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Joseph）的床上功夫很一般；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床上則緊張得不得了。】

（c）性格

首先我必須說明，目前我寫作的背景是，法俄聯盟第一卷（《俾斯麥歐洲秩序的衰亡》）已於去年12月上旬出版。儘管出版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推廣工作似乎做得不夠好，該書在很多書店的展台上沒有擺放，但是上架伊始它就得到了很好的正面評論【泰勒（A.J.P. Taylor）做了負面評價，這不足為奇，他的批判內容我還沒看】……

如果辯解說，之所以沒有去做我說的事情，是因為國會從來都沒有接受、容忍或理解我的意見，那麼我想問，是誰四處奔走，請求建國兩百周年紀念的典禮費用不要花在服裝遊行上，不要用在重新上演萊剋星頓戰役上，而是用在認真回顧我們在過去近兩個世紀里所獲得的經驗與當前的憲法制度上，看看是否有必要進行某些方面的修正，修改那些在當代無法滿足一個偉大國家所需的內容？不得不說，我的遊說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珍妮特打電話到農場，說普林斯頓大學燧石圖書館應奇普·波倫的請求，給他發了一份1945年1月他給我回信的複印件，某位年輕的先生在我的論文集中發現了那封信的原件。聽到這個消息我很擔心，因為我模模糊糊地記得奇普曾讓我將信閱后銷毀，我敢肯定他不希望陌生人看到這封信。

我覺得，談到未來，我們應該向前一步，儘快將軍隊從越南撤回來……

【喬治和安娜莉絲去看望兒子克里斯托弗，他在耶魯大學讀書。】

重新拾起這本日記，或者說激勵我做這種嘗試（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堅持記日記）的是，我認識到，近日來，我所面臨的困境和難題愈發讓我頭痛。我相信，如果有規律地記錄並盡量將它們分類整理，記下針對它們的應對措施及結果，會對我有所幫助。

深更半夜，我和安娜莉絲還在研究白天收到的英吉利海峽和北海航海圖。

【凱南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檔案室做研究。】

天氣炎熱，溫度達到85～86華氏度。

4. 受邀到科羅拉多州阿斯彭與很多有識之士交談。我覺得這麼做沒有太大意義。我流露出的失望情緒於人於己都沒有什麼好處。除此之外，人們讓我講，我就認真講，我讓大家聽入了迷，但也煞了風景，讓他們感到不舒服。最重要的是，之後我又開始討厭自己。我極其討厭喋喋不休、愛交際的凱南：一個過於熱情，過於有求必應的人，但已經力不從心，忘了自己的年紀。七十三歲，該長大了。不管怎麼說，到了這個年紀，應當堅守自己，如果必須表達自己的思想，應該述諸筆端而非口頭。

我們被帶到山上參觀瓦托佩蒂修道院（Vatopedi）。那真是一幅可怕而古怪的景象，當然，也非常宏大。這個荒蕪之地曾經生活過八百名修道士，如今只剩下三十位，我們見到了其中兩位。我原以為這裏的生活必定充滿了幽閉恐怖、病態情緒、神經兮兮、流言蜚語、偷窺打探、陰謀詭計，我原以為在這荒廢的建築和庭院里，有著鬼魅般的寂靜，能感知最輕微怪異的聲音，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

凱南從未以在任何時間完全放棄以某些方式影響美國的政策和制度。1968年11月，尼克鬆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凱南曾主動為其出謀劃策，但是並沒有受到重視。在譴責尼克鬆發動對越戰爭的同時，這位前外交官又小心地維持著自己與白宮的溝通橋樑。他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一直保持著一種互敬互重的關係，後者於1973年出任國務卿。

1. 我熱愛我的祖國，至少熱愛它的大部分，但是我認為就其政治制度和機構的智識水平來說，難以滿足現今時代的要求，也幾乎沒有改進的希望。

【在蘇聯期間，凱南受到蘇聯官員和歷史學家的款待，還第一次走進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與蘇聯、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官員會談時，他談起了對與日俱增的核軍備競賽的憂慮。他此行還對1894年俄法聯盟的起源問題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凱南走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街上，對自己與俄羅斯漫長而糾結的關係做了一番思考。】

不僅如此，對待他人要忠誠可靠，必須讓別人覺得可以信賴他。

今天受邀發表演講，我首先想到的是懇請國家實施有限孤立主義政策，即提倡一個原則，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學會不僅在正常時期完全依靠自己的資源，而且在非正常時期也能依靠它們維持運轉，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不能藉助武力來達成超越我們最低防衛需求的目的。

【夢境】說不清什麼原因，我被裝進了一張巨大的魚皮，就像穿上了一條裙子。我驚覺有什麼活物將魚皮和我捆在一起。低頭一看有東西從底部伸出，很像臍帶，不過是半透明的。我把它拉出來，原來是一條通體透明的活蛇。

在應對這些問題時，我們政府的表現遵循了美國政治最糟糕的傳統：幾乎只關心國會的意見，完全不在乎行動帶來的外界影響；只在乎強硬派的觀點，所以才會有大量浮於口頭的虛張聲勢。這些都只迎合了國內的聽眾，完全不在乎對外影響。我們在一天之內向莫斯科發出嚴厲的警告：不許進攻沙烏地阿拉伯（莫斯科從來就沒想這麼做）；向北京發出警告：不要進攻台灣（中國人更沒那麼想過）。之後，我們又義正詞嚴地警告蘇聯不要干涉伊朗（我們自己卻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綜合以上所有情況，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斷：就算兵力多於目前的這二十多個師，也無法解決上述任何一個問題，但是只要我們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我們就將動用武力。

（13）最後，通過幾個小時的勞動，給垃圾車製作安裝了一個新箱體。實際上，這忙碌的幾個星期里，這是唯一實實在在的成果。

作為貴賓，我在政府宮接受芬蘭外交部長的午宴款待。第二天，我國大使也在大使館宴請了我。每次參加宴會，我都感覺自己又回到了當年熟悉的外交界，我不喜歡這樣，我心裏清楚，那個世界的生活讓我感到厭倦。對他們的好意，我心領神會，我也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不過這就好像回憶過往的風流韻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別再提了，好嗎……

喬治·凱南在七十歲生日之際所作的詩：

A：（底氣不足地）我希望看到我們能在國際事務中做些積極的事。

一整天都在查閱檔案。晚上和安娜莉絲去看電影《教父》。這部電影非常好（我的孩子們應該也會有同感），尤其是馬龍·白蘭度對父親這一角色的演繹非常到位。

那我還期待什麼？乘船出海。如果運氣好，明年還能再做一些歷史研究，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我的意思是，一個人應該學會機敏、鎮靜和禮貌等基本的行為準則；本能地知道什麼時候該聽，什麼時候該說；最重要的是怎麼聽，怎麼說；應該能敏銳地察覺到別人的情感，尊重他人；一句話，應該有良好的行為和教養。所有這些無論家庭貧富都應該學習，這與社會出身沒有必然的聯繫。這些素質不僅僅體現在外在的行為舉止上，如果有人認為它們在外交活動中並不重要的話，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

挪威北部地區舊時古樸別緻的生活風貌，留存下來的少之又少，簡直都不值得一提，殘存下來的那一點兒也要消失殆盡……來這種地方旅遊，只能更深地體會到挪威的艱難處境。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無數的優勢和劣勢糾葛在一起，深受其他國家城鎮化和工業化文化的負面影響，執政黨竭盡所能給民眾提供富裕的生活和生活保障，卻沒有意識到該去維護和加強他們的道德素質。簡而言之，國家成了最可怕的敵人，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他們根本無法抵禦現代社會日漸瓦解的趨勢。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曾糾結于這樣的想法：我應該屈從於這樣的壓力嗎？我應該放棄歷史研究，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時間，閱讀報紙以「跟上形勢」嗎？我應該與訪問紐約和華盛頓的政客見面，出席沒完沒了的會議，順應潮流，以這一切為基礎，就國際問題發表演講和寫作來度過我的餘生嗎？

計程車司機跟我談起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總統去世的消息（願上帝保佑他靈魂安息，但首先要懲罰他的自大、恃強欺弱和污言穢語）。

我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了一兩天，眼睛很不舒服，最後只能回來休息……幾天前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感到脆弱，感到迷惘，感到一瞬間失去了力量，不得不就此回家躺下。晚上，這種感覺消失了，但還是令我很不安，除了輕微的中風，我想不出還有其他解釋。

在歐洲待了五個月之後，我坐飛機返回美國。過去一年半里發生了什麼事？準確地說就這麼幾件：

說起托克維爾的回憶錄，能接觸到這位受過精英教育、思維敏捷、思路清晰的人物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是除此之外我還獲得了什麼呢？這很難說，當然，他的回憶錄證實了我的很多觀點：他生動地展示了議會政治的諸多諷刺之處，並認識到，不光在美國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對外政策要由民主來主導，也認識到在一個相對孤立的國家中，民主制可能是最不招人怨恨的政體，但是，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夠格的，因為它沒有遠見，看不到未來，也看不到發展的長遠趨勢，因此最後必然會導致外交和政治上的無能為力，以及經濟上的衰退，常常表現為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弊害。

下午三點，國務院召開了政府內部會議，收集所有關於《赫魯曉夫回憶錄》的信息。

儘管凱南對很多事情的預見能力非凡，但他沒有看到1975年7月31日美國與歐洲國家簽訂《赫爾辛基協議》（the Helsinki Accords）的長遠意義。為了回報西方正式接受「二戰」后的疆界劃分，蘇聯承認了「人權的普世意義」。凱南駁斥這個協議「純粹是胡說八道」。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權這一附帶條件成了一個楔子，顛覆了東歐的共產主義統治。

我們乘船而來，將船泊在斯沃爾韋爾。岸邊三五成群站著來此處遊玩的美國年輕人：亂蓬蓬的長發、鼓囊囊的背包、皺巴巴的褲子，還有被汗水浸透的網球鞋。要是按照我們那個時代的標準來看，你根本區分不出他們的性別，顯然區分了也沒有什麼意義。到處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就好像中世紀那些乞討的修道士一樣。他們四處流浪，睡在臟臭擁擠的青年旅館，坐在機場候機廳和公共汽車站的骯髒地板上，與來自其他國家的旅行者分享大麻，一起撥弄吉他，還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國際文化。我自問，這樣的青年在斯沃爾韋爾能找到什麼？是什麼把他們帶到這裏來的？……他們說，我們都是美國人，但是他們比非洲的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s）還讓我感到陌生。我就寬容一點吧，除了輕輕地聳肩之外，不做出更消極的反應。你們去找樂子吧，還好沒人強迫我與你們分享。

能源問題仍然是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有人說，我們現在的要務就是考慮環境保護措施和替代能源的開發。五年前，我就在《危險之雲》一書中以最強硬的措辭敦促過這一點，但是沒有得到一丁點兒回應。這五年的時間白白地耗費掉了。我們對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完全靠不住的能源供應的依賴，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加強。今天的形勢比五年前更加嚴重。不僅如此，不是在五年前，而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在公開聲明中指出，在燃料和原材料上依賴政治不可信的供應商是最大的危險，所有的這一切，沒有得到媒體或者政府的任何回應。

剛過下午，接到《時代》雜誌蔡思小姐（Chase）的電話，她想知道我是否有興趣寫一篇有關改善國際關係的文章。我推掉了。然後，我給國務院辦公室的拉里·伊戈爾伯格（Larry Eagleburger）打電話，解釋了情況，請他代為詢問國務卿是否想看我明天要發表的演講文稿，是否願意就可能出版的講稿給我提一些建議。國務卿那天上午好像去了布魯塞爾，伊戈爾伯格讓我把講稿送到國務院去，他們會將電傳給國務卿。因此，回去的路上我去了趟國務院……

我也指出，從整體上看，對外援助很難給外國民眾帶來好處，因為他們生活上出現的任何變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讓大多數人受惠的同時，必然也會損害某些人的利益。換句話說，這就導致如果從外部對他國事務進行干涉，肯定會招致某種程度的誤解和憎恨。

今天，我為自己浪費了有限的精力而備感懊悔時，突然領悟到，現在我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我應當學會從造物主的視角審視自己，把自己當成他的工具。當然了，他並沒有創造我，更沒有賜予我身上的才能，那些才能只是為小我服務的，這個小我的存在和意義很快就要終結了。造物主將它們給予我來珍惜和發揚光大，並以此擴展我自己的存在。

今天我突然領悟到，工業革命包含了今天我們所知的全部基因（用現代科學術語來說就是「信號」）：現代福利國家、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頹廢、道德敗壞、教育水準下降、大眾傳播過程通俗化、人口素質下降。所有這一切都初露端倪，不可避免，除非統治者具備足夠的洞察力，才能採取某些甚至今天看來也過於超前因而讓人難以接受的措施，包括：有的事情如果靠人力、靠牲畜的幫助能做好，費用也在合理範圍內，就不用機器來完成。或許，通過醫療手段挽救一個人的生命，不如任其遵循自然的法則。

具備上述三種素質，才可以學習外交事務專業技術知識，並接受某種形式的在職培訓。

今天下午我們去參觀維恩豪斯（Weinhausen），這裏以前是一處修道院，離策勒（Celle）不遠。這真是一次難得的經歷。我們到達時已臨近黃昏，夕陽開始落下。修道院里地位最高的女牧師（Stiftdamen）前來迎接我們，隨行的還有幾位上了年紀的女教徒，她們現在監管這座修道院。這位女牧師不是一般的人物：八十七歲高齡，高個子，腰有些彎，穿著皮大衣，戴著灰色假髮，講話的時候右臂上下擺動，像是在剁東西。她陪我們轉遍了整個修道院：令人讚歎的教堂，每一寸牆壁和屋頂都有彩繪，那些畫廊、修女、宿舍，還有鋪著厚厚木地板的暗黑冰冷的走廊。我從沒想過我會這樣饒有興緻地去參觀，因為這位老修女熱愛這裏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縫隙、每一幅繪畫、每一尊雕塑，她什麼都不需要，只要我們和她一起來熱愛和欣賞就行了。這樣的熱情讓她看起來沒那麼衰老，信仰的差異也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她與幾百年前的那些小修女完全一樣，她說：「這個是我們做的，那個是我們做的。」她對繪畫和雕像懷有的熱情是真摯的，是完全無意識的、自發的，她那種信仰的流露如此自然，以至於我一度對同行者說：「她會升入天堂的。」……

國際事務中具有威脅的重大事件：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受到攻擊，美國大使在阿富汗被殺，中國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漲價並出現短缺。

我閱讀了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大部分內容，該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為它得出的結論，而是因為它承認人類的一切願望和行為都存在缺陷。在我心目中，尼布爾是我們這個時代——也許也是過去幾個時代以來當仁不讓的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

【凱南到歐洲去做研究，探訪朋友。】

我坐在飛機上，身旁是一位東方女性和一個可愛懂事的孩子。至少有一個黑人空乘和兩三個白人空乘為我提供了服務。我想起後天要去洛杉磯地區，那裡出生的人口大多是拉丁血統。而大不列顛血統的人口不僅數量開始減少，甚至被瓦解成為少數族群，而正是在他們的先輩中間，產生了美國早期的憲法架構和政治理想。他們當然已經不能再作為文化的要素，以及傳統和身份認同的源泉，不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倒也不至於比其他人群更糟。現在，拉丁人、黎凡特人、非洲人和東方人組成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大多數註定要失去個性、傳統和獨特的色彩，融入到這個多種語言交雜的群體中：一大群無助、了無生趣、創造力匱乏的人，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變得淡然無味，全然就是一鍋分不出好壞的平庸主義和單調乏味的大雜燴。或許，只有猶太人和中國人例外九-九-藏-書，他們盡量避免種族間的通婚，有一段時間黑人也是如此。中國人智慧、冷酷、勤勉，猶太人意志堅決，保存自己的文化，黑人則對白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怨恨，這是否意味著這三個少數民族，作為社會中不穩定但又不可避免的三股力量，註定要征服和統治一切？

A：著手處理小國的問題。

凱南尤其擔心逐步升級的核戰爭威脅，他身處痛苦的邊緣。他相信，他長期以來對國內能源保護及中東政策的一系列建議或許能緩和這些危機。

我們去威廉·邦迪家吃晚飯。新聞節目結束后，他女兒進來告訴我們，理查森先生和拉克爾肖斯先生辭職了……我猛然意識到，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場國家危機。

1）我又老了一歲半，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

關於俄羅斯研究？如果能給俄羅斯歷史和文學領域的幾位學者以安慰、支持和理解就非常好了。或許這是我能做的唯一有用的事了。不過這就夠了嗎？這不就意味著荒廢了其他的可能性嗎？讓我魂牽夢繞的俄羅斯已經不復存在，蘇聯共產主義者把它消滅了，古老文化消失殆盡了，必須建立新的文化，但這需要時間。與此同時，蘇聯的生活沒有任何讓人興奮的東西，大眾日漸墮落，日益愚蠢的體制走向衰敗，任何東西都沒有取代它的希望，沉悶的官僚主義可能還要繼續存在幾十年才會終結。這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將算得上是一個灰暗的時代，比19世紀八九十年代更甚，那時至少還誕生了契訶夫這樣的人。

所以，我記下了這些想法：

這種認識上的原始主義，加上席捲這個國家的城鎮化和工業化，對汽車的依賴，放棄船運貿易，沒有從主要發達國家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反而熱衷於模仿他們致命的錯誤，所有這一切，讓我對挪威漸漸失去了興趣……讓我難過的是，我曾經深愛這個國家。我覺得，在人口如此稀少、民眾如此勤勞、風景如此曼妙的國家，總會有那麼一處地方能夠避免過度發展的致命錯誤，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健康關係，那裡的人們也能保留吃苦耐勞、鬥志昂揚、謙虛穩重、樸素天真的特性。

電視里在放老電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德語配音，這是一部老套的美國電影。我看了一會兒。這部電影就像更古文明留下來的遺迹一樣，與當今時代脫節了幾百年：情節幼稚無聊，一群孩子氣的稚嫩美國水兵，對未來抱著美好憧憬的女主角。完全是一幅自我陶醉、天真無邪、快樂無比的景象：愚蠢而膚淺，沒錯。完全無法經受現實的考驗？沒錯，而且……而且……看這部電影，再想想現今，讓我驚訝和愉快的是，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得不忍住淚水。畢竟我曾經是個美國人。即使我不像奧本海默會說「該死，我就是熱愛這個國家」那樣的話，但我能說，我曾經愛過它，在記憶中愛過它，熱愛它過去的樣子。我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我現在的失望純粹都是美國式的失望，除了美國人之外沒人能理解，而且只有我們這一代美國人能理解，年輕人永遠都不會理解。

我指出，我沒有就越南問題對公眾發表言論或公開批評總統。我之所以這樣謹言慎行，部分是因為我對他面臨的困境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北越問題上我的觀點與很多批評他的人相去甚遠，我必須保持自己堅定清晰的立場。

駐莫斯科的挪威大使達格菲恩·斯坦塞斯（Dagfinn Stenseth）在提到他的蘇聯鄰居時說，挪威尤其擔心這樣一種可能，即如果歐洲形勢再次緊張，無論哪裡出現軍事危機，蘇聯都有可能像1939年對待芬蘭那樣，對挪威北部領土提出訴求。我對他說，我理解這種擔心的嚴重性，但依我之見，莫斯科不會做出那樣的行為，除非他們感覺受到了某種威脅，或是感到其勢力範圍內的領土完整和安全受到了威脅。他們感到危險的時候，不是他們得心應手的時候，而只會是他們力不從心的時候（這也是我們的強硬派無法理解的地方）。

我說恐怕我無法給予總統安慰，在很多重要問題上我都無法贊同他的做法。其一，對越轟炸問題。轟炸的目的是要截斷北越和越共的戰略物資運輸線，但是我沒有看到這種轟炸的效果在哪裡。退一步講，就算產生了效果，我覺得如此巨大的地面破壞和平民傷亡已經對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其二，我覺得一千七百萬南越人民最關心的很可能是如何停止這場戰爭，他們甚至願意付出讓北越的共產黨來統治的代價，只要能停戰就行。

去波利·威斯納家裡吃晚飯，讓我驚訝的是在那裡見到了約翰·戴維斯，還有不算驚訝但是令人高興地看到了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大家以為亨利·基辛格會到場——不管怎麼說，他的辦公室人員是這麼告訴波利的，但是最後他沒來，（後來我們才得知）他要乘飛機去莫斯科，看看能否為結束中東戰爭做些什麼。

2. 為美國出版市場撰寫任何政治性（或許其他性質）的東西都是沒有用的，不是因為你把作品擺在公眾面前他們不接受，而是低劣的評論水平阻礙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交流。毋庸贅言，現在的我基本已不為人知，在政府中已經沒有發言權了。因此，公開演講或者寫作也沒有意義了。

普林斯頓仍然在汽油短缺和卡車工人罷工之中苦苦掙扎。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同胞多麼依賴汽車，一旦有事情阻擋了他們駕車的權力，他們會變得多麼憤怒，多麼有失風度。

我把伐下的圓木藏在樹後面，外面只留了一根，我希望走小路的人不會發現它，我拿工具做了一個標誌，然後回到公路上來。我並沒有沿著小路回家，而是穿過田野，不過每走兩三步，腳下就有些踉蹌，因為薄薄的冰殼隨時可能會裂開，雙腳就會踩到冰殼下凍得嚴嚴實實、高低不平的草坪。

美國西部這些破爛的臨時住所——汽車營地、託管公寓和商用樓遍地開花，點綴著大片貧瘠荒蕪的草原。當然，這裏的公路四通八達，黑色的四車道柏油公路像大動脈一樣向遠方無盡延伸，穿越曠野，穿過公路交叉處的信號燈，無處不在的甲殼蟲汽車可怕地呼呼作響，漸漸遠去。這些美國人，這些奇怪的人：他們開發這樣的地方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等待死亡。他們會為自己辯護，會說太陽照常升起，生活依然輕鬆，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虛無狀態，他們被廣告、電視和汽車這些錯位的享樂、鎮靜劑一樣的東西麻醉了……

駛過馬里蘭州西部時所見的情景、電影中的場景、電影院那些古怪的年輕人以及影院所在的M街留下的印象結合到一起，讓我的情緒極其低落。確實，這部電影塑造的就是義大利人，不會是其他民族，顯然也是由一名天才的導演執導的。但是，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這部電影都沒能給觀眾以西方文明未來的希望，公眾只能對它展現的頹廢感到恐慌。

這一切都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在努力調和作為歷史研究者與公眾人物之間的關係，兩方面我做得都不好，實際上，我想成為一個優秀歷史學家的努力已經宣告失敗了。

到華盛頓與亨利·基辛格共進午餐，無意中發現他的情緒有些低落，我確信，他想要為美國外交政策賦予深刻理念和精妙技巧的努力已經失敗。我們兩人在軍事思想及其對政策的影響，以及南非事務上的觀點都高度一致。他是一位博學智慧、和藹可親、閱歷豐富的人，與他交談其樂無窮。相信在他退休以後，出版商們會出巨資瘋搶他的回憶錄，這一點毋庸置疑。

像前些年一樣，凱南駕著他摯愛的「北風」號航行在挪威水域。在航行過程中，凱南允許自己放下工作，彈著吉他，唱起了這樣的小調：

身體還是不太舒服，整個下午都躺在床上閱讀奧爾佳·卡萊爾寫她和丈夫幫助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美國出版《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和《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的艱辛經歷。

中午去見卡爾·凱森，商討有關明天會議的事情。我希望評定教授的事能推後幾個月。吉爾茲讓我推薦幾位教授候選人。矛盾已經無法緩和，再繼續下去大家都會不可避免地捲入紛爭和矛盾之中。

除此之外，還有研究所的問題，那是我的職責。還有信函往複、接待訪客……這些都無法迴避。另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為了那一點兒殘存的名聲，我對一些事情也不能置之不理，這也意味著要付出時間。最後，家務事也躲不掉……或許我還有個三四年，能寫點兒新鮮的、具有原創性的東西出來。我是不是不該花那麼多時間寫作，並儘可能在餘生適應這種生活？殘忍地讓剩下的時間做出自己的決定嗎？……我的航海大業一定要進行，農場也要打理。如果生活只為了獲得某些可能得到的成就卻毫無樂趣可言，那還有什麼意義？

1971年的日記折射出凱南多變和快節奏的日常生活。這位六十七歲的老人完成了一部簡短的學術著作，撰寫了回憶錄第二卷的大部分內容，並草擬了要在歐洲和美國發表的演講稿。這一年，他修繕了農場的柵欄，處理業已成年的孩子們的問題，並與西德總理和外交部長會談。他在高等研究院幫助遴選新的教員和學生，同時還協助好友以賽亞·伯林對這裏的工作做出調整。凱南和約翰·盧卡奇共事多年，後者相對默默無聞，這讓凱南「感動又沮喪」，他讚揚盧卡奇是「美國最好的政治文化哲學家」。在舉家遊歷葡萄牙、英國、法國、瑞士、西德、挪威和荷蘭期間，喬治·凱南也沒有放下既有的成見。他用「厭惡」的眼光看待阿姆斯特丹的「諸多外國怪胎：叛逆的年輕人……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外國工人，來這裏靠女人過日子的非洲人」。他還很不高興地發現這座城市「迎合色情品味」，令人厭煩。

（5）編輯為瑪麗恩·多恩霍夫寫的文章（該文私下也送給了基辛格和赫爾穆特·施密特閱讀）。

今天上午，開始撰寫回憶錄的第二部分。寫了幾頁1952年被任命為駐莫斯科大使的事，意興闌珊（突然對這本書沒了熱情，誰會在乎這些事呢？就連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會感興趣）。

4. 換句話說，我應該壓制自己就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慾望，如果無法抵擋這種誘惑，那就準備好讓自己全身而退。當然，很難強迫一個人去做他根本不喜歡做的事情，因為從中既看不到任何希望，也無法做出任何有價值的貢獻，而這僅僅關乎自尊罷了。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個人與自己的戰鬥，別人是永遠看不見的。

所以，我們要談的就是制度問題。不過此處首先要想到托克維爾的警告：制度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更為重要。的確，要改變美國公眾的風俗習慣，短期內是難以實現的。

這段時間，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完成手裡的這本書，這不僅僅是一本書，還是我這六七年——至少這六七年裡的業餘時間——辛勤勞動的成果。我不想半途而廢。（書寫完之後，我會像去年說的那樣，轉向美學文學方向。但是，我能做到嗎？對當下事務感興趣的朋友、家人以及其他人的需求會消耗我所有的空閑時間，十個我也不夠用。想擠出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將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鬥。）

3）我憑藉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況也對此不感興趣的民眾）指出，對於那些生活在政權壓迫下的人們，我們試圖通過經濟手段來幫助他們或者破壞其政府是沒有用的，因為這種政府會找到合適的手段，利用我們的援助，從中謀取好處，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轉移國內民眾對其統治的損害。如果採取這樣的經濟手段，我們將經常淪為被指責的對象。

我給弗雷德·斯塔爾打電話，我們一致認為，可以形成一個凱南研究所與外交關係協會的合作項目方案……我抓住機會與研究所的主任說了此事，並希望研究所在下星期主持一次小型預備性會議，以此試探他的口風。他熱情地回應了我們。實際上，他打算讓高級研究所主辦一系列的相關活動。

傍晚時分回到華盛頓。我們沿著老路，徑直開下去。晚上看了一場義大利電影，裏面充滿了憤世嫉俗、絕望和色情的意味，還有對人性的仇視或憎恨。

得知明天要和國務卿談話，所以我早早出去買了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例行公事一樣地翻看了一遍，徒勞地想了解一下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的歷史研究工作是我唯一的或者說幾乎是唯一的安慰，我能做的唯一嚴肅和實在的事情，別人唯一不感興趣的事情，也是其他事務妨礙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擁有它，我很幸運。很多人體會不到。

除此之外，我在赫爾辛基的四天是在新圖書館里度過的。芬蘭人現在把他們的19世紀俄羅斯藏書都搬到了這裏……一旦投入到這些書卷當中，我就感覺被帶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我作為歷史學家生活了四年多，現在仍然感到很真實，不知為什麼，從某些方面來說，比我現在身處其中的現代世界更為真實。那就是九十年前的世界。那個時候，我們當中的很多人甚至都還沒有出生，就算出生了也還在襁褓之中。書卷中那個時代的事，那個時代的人，更不用說那時人們的經歷，跟我們今天所見證的事情一樣，曾經很重要。然而，如今這一切都歸於沉寂，帝國已經消逝。那個時代曾經聲名顯赫、理應名垂史冊的人物，到如今也只有幾個像我這樣的歷史學家知道而已。熟讀這些文字記錄，令我覺得19世紀時代的生活栩栩如生，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反而開始失去真實感。

【凱南到加利福尼亞去為研究俄羅斯的凱南研究所籌集經費，同時看望格蕾絲。】

……除了努力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之外，我看不到其他選擇，對每年幾百個邀請和請求說「不」……跟上時代，趕上時事的步伐，然後，努力面對這一切，繼續走學者之路……不要放棄，因為它為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實際上，正是學者的形象讓我的聲音更有力量。

我認為東北亞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日本和韓國的中立化和非軍事化，被我言中。

我和安娜莉絲在研究所與斯維特拉娜一起吃午飯。斯維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現得很正常，但是說起她自己時，卻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複雜的情緒中到底隱藏了什麼。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認識到，很多問題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不管怎樣，我必須讓自己正視這一痛苦的現實：過去三十年裡我的所寫所說，常常超前於我生活的時代，當政治和新聞機構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觀點時（有時候已經太晚了），每個人都忘記了是我先提出這些觀點的。我發現能像我這樣一直準確預言時事發展趨勢卻未能產生什麼影響，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10）再次欣然接受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邀請，頒發1977年的傑斐遜獎（Nationalread•99csｗ.ｃｏm Jefferson Lecture）。

我暗想，這些挪威人在北海的岸邊開發石油是多讓人遺憾的事情。這樣做不光毀掉了這片海域，還有可能大大透支了上帝對人類的恩賜。只有到那個時候人們才會認識到，這樣不計後果地浪費能源，人類是無法生存下去的，而在此期間，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華盛頓讓人驚詫的軍國主義思維令人甚為擔憂，他們對蘇聯干涉阿富汗的反應也讓人擔心。為此，我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此外，我同意與丹·拉瑟先生（Dan Rather）一起接受電視台訪談節目《60分鐘》的採訪……

A：如果對外關係的重心繼續停留在越南，那麼探討外交政策還有什麼用？

另外，我們採用並且堅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不僅阻礙了削減並最終銷毀核武器的重大進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國的擴散。

（1）同意為《外交》雜誌就蘇美關係的歷史撰寫一篇一萬三千字的文章，已完稿。

1. 在我看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勇於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早年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沒有那麼重要。幾乎沒人知道我那些事。昨天女婿問我，我最後一本書是不是找人代筆的。我說，沒有。為什麼要這樣問？他說：「哦，這本書寫得真好，風格很優美。」他的一席話才讓我反應過來，提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奇怪。他又怎麼會知道這些呢？就連他的妻子——我的女兒，都不了解我做過什麼。

凱南已到古稀之年，他越來越多地想起死亡。在他的腦海中，這個問題離他並不遙遠。過去十年，他寫日記的模式基本屬於流水賬，現在他開始使用更厚的筆記本，以便記下更多的內容。他相信詳細闡述這樣或那樣的事，會讓他的思路變得清晰，也會讓讀到他遺作的讀者思路清晰。1975年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維也納、赫爾辛基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首都做檔案研究工作。

我感覺到，人們對我本人的敬意遠勝於對我的思想的尊重。即便如此，從我個人角度來說，也不希望他們把我當成一個可以承擔公共責任的人。或許，他們這樣想也無可厚非。

【這一年春夏的大部分時間，凱南是在莫斯科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度過的。他在這些城市忙於那本法俄同盟專著的相關研究，家人則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索倫森家族別墅度假。】

意志力，這是一種很難說清楚的東西。

我去大使館與圖恩大使夫婦共進午餐，他們剛從國外回來。忠實的老僕人董（Dong）像往常一樣在那裡迎候我們。我們站在門廊上，早年入住斯巴索大廈的人，如今只剩下我們三個了。我們握著手，回憶著幾乎無人記得的年代，幾乎沒人能想象出的那個年代。

普林斯頓給我帶來沒完沒了的壓力，數不清的寫作任務（尤其是寫通信），還要到各地旅行演講……這裏真不是一個寫日記的地方。

1）很明顯西歐和美國（美國更甚）都趨向于和蘇聯交戰。我為制止戰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流於徒勞，有生之年我的價值也結束了……

拿索基督教長老會（Nassau Presbyterian Church）的助理牧師是一位嬌美的年輕女士，她工作時安靜認真，在禮拜儀式方面也無可挑剔，但是，對於她的佈道詞我持保留態度。我自問，這位年輕貌美的女士是如何調整女性特有的易於波動的情緒，說服自己接受人性的缺憾，接受基督徒的核心信仰而放棄一切的？如果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從事神職我還能夠接受，人到了那種年紀能夠認識到自身的不完美，可以成為一位精神嚮導，沒有幻想，也沒有虛幻的願望。但是，一位年輕女性？女人和男人一樣，也是罪人，但在我看她們很少樂意悔改。如果她們真的放棄了希望，那也是出於怨恨和憤怒。

【在7月結束的赫爾辛基會談上，凱南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9）同意於5月8日接受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的榮譽學位。

傍晚去看望了奇普，他在家卧床休息。他面色灰白，但不知為什麼，在經歷了漫長而可怕的煎熬之後，再看他有一種異樣的崇高之感。和他聊天非常愉快，特別令我感激的是，他說如果還能痊癒，他會很高興在華盛頓俄羅斯研究中心的項目上助我一臂之力。

我出席了東西方協調委員會董事會（Board of the Committee on East-West Accord）的會議……觀看了一部簡短的紀錄片，片子強調了核爆炸後果的嚴重性。該片沒有黨派傾向，公道理性，實事求是……

昨天，在珍妮特的幫助下，我讀完了回憶錄第二卷的清樣。現在，我覺得生活中值得記錄的大部分內容都已經記錄下來了……這本書什麼時候出版，什麼時候被大眾接受，我完全不關心。只要出版就可以了，一些圖書館能收藏幾本我就滿足了，反正到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國外了。這個國家的公眾沉溺於書海，缺乏優秀的書評和評論家，可這個國家並不屬於我，這裏的公眾對該書有什麼樣的反應，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切都讓人陶醉，我離開委員會辦公室時頭還暈乎乎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天，現在天開始冷了，爛泥開始結冰。在費力走回車站的路上，我開始反思自己面臨的奇怪形勢，特別是人們對我在國際事務方面為數不多的重大貢獻的認可是多麼偶然。這種因果關係是多麼奇怪，多麼具有諷刺意味，至少對我來說，事先估計這種關係並達到自己的預期和願望真是難上加難。我把利箭射入空中，有時什麼也射不中，有時還會射錯目標，有時有那麼一兩支能射中要害，箭羽破空之聲遒勁而清晰。這樣，即使達不到其他目的，至少也能幫助和促進人們思考。

瀏覽了今天的郵件，讓我感到驚詫的是，竟然有一封是總統寫來的，另一封是國防部長的，還有一封是波恩的潘佩爾·瓦爾特（Pampel Walther）的，他說德國總理想見我。

【凱南夫婦環遊東歐。】

（7）謝絕了其他幾個演講邀請，並沒有感到特別遺憾。

多年前，我就試圖提醒過傑克·肯尼迪和麥克·邦迪，削減核武器的最佳解決之道，不是通過協商談判訂條約——因為那需要得到立法批准，而是本著互惠的原則與蘇聯人私下達成一致，雙方要保證每一步都講求誠信，難道我沒提醒他們嗎？比較過量的核武器殺傷力，以此作為削減戰略武器談判條約的基礎是毫無意義的，難道這麼多年來我沒有懇請過對這種非理性的行為進行認真的反思嗎？在這個國家裡，我難道不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看到採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必然會導致我們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的人嗎？難道不是我第一個指出，就武器的本質而言，戰爭不存在獲勝方，我們的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結果卻被艾奇遜先生嘲笑，他說我是一個不了解運用權力的人……

3）我傾盡心力研究1894年法俄結盟的歷史，但工作做得零零碎碎，總是有數不清的事來打擾，耗費精力。顯然，照這個速度下去，在退休之前我連第一卷都完不成。

過去的兩天我很受鼓舞。星期一，麥克·邦迪給我打電話，說福特基金會對我在華盛頓演講時提出的建議很感興趣，那是我在系列簡報會議上就蘇聯領導層的特點和現狀做的演講。他們答應幫助我們開展這個項目。

西方是一心想要自取滅亡，幾乎不關心這可能意味著文明本身也將隨之消亡。增加和擴散核武器簡直愚蠢至極；顯而易見，美國政治團體沉溺於塑造蘇聯的冷戰形象；西歐人也同樣無可救藥地相信蘇聯人會攻擊他們。如果這種教化和行動持續的時間足夠長，就將會把虛構的危險轉化為現實；在對黎凡特的關係上，美國人徹底失去了政策上的獨立性，美國人害怕與阿拉伯人對抗，因為沒有阿拉伯的石油他們活不了；他們同樣不樂意跟以色列人對抗，因為擔心得罪國內的猶太遊說團體；同樣，美國政治機構試圖擺脫軍工企業的壓力卻無能為力；整個西方社會不打算嚴肅地採取行動，終止全球海洋污染，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都明顯預示了這個文明劫數難逃。我不得不承認，這次劫難即便不毀掉我自己，也可能毀掉子孫後代。

一位上了年紀的比利時人給我們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是關於他認識的一位老婦人的，她曾經做過多位國王和皇帝以及摩根（J. P. Morgan）的情人。

在返回船上的途中，公共汽車沿著狹窄的大街行駛，契訶夫的故居仍然矗立在那裡。透過漸漸昏沉的暮色和濕淋淋的樹葉，只能看見這座房子的屋頂，以及一閃而過的濕漉漉的外牆。想起三十九年前的那次拜訪，我仍心存感激，契訶夫摯愛的妹妹曾親自帶我參觀他的故居，跟我聊起她哥哥的生平。

一位文化參贊接見了我們，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匈牙利猶太裔年輕人，帶領我們前往駐北約的美國代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先生的客房。我們放下行李，吃了簡單的午餐，然後休息……在拉姆斯菲爾德家裡吃了晚餐，大家都很喜歡他，我們都來自中西部。

我坐在後座上，腎結石讓我感到些微的疼痛。我聽憑自己沉浸在憂思之中：

最後，我警告不要不計後果地向我們社會或者其他任何高度發達的社會，尤其是我們的大城市輸入過多在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外貌形態上與我們完全不同、格格不入的人，被我言中。

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世事難料。應對俄羅斯的技巧或許仍是我能夠對外界有所貢獻的阿基米德支點，或許也勉強能夠算得上是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不構成過分壓力的壓力。

很顯然，追問這個問題不能光停留在表面，而且答案也不止一個，因為這裏恰恰是年輕知識階層的偽馬克思主義與鄉村小城鎮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地方主義交會併發生激蕩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海岸。站在後者的角度上，我感到在相對都市化的奧斯陸面前，克里斯蒂安桑有某種文化上的嫉妒和自卑感，不能容忍這個國家接納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賦遠見卓識、在審美和習慣上更獨立、更自信、觀點和行為不受主流標準壓力影響的人……

我反對美國和西歐將一無是處的核武器作為防禦基礎，認為我們這樣做勢必引發蘇聯效仿，被我言中。

我曾經沮喪過，但從沒有因為這樣的原因而沮喪過。我的公共價值終結了，我作為歷史學家的學術成就被普林斯頓令人窒息的瑣碎生活磨滅了。安娜莉絲對鄉村生活的毫不熱心，所以我待在普林斯頓，閱讀別人的書籍和手稿，接待訪客，回復郵件——我已經淪為他人晚宴上的一個點綴，一個毫無吸引力的過時點綴。

奇怪的是，這一最基本的古老的道德思想，直到古稀之年我才領悟到。

……在我寫下上面這段話的時候，電視上正在播放一個「短片」，這是一部名為《阿拉伯人來了》的紀錄片。這是一個引人誤解的標題。他們中沒有幾個人來到美國，他們會在彼處就所有與其利益相關的事情給包括中國人、猶太人、黑人在內的我們下達指令，我們則會閉上自己的嘴巴，溫順地遵從。因為我們有汽車癮，而他們控制著可以滿足車癮的能源。他們不會來，他們不會來，他們只是控制我們，並規定我們的生活應在何種限制內進行。

5）農場的勞動也佔據了不少時間，讓我無法思考嚴肅的研究工作。

2. 這個國家沒有徹底垮掉，但健全的多是老一代人，他們也都被頹廢的氣氛侵蝕了，這不禁讓人懷疑這個國家是否還有救。

（b）出身

（6）歷經了極其痛苦的掙扎之後，謝絕了華盛頓的耶魯—哈佛—普林斯頓俱樂部的演講，這真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11）幾經猶豫斟酌，寫信支持提名弗蘭克·丘奇議員為總統候選人，之後又感到非常後悔（但是真的無法拒絕）。

汽車時代的潮流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亦將壓倒、征服並最終毀掉海洋。卑爾根的港口悲哀地論實了這一點，那裡幾乎看不到輪船，反倒密布著石油鑽探設備。陸路運輸替代了海路運輸，空蕩蕩的碼頭就是這種更迭帶來的後果，因為有了汽車這種便捷的工具，再沒有人想用船來運送貨物了。巨大的石油鑽井平台將很快加入它的數百個同伴之中，它們蹲踞在北海海面，污染著這裏的海水，威脅著海上的航行，攫取著海底的寶藏，所有這些都是在民眾和政府的祝福中進行的，因為內燃機已經取代人類成為世界的霸主。在民眾和政府的思維中，食物供給方式比食物供給本身更為重要。人們可以容忍飢腸轆轆，但不能容忍開車的自由受到限制。開車成了他們生活中最熱愛的事情，為了這個什麼都可以犧牲。

年事已高的凱南將他依然充沛的精力轉移到其他事務上，出版了回憶錄的第二卷，並撰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同盟國外交史。從童年時代起，凱南就渴望當一名水手，為了能在歐洲水域進行一次偉大的航行，他還學習了天文導航課。

下午進市區見了凱伊·格雷漢姆（Kay Graham），他看起來非常疲憊，心煩意亂。但為了俄羅斯研究所的事，我得儘力跟他搞好關係。回去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迪克·霍布魯克，他給我裝了一堆文獻，並且，正如一名好編輯應該做的那樣，催我在12月之前寫篇文章交給他。

關於這一點，我的意思並非如大家所想，是要考慮一個人的家庭出身。

當然，並非所有的美都被剝奪殆盡。前天是聖約翰日（St. John's Day），一年當中這個夜晚最短，實際上根本算不上一個完整的夜晚。我們去了朋友在島上的度假別墅，參加傳統的慶祝活動。海邊點上了早已經準備好的傳統節日篝火，映得四下里通亮，沿著海灘，到處可見燃燒的火堆，摩托艇在海面上穿梭。慶祝活動結束后，我們坐著摩托艇回家，穿過斯基帕加頓（Skippergaten）狹窄的水域之後，進入一段較為寬闊的水域，北方天空上閃爍的光輝照著水面，一弧昏暗的彎月在另一邊發出微弱的光芒，彷彿與其爭輝……

應亨利·基辛格之邀，早起乘火車去華盛頓與他共進午餐……在這和煦的春光下，我穿過華盛頓生機勃勃的花叢，與亨利·基辛格一起步行前往大都會俱樂部（Metropolitan Club），在那裡吃了午飯。

今天下午，在華盛頓大教堂參加了沃爾特·李普曼的追悼會。我坐在巨大的穹頂下思索著，我的想法毫無疑問是非常自私的、錯誤的，但又是人之常情。我非常尊敬李普曼，儘管他幾乎從沒有注意過我。我誠懇地傾聽幾位朋友在台上念誦的弔唁詞，我也絲毫無意對他死後的英名做出哪怕一點點貶損，但是人們在這種場合說的很多話讓我不得不反思，我沒能對這個國家的制度體系產生任何影響，在這一點上，李普曼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敗。我盡量以理性、謙卑、客觀的態度來面對自己。就算我痛心疾首地認識到自己的諸多錯誤，我仍然相信，即便我的思想沒有他的深刻，也比他的廣闊，我的頭腦一樣敏捷有力，我的文筆一樣完美，我對公共事務的預見儘管不那麼實用，沒有適應當下的局勢，不能即刻得到驗證，但是比他的更大胆、更透徹。無論如何，在李普曼精心挑選的人才當中，我是為數不多的能與他對話的人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說的是，儘管國外有上百萬人願意傾聽我的想法，國內大多數年輕人以及像勒尼德·漢德這樣的老一輩人物也樂於傾聽，但是華盛頓卻對我不以為然，因此我的想法對這個國家公眾生活的影響也難以覺察。

我和泰德·威克斯見面，他想出版我的日記……我本能地反對這個想法。這些航行遊記（他拿到的大多是這類文字）都過於缺乏人情味，過於陰沉，過於雷同，缺乏思想性，無法單獨成書。至少要補充一些當時的信件才算完整。但是此時此刻，要選擇這樣做嗎？……那還不如就像山羊把灌木叢里的花兒吃掉那樣，為了摘取整個作品表面的那一點點精華，而毀掉最終將出版的「全集」。

20世紀80年代，凱南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尤其是對核武器的批評，獲得了https://read.99csw.com更廣泛的傾聽。他仍然希望能在全國大討論中發聲，但是，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有良知的人，他並沒有對政府政策施加影響，而昔日在國務院政策任職時，這正是他所儘力追求的。儘管他對核災難的前景感到很恐懼，但是在內心裡，他也有些歡迎使用核武器掃除人類的掠奪行為的可能性。

新年的第一天，我在這冰窖般的塔樓里寫下這樣的話。我把爐子點著了，但是屋子裡還是冷得厲害。

離開的時候，我腦子裡在想象著修女的生活（她們的平均預期壽命似乎只有二十四歲）。我想她們一年裡有半年要待在這寒冷陰暗的建築里，守在飄忽不定的燭光旁，孤獨地忍受病痛與死亡的折磨，被迫將所有正常的情感和女性的需求隱藏起來，想象著並不存在的新郎陪伴著她們，他們的身影永遠看不到，他們溫暖的撫摸也永遠感覺不到。

近日來，維也納在我眼中好得出奇：它是這個時代最健康、最正常、最不病態、最自然、最宜人的偉大城市。我很少閱讀報紙。每次讀報滿眼都是我們在印度支那地區地位的崩潰，這些情況再加上我出國前國內的狀況，完全說明我們政治體系的失敗，事實上，總體來說是我們文明的失敗。我不想再參与其中了，我已經竭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很明顯，無論我多麼賣力，我能做的都非常有限。用寫作來表達？我已經寫過了，就國內事務寫了很多東西。真正的問題出在哪兒？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都市人群生活的退化和墮落，這個問題主要表現為黑人問題，而這已經成了禁忌，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怎麼去寫國內事務？

擁有廣闊的文化背景，在歷史、語言和美學方面的修養尤其突出。

在家忙了一整天，一邊整理論文，一邊忙著給克里斯托弗修鋸木架。

【凱南在巴黎用了「（因為身體原因而）深感痛苦的三個星期」進行研究工作。】

伊朗和阿富汗動亂引發的問題將導致國際關係數十年的動蕩。1979年1月，親美的伊朗國王被迫下台後，伊朗學生和軍人在11月衝擊了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抓走了幾十個美國人。由此引發的人質危機一直拖到1981年1月才告解決。這種踐踏傳統外交豁免權的行為激怒了凱南，他敦促對伊朗開戰。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意圖在伊斯蘭武裝分子的攻擊下撐起一個親蘇政府。這次武裝干涉將導致蘇聯陷入困境十年之久，成為蘇聯的「越南」問題。緩和政策，以及讓參議院通過削減戰略武器會談第二輪核武器限制條約，現在都沒有希望了。卡特總統對蘇聯感到很惱火，他採取了報復措施並繼續擴大武器製造規模。在此基礎上，他的繼任者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將對抗進一步升級。

報紙上的內容也讓我感到煩躁。我常常因為這樣或那樣的話題而衝動地想寫一篇文章，不過為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須努力壓制這種衝動。

我也趕時髦參加了旅行團。這種旅遊形式很快就將文明的個人旅遊排擠出主流了。在我看來，這種團體旅遊就像德國的收費高速公路和很多其他東西一樣，屬於阿道夫·希特勒死後取得的勝利，是他率先打著「歡樂產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旗號把無聊空虛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他是這種形式的先行者。

可我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嗎？

羅伊·亨德森，雖然老邁，但還是那麼英俊、高貴、平和，事實上，他非常引人注目……

到國務院與基辛格共進午餐，氣氛安靜而愉快（就是頭疼得厲害），我們談及美國外交政策的糟糕狀況，還談到了俾斯麥。

我們訪問的第一站是輝煌的里瓦迪亞宮（Livadia），在那裡我們看到了「克里米亞會議博物館」（Museum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看得出漂亮的花園受到了精心照料（如果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者能像愛護植物這樣愛護他們的人民該多好啊），儘管天氣寒冷潮濕，但在這樣的花園中散步實在不失為一種樂趣。參觀「博物館」時，大家擁擠著，拖著步子挪進前廳，牆上掛著恐怖的肖像畫，面色灰白的畫中人都是與雅爾塔會議有關的人物，讓人記憶猶新（其中一幅奇普·波倫的畫像，我覺得畫得更像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把我們倆弄混了）。之後，走過著名的宴會廳，那張大桌子還擺放房間中央。接著，走過現今已經空蕩蕩的側廳，當年身體欠佳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曾經在這裏下榻。導遊喋喋不休的解說和周圍的布告畫反映出蘇聯官方對那次忙亂而毫無意義的會議的看法，他們認為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英明領導下，那三位偉大的政治家才得以順利重建歐洲和世界的未來。

但是，制度的確有著某種重要性，並且制度在今天或許比在托克維爾的時代更加重要，因為他沒有遭遇當今美國最大的問題之一：臃腫，人口膨脹，官僚機構龐大。

A：那你的結論是不是，越南問題並不要緊，我們只不過樂意以這種方式耗費巨資去屠戮大量平民？即使沒有越南問題，我們的生活也會這樣過下去？

（a）教育

傍晚去參加東西方協調委員會的會議：一小群人擠在委員會位於車站附近的狹小辦公室里。到此時為止，東西方協調委員會仍在掙扎中求生存，總體上看，這是一個基本毫無影響的小機構，在資金支持和公共認知度上，完全比不上由得克薩斯石油基金贊助的三四個走強硬路線的組織，那些組織的成員總會發表政治家樂意聽的危言聳聽的言論。東西方協調委員會的成員告訴我，他們得到了基金會和其他擔心近期事態發展的人自發提供的支持。他們將這可喜的變化部分歸功於我，因為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和我參加的訪談節目《60分鐘》。狹小的辦公室內回蕩著對我的讚美，他們稱我以一己之力「扭轉局勢」，在我參与之前，不少人頗感擔憂，感覺找不到方向。據說，西歐那邊的同伴感到前途未卜，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在部分政府部門中感受到極為狂熱的情緒，也因為事實上公眾似乎並未對此做出任何批判性的回應。現在我已經做出了回應，他們如釋重負。讓我欣慰的還有，出席會議的人中有三個人最近一直在莫斯科，他們在報告中講述的見聞證實了（甚至讓我感到超出自己實際應有的價值）我文章中所寫的蘇軍可能出兵阿富汗的背景。

接到拉里·伊戈爾伯格的電話，他說國務卿覺得演講的內容很精彩，怎樣處理講稿完全由我自己決定，他很感謝我的支持。

星期五，我也接到了斯科蒂·萊斯頓的電話。他說幾周前他把我寫給他的信拿給總統和國務卿看了，他們對信中的觀點都很贊同。他問我是否打算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刊載，我告訴他周一再給他回復。

在這方面，我的確有話要說。實際上，托克維爾很可能對我的這些想法（他也不贊同不必要的中央集權）深有同感，那就是實行區域化管理。你願意這樣說的話，那就是將美國打散，分散為多個區域政府。關於這一點我以前就曾說過，也曾得到些許微不足道的認可。我對聯邦層面的制度改革感到失望。

福特先生與卡特先生就外交政策問題進行辯論。從他們對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問題的膚淺了解來看，我真是為這兩個笨嘴拙舌、鼠目寸光的民選官員感到心情沉重。福特先生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區別，卡特先生準備給以色列人開一張無限期的空頭支票，按照他們的意願隨意處置美國的資源。這兩個人都時刻準備著犧牲我們與蘇聯的關係，就為了討好少數族裔選民，那些人根本不關心美國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除此之外，這兩位都不願意認真對待軍工複合體的問題……

去湯米·湯普森夫婦家吃飯。這是一頓私密的晚餐，只有我們三個人。

（12）為了凱南研究所的事前往克利夫蘭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期間在市議會就外交關係發表演講。

歷史修養：了解西方文明，特別是對古典時期、中世紀和現代歐洲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從而為理解整個西方文化奠定基礎。

B：（輕蔑地）比如？

B：哦，如果沒有越南問題，那你覺得我們的對外政策該做些什麼？

在理想的情況下，我講話的重點要放在積極方面而非消極方面：談談應該去做什麼，而非不應去做什麼，不談我們的政府多糟糕，而要談如何去改進它。

這個星期真是讓人難過到了極點：伊朗陷入全面革命，五角大樓一方面堅信他們可以繼續向伊朗傾銷武器，另一方面又瘋狂地試圖轉移或者隱藏那些已經（不明智地）賣給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後，我們這個國家又魯莽地無可救藥地陷入對中國人的幻想之中，堅信有一天，我們會以某種方式讓中國人愛上我們。就我們運送給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兩年前在無人問津的書中所寫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賣給了誰，但是你永遠不會知道它們最終會落在誰手裡。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想不到這一點的人們還要尋找借口嗎？

不過，整個雅爾塔會議我是再了解不過了。我腦海里不斷地想象著1913年5月，最後一位沙皇的大女兒奧爾佳女大公（Grand Duchess Olga）在同一間屋子裡舉行舞會，彼時的情景彷彿歷歷在目。精緻的法式窗戶面朝大海，飄香的玫瑰花，耀眼的蠟燭和閃閃發光的制服，不計其數的珠寶，還有劫數難逃的女孩頭上的花朵，為了這次會議首次被拿出來展示（五年後，即1918年，她與家人在烏拉爾的葉卡捷琳堡地下室里被槍決）。

一個政府越民主，在處理外交政策時就越難以集中力量追求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必須優先考慮國家內部競爭的問題。統治者的權力越絕對，在處理外交政策時就越能排除干擾，表達其觀點。不過，他在自我表達時所追求的國家利益只不過是他個人的看法，他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也成了他的個人看法和哲學問題了。

我早就堅信，一旦歐洲的政治穩定局勢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初期形成，就應該試圖協商蘇美兩國軍隊從中歐撤軍的問題，被我言中。

（偕太太）去前程街參加普林斯頓大學1925屆畢業生的聚會，慶祝我們入學五十周年。我們的到場並不值得關注，值得關注的是，在聚會上致辭的是一位熱情滿懷、思路清晰、講話比我們大多數人都連貫的老人，他的課是我們讀大一時多數人都要學的必修課。他就是老教授喬·格林（Joe Green），現在已經差不多九十歲高齡了。

3. 現代的城市產業工人將他們能接觸的一切都掠奪殆盡。他們掠奪海洋，掠奪土地，掠奪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掠奪空氣，掠奪自己文明的未來。他們本應依靠大自然的盈餘去生活，現在卻涸澤而漁。如果不是貪婪無度，如果滿足於簡單的生活，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但是，他們既不打算縮減自己的數量，也不打算過更簡單和健康的生活。所以他們繼續破壞著自己的生活環境，就像一大群蝗蟲一樣。在這個墮落的過程中，他們執拗地盲目前行，可以想見，在下個世紀里等待他們的將是自取滅亡。實際上，2000年～2050年人們將見證偉大的西方文明走向滅亡。而中國人，多了些謹慎，少了些驕逸，人口依舊過剩，但是已經準備更加嚴格地進行控制，西方文明的廢墟可能將由他們來繼承。

3）我該怎麼辦？承認自己完全失敗，一切無法挽回？悄無聲息地退休，淡出公眾的視線？不要自我保護？無須自我澄清辯白？

不知怎的，眼前的景象讓我感到悲哀。我不知道是厭惡蘇聯的宴會承辦者選擇這種從美國引進的娛樂形式，還是更厭惡我們自己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範例。我從來都不是十月革命的擁護者，但是既然以革命的名義付出了那麼大的犧牲，我想至少他們應該秉承一些當年革命的傳統，旗幟鮮明地秉承列寧主義者的社會理想和個人信念。所以，儘管反對制度本身，但是我能理解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同志們，我們在為什麼戰鬥？

B：越南問題不但沒有妨礙這一點，反而能讓我們從中獲益。它讓我們把全部熱情都投注到這一個地方，甚至阻止了我們參与其他地區的事務。

B：越南問題也沒妨礙你干這個。

在碼頭的人群中，一位看起來像是母親的女人帶著兩個小孩子。兩個孩子手牽手，每人拿著一個洋娃娃。其中一個孩子是東方人，安娜莉絲覺得是韓國人。小傢伙站在那裡，遠離她的故土和文化。眼前的情景無疑會讓某些挪威傳教士感到傷感。（我想，除了我們中西部，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傳教士能像挪威西部的傳教士那樣發揮那麼大的作用。）我暗自思忖，東方在肆意揮霍自己的資源，創造了這些長相精緻頭腦聰明的小傢伙，卻又無情地將他們拋棄，甚至沒感到有什麼損失。毫無疑問，這個生命力旺盛卻揮霍無度的東方，總有一天將以它那冷酷無情的生命力吞沒和奴役我們，無論到那時我們這些愚蠢驕奢的西方人還剩下什麼。他們將教會我們（就像卡斯汀侯爵在俄國人面前說西歐人那樣），「我們能夠被統治，應該怎樣被統治」……

2）我勞心勞力，要在華盛頓建立一個國家級的俄羅斯研究中心，怕是徒勞無功，但走到這一步只能進不能退……

在1976年以及隨後的幾年裡，凱南越來越苦惱于如何平衡作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以及和平倡導者的職責。11月，吉米·卡特當選總統引起凱南的強烈不滿，刺|激了他更加積極地參与公共事務。曾接替凱南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的保羅·尼采和凱南既是朋友又是對手，他擔心卡特總統會繼續實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式的對蘇緩和政策，於是加入志趣相投的鷹派，組建了現實威脅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尼採的委員會不斷遊說增加軍費開支，尤其是核武器上的開支，凱南對核戰爭的前景越來越擔憂。

很焦慮，很不開心。

哈里根先生問我：實施封鎖怎麼樣？我說，既然都已經實施了，那就這樣吧，不過我覺得我們在處理蘇聯船運問題時應儘可能降低風險，為此我們應盡量與蘇聯政府保持接觸，在涉及任何蘇聯船隻時都要謹慎行事，不要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然後盡量向蘇聯政府解釋清楚我們正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樣做。我還說，東南亞地區的問題不是最重要的，沒有比美蘇關係更重要的事，不要因為越南問題而損害到美蘇關係。

晚間俱樂部有節目，裏面的音響如迪斯科舞廳一般，喧囂得令人膽戰心驚：許多衣著暴露的年輕姑娘在跳舞；三兩個打扮相近的小夥子，在舞蹈的掩飾下，表演著各種各樣的花樣；幾位歌手的歌聲被不可思議的誇張伴奏淹沒了……

一個人不能因為過去的榮譽就駐足不前，過去了就沒有意義了。歲月流逝，記憶褪色，聲譽，甚至連最微薄的聲譽都消失了。如果一個人壽命夠長，那他的成就就不免遭遇被遺忘的命運，他的失敗和錯誤也是如此。

……在阿斯彭的日子結束了，我仍在思索我的未來。在我看來，未來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對誰來說最有價值？肯定不是我的祖國。這一點已經深深印在我的心裏。無論我說什麼，愚昧無知、冷嘲熱諷、動機不純的墮落媒體都會站在我和我的祖國之間。如今，國家已經病入膏肓，誰都救不了……

就這樣吧，客觀地看，有一個史實是可以確認的，我的確曾經獲過普利策獎以及其他各種獎項和榮譽，收音機里也播放過我的演講，數以百萬計的人聽過我的聲音，我的演講多次獲得無與倫比的成功，我對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要大。這些都是事實，但是都毫無意義，它們從未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而存在過。我是一個老怪物，偶爾會有人說起：「聽說這個人寫過一些關於歷史和政治的書。」

（2）去紐約參加了國家圖書獎委員會的會議。

【夏天的大部分時間，凱南夫婦都在歐洲度過。】

我聽了亞當·亞夫林斯基關於削減戰略武器談判，以及對蘇軍備與裁軍問題等其他階段協商的精彩演講：透徹、公正、引人深思……但是，這樣一個平和理智的人，無法驅散強硬派感情用事和非理性好戰主義的陰雲……https://read.99csw.com

是這個國家在教育、出身、性格方面所能培養出的最優秀人才組成的精英群體。

克里斯托弗開車送我去肯尼迪參議員的住處。參議員和夫人剛吃完晚飯……我就他即將對東歐和蘇聯展開的訪問提供了一些建議。

天氣潮濕陰冷。雖然陽光穿透了輕微的霧霾（我覺得像是脫脂牛奶那樣稀薄的霧霾），但是空氣依然凝滯、陰鬱，沒有暖意。樹頂上的雪冠看上去厚實而堅硬。偶爾能看到小動物的爪印，但看不到它們的蹤跡。天氣預報說今天還會下雪，森林寂靜而耐心地等待著它的到來。

觀看了耶魯大學對康奈爾大學的橄欖球賽，打得真是太差勁了。這是我看過最差的大學橄欖球賽了。很明顯，這些隊員和他們的女友們都「見多識廣」，過去幾年嗑藥和過早地發生性行為，導致這樣的隊員無法打造出像若干年前那樣富有戰鬥力的隊伍。中場休息的時候，樂隊演奏的曲子也同樣侮辱了校長，這似乎是當代年輕人的幽默。

長方形的莫斯科壯觀冷峻，不復往日的溫暖和舒適。我和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討論。我們了解彼此的立場，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官職而我沒有。

一想起我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即將面對的未來，我的內心就難以平靜。不過，如果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我倒渴望災難的到來，這樣才有可能讓歐洲和北美已被人口過剩和商業掠奪破壞的大陸得到喘息之機，休養生息，讓製造這些悲劇的人為製品像它們應得的那樣化為廢墟，讓大樹、灌木、小溪、濕地、能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動物，以及上帝最偉大、最美好的作品重新獲得本應擁有的統治地位。

4）與此同時，我思考公共事務的角度與官方相差甚遠，因此我無法就某個具體的話題持續談論下去。我要麼把整件事情來龍去脈說清楚，要麼乾脆不講。然而，我承認這一點不過是刺|激了出版商的胃口，他們邀請我寫一本揭秘性質的書，但是我既沒有秘密也沒有時間去寫。

晚上去格蕾絲那裡吃晚飯，晚飯後她帶我去林肯中心看喬佛瑞芭蕾舞團的表演，演出棒極了。大多數美國人都說不出語法連貫表意清楚的句子，或許這個語無倫次的民族註定要在芭蕾舞中探尋自己的專長。

今天是老友會的第一天，很高興能看到以前的老同事：

下面詳細解釋一下上述素質：

達比，溫和、慷慨，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他的變化不大，只不過思維有些不太連貫，還像四十多歲的年輕人那樣容易興奮，有欠理性。

【在旅行度假的同時，凱南夫婦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

我必須暫時將托克維爾這些說法放在一邊，竭力避免過分誇張的悲觀主義和戲劇化，但我看美國無論是在對外關係還是國內發展上都已經無藥可救了。對外關係的前景堪憂：對蘇關係極為不正常；對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依賴與日俱增，我們的能源消費要依靠他們；在其他大洲，還有至少三個地區，它們的發展完全超出我們的控制，即便我們有所影響，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它們隨時都能輕而易舉地讓我們捲入軍事干涉；和那裡的人正相反，我們註定要和以色列人扯上關係，這對我們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我們向那些小國家輸出了大量武器，但是從中得不到什麼好處。國內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難以遏止的通貨膨脹，大城市日漸破敗，教育水準逐年下降，聯邦政府抱著玩世不恭的態度，這些都不是高效政治體系該有的表現。這次回來以後，這些見解對處理我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有什麼意義呢？很顯然我的這些想法不可能公之於眾。那樣只會引發眾怒，而非理解。但是，有人向我尋求激勵，尋求思想，尋求指導，我該怎麼辦？

A：比如阻止核武器競賽，有可能的話，盡量阻止核武器擴散。

人類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大多數都經不起時間的磨礪，就算這些事件能夠被記住，也只是模糊的歪曲訛傳。唯一逃出這一規律的，最偉大、最不可思議的事件發生在兩千年前的這一天，地點在各各他（Golgotha，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你可能會想，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個男人——一個猶太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宗教先知，和兩個普通的盜賊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凱南去德國拜訪朋友，參加勳章會議（Pour le M érite），這是一個表彰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者的團體。】

當然，我可能對俄羅斯的政策產生過一些影響。不管怎麼說，這比影響祖國的政策要容易多了。但是，今天出現問題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他們沒打算攻擊任何人。如果我們在蘇聯以東和以西的盟友能夠克服他們的神經過敏，平和地對待那些無關緊要的微小侵犯行為，不干涉莫斯科的內政，那麼他們絲毫用不著害怕。無法忍受目前矛盾關係的是西方，而非莫斯科。

我支持專業領域或者專業技能的培養，但前提條件是受訓人首先要具備上述素質。

這就是我對駐外事務處的設想。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堅持執行十年至十五年（這是一種長期職業實現良性改變所需的最短時限），我們將會擁有世界上最受尊敬、效率最高、無與倫比的駐外事務處。

下午乘坐公共汽車去紐約，參加每周的夜校天文導航課。

這有什麼關係？痛苦代表了一種貧瘠的心境，是應該避免的。多少年過去了，你不光把思考國家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當成自己的責任，還將其當成自己畢生的願望。在你印象中自己做得還不錯，或許，除了萊因霍爾德·尼布爾以外，你比同時代的其他美國人都要更好，或者說至少更深刻，更有遠見。結果你卻發現，除了某些最早和最膚淺的公眾聲明，例如那篇署名X的文章和芝加哥演講，幾乎沒人欣賞你說的話，被留意的內容也寥寥無幾，完全不被人理解。

美學修養：紮實的藝術史和建築史知識。為什麼？因為觀察能力和通過觀察養成的分析能力會藉此提升。這裏強調的觀察力不僅僅是指藝術觀察力，還有觀察自然的能力。

即便是久經世故的聽眾要理解這個提法也是相當困難的，要在半小時之內讓這樣複雜的觀點深入人心，無論如何很難做到。

我是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者，同時也信奉專制。我相信健康的民族國家應該嚴控外來勞動力的湧入，根據國內現有資源擔負起管理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全部職責，包括最底層的工作；我也認為，它應該儘可能地限制本國與他國的經濟和財政往來，尤其是那些突然變更協議或者終止往來的國家，它們以此讓外國政府難堪，甚至會形成政治施壓的有效手段；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美國，因為在世界其他地區，美國受到如此多的憎恨，是很多人恣意抨擊、惡意誹謗的目標；特別是在與第三世界國家以及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上，它們的政府要麼懷有敵意，要麼不負責任。

【作為一個重視從多方面看待生活有機聯繫的人，凱南一直以來重個別輕一般，重區域輕國家，重傳統輕現代。】

我對自己還很不滿意，不願意向別人表露我的想法，不喜歡這個「愛交際的凱南」，卻又無法改變或者糾正自己。

接下來，在採納和踐行上述原則之後，我相信駐外事務處一定會成為一個高度職業化和紀律化的機構。它將完全而徹底地非政治化，上下級制度原則上要嚴格遵守。在執行紀律的過程中，語言溝通上要溫和、體諒，尊重個人的尊嚴，但要堅持原則。在公務溝通中，只要舉止合乎禮節，思考和表達就應該完全自由。不需要工會介入或者來做思想工作，上下級之間在目的或旨趣上不存在對立，不存在官員「特權」，除非其他官員也享受同等「特權」。

【在安娜莉絲的陪伴下，凱南去歐洲就19世紀晚期法俄同盟的起源進行研究。凱南相信，正是兩國的結盟逐步破壞了德國外交部長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追求的穩定，結盟引發緊張的局勢最終導致了「一戰」的爆發，毀掉了凱南理想中的文化世界。】

B：我們本來就沒打算這麼做。人們想象中的世界是由很多無辜而善良的弱小民族組成的，人們以為他們熱愛我們，崇拜我們，他們的愛戴對我們來說非常珍貴。其實在他們當中，有95%怨恨或者蔑視著我們，這倒也沒什麼。我們扶植他們不是為了得到肯定，而是為了自己的形象。不管有沒有越南問題，我們都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我們要去拜訪一個剛從蘇聯叛逃的人（其實我非常不想參与此事）……我對他那種極度痛苦、充滿懇切但又混亂無序的講話感到失望：他相信自己了解西方的一切（他從俄羅斯逃出來總共才七個月），相信自己理解這兩種制度的不足，知道如何糾正西方制度從而將人性引入正途，他質問西方為什麼不激烈對抗和打擊蘇聯，或者（假設）對其發動戰爭。我暗想：「蘇聯的共產主義者，你們到底做了什麼，竟然讓一個人變成這樣，讓受壓迫的不同政見者也變得像你們一樣思維混亂不堪？」

亨利·夏皮羅，思想深刻、莊重謹慎，對蘇美關係的理解最為深刻。

與弗雷德·斯塔爾通電話……我們都認為我應該跟保羅·尼采聯繫，看看他對出席我打算辦的幾次會議有什麼意見。我給他打電話，但是他人在阿斯彭。

在1979年出版《俾斯麥歐洲秩序的衰亡》（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之後，1980年的大部分時間，凱南都在歐洲各國的首都遊歷，為他即將在1984年出版的《致命的同盟：法國、俄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書做研究。

挪威人外表看起來很單純，但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們的世界觀有一些不同尋常，非常古怪。他們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瀰漫著一種過於急切和挑剔的平等主義，這尤其令我感到震驚。對此該怎樣解釋？挪威社會比我知道的任何社會，甚至比公認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更加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無階級社會理想。有極少數人很富有，他們拿錢投資，通常投在船運方面，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其他人幾乎沒有區別。我想在克里斯蒂安桑地區找一個暴富的例子，結果徒勞無功。那麼，對特權和成功問題的這種難以克制的關注從何而來？鎮壓和懲罰一個幾乎並不存在的上等階層的瘋狂決心從何而來？

弗里德里克·巴洪，更加成熟、深邃，雖然行動不如過去那麼靈活，但是一如既往地誠實、認真、執著。

斯特維拉娜再次表現出情緒緊張的跡象——衝動，多疑，誰知道接下來還會出什麼事。

（8）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會頒發的國家貢獻獎，並即興向大約一千二百名聽眾發表了獲獎感言。一想起這次蹩腳愚蠢的講話，我就感到痛苦。

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失敗的結果是現在西方文明正沿著幾條道路前進，即將滑入災難的泥淖之中。

《紐約時報》把我的文章放在了極為顯著的位置並做了頭版標題，轟動一時。讓我自己感到驚訝的是，這篇文章時效性強，同時公眾又樂意接受，這關鍵兩點相結合，產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讓我震驚的是，實際上有些人（有時候甚至是發自內心地）對我說：「你必須講下去，你不能保持沉默。就外交政策而言，你代表了這個國家的良心。」他們的呼聲，加上兩位總統候選人都聯繫我，要求我對他們面對當前問題應該採取的立場發表意見，讓我認識到就外交政策問題、就批評家和評論家的能力而言，即便無法與其他人——如沃爾特·李普曼相比，我也有著獨特的聲音，如果不充分利用這難得一遇的機會發聲，那真是非常遺憾……

1）關於蘇聯問題，我是最早摸清蘇聯政府意識形態本質的人之一，或許這種本質恰恰是唯一能解釋其殘酷與弄權的理由。至於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犯下的錯誤，只有我一個人指出了，我們不要期待與雙手沾滿鮮血的人建立正常的關係。

我曾經夢想的駐外事務處應該是這樣的：

傍晚，我參加了由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主持的哥倫比亞大學教師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作為革命者的斯大林」。我滔滔不絕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然後被包括畢亞勒先生在內的強勢專家組溫和地駁得一無是處。

B：越南問題沒攔著你做這個。

好吧，接受現實吧。這些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人不能靠它們活著。你就是今天的你（我自己），不是昨天的你，一切都只是一個夢而已。

臨近中午，我和安娜莉絲沿著海恩斯波特的河岸開車，又散步一個小時。我對自己暗自發牢騷，這裏的生活真讓我感到失望和惱火，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外國城市，這裏就像一個特大號的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有一個不錯的圖書館，很多美術館，還有肯尼迪中心，在這裏佔少數的白人境遇不怎麼樣，儘管他們是當地的經濟支柱。

華盛頓是該優先製造核武器，還是與莫斯科談判削減武器數量，凱南在這場全國性的爭論中牽扯得越來越深。5月，《紐約時報雜誌》的封面報道提到卡特總統對蘇聯領導人列奧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看法，這導致凱南與尼采針鋒相對。凱南與尼採的觀點截然相反，他敦促開展磋商會談，倡導減少殺傷性武器規模。他駁斥了華盛頓必然正確、莫斯科必然錯誤的觀點，激烈批評主張推行強硬路線的人，認為他們似乎「有一種把邪惡表象化的需要，需要小心地在某個地方隱藏一個萬惡不赦的敵人，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無限正義的化身」。儘管反對尼採的主張，但是凱南盡量以公開交流的方式與他保持著聯繫。

晚上格蕾絲宴請我們，卡萊爾夫人也應邀赴宴。我挨著她坐，我告訴她我讀過她的書，並且我懷疑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我更理解這本書。但是，根據索爾仁尼琴的標準，這樣的俄羅斯人是不存在的：有勇氣、有才華、熱愛人類、不屈不撓、充滿英雄情懷，還有讓人無法理解的不切實際、自以為是的思想、缺少公平感與寬容精神。對於持不同觀點的人，甚至那些試圖幫忙卻又出於某種原因無法滿足他們完全不切實際的願望的人，他們會報以完全冷酷的態度。

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讓事情變得更複雜了。對挪威社會，他們抱有一種真正的深深的怨恨，他們堅持將挪威視為邪惡而又隱秘的外部勢力的聯盟和工具，這些勢力包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壟斷、跨國公司、美國中情局，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東西。除九_九_藏_書此之外，他們還有一種對不發達國家過度理想化的奇怪綜合征，認為貧窮意味著美德，富裕意味著邪惡。在上述情況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原教旨主義者找到了共同的根基，因為在原教旨主義中傳教士的力量很強大，他們把非洲部落成員塑造成西方帝國主義滲透之下崇高的犧牲品，因此恰是基督教推行慈善事業的合適對象，這是他們常用的手段。斯堪的納維亞文明當前的繁榮，或許與其謙遜的民眾和負責任的自治有關，他們有著勤勉的習慣、自尊、獨立與主動精神、一以貫之的工作方法，但是他們似乎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這些，只是將這種繁榮當作罪惡的證明。

今天瓦倫丁·別列茲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前來拜訪，他像我一樣曾擔任外交官（二戰的頭幾年，我們在柏林有過類似的經歷），也曾在雅爾塔會議上擔任斯大林的口譯員。他現在是莫斯科阿爾巴托夫研究所駐華盛頓的代表。他留下來吃午飯，之後我們進行了長談，誰知道呢，或許這談話能有些用處。

1973年以及之後的幾年裡，凱南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建設凱南研究所（the Kennan Institute）上，藉此推動對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所的命名緣于凱南祖父的一位堂兄，他的名字也叫喬治·凱南（1845～1924）。19世紀晚期的這位凱南因遊歷俄羅斯、寫作書籍和發表演講而享有盛譽。凱南研究所最後成為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分部。這一年，凱南也致力處理和解決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內部積怨已久的紛爭。

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約翰·加迪斯教授共進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門任職期間發生的事情提了很多問題。

啊，我心裏想著，我竟然生活在這個名為美國但看起來更像外國的國家裡。書我寫完了，為了這個國家，該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它不需要我的書，更不想弄懂它。好吧，我傾盡全力了，這是我畢生經驗的總結。失敗是什麼？成功是什麼？誰知道呢？

這個男人的教義中有兩點比較新穎，擁有巨大的力量：第一，寬容，無私，理解他人的困境與掙扎；第二，通過自省和懺悔得到救贖，與自身根深蒂固、無法完全消除的不完美妥協，與自己的動物本性和衝動妥協，與人類的「原罪」妥協。寬容與救贖這兩點結合在一起，第一次喚起了飽含同情之心的神的形象，救世主生與死的宏偉象徵力量即在於此，這種力量激發了整個浩瀚的文明，創造了偉大的藝術，建起了成千上萬座宏偉的教堂，無數人戴著象徵慰藉和希望的十字架，它塑造和教育了多少代人的思想。一句話，它在人類最偉大的精神之花上留下了最富於創造力的痕迹。人類彷彿就棲息在岌岌可危的山脊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沉湎於動物本能的心理和生理特性，另一方面追求美的夢想和遙不可及的高尚精神。自此以後，人類第一次找到了力量的源泉，這種力量能夠幫助他們戰勝欲將其拖下深淵的野獸；人類第一次找到了安慰，即使他們無法到達自己夢想的精神巔峰……

午飯之後：按預約時間去看牙（希望他們沒讓護士穿太性感的服裝）……

這個委員會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們的活動多半比較單純，不過考慮到這一切需要巨額的經費支持，而他們反對的派系在這場鬥爭中勢頭正勁，就難免為他們感到一絲的悲哀。我對自己的會員身份尤其是董事會的職務，感到十分不安，因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讓我的觀點跟任何群體的想法混為一談。但我擔心，如果我離開了，他們會泄氣，他們是美國唯一致力於平衡和改善美蘇關係的組織，我不想讓他們失望。

這一天值得注意的事件還有沙特宣布停止向美國輸送原油。我必須說，沒有比這更讓我高興的消息了，這顯然是我們身上所發生的最好的事。

腿疾讓我難以忍受，這種情況前所未有，我覺得這是典型的老年性肢體僵硬。我第一次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完成手中現有的工作之後，別再接其他的新任務了。我想起了約翰·鄧恩（John Donne）的詩：

B：基本上是這樣……

我認識到自己對公共事務所做的評論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我捫心自問，我還有什麼價值，還能為樂意傾聽我的人做點兒什麼，我想到了以下幾點：

身體狀況仍然不佳，情緒也極其低落。或許在這樣的狀態下，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思考任何事情，避免做任何決定或打算。無論如何，我必須承認，現在我的任何想法，價值都有可能大打折扣，意義不過在於反映出一個病人的癥狀。但是，當我內心充滿混亂和不確定的時候，我仍然不想放棄。我不想放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去面對他人。

今天在家中接到哈里根先生（Harrigan）從白宮打來的電話，他說總統希望我能就對越政策的最後聲明（5月8日）儘快做出評價。

這個日記本是在1974年最後一天買的，我希望只要有重要的大事，想記就記在上面，不記錄瑣碎的生活小事，而是記錄呈現在我眼中的世界，馬上就要七十二歲了，是時候開始說一說了。

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國家竟然允許這種粗陋的、本質上無政府主義的大眾理想形象如此廣泛地影響它的國家理念，正如流行文學和電影工業中所展現出來的那樣，這就是一個牛仔的形象：沉默寡言，天性倔強，性情粗獷，風流不羈，對待女性像中世紀騎士那樣彬彬有禮，但是對組織化的社會權威卻傲慢無禮，對施加在其原始但勇敢的是非觀念之上的法律嗤之以鼻，隨時準備拿起武器捍衛自己的觀念，跟陌生人初次會面時表現得笨拙謙虛，但實際上對細皮嫩肉的東方「兄弟」心懷蔑視和傲慢。在我看來，大概正是這種古怪的形象和頗為神秘的個性，怠於思考、未受嚴肅思想觸動的特點，才從現在幾乎已不復存在的平淡生活中生出了他的氣質，才形成了美國的大部分自我形象，直至今日。難怪一個高度城市化、人口稠密、多語言并行的現代化國家無法催生出一個高效的社會！

語言修養：至少掌握一種古典語言和現代西歐三大語言中的一種，無論如何都要掌握法語。

（4）在普里斯頓大學給三四十名學生做長達兩三個小時的演講。

我記得，星期三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馬德圖書館度過的，仔細查看我的文件……數量足以讓我震驚：我不在政府任職的那些年裡是很高產的，僅僅1954年至1968年——這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時間，就有大概一萬封外發函件，這還不算幾卷日記和幾百篇講稿、文章、書評等。如何處理這些東西，我還沒有頭緒。如果先出版其中一少部分，結果就會損壞「全集」的完整性。而且，就算只出版一少部分內容，我本人也做不了編輯工作，那麼誰會去做呢？

A：最該做的就是不要再這麼積極地參与國際事務。

3. 但是，我要繼續甚至更加努力地了解外交政策領域的動態，我不能損毀自己在國內朋友心中的形象，還有歐洲公眾對我的印象。他們都希望我對外交政策保持興趣，並發表見解……

2）我覺得交戰是沒有必要的，有更恰當、更安全的方式來處理二戰後的蘇聯問題，我錯了嗎？從某些方面來看，當然錯了——沒有人能永遠正確。但基本上可以說：我沒有錯。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劇了非理性的企圖，因為戰爭的常規目標不是發動盲目或無效的打擊毀滅他人，而是有效地影響其他政權的行為，僅僅依靠毀滅對方的民眾並不能取得勝利。

我站立的位置能看見軍校的學員，我凝視著他們的臉龐。我猜大部分學員來自並不富裕的西部家庭，他們讓我回想起六十年前聖約翰軍校的學員們。校長稱，很多學員的成績都非常優秀。的確，我偶爾能見到一張看似頗有前途的面孔，但是並不算多。這些孩子是美國大熔爐的產物，這個熔爐里最早一批拓荒者的後代已經所剩無幾，儘管表面上還能看到他們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留下的褪色的印記。我們這些撒克遜美國人，就像無家可歸的人一樣，一生都生活在文化離散造成的迷失之中，就算意識到故土雖然遙遠但依然存在，這種迷失也不會減輕。我們的家園正遭受現代化浪潮的凌虐和摧毀，不久就會幾乎不留痕迹地隱沒于歷史，沒有地方可以倖免……

我的人生快要走完了，剩下的時間頂多也就幾年（準確地說，是到1982年5月9日為止）。目前的國際形勢如此嚴峻，對我的孩子和他們的後代而言（還有不計其數的人、他們的孩子以及孩子們的後代）是如此危險和可怕。如果說我能做些什麼來降低危險的概率，那麼這些事都比我成為一個好歷史學家的願望更為重要。如果最可怕的危險無法避免，那麼也就沒有幾本歷史書可讀了，沒幾個人去讀了。

最近在德國還經歷了這樣的事：我接到通知要與德國總理會晤時，距離見面時間只剩不到一天。他邀請我乘直升機前往他的住所探討國際問題。人們期望我著眼于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並按照要求做出有價值的、明智的評論，我想要逃避這種期待，但這件事使我確信，這是難以實現的。我發表看法的機會可能越來越少，不過肯定還會有，而且還無法迴避。所以，不管我多麼不情願，多麼希望做些有價值的事或者說些有價值的話，我都得抽出很多的時間來探討國際問題。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我情願永遠保持緘默，但如果實在無法推脫，就要有備而來。當然，這樣做要擠掉其他很多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必須集中精力。但這就是我的命運。

晚上，在喬·艾爾索普家吃晚飯。一同吃晚飯的有瓊·布萊登，她今天一天都過得很不如意，還把酒給弄灑了，但她面對這一切的樂觀態度我很喜歡；還有莉蓮·赫爾曼，我比以前更喜歡她了，現在我們都老了。她和喬在一起。喬看起來很悲傷、很壓抑，他計劃賣掉自己那座漂亮的房子，他認為這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

但是誰又需要它呢？讓這樣一個服務機構去對抗這個國家源自華盛頓的墮落、混亂、官僚後台，還有偏狹的地方觀念、低劣的教育水平、狹隘的個性，結果又會如何呢？這裏不會誕生出創新而高效的外交政策。華盛頓做出決定和政策時並不需要高效的外交工具，無法辨別出什麼是好的駐外事務處，就算辨別出了，也不會需要它。

想騰出時間寫日記真不容易：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我不得不寫了許多其他東西。要麼是抽不出一點兒時間，要麼就是出現書寫痙攣的狀況。然而，就是這個時候，當其他事看起來都轉瞬即逝、虛無縹緲的時候，當生活中無法實現或獲得更多的時候，當世界在我們周圍漸漸隱去，當文明的第一次終結似乎不可避免，可能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當新年對我個人而言除了煩惱和悲哀而別無期待的時候，我可以肯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偶爾進行一個小時的反省仍然會有所幫助，或者說比我目前正做的任何事都更能帶來安慰。我現在幾乎沒有時間去表達有別於我腦海中或別人眼中形象的「自我」了。

我給斯科蒂·萊斯頓打了電話，告訴他我不希望我的信在這個時候發表。我很高興能做出這個決定。強硬派聯合起來決心羞辱或者摧毀蘇聯政權，為此甚至不惜付出戰爭的代價。相對這個問題的深度而言，我的這封信微不足道，在某些機構里更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看的，今天出現了，明天就會被遺忘，不足以對這個問題產生顯著影響，只會讓我陷入更大的爭議。如果試圖就此提出更為嚴正的反對聲音，那麼需要投入的力量遠不止我這樣有氣無力的幾聲抱怨……

凱南對現代工業社會仍持鮮明的批判態度，懷念著自己想象中的那個曾經同文同種的美國。在前往科羅拉多州空軍學院（Air Force Academy）做報告的路上，以及從巴黎回國途中，他又開始批評這種現象了。

為了我的學術事業，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都要擺脫這種兩難境地。或許過個一兩年我就不在了，或者喪失了行動能力，公眾活動沒有我照樣運轉，不會受到太多影響。不過，或許這幾年裡我能寫完自己的書，從小的方面看，在我死之後它們能發揮一些作用。

這一年中，凱南大部分時間都在為撰寫關於19世紀法俄同盟起源的著作做研究。像往常一樣，凱南一家在挪威南部沿海的克里斯蒂安桑附近避暑度假，他們經常駕駛「北風」號遊船出航。1974年秋，凱南成為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成員。他仍然是基辛格的非正式顧問，後者已經成為美國國務卿。

我應該從中得出什麼結論？……

回到旅館后，我和安娜莉絲為了農場的事吵得不可開交，我想讓房子空著，但她想把房子賣掉。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能做主的事情越來越少，我們的矛盾越來越深。

情況沒有改善。上次寫日記已經是五個星期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間，除了偶爾乏味地寫作和歷史研究以及其他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的事情，我還做了如下這些事：

凌晨兩點，我還沒有睡，等著聽尼克鬆先生的辭職演說。我覺得他的演講非常奇怪，因為演講中既沒有提及他被迫辭職的真正原因，也沒有提及其未來職業方向的重大意義。

最近這兩三年，我很少就當前問題發表公共演講，即使這樣做了，也不過是為了留下一些記錄，當然還是懷著那麼一點兒微薄的希望，希望能對某些人有所影響。現在，我覺得自己應該完全放棄這種努力了，盡心儘力做好歷史研究工作。說到底，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在這個衰敗的、后拿破崙時代的世界里，我寫自己沉悶無聊的生活，還是寫19世紀80年代的歷史，又有什麼區別嗎？

2）在評判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使關於常規武裝力量價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維和準則失去了意義，我是為數不多最先明曉這一點的人之一。

4）關於一般的政治哲學問題：我已指出，（在一個多元社會裡）每個統治者、每個統治群體都有兩種特質。作為外交政策中的決定因素時，這兩種特質會相互衝突：一方面，他們可以被當成整個國家的代表，是整個國民利益的託管者、闡釋者和推動者；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競爭者，代表了國內某一黨派的利益，反對敵對黨派的利益。因此，存在著兩種模式的動機，當執行對外政策的時候，它們有時會彼此抵牾。維護國家利益的責任要求一種行動方案，掌握國內大權者維護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時候兩者會截然相反。

要試圖滿足這些要求，我們馬上就會面臨幾個危險而複雜的問題。首先，區分一下政策和制度問題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體制內的政策制定者無法想象或者無法理解好的政策，那麼談論這些政策就毫無意義。

我不信任完全汽車化的社會，甚至在二十五年前就堅持反對這一點，我們不該讓自己過度依賴中東的石油……被我言中。

（3）去華盛頓會見了埃夫里爾·哈里曼等人，討論凱南研究所事宜。

不，還是要弄清真相，哪怕是為了維護自尊。

我越來越相信，我跟北美這個多語言聚居區人群的共同之處實在少之又少，我基本不屬於這裏。我的家族譜系比多數人的家族譜系都要長，有將近兩百年的歷史，但是跟國家的整體發展相比，它仍然是簡單的、短暫的、微乎其微的。回憶往昔，大自然是屬於我的，也屬於所有人。童年時期中西部地區炎熱的夏日夜晚，草叢裡蟋蟀的叫聲，遙望四圍滿眼都是神秘的空曠：這些東西只有從小在那裡長大的美國孩子才能體會到，它們已經融入他的血液。但是，此時此地，人類的環境如何？的確，我們偶爾還能看到當年的些許痕迹，但是它們已經失去了生命力，就好像現在的我一樣，完全被奇怪甚至是充滿敵意的生活包圍、淹沒。

A：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個國際機制，加強對環境的掌控。

我隨隨便便就放下自己現在的一切，我的研究、寫作、家庭、職業，不光要把在歐洲剩下的時間，而且還要將回國後幾個星期的時間，都耗費在向西方通報他的叛逃這一劃時代的事件上。我還要安排他出書，經濟上也要做出相應安排，以確保他能生存下去。他會覺得這本來就是我應該做的工作，還很可能會公開表示對我的表現並不滿意。

【凱南和家人去瑞士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