西方學習的東西。歷經上個世紀的變遷，包括蘇聯共產黨執政七十年間赤|裸裸的壓榨和暴行，他們的文明已經嚴重弱化，他們現在正經歷一段艱難時期，前途未卜。

通過哈麗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紐約客》的編輯（別問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對我尚未校對的書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們已經看過一部分，近期還打算派人過來，為我做一期「特稿」。這讓我糾結起來。毫無疑問，我非常沮喪。依我目前這種狀況，我能否接待這位編輯呢？當然不能。但是雜誌社對我的新書這麼感興趣，這讓我非常高興，拒絕來訪顯然非常失禮。然而，接受來訪就意味著，我必須在他到達普林斯頓之前振作起來，並儘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

布希先生現在如此輕率地將我們帶入一場複雜、危險而又毫無必要的戰爭，我不會再為此擔心了。我就像一個乘船穿越茫茫大海的人，看見站在船橋上的人選擇的路線是錯誤的，而我即使主動提出自己的觀點也不會受到歡迎和尊重，那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我只要在內心裡做好準備迎接即將發生的事，並像大勢已去、行將就木的俾斯麥那樣無助地喃喃自語「上帝保佑我的子孫吧」就行了。

過去的幾個星期一直很忙碌。布希政府瘋狂叫囂著「贏得了冷戰」，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紐約時報》上撰寫專欄文章對此表示抗議。文章引起很大反響，幾乎一片贊同之聲，只有理查德·派普斯在《紐約時報》社論版上發文提出質疑，依據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說過，我們要憑藉自己的實力對蘇聯的發展進程施加影響。（派普斯沒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還有足足五頁長的材料，這些材料論證了蘇聯政權弊端的根源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個段落的簡評而已，旨在表明我們能夠影響和改變蘇聯的方式是憑藉我們的實力，而非通過軍事威脅或恐嚇。）

我也問過自己，並強迫自己回答，這本日記究竟要歸為哪一類，我期望它能發揮什麼作用，簡而言之，就是我為什麼要堅持寫日記。也許我應該給予它更多關注。

心臟病發作，不過很輕微。我能感覺到心臟發生了一些變化。人到了我這個年紀，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稍一勞累，心臟馬上就會提醒你，你很虛弱。可是如果什麼都不幹，日子又會很乏味，其實這是讓每個人都苦惱的事情。在這種進退兩難中，我繼續著我的生活。

凌晨一點，我醒過來，回想起和她的爭執，意識到這恰恰證明她根本沒看到北約向俄羅斯擴張有什麼錯。這倒讓我進一步意識到，我完全沒能有力地擺出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如果波蘭的行為在西方民意中獲得勝利，如果我無法讓瑪麗恩（和我的妻子）看到這種行為的錯誤之處及其暗含的可怕風險，那麼我作為一名官員或者一名公眾人物的活動，其整體主旨一定會被當作錯誤和無用的。那就等於承認我的觀點、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我經歷了記憶中最可怕的一個夜晚，嚴重的頭暈和虛弱帶給我無盡的痛苦，幾次努力著想站起身來，結果都失敗了。

至於我自己：從一整晚離奇兇險的夢中完全醒來之後，我開始思考自己與周圍的人之間痛苦的關係，準備把一些想法形成文章，以便在拾起長期被冷落的日記時能強迫自己記起這種聯繫……

花了大半天躺在床上思考一個問題：當你沒事可做的時候，應該怎麼辦？

這一切給我的印象是，我們的社會患上了一種嚴重的疾病。我無法想象，在一個將大部分文化領導權下放給電子媒體的國度里，哪裡能找到根治這種疾病的良藥。

法蘭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頭腦，當然，他也是由律師們控制的政治中心裏一個老謀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來人。不過，他既不是一個哲學家，也不是一個有性格的人。

我心頭的問題是：身體和精神都衰退得這麼快，是不是意味著死亡很快就要降臨了？我想就這個問題問問醫生，想想還是算了。這對他不公平。我也沒有延續這種糟糕現狀的慾望。我相當肯定，如果這種拖沓的狀態能在不久的將來結束，對我的妻子和孩子來說會更好。

那麼，怎樣與如此令人震驚的現實達成妥協呢？我已經快八十七歲了，即使算不上國內最有威望的人，也稱得上最有威望的兩三人之一吧？人們尊重一個人，卻不尊重他的觀點和看法，這難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嗎？這不就是說明這個人自身也有問題嗎？換句話說，難道沒有某種方式，讓公眾像尊重我個人一樣，來關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觀點嗎？

俄羅斯的局勢也一塌糊塗。那裡的未來充滿變數。在最樂觀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也要花上幾年時間，在此期間會發生什麼恐怕難以預料。

（b）這一個小時，如果身體和精神上沒有不適，那麼我可以忍受並順利地度過。問題是，每隔半個小時就會難受一次。

我對這一切都感到厭煩。美國航空公司（或諸如此類公司）的空乘人員舉行罷工，當問題最終得到解決的時候，我心煩到了極點。我對這個結果很失望，公司沒有化解與員工之間的衝突，而是關掉了全國各地正在營業的網點。這可真是個好辦法啊。我想公眾通過此事也應該明白了，飛機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最靠不住、最不安全、污染最嚴重、最不近人情而且價格最貴的旅行方式。

我知道這沒什麼好意外的。很顯然，他準備在我去世以後再開始撰寫，根據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我本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識到，在這漫長的時間里，他的地位和聲望已經大不相同，由從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謙遜學者成為今天享有盛譽的大學者。這一切都意味著，在這個國家裡他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有學術界本身的壓力，也包括來自媒體的壓力，尤其是電視媒體，他們對素材的渴望永遠沒有盡頭。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還願意肩負起撰寫傳記的任務。我擔心他不願意了，除非我幫他一個忙，現在立馬死掉，好讓他在即將到來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魯大學開學之前開始寫作——不，上帝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後一直像今天狀態這麼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時間內，也未必有這種可能。

我突然產生一個奇妙的想法，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寫一本小書，書名就叫《老男人的夢》（Old Man's Dream），以詼諧的手法寫寫我這個年紀的男人對公共話題的奇特看法。今天，我坐下來更加認真地考慮了一下這件事。結果就是，我說服自己放棄了這個誘人的想法，它實在不切實際，愚蠢透頂。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做這樣一件事了，一旦努力過，結果卻失敗了，我的日子會更加難過。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聯合國對伊拉克最後通牒屆滿的日子，布希先生接受全權委託，有權在他認為適宜的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發動戰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布希先生將會在未來幾小時或者幾天內的某個時刻，將我們帶入一場毫無必要的冒險當中，我們的精力和資源必然會被佔用好幾個月——如果不是幾年的話。而我們看不到甚至也無法想象這樣的戰爭到最後能有好結果。

我現在的很多困境都可以歸咎於一個原因，那就是事實上，我的身體已經進入「高齡」狀態，各種機能已經不能協調運轉。身體、精神、性、想象力、神經控制等各方面的機能，都以各自的速度衰退著，所以現在，在我九十二歲半的時候，它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互相遷就了。它們之間缺少正常的協作，彼此排斥，互不體諒，每時每刻都在為搶佔優勢而競爭。結果造成一團糟，既妨礙我管理自己和審視自己，也不利於他人審視我。

啊，有人會說——你忘了神跡。（此時，因為身體太過虛弱，我被迫中斷了寫作，穿過房間，躺下休息，一直歇到午飯時間。如果我的身體狀況好轉，我當然願意繼續解釋為什麼我把神跡看成一個片面的因素。不過，我的解釋只針對一小部分人，即便對於這一小部分人，也未必完全具有說服力。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人數更少，他們了解耶穌並與他交談過，所以我猜想他們的信仰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耶穌本人一定具有超凡的力量和人格魅力。不過，這一點對於成百乃至數千人來說，可能最多算得上一個傳說。如果我能活得再久些，而且身體狀況也允許的話，我會另找時間多談談這個問題。）

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是我整個情感世界里的一個致命缺陷，它長期伴隨著我，只要我活著就伴隨著我……我被難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懼怕這種情緒。它全然無情的刺痛仍然伴隨著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可怕。

我當然願意隨同前往。畢竟，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是作為一名資深美國官員出現在莫斯科的。應邀參加慶典將帶給我極大的滿足感，這不僅僅是因為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將站在克里姆林宮的門柱下面對遊行慶祝的俄羅斯群眾，還因為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宮政府的貴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險敵人。

但身體的不適提醒我必須多加小心，無奈之下又中斷了改稿工作。今天，我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天，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僅神經衰弱，而且陷入了深深的憂鬱。這種憂鬱（我想它經常伴隨著我）不單因為我自身的狀況，還因為我國眼下的形勢。我對每件事都持悲觀態度。總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東奔西走，言行所出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可憐但是勇敢的老教皇去拜訪他（而非當地居民）心中的聖地；股票以驚人和危險的幅度大漲大落；媒體和大多數民眾都在關注做作的奧斯卡年度頒獎典禮，典禮就像那些電影一樣空洞、愚蠢而頹廢，而他們還在試圖為電影產業賦予魅力。

另一方面是毫無默契可言的夫妻關係，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隨你的便吧」。

現在，我和孩子們一樣，不願意聽到大家對一個患病的老年人給予過多同情。我能感覺到，最近幾個月輪流關照我的兩位優秀的醫生（韋醫生和麥卡恩醫生）也有同感。兩個人都給我做了檢查。無論是心臟、肺部、泌尿系統還是消化系統，都沒有查出什麼嚴重的毛病。那我還抱怨什麼？但同時我也注意到，最近幾個星期以來，特別是這幾天，我盡量小心不去打擾兩位醫生，兩位醫生也沒來打聽我現狀如何。

現在困擾我的是日漸虛弱的身體。每隔三四天，我就無法進行任何正常的腦力工作。這是一種新的癥狀，除了醫生先前懷疑的某種抑鬱症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原因。

我寫完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九十六頁）凱南家族史……

1月，普林斯頓新書的首篇書評出現在今天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上。這不是一篇認真嚴肅的評論。如果作者【喬治·威爾（George Will）】讀完了整本書的話，就不會做出這樣的評論了。書評不乏善意，卻缺少嚴肅和認真，在我看來他彷彿在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凱南不是一個壞老頭兒。我們對他寬容一些吧。畢竟每個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異的地方，他的怪異之處很有趣。」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問，繼續寫這種日記還有什麼用處嗎？

昨天晚飯前，我們到「小屋」去看電視，戈爾巴喬夫正在發表辭職演講，正式宣布了蘇聯的終結。電視還直播了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緩緩降下的過程。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史無前例的時刻！

也許這是最後一篇，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總是抽不出時間來關注日記？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把時間優先用於給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寫作任務上，以上種種使清理辦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實際的事情。我該回歸日記本了。當然了，接下來我又想到，我的書桌從來就沒有徹底清理過，我也從來沒打算徹底清理它。這就意味著，作為我與自己溝通交流的特殊工具，這部日記永遠實現不了它的最終目的，除非我把與自己的交流看得比與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實這未嘗不可，尤其在目前這種環境下，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種目的或許是可以理解的。

【凱南到巴貝多度假。】

我問自己，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是否不必再像個半癱瘓的軀殼一樣，被拖去參加這個城市以及周邊地區的社交生活，承受這些壓力和緊張。當我真的想要休息和獨處時，我需要每天問自己：「我應該或必須做這做那嗎？」——我必須承擔不停地隱瞞自己境況的額外負擔嗎？換言之，我不得不過一種失去歡樂和自尊的生活嗎？……

幾個月前，柯林頓先生在西雅圖多國首腦會議上公開談到，二戰結束后我們取得的一些成就要歸功於「杜魯門、馬歇爾和凱南這樣高瞻遠矚的人」，雖然我們三個未必算得上「高瞻遠矚」，但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評價……

我聽到兩起爆炸事件的新聞：一起發生在從長島起飛的飛機上；另一起發生在亞特蘭大。我馬上想到這兩起事件對美國的政策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長島事件也許是一種不幸，但是從美國對外態度方面考慮，也許不全是壞事。如果這兩起事件能夠讓美國人反省一下，不再天真地以為只要我們拚命地向全世界宣傳自己的文化，人們就會越來越愛戴我們。也許爆炸除了悲痛和不可原諒的人為後果之外，也會產生一些積極影響。

儘管如此，我還是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屬於我的時代。是的，我享受了很多崇高的榮譽，這遠遠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像亨利·亞當斯（有人說亞當斯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樣，也被當成一個聖人。在這個國家裡，我是或者說可能是最受尊敬的非政界人士和非官方人士，可我沒能帶來有意義的影響。我乘著高高的魔毯順勢翱翔，超然于各種紛爭之外，可是當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擺在眼前時，我不免心生惶恐，於是開始喪失興趣，幾乎連早報也不願意再看上一眼，只盼著想辦法儘快退休，早日過上真正不受干擾的個人生活。

每小時都要發作的眩暈此刻正折磨著我。我決心繼續與每小時定期來襲的病痛做鬥爭。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我今天感到極度虛弱。上午，我去了一趟研究所的老辦公室，把辦公桌上剩下的文件全部批閱完畢，這樣一來，就省得它們被原封不動地搬出辦公室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至少，我的任務都完成了。」至於完成得好壞，我無法知曉，也無須去問。

2003年的日記證實了一個年逾百歲的老人在智力方面的陡然下降。到了12月，他絕望地試圖通過標記每個小時的流逝來保持清醒。儘管如此，2003年初，凱南還是記錄了他對布希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強烈反感。他也利用在華盛頓面對大批記者的機會，闡述了他為什麼要反對戰爭。

我在這個時間以這種方式寫這篇日記，只是希望它能幫我度過嚴重的神經衰弱和意識混亂的時刻，我懷疑這是昨天旅行過度勞累造成的後果。

我看了民主黨大會的直播。雖然我不能完全同意阿爾·戈爾的政見，可是從他深入人心的演講中，我仍然能感覺到他最終一定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政治活動家（從他快速攀升的民意支持率中可以看出，和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數）。他選擇競選副總統讓我很不開心，但我還是堅持認為他擁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優勢。

我們都認為，群體的衝動更具危險性，而個人則容易對這種危險性產生應激反應。我原本以為自己對這一因素的認識是獨創的，但我驚喜地發現尼布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他的觀點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說他沒有賦予這一觀點更加重要的意義。

我在做思想鬥爭，要不要參加柯林頓總統即將開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勸我隨同前往（安娜莉絲除外，她明智地不發表任何建議，只是告訴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這個周末，克里斯托弗帶著他的小兒子奧利弗來了。克里斯托弗的反應尤其強烈，他說這事令人興奮，會振奮我的精神，此行會非常愉快。格雷絲也持相同意見。如果我試著告訴他們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們會說：「唉，您已經說過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醫生（星期三去過一次），他們會說，除了心跳有點兒虛弱，膝蓋關節有點兒炎症之外，沒再發現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時候，身體狀況總是令我忍不住對自己說：「不行，絕對不行。我絕不應該冒這個險。」

我可能已經接近了褻瀆聖靈的邊緣，但關於這個問題，我不禁又想起了一個小故事。我聽說在英格蘭某地，有一張宗教海報，上面只簡單地寫了五個字「耶穌救救我」，有個褻瀆神明的人（或許他是個真正虔誠的教徒？）加上了幾個字：「耶穌很忙，自己想辦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