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通知讓我去領湯因比獎（Toynbee Prize）。在領獎儀式上，我需要發表演講。怎樣能避免當眾演講呢？只能拒絕領獎。以後，我必須婉拒他們，雖然有些晚了。但是，我想我現在可以做到。除了諾貝爾獎之外，其他大獎我都領過了，我非常不想領受這個獎項。

新年的頭三個星期，一直忙著完成之前所受的囑託和要求，現在總算有時間過我的老年生活了。

然而，這一切或許讓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約最高指揮官約翰·加爾文將軍（John Galvin）的電話，他邀請我到比利時的蒙斯（Mons）參加北約組織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HAPEX）年會。這是一個閉門會議（不對報社或者訪客開放），與會的是北約成員國全體高級代表。

切爾諾貝利事件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一件好事。這場災難給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人們看到了核能工業和核武器軍事發展的危險本質。讓人感到極為荒謬的是，一方面國際社會正努力就避免核工業出現小規模事故的方法達成協議，另一方面核武器的製造和研發卻在無限擴張。

第二天早晨，我如約坐車到克里姆林宮與政府機構（與黨的機構相對）的代表亞歷山大·雅科夫洛夫（Alexander Yakovlev）見面，他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隨從人員中僅有的智囊，與戈爾巴喬夫本人的關係也比較親密，至少是志趣相投……我們大部分時間用俄語交流，偶爾有需要特別謹慎處理的地方我就用簡短的英文來表達。事前我已經提醒雅科夫洛夫，我不會跟他探討他們國家當前的情況，因為形勢急轉直下，我還沒有做詳細研究來跟進，我只準備跟他談蘇聯政權的歷史和它在俄羅斯歷史上所處的位置。他說過很高興這樣安排，的確，此次會面的前兩三個小時談論的都是這個話題……

那我自己呢？想法不夠完美——是的，但是總比他們的要好。要是由他們說了算的話，結果只可能（也必然）是捲入無謂的、毀滅性的終極核戰之中。如果由於命運的某種巧合，核戰爭沒有爆發，那麼他們將會（也必然）徹底摧毀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環境，就像他們現在樂此不疲正在做的事情一樣。

……很明顯，不要把賭注完全投給其中一方，因為無論你如何深受打動，都無權忽略另一方。但是在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我願意支持更有希望的一方，因為這是更具人性也更為高尚的一方，顯然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實際上這也是避免我們損失過於慘重的唯一選擇。這樣的選擇在政治上可能會處於劣勢，比如阿富汗當前的形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你就會發現此種選擇帶來的正面效應。畢竟，從長期角度來說，政府的「文明開化」能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像充滿悔恨的俄羅斯人現在從波蘭學到的教訓一樣）。許多被扭曲的時刻，將在潛藏於文化中的神秘慣性推動下，通過人們的努力慢慢糾正過來。但是，現代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恐怖後果卻沒有機會得到糾正。當然，這種恐怖的結果不限於核戰爭，也見於常規戰爭。過去的日子將一去不復返，一場大戰就會讓所有的希望和文化消亡殆盡。

「親愛的俄羅斯朋友，那個巫師當然就是你們。安排給你們的就是這個角色，你們沒得選。出於某些原因，你們適合這個角色而別人不適合。部分原因在於你們以前的形象，跟你們現在的形象沒多大關係。不過，缺了你們這個角色，這部劇就演不下去……這是一部舞台劇，不是現實。他們是要追求勝利的表象，而非勝利本身。」

我就要八十歲了，健康狀況不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

當天早晨，《華盛頓郵報》用兩個版面報道了參議院聽證會，黑色的大標題和照片有些戲劇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選登了聽證會紀要，還談到了我即將出版的那本書……雖然影響不及《紐約時報》（相對而言），但是也引起了華盛頓對我本人不小的關注。持續兩個半小時的聽證會結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讓我有些尷尬的是，參議員們長時間起立鼓掌。後來我才聽說，這在外交委員會歷史上前所未有。

通信也將徹底改革。取消大多數電視節目，或許留下一兩個公共頻道，只在夜間時分播出，電視廣告要麼全部淘汰，要麼僅限在專門時段播放，與正常的播放內容徹底分開。報紙的版面將受到控制，只允許投放有限的廣告，比如整個版面的10%，劃分出一個專門的廣告板塊，與其他內容嚴格區分。

訪問全程都非常愉快，因為從前——也就是兩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緊張現在已經蕩然無存，大家都認為這種變化該歸功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勇氣和判斷力，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我們務必謹慎對待蘇聯核心政權徹底崩潰的問題。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原蘇聯現存核武器的監管責任也將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

【凱南在兒子克里斯托弗的陪同下飛往西海岸，為研究俄羅斯事務的凱南研究所募集資金。與以往搭乘航班時一樣，凱南利用這段時間認真思考了他對美國社會的批判，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問題。

那麼由誰來選？依我之見，這是美國民主的核心問題。我們無法追問出任何答案，這恰恰是我們政治制度的最大弱點。我們政治制度的失敗之處不在於選舉代表的程序，而是在於提名的程序。

看到這些文字，我最強烈的感受是：第一，我的成就多麼可憐；第二，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的進步是多麼微不足道。在這二十年間，大概回了四萬封信（確實有這麼多）；寫了兩本還算像樣的外交史專著，但都不是重要的題材；創建了俄羅斯事務高級研究所，但是它基礎不牢，現在仍然不能站穩腳跟，難以保證能一直辦下去；還發表了很多這樣或那樣的公開言論，都是關於核武器控制和美蘇關係的，可是沒有任何收效，這是一項註定要失敗的事業。現在，我仍然在想著同樣的事情，寫著同樣的東西，一如二十五年前……

兩個星期以來，我一直承受著某種神經性的精神危機。這種狀態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年齡的增長當然是其中之一。但最顯著的特徵，是一種幾乎令人作嘔的厭惡之感，不是反感以往外交生涯里過的那種生活，而是我個人今後的生活。前面日記中提到的那本書激起了這種感覺，儘管此書敘述失之偏頗、不夠準確、流於膚淺，但是這種混亂的平常瑣事卻足以提醒我該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別人如何看待我。雖然近些年來（毫無疑問，之前接受的各種榮譽和讚美起了作用）我已經能像心理健康的人一樣，不再去想這些東西，但是現在出於某種原因，我覺得有必要面對它。這種體驗深深撼動了我，以至於我感覺再也不會像過去一樣了。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排猶主義者，不過我必須承認，這次的事件讓我差不多變成反猶人士了。二戰期間伯林在大使館任職時，我們都對納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們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盡。為什麼法勒公司認為我應該以散文表達自己對納粹的恐懼呢？我不是媒體職員，而是美國政府官員。我寫這些東西寄給誰看？給政府？怎麼給？通過我在大使館里的上級？他們會以為我瘋了。他們和我一樣清楚納粹是什麼東西，我們的政府也清楚。誰還需要被警醒呢？這樣做對我有什麼好處？這個時代的評論家們對40年代駐外事務處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認識，他們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一方面，我的聲名從來沒有像最近這樣響亮過（原因不詳）；另一方面，我真實的想法和心態，與我被要求展示給外界的無畏先鋒形象，二者之間的差距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我要麼選擇沉默，要麼選擇虛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寧願選擇沉默，但是美國新聞界和學術界停不下來，常常讓我就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發表觀點，有些壓力真是難以抗拒。

【凱南做了腎結石摘除手術后被送回家中。途中他斜倚在旅行車裡，四周堆滿了枕頭和毛毯。】

我沒有機會去了解她。我盡量在腦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她很美（正如我從照片上看到的那樣），但是有些鄉土氣。我很容易就想象出她的聲音，說話應該就像她的姐姐——我的文姨（Aunty Ven）一樣，拖著中西部地區那種慢吞吞的長腔。她的離世對全家人來說是一個悲劇：我那可憐的老父親需要她；姐姐康斯坦絲也需要她，當時她才六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姐姐從來都沒有從失去母親的傷痛中解脫出來；對於我來說，不同的女性接連不斷出入我家的屋宅讓我感到很困惑，我與女性的關係也受此影響，她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來照料我，貫穿了我的幼年和童年歲月。

我對南非種族融合的前景毫無信心，我認為在一個黑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家，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選舉出的政府無法確保白人維持原先的生活質量，或者說經濟的活力。我預計，五年到十年內人們就會看到，由於經濟崩潰，一個非洲人的政權連自己的人民都無法養育，白人只能不顧一切地試圖移民出走，同時強烈呼籲美國人的幫助。

【參加完白宮的典禮儀式，凱南夫婦回克里斯蒂安桑避暑。】

過去我所信賴的一切，我促使他人信賴的一切，在隨風而逝的三十多年光陰里，完全被我的政府否定了，被北約其他幾個主要成員國政府否定了……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似乎很多人都樂於接受的僵局。但是，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僵局。首先，這種僵局本身並不穩定。「星球大戰計劃」本身就有諸多不確定性，這反過來干擾了局勢的穩定性。雙方常規武器的軍備競賽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機，核武庫的進一步擴張深化了這種危機，常規武器與核武器的建設不能均衡推進。此外，因為疏忽而放任核衝突爆發的危險與日俱增：人為失誤、混亂無序、信號誤讀、計算機故障、核恐怖襲擊，最重要的是，伴隨這些不幸而來的是世界各地仇怨積深的衝突，那些地方很可能因為人們的絕望或者怒火中燒而上演核爆的悲劇。目前我們面對的情況是，在南非、北愛爾蘭、中東、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鮮半島（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以及擁有核武器製造技術的國家通通攙了一腳。我想在這些衝突中某一方動用核武器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當這一天真的降臨，那將是一個千鈞一髮的時刻。

總之，從美國方面看，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夜晚，至少表明布希政府在遇到挑戰時知道如何應對。但是我沒有想到雙方在第二天上午將要討論的問題，尤其是在與德國相關的歐洲安全問題上，分歧會那麼尖銳。

人死後是否還有「來生」，這個問題並沒有困擾我。我很清楚靈魂與肉體不同，它必然要依存肉體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與活動，但沒有特別的原因能說明為什麼當肉體失去活動機能，不再是一個人而只是一堆腐爛的物質時，靈魂就會不復存在。

我感覺近來在白宮圈子裡，至少是在其中某些人中間，出現了一種對我日漸尊重的氛圍，國務院里也是如此。雖然他們不直接向我諮詢（我想我應該為此感到慶幸），但是我感覺他們在傾聽我說的話。（在總統就蘇美關係發表的第二次演講中，有三點意見是直接從我最近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中提煉出來的。）後來，馬特洛克就給我打來了電話。

我大概是到了風燭殘年，讀書的時候總是喜歡把自己帶入情節當中（我自認是一個文人，應該具有這樣的能力）。這樣一來，我就會發現我在審視自己，或者努力通過他人的眼睛審視自己。這樣做能幫助我拓展視野，我不時會覺得自己對人物角色理解得很到位：沒有害人之心，卻也微不足道；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自我掌控力，但天性較敏感，接受能力強，思路清晰，這些優點原本可以造就一個棟樑之才。在我看來，一個人不必世事洞明。實際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說），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里，一個謙遜的人懂得鑒別真假，去偽存真。保守地說，我能做到的恰好就是這些。

我推薦的唯一解決之道就是，通過國會法案，建立一種國家諮詢委員會，其成員是總統從一個由傑出公民組成的全國專家組中挑選的，他們不僅要為人正直、經驗豐富、判斷力強，還要完全遠離政治且毫無政治野心。我認為，如果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不在常規政治體系之內的機構，為行政和立法部門提供諮詢，並且政府對其建議給予足夠尊重的話，那麼常規的政治體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強，才能夠就我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給出成功的解決之道。但是，很明顯，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不要幾十年也要幾年。在此期間，我們充其量仍然是一個飽受國內問題考驗的國家，一個有能力應對北溫帶廣闊豐饒的陸地資源開發（儘管也很浪費）的國家，但是，我們還沒證明自己能夠應對高科技、核能、環境惡化等更尖銳和更微妙的挑戰……

海倫·寇蒂卡和另一位女博士（兩位女士都非常有魅力）過來吃午飯，一直待到下午四點鐘。和她們聊天非常有意思。她們正在運作一個和平運動項目，希望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因此過來尋求我的支持。寇蒂卡博士向我詳細描述了她與里根總統談話的內容（或者不能稱之為談話，因為對方是不會理解她的用意的）。多麼恐怖的事情！

我對整個小插曲很關心，不過這是出於對哈麗特的擔憂而非為我自己。

又是這樣，過了很多天才把日記撿起來。為什麼？因為我每次坐在這裏，雖然表面上埋頭于學術工作，但很快就會被一堆請求、活動、問題所淹沒，其中一些從廣義上來說的確與學術相關，但並不屬於我的研究範圍。這讓我沒有時間去仔細地思考生活……

……實際上，最讓人擔心的是，最近發生的這些事表明，歐洲重大事件的發展進程已經遊離於我們的掌控之外。如果不明情況、魯莽行事的德國民眾因衝動而爆發衝突，導致近期危機進一步變化，對負責任的政府清醒的思考和判斷又不予理會，那麼誰能保證未來幾年不會一直混亂下去？即使德國政府設法掌控了局面（而且基本上只有德國的領導者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美國人影響事件進程的能力也已降低到幾乎微不足道的程度。

當然，無論走到哪裡，記憶的幽靈都伴隨著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經將我眼前看到的一切與這些回憶割裂開了，而我曾經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這場災難中毀掉了。我看到的是倖存者的後代，一道鴻溝將他們與父輩祖輩分隔開來，從很多方面來看，它就像當年將我這個外國人與他們父輩祖輩分隔開的鴻溝一樣，甚至比那時的還要深。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下，這種改變的力量比地緣和民族血統的力量強大得多。

我知道，從現在開始必須認真了解近日來蘇聯和歐洲發生的事件，為這個月底的外交委員會會議發言做準備。共產主義世界的革命失敗了，出於某種原因，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公正地說，此前我已經預見了這一天的到來。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誡政府，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已經完全喪失了對蘇聯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爾巴喬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努力說服很多人，蘇聯對東歐的掌控能力已經嚴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戰，是承受不住任何壓力的。（我經常把這種統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來很結實，踩上去卻無法承受任何力量。）不過，我當然預見不到它什麼時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偶爾我會有一些想法，它們大多超越了時代，算得上是遠見卓識，但在它們草創的時代並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另外，我一直都非常幸運：當時我的多數想法都會讓自己陷入絕境，但我總能受到命運的垂青而安然無恙。但是，我對自己的弱點一清二楚……大體來說，我獲得了榮譽不是因為真正的我是什麼樣子的，而是人們認為我是誰。不過，這本身已經意義非凡。不僅意義非凡，還意味著一種責任。就這樣我覺得自己像是穿著戲服，像一個演員那樣扮演著別人，而非我自己。我必須儘力不辜負這套行頭，我的價值就是保持大家的幻想。

……我發現自己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見證璀璨的西方文明最終自我毀滅，代表西方文明所有豐碑的建築、音樂、藝術、文學都將湮滅沉寂——這個文明在此前的幾個世紀中魅力四射，迸發出傲人的創造力，成就斐然，卻無法依靠它們存續下去，也無力以此為基礎將其發揚光大，最後，甚至連這些先輩留存下來的豐碑都將無法保存。

如果你說的是人民，你的意思是「熱愛」人民嗎？我懷疑當你說起「愛國主義」的時候，你的意圖是：讓我和你一樣，把我們的人民理想化，說服自己並且慫恿他人相信，我們的人民與眾不同，擁有別人所不具備的品質，擁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有資格自視為整個世界的領導者，比任何人都強大，比任何人都有權威。如果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如果我被問到如何看待這些觀點，答案是：絕不熱愛。

……整個圖景都被最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覺得領導集體對這些情況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是蘇聯逐漸解體的原因……這種自發的權力分散的過程走得太遠，恐怕戈爾巴喬夫不久就會在清晨醒來時發現，他基本上已經有了一個表面上民主的全新機構來管理政府，卻沒有像蘇聯左翼這樣的派別來監督政府。

（b）過高估計了蘇聯的軍事實力，五角大樓故意煽動和鼓吹蘇聯軍力的超常發展，以贏得北約組織歐洲成員國的部分支持。

凱南意識到，戰略武器控制談判已經走進死胡同。談判囿於各種複雜而又無法言明的細枝末節，陷入僵局。第二輪戰略武器控制協議依然沒有在疑慮重重的參議院獲得通過。羅納德·里根總統好戰的言辭更加劇了冷戰的緊張局勢。里根政府的許多官員以及蘇聯大使都出席了愛因斯坦和平獎頒獎典禮，凱南抓住這個機會，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這個方案前所未有，簡單明了：兩個超級大國將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數量直接削減50%。這個提議讓凱南進一步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這樣的變化讓他欣喜萬分又頗感惶恐。雖然已經是七十七歲的高齡，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與學者生活之間的衝突。

要是一位有責任感的蘇聯官員問我：「在現實政治允許的範圍內，為了改變眼下的局面，哪些事情是莫斯科該做卻沒有做的？」我會用下面的話回復他：

我陷入了奇怪的窘境。我清楚地看到美國文明正步入嚴重的困境，在我看來，這種困境將毀掉美國……

【喬治在安娜莉絲的陪同下飛往歐洲，拜訪克羅托夫堡（Crottorf Castle）的朋友，出席在德國維爾茨堡（Wurzburg）舉行的獎勵藝術與科學領域傑出人物的「藍馬克斯勳章」授勛大會，看一眼重新統一后的柏林。之後去莫斯科旅行，他是蘇聯科學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的特邀嘉賓。回來的路上，他們在倫敦停歇。】

明天晚上的演講，我要說這些話嗎？要寫下來發表嗎？顯然不能。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告訴年輕人一切都沒有希望了，無法彌補了。畢竟，我也可能誤判，無論如何，我肯定也有一部分觀點是不正確的（沒有人是絕對正確的），不過我應該不會錯得太離譜。

戈爾巴喬夫發表的聲明、做出的行動、提出的建議幫了我們所有人一個大忙，證明了對於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歐最重要的三國政府首腦以及我國許多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來說，將核武器規模維持在目前這樣駭人聽聞的高水平，並不是真的出於與蘇聯核武器規模保持平衡的需要。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只不過是一個借口。蘇聯持有和進一步研發核武器的行為，以及它在各種軍備談判和協商中所展現的立場，實際上與這些態度沒有太大關係；人們在討論問題時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蘇聯人可能會發展核武器，也可能放棄它……

【凱南夫婦到中歐旅行，拜訪朋友，凱南在檔案館做研究。】

就這樣，我坐上熟悉的列車前往華盛頓，準時到達白宮（多虧上帝恩典，因為美國鐵路公司的車晚點了近半個小時），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馬斯·沃森、亞瑟·哈特曼和馬爾科姆·圖恩。我們被領進橢圓辦公室，總統在那裡接待了我們。一同參加會議還有四五個人，我認識其中三位，分別是國務卿、副總統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的名字總是在我嘴邊，老是記不起來。不過，噢，對，現在想起來了，應該是布倫特·斯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來大家各抒己見，包括我自己在內，闡述的觀點既沒用又瑣碎（但是，我這樣做是事出有因）。

從中能得出什麼結論？難道我儘力而為是錯誤的嗎？……

對於美國總統選舉，我有兩個選擇：其一，在大選之前站出來，陳說里根政府處理蘇美關係時的所作所為。我堅持認為，先不說別的事情，光憑這一點就可以即刻否決里根先生競選連任，而推舉另一位候選人競選總統……另一個做法就是保持低調，要麼一言不發，要麼不說批評里根政府的話，至少在大選之前不要說，我心存一絲希望，如果勝利的是共和黨，我希望能對這屆政府發揮一些作用，希望他們有機會傾聽我的聲音，或者利用我來做些努力，修復已經破損的美蘇關係。

【凱南夫婦去瑞士看望女兒溫迪一家。】

在華盛頓領完愛因斯坦和平獎之後，我在獲獎致辭時所做的短評……竟然在私下裡印發了幾千份。當時正值挪威暑期末，我受邀為挪威筆會舉辦的一次特別會議（與其說是文學集會不如說是政治集會）發表演講，我在這次會議上闡述的觀點也廣為傳播，最終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刊登在德國《時代周報》和大洋這邊的《紐約客》及《紐約書評》上。上述短評和演講都是有關核武器問題的。成千上萬的人對我的觀點給予熱烈的回應，讓我誤以為自己的話可能真的有些分量。我給《紐約時報》的專欄寫了一篇署名評論文章……（一周前）我甚至允許自己接受慫恿，參加脫口秀節目《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

為了趕上5月19日在華盛頓領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平獎，凱南中斷了旅居歐洲的生活。在歐洲期間，他的主要活動是做研究，同時與朋友和官員會面。獲得愛因斯坦和平獎之所以令凱南感到高興，有幾個原因：雖然他與愛因斯坦本人從來沒有當面交流過，但兩人都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擁有終身職位；他也非常感激隨該獎一同到來的五萬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向更廣泛的聽眾群體宣傳他的觀點。

如果我就此放棄在國內的努力而移居他國，就等於告訴所有人（這要比文字更有說服力）：你們沒有希望了，你們最好跟我一樣放棄一切逃離這裏。然而，我無權對他們說這樣的話。首先，他們基本沒打算放棄一切逃離此地，我的話只能讓他們更加絕望。更重要的是，我無權對他們說這些。或許是我錯了，可能連我都不知道，他們沒有理由絕望。或許，還有我看不到的希望，「我的眼光太過灰暗了」。要是非但沒能激勵他們，反而給他們帶來了無謂的絕望，那我是幹了一件多麼罪不可恕的事情啊。

我和克里斯托弗觀點一致，對此最好不要專門去回復……但是，紀念X文章發表四十周年的日子將要來臨，我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應該對包括這篇文章在內的右翼批評做出一些初步的回應。

【莫斯科宣稱將干涉波蘭團結工會暴動，美國政府對此表示抗議，政府的表態讓凱南深感震驚。】

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人——非猶太人，他們反對蘇聯政權的政策更多是出於政治，這些人常常試圖對政治體制的變化施加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努力給他們自己帶來了苦難。他們值得西方同情，西方也儘可能地給予他們支持。西方媒體和公眾都希望這種同情能廣為人知，這種願望完全是正當的。不過西方政府介入，使蘇聯當局手中的這些人成為一個國際議題，則是另外一回事。無論你怎麼看，這都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內政的干涉。這樣做沒有什麼意義，與我們自己的事業相違背。

上午驅車（穿過弗吉尼亞州的捕獵俱樂部，相對來說，這裏沒有受到商業氣息的過分侵擾，至少表面看起來如此，春日的鄉村非常美麗）到埃夫里爾·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緻小屋吃午飯。帕梅拉去華盛頓了，邀請了大約一百五十人參加她的民主黨籌款晚宴。（她對這項基本註定要失敗的事業表現出的忠誠讓我欽佩，我想她這種剛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國女人所具有的。）https://read.99csw.com

無論戈爾巴喬夫是否認識到，從本質上來說，他在著手修正他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對蘇聯所造成的長期弊害時，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狀況。或許，他認為這就是他要解決的全部問題。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或許會發現，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必須糾正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忽略的盲點和犯下的錯誤，甚至還要肩負起舊沙皇俄國未竟的一些事業。如果戈爾巴喬夫去了解俄羅斯社會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將發現俄羅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糾正或今後需要糾正的痼疾。

參加完北約的會議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成員國與會代表的態度讓我感到絕望，他們背後的政府亦是如此，正如我們四十年來所了解的，冷戰只是一場無限發展擴張的軍備和核武器競賽。我國和英國政府就是領頭羊。不管怎麼說，讓人感到沮喪的是我們喪失了理性，深陷在核武器的泥淖之中。我們對核武器擴張漠不關心，幾十年來不負責任地發展核武器，而沒找到令人滿意的方法處理核廢料。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會無限延續和助長當下的核武器擴張進程。

在個人生活方面，我和安娜莉絲已屆老年，身心方面均感衰退，孩子們遭遇挫敗和悲劇，除了這些讓人痛苦的問題和各方面的危機之外，我感到一無所有。我知道，對於這些不幸，我無力挽回。

我突然間意識到，在普林斯頓引起我興趣的這一切多麼讓人厭煩：所剩不多的社會活動；隨著年齡增加而不可避免的遲鈍；蘇聯解體的悲慘景象。

（a）由於人文精神的極度缺失，人們總是以二元對立的觀念看待國際關係，懷著一種焦躁的情緒急於使用武器自保，完全不在乎這些武器可能會帶來自我毀滅甚至世界末日，彷彿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嚴重的災難一樣。

他在洛杉磯會見了弗里達·波爾醫生，1935年波爾曾經在維也納療養院做過凱南的主治醫生。在凱南眼中，波爾醫生是「一位體型瘦小的老人，但是熱情、開朗、樂觀」。】

與大多數寫日記的人一樣，我秉承的理念是，或許有一天，會有或可能會有除我之外的某個人讀到這本日記。既然在我們到達卡普里島之前，沒有人用清晰或者接近真實的語言描述過它，那我就用一兩句話說說它如何在我的生活中匆匆而過。

連日來，新聞專欄充斥著有關南非的各種問題，還有歐洲和北美國家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我幾乎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正當理由對南非當局提出那些要求，這與我的想法迥然不同，我自問我是不是漏掉了什麼。這些所謂的好人充滿激憤之情，要求懲罰南非當局的行為，難道他們知道的情況我不知道？他們提議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種族隔離的確是一個過時且不切實際的觀念），但是對於該建立什麼樣的制度來代替它卻沒有共識。可以這樣說，他們想的就是立刻將國家中央集權徹底置於普選權的多數原則之下，立即將選舉權拓展至多數黑人，換句話說，讓這些人擁有全部政治和民事權利。

今天是一個讓人絕望的黑色日子。當然，部分是因為身體的原因……

就在聖誕節前，我參加了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個會議【因為與會人員數量龐大，開會地點改到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的劇場】）。從各方反應來看，這是一場極為成功的大會。1月5日，新澤西州也舉辦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我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三天前，在查閱資料、撰寫講稿、充分準備后——要是沒有這次會議催促，我永遠不會閱讀也不會撰寫這樣的東西——我出席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參議員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會議，從某種程度看，這大大降低了外界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無論其他與會者、新聞媒體和公眾的感想如何，我對自己的表現非常滿意。這一切讓我感到，我對公共生活的貢獻基本告一段落了。

很顯然，目前還沒有一個北約組織主要成員國打算採取這類行動。其中兩個國家處於保守派領導之下，其政府在對蘇關係上基本完全支持里根先生。第三個國家——法國的政府首腦恰恰是與里根先生和撒切爾夫人一樣的反蘇派，法國政府自行其是，熱衷於核武器的研發（這是馬其諾防線心理癥候的最新展現），他們根本認識不到里根政府的做法是大錯特錯的。北約組織其他大部分重要成員國，對美國最近幾個月和幾年來在東西方關係中所展現的領導權問題沒有那麼熱情，不過他們也不打算強烈反對……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南強烈譴責他所見到的美國社會的極端個人主義、商業主義和過度的環境開發。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對民主缺乏信心，提議建立一個廣受尊重的個人委員會，這些人能對行政和立法部門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議，最終都寫入他於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崎嶇山路：個人與政治哲學》。】

然而，這些品質也無法挽回我個人的失敗，我在思索自己的失敗是怎麼造成的，不是因為我的妻子，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並不總是無辜的）也是我個人失敗的受害者。

埃夫里爾·哈里曼的追悼會在國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隆重舉行——這是一次真正的聖公會高教會派宗教儀式——高教會風格濃郁，事實上，還有唱詩班的男孩唱歌（唱得不是很好）。我想，全能的上帝肯定驚訝于埃夫里爾竟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祈禱，居然有這麼多人祈求他的靈魂得到安寧。我認為埃夫里爾是這些人中最不虔誠的一個。我懷疑他從一開始就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澤，或者說毫不懷疑自己理應獲得恩澤，他覺得沒必要非得在星期日早晨做禱告，祈禱那些已經屬於他的權力。我從沒有見他去過教堂。

我很難用語言來描述今天的感受，對逝去歲月的種種回憶、同情、悲憫和遺憾進一步加深了這些感受，它們與此前的厭惡之情糾結在一起，變成了一種難以言表的複雜情感。

3. 最低限度地使用人力，最大限度地實現機械化和計算機化，這種所謂最有效的生產原則必須受到嚴厲抵制並杜絕使用。經濟過程要儘可能地恢複原始簡單，凸顯地方特色：鼓勵手工生產，限制精細加工，打破全國分配鏈條，大力開發地方資源，加強區域分配。所有非農業用途的農業用地開發必須馬上停止。已經開發的土地儘可能收回，用於改善城市貧困人口的居住環境，緩解人口居住壓力。鼓勵和教育人們習慣半城鎮化、半工業化的生活方式……

【凱南參加蘇聯和美國歷史學家會議，其間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廈。】

最近，一艘美軍戰艦在波斯灣遭受伊拉克飛機攻擊，幾乎被摧毀，艦上三十七人死亡。不過我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的戰艦在那裡幹什麼？保護西方的石油供應嗎？早些年是誰在公共場合一次次呼籲，一定要堅決地大幅度降低我們對波斯灣石油的依賴程度？如果這樣的呼籲受到關注，就沒有必要將美國的戰艦派去確保石油供應了。還是說，我們的戰艦在那個水域，是為了保護波斯灣不落入傳說中掠奪成性的蘇聯人之手？果真如此的話，如果不是我，又是誰多年來一直試圖指出，從蘇聯自身的利益考慮，他們對波斯灣沒有類似的企圖，他們也沒有理由去考慮這種事？這就是我所持觀點的基礎，美國艦隊駐紮在波斯灣沒有好處，只不過是危險愚蠢的里根主義虛張聲勢的挑釁而已。

最近發生的幾件事（雷克雅未克會談、伊朗武器醜聞、美國廣播公司播放的蘇聯「佔領」美國迷你劇集）讓我認識到，無論我和其他很多人再怎麼努力，也永遠無法在美國人心中建立起對蘇聯公正和理性的看法。人們已經想當然地認為蘇聯是國家敵人。我們把蘇聯人假想成自己的敵人，一如當年的納粹黨徒對待共產主義者，20世紀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政權對待20世紀30年代的斯大林政權一樣——都是因為想象與現實幾乎完全脫節，而我們對敵人的假想似乎就是為了將其作為陪襯，以顯示我們的獨特價值。

蘇聯戰爭紀念碑……頂部是二戰時期蘇聯英雄士兵雕像（做得還不算糟）。不過，恐怕它現今表達的並非是崇敬——而是一場災難，是對1945年蘇聯軍隊在此的行為（強|奸、搶劫、槍決以及其他令人髮指的行為），對中歐和東歐其他地區犯下政治暴行的見證。維也納人嘲笑這座紀念碑，出於某種原因將紀念碑頂部的人物稱為豌豆國王（Erbsen Konig）。或許，在這座將近兩百萬人口的城市裡，只有我一個人帶著悲哀、同情和尊敬的心情看著它，彷彿看到了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幾百萬俄羅斯年輕人……但願有朝一日，將這些年輕人推向死亡的人，不論是哪一方，都必須向上帝解釋清楚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上帝把這些甜美無辜的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如果以保險精算的概率來衡量，我到現在這個年紀應該已經離世了，至少應該處於瀕臨離世時那種喪失全部肌體和思維機能的狀態……看來，我必須像當年在莫斯科被迫的那樣看待周遭的環境：像脫離肉體的靈魂那樣來看待它們，也就是說，我用眼觀看，但別人看不到我，這與精神無干，精神不參与其中。就好像一個人在看待事物時，一方面要展望未來（因為未來之事是當下生活的繼續），一方面要回首過去（因為過去之事已被拋諸腦後）。

鑒於兩個超級大國無法採取任何舉措緩解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那麼問題就落到了分界線東西兩側的歐洲國家身上，他們可以自己行動起來，緩和持續分裂帶來的危險局面。

近一個星期來，一直享受著真正的夏日天氣，（如此高溫）在這個地區史無前例。當然，人們想知道這是不是全球變暖的首個真實而恐怖的證據。不管怎麼說，連翹爭相怒放，這不太正常。

在離開列寧格勒之前，我最後步行去看了一眼涅瓦河。我想，這是我在俄羅斯停留的最後一個小時了——永別了。在這短暫的時刻，我沉浸在普希金筆下「磅礴壯麗」的河流里，窮盡我腦海中關於河岸的所有記憶，我認為這裡是我見過的世上僅次於威尼斯的壯美河岸，它的流域比威尼斯還要廣闊。

晚宴上我一直和熱情的主人坐在一起，邊吃邊聊。回到房間時，我已經酩酊大醉，或至少已經醉意十足了。怎麼會這樣？晚飯前喝了一杯加蘇打的威士忌，席間又喝了幾杯紅酒，飯前飯後一共也就這幾杯，沒再喝別的。我已經這樣喝過幾百次，從來沒有醉過。今天是怎麼回事？看來得從自己的談話中找原因了。有時候，在這種場合，如果周圍坐上一小圈聽眾，我就會興緻勃勃，開始長篇大論。在某些程度上，我震懾住了他們，讓他們無話可說，或者說很難開口講話。他們說得越少，我說得越多。

我不再渴望自己所做的努力能獲得多少承認。我知道在影響國家政策、阻止國內生活惡化、扭轉對外政策，以及避免災難性戰爭這幾個方面，我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三十五年來，我發表演講和文章，出版著作，探討蘇美之間的關係，竭盡全力要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做些有意義的貢獻，所有這些努力備受誤解，徒勞無功，真希望我從來就沒有做過這些事。當然，99%的工作都是那些在各種場合邀請我，實際上可以說是強迫我演講或者寫作的人引起的，而我的個性和工作原則就是說出此時此刻我認為正確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你可以說強迫我的這些人應該受到指責。我講話的時候有些人會傾聽。同時，我也是理想的新聞報道對象。他們根本不關心我講的話是否有用。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我竟然容許自己被這些人裹挾，愚蠢到認為自己說的話可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愚蠢地相信民主國家的政策會受理性話語的影響。根據我的經驗，最後這一點是非常不現實的，普通民眾基本不會對任何理性的闡述有所回應，想要誘導他們去贊成或支持有價值的事情，只能藉助某種意義上名為政治實為欺騙的手段。

【凱南去赫爾辛基接受榮譽學位。】

如果依著我的心愿，並且不用履行對他人的義務的話，那麼我會考慮移民加拿大，在那裡度過最後的人生，因為我無力為這個國家做出任何重大貢獻，也不想承擔任何責任。但是，每當我在這片土地上四處遊歷，就像現在這樣，我就意識到在這個國家裡，我有多龐大的一群擁護者。我無法估計這個群體的數量，但是，就算達不到百萬，肯定也有數十萬，其中大多是年輕人，他們急需的不是神的指引（感謝上帝，他們都能獨立思考，不願不加鑒別地受他人指引），而是這樣一個真實的人：誠實，良善，誠摯，願意麵對他們有信心面對的現實。我似乎就是他們想要的那個人，無論我是否配得上這樣的信任。

但是2月9日以後，隨著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這位在一定程度上願意接受蘇聯變革的領導人去世，以及保守派共產黨領袖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繼任，兩國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出現了退步。

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

在這一點上，我們還認為自己的獨特製度具有普世價值嗎？它們是否能充分滿足所有民族的需要，而不用考慮各民族的傳統、品味，不用考慮它們的歷史，不用考慮它們的發展階段？

面對這種可怕的前景，除了信奉基督，我們別無他法。基督教信仰秉承著最原始的形態，對既存的俗世生活無欲無求，而把目光投向我們無法想象的另一個世界。在那個原本的世界里，我們只會見到讓人敬愛、敬畏、敬從的耶穌基督。

這種瓦解來得猝不及防，在我看來實在有些遺憾。它突然降臨到這一代人身上，這雖然不是他們的錯誤，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準備好去建立屬於自己的政府，甚至沒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從共產主義者手中接管政權。不僅如此，這些亢奮的人似乎沒有學到他們本可以從明智的芬蘭人那裡學到的東西，那就是獲得獨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對蘇聯的安全利益表現出該有的尊重。如果他們認識不到這一點，要尋求獨立卻挑戰了蘇聯的安全保障，那麼結果只能是毀掉戈爾巴喬夫，那個剛剛給予他們更大獨立性（比如波羅的海國家的自治）的人。

接著，我看到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我再次質問自己：你聲稱看見美女時心如止水，那麼她們是否美貌對你來說有什麼分別呢？不過我轉而又想：就算靈魂脫離了實體，靈魂也還會有渴望。沒有什麼能阻止它像霍姆斯大法官那樣嘆息和哀痛：「唉，又快七十歲了！」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的生活有兩方面發生了改變。我的作品和公開演講為人們所接受，獲得愛因斯坦和平獎算是對這方面的最大認可。但這導致我不能也不應該再試圖遠離對當前國際問題的探討了，導致我完全無法從事任何研究工作或撰寫歷史方面的文章了……除非另一場大戰能夠避免，否則就沒有多少歷史可以書寫了，就算有的可寫，也沒有人寫，沒有人去讀了。

其次，一種惱人的空虛感讓我飽受折磨。前兩天我跟克里斯托弗聊天，我覺得我必須承認，我無法再主動利用當下的聲名，也沒有人期待我這樣做。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覺到這多少與我對德國猶太人的觀點，或者說毫無觀點，抑或是具有懷疑性質的觀點有關。不管怎麼說，明天就知道了。但是，無論是什麼麻煩，我今天都要做些準備。我一整天都在馬德圖書館閱讀我在那一時期寫下的日記和信件，其中很多東西我都想不起來了，因為都是四十多年前寫的了。

全世界都在發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蘇聯解體，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崩潰，經歷了經濟改革失敗和戈爾巴喬夫的毀滅之後，進入一個動蕩混亂的新時期，這個國家正處在經濟災難的邊緣，後果無法估量。

但是（這裏出現了一個困境），告訴人們他們的處境無望，以他們微薄的力量對此束手無策，告訴他們可以對最糟糕的結局聽之任之，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將這些告訴他們毫無意義，沒有理由這樣做。在從前那些絕望的時刻，我早已發現，告訴年輕人他們毫無希望是不可思議的，也是站不住腳的。從某一方面來講，我有可能是錯的，很可能有些有希望的東西我沒有看到。果真如此的話，那我最好閉嘴……

面對自己所產生的這種影響，我有些動搖了。我覺得，鑒於里根先生的強硬立場、蘇聯與大多數西歐國家之間的外交困境以及他們自身普遍存在的弱點，我或許應該支持里根，並努力藉助他為美國打造更好的外交關係。但是，一想到他做的其他蠢事以及他隨意承諾軍事攤牌的行為，再考慮到我自己年事已高，能夠發揮的作用有限，我就覺得：不能動搖，他近期演講中略顯積極的論調只不過是小小的戰術讓步而已。他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這也恰恰是緣於他堅定的政治立場，他頭腦中業已形成的政治偏見不可能有太大改變。我想，凱南你最好不要摻和進去。你對里根先生不會產生太大影響。蘇聯人自己都不能幫助自己，你更不可能幫得了他們。實際上你自己也身處困境：接受現實吧，你已經一把年紀了，即使出現悲劇，也讓它順其自然吧。

當然，這樣的話我一個字也沒說。不過，如果有機會，我真想說個痛快。

當前最危險的地區當然是地中海東岸和黎凡特，當地爆發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危機迫在眉睫。解決這些危機顯然超出了我們現有的能力。我們犯過兩個嚴重的錯誤：與以色列人打交道，承認中東地區油田國有化；給阿拉伯的各酋長國以主權國家地位，然後又放任我們自己和盟國依賴其出產的石油。現在，這兩件蠢行反過來害了我們，我們很快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損失不可估量，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行事過於草率……

我接到華盛頓的電話，大意是總統想召見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駐蘇聯大使，電話時間是星期五（昨天）下午兩點。

在其他方面，情況一如從前。在任期最後幾年，里根先生希望爭取雙方力量的支持，而雙方的矛盾又不可調和：一方是其強硬路線的支持者，這些人塑造了一個著力摧毀美國的「邪惡帝國」形象，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精神必需品；另一方是溫和、善良但略感迷茫的廣大民眾，他們希望看到蘇美關係有所改善，希望軍事上的致命衝突能夠避免。里根憑藉傑出的才能在二者中間遊刃有餘，他的單邊主義謬論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一個口袋掏出對蘇作戰的言論，又從另一口袋掏出了和平論調，雖然自相矛盾，但收效頗豐。但是，他本人的真實意圖也由此清晰無疑。他以卓越的才能化繁為簡，用喊口號的方式，以犧牲思想性為代價，成功地獲得廣泛的認可，不光受到公眾的認可，甚至還獲得了民主黨反對派的認可，而他的整套主張都與全面改善美蘇關係，尤其是推動軍備控制取得重大進展的努力背道而馳……

布希先生讓我們捲入了可怕的波斯灣戰爭，我無法從中看到或哪怕想象出任何積極的結果。另外，他迫使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將1月15日規定為相關行動的最後期限。現在，就讓我們等待即將降臨的軍事和政治災難吧，此外別無其他。

去蘇聯大使館與多勃雷寧單獨吃了午飯。我沒有特別的目的，只不過，在我任駐蘇聯大使遭遇低谷的時候，就沒有人敢過來看我，在目前蘇美關係尚不明朗的情形下，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想在禮待使節這一點上，我們的國家對他能比蘇聯對我做得好一點。所以，在眾人驚訝的注視下，在照相機咔嚓咔嚓的閃光中，我勇敢地邁進了位於第16大道陳舊的大使館，才不管周圍有多少人是聯邦調查局或者其他情報機關的特工。我受到了大使友好而愉快的接見。我們一起吃午飯，愉快地聊了一個小時左右。我非常清楚，為了後任政府的考慮，兩國政府的錄音設備很可能已經把我們平淡如水的談話記錄下來了。

我剛才描述的事態應該立即受到密切關注。但是，戈爾巴喬夫（在此我也批評他）和政府其他領導人一直把大部分時間耗費在其他長期問題上，比如從一黨專制向民選政府體制的轉變，以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當然，這兩者都是重大問題，但是比起經濟的直接崩潰，它們似乎沒那麼緊迫。領導集體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問題上，讓我想起馬歇爾將軍在馬歇爾計劃開始之前談論歐洲形勢時說過的話：「醫生深思遠慮，病人奄奄一息。」

關於「挑戰者」號太空梭的災難，我和大家一樣，對遇難宇航員的命運感到非常難過，但是他們的犧牲對我來說更多的是震驚，因為我對他們所從事的活動毫無熱情。就在災難發生的前一天，我還對別人說，我真希望美國賣掉所有種類的軍用和民用太空項目，所得用以建設我們過去使用的全國電報系統和鐵路交通網路。如果說（耗資如此巨大的）太空項目有什麼用場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了解到，在所有可見和可認知的天體中，我們擁有唯一適合人類、動植物等各種生命體存活的星球；它讓我們學到，應當珍惜上帝給人類的這一貴重至極的饋贈，努力改善我們的生活方式，讓大自然變得更加美麗和富饒，不要再污染我們的地球，不要再讓地球表面生出像比爾·布里特曾經說過的地球「皮膚病」。

更重要的還是戈爾巴喬夫政策對莫斯科與衛星國之間關係的影響。這些衛星國的政權本身仍然通過虛誇華麗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意識形態紐帶受到莫斯科的約束，只有羅馬尼亞除外，它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繫基於極為穩固和重要的軍事關係。但是，在其他方面，這些國家甚至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就已經開始以各種大相徑庭的方式從蘇聯嚴格的監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幾個國家甚至比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還要擁護這些改革。它們對蘇聯的「公開化」和「經濟改革」的進一步反應各不相同。有些政權感覺自己與人民緊密聯繫，擁有充分的安全感，它們歡迎並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為本國自由化的正當理由；另一些國家，尤其是捷克和羅馬尼亞將要——實際上已經——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形勢極為尷尬。改革的壓力只能加深和擴大華約組織各成員國之間業已存在的顯著差別，進一步削弱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一致性和整體性……

哦，別再胡思亂想了。問題馬上就會出現：就算上述設想都很可取，但是除了最野蠻的獨裁統治以外，還有其他辦法實施嗎？答案很顯然是：沒有。民眾也不會同意。「民眾」根本不明白什麼對他們有好處。

布希先生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你跟他交談，他很謙恭，無拘無束，話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離開后，他對公眾講話時絲毫不受你的影響，雖然他之前似乎畢恭畢敬地傾聽了你說的話。無論如何，我對他的印象很不錯，儘管活動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但是，看到晨報上他演講的內容，我想他哪怕讀到我上星期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或者對我昨天所說的話留下一丁點兒的印象，都不會在演講中說出那樣的話。

幾年前，有一次我夢見了母親，我知道那就是她。她就那樣靜靜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動不動。她說不出話。生死之隔讓我們無法交流，我已料到情況必然如此……

但是，如果不這樣做，那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徹底認清了自己的失敗，不過對於所做的努力我並不後悔。如果我的孩子們還能再熬五年——這一點我都有些懷疑，至少他們能夠看到，我已經竭盡全力去阻止災難的發生了。

今天我們五兄妹大聚會，（要是我們當中還有誰記得的話）我們至少有六十年沒有聚過了……

一月的天氣異常溫暖，我一直在猜測這種反常是否像一些科學家九-九-藏-書所發現和認為的那樣，是由全球氣候變暖趨勢造成的。

要批判戈爾巴喬夫並非難事，但此時此刻，他很難被取代。與他的個人命運一樣備受關注的是他的政策對蘇聯的非俄羅斯族以及衛星國的影響。此刻我們面對的是極為複雜的局面，矛盾衝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蘇聯的很多非俄羅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羅的海國家居民、喬治亞人以及亞美尼亞人，比俄羅斯人更擅長利用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實例中，他們也的確比俄羅斯人更加平靜地對這些變化做出了預期。也就是說，與俄羅斯相比，他們能更有效地通過這種方式增強經濟實力，這將提升他們在蘇聯帝國內的地位，讓他們進一步疏遠與俄羅斯中心的聯繫，從而強化他們的離心趨勢，這種離心趨勢與造成1917年沙皇俄國崩潰的離心趨勢基本如出一轍。

夜間可能會降雪。我一直在祈禱下雪，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雪，而是因為似乎沒有別的方式能阻止這些人不停地開著車四處亂竄，哪怕只下幾個小時也好。一旦下雪，就會提醒他們，過於依賴這種昂貴、靡費、缺乏親和力和有害環境的交通方式是多麼愚蠢的行為。

儘管如此，10月4日我們還是前往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和阿爾巴托夫研究所的代表到機場接我……

【9月9日，柏林牆倒塌，凱南感覺自己不堪重負，不是因為被喜悅所淹沒，而是因為各界請他就此發表評論的壓力令他難以招架。儘管他不願意放棄對公眾發言的機會，但還是希望能夠集中精力做學術研究。他正在思考繼續撰寫「一戰」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自愛是顯示人類物種完美性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基本力量，它與性衝動完全不同，它更普遍（因為無論是好是壞，似乎總有人在躲避性衝動），更微妙地控制著自己的受眾，更善於隱藏自己，也會不那麼明目張胆地挑戰良好的社會秩序，甚至慢慢滲入最廣受歡迎和尊重的文明行為之中。

關於他們提到的第二點我沒有特別的感觸。我對曼德拉先生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被囚禁了很長時間，他為了獲取應得的權力拒絕使用暴力方式。我從沒聽他說過什麼充滿智慧的話語，或者看到任何表明他品性高尚並具有較高政治素質的證據。大家都覺得，他在監獄外比在監獄里更好，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很明顯，他要被帶到華盛頓，有機會對國會發表演說，對他一無所知但又希望能爭取黑人選票的那些人會為他起立鼓掌。不過這基本沒有意義，只不過是國內政治秀的又一次展示而已……

只要目前的政治形勢沒有變化，我肯定再也不會訪問這裏或蘇聯陣營的其他國家了。這將我們大家、我本人以及當地美國代表置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尤其是我自己。當地人希望我說一些我難以說出口的話——一些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有關希望的話。但是，如果說出我秉承的事實——放棄對美國的希望，那就相當於背棄了駐派在此的每位外交官，他們盡職盡責，對我也非常客氣。讓我在他國發表言論反對自己的政府，這樣的事情我永遠不會做。

雖然竭力避免，但我還是感覺到生活中那些隱秘的羈絆在日益加重，而我越來越無力應對。當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這種負擔：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脫離共產主義統治（對此我的興趣不大，但是相關報道鋪天蓋地，新聞界的各位先生都興奮異常）。此後的兩三天里，布希先生和戈爾巴喬夫先生在馬爾他附近的軍艦上開會。因此，這裏和辦公室的電話鈴一直響個不停，都是採訪我和邀請我露面的。這些請求我都婉言拒絕了，只接受了一個特別的邀請：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或許，我不該接受這個邀請……但是，我可能是他們相信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許有那麼幾件事我可以幫助他們，所以就這樣定了。

如果說有一點點機會，保存這個星球上哪怕些微合理健全、充滿希望的文明，並能在關愛和保護自然環境及人類自身的情況下，與現代科技和諧共存……這樣的希望需要在居住于北海之濱或周邊瀕海的國民在引導下實現，他們繼承了傳統和習慣，擁有逐漸積淀下來的自製、自律與寬容精神，這與他們的基督教信仰緊密相關。美國人一直有一種錯覺，認為上述價值觀會自然而然地傳播到那些未能繼承傳統的人——只需要將這些外邦之人帶到我們這裏來，讓他們浸潤在我們的文明當中，他們很快就會被我們的民族精神滲透和影響，並展現在他們的行為之中。

今天又接到一個電話，這次是眾議員塞柏林先生打來的。他想通知我，在近期的峰會舉行之前，他已經向白宮遞送了一份我領取愛因斯坦和平獎時發表的演講稿。他說他知道總統永遠都不會讀這份材料，但是他覺得或許總統的幕僚會讀到。不管怎麼說，里根先生和戈爾巴喬夫先生不是已經在原則上達成一致，將核導彈減少50%嗎？除了我在愛因斯坦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這種想法還能源於何處呢？

我建議做一些小小的改變，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參加大規模集會將自己暴露在眾人面前。

前天在大使館吃晚餐的時候，臨時代辦傑克·馬特洛克向我舉杯祝酒。那是我從這屆政府官員口中聽過的最體貼、最善良的話，足以抵消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以來所有美國政府官員對我的蔑視和無理的傷害。今天在布拉格餐館吃午餐時，格奧爾基·阿爾卡迪耶維奇·阿爾巴托夫也站在蘇聯的立場對我說了同樣溫暖感人的話，而早些年蘇聯給予我的可從來都不是鮮花和讚美。

幾十年來，凱南一直相信冷戰終將結束。不過，隨著冷戰結束的臨近，這位前外交官開始抱怨華盛頓一貫怠於溝通協商，從而不必要地延長了衝突的時間。此外，他也擔心隨著共產主義體制在蘇聯衰落、東歐諸國擺脫蘇聯帝國而產生的動蕩。凱南一直以來都對美國社會和西方持批判態度，他鄙視冷戰必勝的思想潮流。

利用眼前難得的安靜時光，努力搞清自己面對的形勢和潛在的價值……剛剛過去的這個秋天與往年沒什麼兩樣：一方面，我繼續努力研究歷史，公眾的無視讓我感到孤獨；另一方面，面對那些基於某些原因（有時是商業方面的考慮，有時是因為理想主義）迫切希望我能對當前時事予以評論的人，我又要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

可能要回歸外交史研究領域，不過，不是現在。

晚上，前往四季酒店參加榮退大使晚宴，國務卿喬治·舒爾茨也出席了。他由拉里·伊戈爾伯格陪同，同行的還有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年輕人，姓名不詳【未言及具體名字】。這位青年的資歷倒是正好符合里根政府的常規要求，即不得有相關的外事工作經驗，對外事工作一無所知。他最近剛被提名為副國務卿，而大多數外交官都將副國務卿一職視為從事外事工作三十五到四十年之後才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作為眾多前大使中的資深一員，我第一個走上前去問候和歡迎國務卿，儘管舒爾茨先生是一個沉著穩健的人，但當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感覺到他還是有些震驚。整個晚上都是在非常愉快的氣氛中度過的，但是我離開的時候懷疑這個宴會是否值得他蒞臨。如我之前想象的一樣，這位國務卿頗具耐心，生性安靜，善於傾聽，對所探討的問題一直都保留自己的觀點（我認為這樣做很正常）。我覺得自己跟大多數人一樣對他頗有好感並心生敬重，不過可以預見，到最後他與總統身邊那些狂熱分子的關係一定會出現危機，尤其是當他就蘇美關係提出一些合理意見的時候。

隨著這個簡短且意義相對不大的典禮日益臨近，我產生了兩種反應：

其次，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開國元勛也一樣）堅決支持代議制政府，反對通過公民公決、口頭表決或者公眾直接參与建立的政府。公眾不清楚，實際上也不可能清楚如何最好地解決政府面臨的諸多問題。正如伯克雄辯地指出，這些都是代表的任務，尤其是能夠一心一意解決政府問題的人，他們會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做出決策。

未來四天，我必須在外交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講，通常這是一個正式、嚴肅的場合，不過照我理解，這實際上是給與會的老孩童們舉辦的一場特別聖誕聚會。有關這次會議的消息傳播開來，人們會把那裡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聞。我確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鐘至十五分鐘的即席演說，然後是自由提問環節。你可能覺得這沒什麼可苦惱的，但實際上遠非如此。自從二戰之後，歐洲處於劇變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變化，十幾分鐘能說什麼？

我這樣想，也這樣說，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經說過多少遍這樣的話了。現在的問題是，最終的解放要麼是我主動爭取，要麼是通過死亡來實現。既然時日所剩無多，為什麼不主動爭取一下呢？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現在的一切該是什麼樣子呢……

我做出這些貢獻的時間跨度比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現在結束了，以後自然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對於新時期，即便我還能有所貢獻，時間也是極為短暫的，意義也不會很重大。

事態的發展讓我感到有些困惑。幾周之前，總統在公開聲明中曾經說過我的好話，還把我的名字放在四十年前的「智者」之列。近幾個星期以來，我的名字也許在其他場合也引起過他的注意。他竟然對一個與自己在眾多問題上觀點相悖的人採取這樣的姿態，這委實讓人感到奇怪。

克里斯托弗發來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季刊《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開頭就提出謬論，稱我提出「遏制應當是全球策略，而非只限定在某幾個區域」。每一位認真研讀過我作品的人都知道，這個論述與事實正好相反。他最好去查一下我的《回憶錄》第一卷第359頁的內容。實際上，這恰恰是我所反對的「杜魯門主義」的特徵。

啊，此刻我在前往布魯塞爾途中，我要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年會上發表演講。這是一項更加嚴肅的事情。我精心地準備了這次演講。兩個星期之後，北約峰會就將舉行，中心議題是：是該大幅度增加我們美國人在德國部署的「長矛」短程導彈（Lance）的射程，也就是升級為里根總統在卸任前已經與莫斯科簽訂協議要銷毀的中程導彈射程；還是最好不要為達成完全銷毀這種武器的協議而與蘇聯談判（蘇聯在德國部署的中程導彈遠比我們多）。很明顯，對緩解歐洲中心地區的軍事對抗稍有興趣的人都會選擇後者。但是撒切爾夫人和布希先生都不想朝那個方向努力，在整個爭論背後隱藏著更深刻的問題，即這兩位首腦和他們身邊的人是否真的想接受戈爾巴喬夫先生一直伸給他們的橄欖枝，還是說，他們不能放棄冷戰，無法想象沒有冷戰的生活。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傷。上一次駐留里加還是五十四年前。我總有一種感覺，像是死而復生一樣又回到這裏，在隔了半個世紀之後，看看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場景所剩幾何。城市擁擠不堪，人口比那時翻了兩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適感基本上難以尋覓了，不過，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條件有所改善……

總之，第二天早晨離開德國時，我對當地形勢的主要感覺就是，從美國的政策出發，從長期來看，目前這種形勢已經無法控制了。德國此時以這樣一種方式統一併不是因為誰負有遠見，也不是二戰時期盟國商定的政策，而是數以萬計東德年輕人自發行動的結果，他們的動機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過上暖衣飽食的西德式生活。當然，每個人都歡呼表示歡迎，但是從長遠角度看，這是我們想要的嗎？讓一個團結且武裝的德國成為經濟上無可匹敵、軍事上極具潛力的國家？在歐洲聯合體還未形成真正的框架將德國牢牢整合進去之前就任其發生？

不過，被選為代表的人首先要具備符合職責要求的基本素質。公眾應該有能力從候選人小組中將他們選拔|出|來，這個候選小組需要一種方法來確保其成員即便不是最好的（假設不可能完全做到），至少也不應是最壞的。那麼由誰來遴選代表呢？普羅大眾無法做出這樣的選擇，這種重大的抉擇不能交給缺乏判斷力的民眾。各政黨的領袖（此刻在行使選舉權的黨派）最不適合承擔這樣的責任。

我們現在正遭受極大的痛苦，比如說，在協商從歐洲移除中程核武器的問題上焦頭爛額。目前，中程核武器的無用和危險性已經人盡皆知。但是，讓我問一句，恰恰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的里斯講座上，是誰拚命地懇求、徒勞地反對將核武器作為北約陸上力量基礎的緊急決議？

【凱南夫婦前往紐約拜訪朋友，希望提升凱南研究所的影響力，並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俄羅斯與東歐文化的巴克密特福檔案館（Bakhmeteff Archive）做研究。】

農業方面，鼓勵小型家庭農場的發展，這種農場通常會進行一些非農業生產。化學肥料的使用將受到嚴格限制，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減少糧食出口量（這樣將有利於耕地的休整）。

今天思緒萬千。我首先思考的是英國這個國家和我國的文明。很明顯，一切都劫數難逃。首先是核武器，我們把核武器這條毒蛇放在胸口，居然還相信讓它咬噬別人能保護我們自己。就算這條毒蛇沒有毀掉我們，我們也註定會被人口過剩和環境的破壞、惡化毀掉。我所指的並非我們的人口過剩——當然了，我國人口過剩，但是至少我們已經把出生率穩定下來了，如果只考慮我們自己，或許還能有信心面對未來。但是，有些人，例如地中海沿岸的人、穆斯林、拉丁美洲人以及第三世界和非完全第三世界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他們繁衍的大量人口正在毀掉我們的文明，也在毀掉他們自身的文明……

今天是我八十五歲的生日。昨天去了紐約，就是為了跟亞瑟·施萊辛格一起高高興興地吃個午飯。沒有壓力，沒有覺得特別疲憊……但是我感到精力耗盡，一無所成。我翻看過去幾天寫的兩篇草稿，感覺詞不達意，必須重寫，時間很緊迫。我一生中第一次產生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寫不出來了怎麼辦？我的才思全部耗盡了怎麼辦？果真如此怎麼辦？怎麼把這種境況告知他人？我要說，我此刻並非如你們所期待的那樣，我必須走自己的路：不查郵件，不接電話，不參与周圍的生活，不參加社交活動。可以這樣嗎？一定要這樣嗎？

幾十年來，凱南一直懷疑他即將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將要老朽不堪。但是，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依然頭腦清晰，思維活躍，他的壽命還會延續十五年。

好吧。同意了，他們贏了，我失敗了。我被打敗不是因為缺少實力或才華，而是被總統幕僚的勢力打敗，他們對嚴肅的事情幾乎沒有興趣，在他們的標準中，「速成品」遠比持久的努力有價值，情緒化的反應遠高於思考，想象遠高於現實。他們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學者。他們的權力無處不在，即便在高級研究所內的電話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這個位置上，無法反抗，除非以將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捲入真正的暴力作為代價。

我象徵性地轉過身背對土地，目光凝視著海平線，我看見被肆意掠奪的大海，它被無處不在的鑽井平台、怪獸般轟鳴的駁船、低空掠過的飛機、海底的輸油管線剝奪了尊嚴，消弭了神秘。難怪在冬天，有時候海面會上升，它是在用最憤怒的方式回擊試圖剝奪它尊嚴的人。大海會狂怒地爆發，我能理解它。

我想起那時年輕的自己，絲毫不感到快樂和驕傲：身體前所未有地健康（我還記得在1938年那個不幸的秋天大病初愈時的感覺），但是內心充滿巨大的挫敗感，至今我都不願再回想這些。我能分享的不是我個人的境況——當時的我認知淺薄，能力不足，無法承擔很多責任——我要與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批判觀察能力以及判斷能力，特別是吸收知識和感悟的能力。我很無知，但是極具可塑性。

今天的經歷讓我親身體會到（對愛忘事的人來說這總歸是一種有用的體驗），俄羅斯政治現實中充滿了根深蒂固的雙重矛盾：正反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就像那隻兩個頭朝向迥異的雙頭鷹一樣：牧首宣揚基督教的仁愛與寬容，沙皇則以恐怖手段實行專制獨裁；吉爾斯領導的外交部用最優雅的法語宣揚和平政策，亞洲司的人則喊著好勇鬥狠的俄語口號，在南部邊境實施陰謀詭計；20世紀30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像外交部一樣奉行謹慎友好的外交政策，而共產國際則致力於推翻前者傾力要維持友好關係的那些政府；現在，阿爾巴托夫等人都表現出感人的溫和與友善，但是我和其他人都愛莫能助，我們沒有實權，無法影響美國政府；另一方面，國防部的人和秘密警察都相信戰爭不可避免，一如百年前沙俄帝制時代的戰爭部長和總參謀部參謀長。我們國內的強硬派和軍事策劃者也是如此，完全被彼此之間無法點破的核軍備競賽所蒙蔽，一直想象著戰爭，謀划著戰爭……恰恰是因為他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這場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他們口頭上宣稱希望阻止這場戰爭，但是又堅決不願意實行政策透明化，這種秘密和隱匿的行為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危險。這種雙頭鷹現象，有時候讓人能感覺到它的溫暖，它洋溢著阿爾巴托夫式的同情心，有時候又充斥著斯大林式的暴政，對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星期一上午我和麥克·邦迪聊天，雷克雅未克的談判剛剛失敗。我們應該研究能否群策群力找到一個方法，幫助總統擺脫他自己設置的死角，我對這個建議印象非常深刻。

這類行為說明了什麼？

像我這樣性格矛盾、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人，身邊沒有這樣一位堅定、穩重、明智、敏感、忠誠的妻子守護會是什麼樣？……

我要談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即使最優秀的）人是不完美的生物，不可避免會有一些瑕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具有極大的創造力或美德，只是意味著擁有這樣創造力的（少數）人會發覺，他的努力被自己身上某些強大的衝動挫敗或毀壞，這些衝動與創造力和美德相衝突。

執政的里根政府暴露出來的本來面目越來越讓人感到震驚。傲慢、無知、自大、狂妄，更糟糕的是做事不夠穩重，不顧後果，這樣的政府毫無疑問正把我們拖向完全不必要的戰爭災難。我回到家中，心如亂麻，憂慮重重。

要是找不到一種有效的方式向大多數德國人闡明我的觀點，那我就永遠沒辦法取得任何進展……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我想也包括瑪麗恩·多恩霍夫在內）構想出來的「場景」絕非超級大國的行事方式。我所說的「場景」是指將來有一天蘇聯人出現在門口，並對西德政府說：「你得這麼做，不能那樣做，不然有你們好瞧的。」據我所知，這種事情只發生過那麼一次，那就是1939年3月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及其黨羽恐嚇年邁多病的捷克斯洛伐克老總統埃米爾·哈查（Emil Hacha）。為了與這種做派抗爭，弱國與強國之間展開了無以計數的激烈衝突。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因為沒有哪個嚴肅的政治家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在經過深思熟慮后，還會同意坐下來與某個政府談判，這樣做的後果只會是喪失自身政策的獨立性。那麼有個問題立刻就凸顯出來了：如果今天我屈服於某個有爭議的特殊要求，那麼明天我還將屈從於什麼？

針對非常駐外國居民的監視制度已經放寬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樣讓人備感壓力了。此前，壓迫感無處不在，似乎周圍的一切都瀰漫著一種兇險邪惡的味道，將生活其中的外國人包裹起來：那種感覺持續縈繞在你的身邊，你被充滿敵意和懷疑的眼光監視，而且，甚至那些不得不與你交往的蘇聯公民，也免不了受到管控，同樣處在各種各樣的險惡監視之下。

政治意義則更難評估。對我個人來講，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亮相是一次成功，但是這對現行的政府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參議員並沒有問起有關軍備控制的問題，那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政策問題，或許也是我能做出些微貢獻的領域。

1. 當前大部分軍備建設應嚴格控制在美國本土防禦、滿足北約和盟國日本最低防務需求的範圍之內。建立在普遍義務兵役制基礎上的新式地面部隊要沿瑞士一線布防。海軍要保衛我們的海岸線，並承擔對盟國必要的運輸義務；軍隊主要由職業軍官團負責指揮，同時最大限度地利用國民服役人員。工作的重點是在國家軍備中普遍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以及戰略導彈。與此同時，美國要秉承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則，只保持最基本的核威懾力量……

為什麼他們的沉默讓我喋喋不休？是因為我的個人魅力，還是因為我過於緊張？不管是什麼原因，我感覺自己到最後活像一台發條上得太緊而幾近崩壞的鬧鐘。

儘管對這一切感到高興（因為我對馬特洛克先生非常尊重），但我仍然感到吃驚和困惑。選擇這個時候（在他即將正式訪問歐洲前）打電話，說明這個舉動並非隨意。這不禁讓人推想，他透露這樣的信息給我肯定經過上級的許可，要麼是國家安全顧問，要麼是總統本人。我毫不懷疑是馬特洛克自己主動提出要這麼做的，但是能得到上級的許可很讓人意外。

德國統一那天，我和安娜莉絲乘坐城際列車前往弗里德里希大街。這條大街位於東柏林，走出站台後，我們看到數以萬計的行人在菩提樹大街的兩側向相反的方向緩慢前進。我們加入西向的人流，行進了一兩英里（實際上，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因為這個距離，除了步行之外別無其他交通方式，我的右腿不堪重負，疼痛不已）……我猜想人群中大多數人來自東德，他們看起來安靜而克制（很多人余醉未醒，可能昨天晚上的慶祝太過熱烈）。不可能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我有種感覺，他們對於這歷史性的一天的感覺遠遠超出了新奇的程度，面對近來一系列意想不到、突如其來的事件，他們肯定被困惑麻痹了。我沒有看到盲目的愛國主義或者民族情緒的任何跡象。

我想問，他們是否知道這樣做意味著什麼？他們有什麼理由認為大多數黑人都能深入理解這種制度下的政府，或願意承受這樣的政治制度施加己身的約束和限制？他們真的相信，大多數黑人都能理解這種政治原則和公民自律，就像隨便更換一件斗篷那樣，將歷史、傳統、經驗或者說習慣棄置一旁，從而讓政府高效運作嗎？如果真是這樣，他們真的相信西方花了幾百年時間才逐步獲得的這種理解，以及理解之後歷經的掙扎、衝突和終於逐步自律，是他們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嗎……

幾周前我去了紐約，交給哈麗特·瓦瑟曼五捆文檔，裏面是我的日記和描述風物的信件。將這些東西收錄成集出版的設想是約翰·盧卡奇提出來的，他強烈建議我這樣做……

就算有機會重活這幾十年，我還是極有可能重複同樣的做法。不僅僅是因為即使沒有引起思想界的共鳴，我多年的努力也為我贏得了眾人的尊重（也很可能是基於誤解）；更因為我說過的很多話，能有機會在我百年之後被重新發現（要是有人重新發現的話），成為某種經典的衡量標準進而喚起人們的理解。人類性格當中有一種逆反的特性，他們常常喜歡回應那些久已離世的人，對當代人的作品卻嗤之以鼻。

昨天晚上，我和安娜莉絲一起收看總統發表國情咨文。人們通常認為這個煽動者是一個玩世不恭、老謀深算、慣耍陰謀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表裡不一，只想爬上道德原則的制高點，保住自己的權力。里根先生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在所有公開活動中，他都顯得和藹可親、性情順良，對自己的一言一行珍視有加。他不僅自己演戲，還請求公眾參与進來並大獲成功，公眾也樂於與他分擔這個角色。這一行為除了給國家和世界招致災禍之外毫無意義，而對這樣的證據，他們卻漠然處之。

我會反過來問他：「您的意思是，我熱愛我的國家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你所指的「國家」是指土地還是人民？如果是土地的話，我當然熱愛它。從小時候起我就熱愛它，熱愛它舊時的樣子，今天我依然對它充滿愛戀，只要人們還沒把它變成一片荒地，還沒把它變成一個垃圾場或一條陰溝。如果你和你的支持者對這個國家一切自然美好的東西都異常憎恨，要徹底毀掉它（或者說鼓動地產開發商們毀掉它，這並沒有什麼不同），那就沒有什麼值得熱愛了。

午飯期間，我坐在他右首第二個座位，中間是前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總統看起來有些匆忙和緊張，他剛剛結束在緬因州的四天假期，我原以為他會比往常放鬆些。此外，他還有點兒心不在焉，心煩意亂，這倒在意料之中。我想，儘管他身體狀況很好rｅad.9９csｗ•cｏｍ，但是正在被各種公事壓得喘不過氣來。

3月11日，五十四歲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經濟體制改革重振蘇聯的計劃，並廢除輿論控制，實行言論自由，還意圖緩和冷戰的局面。凱南以及美國的其他俄羅斯問題專家都沒有預見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將會給蘇聯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

今天的蘇聯的確處於一種可怕的、最令人擔憂的狀態。在當前的形勢下，最關鍵和危險的問題當然就是目前的經濟狀況，特別（但不僅僅）是食品及其他消費品生產和分配製度的崩潰。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一直在報道這種似乎過於聳人聽聞的情景。報道都聚焦於國營食品店，卻無視食品相對豐富的自由市場。不過，即使考慮到自由市場因素，當前的形勢也很嚴峻，甚至可怕。

【凱南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表了兩個半小時的闡述，在座的每個人，甚至連現場的攝影師，都為他的精彩演說鼓掌。記者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評論說：「如果有人有權叫停冷戰，那個人就是喬治·凱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贏得冷戰勝利的策略。」】

兩個超級大國都無力消弭分歧並終結這場軍備競賽，甚至無法控制競賽的規模。我認為到目前為止，美國更應該對這種國際局勢承擔責任。從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如果美國方面適當給予戈爾巴喬夫一些政治關照與合作，蘇聯方面就會做好相應的準備，就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相關問題與我們達成深入和解。這樣做並不意味美方必須認同蘇方的意識形態原則，或者接受蘇聯在東歐既有局面之外的霸權。

要是拜訪一位蘇聯高官，我猜我會這樣對他說：「你可以告訴你們的人民，你們試圖跟里根政府修復關係的努力完全沒有意義。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全力把事情搞砸，距離戰爭只有一步之遙了。無論你們做什麼，都不能安撫里根政府。你們唯一能採用的有效方式就是，讓這些人為他們的態度承擔後果：下定決心犧牲與美國的各類貿易，甚至取消穀物進口，獨自支撐下去；做好準備取消與美國的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堅決召回駐美大使並請對方召回駐蘇大使，堅決大幅度削減使館內的美國工作人員；努力將雙邊關係長期維持在最低級別的冷和平狀態，只在磋商削減核武器談判事務上表現出些許的熱情——換句話說，要學會完全獨立於美國之外而存在。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從美國那裡得到的只有惡意的敵視和謾罵，此外別無其他！」

這些衝動可以分成兩類，二者的力量都來源於大自然，在自然懷抱里出生的人類應該關心對它的保護，或者從更實際的角度來說，要實現發展。動力之一是自愛的本能，之二是性衝動。首先來看性衝動，它是二者之中較單純和最原始的一個。這其中有什麼可說的？有時候它像自愛一樣，會以多種形式出現，甚至還會隱藏自己，它是一種巨大的推動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恰好與文明相衝突：與秩序、理性甚至與人類的尊嚴相衝突。根據理性的標準看，它是如此愚蠢，如此具有毀滅性，如此易於弄巧成拙，以至於它連具有秩序和責任的生活最基本的要求都無法達到，有時它還會與搭檔自愛相衝突。它的外在表現是，在極端悲劇與極度荒唐之間左右搖擺。

（b）我們如何去教育和引導美國公眾的觀念，讓美國用更加成熟老練的眼光去看待「常規」武器的均衡問題？考慮這個問題要兼顧假想敵的意圖和能力，還要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即動用這樣的武器發動一場大戰，任何一方都不會成為贏家。在此，我們最終還是要搞清對手的意圖，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軍事實力方面。

船仍然在海上航行，不過已經進入克里斯蒂安桑的泊船區。記憶中我看到最奇異的景象是海面上的漂浮物：一個巨大的筏子，上面是一個高三十到四十英尺的水平結構，其上依次排列著三個巨大的鋼架塔台，每個塔台（據我估計）有三百到五百英尺高——當然，這是我見過最高的漂浮物體，大概是現存人造物體當中最高的了——都由一個海上拖輪拖曳著。輪船柴油機的巨大聲響在三四英裡外都能聽見。我透過雙筒望遠鏡看到這些東西，很明顯這都和鑽井設備有關。我把它看成是一種當代大教堂：我對這位20世紀的偉大之神——內燃機引擎和餵養它的燃料表示尊敬和臣服。正是在這個神的祭壇上，不僅犧牲了現在這一代人的生活質量，還通過環境效應影響了我們文明的未來。

1981年的日記乏善可陳，原因顯而易見。一般來說，非常活躍的人通常不會堅持記日記——除非他們有得力的文秘人員幫忙，把想說的話匆匆口述給秘書，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日常所為一定要詳記下來成為歷史記錄。對我來說，1981年就是「活躍的一年」……

不管怎麼說，在過去兩天的大部分時間里，我都在閱讀一名（在哥倫比亞大學答辯的）瑞典人厚厚的博士學位論文列印稿，並給出反饋意見。我想這位博士的名字叫作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很顯然，他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能力遠遠超過了美國國內在讀博士生的平均水平，哲學和政治學的閱讀涉獵也很廣泛。從論文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在哲學方面，雖然我並不能假設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研究我的論著時一絲不苟（儘管也持懷疑態度），極為謹慎，小心翼翼，就連我早年的很多論文，他都一篇不落地翻撿出來。基本上，他是前後連貫地從哲學的深度展開研究，在我看來這樣的方法很客觀……我認為，這是對我所持觀點最不留情、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我對這篇論文很著迷，無法釋卷。

今早其他事情：《紐約書評》的羅伯特·希爾弗斯（Robert Silvers）想請我就賽·蘇茲貝格（Cy Sulzberger）有關雅爾塔會議的書寫一篇評論。我當然不應該答應，但是，天哪，還有誰能寫呢？

聽證會將在明天上午舉行。我已經儘可能地做了充分準備。不過，我不敢抱樂觀的態度。我一直感覺身體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時候。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問詢，恐怕我的發揮不會太精彩。

我思考了這個地方的特質：寬容大度、天真爛漫、過分擁擠、親切隨和、家庭和睦，以及地方主義極不協調地混合在一起。它以最荒謬的形式接受了現代思想，又以某種內在的自我保護意識對其加以反對。簡而言之，從細微之處來看，這樣的生活導致了偏狹思想的蔓延。毋庸置疑，這裏也一定多少存在著殘暴和不公正，但是與之並存的還有天主教會的寬容、智慧、理性之愛，家庭生活的親密無間，以及聖禮聖事給予人的永恆、可靠的支撐。儘管這樣的生活算不上完美，但是只要它能夠持久，那麼眼前這種凌亂不堪、塵土飛揚、人口擁擠、混亂無序的生活或許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本地的鄉土觀念和人情淡化了這些缺點，正如它們限制了更多的機會，但至少從個人意義上來說，這是比較人性化的生活。這一點更重要，不論如何，這比高度發展但缺乏人情味的偉大社會要好得多。那些國家野心勃勃，傲慢無禮，擁有核武器，科技全面進步又肆無忌憚地破壞自然環境。

周末基本都浪費了，大部分時間都在看貝克爾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麥克恩羅先生打網球。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在東歐和中歐部分地區的主導地位正在崩塌，戈爾巴喬夫先生和布希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馬爾他舉行會議。我之所以沒太留意這次會議，是因為過去兩個星期來健康狀況不佳，為此心情頗為沉鬱。

一個小時后我將拜訪魏茨澤克總統。因為準備今天的會議，我才有了這些想法。

我用了一章來描述美國社會面臨的五個具體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問題。無視這些問題，美國社會生活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倒退。我提出（這事不難做）這幾個問題沒有一個是美國的憲政體制能夠解決的……

懷著這樣的情感，清晨我坐上了巴黎的地鐵……下台階的時候我聽到列車進站的聲音，我有一種想要加快腳步的衝動，但轉念又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脫離軀體的靈魂沒有理由這樣匆匆忙忙。對靈魂來說，時間已經不再或者說不應該具有太多意義了。

啊，我想他就在這裏，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寬仁慈悲。他的力量如此巨大，沒有他，我們就會迷失方向。但是，他並非萬能，他無法改變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秩序……他，上帝，至少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不會再為任何個人的福祉顯示神跡了，也不會通過改變我們生活其中的自然環境來幫助我們了。他只能和我們一起努力，讓我們在自身有所缺憾的情況下，在外部苦痛帶來的打擊下，堅強起來，支撐著生活下去，我們相信（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們共同擁有的聖靈里，一切終究得到信義與救贖。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與這些筆記和信件中反映出來的自己讓我感到悲傷，感到不滿。我想，這部分是因為我無法將自己與之完全分割開來（到今天還有諸多影響揮之不去），部分是因為通過這些筆記和信件，我可以從外部審視自己，並對看到的東西感到厭惡。我想大家能比較容易地記住我的特徵、背景和經歷，比我更容易寬容那個遙遠的人物身上的缺點。

他強調有必要復興「愛國主義」。我能想象到，如果我們可以面對面地探討（這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他可能會想起我的臭名聲，然後嚴肅地盯著我的眼睛問：「凱南，你是愛國主義者嗎？」我會怎樣回答呢？

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已經開始單方面退出各種冷戰競賽，但凱南頗有先見之明地預感到，美國不會從全球各前沿軍事戰略要地撤回。華盛頓政府既不會大幅削減武器訂單，也不會打消發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總之，長達十年的過渡期已經具備相應基礎，美國將從全面的冷戰狀態轉變為聚焦全球的「反恐戰爭」。

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國內，試著堅持下去，無論理智怎樣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滿希望，都要繼續戰鬥。從某種方式來說，我喜歡履行這樣的義務，如果根本就不想費心勞力，那麼我永遠都不會選擇當老師，永遠都不會寫作或者公開演講。

晨報多個版面上都刊登了里根政府不顧一切地號召大家加入其陣營，贊同政府就波蘭問題對蘇聯實施制裁的消息。在我看來，很明顯，政府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下定決心要全力以赴打破蘇聯在東歐和中歐的霸權地位，而且實現的方式要儘可能地讓蘇聯領導層蒙羞。這種嘗試沒有必要：我們不介入，這種霸權也會自行解體。這是一次嚴重的冒險行為，甚至有可能引發一場戰爭，因為莫斯科不會容忍我們對他們的權威進行如此傲慢和高調的挑釁，更不要說去挑戰他們的國土安全了。在這件事情之後，蘇聯領導人會看到一個完全充滿敵意的德美聯盟，矛頭直指他們。

在我的歷史研究工作中斷近兩年後，這兩三個星期以來，我終於擺脫了日常的煩事雜務，回到書桌旁。幾天來，我都在研究所的圖書館埋頭于歷史研究。

【截至1991年12月蘇聯完全解體，所有加盟共和國全部獨立為主權國家，局勢在沒有嚴重暴力衝突的情況下繼續發展，但是解體可能會導致社會動亂和流血衝突。這讓凱南很擔心，他對俄羅斯的熱情從來都沒有消減過。】

我突然發現，今天是母親逝世七十七周年紀念日，如果沒有她的奉獻和抗爭，我根本就不會活在這個世上。

就這樣吧。如果政府官員早聽我的話，我們會比現在好過得多。但是，那又怎麼樣呢？為什麼他們沒聽我的話？不是因為我筆杆子不硬。他們都承認我的文筆很好，即使他們沒打算採納我不得不說的言論，也都認可我的文筆。當然，部分原因在於我與他們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不一樣。他們是在追隨和考慮他們認為在國內盛行的有影響力的觀點，而我則重在引導和塑造這些觀點。除此之外，他們不理解也不會分享我談話的思想背景，恐怕沒有什麼能讓他們理解這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以及與他們互動的媒體會就此類事情進行看似理性的辯論。但是，這種辯論打上了先入之見的深深烙印，以自我為中心，深受傳統之見的束縛和禁錮，以至於對我提出的想法無法做出任何回應。即便有時候，例如針對「遏制政策」，我們的觀點暫時取得一致，那也是偶然的、意外的；至於他們贊同我意見的情況，如果說與我的言論常被完全無視的情況相比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更讓我心驚膽戰了。

我對這個國家感到極度的絕望：對眼下的發展感到絕望，對長遠的未來感到絕望。我懷疑，再過兩三年我們的經濟就會出現大規模的崩潰，經濟的崩潰將摧毀我們。其後隱藏的更嚴重的問題是：核危機、環境災難以及廣告商對媒體的壟斷，結果必將是民眾變得茫然無措，頹廢墮落，移民失控，等等。面對這一切，不管對學生而言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神話，我都覺得非常無助。你可能會說，我的影響力無處不在，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呢？

在我看來，這個古老而深沉的歐洲城市是多麼奇怪，多麼不自然，它曾經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中心，也是中歐的中心，它深受蘇聯的影響，街上很多標牌以及其他表現政治忠誠的標誌都表明，蘇聯政權在這裏的統治是多麼陳腐落伍、了無生氣。在我看來，如此做作的東西是不可能持久的。另外，儘管我沒有說出來，但是我在思考一個重大的問題，波西米亞-摩拉維亞作為一個真正的中歐國家的地位，它與周邊所有鄰國的正常秩序能否和平地逐漸恢復，還是說，與蘇聯這種非正常親密關係的終結，只是另一場更大規模軍事衝突附帶的結果而已，如果這樣的話，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會喪失積極的意義。

2. 當務之急是考慮削減人口數量，將我國人口限制在兩億以內，最好維持在一億七千五百萬左右。終止給予外來移民永久居留權。已經入境的非法移民將獲得永久居留權，但不再接納新的非法移民。大力加強對邊境的控制。已養育兩個以上孩子的公民應該接受強制絕育。計劃生育和自願節育的公民將得到各種形式的獎勵。

在下榻的這家旅館里，我沒看到任何標誌、海報或者其他表明這裡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東西。這些微不足道的證據證明了一個經過數年發展，現已顯而易見的事實：曾經作為大眾信仰所在、熱情所在，甚至興趣所在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如今在整個中歐和北歐地區尷尬地退場了。不過，儘管從表面上看不那麼明顯，但是蘇聯作為一個大國的軍事威懾在該地區仍然有效。毫無疑問，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更為寬容和模糊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的觀念，將之看作一個好的理想。無論「資本主義」的內涵是什麼，至少它有負面的含義：自私、剝削、蔑視人性，等等。不過，作為列寧主義富於戰鬥精神的一種意識形態，這裏的共產主義已經證明了自身虛空無力、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在精神和思想上缺乏影響力，這是所有自稱世俗宗教的思想或主義都無法擺脫的命運。這裏的共產主義信奉者們態度傲慢，放肆無禮，將人們看成是純粹的經濟動物，虛偽地宣稱人的一切困境都能在集體條件下輕易解決。他們沒有認識到最深刻的問題在於人本身，只有愛和信仰才能解決一切。

我敢肯定，多數美國人對最後這個問題都會堅定地說「沒錯」。或許這樣的回答在一些人看來並無不妥，但我一直困惑于完全不負責任和不勞而獲的特權之間有何區別。

個體有公民「權利」，是否就意味著不需要承擔這種公民權所包含的職責和責任？一個人生下來，具備人的形體，天然就會成為「人權」的受益者嗎？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嗎？他可以自私，可以惡毒，可以離群索居，可以依附於人，只要不逾越法律，他就可以享受所有這些權利嗎？

我們的政府在北約強硬派盟國——主要是英國和法國——的壓力下，準備利用俄羅斯當前危險而混亂的局勢，將它從各個方面，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安全事務中排擠出去，讓北約盟國全盤接手，作為他們在二戰中付諸巨大武力的最終成果，讓軍事上主導歐洲的德國表明它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美國、英國和法國結盟，一起和俄羅斯討價還價……我想，利用另一大強國羸弱的間隙獲取平時得不到的利益終歸不太合適，讓我說，這樣做日後一定會遭到報復。

我參加了國務院舒爾茨先生舉辦的小型午宴。他對談話涉及的有限幾個話題收放自如，遊刃有餘，富有洞見。他對我也顯得格外友好，甚至還詢問我如何與蘇聯的新一任領導人相處，這讓我很驚訝。我回答他說，通常來講，從很多方面來看蘇聯領導人都缺乏安全感，我們要對他們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讓他們安心。與他們協商的時候，我們必須弄清楚談判的主題，嚴格遵循主題進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關的問題，否則會讓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既然我曾想過今年夏天寫點兒東西，為什麼不現在就動筆呢？

前天晚上，電視播放了南非首相在憂慮而沉默的議會上，宣布解除對非洲國民代表大會的禁令，並承諾儘早釋放曼德拉先生。

我從來沒像現在這樣渴望鄉村的生活，那裡有能讓你情緒舒心平緩的菜園，還有很多牲畜：狗、貓、豬、牛、馬，等等。在普林斯頓，大自然留下的一切正在逐漸消亡。

除娛樂圈和政界的人物以外，我或許算是國內最受尊敬的人之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何正確看待這一點？

我看到這座古老的建築仍然佇立在那裡，一如六十年前一樣沉默而堅韌。大使換了一任又一任，在靜默無聲的圍牆內履行著他們短暫而自視不凡的職責，然後帶著自己的隨身用品，收拾行囊離開，也帶走了其曾經駐留於此的大多數痕迹，甚至抹掉了對這裏的所有記憶。留在這裏的，除了偶爾遺落的讓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處理的東西，只有一絲惹人好奇的氣味（當然只能藉助你的想象力和感受力體會），吸引著後來者追尋和回味這棟建築曾經見證的瑣碎平凡，以及間或不那麼平凡的曲折和激動。這就是難以形容的、充滿悲情、讓人同情的短暫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駐留期間，我留下了什麼？

報紙刊登了里根總統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他勾勒了一幅天真的世界圖景，一幅老舊過時的圖景。這種陳舊觀念真是不合時宜，他以為我會讚賞他的觀點，與他擊節相慶。但是，我做不到。我的確是喜歡某些舊式的價值觀和思想，但不是他所表述的那種。

考慮到華盛頓政府正在換屆，以及我的表態可能對新政府產生影響，我盡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順當一些。畢竟，這是一個關鍵時期，白宮內外新任命了許多有頭腦的人，戈爾巴喬夫先生單邊削減常規武器產生的轟動效應也餘波未了。我想如果現在不說些什麼，等新人踏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就永遠不會知道我想說卻沒說出口的話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影響了。所以我接受了《麥克尼爾-萊勒》（McNeill-Lehrer）節目的兩次訪談邀約，為《紐約時代周刊》寫了一篇文章，還在別處發表了一篇關於德國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請，於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關於蘇美關係未來走向的一系列聽證會上率先發言。以上種種，再加上即將面世的旅行日記，讓情況更加複雜了。尤其是幾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其中一些選段，我後悔做了這件事，但是也沒法阻止了。

我喜歡這種感覺，每分每秒都開心愉快，我真的是樂在其中。但這是一場戰鬥。過去種種繁雜瑣事的羈絆一直壓在我心頭。在圖書館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我都必須擺脫這種羈絆，抓緊時間是一門絕技。在東歐，尤其是德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壓力倍增。我孤注一擲、幾近絕望地掙扎。伊麗莎白打來電話，覺得必須打一場漂亮仗，甚至比我還堅決。電話鈴一整天都在響，請我做評論，參加電視訪談，撰寫文章，發表聲明，等等，都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首先，我認識到，這裏面涉及的是對我個人的尊重，而非對我的觀點或我多年來為影響公共政策所做努力的尊重。這一點是如此明顯，以至於我不禁懷疑這就是一個安慰獎，授予我不是為了承認我的成功，而是承認我的失敗。實際上，沒有這些失敗，我永遠不會獲獎。

【凱南夫婦到加勒比海岸遊玩，朋友萊利夫婦接待了他們。】

今天早晨格外寒冷。溫度降至零華氏度甚至零度以下（取決於你看的是哪裡的溫度計）……

【出版社的審稿人威廉·肖恩】很擔心也很焦慮，因為他在我的著述中沒有找到二戰時期我在德國的生活記述。我想（非常不確定），他是懷疑我肯定隱藏了那個時期的一些東西。瓦瑟曼不想在電話里多說，而是堅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過來與我談談這件事。

【為了滿足安娜莉絲的願望，凱南夫婦前往義大利度假。】

此時此刻，我那全知全能、通情達理、寬厚仁慈的上帝在哪裡？

在我的人生經驗中，飛機（尤其是機場）最容易致使我瀕臨完全的精神抑鬱狀態。我內心在詛咒：「這些該死的美國遊客，真是邋遢透頂，居然露出了背心，他們的T恤衫，他們的加利福尼亞風格休閑襯衫，他們的牛仔褲和網球鞋——這些人為什麼一定要到蘇黎世機場來？他們為什麼不能待在家裡？應該有法律限制一下。」但是，又有另外一個聲音在抗議：「你自己也是個美國人。」「真是見鬼。不過，我來歐洲有正當的理由。有合理出行理由的人——外交官、商人（如果他們能證明自己真誠無虞，也可以包括在內）、學者，或許還有新聞工作者（如果他們能展示自己的資歷，也可以包括在內），可以來。可是遊客？堅決不行。日本人也一樣，他們有永遠照不完的相。要是能阻止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的人出國旅遊，還有德國人，那麼這個世界該有多可愛。」……

義大利這個國家激不起我一絲熱情。它是歐洲的一個重要國家，儘管其自然風景秀麗怡人、文物古迹精彩絕倫，但對我來說卻是歐洲諸國中最不愜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沒有一個地方的現代居民生活能給我留下這樣索然無趣、缺乏魅力的印象……當我看到現代義大利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國家弄得這樣混亂時，我對新澤西州義大利建築承包商的所作所為也就不感到驚訝了。

【凱南夫婦在巴貝多島度假。】

哦，天啊！哦，天啊！現在的德國人書寫母語的能力出了什麼問題？語言不夠優美，平淡無奇，逐字逐句地直譯，甚至還有很多詞語不夠準確——譯文完全沒有理解文章的背景，沒有準確把握原作的語氣和風格。我真為譯者感到悲哀，我想他可能是一個年輕人，可能懂些英文，無疑他需要錢（不然為什麼他要承接這麼個吃力不討好的翻譯任務？）但是，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本書就這樣被馬馬虎虎地糟蹋了。我儘可能得體地措辭，給出版社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

除非極有必要，全面限制使用汽車。與此同時，鼓勵公共交通方式。航空運輸將逐漸節流，最終限定只有在緊急和必要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卡車運輸也是如此。隨之而來的空白將由鐵路填補。

人們很容易指責，出現這樣的狀況是戈爾巴喬夫一手造成的。很明顯，他沒有預見到（我們大多數人也沒有預見到）一旦撇開共產黨有力的紀律約束，蘇聯竟然會如此危險迅速地分崩離析。他摧毀了舊制度，這是對俄羅斯和世界的歷史性貢獻，也是其他人都沒有做到的。但是，從民主意識上來說，他不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他與大多數民眾都沒有足夠的互動。葉利欽缺乏才智，但是十分聰明，在這些方面遠遠超過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勇氣的人，但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管理者，也根本不是一個陰險的煽動者。如果權力下放繼續以這樣的速度進行下去，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歷史中的角色可能會變得很完美，他充滿雄心壯志傾力推動中央聯盟政府的發展，或許他的努力很快就會失敗，聯盟中央政府也會在其任內垮掉，他無法像騎手駕馭馬匹一樣駕馭這一切。不過，也許是我錯了，現在不是預言或者預測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足智多謀，在國際上享有聲望。無論是否結成新的聯盟，蘇聯都需要他。或許他能及時覺醒，設法掌控經濟形勢，重新調整各加盟共和國內部的各種關係。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太樂觀。

英國人自信地按照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方式，堅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兩三代人之前，這些黑人還是非洲的奴隸。英國人改變九-九-藏-書他們的信仰，讓他們皈依英國國教，為他們建立和傳承穩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規的教育機構，教他們打板球以儘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惡本性，然後在無能總督的仁慈默許下放任他們自我管理。作為女王的代表，這樣的總督沒有凸顯英國王權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而是以王權的名義任由這一切發生。當然了，什麼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現代社會的影響，誰又能避免呢？不過，如果要批判的話，只能用這樣的標準：「與什麼做比較？」

翻閱了1983年的日記，我對讀到的內容並不滿意。很多東西都是關於私人生活的，主要是關於我自己的，對周遭環境的描述則居於次要地位。儘管出於理解自我的目的，這些文字有時讀來也很有意思，但都太哀怨了，啰里啰唆，別人不大會感興趣，而我希望有朝一日，會有人有興趣看看這本日記。當然，日記中的啰唆和重複是有理由的，如果這麼說不算找借口的話，那就是生活中充斥著一種現代性，這種主要來自美國的現代性，無論我走到哪裡都能碰上，而每次碰上，我都會感到消極和抑鬱。除了有關我本人的枯燥內容之外，大部分日記都是關於民眾的，幾乎沒有關於某個人的。閱讀的時候我發現，近些年來我寫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已經出版的時事評論，尤其是對同胞和政府的評判。我感到這種類型的資料出版得越少越好，我沒有一天不在考慮和反思這些事件，自然想把這些想法付諸紙面，現在這個新日記本剛好可以用來記錄。

失敗了就是失敗了，每個人都會遭遇某種程度上的失敗，應該學會接受失敗……但是無論好壞，我還沒死去。我還活著，生活在一個在我看來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動的人文環境中，疏離感也由此產生……

昨天晚上，白宮舉行國宴歡迎戈爾巴喬夫。我感覺整個晚宴氣氛友好，富有品位。安娜莉絲穿著薄綢長裙，光彩照人。我不斷碰到認識的人，或者不太熟的人。亨利·基辛格熱情地問候我，這讓我非常感動。戈爾巴喬夫給我了一個擁抱，說他看了我最近的聲明（很可能是《密爾沃基宣言》）。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樣的熱情讓我震驚，以至於沒看到布希夫人和戈爾巴喬夫夫人正站在總統身後不遠的地方，安娜莉絲趕緊把我拉過去引薦……

（c）在頗有影響力的北約圈子裡普遍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即以為自二戰結束之後，蘇聯領導人一直想入侵西歐或者對其形成威懾，從而在政治上掌控西歐，在西歐地區建立蘇聯霸權，只有美國的「核威懾」才能阻止蘇聯採取軍事行動實現歐洲霸權的企圖。

亞瑟·施萊辛格邀請我去參加世紀俱樂部舉辦的紀念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的活動……不過，我對富蘭克林·羅斯福又了解多少？他是一個智力平平但頗具勇氣和魅力的人，一個自由主義傾向明顯的紳士，在我看來他真正的罪責也是最大的錯誤，就是挑起了毫無必要的對日戰爭，對日戰爭損耗了我們的軍隊和力量，若非如此，我們很可能或者說也許有可能在東線與俄國人會師，比1945年實際會師的地點靠東得多。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身處那個時代，為那個時代的偏見所左右。如果你想責備他，就必須向前進一步追溯，去責備當時的美國傳教士運動，這場運動充滿了親中反日的偏見。

當然，從理論上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無論是誰想要引導大眾走向正途，都得學會騙人的伎倆，而不是以理性去吸引大眾。

本著這樣一種信念，凱南開始與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喬治·邦迪、前國務卿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軍控談判代表傑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傾力合作。在《外交》雜誌一篇廣為傳閱的文章中，「四人團」敦促美國仿效蘇聯的做法，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樣的承諾可以保證降低因試圖先發制人或者判斷失誤而爆發核戰爭的概率。但是，里根政府及其繼任者拒絕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

目前，形勢愈發惡劣、複雜，因為從許多方面的證據來看，我提到的其他重大問題，例如政治體制過渡、企業自主化，甚至是從掌握目前困難經濟形勢的程度來看，獨立的主權共和國極有可能比現在相對無能的中央政府應對得更好。基於這個原因，蘇聯帝國解體的問題也該立即引起注意，而在我看來，目前這個問題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結成一個鬆散的邦聯，涵蓋廣泛的經濟和財政合作，方式類似目前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可以繼續使用統一貨幣，但要建立新的軍事關係秩序，允許保留地方民兵組織，也允許保留中央軍事組織性質的機構，可以仿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模式，特別是要有一個機構繼續為蘇聯現有的核武器承擔基本責任。

【凱南夫婦去緬因州拜會朋友。】

不過，當時公使館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時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聖彼得堡美國大使館工作屆滿后留任的，還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樣，是一戰以後派駐在此的職業外交人員，我們享受了里加的舒適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精力都傾注在東方兩百英里之外那個充滿動蕩的國家上，它的政府深懷敵意、目中無人，它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幅駭人聽聞、充滿戲劇性和無窮魅力的圖景。

啊哈，我對自己說，這是衰老來臨了。但是，這就帶來了相互矛盾的問題和思考。如果你能覺出衰老將近，那麼你是真的衰老了嗎？或者說當你覺察出你處於衰老狀態，卻無法控制衰老的各種表徵，你就真的衰老了嗎？哎呀，恐怕我感覺到了。

前往赫爾辛基的火車之行非常舒適。車窗外的森林覆滿積雪，一路上時而雪花簌簌，時而艷陽高照。當今最優秀的美國外交史學家（以及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約翰·加迪斯已經在赫爾辛基待了一年了。他不辭勞苦地到火車站接我，陪我們去旅館……第二天陽光明媚，但是天氣依然寒冷。加迪斯夫婦邀請我們去港口旁邊公園裡的維多利亞餐廳吃午飯。很慚愧讓他們請客，他們還是年輕人，這裏又是一個高消費的城市，但他們堅持為我們付了賬。

這周我一直在努力。我們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麥克·邦迪撰稿，我們四個人聯合署名），敦促政府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張。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的政府一直堅持這一立場，而我一直都反對這樣的立場。這篇文章會在傍晚六點正式刊發。我們四個人首先在歐洲新聞媒體上做了一期談話節目，今天早晨又在美國媒體上做了談話節目（包括攝影師在內現場約有一百人左右），現在我們四個人分頭接受專訪……

儘管冷戰的局勢依然緊張，但是凱南注意到里根總統的看法已經發生變化，或許總統還會傾聽他的建議。在一月的演講中，里根強調儘管美蘇兩國政府之間存在差異，但是美國和蘇聯的父母們都希望「孩子在一個沒有恐懼和戰爭的世界里長大」。他想象著一對蘇聯夫婦伊凡和安雅（Ivan and Anya）與一對美國夫婦吉姆和薩利（Jim and Sally）相遇的情景，他們會發現彼此之間有很多相通之處。里根強調，「人民不需要戰爭」。

與德國的出版社協商好后，幾天前我收到了德文版《改變世界的結盟》的前幾章，他們把譯稿送過來，是為了讓我能在這本書繼續翻譯之前仔細審閱一下。

（a）人們有一種心理，認為北約組織就其本身而言就意味著一種終結，而非終結的一種手段，因而首先考慮的是，保證北約統一思想一致對外。

【凱南夫婦出於以下幾個原因前往歐洲：為研究工作搜集資料，洽談一本書的法語版出版事宜，會見一些官員和學者，觀光覽勝，看望女兒溫迪和女婿克勞德·費弗里（Claude Pfaeffli）以及剛出生不久的小外孫。小外孫同樣名為喬治，出生日期也是2月16日，與凱南及其祖父的堂兄同日。】

隨著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宣誓就任總統，凱南明白美國政策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所以他儘力與精英媒體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分享自己的觀點。

1983年，陷入核戰爭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公眾的抗議浪潮也越來越大。3月，里根總統公開嚴厲批評蘇聯為「邪惡帝國」。同月，里根宣布實施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縮寫為SDI），這是一個研發和部署高科技防禦系統的項目，目的是保護美國免受蘇聯導彈攻擊。觀察家們擔心，有了這樣的防禦系統，華盛頓就可以對莫斯科率先發動攻擊了。戰略防禦計劃被譏諷為「星球大戰」，它可能導致美蘇軍備競賽的嚴重升級。9月，蘇聯戰鬥機擊落一架進入蘇聯領空的韓國航班，機上二百六十九名乘客全部遇難。空難引發的抗議，致使本已緊張的美蘇關係進一步惡化。11月，電視電影《浩劫之後》（The Day After）首播。該片講述了核戰爭對美國中西部一個城鎮的影響，一億美國觀眾收看了該片。凱南不知道的是，公眾日益嚴重的焦慮情緒使里根總統深感不安，他開始考慮與莫斯科緩和緊張關係。喬治·舒爾茨（George P. Shultz）接替較強硬的鷹派人物亞歷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出任國務卿，他的努力也增強了總統緩和美蘇關係的決心。

我務必謹慎，不能過高估計這一非常事件的意義。與會的大多數參議員是民主黨人【雖然包括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在內，與會的共和黨人都相當禮貌，很尊重我】。《紐約時報》一如既往，完全無視這次聽證會。除了一個有線電視頻道外，其他電視媒體都沒有報道此事，箇中原因他們自己再清楚不過了。不過，第二天早晨的《華盛頓郵報》對此事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新聞周刊》（Newsweek）通知我說下一期將對這次聽證會予以重點報道。《紐約時報》似乎感到有些愧疚，（與外交委員會而非我本人商定后）在今天周日版的專欄報道了聽證會的消息，並刊登了我發言的大部分內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希總統闡明如何應對蘇聯變化的大篇幅報道之後。因此，我感覺自己至少成功地給自滿的新政府當頭一棒……

參加約翰·加迪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組建的外交史研究所成立儀式……現場是一派中西部常見的鼓舞人心的景象：人們謙遜親切，處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儀式質樸，簡約。加迪斯為人正派，充滿智慧和力量，相對年輕的他是這個國家的希望所在，因為他認識到了美國過去和未來的國際地位。他的妻子是一位優雅聰慧的女士，也是一位學者、一位嫻靜的母親。總之，這是一次讓人感到振奮的經歷，是一次讓人口中余香的盛宴……

我肯定是酣睡了幾十年，醒來后突然發現整個世界完全變了模樣。

我對安娜莉絲說，如果能輪到我與戈爾巴喬夫探討這些問題，他要是問起我，他該怎樣做才能消除美國對蘇聯懷有的過度懷疑和敵意，我會這樣回答他：「你們做什麼都沒有意義，凡是談判中有爭議的問題你們都要向我們屈服；在華盛頓的政治圈裡，你們將一直遭受冷酷無情的敵意；你們的讓步會被總統利用，被當成成功制服你們的證據，你唯一能理解的語言就是暴力語言。你們將要面對的不僅僅是里根先生本人，還要面對比他一個人更為廣泛和深刻的各種影響因素。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影響因素，美國的民眾需要樹立起一個極端反人類的敵人。他們需要這樣的敵人來反襯自身獨特的美德。政治家們深諳民眾的這種心理，他們大多膚淺無知、心胸狹隘、目光短淺，會迎合民眾盲目的愛國主義，就算犧牲我們與其他民族的和平友好關係也在所不惜。你們蘇聯人出演敵人的角色多半要歸咎於里根的努力，你們怎麼做都無濟於事。你們應當把目光放到別處，尋找正常的讓人滿意的對外關係。不要考慮美國了，去別的地方尋求和平、貿易和禮待吧，不要來這裏了。」

美國不會成為挽救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它在商業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猶如空中樓閣。西歐也不會，他們被裡根的幻想所迷惑，盲目地跟在我們後面亦步亦趨。我想，這就是我要去匈牙利的真正原因：去看一看東歐國家是否受到即將統治西方的墮落和虛幻力量的影響，或許我能無意中發現兩個超級大國都沒採納的好方法。

今天，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可悲努力宣告結束，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完全失敗了……很明顯，《紐約時報》根本不懂我在說什麼……而里根政府頂多把我的行為當成煩人的蚊子輕輕叮咬了一下，發現后馬上撣落，很快就拋在腦後了。

在我看來產生這種自滿心理主要有如下三個原因：

雖然冷戰的氣氛正在逐漸緩和，但是凱南對於未來，尤其是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依然感到悲觀。他感受到戈爾巴喬夫面臨的困境，對這位四面楚歌的蘇聯領導人深表同情。儘管凱南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就和榮譽，但他仍然很遺憾自己無力撼動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人——政策的制定者們。

最近一直在閱讀1964年～1984年的日記，從中幾乎沒體會到寫作帶來的驕傲感和滿足感。要麼是在自怨自艾，要麼就顯得啰唆重複。但是，這些文字的確（或者說至少我希望）呈現了我生活經歷（審美觀）的一個方面，而這一面在我的回憶錄中記錄得非常少。所以，這些日記或許還有些價值。

首先，我同意托克維爾提出的觀點：一個民族的「les mani ères」（該術語我不用英語表示）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我覺得這些東西不會突然發生改變，尤其無法通過立法來改變。只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改變它們，如果真有必要改變，最需要做的是解釋說明，勸說誘導和樹立榜樣。總的來說，我對任何突然改變社會生活的努力都深表懷疑。只有漸進的、系統的、與社會生活的緩慢節奏保持同一步調的改變，才是持久的、有用的。星球的運轉和我們人類發展的節奏原本就是如此，我們早該懂得這一點。所以我不喜歡也不相信人類生活中的一切暴力革命，還有旨在推動這些暴動的運動，無論是左派運動還是右派運動。

坦白地說，我們現在所面對的這一代人，從來沒有領略過歷史的厚重感，因為缺乏這種認識，也便缺乏對時時存在的人類困境這一悲劇性現實的理解。

像我這樣耋耄之年的人還能用昏花的老眼洞察這一切嗎？在感知能力衰退的情況之下，還能對時事做出有意義的建設性回應嗎？這些我們都走著瞧吧。我在心情跌入谷底之時重新拾起日記，它將給出上述問題的答案。

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將要求獲得獨立並採取多方面行動，就像他們已經在做的那樣，只能預計，其他地區，尤其是黑海和裏海周邊地區也可能如此。不過，烏克蘭目前面臨著很多問題，部分烏克蘭人強烈要求獨立，但是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還不適合獨立。更為重要和讓人警醒的是，在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的領導下，作為這個國家心髒的俄羅斯都在轟轟烈烈地鬧獨立……如果領土佔蘇聯的一半以上，人口佔蘇聯一半左右，真正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心區從蘇維埃聯盟演變成共和制政府，就像它現在所展現的那樣，那麼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即領土附屬這種形式是否還能作為維持中央集權的證明？我在即將於11月出版的《外交》雜誌文章中指出，這類情況對相關各方都有巨大的危險，包括我們自己。

我發現最難適應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敗，也就是說，我無法對美國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導趨勢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其次，我與當今主流思潮的疏離已經到了可怕而危險的程度。

今天是讓人興奮的一天，往日的回憶和全新的體驗紛至沓來，混合出一種不真實的熟悉與陌生之感。我的感情和思想都深受震動，回來以後，輾轉反側。剛才在莫斯科大劇院，我沉浸在音樂中，白天的各種刺|激讓我興奮異常，我突然發現，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我就是一個多嘴多舌的老傻瓜，無藥可救。我性格敏感，頭腦聰明，這一點我知道，我能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東西。但是，一有其他人在場，我就出格了。要想糾正我，就得必須剝奪我的全部社交生活，剝奪很多觀察世界的機會。即使如此，我的才思也不會徹底枯竭，因為總體來說，我還能藉著文學生活，就好像生活在19世紀晚期的俄羅斯一樣。但是，那也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

總有一種方式可以打發而不是浪費時間。

明天我們要去華盛頓參加在玫瑰花園舉行的頒獎典禮。

會議在一棟高度現代化的建築里舉行，叫作遊客之家或者類似什麼名字。房間很大，以至於我有時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頭是誰在講話。我們的蘇聯同行在會上提交了（毫無疑問經過了無數個委員會的層層篩選）實在差強人意的論文之後，表現出溫和、友好的態度，以及想和我們建立起私人關係的急切願望，遠比他們被允許創作的論文精明博學……

我沒指望避免核災難。至於蘇美關係，要是我能跟戈爾巴喬夫先生坦誠相對，我會建議他不要對美蘇國關係抱希望，建議他的對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這樣的念頭，勸他不要損害雙方關係，也不要奢求美國為紛亂的世界做出積極貢獻，但也不要害怕美國（他們的宣傳力度大於實際傷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別處——主要是遠東地區，尋求對國際事務做出建設性的貢獻。

昨天，至關重要的北約峰會順利進行，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讓人欣慰的是，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對峙得以避免。我和大家都如釋重負，事情和想象中的一樣順利。不過，造成最近緊張局勢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我覺得，如果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態度不改變，北約將會面臨更為艱難的時期。

與此同時，我的名字以及與之聯繫在一起的形象被成千上萬人提起，這令我感動，也讓我覺得受寵若驚。我不喜歡「行為榜樣」這個詞，但是我發現，很多年輕人，包括學生、外交官員、作家等等，都把我當成這樣的角色。

我注意到，我們的政府目前正深陷麻煩，關於這些麻煩，我都曾經積極地做過毫無價值的聲明：「我早就提醒過你們了。」

令我驚訝的是，從這次會談和華盛頓早報上的消息來看，華盛頓對即將到來的峰會抱持的態度比我樂觀得多。我自問，如果蘇聯一直拒絕里根先生提議的中程導彈條約，還能期待此次峰會有什麼更大的收穫嗎？即使雙方同意簽署這一紙條約，文字上的較量會毀掉此次峰會有望在彼此間創造的好感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戈爾巴喬夫比我想象的要軟弱。或許，他的做法更勝一籌？沒有什麼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們離譜的要求更讓包括里根先生在內的北約保守派們煩惱不已了。

傑克說，他想提前向我告知，總統將在星期一發表關於蘇美關係的演講。之後他告訴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總統對任內早期發表的有關蘇聯的某些演說感到有些後悔，當時他之所以不願意處理蘇聯政府問題，是因為覺得我們的軍事實力太弱，講話沒有分量。現在，他覺得我們的軍事實力已經非常強大，正處於有利的地位，能應付得了蘇聯。所以，在星期一的會議上他會非常真誠地（這也是據馬特洛克所說）談一些有關美蘇調和的事情。

問題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否代表了蘇聯真正革新、有趣和有希望的一面，還是說他的政權僅僅是新瓶裝老酒。我和哈里森認定他屬於第一種。第二種說法是由一撥波蘭人或者波蘭裔猶太人（派普斯、烏拉姆、布熱津斯基和畢亞勒）提出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間，這些人主導著行政機關、報業媒體和電視熒屏上關於蘇聯問題的討論。

就凱南所關心的歷史發展方向而言，1986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7月26日，前任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去世，享年九十四歲。哈里曼在1944年～1946年做過凱南的上司，其間他鼓勵過凱南，也打擊過凱南。正如艾奇遜所指出的，「參与創造」冷戰的一代人走進了歷史，暢銷傳記《智者》的出版也強調了這一點，書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哈里曼、凱南、艾奇遜、查爾斯·波倫、羅伯特·拉維特（Robert Lovett）和約翰·麥克羅伊（John J. McCloy）。就在冷戰開始從高峰慢慢消退時，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11月的日內瓦峰會以及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會上會晤。這讓大家看到，冷戰衝突結束的徵兆相比之前更加明顯了。

我感到有必要說說自己過去一個星期來的變化，這是一個不甚愉快的變化，我想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化。怎麼描述呢？不光是身體虛弱、神經過敏、步履不穩，等等，還有情緒上的反應，心緒難以平復，總是感覺不耐煩、易怒，其他時候則陷入莫名的憂慮，我感覺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應和行為。

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很多年以前，捉摸不定的命運和際遇把我們帶離密爾沃基劍橋大街那個有些錯位、壓抑，時而又有些憂鬱的家庭，那一別就讓我們多少年彼此未曾相見。但是，即使分別了這麼久，我們依然不覺得陌生。與起伏跌宕的一生相比，童年共同生活的烙印更為深刻。共同的回憶讓人感到親密無間。生活中有喜亦有悲，面對命運的捉弄，我們感到彼此同病相憐，又欲說還休。沒有顧影自憐，也沒有那種老年的憂鬱。配偶、子輩、孫輩的出席令聚會更加充實，讓我們更踏實更安心。要是沒有這些年輕的力量，我們的聚會恐怕會失去歡樂的氣氛。

布希總統要在7月6日晚授予我榮譽勳章。我將和其他三位德高望重的傑出人物（雖然聽起來讓人難以置信，但我的確是其中年紀最輕的）一起受獎。下個星期二早晨（極為簡短的）頒獎儀式將在玫瑰花園（Rose Garden）舉行，典禮過後還有一個由布希總統及夫人舉辦的小型午餐會。（感謝上帝）我們這些接受榮譽的人不需要發表演講。

【在安娜莉絲的陪同下，凱南前往布達佩斯，去看一看正處於激烈變革中的蘇聯盟友匈牙利，會見學者和官員，更重要的是，利用溫泉療法「治療膝蓋的關節炎」。】

但實際上這個答案離題萬里，這一切也完全有悖於我的品格。我想說的是，我的使命就是做一名預言家，我就是為此而生的，儘管沒有人相信。我的悲劇在於，在這個特殊的時代，很難說在此後的短短十年到二十年間，是否還能有人看到我預言的正確性。或者說，災難真的發生了，就算從戰爭引發的核災難中倖存下來，還會有人願意關注它嗎？

面對這樣的軍事政策，以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花言巧語針鋒相對的形勢，我感到非常無助。對蘇聯一方，我無能為力。六十多年來，他們縱容自己養成了誇大和歪曲事實的習慣，這對俄羅斯人來說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蕎麥粥一樣司空見慣。然而，我們自己的政府表現又怎麼樣呢，我們不也有著盲目好戰的狂熱嗎？美國政府不僅使自己確信噩夢是真實的，而且還說動了我們的大部分盟友，宣傳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任何膽敢挑戰這種世界觀的人都會被當成危險的破壞分子。

喬治·舒爾茨是一位可敬和善的人，前天他在宴會上發表了演講。他在演講中重點強調了我們的政府在勸服或促使其他政府尊重「人權」方面取得的所謂成功。

我認為，包括公正的民權法典和規範的司法制度在內的法律規範，是任何健全的政府都該具備的基本要素，如果必須做出選擇，這樣的政府絕對比多數人暴政好得多。

那麼，此刻我們該往何處去？

【國務院外交軍事事務局（Bureau of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約翰·錢恩（John T. Chain Jr.）】向我詢問戈爾巴喬夫先生以及相關事務，我非常樂意解答這些問題。（這是我的弱點https://read.99csw.com。）錢恩先生和他的同事們溫文爾雅，對我禮貌有加，這是國務院的傳統。我意識到，這是多年以來我首次在這裏接受諮詢，雖然他們諮詢的只是與蘇聯相關的信息，而非政策問題，不過他們能這樣關注我，我還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這中間還是有一些讓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東西：這個地方、他們那種溫和的距離感，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戒心。這讓我想起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僱我之後，建議我應該時常來這裏告訴他我對當前時事的看法。他解釋道，他對我的看法很感興趣。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體驗：突然之間被帶回那個時代，重溫當時的緊張、情緒、期待、夢想和情感的煎熬……

對於動蕩的蘇聯帝國和南非的種種劇變，凱南深感不安。建立在無可置疑的國家主權之上的舊國際體系的衰敗，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論上的——普遍人權之上的新國際制度也讓他高興不起來。

他的演說引發了齊聲反對，或者說至少激起了質疑之聲。警鐘聲在我的腦海里縈繞不絕……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我們有權按照自己的喜好，遵照我們人民的傳統、旨趣、觀念和風俗習慣來管理自己嗎？我們會厭惡其他政府提出的讓我們改變政治體制的意見嗎？如果是這樣，我們仍然要基於所謂的體制上的優越性，自認為有權以這種方式干涉他國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嗎？

今天，當然了，是我七十八歲的生日……要是讓我做決定的話，我寧願放棄普林斯頓這裏的住所，在最北部的佛蒙特州或者新罕布希爾州找一處廢舊的農場安居。在那裡幹些雜活：劈柴，喂小雞，烤麵包，拎水飲馬。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吸引人的了。

現在可以得出什麼推論？——出現新的、異乎尋常的情況了嗎？蘇聯在東德駐紮約十九個師，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五個師，在蘇聯西部地區有十幾個師（我們得知的情況是這樣），還有兩個師已經駐紮在波蘭。難道說，我們就是據此得出結論，在過去十五年間蘇聯已經無力干涉波蘭了？對於這種已經勉強維持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和平形勢，我們突然表現出極大的擔憂和憤慨是不是有點兒太不合情理了？

我坐著大使館的豪華轎車穿過布拉格市中心，車開了很久。闊別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布拉格，即使是最漂亮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也讓我感到了一絲單調和晦暗的悲哀。到底有多少東西真的發生了改變？又有多少是記憶在捉弄我？誰知道呢？換而言之，我在這裏任職期間（1938年～1939年），即捷克斯洛伐克真正保持獨立的最後幾個月里，在那個遙遠的時代，這些建築到底在多大限度上讓人覺得漂亮光彩，讓人充滿愉悅、熱望和樂觀的情緒？還是說僅僅是因為當初欣賞它們時我們都過於年輕，又或是記憶弄人，讓我以為過去的顏色真的要比現在更鮮亮？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視晨報和收音機里的某些新聞，希望就此寫點兒什麼。但是寫什麼？……理論上說，得寫一本書，書我會寫的，但我能做的不止於此。

心煩意亂，早晨要給西海岸一位相當固執的年輕助理教授回信。他在普林斯頓待了幾個月，很明顯大部分時間都在馬德圖書館研究我的論文，他翻到一份不完整的論文資料，那篇論文很顯然是我在1938年寫的，不過一直都沒有完稿或公開發表。這位年輕人近期寫過一篇相關的文章。我的論文顯然是在對美國狀況深懷憂慮的心境下寫的，內容十分不成熟，如果發表的話，無疑會給各種各樣的評論家和反對我的人添油加醋，不過我覺得發表也未嘗不可。我把那個年輕人【他叫戴維·邁爾斯（David Mayers）】發表的文章複印了一份，連同我的回復一併郵給了約翰·路易斯·加迪斯，以做評論之用。我突然想起，是不是不應該要求馬德圖書館為他人查閱我的文章設置更多的限制。

性衝動常常與愛混淆在一起。二者的確時有相通，儘管並不是那麼頻繁。一旦相通或者說只有在相通的時候，性衝動的力量才能洗去它的污穢，在某種意義上變得高貴。高貴的原因是此時愛（如果是真愛的話）成為主導，性衝動居於次要位置，它因為愛而獲得尊嚴，它所服務的對象是愛。但是這種情況不能代表全部生活，即便代表了也不會長久。與此同時，這種衝動依然是大家所知道的混亂的、無法無天的力量：無情地嘲笑和踐踏無助的受害者的尊嚴，結果常常是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和嘲弄者賺取好處，所經之處都留下羞愧和沮喪。

【凱南夫婦應美國駐蘇聯大使亞瑟·哈特曼（Arthur A. Hartman）及夫人多娜·哈特曼（Donna Hartman）之邀前往莫斯科，並出席在當地舉辦的學術會議。】

儘管凱南贏得了無盡的讚譽與尊重，但他仍然因自己無法阻止核戰爭爆發的趨勢而苦悶萬分。他把自己看成一個「預言家」，在自己生活的時代里不為世人所認可。核武器所具有的毀滅性殺傷力讓他深感恐懼，促使他去思考幾乎所有武力衝突的意義，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

峰會沒有半點兒政治實質，更像是一次愚蠢的媒體盛事。《中程導彈協議》是向裁軍邁出的一小步，我們在歐洲的主要盟國和總統先生的很多政治幕僚都不情願地接受了，里根先生的早期宣傳言論如今使他騎虎難下，他感到自己無法脫身。

榮譽紛至沓來。這是一個追趕潮流的國家——我本人，或者說人們印象中的我也是當下短暫潮流的一部分。我有一種奇怪的感受，覺得我很可能是這個國家裡最受尊敬的人，同時又是講話最不受關注的人。你能想象出這樣一個人嗎！

我們現在該關注的不是蘇聯與我們在武器方面誰更強，而必須將注意力轉向以下方面：

【凱南夫婦乘火車從新澤西州前往艾奧瓦州，凱南在艾奧瓦州的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發表演講，指出美鐵「與蘇聯的鐵路比起來相當遜色」。他喜歡格林內爾這個城市：「居住的都是白人，沒有頹廢的無產者，幾乎沒有犯罪（甚至連色情書店都沒有）……不過在那些來聽演講的學生身上，能看到滲透整個美國社會的消極影響。」這所大學的師生都非常希望聆聽凱南對時事的看法，這也是他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正如下文所述，幾十年來，一旦觸及莫斯科，凱南的心中就會激發出一種洶湧澎湃的情感。】

很明顯，無論是快是慢，無論以何種形式，死亡的進程都在加速……

昨天晚上，我一個人走在空蕩蕩的普林斯頓大街上，孤獨地走了很遠，努力思考問題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夠看見自己以這裏為起點，漫無目的、心煩意亂地在生活中四處徘徊，順其自然，觀察瑣事並自得其樂，不時記下我的觀點——主要是為了這本日記，我無所期待，無所指望。

哦，對了，還有一件事我忘了提，那就是我為《紐約書評》寫了一篇葛羅米柯《回憶錄》的短評。我說過不想再做這些事情，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顯然是撰寫這類評論的合適人選，實際上我也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

距離上次寫日記肯定有半年時間了……

特別是對年輕一代來說，我正在成為一個神話。我越不展現自己，越不發表言論，這個神話就顯得越神秘。這真是諷刺，讓人驚奇，讓人困惑，但也意味著一種責任。

【下面談的是1987年12月關於選摘日記出版成書的爭論。】

然而，仔細一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樣或者那樣的請求需要我做出回應，我必須選擇。但是，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事情本身就沒有意義，又如何從中進行選擇？

這是一種奇特的體驗：在我白首之年，對我的關注如洪水般突然洶湧而來。從目前的形勢看，這是因為我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的發言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影響，還有我的新書《生活隨筆》登上了書店展銷台，也有評論家撰寫專欄文章討論該書。對我來說，很難評說當下社會對我的這種關注。部分來說，可能是因為我的年紀實在太大了。這一代人對我所知不多，他們突然發現了我的存在。基於一丁點兒粗淺的了解，他們就對我表現出如此原始而單純的熱忱。還有就是，目前我沒有太多競爭對手。

對於那時候手足無措、魯莽、敏感而年輕的我來說，這裏的視野、這裏的風貌，曾經充滿著無盡的神秘，簡直無以言表。當年的一切眼下還剩下什麼，我自己還剩下什麼，只有上帝知道，或許二者皆有一些吧……

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來訪讓我深感憂慮。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同意來美國。在這裏，他不僅要被幾千名記者和攝影師圍追堵截，還要遭受里根政府當權派的侮辱。在目睹了這個國家的一文不值后，他將兩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對所見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麼也帶不走。

還有政治的原因：愚蠢的立陶宛人決定殺雞取卵，很明顯把可憐的戈爾巴喬夫推回了依賴軍隊、警察和俄羅斯強硬派的境地，也結束了他對俄羅斯真正獨立的領導權。相應地，美國國內的運動使得戈爾巴喬夫與美國之間的鴻溝逐漸拉大。美國變成了他國的護佑者，任何表達脫離蘇聯願望的原加盟共和國都會受到保護。換句話說，美國採取的政策在強化和接受一種責任，對混亂、流血和恐怖遍地的傳統俄羅斯帝國的崩潰承擔了一種責任。

實際上，我一直嘗試了解我們那些優秀公民的思想觀念，結果發現要麼是我瘋了，要麼是他們瘋了：我們雙方對現實的看法竟截然相反。

昨晚聽到總統的演講……探討的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放棄SDI（星球大戰計劃），看完之後我覺得找到辦法幫他脫困的前景很不樂觀。昨晚坐在麥克風前的里根先生只是一個懷有極度偏見、視野狹窄、頑固不化的人，一個厚顏無恥的煽動者，如果默許不算明確支持的話，他可能獲得了懦弱的當權派的默許。這些當權派很清楚他在胡說八道卻不願意揭穿他，公眾很容易被媒體的伎倆和盲目的愛國言辭所迷惑。如果我們或者與我們持相同觀點的人所說的話能給他留下一點兒印象，那他就不是里根先生了。只有國會或者北約盟國的壓力才可能對他有所觸動，但目前兩者似乎都沒有施壓的打算……

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哈麗特覺得猶太色彩濃厚的施特勞斯與法勒（Straus & Farrar）公司會出版我這本書，肖恩先生……當時是這家公司的顧問。但是施特勞斯與法勒公司拒絕了我的手稿，他們（在給哈麗特的一封信中）給出的理由是認為我的作品里有些「德國人的東西」。

就這樣吧！像我這樣一個失敗孱弱的抗議者，很明顯已經行將就木。就算我還沒有氣餒，歲月已不饒人。不過，我還有一點兒時間，去欣賞這個世界悲劇的美麗與詩意，簡言之，還可以做一些見證、體察和記錄。

蘇聯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認為，只有西方施壓才能讓蘇聯領導層善待自己的人民。在我看來，事實可能恰恰相反。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大多是猶太人。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蘇聯政府，而是離開蘇聯。因為渴望脫離蘇聯，更因為他們不斷地尋求西方媒體的支持，因此在蘇聯政府眼中，這些人已經被打上了敵人和「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烙印，所謂的「帝國主義」即指美國和以色列。西方為了這些人而向蘇聯施加壓力，不過是加深了蘇聯這種的印象而已。

「你做不了能夠真正改變局勢的事。美國的政治體制讓當政者把自己想象成舞台上的演員，正在美國輿論面前上演一出基督受難劇。他們扮成身穿閃亮鎧甲的騎士，為挽救忠貞無辜的少女——也就是美國人民而奮起鬥爭。為了讓這個角色活靈活現，不論你是否願意，他們都需要一個陪襯、一個惡魔、一個邪惡的巫師。一定要把少女從巫師的威脅中拯救出來，否則騎士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我睜不開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在11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溫暖午後，我離開紐約市，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注視或者說觀賞沿途的一切：中央公園的樹葉（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美），住宅區建築的整潔外觀，11街公寓破舊的二樓窗戶，隧道牆壁上迅速閃過的反游標貼，還有新澤西州的哈肯薩克草地，只要不看地平面，一切都那麼美麗。

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他們竟然要求對南非政府施加壓力和進行制裁，這恰恰暴露了他們膚淺的哲學認識。基督教教義曾經提到，受人類的才智所限，允許真正悲劇的情形存在，人們真的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嗎？伯克和托克維爾等人最主要的哲學見解是什麼？他們承認如果沒有根深蒂固的個人責任感，暴政就有可能輕而易舉地從多數人的意志轉變為少數人或某一個人的意志。

【凱南和安娜莉絲到歐洲旅行，此行目的是進行歷史研究，同時看望女兒溫迪，她與丈夫在瑞士定居。】

就在這個時候，不斷發展的政治形勢讓問題更加複雜了。民主黨大會上的報告，加上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先生的種種做法：發表的個人聲明、競選搭檔暨副總統候選人的選擇，以及對好鬥的少數族裔的利用，都讓我感到無比震驚。因為這一切足以證明，儘管里根先生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誤，也曾經歷多次失敗，但是到頭來他一定會獲勝，這也將是他關於美國國際地位的右翼觀點的勝利。民主黨毫無原則可言，只要給他們提供金錢或者選票，他們就會做好準備為任何集團服務。目前他們已經提前向富有、強勢、蠻橫的西南右翼勢力屈服了，後者傲慢自大，鼓吹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這些就是當前美國國內的主要黨派力量。布希先生四處奔波，試圖掩蓋他所做過的與教育和文化（這是了無生氣的東海岸社會讓人厭惡的一大特徵）相關的所有事，他已經向這些力量屈服了。現在，杜卡基斯先生也加入了他的行列。這兩人中哪個當選有區別嗎？我與他們的情感世界和（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理性世界又能有什麼聯繫呢？如果這是他們的國家——很明顯事實如此——我還能聲稱這也是我的國家嗎？

通常來說，腎結石只是讓人苦惱，帶來些許疼痛而已，但今天它對我影響可是不小。我在外面才幹了一個小時輕活就不得不進屋（雖然天氣格外晴朗），然後一天中剩下的時間基本都在沙發上度過了。（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開始閱讀利昂·埃德爾（Leon Edel）寫的亨利·詹姆斯傳記第五卷。這部精彩的作品不光是一本個人傳記，更是一幅偉大的文學畫卷，展示了詹姆斯青年時期的英格蘭和新英格蘭上層社會生活圖景。

我已經竭盡全力了嗎？如果我不以現在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我變成一個政客，口如懸河地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滿臉堆笑地結交心中厭惡的人，嘴裏喊些時髦的口號，給自己謀個重要的職位，然後，再像其他人那樣，利用民眾的情緒和呼聲——哄騙那些判斷力差的人去做一些為我所用的事情，而他們根本不清楚這些事情的實質是什麼，這樣會更好一些嗎？

三個星期又過去了，這幾個星期來的活動太過集中了，沒有時間寫日記。我都做了些什麼？空虛，空虛，空虛！……

我日復一日地婉言謝絕以各種方式發來的邀約，偶爾屈服於個別無法拒絕的請求，卻又導致新一輪的請求紛至沓來。在這些日子里，我愈發全神貫注地思考實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終極行動，讓自己從這種徒勞且令人精疲力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傑出的人物，這一點很難用他廣為人知的專業背景來解釋。在他看來，他要著手做的，無疑就是將蘇聯的社會和經濟從斯大林主義長期恐怖統治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打擊腐敗的特權制度，多年來，老邁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正是依靠這種制度來控制一切的。然而，這些頑疾已經深入蘇聯社會的各個層面，混雜糾葛，還摻雜著1917年共產主義革命給俄羅斯帝國生活帶來的嚴重扭曲……

如果這些努力能奏效的話，我認為這將是我一生中做過最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的上帝肯定要悲傷：看到被他賦予智慧、想象力和道德良心的數以百萬人，他為之提供了獨特、富饒和美麗的星球作為生活之地的人類，竟然這樣摧殘這個星球和他們自己的未來，就為了能開上小汽車，享受那突突突的聲音。而我們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則要相信這些人的智慧，（或者如論文中所說）相信這是民主的表達。

如果這些話還不能讓我滿足，那我也太沒有人情味了。當然，這些讚美對我來說真的有些過譽了。比如說，前一段時間獲得的愛因斯坦和平獎，我覺得這對我而言意味著一種責任。願上帝保佑我，在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有些膨脹的時候，依然能夠擁有敏銳的眼光、謙虛的態度和充沛的精力，在餘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昨天下午接到傑克·馬特洛克的電話，這讓我感到很意外。他現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辦公室工作，實際上是在為白宮工作。他說一個小時以後，他要陪同國務卿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軍備問題的磋商會議。

報紙專欄和廣播里都充斥著蘇美關係正面臨挑戰的報道，因為蘇聯軍隊擊落了一架韓國客機。這一事件對美國的整個和平運動是巨大的打擊，運動的參与者不可能很快緩過勁來。一直以來，我都呼籲理智和樂觀地處理對蘇關係，此刻我的這些努力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不過，這樣的挫折我已經習慣了，只是想到還有數以千計的人信賴我，心中感到很不安。實際上他們已經完全接受了我的思路，受我思維方式的影響，覺得自己不被這樣的政府承認和信任，他們想要改善與政府的聯繫。東西方協調委員會和該領域的諸多其他組織，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從這次打擊中恢復過來，才能再次發揮作用……此刻我們的口號應該是：不允許自己因為政府的打擊而喪失勇氣，不因為剛剛從蘇聯方面受到的打擊而氣餒。

白宮典禮結束之後，布希總統和夫人精心準備了午宴。總統先生證實了他們邀請我出席頒獎儀式的初衷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對他說，我特別感激他的表態，因為我知道我的觀點跟哈里·杜魯門政府以來的歷屆政府都不合拍。他回答說，頒獎給我並非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

埃夫里爾彎腰駝背，非常虛弱，思路異常清晰，不過記憶力已經衰退了，現在的他就像舊式教育培養出來的那種紳士，擁有人到暮年、特別是有財富和名望為依託時該有的那種貴族氣質和舉止。

我突然感覺到，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便最後這幾年難有作為，我仍然可以通過完美地演繹命運讓我扮演的角色去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至少能做到這一點，也只能做到這一點：按照人們對我的想象去做，鼓舞他們相信真的有我這樣的一個人存在，通過這樣的努力，給他們的生活增加一絲希望、力量和信心。

當然，在我看來，美國的領導在廣泛的全球事務中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對這樣的國家我沒有信心：（a）無力應對外交關係軍事化的壓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數族裔情感和偏見的嚴重影響。面對美國政府扭曲的視野，像我這樣一個站在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問題的人，還能做什麼有益的事情呢……

參觀柴可夫斯基的故居，我為所見的一切深深感動，不僅是為他本人，我對他的音樂創作才華當然欽佩不已，但相較之下我更為見到當年的實物、見到那個時代的證明而感動。離開的時候，我心生惋惜，遺憾自己為什麼沒有早生一百年。19世紀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包羅萬象，思想激蕩，充滿了美，也充滿悲劇！……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資料，都是關於戈爾巴喬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對美國政策可以或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埋首其中一天後（才剛剛開始閱讀資料），我就驚詫地發現，不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以為精妙的觀點已經過時，與目前莫斯科和歐洲出現的形勢完全脫節，而且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北約觀點一直深惡痛絕的原因。目前我們正陷入一種新的危險形勢而不能自拔，結局難以預料。當我們探討自己從冷戰時期學到了什麼東西時，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已經在談論過去了。

最主要的失敗是，我無法阻止美國和北約政策的軍事化進程，特別是核武器的發展。從這些方面看，在里根執政期間，我所反對的美國政治共識中的這種趨勢一直在不斷得到強化。無論是在里根繼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還是美國新聞媒體（很大程度上同樣適用於歐洲的新聞媒體）的觀點中，我都沒有看到領導層打算克服這種趨勢的任何跡象。同樣，我沒能在公眾和官方觀念中就處理和長期改善蘇美關係問題打下思想基礎。蘇聯方面採取行動改善蘇美關係的可能性很明顯，美國方面則見不到這樣的跡象。對美國國內政策背後的強勁推力，以及應該支配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關係的準則，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接受（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我並沒有竭盡全力）。

在波利·威斯納家吃晚餐，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南希·卡斯鮑姆（Nancy Kassebaum）也出席了，他是瓊的新老闆。整個晚餐期間氣氛非常愉快。克萊頓對即將出版的《智者》一書大加讚美，書中寫了傑克·麥克羅伊、羅伯特·拉維特、迪安·艾奇遜，奇普·波倫和我本人。他認為我的形象在兩位作者（埃文·托馬斯和沃爾特·艾薩克森）的筆下得到了充分展現。然而，我認為，從很多方面看這本書都糟糕透頂：見識淺薄，道聽途說，自以為是，對我的描述毫無讚美之言，在他們的筆下，我就是一個患有神經衰弱症的可憐之人，一個文筆糟糕的作家，寫的多篇文章都「辭藻華麗」且自鳴得意。（他們只記述了我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只有寥寥數語提及了萊斯報告，以及1966年在國會山所作的關於越南戰爭的證詞。除此之外，我認為作者不了解我在退休之後寫的任何東西）。在仔細閱讀該書之後，我意識到，這就是這一代人與我們那一代人之間的距離，就算我曾經做過的事或者寫過有價值的東西，這一代人（感謝上帝，加迪斯是個例外）也永遠不會明白。

距離兩德統一還有四天。變化來得太過突然，結果還無法預見或預料。除此之外，目前所謂的中東地區（實際上是近東）的形勢也有很大且非常危險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因素如此突出、如此讓人困惑，以至於過去幾天他們幾乎就沒討論過這個問題。除了汽油價格突然上漲之外，生活如常，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有關德國政治的內容，尤其是西德社會民主黨與東德社會民主黨的統一。但上述這些都是眼前的變化，只能看到這麼多。看得出，德國和整個西歐的未來都對外部世界的變化極為敏感，而外部世界又是極不穩定、變化莫測的。

啊，前天哈麗特·瓦瑟曼來到普林斯頓，她堅持要來，並且跟我說起這個小插曲，與我猜測的差不多。書稿中缺少我在德國履職期間的內容似乎讓肖恩感到非常苦惱。他現在就職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Company）拒絕了我的手稿，現在手稿已經退給瓦瑟曼了。她覺得稿子被退與早期日記中（順便說一句，記錄的都是我在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任職那些年的事情，那時候納粹還沒有上台）提到「猶太人」有關係。她對此非常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樣擔心這個問題對她本人和她的生意會造成影響。她會與他們協商，肖恩也說他會找時間給我打電話商量這件事。（我應該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說過凱南「事關德國的問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