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我讀著埃德爾對亨利·詹姆斯與屠格涅夫關係的論述，內心充滿悔恨，多麼懷念被我放棄的至愛——俄羅斯歷史與文學，我迫不及待地坐下來給以賽亞·伯林寫了一封信。

首先，人類的個人困境飽含悲劇色彩，這給人類在地球上實現夢想的可能性加上了無法迴避的限制。除此之外，從個人問題過渡到社會問題，很多讓人頗感殘酷的證據表明，我們的文明被帶入了極端危險的境地，人類超出自身被賦予的權力、超出其道德責任過度地索取……

從越南傳來令人恐懼不安的消息，西貢的戰事進一步升級。毀滅的開端。

每次來到西海岸，心中就會立刻泛起一種陌生感和厭惡感，我發現此刻自己又在跟這樣的感覺做鬥爭。說這裏陌生，是因為它看起來真的像外國（美國其他州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說它討厭，我想是因為它聲稱屬於你，從表面看也屬於你，但是你身在其中卻深感陌生，這種感覺讓人厭惡。

像在其他很多夢中一樣，我到郊區去散步，回城的時候卻找不到歸路。我在一個可能是公園的地方，周圍都是黑人，還豎著一些身材高大、毛髮濃密、面相兇狠的非洲或亞洲神靈雕像，其中有一個色情雕像。後來，我租了一間公寓，裏面只有一張白色的大床。公寓懸在一個公共廣場的上方：就在戶外，暴露在外人面前。我發現自己睡過頭了，周圍的人都已經醒了，還發現自己穿著極其暴露。

每當我感到心情沮喪時，都希望能從生活中逃走，我感覺生活中的一切都空洞、多餘和毫無意義，甚至連飯都不想吃。不過，這樣的心情從來不會持續太久。大概是飽暖思淫慾吧，我很快便又生出虛榮和放縱之心。唯一的麻煩是，心情沮喪的時候總是感覺文思枯竭。

【為了報復越共對駐紮在南越波來古市（Pleiku）美國空軍基地的襲擊，約翰遜總統下令轟炸北越。約翰遜政府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機會來實施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對北越進行持續的地毯式轟炸。】

想一下：每次在人前拋頭露面，怎麼才能滿足這群人對你提出的最高最誇張的要求。這意味著你不光要有空洞的偽裝，還要有內容，當然這內容也僅僅是為了更好地裝點門面而已。

【已經當選總統但尚未正式就職的肯尼迪邀請凱南和他一起從紐約拉瓜迪亞機場飛赴華盛頓。】

我說那正是長久以來我一直強調的：總統應該擁有自己的智囊團，不該完全依靠各個部門和機構提出的建議……我詳細陳述了馬歇爾將軍對政策規劃室地位和功能的看法，並解釋了為什麼我認為規劃室對馬歇爾將軍來說很有價值。我強調，基於上述原因，肯尼迪先生擁有自己的智囊團非常重要，這些人唯一的任務就是協助他承擔更重大的責任，在為他提供建議時，無須對任何機構負責，亦無其他動機……

一想回到家后的情景，我就悶悶不樂，不僅要承擔數不清的無望的工作和職責，還要認識到個人的失敗，同時又無法克服這些失敗。我生來言行舉止有欠成熟，多嘴多舌，人家盛情款待的美酒我無法抗拒，面對美色我無法控制自己的眼睛。這一切都讓我愧對剩下的歲月，限制了我在餘生再做一些積極的貢獻。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我的兒子，沒必要再提起那些往事了。這個時刻與你所想的一樣，這場雪一如當年，雖然相隔九十載，但分毫不差。那些逝去的歲月，就不要去回想了。追隨你的本心，當你的生活遭遇灰暗和波折的時候，如果可以就給自己一點兒時間休息。心情歡暢地去欣賞這暴風雪和美麗的夜色吧。大雪漫天，冷漠無情，將世間萬物掩蓋，去感受其中的哲理吧。如果你能感覺到一種親近，你要知道這種感情是真摯的，時間和空間都無關緊要。此時此刻你所渴望的親近就源自靈魂的深處，而非其他時間和地方。」

用了一下午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介紹南斯拉夫問題的基本情況。

今天，我聽說了在越南進行報復行動的消息。不可否認，挑釁行動很過分，但對越南的轟炸也只是某種急躁的逃避主義，恐怕不會有好結果。

我不應該試圖從事教學工作或者與學生接觸，因為他們想從我身上獲得的是我最不想給他們的東西，不管怎麼說，我不希望如他們所願：從個人的角度，針對當前的時事，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們隨意提出的不負責任的問題。在學科範圍內，當然我可以授業解惑，但我首先希望能有一段時間來做必要的準備，而我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允許我實踐自己教學方式的環境。我在校園裡現身引發的是別樣的期待。我的聲譽如影隨形，像一個必須佩戴的面具，這面具如此迷人，以至於沒人對面具之後真實的我感興趣。我不介意教歷史，但是我發現學生對歷史沒有真正的興趣。說實話，我多少也是這樣，多數時候都是從關注個別細節之處開始，然後對某些人物感興趣，抑或是好奇即將揭開的秘密（例如《希森文件》），我年輕時，也只有在想要追尋問題的答案時才對歷史發生興趣……

但是，我談及這些情況，並不是說現在南非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是得當的，也不是說這種政策就是規範現代化大工業社區種族關係的一種靈活方式。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把種族隔離作為理論來談是一回事，實踐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后一方面讓前往南非的遊客不僅感到自己的道德情感受到衝擊，而且不得不去質疑目前的政策措施——哪怕它們是合乎道德倫理的——能否作為當今時代一個民族社會成功發展的基礎。「人身隔離」也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和荒謬之處，所有粗魯的舉動和殘忍的行為都源於對行為表象的難以抑制的焦慮，糾結于所謂的肢體接觸的危險。禁止某些孩子玩某些鞦韆的愚蠢警告，對分乘公共汽車和分用廁所衛生設施的關注，引出了一幅著名的漫畫：一個黑人在教堂過道里打掃，白人監工對他說：「趕快掃，要是讓我抓到你在祈禱，上帝都救不了你。」

首先，我不會從事任何重要的學術工作……

想到這些，我發現自己陷入了極其危險和麻煩的境地，我對自己說：看看你的才能被肢解成什麼樣了，你被置於什麼樣的尷尬境地了，我的朋友！……

我突然感到，自己在極力克制對這些終究要存在的人的厭惡：他們一定要存在於某個地方，你不能把他們藏起來或者像電視節目那樣關掉。既然如此，他們可能會在更糟糕的地方存在，還可能做更糟糕的事情。但是你希望看到他們充滿活力，興趣盎然，熱愛大自然，欣賞大自然，希望他們意識到自己潛在的青春美，並去培養這種美，而不是處於這樣一種灰暗、瑟縮、壓抑的狀態。四十年前，像他們這個年紀的青年會揚帆遠航，去野炊，在露天岩石小島上燃起篝火，一起載歌載舞。所有這些事情，今天他們也可以做。那麼，他們現在為什麼會處於這種絕望和挫敗的狀態呢？或許他們會說，這是對老一代的反抗。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父母不會強迫他們這樣穿衣打扮，強迫他們星期五整個晚上都坐在碼頭小廣場沾滿灰塵的鵝卵石上。他們的父母既然給他們提供了摩托車、小快艇和買大麻的錢，就肯定不會剝奪孩子更健康、更有益的消遣方式。或許家裡單調乏味，電視節目也索然無趣，父母溝通能力有限，很少和他們交流。即便這樣，走出家門也有其他方式打發時間，可以去圖書館，還有戶外活動，而不僅僅是在桑德松（Sandosund）的碼頭虛度光陰。

今天上午，去拜會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先生（Julius Nyerere）。他在辦公室接見了我。我們的談話內容由一位來自歐洲的女速記員記錄。我和這位速記員坐在總統大辦公桌的外邊。尼雷爾先生是一個目光炯炯的小個子年輕人，穿著淺色非洲長袍。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的腦海中就有了這段愚蠢的談話，在無眠的時刻，它喋喋不休地述說著，就像一首難聽的歌曲在你的腦海中回蕩，雖然你並不想聽。

凱南大使改善美國與南斯拉夫關係的努力飽受挫折。肯尼迪政府幾乎沒有出面干涉國會針對取消南斯拉夫最惠國待遇的關稅貿易法案。與此同時，在關係到華盛頓的問題上，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繼續與莫斯科或其他中立國保持一致。他的行為進一步激起美國國會的對抗情緒。凱南不斷地在貝爾格萊德和華盛頓之間斡旋，努力將國內咄咄逼人的立法影響最小化，同時盡量讓南斯拉夫保持克制。1962年的日記寫在凱南的台曆上，沒有之前或隨後幾年的日記里那種漫長而散亂的段落。

在這個昏暗多雨的一月下午，我開始記錄眼下無法解決的問題。

說到種族隔離制度，最大的困境不在於鼓勵各族群保留自己的特性，並發展壯大，而在於種族思想的推行方式冷酷、拙劣、僵化，太過於集權化……

【南斯拉夫總統鐵托訪問華盛頓。雖然凱南已經不再擔任駐貝爾格萊德大使一職，但正如下文所述，對南斯拉夫事務的精通以及與鐵托的交情確保了他在訪問活動中佔據一席之地。】

我對國際局勢感到沮喪。蘇聯人以及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為，已經將國際形勢中些微可見的進步抹殺殆盡。顯然，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危機重重的時期，前景不明，難有作為。

在講英語的白人到來之前，這裏的鄉村一定非常美麗。白人在這裏的所作所為讓我充滿厭惡和蔑視。我真希望這裏發生一場大災難，人口就此銳減，讓這裏撫平傷痕，最後返歸自然狀態。

此外，還有生活給我的「形象」：公共事務特別是國際事務的權威評論人士。這一點我無法逃避。隨著新一代的崛起，或許我的負擔會減輕，但是從某種程度看，近幾年我還會繼續發揮作用，這是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美國人對門前草坪的利用簡直荒唐，從來就沒有多少合理之處，引入汽車之後更糟。這個國家需要重新找回大門、圍牆和古老的庭院。

國務卿臘斯克在白宮會議後跟我談話，要求我去紐約和大衛·洛克菲勒見面，談一談私有銀行政策與南斯拉夫問題。

6. 在面對這種真正預示著末世的危險時，從改善人類總體生存條件的意義上來說，人類進步的夢想看起來確實很遙遠。我想，站在宗教思想的立場上，一定要完全放棄這個夢想。實際上，我們的現實生活與早期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相似。那時他們堅信末日審判即將來臨……

3. 《聖經》在這方面沒有給出任何暗示，尤其是《新約》。如果你認為人類的困境極有可能通過自己的作為得以改善，並在其中尋找這樣的說法，尤其是通過操控人類社會生活或政治生活來實現進步的說法，那你會一無所獲……

我認識到，這種苦悶說明我的生活發生了極大變化。是上了年紀的緣故，還是因為我的生活環境？應該不是后一點，因為生活幾乎沒有變化。那麼，很可能是我自己的變化，即使不能絕對地說與我的年齡有關，但至少也和我目前所處的生活階段有關係。

越南戰爭不斷升級，這令凱南的憂慮與日俱增。5月，他在給安娜莉絲的信中寫道：「事態的發展令我非常震驚。在我看來【林登·約翰遜總統】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了。」當年底，凱南公開表示反對這場戰爭。2月，他前往父親的母校瑞盆學院（Ripon College），這激起了他對父親的思念。夏季，凱南和兒子克里斯托弗前往俄羅斯旅遊。

【雖然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沒有提到他和肯尼迪的談話內容，但他的名字顯然位列于總統值得交談的人物名單上。】

通常，每次從外國回來之後我的心情都會很沮喪，但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過。

下午四點半到白宮見總統，他在五點鐘接見了我，跟我談了一個小時。

時間剛夠換套衣服，然後我們就去參加了科勒大使夫婦為以色列大使夫婦準備的送別午宴。結束后大使館的司機開車載我們到城裡轉了一圈，中途停下，在克里姆林宮附近散步……

旅程即將抵達終點，海拔高度在下降，我無法辨別綿延在我們下方的海岸線（因為航線看起來不太對頭），今天真是漫長的一天。

關於黑人騷亂的事情炒得沸沸揚揚。這些言論如何影響人們的觀點，值得研究。我突然想起，臨近深夜的時候跟人說過，今天我只同情那些不幸的消防員和警察，他們不得不在忍耐各種煩擾的同時撲滅大火併恢復秩序。面對現在這種騷亂，我強烈支持他們，我知道此刻正在進行的白人對抗是如此醜陋，以至於一兩年之後我就會不得不替黑人說話了。

肯尼迪參議員說他正在考慮對外政策小組的人選。他想知道是否應該在自己身邊設立一個小小的智囊團，不代表其他任何部門，只對他負責。他說他不想只聽取來自一兩個人的幾種特定類型的建議。臘斯克已經找他談過，我們對寮國可能https://read.99csw.com進行干涉。這樣的重大決策應該更加廣泛地聽取不同的建議和意見，他不想走杜魯門先生的老路，後者只有一位外交事務顧問，就是艾奇遜先生，杜魯門完全依靠艾奇遜的建議。

【夢境】我回想起昨晚的夢境發生在布拉格。我和一個美國代表團在一起，不是官方使團，而更像是某種參加學術會議的代表團。夢的主要內容記不住了，但是我能回憶起最後一天開的會，是個社交而非官方性質的告別宴會。有一個黑人女秘書對我一直很友好。臨別時，我心中對她充滿了欣賞之情（與性無關），於是倚過身來吻了她一下。那一瞬間，我意識到我的行為正受到嚴密的注視，而且必定不會被我那目光如鷹隼般敏銳的賢妻所理解。

我來到國會山，走訪了一位又一位議員的辦公室，令人沮喪的一天。

在此我鄭重發誓，除非遇到嚴重的疾患或災難，我將以全新的方式做出積極努力，在這一年裡堅持寫日記。

不用說，我目前在普林斯頓的生活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是家人和家務，另一方面是所謂的「公共生活」。壓力是如此之大，我繼續這麼過下去，就永遠不可能抽出半點兒時間來從事創造性的活動。這樣的生活確保我有不錯的收入，讓家人過得體面，能給孩子和孫輩提供一個家庭聚會的場所，能讓大家度過愉快的假期。而且，從很多方面來看，我都履行了一個傑出退休外交官和資深學者的職責：發表演講，在一些委員會供職，審閱書稿，接待訪客。可這樣的生活給我帶來的滿足感少之又少，這不是最健康的生活。就我而言，智識生活增加了——讓我用俄語來表達——人的需要，只有以將家庭的幸福和寧靜為代價，才能獲得滿足。因此，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無危害。

今天是約翰遜先生宣誓就任總統的日子。一整天我都竭力對此事不看不聽不想。難道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我被華盛頓踢出局了？也許一定程度上是這樣。但是，這個人代表了什麼呢？油腔滑調、土裡土氣、玩弄權術、滿心樂觀、自滿的沙文主義，再加上牢騷滿腹、憂傷埋怨、土氣的長腔、當代得州男人的幼稚滑稽，這些融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美國，但不是我的美國。或許從內心深處講，我希望被再次起用，但是我知道，如果這真的發生，自己又會後悔。

我去了白宮，與總統在一起待了近一個小時，出來之後對幾名記者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我被自己精神上的空虛擊敗了。看起來我已經無法勝任任何嚴肅的工作，無法去感受，無法去思考。但是，我不願意通過純粹的消遣來填補這樣的空虛。我渴望發生一些事情，來讓自己集中精力，再次充滿活力。我寧願受苦也不願意變成現在這樣。啊，我的天父：這是靈魂危機還是年齡危機？如果是後者該有多麼悲哀！

【夢境】最不著邊際的狂想。在夢中舉辦了一個傳統的聚會，有許多家長和年輕小姐出席。安娜莉絲死了，我顯然又重歸單身漢的行列了。我兩次得到建議迎娶聚會上的小姐，兩次人選不同，我照單全收。埃莉諾·哈德也來了，她看起來年輕迷人，我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總算舒了一口氣，這次是我認識的人——我要和她結婚。直到三個承諾全部許下之後我才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驚慌失措。毫無疑問，我最想娶的人是她。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奇遇，但就在要醒來時，我還把另外一位女士的父母叫到一邊，抱歉地向他們解釋為什麼我無法履行婚約迎娶他們的女兒。

醒了之後沒感到特別沮喪，更重要的是，並不害怕。現在，我們應該能搞清楚有意識的判斷和潛意識的判斷哪個更準確了。

前門都鎖得嚴嚴實實，我徒勞地想尋找一扇打開的窗戶。綿延數百英里的門前草坪上居然沒有一條長凳，沒有一個可供休息的地方。後院顯然要好一些，空間利用更充分，更方便進屋。這讓人懷念歐洲那種如詩如畫的庭院，就算最不起眼的庭院也有石凳、噴泉，啊，有小雞東跑西顛地四處啄食，有一兩塊不那麼規整的可供栽種果蔬的小農田，還有一兩個很實用的陽台。

最後，我對自己感到沮喪。我感到無趣，感到討厭，我想盡量避免跟他人交流和接觸；另一方面，我又認識到，妻子和我目前的職責都不容許我這樣做。我必須在這徒勞和筋疲力盡的狀態下繼續生活，繼續愚弄自己，只能在奔波勞頓的受邀演講旅程中、在稍微空閑的星期天一大早進行自己的創作，這就是當前瑣碎生活的大體樣子。

（早飯時我跟主人談起這個夢，他們突然變得臉色蒼白，然後迅速交換了一下眼神。他們解釋說，有一個故事傳了好幾代人，說在上個世紀，有一個年輕女人因為家庭矛盾被鎖在這間房子里，最後她從窗子里跳了出去。）

我坐在倫敦機場悶不透風的轉機休息室里……

其次，我不打算深刻影響國家公共事務的潮流：自然環境的惡化、種族內戰的趨勢，實質上就是美國文明的崩潰和失敗。我是否應該繼續探討這些也是個問題……

首先，我敏銳地認識到，比起其他任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份穩定持久的工作。這一點在當今的時事問題領域很難找到。你會無數次被推到類似希臘戲劇合唱團的角色上，只能用幾條評論給你自己無法直接影響的系列事件充當協奏而已。還沒等你詳加闡釋，你要評論的主題就失去了時效性和新鮮感。你要不斷地奮勇前行，跟你的時間和精力做鬥爭。你會獲得小小的使命感，小小的滿足感。

我想，在某種程度上，儘管挪威人擁有令人讚歎的個性，但他們都不是知識分子（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一點反而值得讚揚），他們很少在意思想的敏銳和精鍊。或許他們對表演技巧不感興趣（這一點不太值得讚揚），而從某些方面來看，我就是一個演員。

a) 拒絕包括旅遊在內的各種邀請。

那麼，剩下的就是一種內在的自覺的割捨。我真的有勇氣放下嗎？這樣做是不是違背了我多年來宏大的抱負和願望？它們已經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個毛孔。放下就意味著我要背負內心的悲傷、回憶，意味著我要認識到生活可悲的極限，意味著我要時刻提醒自己眼前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一切：依賴你的人，你對自己的生活和觀念、曾經的失敗、備感內疚的極度懦弱行為、待人的不公正、或許暫未發生但確將發生和必然發生的悲劇所要承擔的責任；一句話，生活根本就是一場悲劇。認識到這些肯定會讓你動了憐憫之心，這必定是你生活中要背負的一個殘酷的重擔，它會減慢你的速度，放緩你的語速，染白你的頭髮（其他事也會讓你變得兩鬢風霜，但無論如何都不會這樣明顯）。

【在成功發表一次公眾演講之後】我蓋著毯子鬱悶地躺在床上，直到晚飯時間。獨自吃了晚飯，之後又一個人出去散步，在雨中走了很遠，路過濕淋淋黑黢黢的公園，內心感到極度悲哀和無助。我試著教導自己要像幽靈一樣看待一切，不過仍可透過帘子向外瞥一眼：脫離肉體，脫離人性，意識到所見的一切對自己來說毫無意義。

除了生活瑣事之外，其他一切都不予考慮。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獲得成就感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到此結束。從現在開始，生活基本上就是等待和迎接死亡。我的演講結束了。我對時代的價值終結了。在我承擔的責任中，無法擺脫的很多，但我還能承受。這些責任很分散：有家庭的，有高級研究所的，有國家藝術與文學學會的，還有經濟上的；這些責任，再加上為了讓我在高級研究所的職位看起來不那麼像個閑職而進行的研究和寫作工作，耗盡了我現有的精力，也阻礙我可能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這就是無情的現實……

上午出發去機場，旅行社的導遊陪著我們，還有一位相當糊塗的司機。我們乘坐的是前往莫斯科的蘇聯噴氣式飛機，機上有一百名乘客，非常舒適，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大使派馬克·考麥克先生（Mac Cormack，普林斯頓，1956年）到機場接我們。我們乘車駛過寬敞的馬路，沿途八到十層高的樓房鱗次櫛比，最後到了斯巴索大廈。那裡看起來相當豪華，檔次比當年提升了不少。

晚飯後，約翰·戴維斯提出的問題非常有意思，是關於毛澤東的。他將毛描述為質樸務實的農民和浪漫主義者的複合體。

早晨先是為出門做準備。十一點半，白宮的埃里克·古德曼（Eric Goldman）打電話來，說總統邀請我參加6月14日的白宮藝術節（White House Festival of the Arts）並在午宴上發表演講。時間很緊張，要重新調整旅行計劃。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儘管如此，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曾像在挪威這樣，感到這樣默默無聞，這樣不受欣賞，這樣碌碌無為。

在尚比亞，我第一次認識到，在蘇聯等國的鼓動下，亞非國家集團完全情緒化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是何等激烈。我看的越多，越覺得它不負責任，也越覺鼓動他人的始作俑者不值得尊重。這些鼓動他國的人，合起伙來譴責英美帝國主義，並宣稱西方列強聯合干涉小國內政，接著又以最粗暴的措辭要求英國出面；要求英國撤出羅德西亞，然後又譴責英國沒有用軍事手段進行干預；之後他們又要求英國制裁羅德西亞，接著便譴責這一制裁是英國意在傷害尚比亞的邪惡陰謀。對他們，實在沒什麼可以寬恕的。我看到我們的人民對這些小國充滿仁慈，卻備受譴責。在我看來，他們因為軟弱而接受了我們的幫助，又揣測我們之所以提供幫助是居心叵測，是因為我們擔心他們投向蘇聯人或者中國人的懷抱。我感覺他們對我們只有夾雜著仇恨的蔑視。他們不理解我們，也不想理解我們。實際上，與其說他們對我們感興趣，還不如說他們對剝削我們感興趣。與他們交流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只是一廂情願罷了。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他們，撤出去，走我們自己的路，證明沒有他們我們會生活得更好……

他們克服了或者說用外在歡樂就能掩飾的，恰恰是一種羞怯的性情。這種外在的歡樂只是一個幻影，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在骨子裡面，他們憂鬱、保守、極其敏感……

必須承認，此時此刻我感到有些緊張，九年前趕赴莫斯科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相信我們甚至是在四月的同一天出發的，只不過抵達莫斯科的時間比到達貝爾格萊德晚了一兩天。希望歷史不會重演。

【途經日本時，日本國際文化會館（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邀請凱南發表演講。凱南和安娜麗絲在加利福尼亞經停，看望居住在那裡的女兒格蕾絲。】

早起到國務院，八點半如約與喬治·鮑爾見面。此次會見對解決我的問題既沒有太大幫助，也沒有太大損失。之後前往白宮，被領進總統辦公室，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和發言人約翰·麥考密克（John N. McCormick）已經在那裡了。在總統的建議下，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恐怕很差勁，因為我不確定他們想從我這裏聽到什麼）……之後，冒著暴雨一路來到葛底斯堡，拜訪艾森豪威爾將軍。我們的看法一致，他給議員沃克·賈德（Walker Judd）打了電話。然後，我顧不上吃午飯就去了農場，讓司機回去休息，然後吃了一些點心。這天剩下的時間（除了在胡安妮塔飯館吃晚餐外）都在雜亂的菜園中打理蔬菜，菜是瓊種的，長勢喜人。

他向我問起湯普森，問他留任莫斯科是否合適。我說，如果湯普森能夠留任是一件好事，哪怕短期留任也行。不過，我感覺他越早被召回國越好，這樣總統就可以跟他探討對蘇關係。我說，這樣不僅可以給總統提供一個聽取寶貴意見的機會，而且有助於加強他日後與蘇聯政府溝通的能力……

此刻，我回想起自4月離開美國之後，這幾個星期以來歷經的痛苦、徒勞和失望。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打算，但肯定不會像近幾個星期一樣碌碌無為。

要是放在早年，我會把星條旗掛在竹竿上，讓它在索倫霍斯上空飄揚。今年肯定不會掛，因為竹竿斷了。不過，我想就算竹竿沒斷也不會再掛了。不管怎麼說，這是誰的國家？年輕人討厭我們，我們看不慣年輕人……

我對這個亞熱帶地區知之甚少：氣候炎熱乾燥，到處都是灰塵，凌亂無序，草叢和灌木里全是垃圾和糞便；黑人路過你身邊時，會故意看著你，眼神和表情就像你不存在一樣。從表面上看，這裏的種族關係相對來說不是很緊張，感覺比較溫和，很少見到尚比亞瀰漫的那種壓抑的憤怒或具有賣弄意味的趾高氣揚。但是，也完全看不到至少像洛倫索馬貴斯時代那種自然的快樂。或許是我們錯了？

身體的苦痛我覺得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其他苦難呢？對我而言，過去一兩年來承擔超負荷的辦公室工作，這或許增強了我對休閑和消遣的迫切渴望。處於我這樣一個位置上，一種更平靜的生活方式能否讓我更輕鬆地面對生活強加給我的自我否定呢？

我是一個人待著好，還是與其他人在一起好？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當然兩種情況都是必要的，每個人都會遊走在兩者之間，兩者都不能走極端。但是在我看來，在與別人的直接交流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時，我付出的總比得到的多。這本身並不是壞事，但是讓我感到筋疲力盡，讓我厭惡，讓我對自己感到厭倦。

真是極其忙碌又不盡如人意的一天……

像我這把年紀的人還能改變多年固有的習慣嗎？很多人都試過。塞繆爾·約翰遜博士（Dr. Samuel Johnson）試過，托爾斯泰試過，但很少有人成功。當然，如果想成功的話，需要承受最殘酷最艱苦的意志考驗。前些年的經驗告訴我，我沒有這個毅力。當然，這就意味著在我人生最後幾年裡，得不到任何滿足感和成就感，這是一個沉重的代價，但是什麼代價不沉重呢？難道還有別的選擇九-九-藏-書嗎？一些小小的滿足感，其中還夾雜著無趣和極端的絕望。

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我，就是退休生活會不會讓我身心衰退？我常常說，過了六十歲的人，如果不想變得了無生氣而有失體面，就得遭受身體的苦痛或者其他苦難。

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發了爭論，是否應該繼續就此和學生們辯論，這個問題讓我備感煎熬。黃昏時分，安娜莉絲從佛蒙特州回到家，然後我們從電視上看到了有關越南的驚人消息，看來我們午餐時的談話一語成讖了。

我不該從事教學。如果從當今時代學生的標準和價值觀出發努力靠近他們，我就是一個偽君子。要是從我自己的標準和價值觀出發，我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悲觀主義者不適合教導年輕人。

與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及其助手在住處吃了一頓便飯。儘管雙方立場截然不同，但是用餐非常愉快。我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新的敬意，不得不說他是一個能幹而老練的政治家，親切，講道理，也不乏幽默感【他由外交部美國司負責人謝米爾諾夫斯基（M. N. Smirnovski）陪同】。

7. 那麼，基督徒的這些觀點和態度意味著什麼？難道我們要回歸早期教義，而不去考慮這個世界發生的事件和焦點問題嗎，重新回到完全依賴祈禱和為來生做準備的老路上去嗎？這是事關個人良知的問題。

從篡權專制到普遍民主，在政治制度寬廣的譜系中，只有使意味著連續性的合法性與有影響力的上等階層結合，才能產生好的政府。構成上等階層的人主要來自血緣繼承，也有一部分補充自其他階層的人才，他們的影響力，尤其是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力，由某種有限選舉權或者加權表決法予以保障。

我十分喜歡國家肖像畫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那裡陳列的英國人物肖像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讓我驚訝的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在現代醫學救死扶傷的影響下，人類基因被顯著削弱了，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基本事實，卻從來沒人提起這個問題，似乎當代的西方人擔心這會玷污了自己。

我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呢？大致如下：

後來又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和一個男人在散步。那是一位醫生，我知道他的病已經無葯可治。我隨口對他說：「你和我在這個世上的日子都不多了。」我等著他反駁我，說我的情況還不至於此，但是他沒有。

我虛構出這樣一封信：「想象一下，每當你看到一個奪人眼目甚至有著異域風情的女性身姿……在那神秘而迷人的大門背後，卻是做不完的家務：照顧孩子，換洗尿片，看望親戚，為病患困擾，因經濟拮据而愁眉苦臉，跟她親熱正在興頭兒上的時候，她卻打斷你：『你記得鑰匙放哪兒了嗎？』最後年老多病，風華不再，依附他人過活。」

在這種情況下，生活還剩下什麼？

我們一直在探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蘇聯人犯下的重大錯誤……我發表了公開演講，大意是，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莫斯科的領導人終有一天會為此而悔恨，我們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都必須嚴肅地思考這件事帶來的啟示。

在非洲其他地方我已經見過貧民窟，很難會為所謂的貧困程度而輕易感到吃驚，但是阿克拉這種充斥著污穢和惡臭的貧民窟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回想起參觀約翰內斯堡郊區時相對體面的非洲小鎮，以及在我看來更加健康衛生的洛倫索馬貴斯土著部落，更不要說索爾茲伯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潔漂亮，我不由得想到，非洲人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裡管理好自己，不會讓南部非洲反抗不公對待的憤怒超出其應有的界限。

【多年來，凱南一直想重訪蘇聯。在確定1952年蘇聯外交部的驅逐令「不再有效」后，他和兒子踏上了蘇聯之旅。】

1969年及之後的幾年裡，凱南的日記相對較少。從他在日記中對時事的尖銳批評可以看出，凱南一直在思考怎樣做才能對社會有所影響。

儘管凱南聲望顯赫，收到了許多知名機構和國際學術會議的演講邀請，儘管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這樣的官員保持著聯繫，但他依然苦惱于自己在影響政策制定方面無足輕重。

但是，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麼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如何協調這種現實與我在高級研究所的學者身份？第二，如果接受了這個似乎命中注定的角色，即探討公共問題的意見領袖，那麼我該如何塑造一種有意義的生活……

對美國西部來說，我們這個種族——也就是白人的到來，絕對是一個可怕的、無可挽回的災難。

早晨起來心情極為苦悶，不知是否應該辭職，無法做出決定。最後我被勸服（不僅僅是因為安娜莉絲的規勸，不過她的話讓我最終下定決心）不要辭職。我出去走了很長一段路，感覺完全泄了氣，自1953年以來，還從來沒有感到這樣挫敗。

【凱南受邀前往威斯康星州瑞盆學院發表演講，那裡激起了他對父親的複雜情感。】

我對這些人，尤其是來自南非和羅德西亞的人們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確實充滿同情，但對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卻沒有多少同情可言。我在南非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裡的民族主義者將自己置於如此境地，即凡是有理性的西方人都不會向他們伸出援手，外國人試圖直接向他們施加壓力也非明智之舉。這些外國人沒有意識到癥結所在。他們可能自以為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但實際上他們連自己的想法正確與否都沒有確定。如果說還有什麼方法或途徑必定無法改善當前的形勢，那就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現政權。不過，這正是那些流亡政治領袖決心要做到的事，他們希望我們對此予以幫助。我現在能否在不打算接受他們的情況下就與之接觸？在我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還探討了駐外事務處和國務院的問題。我跟他說，我認為這兩個部門的人員都過於臃腫，因此，凡是做事不認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員都沒有理由留任。我覺得，放眼全世界，我們正處於自去年春天以來就已經嚴重惡化的形勢中，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而對世界上每個地區，都需要我方就政策和前景做出仔細的論證和最為謹慎的評估。這一切都需要積極的、不拘一格的重新考量。我認為國務院和駐外事務處之間的交情和共同利益過於深厚；政府部門從上到下都需要更嚴格的紀律和更健全的管理。談及這方面，我又回到剛才談論的通信隱私問題，對於向新聞媒體透露消息以及與之聯絡的行為，我認為必須加強控制……

傍晚時分，到處都能看見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男孩穿著藍色牛仔褲，女孩穿著李維斯牌牛仔褲，青春完全展現在那些怪異的服裝上。他們看起來衣衫襤褸，髒兮兮的，讓人厭惡。小廣場旁邊停靠著兩艘快艇，他們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廣場的鵝卵石地面上，就那麼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直到午夜……

【5月8日，喬治·凱南和安娜莉絲·凱南到達貝爾格萊德。】

我和一些學生聊天……探討越南戰爭和決議草案的問題。

晚上，在陳設簡單的體育館里，我向幾百位聽眾發表了正式演講。這裡有發亮的地板、外伸的籃球板以及一股淡淡的網球鞋汗味。像往常一樣，我對自己的演講很不滿意，感覺自己就像一台嗡嗡作響的掃雪機那樣匆忙了事，我無法評價演講的效果，真希望自己沒做過這個演講。結束后，他們非常慷慨地邀請我去一位教授家裡喝上幾杯。

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雖然比昨天稍好些，但還是相當差勁，走路時感覺腳下就像踩棉花一樣虛軟無力。

傍晚六點，安娜莉絲試圖調出一檔紐約電視新聞節目。她沒有找到紐約台，卻收到了另一個台，我們看到了美國東北地區燈火管制的新聞。晚上去麥卡特劇院（McCarter Theatre）觀看《廣島之戀》。電影播放期間，大部分時間我都移開視線不去看，其餘的時候只瞥上幾眼也是頓生厭惡。我無須他人提醒也知道原子彈爆炸的恐怖，我也不喜歡看別人的親密舉動，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讓我覺得空洞做作。

回到來賓公寓，關上燈，坐在窗前觀看外面的暴風雪夜景：積雪成堆的校園在路燈的照耀下顯得潔白而空寂，黑禿禿的樹榦在窗前輕輕晃動，又隱沒在漆黑的夜色中，白雪漫天飛揚。連日來的瑞雪讓每個人都感到不適：掃清、吹積、凈化、覆蓋了世間萬物，充滿憐憫又不偏不倚。我凝視著夜空，心中突然湧起一種情感，想起了去世已久的可敬的父親：那個羞怯而孤獨的男人，那個將精神寄托在不該寄託之處的唯美主義者，試圖在劍橋大街那個寒酸破舊、悶不透風、幽閉壓抑的房間里留下自己卓越而高雅的精神印跡。但是，沒有人理解他，我也是在他離世之後才逐漸開始理解他的。因為孩童時期的粗心、自己的麻木、無謂的過分羞怯，以及一家人對於親情表達的遲滯、怯懦和恐懼，我傷害了他不知多少次。我想起他曾經在這裏學習，想起了我們各自的孤獨，想起了我們對彼此猶疑、木訥和無助的感情，無時無刻不糾結于日常生活的瑣碎和細枝末節，想起了將我們分隔兩世的時間與死亡。我突然想，當時我們是不是並沒有那麼親近？肯定有過這樣一個夜晚，他就站在這樣的一扇窗前，穿著農家孩子的破舊衣裳，看著外面的暴風雪，就像我現在這樣，看著四周的土地從山邊消失遁入黑暗，看著那邊冰雪覆蓋的鄉村。在那年少的歲月里，他會疑惑在這樣的夜晚遠方到底有什麼，相對於此刻漂泊已久經歷豐富的我來說，當時的他肯定更加困惑。時間和死亡的間隔真的存在嗎？在這一刻，就生者而言，我們沒有與逝者產生共鳴和休戚與共的感情嗎？雪片飄打在窗戶上，噼啪作響（想一想《呼嘯山莊》），那難道不是父親的雙手在敲打嗎？

我對國內局勢也感到沮喪。目前民主黨人在芝加哥集會，他們在北越的有效協助下，狠狠地抨擊了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政策，後者讓這場殘忍的戰爭無限期地繼續下去，讓他們的立場與共和黨人的立場難以區分。當然，這意味著失去更多的生命，損失更多的軍費，投入更多的稅收，承受更大的痛苦，年輕人遭受更嚴重的敗壞，對國內問題更加熟視無睹。

我跟奇普和艾維斯去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酒吧吃晚飯，非常不錯。

c) 當然，農場還要去。除了汽車之外，沒有別的選擇。火車又臟又慢，而且讓人心情壓抑。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飛機是我最不想乘坐的。最好是在夜間走收費高速公路旅行。可以肯定，這是一種毫無用處的「鍛煉」，對身體也沒有好處，但總比看到什麼東西強。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因為自己的個性問題，我應該儘可能避開與美國生活格格不入的所有事情。這就意味著盡量不要去旅行（就算是出遠門，也要把眼睛閉上），避免和媒體打交道，廣播、電視、報紙統統不去看。換句話說，避免看到和了解我的祖國。我必須假裝自己並沒生活在這個國家裡。

在樓外寬大的台階上，我發現四周圍著不少人。我想把整件事告訴他們，建議他們到辦公室去看看，要是謀殺案還沒發生，他們還來得及去阻止。但是，我突然又想，我不能那樣做，因為他們會問我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的，為什麼之前隻字不提。我覺得自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被自己的犯罪意識所束縛，這其中的含義我沒有認真思考過，或許情況比這還要糟糕：緘默意味著我就是這宗罪行的從犯。

「父親，父親，我來到這裏，想重溫您當年的情景，由此來接近您，這樣做對嗎？是不是有些多愁善感？我本來可以給您更多，但是我沒有。這樣的彌補有用嗎？」

飛機起飛后，他來到主艙，在我旁邊坐下，點了午餐，然後我們一路聊到華盛頓。

人們總想知道這一切將帶來什麼。最大的可能是給人類的物質文明帶來不安全感，因為現在的一切都依賴發動機燃料和電力供應。如果沒有這些藉助能源驅動的機器，人類就會變得非常無助，無法照料自己。要想過上獨立而安全的生活，必須掌握的技能是：農業技術、捕撈技術以及一旦機器發生故障可以自保的各種手工業技術。但是，這些技能早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甚至被徹底遺忘了。幾百年間曾在各種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役畜現在也消失不見了。你可能會想，一個開明的社會應該保存這些技術和牲畜，至少是小規模地保存，就像18世紀的手工藝在威廉斯堡得到扶植一樣，至少提供一個能回歸更原始和更傳統技術的核心動力。尤其是挪威這樣的國家更該如此，如果實行嚴格的集中管理，這裏的自然資源幾乎無法滿足正常的需求。可是，不，無論在這裏，還是其他任何地方，沒有人這樣做，人們對先進技術所依賴的精細勞動分工有著堅定的信心，對這種分工在很大限度上所依賴的西方發達世界的政治穩定性，也有著堅定的信心。

【儘管凱南懷著強烈的意願奮力遊說，國會還是通過了懲治南斯拉夫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法案。不久之後，肯尼迪遇到了更嚴重的問題：蘇聯人正在向古巴部署核導彈。雖然總統尊敬凱南，但是在這一事件發展成為冷戰最緊迫危機的過程中，他沒有尋求凱南的意見。】

在此我並沒有為南非政府在種族問題上的行為道歉的意思，但是……從原則上來說，下述情形未必有什麼不好：在一個多種族社會裡，如果每個族群都能保持其特性，彼此和諧共處地生活和發展，保證自身社會生活的完整性，能根據獨立平等的原則發展和進步，而不是被迫同質化，這樣或許更好。畢竟，一般來說，人們更願意與起源、傳統、經驗和規則方面和自己相似的人群共同生活。尤其是我們美國人，無論我們怎樣高調宣傳相反的原則（看看華盛頓特區公立學校體系的情況），我們的做法似乎造成了族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對承認並實踐「獨立發展」的人的批判都是站不住腳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基於什麼原因，通過立法強迫白人推行種族同化以撤銷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努力都是白費力氣，結果比實施類似政策的美國大城市好不到哪裡去。

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我承認，對這些問題我無能為力，我必須學會不要憎惡這些有問題的現象，學會視若無睹，學會不再痛心疾首，學會接受它們的存在，對它們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反過來這也意味著不要過多地對外部世界暴露自己。

讓我感到苦惱的是，我的個人生活與智識生活完全背離。當我處理個人甚至孩子們的事務時，思維就會停滯不前……

我不正是因為缺少決斷力才原地踏步的嗎？

我寫了一篇關於越南的文章，黃昏時分給凱·格拉曼打了電話，她同意發給《華盛頓郵報》，星期日刊發。

下午五點去見總統，他還召見了勞倫斯·奧布萊恩。總統明確提出，我個人去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並非明智之舉，他建議分別拜會議員，竭盡所能地遊read.99csw.com說，各個擊破。他告訴奧布萊恩先著手列出我要拜會的人物名單，並要求我就他的記者招待會提一些建議，還說我也要上電視。

為什麼在鐵路時代感覺就不一樣？難道真的只是因為當時我太年輕了？

下午四點半到白宮，先是遇見邦迪，之後五點鐘與總統見面。他說要通過參議院對援助草案進行修訂，取消對最惠國待遇設置的限制，儘管這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他正在醞釀儘早答覆媒體的聲明，就聲明的內容徵詢了我的意見。

想到這裏，我意識到，這並非我與加利福尼亞的鬥爭，我對它無能為力，這是我自己內心的掙扎，是我無法接受它。這種掙扎正如英國人初到美國時所經歷的一樣：決心對既有的一切寬容，接納和理解，然而這並沒有什麼用。我由衷地想起我在舊金山的摯友，想著他們我便馬上得出（完全契合我所了解的生物學和遺傳學知識的）結論，加利福尼亞人沒有錯，錯的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如果將他們帶離這裏，他們很快就與常人無異了。也就是說，他們是本地產生的流行性大眾精神病的受害者。我問自己，這些信奉新教的英裔美國人居住西部山麓地區是不是一種歷史性的誤解，是不是這種事根本就不應該發生？是不是伊比利亞人居住在這裏更合適，他們將用自己的方式開發和破壞這裏，或許比我們的方式更合理？不過，之後我發現這個想法實在是不厚道。我想，啊，天哪！又來了，我又開始批判了。

悲傷、沉默、禮節性的探問，再加上禁慾和節制。難道這就是解決之道？

1月30日，越共發動的新年攻勢大規模升級。3月12日，新罕布希爾州舉行初選。在這兩件事之間，2月29日，凱南在集會上發表演說支持尤金·麥卡錫參議員競選總統。這個明尼蘇達人此前剛剛宣布戰勝約翰遜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凱南很鄙視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政策，因為他們忘記了美國這樣的國家應該具備「對人類不同觀點應有的尊重」。凱南明確支持麥卡錫，因為他值得「我們欽佩，同情和支持」。

4. 我希望自己在說明不應該給予《聖經》絕對價值時，沒有褻瀆（或違背）它。畢竟，《聖經》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人而非神寫作的……所以，福音書沒有談到社會進步的問題，但是這本身並不阻礙相信社會進步可能成為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沃爾特·李普曼為了他的文章，試圖從我和丘奇口中套取我們對新孤立主義的態度，我們都對此非常反感。

很明顯，南非工業快速發展，白人勞動力短缺，正在使黑人被迅速納入勞動力大軍，投入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種族隔離制度的目的發生了衝突，讓這裏的很多人感到擔憂。另一方面，工業發展增進了兩個族群之間的相互依賴，繁榮和穩定的工業給黑人帶來了好處，但他們忽視了這一點……

隨後返回達科之家，換好衣服，感到非常疲倦，又出發趕往杜勒斯國際機場。我欣賞著航站大樓，帳篷一樣的樓頂漂亮極了。等了兩個小時之後，登機前往倫敦。

這天晚些時候，他們邀請我去一個名為共和黨之家（Republican House）的餐廳，在那裡為我舉行送別晚宴。這家餐廳距離被稱為共和黨誕生地的那個小建築只有幾步之遙。我猜想離得這樣近，又取了這樣一個名字，很可能是為了招攬生意，將對黨派的忠誠與賺錢的渴望結合起來（就像普林斯頓的一些理髮師會在店裡貼上自己過去在足球隊的照片一樣）。真是有特色，我不懷好意地想著。牆壁上裝飾的都是共和黨傑出人物的簽名照片。其中有一張是最近過世的喬·麥卡錫的照片，不過學生們把它偷走了，經營者的商業本能蓋過了政治敏感，最終決定將這個地方空著。就算沒有麥卡錫，我也感覺自己正在一種兇惡目光的監視下吃飯，雖無明顯敵意，但是高傲專橫，傲慢無禮，無法忍受我進行些微的哲學和理論思考。飯菜不合我胃口，很顯然照片中的人物也這樣想。我在失眠中度過了最後一個夜晚：這次沒有父親，只有明亮月光下共和黨人那不友好的、怒氣沖沖的眼神透過窗戶盯著我……

應邀拜訪阿倫·杜勒斯，從他那裡前往白宮，就南斯拉夫問題進行討論並做出決策（總統要求我準備一份簡報以向國會陳述）。

在連續九個星期的旅行、演講、輾轉乘車、會見和酒店飲食之後，我已經筋疲力盡。精神的倦怠遠勝於肉體的疲憊，但是兩者又互相作用。我有點兒反應過度，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因為偏見而備感痛苦，看一切都戴著有色眼鏡。這對邀請我的東道主們、對我力圖了解的國家、對非美協會和我自己來說都不公平。

昨晚，賈維斯一家睡在偏房，我們的房間在離偏房最近的主廊外，屋裡的床有四根帷柱。只有我們倆住在這個大宅子的主樓里。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我睡的不是現在的這間房，而是隔壁房間，也睡在一張四根帷柱的床上。房間里有一位年輕的女士，她的興奮顯而易見。她來回大步走動，大聲講話，還一度打開門進入走廊，要去賈維斯一家睡覺的偏房。這讓我感到擔心，生怕她會打擾他們休息。我衝出去在走廊攔住她，把她推了回去。在此過程中，我看到走廊遠處有一個黑色的生物，好像不是人類（像是一個穿著斗篷的侏儒），蹲在我房間外面的地板上，我感覺它是一個無法言狀的邪惡可怕的東西。我把那位女士攔回來后，她在房子里走來走去，更加激動，肆無忌憚地宣洩自己的情感，滔滔不絕。我讓她小點聲：「千萬別這樣了，你會把賈維斯一家吵醒的。」不過，之後我又責怪自己這樣做：「你讓她兩次受挫。首先，你阻止她出去，其次你又阻止她表達感情。你不讓她發泄情感，你不該這樣做。」

我告訴他，我很欽佩他對國內發展與生俱來的掌控和推動能力，以及他對問題清晰無比的闡述能力。「社會主義」這一術語我並不排斥，我能夠看到這個術語在他努力幫助民眾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優勢。我覺得坦尚尼亞取得的發展都跟我們美國的立場無不關係，也正因如此，當我們的立場被歪曲、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我感到非常不高興。當然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非洲國家組織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美國人很難討論，我們沒必要做出防衛的姿態。我今天也不想和他探討這個問題。我們美國人有很多張臉孔，並非每一張臉孔都那麼迷人。但是我認為，這些年來我們呈現給非洲的臉孔完全是慷慨和熱心的。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的動機竟仍然受到嘲諷和懷疑，我們居然還被當成帝國主義者或者新殖民主義者。我個人認為，就我們的身份而言，對待這種事態唯一有尊嚴的答覆就是撤軍，並長時間保持沉默不予置評。或許，我們對東非不採取主動的策略，讓這裏的人完全依靠自己，冷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就會相信我們對他們沒有惡意，不是別有用心，那麼合作便可以重新開始，不必像過去那樣，我們付出了努力卻遭到誤解。

凱南就國會取消對南斯拉夫的最惠國待遇一事抱怨：「我無助地待在貝爾格萊德。」他討厭「對一條自己既不能施加影響，又不能捍衛的行動路線……做出什麼解釋」。幾個月之後，凱南遞交了辭呈，並於7月28日得到批准。儘管凱南尊敬和欽佩肯尼迪總統，但是在日記中並沒有提及後者遇刺的情況。

午飯後：與新聞媒體迅速溝通省掉的兩個段落。然後去白宮觀賞音樂節目：聖路易斯交響樂團演奏，演唱者是羅伯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節目非常好，讓人莫名地感動。

列車一整天都在貧瘠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岩石遍布，山上散落著令人難以容忍的、糟糕透頂的房屋。我從沒見過這麼凌亂和醜陋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居住在這裏的人該是多麼憎恨這個地方啊，否則怎麼會如此惡劣地對待它？

到了華盛頓，沒人來接我。腎結石讓我走起路來很費勁。看起來機場的行李員數量不足，我費力地拉著行李，打車去了達科之家（DACOR House）。換好衣服，然後出發去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重新寫了兩段演講詞，內容有關於藝術家對政府政策的影響。然後上樓吃午飯。

四處打探之後才找到肯尼迪先生乘坐的飛機，我登上飛機，坐下讀報，直到他出現。

初到貝爾格萊德的日子很美好。接受一個新職位總是讓人感到精神振奮、興趣盎然。5月16日我在布里奧尼（Brioni）遞交了國書，並受到鐵托的熱情款待。當然了，我對我們的談話略感失望，因為它與去年夏天的那次談話大同小異。在我看來，華盛頓換了新政府這件事對鐵托總統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證實，這一推測是正確的。到最後我不得不承認，來貝爾格萊德之前，我有一種錯誤的印象，即對艾森豪威爾政府政策的曲解嚴重影響了鐵托，只要這一點得到糾正，他對我們的態度就會有所改善。

還有一件事讓人安慰：我改善了各處住所的條件，以使它們能在日後出現災禍時成為孩子們的避難所，也就是說，我修繕了生存設施，居住在此基本可以做到自給自足。這是有益健康、讓人開心滿意的事。

昨天我買了這個筆記本，希望它能幫我找回思考和感悟的好習慣，加深我對當前形勢及其意義的理解，讓我永遠牢記生活中悲劇的一面，而不僅僅是懊悔、沮喪或者頓悟的特殊時刻，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我的奮鬥和問題。這不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努力了，如果成功的話，那倒是頭一回。

雖然反對越南戰爭，但是凱南也批評了學生反戰示威的方式方法。在當年出版的《民主政治與左翼學生》（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一書中，他批判了示威者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凱南一家按傳統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避暑，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的別墅和周邊地區往返航行。

每年的7月4日，我們的總領事館都會按照慣例舉辦多種族聯合招待會（我很想問問舉辦這種招待會的用意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與一群黑人知識分子交談，他們都是很有智慧、自尊心很強的人……讓我感到痛心的是，自上次戰爭以來，南非政府給這些人——特別是年輕人——施加了多麼殘酷的桎梏，政府以為人們會繼續忍受，以為其舉措能漸漸提升民眾的待遇，從而最終被民眾理解和接受，局勢也會隨之好轉。但是，一些最出眾的年輕人已經失望地移居海外。他們不僅與白人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還備受各方面難以數計的卑劣限制和歧視，其中很多即便是從隔離政策的主要目的來看，也是不必要或多餘的。

有些人提起教學帶來的滿足感，我從來都沒有那樣的感受。從個人角度來說，教學過程對我很有幫助，它能督促我閱讀、思考和組織思想。但除此之外呢？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只有那麼四五個學生對學術感興趣。但是，即使最優秀的學生也難以徹底擺脫舊有的習慣和精神狀態：三心二意，自我感覺良好，缺少真正的智力訓練和超然的心態。這是一場失敗的戰鬥。儘管你努力培養這些聰慧的年輕人，但是整個環境——茫然、華麗、庸俗、失控——最終會佔據並耗盡他們的生命。

我還在思索自己的前途，我意識到除了自己，無法跟其他任何人探討這個問題。

我被安排入住一棟伊麗莎白時代的大樓，這是一個帶有卧室、客廳和浴室的冰冷套房（沒有供暖）。實際上，寬敞的客廳非常不錯，完全是古典風格，裏面安裝了兩個電暖氣，開著暖氣時，客廳還比較暖和，但是只要關了暖氣，室內就會立即回落到厚重石牆的冰冷溫度，我敢說，從伊麗莎白-埃塞克斯時代建成的那一天起，這裏的溫度變化就沒有超過三度。

【凱南夫婦像往常一樣到克萊恩（Crans）滑雪度假。】

我們被這些非洲礦工的強健體魄所震撼，他們比居住在約翰內斯堡周圍的班圖人健碩得多，年輕而強壯。儘管他們也對我們白人不屑一顧，但與他們那些半城市化的黑人朋友相比，至少我在他們臉上完全沒看到苦悶的表情。

與基辛格共進午餐，他現在已經完全從早年間的軍國主義成見中脫離出來，認為我們的對德政策正讓整個歐洲疏遠美國，並且正在促成法俄重新結盟。

2. 我這一代人，大多是在普遍相信人類可能或肯定會不斷進步的環境下長大的。學校里教授這樣的觀點，新教教會裡也宣揚這樣的觀點。

這是一次愉快的午宴，我們就在戶外的樹下進餐。午餐過後，男士們坐在一起探討西歐問題。我們面前是游泳池，一些男士向穿比基尼的年輕姑娘大獻殷勤。我對那些斷斷續續的談話的回憶（我發現自己對歐洲的觀點與顧夫相近，或者說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與她們的身影交織在一起。

從表面上看，挪威雖然不像美國那樣發達，但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有典型的技術革命現象在這裏都能一覽無餘……

晚飯後，我們坐在劍橋大學的「公共休息室」里，探討激進學生的問題。之後我帶著深深的沮喪回到那冰冷、沉悶、無趣的房間，這麼多年輕人不僅拋棄了我同時代的學者，更拋棄了幾百年來支撐學術界的傳統、習慣和禮儀，沒有它們，學術將喪失所有的體統和尊嚴。

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應該寫寫這趟旅行。但是寫什麼內容？寫寫這個西歐？以往我一直覺得西歐很神秘，很精彩，可現在感覺並不是這樣。夜晚我靜靜地凝視著這個地方，意識想要就此寫出點兒什麼真是難上加難，因為這裏除了公園之外沒有自然景觀，沒有自然景觀做陪襯，也就不會有真正的人類體驗。

1961年1月23日，約翰·肯尼迪總統宣誓就職三天後，為凱南提供了駐波蘭大使和駐南斯拉夫大使兩個職位供他選擇，凱南選了後者。

聖誕假期的這幾天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對這種情況的蘊意。毫無疑問，我遭遇了雙重失敗。作為公職人員，我已經失敗了，福斯特·杜勒斯說政府並不打算用我，這倒不足為證，但是連朋友們也對我敬而遠之，這就明白無誤了。作為公眾人物，我也失敗了。八年來我寫文章、做講座、發ｈｔtｐs://rｅａｄ.9９ｃｓｗ.ｃom表演講，就時事闡述自己的觀點，到頭來，不僅這些觀點沒有贏得信賴，而且也沒有人為新政府的外交事務中沒有我的職位或聲音而公開表示遺憾。或許，新政府沒有任命我這一事實，至少部分可以用艾奇遜的影響來解釋。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釋新聞媒體對我的漠視。對此，我只能歸咎於自己。

直升機停機坪上，我們猶如置身於撒哈拉沙漠，在炎熱的驕陽下站了幾分鐘，直到外形時尚、光潔耀眼、噪音十足的海軍陸戰隊直升機飛來，穩穩地降落在停機坪上，揮舞著沉重的巨大槳葉，幾乎要把我們從草坪上吹跑。登上飛機后，我們很快就沒入雲霧，從阿納卡斯蒂亞河（Anacostia River）上空掠過……

眼前是一幅令人愉悅的景象：湖岸廣闊平坦，湖水寧靜澄澈，古老教堂的穹頂點綴岸邊，北方夜空中的萬丈餘暉灑向萬物，波羅的海清新而熱情的微風吹過水麵，人們在湖濱垂釣、散步或者在湖裡游泳，像蘇聯人慣常一樣散亂無序，一兩艘帆船開著馬達懶洋洋地逆流而上，正在進行一場帆船比賽（他們從哪裡弄到發動機的？）。

此刻，在為其他事情忙碌了兩個星期之後，思緒又回到了過去災難性的一年中我所關注的各種問題和現象上。我發現，只要提及公共議題，幾乎都會引得我憤世嫉俗，怨恨難平。這顯然是不正常的。我該怎麼辦？……我只看到一條出路。那就是儘可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將這一切寫出來。

我躺在床上，渾身僵硬，大汗淋漓，腹部絞痛。

【凱南坐火車從芝加哥出發前往薩克拉門托看望格蕾絲，並在周邊地區做了幾次演講。安娜莉絲則乘飛機前往薩克拉門托。】

我有力量堅持下去嗎？原本樂觀明朗、充滿希望的我，在未來生活的每個時刻里都要如坐牢籠嗎？

我在白宮的內閣會議室等了好一陣，凝視著窗外秋日花園裡可愛的花朵。之後，總統進來了，問了些頗為中肯的問題，並要求我回去準備官方聲明和必要的問候詞，會面到此結束……

我們開車去一家城堡飯店吃午飯，東道主是保羅·尼采和菲利斯·尼采，以及他們的女兒和斯科特·湯普森（Scott Thompson）。湯普森先生是弗萊徹學院（Fletcher School）的教員……午餐非常愉快【參与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談判的美方首席代表席傑拉德·史密斯先生（Gerard Smith）也在這家餐館用餐。我們突然發現，政策規劃室三個卸任的主任都到齊了。】

我有哪怕一丁點兒希望做到其中任何一樣嗎？肯定是要經歷多次失敗。最終，健忘、習慣，還有最重要的禮貌，會打敗我。或許，最主要的就是悲傷。只有心懷悲傷，才能有所放棄。

我越去探尋這個問題，就越回到這個結論：學者生活是我唯一的選擇。

挪威人身體硬朗、性格倔強、感情用事、品味單純……他們確實是這樣的，不過他們的本性中還有某種足以挑戰我分析能力的複雜性。他們在交流時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難。

火車晚上七點發車，整晚都在粗糙的路基上咔嗒咔嗒地高速行駛，一路高低起伏不平，這種顛簸終於讓我的腎結石發出了抗議。我們所在車廂的列車員來到包間看望我並詢問情況（後來她解釋說：「從您的眼神里能看出您身體不舒服。」）

參加波利家的晚宴：出席晚宴的還有波倫斯夫婦和戴維斯夫婦。宴會開始前，尼采夫婦也來了。我和保羅聊起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ALT）的談判情況，發現他對銷毀數量的計算嚴謹如初。此外，還談到了當下的年輕人，我對他們感到失望之極，有種天塌地陷之感。

凌晨時分在新德里轉機，停機坪上炙熱的水泥跑道仍散發著灼人的熱量，印度機場睡眼惺忪而又古板的工作人員用急速而古怪的英語說著簡短的指令，催促我們。在死氣沉沉的過境轉機大廳里，日復一日地售賣鄉村手工藝品的人看起來格外令人同情。如我們所見，他們在這樣一個地大物博但又污穢不堪的國家裡過著如此艱苦的生活。

我真是受夠了。

總部設在美國的非美協會（African-American Institute）贊助凱南進行了兩次演講之旅，他在旅途中思考了下列問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羅德西亞（Rhodesia）白人政府單方面宣布脫英獨立、葡萄牙在莫三比克的殖民統治，以及許多非洲人對白人統治的仇恨。在他旅行期間，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爆發了六日戰爭。

相對其他地方而言，我性格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特點在挪威這個地方都體現得不是很明顯。這是為什麼？

總統對此做出的反應是，不斷強調美國不能從非洲撤軍，就算我們想撤也不能撤。他說，美國和這裏的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現在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堅持到底。我沒有繼續堅持，只能說，像我這把年紀的人已經開始信奉孤立主義了，我在非洲看到的一切都沒有改變我的觀點，我認為我們可以擯棄近年來的做法，通過撤離駐軍和派駐分遣隊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好。

在瑞盆學院，我被安排住進來賓公寓，我知道這裡是我父親讀大四時曾經住過的地方。即使是今天，看著這磨損的地板、單調醜陋的窗戶以及隔間磨損嚴重的舌榫，也不難想象我父親在這裏居住時的情景……

飛機在威廉斯堡的一處停機坪降落。下了飛機，我們被安排坐上敞篷馬車。敞篷馬車車身寬大，是嚴格照殖民地時代的馬車複製的。我們身後，一位穿著18世紀服裝的黑人小夥子充當侍者。我非常開心，這馬車正適合布里奧尼的利比扎馬來牽拉。我們徐徐穿過這座舞台一樣的城市，路過尖樁柵欄，路過為生活而忙碌的家庭主婦——這裡是美國最後一處可以懷舊的地方，可是這個國家一邊將它視作純真年代的象徵，喜歡它的多愁善感，一邊又在忙著毀掉它。天色漸晚，大街上看不到幾個行人。除了有些敬意、有些好奇之外，我對這裏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感。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鐵托和布羅茲夫人的房子邊，這些人是分派給他們供其調遣的。我們在那裡停下，讓我既高興又欣慰的是，迎接我們的是一陣禮貌的掌聲。（哦，要是其他美國人也能這樣彬彬有禮該多好啊！）

【金礦的工人】來自小村莊或者叢林地區。與居住在約翰內斯堡城內的居民相比，他們更原始，但也更有力量，很明顯也比城裡人快樂得多。他們與城裡的人聯繫甚少。這些人不帶家人，隻身來到礦上，住在巨大的礦區里，就像士兵住在軍營里一樣。每個星期天早晨，礦工們都會成群結隊地表演部落舞蹈……

我仍在擔心自己的職業問題，就像一隻狗擔心嘴裏的骨頭一樣。近日，我一直糾結于這樣的疑慮：我能否用最堅定的意志、最嚴格的戒律，讓自己從眼前的事務中抽身出來。要想做到這一點，就意味著我不僅要對很多傑出人物表現出無禮和不敬，引起眾多人的疑惑，遭受到多方的誤解，還要犧牲我的個人和社會生活。這是我和安娜莉絲不得不承受的結果，會有一些失望，甚至從某方面來看，也會讓孩子們的生活徒增艱難。無論怎樣，我也無法過上正常的學者生活。我過去的「形象」就像一副重擔壓在我的肩上，我作為歷史學家被人接受的願望很可能難以實現了。我不能應邀去校園做學術講座而不探討時事問題，因為這會讓學生感到困惑和失望。我無法在訪問外國首都時不被「發現」，不被採訪，不被邀請出席記者招待會，會見公眾人物。甚至他人對我的殷勤招待，也是基於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

非常明顯：只剩下瑣事……外加偶爾幾次創意寫作（回憶錄）和學術活動（研究亞歷山大三世）。還有農場的生活，適當的園藝和田耕生活倒是可以治療老年痴呆症。做學問和農場是我最後兩個避難所，二者在很大限度上都無須跟外人接觸，做學問甚至完全不用跟外人接觸，農場工作也只需要有限的接觸。

他問我為什麼認為赫魯曉夫急於舉辦峰會。我說我感覺他的地位有所動搖，並解釋了個中緣由。我認為莫斯科當局確實迫切希望在裁軍問題上達成共識，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接下來獲得核能力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關切。我認為，赫魯曉夫仍然想按著自己的行事風格、憑藉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就相關問題與美國達成一致，以這樣的方式改變他日漸衰敗的政治命運。

最近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即斯沃斯莫爾演講（the Swarthmore speech）引發了大量讀者來信。雜誌想挑選一些有趣的來信，加上我寫的回信或評論，做成一本小開本的平裝書出版。我備受鼓舞，開始回信……

【6月，國會中一些重量級議員提出剝奪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包括在冷戰時期聲稱奉行不結盟政策的南斯拉夫。其他提案則將切斷對南斯拉夫的幾乎所有對外援助。在肯尼迪總統的支持下，凱南飛往華盛頓為反對此項立法進行遊說。】

接下來的夢裡，我正在吃雞肉，但是吃到雞腿的時候，發現它們變成了人的形狀，就像一個蠟人那樣，我冷冷地咀嚼著，因為安娜莉絲和其他人說我不該浪費那麼多好吃的雞肉。

理想的生活不應該有太多的顧慮，不用擔心財務壓力，不用為制約美國人生活的應酬而發愁，不用去紐約，也不用顧及國家藝術與文學學會，更不用擔心汽車的修理和保養問題。我應該去林蔭小徑上漫步，有時一個人，有時有人陪。最好有那麼一位可以陪在身邊解解悶，又不至於令人勞神的女士。這個時代還有這樣的事嗎？或者說這隻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集體災難——從人口過剩、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到核武器不斷升級，以及上述所有災難的結合——帶來的危險非常明顯，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確定，一部分能夠基本確定。實際上，與現在相比，兩百多年前人類面臨的前景更令人歡欣鼓舞，那時候最重大的危險只跟個體壽命有關，而現在的危險則是文明自身的連續性，以及這個星球作為人類生存之所的可持續問題。

1. 如果佈道講壇被一個俗人佔據（或者強佔），不知它還是不是一個可以進行探討的好地方。當然，果真如此的話，它就不是一個佈道或者訓誡的好地方。考慮到這樣的情況，或許你能容許我在這裏對自己進行幾點反思。必須承認的是，我的反思會引起爭議，但都是我真實的想法，我思考的是基督信仰與我們生活的世界之間的關係。

【在日本逗留一陣之後，凱南夫婦想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橫穿蘇聯，然後再轉其他鐵路線前往挪威。凱南向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申請旅行協助，但只從以毫無助益而著稱的蘇聯旅行事務處那裡收到一個簡單粗暴的答覆。氣憤之餘，凱南決定從東京乘坐飛機，取道曼谷、新德里、德黑蘭、貝魯特和日內瓦前往奧斯陸。】

俗人信條：

車站周圍：被煤煙熏黑的小公園，「區間列車」發車點前的辦公大樓，布拉茨風格的各色酒館，看起來與從前別無二致。從鐵路站場和昏暗小巷裡吹出的風裹夾著難聞的氣味，捲起骯髒的灰土，塵埃之後依然是熟悉的廉價香水味，滲透出一股兇險的罪惡氣息，讓人聯想起酒吧深處的密室、公車站的水手、艷舞劇院的後台，還有露骨的色情卡片。這味道一直沒有改變，如此冷淡又讓人如此不安，當時我還是個年輕人，從這個廣場踏上去軍事學院的路，又從這裏下車返回家鄉……

【白宮官員希望利用國家文化精英的聲譽來裝點約翰遜政府的名聲，他們提議舉辦白宮藝術節。但是，此次活動卻因高調拒絕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和其他幾位詩人參加而受到影響，這些詩人反對美國政府擴大越南戰爭以及武裝入侵多明尼加。作為新上任的國家藝術與文學學會主席，凱南感到自己有義務出席這次藝術節。他自己承擔差旅費返回了美國。凱南修改了發言稿中的一段內容，表示抗議的藝術家有權參加藝術節。】

入夜後繼續前行，接近德黑蘭時，黎明漸漸地追上我們，在東北方向的地平線上，一條可愛的光帶在明亮的星星下面閃著微光。自離開日本之後，第一次在德黑蘭享受到一絲來自群山的涼爽芳香的空氣。

在麥克·邦迪家吃晚飯。菲爾·格拉曼、羅伯特·肯尼迪及夫人、施萊辛格夫婦和歐洲一體化建議的創始人莫內也來了。離開前，我和莫內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討論。

午夜時分，邊境檢查站的第一次入境檢查就把我們弄醒了，這樣的檢查接下來還會有好幾次。我估計當時是凌晨一兩點，我們在蘇聯邊境車站下車，兌換盧布，出示旅行文件。等我出來時，火車開到了別的位置，工人將車身下的標準鐵軌拆除，換上寬軌。隨後，我們再次駛入夜色之中。列車穿越喀爾巴阡山時，我和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在睡覺，醒來后列車正穿過利沃夫（Lvov）南部豐饒的加利西亞平原。到達利沃夫的時間大概是上午十一點（由於時差關係，我們的時間延後兩個小時）。接下來列車一整天都在穿越西烏克蘭的廣袤土地，強大的柴油機車行駛在鐵路上，比起我早年在莫斯科任職時期的機車有了極大的改進。我們按時抵達基輔。

凱南夫婦在英格蘭度過了1969年春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時間，他在牛津做了齊切利講座（Chichele Lectures），在劍橋也發表了演講。

【凱南夫婦中斷了例行的挪威避暑假期，以便凱南參加在薩爾茨堡舉行的外交官國際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for Diplomats）。他發現與會的自由派對第三世界有一種既天真又過分的負罪感。】

【夢境】我隻身一人，又回到了單身漢的生活，生活在一個不錯的九-九-藏-書歐洲城市裡。

b) 訂一份外國報紙，而非《紐約時報》……

去【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參加為蘇聯科學家卡皮查……舉辦的午宴。我坐在他旁邊。他對我十分了解，也非常尊重。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肯定地說，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俄語，並在蘇聯廣為傳閱。

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我所說的歐洲文明內部發展問題。我不打算阻止歐洲城市化、機動化以及道德崩潰的進程。

在談話的過程中，他順帶提到已經立下規矩，正式就任前不會考慮任何外事官員的任命。為此他承受了來自政界的極大壓力。他這樣做是為了長遠打算，他希望公務人員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並相應地用忠誠與勤奮來回報他。

我到參議員餐廳與仰慕已久的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共進午餐，很久沒像今天這麼激動了。共進午餐的還有《華盛頓郵報》的馬騰先生，以及德國的通訊記者梅耶先生。

今天我突然覺得：現在重要的不再是我是什麼樣的人（畢竟這隻對我自己有意義），而是我在別人眼裡是什麼樣的人。從現在起，我的生活要注重表象，現實迫使我不得不這麼做。不過，就算我成功地製造了這些表象，自己也萬萬不能被這些表象所迷惑。對別人來說，這些表象可能有意義，但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我也不該尋找機會拋頭露面。我必須像一個很少登台的演員，這樣就好。

我們乘坐的蘇聯卧鋪列車非常乾淨，也非常漂亮。再次聽到一門自己會講的外語，感覺真是好極了。

要做到上述這些可沒那麼容易，這意味著我要活得沒有目標，沒有希望，只為了表象而活著。那將是很孤獨的生活……

今天的諸多感慨和聯想讓我過於興奮，睡意全無，一直讀書到深夜。

最後一個夜晚，接近黎明時分，夢見我和克里斯托弗被無情地拖到一個無名的出口或入口，我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絕路」。我認識到已經無處可逃了，任何掙扎都是徒勞。但讓我感到高興和寬慰的是，我突然意識到這未必是克里斯托弗的命運，他有權活下去，有權向生活索取他想要的東西，他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更好地活下去。我這樣告訴他，跟他解釋，接著夢境就漸漸淡去（或者說，現在我記不清了），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

儘管1966年的日記沒有提及，但是凱南2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所說的證詞表明，他在反對越南戰爭擴大化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他畢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而戰爭正是打著這個旗號進行的。數百萬電視觀眾看到，凱南力爭，即使不考慮戰略因素，「美國人」進攻「一個貧窮無助，特別是不同種族和膚色的民族」，也會給美國的全球形象造成「心理傷害」。他強調「以堅定而勇敢的精神改正錯誤立場……比固執地追求不切實際、沒有前途的目標更能贏得尊重」。他引用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發表的著名演講來總結自己的證詞，「美國想要以全人類自由和獨立的支持者自居」，它首先應該是「自己的擁護者和維護者」。

今天本要到華盛頓與亨利·基辛格共進午餐，結果計劃泡湯，他被總統留下，商議突襲北越戰俘營這樁倒霉事。最後我只得和他的一名助手吃了午飯，在趕回普林斯頓之前跟他只聊了幾分鐘。

我跟他解釋說，我認為克里姆林宮有兩大陣營，算不上界限分明但雙方存在重大分歧。一方完全不在乎與美國的關係，因為他們認為無須任何協商就能成功地幹掉我們；另一方則不願意徹底放棄溝通的橋樑。我覺得緬什科夫先生的陳述（裏面特別提到了他與赫魯曉夫、米高揚和科茲洛夫保持聯繫）表明，他個人是代表第二個陣營說話的。另一方面，這份書面文件可能並未諮詢更多人的意見，因此措辭頗為強硬。我對肯尼迪先生說，他無須對這份書面文件做出任何正式評價，也不必給予任何具體的回復。至於緬什科夫和他的敦促，我說，如果我是肯尼迪，就不會在就任之前給緬什科夫或赫魯曉夫任何答覆。這些人無權以這種方式對他指手畫腳，他在正式上任之前也沒有義務與外國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至於就任之後，我傾向於，給赫魯曉夫一封私人密信，告訴他，如果貴方真有誠意與我們探討兩國政府之間懸而未決的主要分歧，包括裁軍問題，我方會給予積極的建設性回應。但是談及峰會的提議時，提出會晤的一方應首先說明，為什麼這些問題不能在更低層次和更常規的會議上得到解決。最近有一些人在莫斯科和北京散發的反美宣傳資料上署名，不管怎麼說，都很難想象一名美國總統與這些人會晤。我反覆重申，信件內容要儘快成稿刊發，以免蘇方公開或由其他渠道泄露出去……

當我開始閱讀南斯拉夫官方的新聞報道時，很快就意識到問題有多麼複雜。這些報道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似乎都是在反對我們。實際上，關於全球事務的每篇文章都顯示出對我們動機的懷疑，以及對我們事業的反對。字裡行間並非像許多國內人士臆想的那樣親蘇，只不過蘇聯從未被批判，而我們常常受到批判罷了。報道所體現的似乎是一種極端的反西方主義、反帝國主義，是在與克里姆林宮競爭，而非向他們臣服。就目前的動向來看，他們似乎是歐洲最激烈的反歐反美力量。我個人在貝爾格萊德受到了熱情接待，但是在南斯拉夫媒體眼裡，我們美國人是陰險、邪惡、詭計多端的民族，是帝國主義者和新殖民者。

我因為工作而感到沮喪。困擾我的問題都沒有找到答案，除了繼續掙扎之外無計可施。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應付瑣事、迎來送往以及滿足與自己職責無關的要求，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工作，這在很大限度上剝奪了我工作的成就感。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十五個年頭，還會繼續持續下去。

四天來心情再次跌落谷底，不知為什麼加利福尼亞會以這種方式影響我，晚飯時我和安娜莉絲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努力向她解釋，對我來說這裏就是異國，甚至是微妙的敵對國。如果它對，那我就錯，如果它有價值，那我就一文不值，等等。不過我知道我的有些話既主觀又情緒化，只要一度假，我就會出現這樣的情緒。

當然還要有社交生活。我們會受到邀請，也會邀請別人……

不過，這本日記是從新年過完幾天後才開始寫的，所以前幾天的內容將憑記憶補全。

他告訴我，近幾周來蘇聯方面通過蘇聯大使米哈伊爾·緬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與他進行了多次接觸。為了中止這些非直接接觸，他已經要求布魯斯與緬什科夫會談，看看對方心裏打的什麼算盤。他給我看了布魯斯關於這次談話的備忘錄，其中附了一份無署名無抬頭的文件，緬什科夫在裏面陳述了據說是他個人的想法（在我看來，所有跡象都顯示該文件是由赫魯曉夫辦公室起草的，並沒有諮詢更多人的意見。與緬什科夫本人的風格相比，這份文件顯得更加強硬無理）。兩份文件都強調了協商的緊迫性，並特邀美國就舉辦峰會一事交換意見。肯尼迪先生問我對此有何看法，應該如何應對。

我必須學會通過提問、通過感知他人的思想來與人相處的藝術。我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只訴諸日記或其他寫作，只有迫不得已時才與人交談，但是在交流過程中，可以只將自己的任務定位為感知他人的思想，帶著好奇心去行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不是應該下決心，要麼（a）擺脫家庭的束縛和「公共生活」，至少每年抽出一大段時間解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於創造力的活動中去；要麼（b）勉強自己妥協，安心過這種毫無創意的生活，隱退到鄉村去，至少在那裡我還能更健康、更開心。（對你而言的確如此，但安娜莉絲會怎麼想呢？）

……選舉進行了一輪又一輪。我一反常態，允許自己的名字用於肯尼迪先生的競選活動。8月17日，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就外交領域的當務之急陳述了我的觀點。10月30日，也就是大選前一周，我收到回信，他感謝這些建議，還表示無論大選成敗與否，都希望「選舉之後，能有機會與您見面」。

此時此刻，一場戰爭正在打響。我從小旅館房間的收音機里得到消息，蘇丹已經加入埃及一方。有六個或八個阿拉伯國家，其中包括四個非洲國家，已經與我們斷絕關係。更可怕的一種可能性是，蘇聯和美國也卷進去。天知道我們會在那裡耗多久……

5. 但是，作為上帝賦予人的本性，理性或許會讓人喪失對社會進步的信仰。

在這特別的一天，我只記得從凌晨四點開始就忙著清理斯維特拉娜車邊的積雪，早先她就已經無法把車開出去了。精疲力盡。

然而，總統選舉結束快兩個月了，我還沒有從華盛頓的人或者新一屆政府那裡聽到任何消息。跟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那幾個月一樣，毫無動靜。同時，外交事務領域大多數高級官員的任命已經完成，要上任的大多是我的朋友……新聞報道中沒有提我一個字。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就算現在給我提供一個職位，也能明顯看出在新政府成員的心目中，我並沒有受到特別的信任。

【夢境】在一棟和華盛頓軍事學院類似的呆板建築里。我通過某些途徑知道，在我辦公室斜對面的房間，屋裡的人將被謀殺。我走出辦公室，邁向台階時路過他們的門口，我很想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遇害，或許這時候辦公室里已然屍體橫陳了。

在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堂，我看到了基督如珍珠一般的白色臉龐、彩色玻璃窗上裝飾的聖人和天使，這讓人心緒難安，這些自然都是從英國進口而來的。這些形象並非按照這個地區的歷史發展而形成的，因為這些讓人疑惑的形象，即使曾經以肉體形式存在過的話，膚色也是黝黑的，因為宗教信仰中的形象是神人同形同性觀念的一種投射……

他講話有時候聽來精明智慧，有時候幼稚無知，有時候又體現了蘇聯政黨的路線。比如當我提及過去兩三年裡東西方之間關係退步的問題時，他將原因全部歸結于蘇聯與中國關係的變化，以及擔心德國納粹主義死灰復燃（他認為確有其事）。

這幾個月來，感覺自己就像行屍走肉，甚至都找不到從前的自己了。晚上和克里斯托弗在城裡閑逛，突然在一本荷蘭語版《俄羅斯與西方》（Russia & The West）的封面上發現自己的名字，「喬治·凱南」幾個字正透過書店的玻璃窗凝視著我的面孔。看到這本書，我突然有一種恍如隔世的陌生感，比葛底斯堡和尼亞加拉瀑布帶來的衝擊還要強烈，封面上的名字似乎在問候「你好，陌生人」，我擔心寫這本書的傢伙不能恢復到從前的樣子。

今天，我遇到了東京國際文化會館的鶴見先生（Y. Tsurumi），他剛剛從基辛格先生為期數周的哈佛大學研討班畢業。在參加研討班之前，他去了越南，在那裡親眼目睹了對越共犯人公開行刑的場面，非常震驚。他說因為對越戰爭，美國在日本的地位也受到了影響，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擔憂。

下午去紐約看望吳丹。可能的話，我打算寫幾篇有關越南的東西。

這一年的日記數量極少，凱南在日記中再次反思為什麼他在加利福尼亞會感到無所適從。他還闡明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儘管家庭生活充滿了寬容和愛，但有時也會讓人感到煩躁。

【在巴黎參加北約會議之後，凱南花了幾天時間跟兒子一起去旅行。】

我在機場進行了更多的反思。

那我還能做什麼？

午餐之後，我發表了演講，儘管音響非常差，但是演講的效果非常好，約翰遜先生似乎很感激我沒有提及政治內容。

我坐在主持人身邊……約翰遜夫人坐在演講台的另一邊。古德曼說我新寫的兩段演講詞會冒犯總統，我問道：「我們是他的正式嘉賓嗎？」古德曼說是的。因此，我決定略去這部分內容。

整夜都在與兩個不修邊幅的美國人爭論，他們對阿爾佩羅維茨先生的暗示深信不疑。雖然我一再跟他們強調，但他們就是不願意相信邪惡的、親法西斯的美國政府並未斷然拒絕心懷善意、值得信任、品德高尚的斯大林的好意。

但是，這些問題最初並沒有完全顯露出來，南斯拉夫的官員們對我個人是如此熱情而恭敬，以至於我一直以為，只要通過適度努力，假以時日就能對當局的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的意志力足夠強大來做到這一點嗎？如果不夠，希望上帝能幫我，因為我的問題除了道德淪喪和羞愧之外沒有其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