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認為，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從德國撤軍——儘管今天的蘇聯不願意這樣做——都會使整個北約意氣消沉。如果是這樣（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會這樣），那我只能說，這完全證明了我之前提出的觀點：北約已經不再是能夠解決歐洲爭端、促進協商的機構了，不再是會為了對方的讓步而做出修正或調整的組織了，它已經走進一個死胡同，人們對它已經重視到不能犧牲它來交換對方退讓條件的地步，它已經成了達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和解的障礙。

3月10日下午兩點半，我拜訪了傑克遜先生，他提出了他關心的問題，並且向我徵求建議。我跟他說，我在新政府中的職務還完全沒有明確；我已經有五個月沒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並發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從報紙上了解目前的態勢；對於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沒有機會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無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國務院發言；因此我覺得我沒有資格給他任何建議。他說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會將我的意見當成僅針對他所說內容而發表的個人見解。在此基礎之上，我談了談自己的看法。

《文化的焦慮》。

收到埃夫里爾·哈里曼的電報，他邀請我到長島給他和查爾斯·塞耶幫忙，他們正在著手寫作一本有關最近這次蘇聯之行的書……

【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認為自己是「一個充滿現實主義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說，相信如果人類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將會導致罪惡的發生。他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國家極權統治的趨勢，同時也警告民主國家不要被驕傲自大所蒙蔽。凱南認為尼布爾與他意氣相投。我們尚不清楚凱南閱讀的是哪一本書。1960年，尼布爾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個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倫理學與政治學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對民主的辯護與民主傳統防禦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第二天的會議結束時，我感到非常沮喪。大家都滿懷敬意地傾聽了我的觀點，對我講的問題也都非常感興趣，但他們知道，我也能夠意識到，他們已經無能為力，深陷在當前的政策中無法自拔。他們已經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來敦促大陸國家接納歐洲防務共同體協議。在我看來，這個協議一旦得到批准，我們與蘇聯簽訂協議的所有可能性都將化為烏有；如果沒有歐洲防務共同體其他成員國的參与，協議幾乎無法達成。即便我們同意就德國問題跟莫斯科妥協，也未必能夠保證其他成員國都同意。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已經將自己推到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如果協議未獲批准，我們在歐洲的聲望將受到嚴重打擊，給東西方之間的政治平衡帶來難以預料的危險後果。

5. 我的智識生活停滯不前了，一方面是因為與其他人接觸的時候，家庭強加給我的壓力；另一方面，智識活動常常來自於外部刺|激，這對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壓力，我無法從中得到放鬆，也無法保持生活的平衡。

加利福尼亞更像鄉村，而不是一個州……自然環境影響著文化特質，而在這裏，氣候或許只扮演著一個次要的角色。也許通過消除巨大的季節差異，就能有效地降低一個人的心理壓力：持續沉悶的雨天和沒有盡頭的冬季，冰霜雪雨與家庭取暖的各種小麻煩，大大地鍛煉了一個人的耐心和韌性。加利福尼亞人民被剝奪了季節更替帶給人的強烈情感體驗，他們沒有機會去體驗無盡的哲學道理和生命輪迴。不過，這些差異還只是相對的、次要的。

我為這些人感到憂慮，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的是什麼。石油和水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兩種液體，卻沒有一個人有能力輕易將它們開採出來，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幫忙也做不到。這個地區的人與汽車時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著寶貴的資源，也分享著當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這裏的資源相當匱乏，又至關重要。尤其是水資源，現在他們不得不從幾百里之外引水過來，不久以後，就要從千里之外引水過來了。同樣令我擔憂的是，他們對那種昂貴而浪費的小工具——我們叫它汽車的東西，已經產生了徹底的依賴，實際上，從出生到接受教育、購物、工作和娛樂甚至戀愛，到最後的死亡，生命進程中的每一步，這裏的人們都離不開它……

那麼應該做些什麼呢？什麼都不做嗎？作為一個男人，是不是應該與女性有所區別？我想是的。在當今這個時代，人們在讚賞一個人時，不可能不去考慮他的職責。而關於這種職責，既沒有明確的定義，也沒有真正的訓練。也許一個人能躲得過年齡帶來的各種疾病的侵襲，不那麼虛弱無力，也不嘮嘮叨叨，倚老賣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讚許，但是很少有人選擇過那種自證正當的生活。為了對抗隨著年齡增長而來的煩惱和恥辱——諸如需要休息，嚮往規律的、節奏更緩慢的作息習慣，創造性的勞動不可或缺。

【以下內容摘自凱南從莫斯科飛往柏林，然後又飛往倫敦的旅程中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間，凱南曾評論稱，蘇聯對待外國外交人員的態度幾乎和德國在「二戰」期間的做法一樣糟糕，此番言論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凱南在下文中記錄了他對這一反響的反應。】

如果我們的思想能碰撞出火花，這將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深入思考真正的政治同盟。事實上，這次討論又把我推回了我原本就堅定地主張的孤立立場。但是，這次討論令人興奮，讓我非常享受。我敢肯定，我們都給予了彼此一些東西。不過，至少對我來說，我還不能確定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回到普林斯頓后，我越是回想這次會議，越覺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並不是僅僅因為會議本身而感到沮喪，還因為奇普·波倫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對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觀感。在我看來，他已經徹底屈服於五角大樓膚淺和頑固的觀念了，即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效能的錯誤計算賦予某種絕對價值，而將其他可能出現的因素都當成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從計算中徹底排除。這種觀念與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異。我們開始交談時，時間已經很晚了，我無法跟他再爭論下去，但這深深地觸動了我，因為我一直以為在蘇聯問題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勝過華盛頓其他人。我意識到我們在觀念上的差距會越來越大，並且在美國政策問題上，我們也一定會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

我們該拿當下的美國怎麼辦？……要竭盡全力做出貢獻，提供幫助嗎？要不要承認這樣的努力註定徒勞？是不是要向此時此刻大行其道的謬誤勢力低頭認輸，然後退休頤養天年，侍弄一下花園，讓自己有一個平淡安靜的空間，再寫寫一些人可能會有興趣閱讀的書籍，然後讓這一切在可能即將到來的核浩劫中付之一炬？……當政府的頑固和狂熱已經很可能或者說極有可能威脅到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時，學者或者哲學家會置之不理嗎？到了那時，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哪怕犧牲豐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機會，而為了讓這樣的生活有機會存在下去，他們不是都必須參与這場悲慘、野蠻、憤世嫉俗的遊戲嗎？

多年來我一直抵觸戰爭，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覺到，戰爭不得不被當成解決問題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來，能避免戰爭的唯一選擇就是放棄我們在歐洲的政治優勢，這同樣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還要在混亂、充滿敵意和侮辱的宣傳氛圍中生活幾個星期、幾個月，一想到這氣氛背後又隱藏著多少無奈，我就無法再對戰爭產生任何懷疑（實際上，目前我們的做法很危險，我們所遵循的邏輯是錯誤的，無論怎樣，它都將導致戰爭）。作為我國派駐蘇聯的外交代表，居然還要思考這些事情，我實在為此感到痛苦。

簡單地說，基督教應對的是一種孤獨的窘境，只能由個體來面對。那種僅存在於個體之間的基督教之愛，或許能夠緩解和弱化這種孤獨，而集體與個體之間並不存在這種聯繫。只有真誠的親密行為——比如家人、血緣之親或者友情，以及有些時候（這種情況比我們想象的要少）由牧師或神父帶來的啟示，可以減輕人類在面對基督教職責時的孤獨之感。不過，人類的親密行為也只不過是一根根脆弱的蘆葦，受制於固有的脆弱性和短暫性，這是人類個體自身的問題。

我在講座中說，我認為局外人無法擬訂中歐撤軍計劃。世界各國媒體持續不斷地提起「凱南計劃」。

問題的答案在這裏：

我們被領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沿著牆壁圍坐成一圈。就座之後，總統進來了，站在門口。會後我們一行人魚貫而出，去餐廳用餐。總統和經過他身邊的人一一握手，他看起來沒有我想象的那麼老，他的臉很光潔，透露著一種在我看來只有在老將軍身上才能找到的活力。他定睛看著我，說道：「哦，你好，凱南，好久不見。」

房子太久沒人住了，顯得格外荒涼，空空如也，破舊不堪，好像倉庫一樣。供電和電話都停掉了，院子無人打掃，凌亂不堪。一條枯死的樹枝危險地懸在樹上，枝上的葉子已經垂落到地面。車道上，毒漆藤瘋長，老鼠賣力地在碎石路上打著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鋪在屋旁起保護作用的。車庫裡住著一窩貓，它們的排泄物讓整個車庫瀰漫著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刺鼻氣味。我的兩輪手推小車不見蹤影，軟管也丟了。很顯然，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了。

政治事件中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我注意到，獨自行走時，要是暫時忘記自己的問題和缺點，我就能走得快些。每當我回想起這些問題的時候，步伐就會慢下來，步態也顯得老態龍鍾。對此，其他人，比如一個公正的旁觀者或一名醫生，會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健忘是好事，清醒反而是壞事。不過我不這樣想。對於我這樣的人，我應該在短期內讓自己變得更老一些，這才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

恐怕這是我性格中的一個弱點，儘管身處這樣的環境，我依然渴望有一天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共產主義世界與非共產主義世界，就尖銳的議題以及避免再次發生戰爭達成有效的妥協。整個夏天，我都在為減少美國方面的行動可能導致的緊張局勢、降低發生誤判的風險而傾盡心力。在情報搜集方面，我對大使館的管理更加嚴格，堅持讓我們的人在合理範圍內獲取蘇聯情報，防止他們因公然違反蘇聯的法律和條例而受到指控。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蘇聯當局為我們設定的限制條件是極其苛刻的，我只能充當一個不公正的角色，違心地要求我們的人尊重他們。除此之外，我還利用我的影響力改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某些行動。在我看來，這些行動的軍事價值似乎並不高，卻可能對蘇聯人產生極大的刺|激。由於許多相關的情況並不為我所知，而且很多問題也很微妙，通過電報解釋對這些事務的看法令我十分難堪，於是，我提出希望未來能有機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實權部門當面探討這些問題。這些建議似乎在國務院產生了一些作用，他們督促歐洲部分外交使團代表於9月24日～26日在倫敦召開會議，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仔細思考著這種陌生而孤單的學者生活。對現在的我來說，作為一個旁觀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類的戰火能讓我感到溫暖。不過，就像月光一樣，那份溫暖蒼白又微弱。當今時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實嗎？那個時代轉瞬即逝，已經成為過去。從本質上來說，那個時代更落後，因為那時的人不及現代人。如果那個時代散發的溫暖蒼白無力，讓人不適，那隻能說明我是一個蹩腳的歷史學家，無法就自己研究的課題重現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無論是這個時代，還是那個時代，我都只是一個旁觀者。

以下是對我就任駐蘇聯大使以來發生的一些事件的分類記錄。它應當作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檔案中，直到保密期滿的那一天。到那時我希望能將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我們繼續討論德國問題。他認為沒人希望德國再次統一，他覺得赫魯曉夫之所以對柏林感興趣，只是為了讓西方做出更大的讓步，除此之外，赫魯曉夫對此地沒有任何興趣。他談到赫魯曉夫把柏林變成「自由市」的提議，他說他認為這應該包括整個柏林在內，而不僅僅是西部地區。我由衷地表示贊同……

昨天簡直熱得反常：六十華氏度，還下著雨，悶熱潮濕。火車裡和紐約的建築物內都特別悶熱，因為沒人根據當日的氣溫去調節車內或室內空調的溫度。

答：它表明蘇聯領導人不希望討論建立真正自由而統一的德國所必須討論的問題。

【接待來訪的中國問題專家小約翰·佩頓·戴維斯】他從秘魯回來參加下一輪聽證會，這種聽證會已經持續了整整三年。共和黨領導的國務院忠誠委員會和總統的審查委員會已經查過他了。沒有問題。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附屬司法委員會的律師們也已經詳細地詢問過他兩次。他們倒是沒有隱瞞真實想法，坦率地承認他們就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設法要證明他有罪，從而滿足某些人的個人野心。這些年來，他們也都向首席檢察官建議，提請大陪審團以涉嫌偽證罪起訴他。首席檢察官，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迄今為止都沒有找到能證明該罪名成立的充分證據。現任國務卿杜勒斯先生要對整個案件提起新的行政複議，讓這一事件再次回歸公眾視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議是，要麼判決戴維斯有罪，要麼恢復他的職位。回顧了整個案件之後，杜勒斯先生說他要親自詳細審核證據，然後做出決定。他審核了證據，才發現自己缺乏做出最後決定的勇氣，唯一可能做出的決定，就是判決戴維斯無罪，但那樣就會引起共和党參議員的不滿。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犧牲戴維斯的利益來解決，將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輪的全面審查。

4. 多年來，公眾對我的觀點已經有所了解，對我有興趣的人也都知道我所秉持的立場。

實際上這兩個觀點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莫斯科確定無意接受撤軍，那北約為什麼還要甘冒其險呢？要麼有人擔心這些提案會被接受，要麼至少承認現有提案沒有抓住爭端各方的利害關係，它們根本不是真正的提案。

答：我認為我不適合在這種場合評論蘇聯的內部發展問題。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愈加珍視女性的價值，甚至超過男性。在我所了解的國家裡，女性都比男性更堅強，更偉大。男人的性衝動所具有的混亂性和破壞性，與他們頭腦中的理性和秩序感格格不入。在各種文化中，男性都是要麼野性十足，要麼神經兮兮、斯文無能，或者徘徊二者之間。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護生命的延續，使其免受男性魯莽行事、跋扈專制的不良影響，併為知性的審美帶來新的活力與紀律，同時維繫男性與現實之間岌岌可危的紐帶，讓他們回歸現實。

離開的前一天下午，我帶著護照過橋到了對面的德國一側。兩邊的對比讓我震驚，二者的差異比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要顯著，一側是一個遭受過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國家，另一側則是從未經歷過戰爭硝煙的國度。在瑞士這一邊，無論從哪個角度，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都能體會到一種完整性……

只為克服艱難和痛苦而快樂。

斯大林罹患惡疾，不久之後就傳來他病逝的消息。我當然很想知道在這種危急時刻，華盛頓是否會邀請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喚。是波倫給我打的電話，大意是想跟我談談斯大林去世可能導致的形勢變化，並要求我儘快趕往華盛頓。

在演講中我還提到，我們不應該在西歐部署核武器。巴黎的政治家就做出回應，指示諾斯塔德擬訂一個計劃，給他明確提供了在西歐部署核武器的位置。

（愛情最多是一種友誼，一種實際的夥伴關係，由於摻雜了性的因素——性的因素恰恰是非常親密的、暫時的，通常也是不穩定的，因此愛情也就變得複雜起來。）

骰子已經擲下。解決歐洲爭端的事情已經沒人再提了。軍備競賽會無法控制地繼續下去。這些人將會得到他們志在必得的一場戰爭。至於這場戰爭結束之後，這個世界還會剩下什麼，那就由不得人類了。

一到莫斯科，那種充滿挑戰和刺|激的氣氛，馬上讓我興奮起來。我沾沾自喜，因為我能感覺到莫斯科高層內部神秘而細微的變化。很快我就覺察到，蘇聯政權內部至少有一個派系將我的出現視為警報。準確地說，由於他們意識到我的觀點是溫和的，也是趨向調停的，因此難以將我作為一個敵人或者不學無術的人來對待。如果事情到了緊急關頭，我能和當局的人對上話，那將是「真正的」對話，而不是出於禮節的談話或者雙方習以為常的爭吵。此外，華盛頓積極的回應給了我鼓勵，蘇聯的外交使節團對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釋說明。在我看來，莫斯科的同行們還是很重視我的觀點的。長時間在華盛頓受挫之後，這些事情讓我感覺到自己尚有一些影響和能力；我希望能與蘇聯領導人進行一次平靜的交流，從而真正地了解他們的想法。新一屆政府即將就任，這也許會給予我充分的權威和自信向我們現行的政策挑戰，從而找到一種更具有建設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來解決歐洲和蘇聯問題。

這次寫信是想請您務必幫忙轉告馬利克先生（我對他所知甚少），如果最近他能撥冗與我見上一面，心平氣和地聊聊天，從我們雙方政府的角度來考慮，都是有利無弊的。憑藉我的外交經驗，以及對美蘇關係的長期深入了解，您應該相信，如果不是基於極其重要的原因，我也不會提出這樣的請求……

一個女人，年紀越大，越應該隨和，通過服務他人獲得補償，且不應向他人要求太多。

在這樣的旅行中，是什麼讓我如此迷戀孤獨，如此滿足於脫離與外界的聯繫？這對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謎。我知道這是因為神經衰弱症。不過，即便我這樣說了，我仍然感覺到強迫症的影響……沒有人在意。我是為了自己才這樣做的。這是因為對於自己極其渴望的東西，我不會滿足於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下定決心，如果不能擁有全部或者大部分，那麼我就一點兒也不要，我知道這就是像為了榮譽而殉道。弗洛伊德可能會否認神經衰弱症具有遺傳性，不過，我覺得我的父親也有同樣的情況。

有人說里斯講座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點確切無疑。各國政府當然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聞媒體也是如此。

有人問，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角落，可以讓人安靜而體面地生活，那裡的自然環境未曾被人類破壞，那裡的社會環境不會讓你想起霍格斯？

第二，我自己並不相信講座是有效的教學手段。我演講的內容對學生來說並不重要，而且我主要是作為一種特定類型的表演者而受到歡迎；我覺得我們的整個文明都跟教育應當取得的成果相背離。這是一場失敗的戰鬥。最後，在有價值的事情當中，只有成為高層政治顧問，才能做一個真正的教師，而這樣的職位並不歡迎我。

她衣著華麗，身穿一件深藍色或暗紫色的長袍，這是那個時代逝者的傳統服飾。她沉默不語，這也符合她那個時代的情況。她沒認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他事情里，不過，她用神秘的微笑禮貌地回應了我認出她時表達的欣喜和親切之情。此時此刻，在我的世界里，她是我的全部，但我不是她的全部。

如果此刻有一個陌生人在記述我的生活，他可能會說出這樣的話：

在探討了幾個問題之後，我又把話題引向朝鮮。我說，回去之後我仔細思考了我們上次的談話，我能理解蘇聯政府為什麼不願意以這種方式就朝鮮問題表達立場，但我希望他能夠意識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著眼于達成停火的目標，與朝鮮半島上反對我們的各方力量接觸，大量問題就會隨之而來，蘇聯政府一定會對這些問題感興趣，而及時掌握蘇聯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對我們來說很有幫助……我拿其中一個問題舉例：如果中國共產黨軍隊從朝鮮戰場撤退，我們也會陷入困境，誰能向我們保證，他們不會捲土重來，將來再次介入朝鮮問題。

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徵求他個人的意見，但是如果我徵求了，那就意味著美國政府將不得不與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接觸了。

這部劇分為上下兩場，上半場有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從中我感到的只有斯大林時代早期那種卑劣而原始的意識形態……

在這些複雜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無論如何也無法達成諒解或者簽訂協議了。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將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慮到媒體對這次任命的大肆宣傳，加之我先前在那裡工作積累的經驗，以及我在國務院中的地位，當然還有美國大使館在當地的重要性，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論都會激起有心人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即使是針對其他外交官、記者或者訪問者做出的答覆，多數情況下也會被反饋給蘇聯政府；我的言論以及其他表明我觀點的證據都會被蘇聯領導人饒有興趣地反覆咀嚼，也許還會影響到他們的態度。基於這個原因，我想我應該徹底弄清楚我們政府的態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說些什麼，傳遞什麼樣的信息。

整個表演充斥著恐懼，一種被警戒、被隱藏的莫名恐懼。我們這些靜默、謹慎、心神不定的觀眾也和演員們一樣，似乎構成了這幕奇怪景象的一部分。我和瑪麗恩坐在第二排，一語不發，前排坐著兩個身穿東德官員制服的人，他們也一樣默不作聲。演出結束帷幕落下，觀眾還是不發一聲，整個演出大廳聽不見輕聲細語。很明顯，我回到了蘇聯，不過不是今天的蘇聯，而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在這個遙遠的莫斯科保護國里，赫魯曉夫從蘇聯民眾中驅逐出的可怕的詭秘幽靈，在這裏找到了它的避難所。現在它就像斯大林對「沒有信仰的」德國人的詛咒，在這裏遊盪，佔據了東德這片廢墟。

如果我說這裏的政治生活有些「拉丁化」，那也不代表我對拉丁文化取得的偉大成就有所懷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亞跟它的氣候一樣，就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實行民主制度，那麼這種民主會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緒化的民眾建立，再由一個備受歡迎、活躍的英雄式人物來領導。到那個時候，這種政治體制一定會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在強大的教會和傳統的影響下運轉，與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處。但是這種一開始就註定錯誤的結果，一開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麼作用呢？它不像羅馬，後者是從混亂的原始專制政治中誕生出來的、以法律和傳統為框架的民主。這種民主制度，難道不會顛覆我們最基本的政治傳統嗎？如果是這樣，我們這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在嚴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擊，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總統在12月27日表達了委任我為駐莫斯科大使的意向，這照例（想法被當成了行動）立即引發大量信件、電話和採訪請求洶湧而至……

我生病了，當然，是一種頑疾，只不過它表現為一種狀態，而不是一種具體的病症。我決定這一次不再用逃避現實的方式來治療，也不逃到騙人的醫院病床上，躲到護士的保護之下。如果我不能對現實進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讓自己陷入的混亂，包括我承擔的職責，包括漫漫長路上我必須找到的對生命有意義的東西；如果我無法承受這種痛苦，那也就到了該結束生命的時候了。讓該死的傷痛盡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來，就堂而皇之地來吧。也許到那個時候，我們就能在肉體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終達到一種清晰的認知與和諧。寧願如此，我也不要藉助欺騙來自我治愈。

整個中東地區，如果能夠長期聽從西方國家的建議，固然是好事，但如今看來是絕無可能的。一旦對他們放手不管，只會產生兩種後果：他們可能繼續沉溺於怨恨和憤怒之中，隨著美國不再繼續關照他們，也不再滿足他們的自尊心，這種情緒會變得愈發強烈，最後他們會感到絕望，或陷入內鬥當中；他們也可能屈服於蘇聯的勢力，部分或者全部放棄自己的決定權。如果是後者，這些地區頂多成為一個準蘇維埃政權，而不大可能完全由蘇聯佔領，因為這完全沒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除非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無論哪種情形，只要我們能默默地、堅定地並及時地守住那些對我們至關重要的地區，我們的根本利益就不會受到影響。因為英國佔領著阿巴丹島，我根本不用擔心伊朗其他地方出現問題……同樣，如果我們和英國能夠以最大的決心鞏固自己在蘇伊士的地位，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我們自己，又有誰會來主動挑釁呢？莫斯科嗎？也許吧，但除非是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當地人嗎？我們的軍費每年都要花上三四百億美元，儘管此刻面臨著朝鮮戰爭以及其他緊迫的任務，但我們難道就無法處理一個以色列軍隊在幾年前就輕鬆解決的軍事問題嗎？毫無疑問，跟我們一年所耗費的人力物力相比，以色列在解決問題時投入的人員和裝備是微不足道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執著于先前的論點呢？……

我認為莫斯科之所以讓目前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是想跟我們討價還價，逼迫我們犧牲英法的利益來換取中東地區的和平。我覺得我們有可能會妥協，因為華盛頓的當權者中沒有一個人關心英法的利益，也沒有一個人認識到它們與我們的利益休戚相關。

整個上午和午餐時間都是在美國歷史協會的會議上度過的，會議地點在五月花酒店。長長的主廊里擠滿了與會的歷史學家，空氣異常糟糕（在其他方面以講究衛生為傲的同胞們，你們什麼時候才能養成通風的好習慣？）……（在華盛頓）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被允許重返故地的幽靈，在人群中孤獨地來回穿行，無人留意。

3. 我認為這個回答足以表明，蘇聯方面已經對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施加了壓力，表明其願意接受停火協議。但我們不應該就此推斷，蘇聯在這件事上的立場一定是善意的、真誠的或合作的。他們會盡其所能地製造麻煩，而且有可能提出過分和可笑的要求。然而，從蘇聯的答覆中可以看出，在我方的堅持和努力之下，最終很有可能由他們來制定停火協議，要知道我們為此付出的勇氣和耐心可比當初決定在柏林封鎖期間實施援助時少多了。

有下列兩種可能：

目前波蘭這種不平衡的形勢，是希特勒時代的恐怖記憶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儘管如此，我還是不禁感到非常困惑。從長遠角度來說，就與蘇聯人的關係而言，波蘭人如果與德國人保持更親密的關係更有可能過上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告訴他們這些……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參加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並在一個小組會議上遞交了我的討論稿。會議主題為「歷史與外交」，議題很寬泛，也非常空洞。會議地點選在主廳，出席者有幾百人。這一次，會場內的通風情況還算過得去。我的議題是外交官所青睞的政治哲學，外交官們懷疑政府的啟蒙教育和公正無私，不願意看到國內政治競爭的局面。雖然有幾個段落是很嚴肅的，但我並沒有想要全篇演講都那麼嚴肅，而且我也特意懇請到場的記者在報道中點明我的演講是輕鬆活潑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紐約時報》根本沒做到這一點，該報節選的內容給人一種奇怪、痛苦和絕望的感覺）。

我到底還是要面對現實，畢竟我的對手佔了上風。是他們的思想而非我的思想在指導著絕大多數同胞。跟極少數對我的觀點仍感興趣的人探討問題還有什麼意義嗎？不過，他們的確對我還有所期待，毫無疑問我不應該辜負他們的這份期待。即使我想要保持沉默，是不是也應該至少把理由講清楚？……

【在姐姐珍妮特·凱南·霍奇基斯的陪同下，凱南遠赴父母墳前祭拜。】

然而，我的到來並不受莫斯科領導層中某些人的歡迎，他們很快就採取了自我保護措施。我到達莫斯科后，當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風暴，這不禁讓我感覺到，他們這樣做主要是給蘇聯各界，尤其是知識界一個警告：不要與我接觸。7月初，一個男人來到我的辦公室，直到最近，他都還是外交部的要員。當時他提出了一些極其野蠻邪惡的建議，簡直讓我懷疑這是一次無比愚蠢的挑釁或一場精心策劃的侮辱。不管屬於哪一種，這都是一個凶兆，表明在蘇維埃政權中的某個地方，我已然成為他們仇視的對象。而很顯然，「某個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機構的一部分。

……我到達柏林是6月17日——東德工人起義的七周年紀念日，東德政府在廢墟中建立起來。傍晚，我參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廳廣場舉行的大型紀念活動。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這個廣場。那時候，這裏還是一個市場。我的窗子正對著貨攤的帆布棚，當時這裡是柏林一路雙層巴士的終點站，整晚都能聽到汽車馬達的嗒嗒聲，巴士在等待著返回城裡的居民區。當年我住的那間公寓樓已經不復存在，在轟炸中毀掉了，那時的一切也都隨之煙消雲散，甚至坐在四樓窗前那個充滿渴望、緊張、迷惘的二十四歲男孩也一併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個五十六歲灰發老人愚蠢的習慣和記憶……

我在講座中曾經評論說，試圖就全面徹底裁軍達成協議的努力純屬浪費時間。但是，針對裁軍問題，重啟談判的大部分會談已經提上了日程。

我在思考，今後如何處理自己與馬上重返其中的美國社會的關係。我認真甚至有些決絕地認為，與其撇清關係似乎非常合理，這不是因為我不被人欣賞，有一部分公眾還是非常欣賞我的。但是他們無法理解這種疏離感的強烈程度，無法理解我疏遠他們那種生活的決絕態度。真正執掌大權的那些人——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大亨、經營老虎機的人和政客——我在他們當中沒有影響力，以後也不見得會有。

第二天，3月17日，我去了普林斯頓，逗留兩天，找機會詢問了幾位朋友的意見。除了一個朋友以外，大家都認為我應該把這件事情敲定下來，而不要同意借調到中情局，這會讓事情更加複雜。我越是琢磨，越覺得他們說得有道理。

加利福尼亞生活更重要的特徵，也是最觸動我的特徵，就是那裡的人們缺少社會壓力和精神壓力。他們的觀念和習慣是一致的，環境與利益是一致的，地區形勢長期穩定，新舊事物混雜一起。在我看來，這種「千篇一律」就像一隻強壓在理性思維上的大手，甚至也壓在這個地方的感性思維上，因為只有通過不斷調和異議和分歧，才會產生真正的創新。觀念與習慣的一致性，標志著加利福尼亞的頑疾根本無法治愈。

我走進一家藥房，但馬上意識到還沒吃午飯，應該先吃些東西。冷飲櫃檯上又濕又臟，沒有服務員。一個男人正在用寬大的拖布清理地上的垃圾，我站在那裡等著，當他把一堆紙杯、玻璃紙封皮和煙頭掃到我腳下的時候，我決定什麼也不吃了，直接回旅館。

當晚，我回到農場。

【朝鮮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請凱南嘗試與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各布·馬利克（Jacob Malik）通過非正式渠道溝通。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外交家，凱南對會談和行動做了詳細的記錄。他保留著收發信件的副本和備忘錄，並在日記中摘錄了最重要的內容。

到退休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五十歲的男人，到了這個年紀，生活中沒什麼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沒有理由再去吝嗇自己。除了孩子們，勞動是唯一的寄託。就算你為了孩子們犧牲了自己，他們也未必真心感謝你。他們寧願你有所作為，不過這種作為與聲望或者名氣無關。除非是一個極其謙卑的人，否則一個無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兒子面前一定會感到羞愧。那也許是最好的也是最聰明的選擇——做一個極其謙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只要內部權力成為你爭我奪的對象，政府的執政過程就會誤入歧途，並充斥著自我中心、個人野心、謊言、虛偽和謬誤。要根據大眾需求，選用身在政府之外、不樂意參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擺脫權力鬥爭的重荷。但是這一點很難做到，永遠無法完全實現，就算一個人能夠拒絕權力的腐蝕，他也不得不跟爭權奪利的人打交道，這一點無法避免。

在美國，東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歐洲人看美國人一樣。在我們東部人看來，西部人呆板、傲慢、膚淺、粗魯、乏味，這跟歐洲人對美國人的印象簡直一模一樣。

1952年5月，凱南作為新任駐蘇聯大使到達莫斯科。莫斯科街頭到處張貼著惡毒的反美宣傳海報，氣憤的凱南親手一張張將它們撕扯下來。蘇聯採用種種限制措施將他以及其他外國人與蘇聯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隔離開來，這種做法令凱南氣憤難當。再加上杜魯門政府遲遲不與蘇聯就朝鮮、德國以及核軍備競賽等一系列緊急問題展開談判，凱南感到極度灰心。

我問他對美國與南斯拉夫關係的現狀是否滿意，他說一切順利。他對美國政策做出的唯一批評是，美國人經常在對外援助計劃上自相矛盾，先是制定慷慨的計劃，然後又因為微不足道的限制和要求而損害它們。

去挪威避暑後來成了凱南一家人延續數十年的傳統。即使在度假期間，喬治也總是忙於閱讀，或者在外工作。】

【9月的大部分時間，凱南是在歐洲度過的，安娜莉絲一個人留在普林斯頓。在巴塞爾附近，凱南參加了一個關於政治哲學的研討會，會議由法國著名知識分子雷蒙·阿隆主持。在漢堡，凱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時代周報》的編輯瑪麗恩·多恩霍夫。凱南欽慕她的貴族血統、反抗納粹的決心，以及蘇聯紅軍進抵東德時騎馬逃離的勇氣。凱南在英國廣播公司發表演說，然後又在牛津參加了一場有關北約形勢的學術會議。歐洲之行讓凱南有時間去記錄前幾個月發生的事件，包括拜訪埃夫里爾·哈里曼、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以及大衛·萊斯曼（David Riesman）。】

母親的旁邊是我的父親，科蘇特·肯特·凱南。感謝上帝，他們肩並肩地躺在一起；他們是一對真正的夫妻，共同經歷了艱難、困窘和痛苦的生活——家庭的差異、社會出身的差距——但他們對彼此充滿了真正的愛，也共同遵守著對彼此的承諾。

起初，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不要以任何形式與這些政權結成軍事聯盟……這樣做的原因無非是考慮：這些國家的領土是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了確保大西洋地區的安全，我們需要在這些國家建立哪些設施，獲取哪些特權？我完全同意這種考慮的正確性，但我必須指出，這個問題與是否要與當地政權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或是否需要討對方歡心完全是兩碼事。如今為了繼續保有這些設施和我們的特殊地位，唯一可以利用的優勢就是軍事力量，以及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和勇氣。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優勢。尤其是不要妄想去激發這些可怕人物的慈悲之心，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只對當地的政治領導權感興趣，他們為了裝點自己的政治家風範，搞出了種種離奇的政治框架，那樣子就好像一隻僵硬的稻草人身上罩了一件破舊的大禮服。

很難用語言來形容華沙人。他們看起來比較溫和，衣著整潔，相對蘇聯人來說，他們看起來更像西方人。他們的所言所行都非常隨意，平淡無奇。我們知道他們享受著普通蘇聯人所沒有的言論自由。民眾沒有絲毫恐懼之感，當然他們本質上就不是奴顏婢膝的民族。

凱南完成《蘇美關係，1917～1920》第二卷的同時，寫了一些演講稿和隨筆，還就會見民主黨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蘇伊士和匈牙利危機，以及艾森豪威爾再次當選總統的意義做了一番思考。

3. 至於我自己，我可以在歐洲生活，也可以在美國生活。從我的經驗來看，無論在哪裡，我都會是個特立獨行的人。

6. 如果我去歐洲生活，那麼退休金就沒法保證。理論上，我永遠都有可能被叫回駐外事務處工作，這一點很恐怖。如果這一天來臨了，而我人在歐洲，該怎麼辦？不管我怎麼做，退休金都有可能保不住。我沒有理由去要求美國政府對一名退休的職員遵守承諾。政府正迅速地沾染極權主義的嗜好，站在當前盛行的意識形態立場判斷這類事情。

1. 事實證明，在「解放」、向聯合國大多數國家求援以及與新國家培養感情等幾個方面，我的擔心和警告是非常正確的，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答：我還沒找到機會請求斯大林主席接見我。

【凱南去探望姐姐珍妮特·凱南·霍奇基斯和她的丈夫尤金，他們住在海蘭帕克。】

然而，這種有益的事情我們做得太少。迄今為止，我看我們做得最多的就是火上澆油。困擾我們絕大多數亞洲朋友的問題實際上是地位問題，他們強烈的自卑感，以及對我們的富有和相對安全穩定的嫉妒，越發強化了這種困擾。任何使相信他們我們也有弱點、也會躊躇或者對他們有所依賴的東西，都會滿足他們的自尊心，讓他們感覺自己很重要，也更強化了他們之前的偏見。我們的支持、讓步和慷慨，永遠滿足不了他們的貪慾。這些人無限度地索取我們的援助物資，也無限度地索取我們的仁慈。我們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最後卻沒有贏得他們的絲毫善意。相反，我們的支持和善意，通常被當作一種證據，證明我們的軟弱，我們的依賴，我們的恥辱，證明那些從愚蠢的美國佬那兒撈到好處的人是何等聰明。在我看來，我們給予個別政府的援助所帶來的最主要的心理效應就是，不但讓那個世界的人民確信我們是白種人和帝國主義者，還讓他們確信我們愚蠢，我們靠不住，我們軟弱，以及我們明顯正在走向歷史的失敗，進而讓他們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重要……

今天，給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的約翰·博多牧師（John Bodo）寫信，告訴他我願意去參加會議，並希望被接納為教會成員，另附如下內容：

到1960年為止，一直拒絕任命凱南擔任高級職務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即將到屆。凱南不斷提醒自己，即便對民主黨政府來說，他也算得上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儘管如此，他還是無法壓抑謀求再次任職政府的渴望。他才五十六歲，他相信自己的外交嗅覺還是很靈敏的。1958年，約翰·肯尼迪議員不顧艾奇遜對里斯講座的嚴厲批評，讚揚凱南點出了「正確的問題」。1960年，凱南打破暑期赴挪威度假的傳統，去拜訪了冷戰的兩個熱點地區——柏林和貝爾格萊德。回來之後，他就給時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肯尼迪發了一封八頁的長信，談論如何復興美國的外交政策。肯尼迪回了信，他於11月的總統大選中險勝，但直到兩個月之後才約見凱南，那時的凱南正打算放棄希望。

【從6月末到9月初，凱南一家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度假。他們和安娜莉絲的家人在半島上都有避暑別墅，從別墅可以俯瞰一道峽灣。7月末到8月初，凱南中斷假期，到國務院忠誠調查委員會為他的朋友、中國問題專家小約翰·佩頓·戴維斯作證。

今天是母親逝世五十一周年紀念日。早晨，我起床開始為新的一天做準備時，心情歡快起來hｔtｐs://read•9９csｗ.cｏm，全身舒暢。我開始想象，媽媽一定就在我身邊，並且會陪伴我一整天。我也知道，她一定也希望我這樣生活：在她的愛和寬恕之下，我能夠從容淡定，慈悲優雅，高貴體面，悠閑自在，不用過去的失敗折磨自己，也不為目前的處境憂心忡忡。

【下文的最後兩句話暗示，凱南雖然對美國政府充滿抱怨，但他依然熱切地希望回到那裡工作。】

當將來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在這些道路的殘跡邊踟躕，他們或許想知道，在森林中開闢這些道路的統治者是多麼浪費，多麼專橫無情地壓榨著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們發現，這一切並非為某個人，而是為機器並由機器完成的，他們會是多麼驚訝。在「方便自己」的信念下，人們對機器表現出了永不會對同類表現的服從，這令人震驚。美利堅帝國的第一條法律將這樣書寫：無論哪裡需要內燃機，不管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們都應該讓行。

兩點十五分，我離開華盛頓返回農場。高溫毫不留情地烘烤著這個城市。儘管有兩三萬人堅守著工作崗位，但政府辦公大樓周圍的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人。停車場內有一個黑人正在值班，他光著膀子，汗流浹背，抱怨這鬼天氣。我開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過馬上就轉向威斯康星大道，駛上240號公路，然後又上了27號公路開往農場。早些年，我們經常走這條路線，往返于華盛頓和農場之間。途中路過很多地方，我意識到，在過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對我有著或曾經有過特殊的意義：這裏曾經有一個男人修建的新擠奶廠（不過現在看上去破舊荒涼，似乎主人的理想在這裏化成了泡影）；在路邊的田地里，我們曾經向正在收割莊稼的農民打聽糧食的產量，結果發現那其實是艾草（當時我們駕著羅尼·艾倫的新別克車旅行，他開得很慢，時速還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過得很快，現在羅尼已經不在了）；還有我和格蕾絲開車爆胎的地方（那時候這裡有一個磚砌的小學校，就在小樹林里。現在小學校變成了一個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窩點的地方，人們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邊的小樹林里）；這裏的房子曾經被掀開屋頂；這裏的風景是那麼優美；就在這裏，他們用推土機清除了一切，開起了水泥攪拌站……再後來這裏變得比較漂亮。所有這些對我來說都有特殊的意義，這其實很愚蠢。我對它們來說什麼都不是，它們也不知道自己對於我的意義。也許它們本來就沒有意義。總之，現在的它們對於我來說，再也不可能有什麼意義了。現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識到它們的虛無、它們的冷漠。可是上帝啊，這個世界是陰暗的，也是充滿敵意的。此刻，它正經歷著高溫的折磨。

今天早晨，我聽到一個美國女人的聲音……我突然意識到，在國外的這段經歷讓我深深愛上了我的同胞。他們曾經遭受挫折，曾經灰心失望，在我的童年時代，他們註定要承受前所未有的恐懼和苦痛，或許註定要遠離世界歷史的舞台，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保有謙虛、坦誠和樂於助人的品質，沒有這些品質，這個世界會更加悲慘。

9. 總之，我解決經濟困境的方法與家庭利益之間存在著根本衝突，前者要求生活極度儉樸，最大限度地減少開支；而後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地消費。

皰疹頑疾反覆發作，疼痛難忍，是最讓我感到困擾的疾病。每年都要發作幾次，給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痛苦。每次發作，我感覺整個世界都變得黑暗和悲哀起來。

凱南仍然在試圖調和公共活動與學術研究之間的矛盾，這種努力讓他感到痛苦。柏林危機也令他沮喪，他認為這將使核戰爭一觸即發。在他看來，如果實施了他於1957年提出的「脫離接觸」政策，這場危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一回到牛津，我就發現自己對這裏充滿了厭惡……我問自己，為什麼在這裏不像在普林斯頓那樣快樂。這裏的人對我都很友好、很熱情，更何況我在普林斯頓也只能算是一個過客。除了一圈好友之外，我在普林斯頓也沒有什麼親戚。我憎恨當代美國生活的絕大部分外在表現，但是，普林斯頓有花園；我可以在戶外工作；我可以偶爾去農場看看；孩子們可以無拘無束地在外面玩耍，不必過多考慮提前安排他們與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問題；房子溫暖，寬敞，舒適；一切看起來給人極大的空間感和自由感；在那裡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普林斯頓，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抗爭，不過這些抗爭似乎也讓人感到身心愉快，感到生活多姿多彩，感到人生充滿希望；但是在牛津，所有的事都是老習慣，這些老習慣就像牆上的石頭那樣令人生畏、不容置疑、冷峻刻板、缺乏想象。

埃里希·弗洛姆、諾曼·托馬斯和大衛·萊斯曼來訪，希望就一些政治問題聽聽我的見解。這次訪問由萊斯曼發起，主要是為了探討意識形態問題。弗洛姆為一個新成立的社會主義黨派起草了一份綱領，我們將它作為討論的基礎。

拉德克利夫畢業典禮……我的演講似乎很受歡迎，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講中，我對以約瑟夫·艾爾索普先生為首所倡導的有關原子彈的觀點表達了反對意見。當畢業典禮隊伍走進禮堂的時候，我高興地看到艾爾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學院院長在家裡準備了豐盛的自助餐。喬也參加了，說我的演講是「人身攻擊」，實際上眾人的關注倒是讓他很得意。

《蘇美關係》第二卷中有關早期歷史的部分尚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初稿大概已經完成一半），但又經常忍不住想參与時下熱點問題的討論，因此我常常糾纏于兩者之間。昨晚，總統發表了有關和平問題的競選演說，聽罷我恨不得發一則聲明公開聲討。他說：「我們見證了世界上廣大地區的人民通過鬥爭獲得自由——擺脫外國的統治獲得自由，擺脫國內的貧困獲得自由。」他隻字未提擺脫國內的獨裁者獲得自由。他說共產主義世界的野心已經表現為新的形式、新的政治手段，叫作「通過選票而不是刺刀來獲取勝利」。簡直是胡說八道。通過「刺刀」是什麼意思？在這裏他混淆了警察和軍隊。通過「選票」又是什麼意思？「選票」對中東有什麼意義可言嗎？他說我們的核武器是為了「挽救和保衛我們的自由而研發」的。這可真是荒謬可笑的誤導。我們的人民從核力量的使用中獲得了什麼利益？核武器能為人民解決什麼燃眉之急？一個人怎麼可能對這些對事實的曲解濫用置之不理？看來民主黨陣營實在是沒有人能站出來質疑這些了。

【凱南到馬薩諸塞州旅行，並在拉德克利夫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凱南的女兒格蕾絲畢業於這所學校。】

【凱南夫婦在歐洲大陸度過聖誕假期。】

也許吧，也許。但這個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在提醒著你，人類要不時地提升自己的尊嚴，提高無限的創造力。我在這種創造的環境中生活得太久了，沒有辦法輕而易舉地將它忘記。

未能在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得到一個高級職位，這件事一直折磨著凱南。這不僅讓他感到屈辱，同時也直接影響到他的生計，如何供養這個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決的難題。克里斯托弗才六歲，溫迪剛剛三歲。凱南決定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任職，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暫時的，在此期間他完成了探討早期美蘇關係的《俄國退出戰爭》第一卷。

5月22日，星期二，我給O（國務卿艾奇遜）打電話，告訴他我已經開始活動。我建議他挑選幾位最得力的助手，馬上坐下來研究討論，主要議題為大致哪些方面便於交流，易於取得成果，哪些方面最好避而不談，然後將結論發送給我。我解釋說，我僅以個人身份單獨與對方交談，不會涉及任何人的承諾。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提前讓我知道什麼話題適合提起，什麼話題應該迴避。他說他們正準備去做這項工作。我說，應該有人——也許F可以，做好準備隨時來普林斯頓見我，給我帶些消息，也希望他能把相關事件簡要彙報一下，這樣我能對各種事態的發展做到心中有數，比如巴黎談判或日本的和平條約，這可能都會對會談產生影響。我相信X（馬利克大使）如果同意跟我會面，一定會簡要地聊起這些事情，我應該也一樣……

我們在西方的存在有價值嗎？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真像卡斯汀所說的那樣，現在輪到俄羅斯人來教我們「可以怎樣被統治、應該怎樣被統治」了嗎？我無法相信。事實是，一旦遭受物質豐富這一使人衰朽的風潮的襲擊，俄國人就會變得和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還要無能。他們的社會主義政策有潛在的優勢，同時也有一些實打實的劣勢。我們可以推行高效的國內經濟計劃以避免無意義的浪費，比如廣告宣傳，以及為了促進銷售而故意生產使用年限較短的產品所造成的浪費，但是總體來說，無論美國和古老的歐洲需要多大的新鮮刺|激，需要增添什麼樣的活力，都輪不到蘇聯來拯救。就算美國和歐洲需要拯救，那也只應該靠來自內部的推動力。蘇聯的成功對西方文明來說，一如蠻族入侵羅馬一樣：可能在某個地方埋下了另一種文明的種子，這種文明註定在幾百年後會發展成熟，但他們自身當時未必是更先進的文明。

下午，我回到農場。第二天下午，傑克遜的辦公室打來電話，說周五他有些事情想與我面談，於是我在3月12日（星期四）又來到華盛頓，並在第二天上午拜訪了傑克遜。

我必須牢記，想得太遠對自己沒好處。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必須讓勝利的那一天來得從容不迫。如果最終它沒有來臨——如果我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那麼我必須相信，我贏得了今天；我必須對自己說：明天就會好過一些的。

【為了繼續完成歷史研究，凱南乘飛機和公共汽車到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調研。】

可怕的噩夢把我驚醒，認真思考這噩夢的內涵，我想它是不是在暗示我：打消所有的念頭。後來，經過冷靜思考，我漸漸明白過來，人的潛意識有時跟歷史的作用一樣，往往多年之後才能得到驗證。我甚至想對夢境里的暗示鞠一個躬，也想對潛意識說：你是對的，你是無可辯駁的，我會打消所有疑慮跟隨你。但是，我發現這樣沒有用。要是有用的話，十年前就發揮作用了，而不是今天。在我這個年齡，這樣的想法是多麼危險，它是控制我們內心的最強大或者說幾乎最強大的（是否最強大還有待觀察）力量。

他的答覆表達了如下的立場：

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待在五角大樓，探究羅賓斯的軍事情報記錄，那裡的記錄不算多。中午跟一名高級軍官共進午餐，他問了我一些關於蘇聯的問題。我忍不住驚訝，過去在政府中遭遇的全部挫折幾乎已被我遺忘了，如今竟然這麼快就又重上心頭：我沒有能力讓別人理解我的想法。即便你讓一個人理解了，還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等著你，你只能用睿智和切實的行動來取得他們的理解，這種不爭的現實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說明或者辯解，而是教育。我說的教育是指，一個人一旦接受了這種教育，就會變得不再像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美國人，而是能夠與他的同胞有所差別。我們永遠無法變得睿智、無法掌控外交關係，就是因為我們缺乏這種基本的素質，缺乏對歷史、對人性的理解。要做美國人，就不要相信這些道理；了解了這些道理，你就已經不是美國人。

我應該以一種輕鬆的心情期待著再次出任大使。其實，這隻是一個人在這種年代從事的一種職業，僅此而已，真的不是你期待的，也不是你需要的。

加利福尼亞讓我想起美國新教徒心中的天堂：永遠有一堆初來乍到的人；他們會遇到很多朋友，但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成為朋友；人們會花大量時間慶祝身在此地；沒有人會發一丁點兒牢騷；新來者會感到些許的不安，因為他們意識到惡魔既已驅逐，美德正被讚頌，未來生活未免會過於平淡。

自二戰以來，成人世界便成了一個悲哀的世界，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了領袖，沒有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當研究所的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提出給予凱南長期職位時，研究所有十三人贊同、五人反對。反對者主要是一些數學家，理由是凱南缺少高等學歷，還參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評論也對他褒貶不一。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寫文章說儘管凱南聲名顯赫，但「他的思維方式不像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他會慢慢地「不再是個客觀的歷史學家，而變成一個辯論家，用1917年時的狀況，來分析1950年的事情」。這種論調引起了康奈爾大學西奧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人」能夠像凱南「那麼仁慈」，他尤其讚許凱南作為一個男人所具有的「強烈的道德感和作為公民的責任感」。雖然凱南並不知曉這些評價，在工作上也恪盡職守，但依然對關於他的這種爭議保持警覺。後來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國退出戰爭》以及後來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驚的細節」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們批評他膚淺。

今天的報紙報道了最離奇的新聞，斯大林給日本人民發去了新年賀電。報紙沒有刊發全文，但很明顯賀電有著特殊的意義，其直接的目的在於攻擊美國，將日本人民目前的處境與二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蘇聯地區相提並論。一個人這樣做對比的時候，他的腦海中肯定裝著一大堆事情，包括蘇聯政府對日本和平條約中某些條款的明顯不滿，日本共產黨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之間的敵對狀態，以及由於我們全力介入朝鮮半島局勢，而導致目前日本列島上的兵力空虛，所有這些一定充斥在斯大林的腦海之中。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在目前這個關鍵時期，日本的局勢對克里姆林宮來說至關重要。

我想我應該補充一點，交談期間他三番五次把話題轉向中國共產黨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說起他們是如何敏感，我們又如何冒犯了他們等問題。我認為幾乎沒有必要去描述我對這些指責的回答。我對他說，我認為低估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相信十年來我們對這個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一直保持著善意，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忘記了過去的事情。他頻繁挑起這個話題並強調其重要性，讓我強烈地感覺到，為了維護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蘇聯政府感覺自己應該避免討論朝鮮停火協議的問題。

昨晚，在英國雜誌《視野》（Horizon）上讀到了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文章《美國作家的現狀》（「The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Writer」），非常精彩。作者詳細論述了在美國，由於缺少一個文學團體，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作家，都處在深深的孤獨之中，處在成功帶來的單調而危險的影響當中。通常一部文學作品獲得成功，「功績並不在於作品真正的質量」。

他的反駁是，美國經常刺|激蘇聯的神經，還抱怨說美國聲稱與蘇聯達成一致意見的聲明毫無價值。我說這取決於協議的內容，要符合雙方的利益。我說我相信他已經意識到，面對協議，可能會出現各種態度，即便在共產主義世界也是如此。我提醒他，列寧曾經對一個內心充滿彷徨的黨員同志說過的話，那位同志譴責《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說他希望蘇聯方面不要遵守這一條約。我記得列寧是這樣回答的：「你以為我們是什麼人？這個條約我們已經違背了四十次了！」

腦子裡全是關於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亞的事。要嘲笑這裏很容易，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經這麼做了，但是這種嘲笑是愚蠢的，因為它只是自我譴責的一種方式。他們都是普通的人，有幾百萬之多，是奇迹把他們帶到這裏來，又把他們牢牢地束縛在這裏，逐漸滋生的焦慮讓他們變得自負而保守。作為人類，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當我們打算嘲笑他們的時候，儘管我們彷彿是局外人，但其實真正愚蠢的是我們自己。

文明的生活就是與人的本性妥協。

母親已經去世五十五年了，如今我該如何解釋這種感覺呢？我不知道。此外，我想起兩三年前，有一天我把車停在劍橋大道上，坐在車裡凝視著路邊的老房子，突然間我產生了一種不真實感，這段時間的生活就像是一個很快便會被遺忘的悠長午後，而更重要的事情即將發生……

4. 過去積累下來的東西，沒有一樣將來能派上用場。一切都在中途夭折了：語言、知識分子的趣味、認識的人，都沒形成一個整體，就像一個堆砌雜碎物件兒的博物館，也像一桌殘羹冷炙。總之，其價值隨著時間呈幾何級數下降。

請容許我誇張地形容一下。在這裏，你很容易看到，當一個人在政治和需求上獲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況下才能獲得）滿足時，他在很多方面會表現得像一個孩子：喜歡玩樂、喜怒無常、缺乏理智、不愛思考、以自我為中心；只關注俊美的外表和發達的肌肉；行事魯莽、行為放肆，通過盲目追隨某種潮流來維繫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但是，他們並不快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加利福尼亞及其所代表的美國生活方式，還都處在童年時代，無法做出成熟的承諾，能承諾的只有不斷加深對童年世界的認知。當清算和苦難的日子來臨時，我想他一定會像孩子群中最殘忍無情的孩子一樣，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別人；而其他人畢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會被奴役。在這種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發展的坎坷歷程中艱難構築起來的價值觀突然之間就被丟棄了。

我只碰到一位信奉共產主義的波蘭人，是個女人。她是這裏不常見的那種人：一個真正的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這也意味著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個頗有勇氣的人。她既不了解共產主義世界，也不了解非共產主義世界。我對她充滿同情，儘可能在這個充滿謬誤、無情專制的壓抑世界里，給她營造一些樂觀的有希望的氛圍。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充滿壓迫的古板制度下，一個人很難找到生活的樂趣。不管怎樣，她是一個例外，與其他共產主義者相比，她像是狼群中的一隻羊，等待她的註定是一種幻滅、一場悲劇。從個性上看，相對那個蘇聯女導遊來說，她更有個性、更加可親，那個女導遊完全忽略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特質，毫無個人風格，總是像鸚鵡學舌，一副正經凜然的樣子。

這重要嗎？我還應該為戰爭是成功還是失敗而煩惱嗎？我難道不應該堅持原則地戰鬥嗎？當然應該。可是，去哪裡戰鬥？怎樣戰鬥？如果失敗已經註定，如果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微薄之力暫緩這種趨勢——我應該怎樣選擇自己在戰鬥中的位置呢？我難道不應該選擇一個純潔、清凈、沒受過任何污染的地方作為自己的舞台，開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嗎？當然，那個地方絕不是政府，因為那裡的大部分環境早已受到侵染。

現在遊戲已經開始，輸贏尚難預料。如果我們繼續挺進朝鮮，而不是積極促成停火的話，我擔心蘇聯方面除了親自介入之外別無選擇。我給你寫這封信，也就是想陳述一下我的真實想法。當然，我承認這些想法是出自於直覺，沒有「情報」的支持。在朝鮮戰爭中，克里姆林宮的沉默和小心翼翼的不干涉態度背後，可能隱藏著最極端的決定。如果朝鮮停火協議最終流產，蘇聯的行動可能比我們預想中來得更快。這種行動不一定以馬上介入朝鮮的形式體現出來；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牽制我們的精力，比如重新在柏林製造麻煩，或者利用伊朗的局勢，這兩種可能性最大。不過直覺告訴我，如果朝鮮戰爭不立刻停止，我們將會陷入麻煩之中。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之前我是懷著質疑勉強同意加入傑克遜委員會（總統的國際情報活動委員會）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屆政府研究心理戰。現在，我只能以級別較低的工作人員身份為政府提供建議。面對這種情況，我想我最好請求官方正式明確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時再次請求公布有關我未來職務的信息……

進城的路上經過森林之家墓地。我們在那裡停下來，準備去凱南家族的墓地祭拜。我們不知道他們埋在哪裡，但我和姐姐一度都感覺已經非常近了。我下車開始步行，內心迷茫而激動，我有點兒不知所措，穿行於墓石之間，就像一個迷路的孩子（爸爸，爸爸，你在哪兒？），彷彿找不到他們，我們就會永遠失散分離一樣。

【提到U-2危機】關於我的生活，除了徹底的悲觀之外，我無話可說。最糟糕的是，你必定會對美國的公眾輿論感到失望。對我來說，這起事件的教訓是，無論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只要是與莫斯科這樣不得人心的對手博弈，哪怕是進行激烈的辯論和爭吵，美國的公眾也都會表示贊成，似乎對蘇政策就該如此。美國人的無知讓人震驚。人們堅定地認為我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除了幾個無名的歷史學家之外）沒有人願意問難將我們捲入對西班牙戰爭（1898年美西戰爭）的那些政策。二戰之後，我們的對蘇政策備受責難，因為這些政策牽涉到與另一個國家的友好關係，但是從來沒有人嚴肅思考過讓我們捲入對日戰爭的一系列政策，因為一旦訴諸戰爭，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國「敵人」。顯而易見的是，在戰爭關係中敵人當然被認為是完全錯誤的，他們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們完全錯誤，我們作為他們的對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確的。這還有什麼需要重新審視的？

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來，甚至連過去的事情都忘掉了。這段時間，我任由寂寞和頹廢自由生長，過去一幕幕生活的變化，讓我感到重新開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我就像契訶夫小說里的男主人公，由於打賭輸了，不得不把自己三十年的光陰奉獻給朋友的圖書館。三十年過去了，他已經沒有走出圖書館的慾望，於是繼續在那裡了卻餘生。眼前的一切對我來說已經顯得不真實，我甚至理解了蘇聯大清洗中那些逝去的靈魂，以及他們在監獄里的懺悔和告白。我逐漸感覺到，杜勒斯先生解僱我是明智之舉。作為一名官員，我已經沒有利用價值，在國務院更是毫無用處。如果說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我的話，那可能就是在一線，做個使團團長，但那已經不是為了工作，而是我的能力僅限於此。

如果沒有三萬元的收入這個問題，那我想去做什麼？我猜我會做一個隱士或者美學家。去蘇格蘭的西海岸生活，旅行，閱讀，看人類之手創造出的美景。結果又如何？也許看見它就足夠了，接受這一切，生活其中。或許有一天，我也會有自己的生活。還有什麼值得去做的呢？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的十三年裡我不時地公開發表演講，探討蘇聯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比如，1947年我曾經提出反對戰爭時期的親蘇政策，當時贏得了一片掌聲，大家都贊同我的看法。我說在面對蘇聯這樣的大國時我們要堅強，大家基本也都同意這個觀點。我們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是，實際上，這種蜜月期已經結束了。當我大胆地提出研製氫彈或許並非增強實力的最好方法時，大眾充滿了疑惑。當我質疑蘇聯人是否真有攻擊我們的意圖時，當我敦促大家去思考我們發展核武器並不能威懾蘇聯，我們不該將其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而應將其淡化為爭取和解的政策背景時，人們對我表達了巨大的、長久的不信任。當我提出蘇聯的一些做法是對我們的所作所為的回應時，人們以為我瘋了。最後，當我提出我們應當致力磋商從歐洲和遠東大規模撤軍時，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不知道這是不是死亡即將來臨的跡象，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它一直距離我如此遙遠，而現在它已經逐漸靠近了。

出席【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為德國國防部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舉行的晚宴。施特勞斯先生是個討人喜歡的年輕人，極富魅力，開朗樂觀，精明強幹。他長著一張胖乎乎的臉蛋，強壯但不臃腫。儘管在演講中他不得不重複其政府的政治路線，但在回答提問時他顯得坦率而嫻熟。我認為他是真心相信演講中表達的一個觀點，即現在讓德國的軍事力量脫離北約框架是不可想象的，這樣做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親愛的察拉普金：

突然間，我理解了中央車站投入使用的這個小工具的意義：這是一個自動的行李搬運工具，一個行李小推車，只能在月台內付費使用。機器設有感應系統，只要投入二十五美分，就可以使用；旅客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後推著它到計程車站；車站旁邊有一個小推車存放點；如果旅客把用完的小推車存放回去，它就會彈出十美分，作為正確歸還小推車的獎勵。這種創新讓人欽佩和讚賞，但幾乎沒有人會由此想到：旅行，這種曾經豐富多彩的社會體驗，如今已經變得有些孤單，有些缺乏人情味了。似乎人們心裏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式，在他們的生活當中，除了跟有限的幾個家人打交道之外，徹底摒棄了與他人的所有接觸，整日沉默不語，身陷孤獨清寂，藉著閃光的按鈕與冰冷的機器做伴……

普林斯頓報紙自豪地宣稱，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保證我們都能用上撥盤式電話。呵，多偉大的成就！再往前進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盡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提醒你周圍還生活著其他人的東西越來越少了。至少應該留下一種聲音，它也許是缺乏個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讓人安心的。人類究竟想幹什麼？他們還要讓自動機械佔據多少生活空間？難道他們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變成自動化的嗎？難道他們希望無論什麼事，都不需要人動手去做了嗎？難道我們只需要安靜地坐在那裡，眼睜睜地盯著電視機，讓生命就這樣不經意地從身邊溜走，偶爾茫然而麻木地問自己，人活著的時候，都幹了些什麼？

他問我是否願意去國外工作，我說我不願意。他說他也希望我留在國內工作，我退休轉而從事學術研究之後，依然可以承擔政府顧問的工作，特別是處理與蘇聯有關的問題。他說他自己經常感到非常需要我的建議，也非常後悔在新政府任職之初的適應期內太過忙碌，以致沒有邀請我參加國務院的會議。他覺得我不光能經常為政府其他部門提供幫助，更能為國務院獻計獻策。他還特別提到了政策規劃室，他說事情如果能按照這個思路發展，他非常樂意去跟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迪安·臘斯克推薦我，請他予以支持。國務卿示意希望和我再長談一次，讓我第二天再來華盛頓一趟。

首先是我的媽媽，弗洛倫絲·詹姆斯·凱南。我對媽媽一無所知，因為在第四個孩子喬治出生僅一個月後，她就去世了（這裏埋葬著所有她再也無法給予我們的愛，所有她再也無法給予我們的慈祥）。親愛的媽媽，離開自己的孩子們，對您來說一定非常艱難和痛苦，我們心中一直對您充滿敬畏和愛。我們英年早逝的媽媽，您純潔美麗，宛若聖母，對我們只有愛和寬容。在我們的心裏，我們已經接受了您給予我們的一切。只是，我們很遺憾在年幼時沒能分擔您的痛苦，無法用您賜予我們的力量使您起死回生（也許我們的愛，會以某種方式飛到您的身邊）。

1957年裡斯講座掀起的風暴一直持續到1958年。凱南認為與莫斯科在德國問題上達成交易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他挑戰了正統的冷戰觀念。針對他的觀點，前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予以猛烈回擊，他說：「根據我的判斷，凱南從來沒有抓住過大國關係的真實一面，而是對其採取一種相當神奇的態度。」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私下裡感謝艾奇遜「面對凱南先生不切實際的想法，採取了堅定的態度」。除這些批評之外，凱南還面臨著牛津公共講座的繁忙日程。與往常一樣，他挺身迎戰公開的挑戰，私下裡則心懷怨懟。

如果失意的那天真的來了（這是一個問題），我是不是不需要那麼堅強，就讓那一天徹底把我擊垮？是不是不必這樣講：「在偌大的人生領域，從個人角度來說，失敗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失敗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證明了自己的價值；我站在靈魂之外審視自己，厭惡自己的某些方面，但對於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又可以理智、平和而充滿敬意地與人道來？」

「我知道這不是一個想要懺悔的基督徒應該做的，尤其是我不該只為自己著想，而應該考慮一下自己能為教區做出哪些貢獻。可是我即將肩負起的責任，不是簡單地加入某個當地社區，我必須忍受遠離家鄉的深切孤獨，我將生活在一種特殊的環境里，那裡的人們以最無情和最輕蔑的態度向教會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戰，他們更多地通過展現外在的成功和權力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人對自身的恐懼、嫉妒和怨恨最容易做出回應，而對基督教所提倡的諸多人類本性則最不容易做出回應。不需要一絲誇張或渲染，就可以說，那個地方是我們這個時代眾所周知的人間煉獄，也是我們這個世界的重要代表和典型，今天的大多數基督教信徒都清楚一點——對任何一個基督徒來說，在那裡秉持信仰都是一項非同尋常的艱巨任務；如果此時你能集中精力解決如何自我凈化、如何經受住精神考驗等問題，或許你就能得到寬恕。」

西部人的問題首先在於他們一成不變，完全缺乏與外界的比較和內部競爭的壓力。沒有壓力的地方，就不會有真正的成長，也不會催生出新的事物。西部唯一在增長的就是人口，時時刻刻在繁殖，但這種繁殖只是基於現有的基因，不會創造出什麼新的東西來……

我坐在中央火車站對面的露天咖啡館喝咖啡，看著人行道上熙來攘往的人群，車站前穿梭的車輛，思索著這個新歐洲的本質——一個物慾橫流、沒有人情味、半美國化（某些方面比美國更現代）的歐洲，我對它無能為力。我從沒有像此時這樣深刻地意識到，我年輕時代的歐洲，我曾經關心的歐洲，已經離我遠去了，已經成為歷史，就像美國一樣。我在思考，對於變化的節奏來說，如今一個人的一生太過漫長了。如果他活了半個世紀以上，那麼他所熟悉的世界、他年輕時的世界，就好像一匹馬兒隕于騎手之下，悄然逝去。他會發現，面對的是一個讓自己顯得格格不入的新世界。這是一個奇怪的矛盾：因科技而誕生的醫藥延長了人的壽命，但科技發展的迅猛節奏，使人們比先輩在更小的年紀就從自己唯一能理解和適應的世界里被剝離出來。只有在年輕時代的那個世界里，人們才能憑藉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特有的驚人的敏感，以及展現自我的渴望，吸收這個世界的本質，相應的世界才符合人們的描述。至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一定生活著不少像我這樣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跟不上時代步伐的人，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尚未衰老但落後於時代的人。我們是這個時代的匆匆過客，獲許出入于這座奇怪而多少有些駭人的大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就好像夏日旅館的訪客，旅居此處，卻又與此疏離。

當我進一步追問他是否願意再次會面時，他開始避實就虛，但沒有拒絕我。他說，他認為在遇到分歧時人們能夠坐下來商量是件好事，他願意與我再次見面，共度時光。我有種感覺，他之所以不願意更明確地對這些事情表態，是因為他不願意挑明自己不想就這些問題進一步向政府徵求意見。因此，我說我願意更深入地考慮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我會找機會再來與他交流。為此我選擇了幾個日期請他考慮，他認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適，但這還要看屆時他這個聯合國安理會的輪值主席有沒有其他重大安排。我們最後敲定，下個星期二下午三點再見，他沒有再說什麼。

對威爾遜公立高中師生的講話稿（未採用）：

我要強調的只有一件事。他們的反應顯然是情緒化和下意識的，我們僅僅依靠口頭呼籲很難讓他們回歸理性。要讓我們的亞洲朋友改變心態，變得更加冷靜和理性，只能讓他們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實現，而我們可以通過實際行動而不僅僅是通過語言，來為此創造條件。

農耕是唯一的出口和真正的後路。我必須規劃好路線，只要一退休或者被解僱（好像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就開始從事農耕。這至少算作一個目標，保證將來有事可做。同時，為了有始有終，普林斯頓的學術工作必須完成。那時瓊也畢業了，正是改變的絕好時機。

（c）人民真心希望國家順著這條路走下去。

會議結束時，我說我來開會不是為了就政策提出建議，而是想弄清楚我應該掌握的原則和底線。然而，根據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個人對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針無法不感到擔憂。我看得出，我們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對手的觀念妥協，也不向他們的利益妥協的情況下，在東西方國家中同時實現我們的目標。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立場跟二戰中無條件投降的政策頗為相似。如果我們的實力佔據絕對優勢，又有僥倖成功的希望，那麼這種立場倒也未嘗不可。但我非常懷疑這種可能性，對於目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謹慎地做出回應，看看通過與對手和解的方式解決某些問題，是不是會比全面對抗更糟。

關於二戰的錯誤。這是一場直到1941年12月都不值得我們參与的戰爭，它怎麼突然之間就變成大規模的全球道德戰了呢？絕對價值論岌岌可危，盟友的事業和我們的事業一樣神聖。

晚宴上，一個客人問我希望美國對蘇伊士採取何種行動，我說隨著年齡增長，我越來越信奉孤立主義。過後我才想起來，我應該向他解釋清楚，孤立主義者分為兩種：一種人認為外部世界是無關緊要或者完全邪惡的，不值得為其煩惱；另一種不相信按當今這種方式組成的、持有當今這種動機的美國政府，能在大多數國際事務中發揮有效的作用，我……屬於後者。

下午，我到紐約參加美國歷史之友協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American History）舉辦的宴會。宴會上，我第一個領受了該協會創設的美國年度最佳歷史寫作獎。那是一個溫馨愉快的場合，典禮由艾倫·內文斯（Allan Nevins）主持，諾曼·阿莫爾（Norman Armour）頒獎。

也許，一個人的晚年生活必須過得像苦行僧一樣，而不該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實際年齡年輕。我們要強迫肌肉、大腦和同情之心全負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縮短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樣，一個人才不會感覺到晚年生活的漫長、沉悶和枯燥……

昨晚是兩周之內冰風暴第二次來襲。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過玻璃窗向外看，遺憾地望見殷切過頭的官老爺們已經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滿了沙子。在自然與汽車發生矛盾的時候，我總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穩地待上幾天。我對自己說，就讓人們滑溜下、踉蹌下唄，這樣他們才能意識到把自己的習慣和靈魂都賣給汽車是多麼輕浮的舉動。任何有謙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會那麼做。

關於對日本與中國的錯誤。美國和日本沒必要爭執不休。這是要付出代價的。一旦發生爭執，唯一合理的解決方式就是妥協和平，一旦日本願意接受太平洋戰爭的失敗，就該讓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與亞洲諸國的關係。

（a）公共生活——參与，可以這麼說。

而在德國這一邊，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曾被轟炸摧毀，這裏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曾被夷為平地，眼下正在重建的感覺：這裏沒有和諧，沒有中心，也絕少有美。兩地居民的差異也可謂涇渭分明，跟端莊的瑞士人比，德國人的臉上是飽受蹂躪、絕望、殘忍的表情。你立刻就能看出，這裏曾經歷過文明崩潰的時刻。人們對望的眼神中，還殘留著一絲豺狼般的敵意……另一方面，跟瑞士相比，德國這邊瀰漫著一種冷漠的能量。瑞士人的精力也很旺盛，但是他們顯得從容而有教養，有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特質。而在德國，這些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已經消失不見了，除了粗俗不堪、弱肉強食外，這些德國人看上去眼界開闊、充滿力量、行事冷酷。

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相信中東那些狂熱而盲目的沙文主義者了，他們不可能成為值得我們信賴的友善朋友，也不要以為我們有權利左右他們的道德觀念。從某種角度講，這種運動應該繼續存在，我們也應該承認他們是在為民族獨立而奮鬥，這對我們的短期利益是有幫助的，因為從我們的立場出發，民族主義的狂熱和極端主義固然危險，但如果這些人跟更加強大和正規的蘇聯共產黨聯合起來，那就是更大的麻煩了。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寧願選擇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力量終究都是非常危險的，也是靠不住的；它們有著相似的根源和特性，天生地就對我們懷有敵意，對我們旨在營造的世界格局沒有任何促進作用。伊朗用布爾什維克的語氣，本著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思想發布消息，要求撤銷英國領事館，反映出這兩種運動都遵循著落後的中世紀式的國際慣例。如果我們支持當地的https://read.99csw.com民族主義運動，那就應該在最低程度上估計一下，這麼做對我國有什麼益處，同時也要讓人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尤其不應該欺騙自己，期望超越上述種種可能而與這些國家達成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聯盟。這些盲目的沙文主義運動，基於自身暴力和不成熟的特性，必定會帶來我們前所未見的流血、恐怖、怨恨和政治鎮壓；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們能否容許自己被克里姆林宮利用，實現蘇聯的利益，損害我們的利益，或者說他們的運動會否出現不同的結果。

別再像個小男孩一樣，別再自負了。從容一些。學著不去在意踟躕和冷落，不要排斥孤獨與無聊。習慣這一切，除非你絕望至極，否則不要夸夸其談。

當然我也擁有一些真正的聽眾，他們對我的思想感興趣，欣賞我、理解我。原則上說，我很樂意繼續為這些人演講。但是，除了通過大眾媒體（它們常常混淆我的原意）外，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接觸到他們，這就讓事情比較難辦，我對時事的興趣和作為學者之間的衝突也讓事情更加複雜……

馬修斯先生：

「少數人能夠參透人類的本性，並對其表現出相當的憐憫，當這些人為了征服和利用政治權力而做出無情的決策時，也可能會出現好的統治局面。這種插曲已經在人類歷史上上演過了，但這種局面通常由一些世襲寡頭的政治體制演變而成，並非通過民主的手段來實現，我們國家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

還有四十五個小時就到美國了，我根本沒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把時間都花在和船長打乒乓球，以及從船的一邊跑到另一邊，看看是否有其他船隻出現上了。像朋友們說的那樣，也許我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不過我缺乏意志力，難以集中精神，必定不會成為什麼大人物。

在我離開之前，他說關於我任職一事肯定是有什麼誤會。他不相信總統對我的印象會像我想象的那樣；他建議我找杜勒斯先生談一談，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美國犯了錯誤並不意味著別人沒犯錯。至少就蘇聯而言，就是這種情況。從憤世嫉俗、令人生厭的警察視角出發，如何評判所犯的罪惡，以及這些罪惡當中夾雜的狹隘的狂熱、懷疑、謊言、惡意和仇恨，又是另一回事。我有美國人的良心。對於那些誘導普通民眾仇恨、欺騙、毀滅他人，以安排全體人類行為為己任的人，讓蘇聯人去追究他們的責任吧。

【在下篇日記中，凱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極度忙亂又碩果累累的秋季學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評的意味。】

這些書都以同樣的方式影響了我，它們描述的生活似乎充滿了激烈的道德衝突，就像歐洲的童話故事一樣浪漫多彩。書中的人物都身懷美德、值得褒揚卻飽受屈辱，他們從未想過或者做過罪惡之事，一直嚮往正義，他們的生活狀況讓人不禁悲憤，為了拯救他們，可以犧牲一切。這些人中就有工人，他們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純潔，周身散發著美德的光芒，堪稱高尚、勇敢、慷慨以及一切善良本性的楷模。除他們之外，書里還描述了農民，他們的面貌千變萬化：以上等階層（地主和剝削資本家）作為對照，這些農民也都身具美德，術語稱他們為「群眾」，人們應該對他們充滿熱情；但是，以無產階級作為對照，這些人中似乎有些也會墮落，這種墮落與私有財產權有關，因此只有最底層的赤貧者才值得我們完全同情（這些人還是不如工廠里的工人值得同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從某種程度上看就像是可疑分子。（在私營企業中取得成功與公認的美德之間從來沒有必然的聯繫。節儉、高效、勤勞、自發地熱愛工作……如果你為自己或者私人老闆工作，那以上特質本身就意味著邪惡，只有為某種「運動」工作時，它們才是美好的。相反，失敗和貧窮從來都不是緣于個人能力的不足，同懶惰和短視也沒有任何關係；它們純粹是剝削的產物。失敗和貧窮只是說明你不願意為了改善生活而與高利貸者或地主為伍。因此，你越失敗越貧窮，你的品德越高尚。）在道德評判的光譜中緊隨農民之後的是小資產階級：他們是一些邪惡而沒有價值的人，但是因為各種人際紐帶而與「群眾」很接近……在他們上面的才是真正的敵人：上層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封建貴族以及他們的跟班和幫凶，這些人的靈魂，這些腐化和墮落的靈魂都賣給了魔鬼，他們做不出善事，也不想做善事，他們的雙眼被貪婪和腐朽所蒙蔽，他們不應該得到寬恕，他們的信仰應該被嘲笑，他們的痛苦不值得憐憫。

誠然，滿足感取決於文明生活的條件，對你們來說，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美國人已經脫離正軌。我們需要放慢改革的腳步，需要改善生活條件，以便修復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自然，而不是機械，才是人類真正生存的環境。依賴機械，這是化學農業造成的誤解。

離退休還有足足兩年，我該干點兒什麼呢？

繞著小城散了一會兒步，然後帶著絕望的心情回到旅館。這一天以及過去幾個星期的所見所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關於美國人，我不想多說。早在來這裏之前，我對他們就充滿了絕望，可他們在這裏還是激怒了我。我厭惡我所看到的一切：他們的麻木不仁、他們的孱弱無力、他們對周圍事物的漠視、他們的嬌生慣養、他們樂此不疲的喋喋不休。除了士兵以外，他們當中90%的人沒有正當職業；就算士兵也不再需要火車站的特別候車室，徵用旅館以及俱樂部，等等。

然後，他向我說明了處在他的位置上必須說的一番話：

問：您怎樣看待（蘇聯黨代會、中國談判）這些問題？

我認為，我的狀態與古老的歐洲大陸國家的狀態頗有些相似之處。當激烈的衝突爆發時，人們認為應該當機立斷。可是當衝突結束后，他們又發現，除了厭惡倦怠和滿目瘡痍之外，自己已經一無所有，太多無法替代的東西毀滅殆盡。看來行事決絕也是一種相當害人的品質。

不管有沒有價值，我都必須為這個從未交過手的人附上一句發自肺腑的評價。我堅持認為，他是蘇聯人中一個非常好的典型：與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秘密警察。我相信，他是懷著極其痛苦和怨恨的心情，發自內心地反對我們政府的行為。當然，他的真誠中含有一種令人尊重的複雜情感，那是蘇聯人內心中特有的一種精神。我告訴他，他把美國政府的聲明和行動當成華爾街陰謀最終輸出的產品，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還說，就算他的觀點跟現實有關聯，那也滯后了二三十年。我這一席話並未對他產生影響，我也沒指望他會為之所動，我只是想讓會談繼續下去。他的言談反映出，他對美國這個國家很感興趣，但受自身意識形態的限制，他也由衷地反感美國生活中的某些現象。很多蘇聯高層領導人看到我們取得成績時，就會產生病態的嫉妒心和自卑感，隨之又產生了變態扭曲的想象，這比災難更加可怕和可憐。「你眼中的美國，」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好像在夢裡一樣。」「不，這不是夢，」他帶著絕望的語氣回答，「這是最真切的現實。」

下面是幾分鐘前我在電話里跟您提到的報告。今天的會面跟上次大同小異，如果非要說區別的話，那就是馬利克大使更熱情了，我們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因此，一個政府在確定自己的國家利益並將其視為外交政策的基礎之後，對這種國家利益的闡釋會變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觀。不能說這樣的國家利益承載了道德品質，它是兩方面因素的產物，其一就是國內權力鬥爭的暫時性產物。這樣的內部權力鬥爭基本上從來都不具備道德屬性，而具有政治屬性，它涉及黨派間關係的調整。內部的政治鬥爭是殘酷的、毫無節制的，建立在肉體懲罰和威脅的基礎之上，不言而喻這種鬥爭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種限制，其內部的權力爭鬥也不具有道德屬性……

既然這些都不可能發生，那麼說這些實話有什麼用呢？是不是要警告人們他們必定會為此付出代價，讓他們相信在有生之年，世界將會結束，建議他們培養些早期基督教的美德？

我碰到的波蘭人首先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是性格倔強、善於沉思的民族主義者。波蘭人的民族主義與眾不同，令人好奇。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是出自於對祖國強烈的熱愛，同時也含有波蘭就是波蘭，絕不隸屬任何人這種不顧一切的思想。波蘭人就是波蘭人，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當今的波蘭人，至少是華沙人會告訴你，他們已經不再是浪漫主義者了，他們正在努力嘗試著做現實主義者，學會改變和適應的藝術，學會不逞英雄的藝術。這些可憐的人！他們並不明白（他們明白嗎？），這些適應蘇聯的努力正是在放縱自己，讓自己陷入另一場荒誕瘋狂的賭博之中。

他：那你為什麼還要反對我們？

啊，我的同胞，我的同胞，我的希望，就這樣幻滅！在你那懶洋洋的自嘲面孔下隱藏著美德，那是令華而不實的歐洲大陸難以置信的美德。你們竟然沒認識到自己的堅強；你們對自身優點的認識是多麼幼稚、多麼淺薄。作為（至少直到最近）最不善於內省的民族，作為對自己留給別人的印象感知最遲鈍的人，你們一直隱藏著自己真正的特質，招致整個世界的嘲笑和嫉妒。在今後的生活中，你們可能會受到懲罰，因為你們固執，因為你們不夠成熟，因為童年時光早已結束，你們卻不肯收斂自己的孩子氣；因為你們不願意在人類困境的悲劇面前俯首認輸；但是，上帝會給你們回報，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因為你們充滿仁慈，因為你們默默無言解人之困，因為你們不屑於炫耀自己，因為你們天真的實用主義，因為你們不善於表達，因為你們不會營造自己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因為了近年來其他土地上空虛、可憎、善妒的人們對你們的嫉妒和垂涎……

這些天來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應該完全承認東德，以此在柏林問題上換取最體面的台階……務須小心謹慎，說真的，如果繼續執行西方現行政策，柏林註定沒有前途。1945年我們對柏林的佔領和管制無異於對當地居民的一場欺騙，即使就業已分裂的歐洲而言，柏林現象也並不尋常。不過，我們不能隨便輕易地就放手，我們應該挽救什麼呢？

我說，如果事態升級，他們感到有必要進一步磋商的時候，我很樂意盡己所能貢獻一份力量。他反覆重申他們不可能參与這件事情，原因他已經說過了（我推測他之所以自始至終這樣回答，是因為他無權給出其他答覆）。

◇ 弗朗西斯·帕克曼獎（今晚所頒獎項）

當心了，你們這些嘲笑者，你們這些神氣十足的人，你們這些嫉妒的、邪惡的誹謗者，你們這些充滿優越感的自大歐洲人，你們這些納賽爾和赫魯曉夫：如果你們繼續試圖毀掉我們，反而會促進我們成熟、內省、覺悟，反而會喚醒我們加強自己的防禦力量；如果你們這樣做了，你們將會在我們身上發現讓你們始料未及的潛能，當我們曾經的天真已經成為歷史，你們將比我們還要後悔。

在這一年中，凱南認真考慮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父母、美國的社會本質以及是什麼造就了與眾不同的加利福尼亞等。

關於蘇聯與歐洲戰爭的錯誤。

我們坐在農場悶熱的三樓，在萊斯曼的主持下，採用議會制辯論的形式進行討論。窗外五十英里內悶熱的田野、塵土飛揚的小巷、富饒勤勞而又務實的鄉村，對我們此時此刻的努力幾乎沒有一絲理解和同情。

他再三追問雙方在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日趨擴大的分歧，我告訴他，我認為把停火問題跟更寬泛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對於我們雙方來說絲毫沒有必要。我覺得，我們只需要就朝鮮停戰這個具體問題取得進展，並且單獨地看待這個問題，沒必要摻雜我們對遠東地區其他問題的更多分歧。他說我的回答「沒有什麼新意」，因此，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回復。不過，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體的建議，他的政府肯定有興趣聽。對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蘇方針對停火問題做出任何明確的表態之前，進一步研究任何細節都沒有意義。我感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深入地挖掘細節問題，那也將完全是出於我個人的觀點，對他們來說毫無價值。

為了便於國務院得到一份真實全面的會談記錄，而不是對蘇聯的反應妄自添油加醋，我還要說明一點：在會談的過程中，我對他說，我們發現很難相信另一方做出的任何承諾。他用這樣的話反擊我：「那你覺得我們的話就靠得住嗎？」我的回答是，在意識形態相互衝突的兩個大國之間，我不相信跟「信任」這個詞有關的任何事情，但我相信如果一個政黨真正了解了另一個政黨，對其自身一定會有好處。就我的觀察，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對與其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有著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而中國共產黨恰恰相反。

很明顯，無論最終的選舉結果如何，這個國家還是和幾十年來遭際的一樣，不會擁有一個開明的政府。

馬修斯先生：

人的本性不可能盡善盡美。

如果真是這樣，我擔心，我們作為世界的領導者，將要再次面臨一個我們不願面臨的現實，這種情況我們已經在朝鮮見識過，那就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動用武力，就無法得到一個有價值的結果。但這並不是因為一時衝動而盲目地訴諸武力，也不是聽到嘹亮的軍號才採取行動，而是在那些令你不安的地區保持一種警惕，這種警惕令人厭煩，漫無止境，還會引起別人的不快。

1. 可以確定的是，他記住了我方的觀點，並給予了高度重視（臨走之前我設法讓他重複了一下立場，以便我能夠完全確定其真實要旨）。在我看來，他就是在精確地重複著莫斯科的指令。當然我也確信，關於這種實質性問題的指令一定是經過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它應該被看成蘇聯政府一項重要的政治聲明——只是通過非公開的渠道發布罷了，分量只會更重不會更輕。

我把身體機能和本能作為標準與政府過程做比較。身體機能與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須存在的，這是人類生存條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賜予的，只要我們活著就是有機生命偉大生物過程的一部分：我們應當忍受身體里每天發生的新陳代謝所帶來的羞恥感；為了保護我們的肉體免受危險和傷害，為了通過繁衍達到生命的永存，我們應該庇護那無法抗拒的本能；我們精神建築的中心應該豎立著本能的衝動。弗洛伊德說過，如果本能衝動的要求被忽略，我們會自食其果。

我知道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卻也不失公正，我必須學會一種本領，那就是即便身處地獄，也能心情輕鬆地漫遊。

想到這些問題，我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也許沒有一個人能完全理解這對我意味著什麼了。我期待蘇聯展現出溫和輕鬆的一面，但這種期望所依據的現實太過微妙、太過脆弱，完全植根于蘇聯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生活在蘇聯以外的人們根本無法理解。在我的印象當中，有關我們國家的政策，大多數同事都與我意見相左。即便是那些與我意見一致的（還是有幾個人贊同我的意見，但他們沒來參加會議），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這種環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們的外籍僱員必須馬上離開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並不希望這麼做，她願意留在那裡。從現在開始，對家人命運的擔憂將一直困擾著我。

對家庭有什麼可說的嗎？經過多年的共同生活，一個人最終能愛的只有自己幼小的孩子了。沒有什麼比這樣的愛更短暫了。它溫暖著你的心靈，猶如晚秋微弱的陽光溫暖著一個人的身體：短暫而沒有希望。不過，當時我們對這微少的光熱心存感激。

我從來就不善於訓練小孩子和狗，這也是我不善於訓練自己的原因。

趁著其他人滑冰的時候，利用上午的時間把地窖里的一堆垃圾鏟走了。下午，我把垃圾清理到溝渠，又拉回很多木頭，鋸好了當作壁爐的燒柴。忙活完這些瑣事，一天也就過去了。今晚過完，1958年就結束了。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完全沒有熱情回顧過去一年裡發生的事情。只有以下成績值得一提：我完成了在英格蘭和波蘭的系列講座並廣受讚譽，全家凱旋，回到美國；我們花了很多財力把疏於打理、荒蕪良久的農場收拾妥當，將這裏恢復成一塊堅實耐用的良地。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在政府上班。上午我在國務院一間空蕩蕩的辦公室里準備講稿，之所以能在這個偌大的房間里寫稿，純粹是因為這裏的部門解散了，屋子空著。解散的具體原因高層人士也不太清楚。午飯過後，演講稿寫完了，看來是時候離開了。我已下定決心不再回這裏工作了，儘管不會有人看出我在與不在有什麼差別。我下樓去跟多蘿西告別，她還要在這裏待兩三個星期，她在國務院其他部門還有一份固定工作。她不在辦公室，我留了一張便條給她，告訴她我要走了，再也不回來了——永遠都不會回來了。然後我去跟瑪麗·路易斯（Mary Louise）告別，她曾經在國務卿的辦公室工作過。最後跟瑪麗·魯特（Mary Ruther）告別，她是五樓的接線員，我們差一點都落淚了。然後我乘電梯下樓，就如過去千百次那樣。彷彿突然之間，我就站在了烈日之下。站在大樓的台階上，我生出一種強烈的心情：一個退休的公務員，結束了二十七年的仕途，成為一個普通公民。我沒有感到不開心。

【凱南前往芝加哥，在商務會議上和芝加哥外交關係協會發表演講。他沒有指明日記中「X」的身份。】

可是，作為一個旁觀者，該保持什麼樣的基調呢？我馬上意識到，人一旦缺少刺|激會出現什麼後果。我變成了一個遲鈍的傢伙，思維遲緩，興趣索然，覺得一切都寡然無味。就沒有解決辦法嗎？就沒有辦法在孤獨中保持一種基調嗎？

此外，我還擔心該如何向政府之外的人士交差，他們當中有人過去曾給予我信任和鼓勵。我也知道，有人希望藉由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經驗和我對美蘇關係的感受，悟得一些指引。從莫斯科回來后，這幾個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我。我跟其他美國人一樣，對這些問題密切關注，同時又感到痛苦。很明顯，即將卸任的政府對我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並不感興趣，這也在意料之中，因為他們已經無能為力，疲憊不堪，同時經受著離任的痛苦。但如果新政府也同樣表現得不感興趣，同樣不給我機會發表看法，那就意味著我對這些事情的意見，不管其本身有沒有價值，都得不到公開表達的機會了，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為任何人所用。從我第一次聽說政府有意將我派駐蘇聯任大使到現在，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我一直保持著沉默，沒有針對美蘇關係發表任何個人見解。新政府意味深長的沉默態度足以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在他們入職期間一直等待，我將無法在這方面發表看法，因為我既不能代表他們發言，也不能在未經他們允許的情況下，公開討論這類事情。因此，在我看來，任何有關這些問題的看法，只能在我尚于舊政府內任職期間發表。這樣一來，新一屆政府便不需要為我的任何言論承擔責任了。

我詳細解釋了我對這種觀點的擔憂和恐懼。這明顯意味著，我們跟莫斯科之間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協議。在我看來，蘇聯同意放棄德國東部地區的唯一條件，就是蘇聯和美國的軍隊同時撤出德國，也許還包括撤出歐洲西部和中部。對他們來說，撤出德國東部地區，將德國留給西方力量駐守，將會導致整個東歐共產主義力量的崩潰。我不反對這種崩潰的出現，但我依然堅持認為，蘇聯政府是絕對不可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因此我們政府的立場實際上也就意味著絕不可能與蘇聯達成任何協議，讓德國和歐洲的分裂狀態無限制地延續下去，將結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產主義勢力的崩潰之上。我相信這種分裂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盟友來說，都將變得越來越危險和麻煩，會將我們帶入一種尷尬和艱難的境地。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希望取決於蘇聯勢力在東歐的土崩瓦解，這恰恰符合了一種邏輯，也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觀點：我們應該將政策的重點放在努力顛覆和推翻共產主義勢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對這一觀點，我也認為我們無須參与災難性的戰爭就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在扶植其他勢力，來取代我們意欲推翻的政權。（即便如此，我還是堅持認為這種政策存在不妥之處，這與維護美國和蘇聯的外交關係是矛盾的。）但是這些條件當時我們都不具備，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政策除了導向失敗和引發戰爭，必將一事無成。總之，在我看來，要想避免戰爭，唯一能做的就是與蘇聯就德國問題達成協議，前提是蘇聯和西方國家必須最終同意從德國撤軍。同時，我意識到，大家都有一種擔心，即一個起死回生和完全獨立的德國會讓歐洲鄰居們不安，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險要比爆發另一場世界大戰小得多。

暫且把我對眼前這些人的憂慮放到一邊，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和貢獻。再重複一遍，我不是責備和批評他們，但這裏的人，與過去的美國人，與其他地方的美國人，確實存在著某種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別。我很難給這種區別下定義，因為我知道自己對此的認知也極其有限。

可我能夠做什麼？是的，善始善終是一種美德。眼前在普林斯頓的學術工作，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我一定會堅持做完。我們有必要假設戰爭會在兩年內爆發，人民控制不了局勢，當面前的苦難與日俱增，他們也會變得更加偏執。除了小兒子以外，對我來說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繼續工作，直到被迫害致死。

還記得我們在莫斯科工作時相識吧。我想您也知道，我正在休假，目前在普林斯頓忙於學術研究。

擔任駐蘇聯大使期間的失敗陰影依然沒有散去，再加上杜勒斯的無情拋棄，凱南心有不甘地開始了在高級研究所的學者生活。4月，他在原子能委員會的人員安全委員會面前為羅伯特·奧本海默作證，證明後者作為原子能專家和高級研究所主任，儘管在冷戰前期曾經與左派為伍，但依然是一個真正忠誠的美國人。凱南指責美國式的文明孵化出了麥卡錫這樣的人物，毀掉了他的朋友小約翰·佩頓·戴維斯的前程。奧本海默沒有通過忠誠調查，凱南問他為什麼不離開美國。奧本海默站了一會兒，淚水順著臉頰流淌下來，哽咽著說：「該死的，我就是深愛著這個國家。」凱南不確定自己是否也熱愛美國，但是，他曾經初步考慮過競選國會議員。

我懇請你們，這次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準確地說是從自身狀況出發，我們和英國務必要牢牢地控制住中東地區（我並不是要假裝我知道該怎麼做，我在這裏提到阿巴丹島和蘇伊士僅僅是舉實例說明問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需要有計劃地採取一系列最合適的行動，如果在此過程中受到當地敵對勢力的干擾，那我們就要以武力儘可能迅速地掃平他們。如果我們以堅定的信念默默地去做這些事情，並且對自己的行為沒有表示出絲毫的歉意，那麼我們很有可能面臨鋪天蓋地的輿論攻擊，以及更多的武力反抗，但我懷疑如果我們猶豫觀望，情況只會變得更加糟糕……

如果這些事情能讓他們認清自己別無出路，那麼西方國家也就別無選擇，應該完全放手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自己的事情，僅僅保留（如果需要，可付諸武力）那些已經由西方國家長期使用並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設施和戰略資源。我說，在這方面，西方不應該懼怕這些國家的威脅，他們肯定會說，如果西方國家不扶植他們、不支持他們，他們就要「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我認為這些都無所謂；共產主義在那些地區廣泛傳播，結果只會增強共產主義勢力的離心力。至於原材料，除了非洲部分地區的某些東西是我們必不可少的，其他地區的原材料現在對我們來說可有可無，相反，他們可能更渴望將原材料出口給我們。至於態度問題，幼稚的歇斯底里式的民族主義並不比他們「投向共產主義」的結果好多少，就我們的利益而言，應該說兩者之間根本就沒什麼差別。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冷靜地鼓足勇氣，果斷地下定決心，如有必要的話，就訴諸武力，因為這些戰略設施和經濟資源對我們來說極其重要，而我們控制它們並不需要投入過多的成本和精力。對於願意承認我們的勢力範圍、將我們視作國際事務中一股正派而嚴肅的力量並且給予我們應有尊重的當地團體，我們會繼續真誠而有效地與之合作。

這個獎項是我今年春天所獲獎項中的最後一個，這一系列獎項包括：

8. 教書也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在美國。它需要與他人進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遠無法掩飾自己在智識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對美國社會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這種情緒，就會與美國教育機構構建的神話世界格格不入。

下午躺在卧室里休息，看著窗外的天光漸漸褪去，懷著平和的心態思考著我的生命已經抵達輕鬆但真實的盡頭。我對歷史失去了興趣。十七年來，第一次感到這農場對我失去了意義。現在，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2. 那句「在最短時間內」，在我看來，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們不會使用未經過深思熟慮仔細推敲的措辭。這句話甚至包含著一些警告：克里姆林宮認為，如果近期內朝鮮戰爭不能停止，蘇聯的利益可能會受損。無論如何，從儘早達成停火協議這個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樂觀的信號。

我：你們或許會贏。你們的精力遠遠超過我們（順便說一下，這與共產主義信念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你們比我們更想贏。你們更關心整個競賽的結果。你們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賽輸贏的球隊，除非發生意外（因為你們也有一些弱點，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來說，你們應該會贏。

【以下日記是凱南在蘇聯從布達佩斯第一次撤軍之後、第二次進駐之前寫的，蘇軍第二次進駐鎮壓了匈牙利的事件。】

另一方面，這種情況也不算壞，因為身體機能與本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們需要忍耐，這種忍耐實際上是努力實踐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條件。坦白地說，這種情況對我們提出了要求，儘管這是人類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義得以體現的特別途徑。實際上，基督教教義只能在與生理需求的衝突中有所實現，只能通過犧牲身體的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過在一定程度上拒絕或克服本能才能實現。我之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徹底拒絕或者克服就意味著需要我們完全摒棄人類的天性：簡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殺……

【凱南換了一支筆，顫抖著寫了下面一段話，潦草的字跡可能是因為在飛行過程中遇到紊流。】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我問我自己，一個人在莫斯科還能做些什麼？政府為什麼還要派大使過去呢？我究竟應該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許自己受到引誘，去跟蘇聯領導人對話。如果他們問起我：「您想讓我們怎樣處理德國問題？對於解決德國問題您有什麼具體方案嗎？」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等待你們的政權崩潰。」然後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恰恰驗證了他們說過的話，兩國政府之間幾乎不存在切實可行的談判基礎……

再一次——陷入沉思。

答案當然是：臉面。無論什麼事，都不能操之過急。對這座城市而言，能夠期許的就是體體面面、默默無聞地日漸凋零。由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背井離鄉，經濟蕭條，工廠遷址，文化凋零，城市日漸萎縮，當它最終被併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時，即使對於當地殘存的居民來說，都會顯得無關緊要，不值一提。

除上述觀點之外，我還要補充，這場危機在某一階段很可能會促成高端會議或者高層會晤。實際上，或許正是通過這樣的手段，而非藉助聯合國，我們才能最終解決柏林的困境。

我問，在日內瓦舉行的裁軍談判中我方應持何態度，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向我提供關於我方立場及其思考背景的補充材料。我非常沮喪地聽國務卿說，我們打算先切實採取裁軍措施，希望這一舉動能淡化政治問題的尖銳性，並且他認為這一方案後續也易於調整。坦率地講，如果說我們從過去半個世紀的裁軍中得到了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軍備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政治關係緊張的起因，只要政治問題不能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得到解決和控制，那麼各個國家就一定會無限制地擴充軍備。因此，我覺得我們的政府不能再繼續堅持錯誤的路線了。

【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寫到了伊薩克·多伊徹1959年出版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1921～1929）一書和其他意識形態傾向相似的書籍。】

如果沒有了這種希望，情況一定會非常糟糕。就算命運垂青於我，我也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把別人的幸福置於危險的境地。因為我無法確定這種希望能否實現，所以我會一直把自己當成半個殺人犯，對自己感到恐懼，對自己是否有能力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缺乏真正的信心。

在這個時刻，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所處的位置暴露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為全世界注意的焦點。我從沒想過孤獨會對我造成如此深刻的傷害，我只能獨自吞下這枚苦果，無論到哪裡，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會有一個特別法庭容許我為自己辯護；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釋。被塞入兩個世界之間這個不可思議的位置后，我已經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夠在思想上與我共鳴。從現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麼也指望不上了。這種艱難的現實讓人無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後一絲參与公共生活的願望，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再參与其中。

在電視上看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向全民發出公告，他將開始第二屆任期。之後，我一個人出去漫步了好長時間，藉機理順了如下認識：

接下來的一年，我要實現什麼願望呢？對世界來說明年或許是災難性的一年，當然，只有上帝知道，留給我們的是什麼樣的秘密。就我個人而言，至少我可以像樣地寫一寫蘇聯外交政策史，或許可以動手撰寫基礎研究的第三卷，另外再嫁掉一個女兒。沒有太多願望，也沒有讓人非常興奮的事情。或許，我應該督促自己在業餘時間寫寫國內生活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這些問題時常在我的腦海中閃現。

在講座中我也說了，在亞非援助方面，我們不應該與蘇聯政府競相抬價。在開羅會議上，蘇聯代表允諾將向亞非人民提供無限制的援助，這個承諾莫斯科可永遠不會兌現。然而，華盛頓那些人卻立馬做出反應，開始討論一項十四億美元的新援助計劃。

我：因為這是我的職責所在。退一步講，如果說你們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會，你們要毀掉我摯愛的一切，那麼影響你們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個頹廢而發達的社會常常會影響征服它的那個更強大但更原始的社會一樣。即使認為忠誠毫無價值（事實上當然有），但是對我來說，不反對你們，我就無法拯救自己。接受你們的價值觀就意味著犧牲我自己的價值觀，這麼做所帶來的痛苦和恥辱甚於乾脆利落的死亡。像你們這樣落後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響。無視這一點會給你們帶來真正的毀滅。

但是，當然了，如果這種形象是錯誤的，如果這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如果工人並不都是英雄，他們的利益也不都是純潔的，如果人類的道德困境並不絕對由階級利益所左右，那麼這就絕對是一種半癲狂的狀態，像托洛茨基那樣一生都在瘋狂宣揚殘忍至極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暴力的人，也就不能成為聖徒、預言家或是志向高潔的行善者。

我指出，施特勞斯先生曾經說過，鑒於莫斯科的目的是控制整個歐洲乃至世界，與蘇聯人協商解決德國問題毫無意義。我指出，如果這一設想成立，那麼與他們進行任何協商都沒有意義。我進一步強調，如果斷然拒絕蘇聯人的要求，柏林的形勢必將繼續停留在西方看來令人極不滿意的危險狀態。

在我即將離開莫斯科之際，出現了一個意外。現在我意識到，當時正是這次意外嚴重地影響了我的思考。我們的一位技術專家在大使館的書房裡找到了一個監聽裝置，它先進得令人震驚，很顯然是經過長期認真的研發才投入實際應用的產品。我們發現並拆除這個監聽裝置必然令蘇聯的秘密警察非常難受，毫無疑問這是他們的傑作。發現監聽器后，我立即（當然這跟我毫無關係）感覺官邸周圍的氣氛更加陰森恐怖了。

在過去的這些日子里，我很遺憾地認識到，自己走到了一個節點，我再也不能協調安排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時事評論了。兩者就像油和水，它們之間毫無聯繫，關注一方就要犧牲掉另一方。當然，作為時事評論家才是我的價值所在，我的壓力就在於此，沒有人關心我歷史學家的身份……

我開始相信杜勒斯先生解僱我是非常正確的。人們不喜歡我這種性格的人留在政府，少了我們這樣的人，政府照樣會運轉得很好。現實往往比我們所看到的更加深邃複雜，現實中也沒有太多的空間來容納一個追根究底的思想。誠然，我們能夠為人民節省很多精力、時間和金錢，但人民並不怎麼關心，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做了這些事。如果必須讓他們選擇，他們可能寧願付出更多的成本、精力和時間，也不願意把我這樣的人留在身邊。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拜訪了參議員弗格森，發現他想跟我談的是波倫的任命問題。我說，我了解波倫的人品和能力，他在雅爾塔協議的簽訂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離開時我覺得參議員對我說的話印象深刻（隨後，在對波倫的委任中他投了贊成票）。

通過奇普和國務院商量，最終結論為不要理會《真理報》的抨擊，要我回去繼續正常工作。

我們承認國家意圖和用以確保實現這些意圖的手段都是完全必要的、無法避免的。不過，只有從國家下述功能的角度來說才是如此：國家的運行體現了另一種形式的屈從，即我們必須每天要向人類隱藏的獸|性做出讓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運行過程就好像身體的代謝一樣，從基督教意義上來說，既不好也不壞。作為人類狀況的一部分，這種必然性確實有些悲哀，初看起來也讓人遺憾。但是，這最後一個問題要問誰呢？我們有義務接受政府，並給予它應有的權力，不要試圖破壞它，嘗試接受某些妥協，在個人生活與行為框架內為實現基督教理想做出理性的努力。我們不應該做的是，在意圖和方法都不合適的情況下，還試圖在政府框架內尋找體現基督教教義的某種渠道……

我對基督教知之甚少，教義會告訴你是否應該誠心皈依。據我推測，除非這種信仰真正到了極度糟糕和讓人絕望的地步，否則一個人應當接受它而不是起來反抗它。因為坦率地講，如果說基督信徒要完全實踐其教義所要求的美德，那麼某些公共秩序就是必需的，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有完美，我們也知道，要想接近或者實現理想中的完美，往往會招致巨大的恐怖、騷亂和殺戮。

現在我醒了，在燧石圖書館（Firestone Library）的書桌前寫作，我毫不懷疑我所夢見的正是母親真實的樣子。

（支持我的人）無法像我打算的那樣，移民國外，成為其他國家的公民。我該給他們什麼建議呢？回到玩世不恭的個人追求里去，就像普通人那樣：讓自己沉浸在空虛的生活中，讓自己忙碌起來，打棒球、露營、看電視、唱歌、開凱迪拉克、玩高爾夫球、去加利福尼亞度假，等等，什麼都可以？我還能說什麼呢？

4.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會面時沒有提及遠東國際事件中更廣泛的問題，比如台灣問題、日本和平條約問題等。我想這可能意味著，蘇聯政府願意看到一份停火協議，即便這份協議中不包含對更廣泛問題的解決方案也無所謂。可是，在我看來，我們如果僅憑這一點就推斷蘇聯政府願意或者實際上也有能力對中國共產黨大力施壓，要求其放棄（至少最初是這樣）將這些問題連同朝鮮問題一併解決的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我沒有對蘇聯的這一疏忽賦予重大的意義，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信號，我懷疑中國共產黨一旦失去了蘇聯的支持就難以維持其現在所處的位置。

即使得到的是這種評價，也不應該感到不快。當然，主要問題在於我自己。從根本上說，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已經無話可說。有時候我捫心自問，還有沒有我感興趣的東西——我還願意去做什麼。答案是：還有，不過都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它們當中沒有一項能夠帶來一年三萬元的收入，如果低於這個數字，就無法生存下去。至於做什麼能有一年三萬元的收入，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七個月過去了，我還沒有為這個事情感到擔心。

星期一晚上，我和瑪麗恩·多恩霍夫去東德境內的一家劇院看戲。

問：與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勢是否更加樂觀？

2. 這屆政府讓我們捲入一個極端危險的境地，而它實際上已經無法掌控這種境況了。

我說我會考慮他們的邀請，但那是在我的演講僅僅面向本科生的情況下。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適的主題，以下草擬一些想法作為提示：

面對這種絕望，我想知道，我既然已經接受了邀請，打算在今年春天發表三次演講，其中兩次還是公開的，那麼到時我該怎麼辦，我到底應該對人們說些什麼？

格蕾絲正在從太平洋海岸趕回東部的途中，順便來海蘭帕克陪我待上一兩天。晚上我從南芝加哥回到家時，她告訴我有個電話找我，是從利伯蒂維爾（Libertyville）的阿萊德·史蒂文森家打來的。我回了電話，是史蒂文森本人接的，他聽說我到這裏來了，請我去他家吃晚飯。我問可不可以帶著格蕾絲一同前往，他說非常歡迎。於是我們馬上駕車出發。我看他非常疲憊、睏倦……

可能會去耕種，或者寫作，比如寫一些關於社會政治、歷史、俄羅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書。

一個男人，年紀越大，越應該銷聲匿跡。他應該像那些討厭的人一樣，避免表現出任何形式的溫和、虛榮、虛偽、勉強或空洞的歡樂。他應該對自己經歷的奇聞異事徹底閉口不談，否則極有可能嘮叨一遍又一遍。

首先，從軍事方面的彙報來看，我意識到我的急件已經石沉大海；沒有人理解，也沒有人願意去理解我談到的問題；北約的人，還有我們自己的軍事負責人，已經完全迷失在軍事制衡的邏輯中不可自拔。很顯然，從現在開始，這種邏輯將推動他們持續不斷地去做那些增加開戰風險的事情，而對於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則傾向於迴避。他們不應該為此受到責備。錯誤在於當局判斷失誤，拋出了一個僵化頑固的指導思路，從而讓軍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頗。其次，我為我們發表的對德政策聲明感到極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們與蘇聯政府過去半年間冗長的換文，能帶來一種更加穩妥和緩和的局面，從而使我們可以擇機展開談判，在美國軍隊最終撤離的前提下完成德國統一。從1948年開始，我就一直主張以此作為我們的目標。為了讓人們更好地了解這一主張，我還說明了我們可以在什麼條款下考慮這一解決方案。這些條款不需要將德國交付給蘇聯。國務院一直拒絕這種思路。但是，同蘇聯之間的換文已經證明，太過僵硬地否定這種可能性會給我們帶來多大的危險。我一度認為我們的立場可能已經軟化，我在會議上的所聞所見則表明，事實恰好相反。我意識到，此時此刻，我們的人民對德國統一絲毫不感興趣，他們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國合約和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的批准上，而且不願意在未來的任何時候，在有可能與莫斯科達成合約的條件下，從德國撤走美國的軍隊。

過了幾天（4月14日），我在紐約拜訪了馬利克先生。我發現他變得更加刻薄和討厭了，不斷地重複著大約一年前我們面談時的那些陳詞濫調。他斷言美國的企業界渴望戰爭，並列舉了一些新聞媒體頻繁鼓噪的所謂「斷然放棄軍備重整就意味著新一輪大蕭條」的論斷作為證據。他也問到為什麼美國對斯大林的聲明無動於衷。我告訴他，我們不想讓我國民眾被含糊而籠統性的聲明誤導。談話臨近結束時，他說蘇聯政府正遭受威脅。「你確定，」我說，「你們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脅嗎？」「當然不希望。」他回答。

宗教導師說，如果一個人開始真正不喜歡自己，那在上帝眼裡，這是他擁有美德的開始，這樣看來我距離聖潔的邊緣越來越近了……

【凱南寫作《蘇美關係》第二卷時需要參考俄國革命期間的原始文獻，其中很多都保存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胡佛研究所。】

三個星期之前，我成了這裏的教授，生活勉強有了保障。可是說真的，我過去好幾年都沒有像這幾天那樣，陷入深深的沮喪之中了。我對現實生活的好感已經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義務了。除了未來多年的責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東西。只有生活在寧靜之中，不用在外界強大的壓力逼迫下工作，做學者才不失為樂事。https://read.99csw.com

1. 從我個人的感情和興趣角度考慮，我沒有活著的理由，但是我也怕死。

這甚至波及個人日常的社交生活，以及與朋友的關係……對我來說，只有一個避難所：到最後，學會沉默的藝術、平庸的藝術、迎合的藝術，絕不再去搞什麼嚴肅的討論。

生命是神秘的，生命的延續同樣引人深思。人類文化的巨網，讓生活在其中的我們興奮不已。

（d）這一切都與我無關，在這個國家裡，我就是一個外國人。

我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生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雖然這個轉折點看起來不那麼明顯。一個剛邁過五十歲門檻的男人，突然之間感受不到痛苦了，這正常嗎？對女性的渴望所帶來的痛苦正在逐漸減少，這是一件好事；可是其他痛苦也在消失，那就不是什麼好事了。換個角度說，契訶夫是幸運的，那麼年輕就帶著一身成就死去了。而我還得工作，而且正在工作，但這工作太輕鬆了，太缺乏挑戰了。男人，至少像我這樣的男人，如果沒有人驅趕著我們，追逐著我們，不把我們逼向絕境，強迫我們把每天都當成世界末日來過，那麼我們就會一事無成。

我想表明的觀點是，一個大國的外交活動是一種實際的行為，而非道德行為。外交活動旨在於最危急的時刻調整利益衝突，這些只是部分地而絕不會完全地等同於人們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一個需要解釋的事物，負責解釋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這種解釋是政府的職責，也只能由政府來完成。

給你寫信，是想通過這種非正式的方式，和你說一說這些天以來一直存在我心裏的話。請你原諒我潦草的字跡，由於鎖骨脫臼了（鎖骨脫臼是對我老派騎車姿勢的懲罰，現在用新的方法又騎得太快），只能寫成這樣了。

【11月6日，艾森豪威爾和尼克鬆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U-2事件緣於一系列行動及其連鎖反應，是蘇美之間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這些因素包括蘇聯人個性中難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對蘇關係問題上一味堅信與蘇聯的關係主要就是軍事關係，因此只能採取軍事上的行動。這種認識的確是導致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僅僅為了偵察和確定莫斯科並無突然打擊我們的計劃，就派遣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這絕對沒有必要。這一點我可以告訴我的同胞，實際上我也這樣做了，任何一個了解俄羅斯的人都能這樣做。但是，在美國官員的思維里，要想象他們熟悉的問題還比較容易，而要對付那些不熟悉的問題，同時探尋其中的微妙之處、難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種矛盾，則困難得多。因此，他們認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殘暴野蠻、極端偏執——作為參照來判斷和理解蘇聯人的行事特點，比嘗試理解像凱南這樣的傢伙談論蘇聯要更容易一些……

即將就任國務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傷害了凱南，他不僅沒有給凱南安排新的職務，而且一直拖拉了幾個月才將決定告知凱南。凱南將繼續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顧問，同時也是「日光室計劃」（Project Solarium）的顧問。為保證國家安全，艾森豪威爾總統秘密推動制定了這一計劃。個人與國家命運同樣前途未卜，讓凱南感到極其痛苦，他開始深入思考精神與政治問題之間的關係。

最近幾天，完成了英國國際廣播電台講座的錄製工作。總體來說，那真是一個糟糕透頂的講座，演講已經不再是我的強項了。我用郵件將講稿發過去，編輯最近一直在審閱講稿，明天務必播發。如果他們不播的話，我就讓他們把稿子退還給我，接受這份邀請讓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這再正確不過了，作為美國作家，真應該感謝一位英國作家能夠這樣理解他們。

「我擔心即使成為教會的成員，我仍然是一名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這些天來我心事重重，這是因為職業給了我太大的壓力，我承擔著非同尋常而又意義重大的職責，而我又無法將這些工作推向極致，除非我具備為了比自己高尚和偉大的事業而奉獻的精神。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種發自內心的謙卑、自信和自我犧牲的姿態去做，才有可能成功。這是需要積極準備和自我節制才能肩負起來的責任，因此我需要教會的幫助；如果不接受邀請，我相信我會對自己的這種傲慢感到羞愧。

現在我的感覺是，五年前離開政府外事部門時在國際事務方面積累的所有知識已經徹底耗盡。我希望，除非有機會從頭好好學習，我要對外交事務中的是是非非永遠保持緘默。

今天早晨看到艾奇遜對里斯講座做出的回應，我深感意外，他的言論就刊登在星期日《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的頭版上。我一個人在雪地里溜達了大半天，想要調整好自己的情緒，直面這次打擊。從他的回應中可以看出，不僅我說的話受到了嚴重的誤解，而且意味著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美國的政策如今連最微弱的希望都沒有了。在當今美國的公共生活里，已經沒有人對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對蘇爭端感興趣了。所有人都認定，這種對抗是純粹的軍事鬥爭，也只能以軍事手段來解決。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決定魯莽而盲目地推動這場軍備競賽了，不管這種競賽會將我們帶向何種境地。它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呢？……我現在彷彿是一個人在曠野里哭泣，這樣的孤獨感對我來說前所未有。

讓我感到擔憂的是歐洲人，苦難彷彿只埋葬了冷靜、成熟和熱忱，而留下了粗魯、貪婪、物慾和憤世嫉俗。大多數德國人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能擁有一輛摩托車。整個國家，除了一些生活樸素的勞動者之外，似乎全都陷入了對享樂的恐懼，因為享樂已經毫無樂趣可言。如今，你能看到猶太人對德國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我想，如果從文學或者學術角度來看，這份書稿令人厭煩，當然我不會從那樣的角度去看。書中寫了赫魯曉夫與哈里曼在一起的好幾個小時里說過的話，其中很多相當有意思。（我偶然看到赫魯曉夫對哈里曼說了這樣的話：「我們並不會全盤拒絕西方所談論的一切。你們應該聽聽喬治·凱南的話，他的很多思想都符合我們的考慮。」）書稿的知識基礎極為薄弱，塞耶在初稿中力圖滲透的風格經過哈里曼熱切的統稿編輯后基本已經蕩然無存。在我看來，整部書稿以毫無節制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本人堅定的決心，他不遺餘力、毫不留情地反對共產主義，對後者的所有陰謀詭計嗤之以鼻，不允許自己寄希望于對方的內部矛盾，同時大力鼓吹實施軍備擴張。全書都沒有提及複雜的現代帝國核心這一角色對莫斯科立場的影響，也沒有指出在導致東西對抗的因素上是否有達成妥協的可能。

這個想法我已經考慮了很長時間，自從我們介入朝鮮戰事以來，克里姆林宮對朝鮮局勢的態度如下：（a）不願意看到局勢發展成全面的美蘇衝突（也就意味著世界大戰）；（b）極度憂慮美軍地面部隊進至蒙古或者蘇朝邊界，擔心美軍空襲蘇聯的戰略要地或在蒙古的軍事設施，另外也做好了準備，會不遺餘力地阻止我們採取這類行動，一旦狹路相逢，會全力阻止美軍進攻。

我應邀拜訪鐵托總統，與他共度了一個小時……他直言不諱：你們美國人要想保住權力和尊嚴，必須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他對古巴很感興趣，我對他說，我們已經表現出了充分的耐心，對此他並沒有異議，只是微笑著說——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見——問題在於，同時面對強國和經濟上對他國有所依賴的小國，南斯拉夫總會傾向於同情後者。他想知道我認為是誰在影響古巴，是蘇聯還是中國。我沒法回答他。我想兩者都有吧。

有一次跟奧本海默聯繫時，他提出要來看我，不失時機地向我傳達了一些喜訊，大致內容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董事會很歡迎我成為研究所的一員，並且願意幫助我解決日後經濟上的問題。對我來說，沒有比這更讓人高興的消息了，它解決了我太多的難題。但隨之而來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我們的農場還有必要保留嗎？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頓很像，和普林斯頓處於同一氣候帶，我們住在華盛頓的時候，它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安慰。我們難道不應該在北部的山腳下或者海岸邊選擇一處更舒適的住處嗎？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農場還是最理想的住處。真是找不到一個兩全其美的答案。

老實說，我應該以「為什麼國際形勢毫無希望」為講座題目。但是，接下來就不得不探討我們美國社會內部缺乏活力的問題，包括制度自我調節機能的不足，寬鬆制度的失敗。接著，再談談外部世界的人口過剩、社會墮落、魯莽輕率，等等。我不得不為退化的社會、衰退的人口、高度專制，以及絕對的政治孤立辯護。這是在為誰辯護呢？我想是為了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然後，我倒是寧願美國的四個地區——東部和中西部合併，南部地區，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西北部待定——以聯邦為基礎，與加拿大和英國合併，華盛頓不再作為聯邦首都（終於擺脫了！），將首都定在溫莎或者渥太華附近。至於我們的盟國：斯堪的納維亞與西伯利亞半島中立，歐洲大陸則實行自治。隨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要執行嚴格人口削減政策和獨裁政策，包括各國禁止本國公民駕駛汽車。

我走進聖帕特里克大教堂祈禱，然後又在林蔭大道漫步，面前左右都是步行去上班的女性。我心裏想：「我準備好迎接這奉獻他人的嚴肅新生活了嗎？在這人生漫長的路道上，哪怕讓我看見一點點微光、一點點慰藉和希望也好啊。」

浪漫愛情的危險性：

問：您會（就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中國談判等問題）做報告嗎？

我沒有獲得過真正的成功，我也不敢再有所期待。如果在完成了對我國公共生活的貢獻之後，我能這樣對自己說：我和我所做的努力，能讓我父親所在意的那一切消逝得更慢更艱難，我就心滿意足了。

【這一年，凱南到華盛頓進行了幾次學術調查之旅。】

10. 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中有如下詩句：

（a）國家即將進入下一個沒有政府領導的五年。

凱南前幾年的寫作結出累累碩果，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俄國退出戰爭》榮膺數項大獎，震驚了學術界。11月，他在牛津大學獲得伊斯特曼榮譽教授職位（Eastman Professorship）。他敦促超級大國不要在中歐地區部署核武器，而應該從那裡撤軍，東德和西德由此便可以統一成一個國家。他的演講在西歐和美國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我躺在房間里，休息一下準備演講。我努力把自己完全調整到休息狀態，想排除一切私心雜念，卻發現殘餘的焦慮和慾望仍在起伏涌動，就像最後一個游泳者離開之後，泳池的水面仍會泛起陣陣漣漪一樣。我意識到自己靈魂深處就像泛著陣陣漣漪的游泳池，想要心如止水，需要多麼漫長的時間……

【凱南受邀在華沙發表演講。自從1952年離開之後，他再也沒到過社會主義國家。此後，他給中情局的局長阿倫·杜勒斯發了一份備忘錄，闡明波蘭人將逐漸從莫斯科的控制中自我解放。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呈遞了相關報告，總統認真地閱讀了這份報告。】

在談話的過程中，參議員弗格森問我，為什麼要去農場過日子，而不來華盛頓工作。我跟他講到了我目前的處境，聽罷他說道：「這是怎麼回事？該死！批准你的任命，不存在任何問題。」

閱讀《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撩撥起我對往昔歲月和逝去青春的回想：里加，俄羅斯的風光，契訶夫作品中那令人驚嘆、超乎想象的親切感與說服力。換句話說，《櫻桃園》激起了我充滿俄羅斯情感的自我的覺醒，激起了完全契訶夫式的自我的覺醒，它們比美國式的自我更加真實，這一切都刺|激著我。我坐在那裡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一邊壓抑著竭力不讓同行的人發現。

好幾天沒有寫日記了，對自己的問題又開始健忘了，時間的流逝和精力的轉移讓記憶變得模糊不清。一些公共事件也影響了我。我在芝加哥期間，麥克阿瑟被免職，我親眼目睹了當地人對此事的反應。這些印象，連同對芝加哥的整體印象，讓我格外增長了見識。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我們的國家中竟然存在著一股如此強大的力量，如果這股力量獲勝了，民主政治也就結束了。換句話說，對人民來說，正常的人際交往將不復存在，寬容的傳統和公民的自由也不再那麼重要，人民將被看成極權主義的敵人。我不得不承認，這些人已經開始在美國的部分地區佔據上風；我迷茫了，那些溫和、理智的人也迷茫了，他們一直在同時關注著兩股力量的變化；我的祖國已經背叛了我，實際上，從個人意義上來說，我的祖國已經不是昔日的模樣，不再是我小時候看到的樣子。它現在看起來更像一個瀕臨垮掉的舞台，雖然換了新的布景，但是沒有演員登台表演，這些演員不理解我，也不寬容我，因為他們並沒有察覺到我願意和他們休戚與共。現在的我是真正意義上的被流放者。從個人角度來講，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作用結束了。我很慶幸我沒去密爾沃基，在那裡的麥卡錫主義徹底消失之前，在人們徹底為此感到恥辱之前，我不想再回那個地方；但是，這個時刻未必會到來了，在我看來，人們很少會為自己的政治罪惡和狂熱而懺悔，而只會將其轉變為另一種形式，並說服自己，他們自始至終都是正確的……

2. 這個提案會削弱北約的力量。

【如果回到華盛頓的辦公室】我發現自己又變回與那裡大部分人完全不同的孤獨少數了。從1947年到1950年，我只發揮了一種作用，那就是發出批判的聲音，一種娛樂他們和偶爾刺|激他們的聲音，他們會帶著某種仁慈的傲慢來傾聽我的聲音，但是只要進入政策制定的層面，開始真正的工作，這些人就會像彈落一隻蒼蠅一樣對我棄之不理。

開始構思一篇文章，可能會在《外交》雜誌上發表，內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觀念。

3. 儘管如此，其領導人還是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再次當選。

這個國家已經激不起我的興趣了。這是一個極其讓人厭煩的國家，雖然她自己絲毫沒有意識到，卻已經註定了悲哀和可憐的命運。

那麼，存在一種超越于普通公民消極義務之上的社會義務嗎？公民有積极參与政府事務的義務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一個人通過正常的選舉程序或法律程序被挑選出來。我們的社會不依靠任何唯意志論，憲法規定了政府應該遵循特定程序、承擔一定責任和實施行政管理的義務。

牛津！寧謐的庭院，宏偉古老的高塔，優雅堅固，彷彿在涌動的流雲中飄浮。街上是別彆扭扭的擁擠交通，密集的自行車陣容。身強體壯、面色紅潤的年輕姑娘們騎著自行車。她們談不上嬌美，卻也不乏魅力。我住在一棟大房子冷冷清清、空空蕩蕩的套間里，品嘗著無盡的孤獨，連日來沒和人說過一句話。我在清新潮濕的風中漫步：走過公園；走過郊外的大街，這些街道充分體現出英格蘭現代城市景觀的拘謹、遲鈍和單調；走過靜謐的河岸，看到情人們躺在深草里，彷彿迷失了自我，充滿了絕望和無助，就像《福爾賽世家》中的男女主角一樣。（啊，英格蘭的愛情，如此脆弱，如此殘缺，如此不顧一切，結果竟是讓人如此心酸！）我在一家小旅館的餐廳內就餐，那裡只有兩位服務生，菜單從來沒有變過。一切都很安靜，人們低聲地講話，以免破壞這一如教堂墓地般的寧靜。鑲板的老式公共休息室，蠟燭照明和波爾多葡萄酒，以及人們對過去時光的留戀，那是什麼樣的年代？在不期而遇的邂逅中，我看到了英國人千差萬別的個性，既有最迷人的謙謙有禮和古道熱腸，也有偶爾惡狠狠的粗魯無禮和驕傲自大。到處是成群結隊的暑期觀光客，他們手裡拿著旅遊指南小冊子，拖著略顯疲憊的身軀，完成任務似的四處拍照。

因此，除了等待，我別無選擇。我希望局勢能夠發生某種改變。只有蘇聯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讓我見到他們的領導人，或者我們的政府採取一套積極和現實的方案來保證我方掌握主動權，這種改變才可能發生。然而，事實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麼有建設性的意見來，莫斯科也沒有人能幫我來安排一次同蘇聯領導人的非正式會談。在這種孤立無援中，我只能等待。

【凱南到白宮對即將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科技展覽建言獻策。】

考慮到我之前在莫斯科的職位，處理蘇聯事務的經驗，乃至公眾將我的名字與美蘇關係聯繫在一起的緊密程度，我不禁意識到，政府的這種態度預示了一種非常嚴峻而令人不安的形勢。

天啊，我多麼希望夏天已經過去了呀。

過去三個星期忙得不亦樂乎，繁忙的教學任務讓人抽不開身，還要拜會華盛頓的各色人等，還要賣房子，等等。直到今天，退休生活才算真正開始。一上午，我都在忙著最後的收尾工作。午飯過後，我把房子做了最後的清理，把奧斯汀汽車塞得滿滿當當，然後踏上了從華盛頓前往農場的旅程，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駛出華盛頓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退休的感覺。去賓夕法尼亞的路上，我開車開得很慢，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再也不用那麼匆匆忙忙的了。

我敢說此前他根本不知道來客名單上都有誰。

從布爾斯廷書中的描述來看，他似乎從歐洲與北美殖民地的對比中獲得了滿足，似乎感覺在北美殖民地的發展歷程中，積極創新所帶來的收穫遠遠超出了因忽視歐洲傳統而失去的東西。然而，讀著他的書，我眼前卻浮現出這樣一幅悲哀的畫面：這樣一個社會，它的詩歌毫無藝術性和審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識，科學見解，報紙雜誌，一切都是如此淺薄；粗放的破壞性的農耕方式，自私、頑固、短視的防務意識，完全把防務問題（整體性防務，而非區域防務）留給英國人去解決。

9月19日，凱南借飛機經停德國之機，向記者宣洩了自己胸中的塊壘，他說自己在莫斯科被孤立的狀況比當年在納粹德國的時候還要糟糕，即便是1941年德國對美國宣戰後，情形也比現在好得多。9月26日，蘇聯的《真理報》措辭尖銳地抨擊了凱南。10月3日，蘇聯政府公開宣布凱南為不受歡迎的人，他成為唯一被蘇聯驅逐出境的美國大使。華盛頓和莫斯科同時拋棄了凱南，這讓他感到極為震驚和前所未有的孤獨，在他看來，除了不斷激化彼此之間的矛盾，兩國再也沒有什麼共同點。他感到核戰爭即將爆發，陷入絕望之中。

我們沿著高速公路行駛，即將抵達哈里斯堡時，天色突然變得異常黑暗，所有人都要打開車燈行駛（後來我聽說，這一現象僅在受難日耶穌被釘死的時刻才發生，這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天（昨天），我跟奧本海默談及此事。他感到非常失望。我推斷，至少我得從7月1日開始請不帶薪假，這樣我至少會損失一年的薪水。不過即使如此，他認為一些同事甚至董事會成員仍會認為這違反了我當初加入研究所時的保證，即將教職作為永久職業。

【駛出紐約州的阿姆斯特丹市】路遇四個昂首闊步的小流氓，他們沒戴手套和帽子，身上的皮夾克在路燈下閃閃發光，長腿上緊繃著藍色牛仔褲，臉上表情冷酷、陰鬱又狂傲。哦，我的祖國，我的祖國，你對你的年輕人都做了些什麼？你怎麼能繼續放任這種瀕臨犯罪邊緣的生活——這種生活發生在夜晚冷清的街頭，發生在骯髒的快餐館和撞球廳，伴隨著無休止的爭吵、暴力和穢語污言，帶來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汽車後排座位上醜陋隨意的濫交，以及臭名昭著的淋病、宿醉、暴行、謊言和迷茫——你怎麼會讓這種生活比愛和美更具吸引力？當這群年輕的衣冠禽獸長大成人，他們又將把我們和我們的孩子變成什麼樣？

第二天上午傳來了《真理報》刊文抨擊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對美國政府的決策備感失落，今天蘇聯政府的打擊又緊隨而至。毫無迴旋餘地，看起來不會峰迴路轉，我的努力也不會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報》從我在柏林機場對提問記者的回答中抓住一個微不足道的由頭，公然抨擊我是誹謗者，是蘇聯人民的敵人。這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首先，我無法想象我是否還能回莫斯科去，因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當本國政府與外國政府之間友好溝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繼續留在莫斯科還有什麼重要的價值。當然也可以認為在此之前我也沒有什麼價值，或許蘇聯人一直都將我視為仇寇。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我們的政府曾經授意我去說些什麼，我就還有機會，畢竟總有一天，總會有一個人到莫斯科去說那番話。現在，機會溜走了。從現在開始，我對莫斯科再無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應付莫斯科高層以及他們的下級帶給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能做些什麼，我真是難以想象。

想到這些，我感到，跟過去相比，當下的生活是一種墮落。我居住過的所有歐洲城市，可能除了里斯本之外，都只剩下昔日歲月的殘影：里加、柏林、布拉格、維也納、莫斯科，無論哪個都不比一戰前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或更宜居。那麼，人們又該如何相信進步的力量呢？在我國，情況亦是如此：即使僥倖能找到個生活還算有吸引力的地方，隨之而來的問題總是這地方多久之後就會被毀掉。還需要更有力的證據證明我們的文明正急遽衰落嗎？即使身為一個歷史學家，我也感到我們在與健忘、冷漠、弄虛作假的鬥爭中已經落了下風。

我曾經多次強調過，只要假以時日並讓其不失體面，蘇聯在這些地方的統治可能會自行終結。

你很快就會覺察到，這裏的人們從不談論蘇聯。從市中心蘇聯人建的摩天大樓旁走過時，他們一言不發，既不讚揚也不貶斥。談到德國人的暴行時，他們不會提卡廷森林大屠殺。談到1944年華沙起義時，波蘭人拒絕回憶蘇聯人用廣播敦促他們武裝暴動，卻靜觀他們被德國人圍攻屠戮的經歷。當時，美國曾經詢問蘇聯，是否需要使用美國的基地作為飛機起降地點為華沙起義軍運送物資，蘇聯的回答是「不用」。當有人提起，整個華沙被暴虐的德國人的炮火摧毀時，沒有人願意提到當時蘇聯軍隊正悠閑地坐在河對岸，眼看華沙毀滅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換句話說，蘇聯的力量人人知曉，但是沒人提及，這種故意的沉默流露出比任何語言都更加有力的譴責。

（b）個人生活。

現在，當我們首次向三八線以北挺進時，我相信克里姆林宮也是在極度不情願的情況下支持中國共產黨介入了戰爭。實際上，這更應該被視為蘇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動，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只剩下親自介入這一種選擇，而這並不是他們想要的。

昨晚做夢了，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夢見母親，她在夢裡出現了兩次。我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的面孔無比親切和熟悉，讓我立即就明白這不可能是別人。她的模樣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輕，她熠熠生輝的眼睛，她不時微微噘起的雙唇，她的歡笑聲和啜泣聲，更是讓我驚訝地感到，我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人，她也有掙扎、苦難以及缺憾，而不是以往我一直想象的天使的樣子。

在晚宴上巧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羅伯特·戈恩（Robert F. Goheen）。他把我叫到一旁，說來自新澤西州的幾位先生邀請他加入他們的陣營，敦促本州州長在即將到來的參院選舉中推薦我為民主黨候選人。他覺得在跟州長講話之前最好先跟我談談。我跟他說連千分之一的勝算都不會有，但是如果他樂意，他倒是可以跟州長談談此事，看看這事到底能不能當真。

總之，這次會面跟第一次一樣，他代表某位人士充分發泄了對美國政策的抱怨和不滿。

在大選的時候，我沒有對新一屆政府內的任何人提起過我未來的職位問題……因為我私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都有來往，我期待著在新政府就職前的某一時刻，他們能主動找到我；我期待著屆時我將有機會向他們闡述觀點，不僅關於美蘇關係，也關於莫斯科大使館該何去何從，以及我在新政府里的職務問題。然而，幾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人來找我……

我現在就像這樣一個人，把兩杯水放在心愛的人面前，其中一杯摻有毒藥，一邊心懷恐懼和猶疑，一邊揣測心愛之人會喝下哪一杯。

今天的報紙都是關於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的報道，我心中充滿了不祥的預感。在我看來，我們就像擠在救生艇上的一群醉漢，已經漂到了瀑布的邊緣，卻還在爭吵瞎扯閑聊。我想，很快我們又要發動戰爭了，多麼凄涼可悲的戰爭。這些想法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丘吉爾在《風緊雲急》（Gathering Storm）中引用薩松的詩句：

我們開車去波士頓，抄一條四十英里的鄉間小道，途中穿過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區。這裏已經廢棄，長滿雜草。新英格蘭古老的南部地區死氣沉沉：在茂密的矮小灌木叢林中，居住著義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們說話的語氣越來越有天主教會的氣息。

宴會由柯南特先生主持。就思想觀念來說，參加晚宴的這些人都是我的對手。除了柯南特先生之外，還有許多來賓在發現我也在場時都表現出明顯的驚訝和困惑，就好像在教堂裏面看見魔鬼竟然也佔據了一個席位一樣。提問環節我一直都保持著沉默。最後在寂靜和憂慮不安的氣氛中，我提出了我的問題，恐怕問題提得不是太好。

突然產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為做決定時優先考慮的事項：

【為了完成《蘇美關係，1917～1920》第二卷，凱南去了聖路易斯，研究戴維·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的相關文件，弗朗西斯是伍羅德·威爾遜時期的駐俄大使。】

欠發達地區的朋友們在意識形態上對我們成見已深，我們做也好，不做也好，他們都會加以譴責。他們指控我們搞帝國主義，但是，仔細想想，看起來我們身不由己地必須帶上點兒帝國主義的味道。如果我們不試著去擺布別人，別人就會譴責我們，說我們沒有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事情帶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問問，怎麼樣做才能讓歐洲以外的國家（甚至部分歐洲人）改變想法，不再認為我們與那些滔天大罪有關呢？來顆原子彈把整個美國炸上天嗎？那他們接著一定會控訴放射性物質泄漏，並且一定會指責我們戛然停止了對他們的援助，因為他們已經將接受援助當成一種習慣了。坦率地說，無論美國怎樣做，都不要指望擺脫罪過。所以，我別無他法，只能承認我們是惡人，滿心歡喜地繼續扮演這一角色，並警告大家如果對我們抱有期望，你們將毫無所獲，這樣一旦有人來指責我們，我們就可以說：「怎麼了？你們想要我們怎麼做？」也許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有能力與我們的蘇聯朋友競爭。他們已經成功地將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眾的心中，所以他們現在一旦表現出一點兒合乎常情的禮貌，就會受到吹捧和表揚。

4月1日，我去了華盛頓，禮節性地拜訪了總統。前不久他剛剛宣布不再參加競選，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輕鬆，態度也很友好。他說他很贊同我對蘇聯領導人行為動機及原則的分析，而且從來都不相信他們打算引爆一場新的大戰。他要求我經常地向他彙報情況，說他喜歡參考來自我們這些駐外代表的私人報告。除此之外，他再沒有給我下達任何指示。

當晚我們聽了共和黨大會的競選提名演說。當時我們正在吃飯，另一個房間的電視里傳來了尼克鬆低沉的聲音。當臨近總統演講時，攝影師們到了，他們想拍一張史蒂文森正在收聽艾森豪威爾演講的照片。他基本上同意了，可是當他們開始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時，他的忍耐達到了極限，叫停了拍攝。發生這一切的時候，我和格蕾絲正躲在餐廳里（避免激起他們的好奇心，也避免節外生枝）。之後我們去了客廳，大家一起收聽總統的演說。史蒂文森先生非常冷靜地聽了演講，認為它還算精彩，但我們倆都認為其內容與共和黨的所作所為毫無關聯（實際上，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共和黨的實力要取決於一個事實，那就是很多人完全不再期待政府的承諾能兌現；諾言和行動最後並不一致；解放人民好像只是說說而已）。

綜合來看，凱南身上的一些品質實屬難得，應該用來實現美好的願景：也許不夠複雜、不夠傑出，但還算清醒的頭腦；對人們迥異的性格特徵的理解；豐富的政府運作經驗；通過演講和寫作獲取他人理解與同情的能力；從歷史和現實的多重角度解讀當代基本政治問題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同時代很少有人能勝過他。他可能在未來五至十年內繼續保持足夠的智力和體力，投身於某些有意義的事業。不過，似乎他還不能確認哪些事業更有意義，他一直在積極地探索。

因此在生活中必須保持恬淡寡慾，與清教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恬淡寡慾是為了實現生活目標，而不是抑制它的實現。

13. 唯一可能喚起我一絲希望的，就是去蘇格蘭或者英格蘭當一名教授。畢竟，我還有能力講一講俄羅斯的歷史和文學。我可以在1956年的秋季開始教學。我可以加入英國國籍，從而規避美國政府對我提出的要求。只要能給我保留退休金，我就有可能在美國繼續擁有鄉間小屋，甚至還可以修葺一新，以便將來退休后頤養天年。作為一個年老的美國公民，我相信政府能夠滿足我的要求，那就是別再來打擾我。

這一切在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來會怎麼樣？

我是一個丈夫，也是一個父親，除此之外，我還在積極努力成為一名學者，我已經顧不上自己曾經是一名公眾人物這個事實。成功？無關緊要，可能勉強算得上成功吧。

◇ 班克羅夫特獎（美國歷史學會）

11. 大孩子們不喜歡我，很顯然這意味著我骨子裡是一個很不招人喜歡的人，或者至少在他們看來我是這樣的。在他們眼中，我背負著苦澀的責任感，但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昨晚，教堂參事會副會長和兩個本科高年級學生來到我家，告訴我12月初即將舉行宗教事務會議開幕式，邀請我屆時發表演講。從談話中得知，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凱南信仰什麼。

基本上，對於我關於德國問題的演講，有些回應讓我覺得很有意思，這些回應有兩個要點：

相當奇怪的是，德國這邊的婦女也受到了價值觀鬆動崩潰的影響。她們有著女性原始的純粹、野性、性感的吸引力，這跟萊茵河對岸端莊矜持的姐妹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人肯定會想到，這不可能僅僅是因為環境的影響：這肯定是在瑞士經過了數代成長曆程，經過父母謹言慎行的影響才形成的，那裡的人們關注的並不是女性的外在，而是她作為個體和社會成員的內在品質，這種觀念對婚姻的影響至關重要；但是，對德國的同齡人而言，深刻影響她們道德觀念的是過去四十年間在這個國家普遍流行的對性關係隨便而無所謂的態度。

個人問題與公共問題錯綜交雜，還有什麼事情能由自己說了算呢，如果有，那簡直就是奇迹。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允許我們安靜地度過黃金歲月，不允許我們與自然協調一致，不允許我們與社會和諧相處。這是一個領導者的時代，或犧牲者的時代，或二者皆有吧。也許，我也應該做好準備了。

父親是一個笨拙、膽小的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他經常表現出一副怯懦的樣子，怯於為自己辯解。在即將離去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現得十分敏感，自負而又有些孩子氣；有時候他像個鄉巴佬，有時候又像個文化人；他對很多美好的事物不屑一顧，跟家裡其他人一樣多愁善感；他像律師一樣整天緊繃、嚴肅得有些僵硬的臉上，也能像其他人一樣顯露出溫暖而又堅定的愛意；他是一個很孤單很痛苦的男人；憔悴、堅強、節制，年輕時健壯得幾乎從沒生過病。他在度過了孤單暗淡、病痛纏身的晚年後，走向了生命的終點。我自己是一個喜怒無常、以自我為中心、神經敏感的孩子，我也像他一樣膽怯，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他的晚年我沒能給他的生活帶來些許寬慰，但是，我愛他，他是除了我兒子之外我最愛的男人。我們從來沒有激怒過彼此；我很感激他的沉默和寬容。我也許比家裡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孤單、他的憂愁、他的絕望，還有他的信念。

我對里斯講座（Reith Lectures）缺乏熱情，這讓我感到非常擔心。克里斯托弗剛剛問我對什麼感興趣。我竟然答不出來！怎麼回答呢？我含混地說對划船感興趣。之後我又補充說，如果生活允許的話，我還喜歡耕種。坦白地說，我不感興趣的就是每個人都期待我熱情洋溢地追求的東西：國際事務。為什麼反感？因為它棄我而去。挫折、失望和幻滅紛至沓來，現在的我只剩下悲觀的情緒了。我是個心態正常的人，讓自己感到悲觀的事情我不想做。

今天，獨自一人駕車從東柏林去普林斯頓，小汽車頂上堆得高高的，有幾卷行李物件，還有一輛自行車。天氣不錯，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八月秋天裡的乾燥和涼爽。

不管怎樣，這本日記記錄了我一直以來的英勇行為：我拒絕了伴隨孤獨而來的所有廉價誘惑；我故意在人群中離群索居地過了一個星期；我一個人在酒吧喝酒；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和尊嚴，我遠離女人；我拒絕傾聽自己的誘惑。我的行為難道不感人，不該得到最深切的同情嗎？答案是：一點兒也不。

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旅館，飢餓感陣陣襲來，加之對周圍環境非常陌生，這一切讓我感到極為沮喪；腦袋裡一個小小的聲音在愉快又誇張地說：「你已經對自己喪失信心啦；現在，你對國家也喪失信心啦！」

我還想對學生說的是：

1. 莫斯科不會接受撤軍建議；

5月21日，星期一，我與（那位官員）在紐約詳談。我們商量好，他會找機會再次與X（馬利克大使）聯絡，並會婉轉地提醒他，與我會談也許是一件既有利又有趣的事情。他會給X（馬利克大使）時間考慮，然後再提議安排一次會面。

史密斯將軍中途進來，告訴國務卿和我，艾倫·杜勒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到中央情報局任職，不要退休，並希望我能就此事與他聯繫。國務卿指出，他希望這件事能夠落實，同時表示不要對外界提起有關我退休的事情。

在我看來，在常規的工作中錘鍊意志是最困難的，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要求你成為一個半模式化的角色，尤其是做辦公室工作或者其他要求整齊劃一的工作時，在這些職位上從事的恰恰都是一些最容易養成習慣、導致健忘的工作。

星期四，4月2日，我跟安娜莉絲開車去維拉諾瓦（Villa Nova）跟波倫一家共進晚餐，晚宴設在他岳母家裡。這是他們離開祖國前的最後一個夜晚。他講述了任命確認后他的境遇，絲毫沒有激起我留在政府工作的慾望。

一直以來，我都身處孤獨的舞台之上，因為我不喜歡那些小人之交的迷魂湯，我也有點兒——但沒有那麼強烈——因為抑制不住嫉妒之情而瞧不起自己。人是多麼脆弱的動物啊，需要每日在彬彬有禮的社交生活中尋找自我，對瑣碎的過往自我解嘲，開著自己的小玩笑，堅持說這些膚淺的事情表現自己的人格，還自欺欺人地認為別人被自己蒙蔽了！人們的社交生活一如身體一樣脆弱不堪。如果讓他們兩三天不食不眠，絕大多數人就會精神崩潰，六神無主。如果讓他們斷絕與所有朋友的聯繫，他們就會深陷憂鬱和自怨自艾之中：他們的自尊因社交營養的斷絕，以及暴露出清冷空虛的自我而饑寒交加。

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尤其在對待匈牙利問題上，一定有些事情是民眾所不了解的，而這些事情解釋了蘇聯為什麼這麼做。我實在拿不出充分的理由來解釋他們這種行為，在我看來，一定是莫斯科涌動的某種暗流導致他們採取如此反常的行動。整件事情就是，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鎮壓布達佩斯事件。他們確實有這樣的實力。撤軍的唯一解釋就是國內有人不想這樣做……

生活——到底是為了什麼？

路上，我回想著剛才看到的一幕，又想起在房間里讀《芝加哥論壇報》時看到的內容。上面有一篇文章寫的是哈佛大學里的共產主義，我想剪下來送給格蕾絲。我也想起我的外祖父和我媽媽就來自這個小城。我聽見幾個騎著自行車的男孩大聲說笑著穿過大街，才意識到我連這裏的方言都聽不懂。

答：只要同行們感興趣，我準備向他們報告我對蘇聯方面的印象。

我覺得在這關頭，蘇聯人並不打算髮動一場世界戰爭。他們想要有所動作，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在我看來，去年7月初至今發生的事，沒有一件能質疑我的上述判斷，恰恰相反，蘇聯的行為處處驗證了我的憂慮。當然，蘇聯領導人願意看到我們被趕出朝鮮；那樣他們就能解決掉我們關心的所有問題。但是他們一開始就錯了，以為美國不會介入，當他們意識到自己誤判形勢的時候，他們首要關心的就是如何有條件地扭轉局勢，既不能太有損於自己的聲譽，也不能太傷害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阿拉伯人現在對我們笑臉相迎，我們終於可以短暫地享受一下美國政治心理上一直渴望得到的東西了：在面臨帝國主義大國的貪婪掠奪時，一個弱小國家因我們的支持而對我們充滿了讚許、欽佩和感激。在這個重要的關頭，海約翰（John Hays）門戶開放政策的陰影再次籠罩在美國外交之上。當時，一如現在，我們撂了一句好話，每個人都十分滿意，儘管它並沒有實際用處；當時，一如現在，公眾很樂意相信，我們的姿態不論怎樣都讓帝國主義者感到些羞愧，讓弱小無助國家的人民感激。對他們，我們可以實行國內政治制度絕對禁止的家長式管理。過去，我們相信中國人對我們充滿了感激之情，看看時過境遷，發生了什麼。現在輪到阿拉伯人了，明天他們會怎麼樣？

基於這個原因，我希望戰爭能夠很快停止，因為與蘇聯的戰爭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包括我們自己。即便我們現在就在三八線或其附近停下來，在朝鮮的行動給我們帶來的收穫也已遠遠超過預期。儘管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常常被指責是徒勞的，但已證明它挽救了東南亞局勢，恢復了遠東地區的穩定。

【凱南在日記中抄錄了一封寫給國務卿艾奇遜的信。】

在這樣一個國度，一個人應該怎樣教育他的孩子？如果能成功地將自己的生活品味灌輸給他們，孩子們就會為周遭環境所不容。如果放任自流，由主流環境來決定孩子們的品味，那他們很快就會疏遠父母。

對我來說，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獨處、沉思和寫https://read.99csw.com作。因為這些事情都能通過向他人傾訴自我而實現，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決定：坐在一張桌子旁寫作，思想隨之而來——經常會這樣。只要寫作，就不會感到懈怠。

答：情況沒有惡化。

其實我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加拿大人、英格蘭人和美國人畢竟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民主制度，大眾永遠都認識不到這些事實。實際上，西方世界的民主只有通過五十年仁慈的獨裁統治才能挽救自己，這種統治就像一個醫生讓病人治療到一定程度之後，才讓後者繼續自行康復一樣。

◇ 普利策獎

問：您如何看待蘇聯前一段時間有關德國的最新聲明？

我儘力對書稿做了些點評，但我不想替他們寫什麼。我常常忘記，我已經不再是大使館里那個逆來順受的參贊了，哈里曼也不再是專橫傲慢的大使了，但我還是盡了全力幫忙。我坦率地向他建議，書稿不要以如此消極的註解結尾。他還是那副雷厲風行的性子，馬上就開始修改，潤色了幾個句子。我堅定地拒絕了埃夫里爾讓我參与起草書稿的邀請。二十四小時之後，我竭盡全力幫了忙，就離開了。此後，再也沒收到埃夫里爾的音信，沒收到表示謝意或者感激的信。不過，我也從沒給哈里曼夫人寫過感謝信，因為我不太確定，從她的角度來看，我到底屬於哪一類人。

接下來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維斯（他現在是國務院蘇聯事務的負責人）的陪同下前往蘇聯大使館，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顧問一起用餐，顧問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們都很熱情。我們進行了一次相當愉快的會談，避開了時下那些讓人痛苦的話題，而是把焦點集中在雙方都沒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問題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剛發表的一篇對斯大林的採訪。斯大林在採訪中再次強調他確信兩個國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時也謹慎地表明，在一定條件下新的首腦會議未必會純屬徒勞。潘友新想知道，為什麼美國方面沒有發表類似的聲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據蘇聯政府的指示提出這一建議的。我有一種感覺，這兩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時下美國對他們個人及其政府的敵意折磨著。如果全盤了解共產主義運動對我們的極端敵意，或對近三十年來駐莫斯科外交使團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麼出於人性——尤其是蘇聯人的人性——便不難理解我們國內目下的這種態度。

和富布萊特談了很久，但是當他問我，對於外交事務，他以及與他志同道合的同僚能做些什麼時，我卻無法回答。他說，作為外交委員會的成員幾乎撈不到什麼好處。他的同事都認為，外交事務中沒有「政績」，只有危險和陷阱。他們更喜歡撥款委員會那樣的地方，正如其中一位所說，他們可以在財政問題上上下其手。我跟他說我認為林登·約翰遜是一個興趣不夠廣泛、思維不夠廣闊，但在國會中長袖善舞的議員，他完全贊同。他說約翰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參議院進行任何類型的辯論，他希望一切都提前安排好，議員們去參議院的活動僅限於投票就好。

到了農場，我沒有馬上搬出行李，而是換上衣服在門廊里坐了一會兒，讓自己充分感受這片寧靜。眼前延伸著兩塊田地：一片是麥田，一片是玉米田，長時間的乾旱讓兩塊地都乾枯得了無生氣。身後延伸的是二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它的背後又掩藏著幾乎已被忘卻的青少年歲月。在我的面前，擺著一個很大的問號：如果我的壽命還能再延續三十年，接下來我為了什麼而活？我的內心已麻木，幾乎沒有興趣去回答這個問題。有一件事似乎很明確：如果我還想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意義，還想獲得滿足感的話，那我必須教會自己不要為了自己去生活，而是為了創造去生活。對於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要說他為了身體上的愉悅而活那是何等荒謬。他的肌肉已經鬆弛，形象微不足道，甚至毫無尊嚴可談，吃吃喝喝只會讓他變得肥胖。愛，應該表現為熱情地關心他人。

4月7日，國務卿再次約見了我，麥卡德爾先生也在場。國務卿說恐怕之前是他會錯意了：他始終有一種印象，就是我一直希望退休；他很樂意聽聽我在這件事情上的真實想法。我解釋說，就眼下的生活來說，政府的差事並不是我的興趣所在，而是代表著某些方面的犧牲；我願意做出這種犧牲——如果他認為我還能發揮一些重要作用的話，那麼我願意；但我感覺似乎沒有那麼重要的地方還需要我；我不想自己僅僅是一個「接受照顧」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我說，我最優先考慮的是離開政府部門。我也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認為國務院需要一些「新面孔」，我也根本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和別人競爭。依我看，一切都取決於他和總統到底是希望我留在政府繼續工作，還是根本不希望。

我想，答案就是，即便眼前是一片迷霧，也要盡最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冷靜下來，去尋找應該銘記在心的更重要的現實，尋找希望。另外，如果能有所收穫，緊緊把握住了今天，明天就會更加輕鬆……

對於我的祖國，我沒寄予一絲希望，一分一毫也沒有。這個國家現行的制度明顯與其地位和責任不相配，它不願意改變這些制度，至少不願意按照應有的進程改變。修正憲法的可能性已經被當作展示道德姿態的手段，而非改進政治制度的真正途徑。

他問我能夠有效啟動停火協議談判的基礎是什麼，也就是說，美國政府能開出什麼條件。我向來不習慣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政府，因此我說，如果我們在停止目前交戰地區衝突的基礎上考慮這個問題，就不難發現，各方一定會分享某些控制權，以保證停戰碩果不會被其他別有用心的勢力用來積累新的力量，發動新的攻勢。當他追問下一步的細節時，我說除非我能被確切地告知，他們的政府有興趣看到基於這種條件的停火，否則我認為沒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討論細節問題。我說，如果我們雙方原則上都覺得這是一種值得追隨的理念，那麼隨後一定會有很多東西要討論。

很難用語言來表達我對這個城市的厭惡之情。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心理疾病。儘管如此，我是真的……如果家人同意一起移民英格蘭的話，我會毫不猶豫，頭也不回地離開紐約。不是我要拋棄我的祖國，而是我自以為了解和理解的祖國拋棄了我。至於其他東西，更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長不見尾的車流、擋風玻璃後面無聊僵硬的面孔、車身上刺眼的鉻合金裝飾、柏油路、廣告、電視機、加油站、熱狗攤子、冷清的商業中心、郊區的磚房、鄉村俱樂部、酒吧和烤肉架、毫無意義的活動、爭強好勝、消極懶散、魯莽傲慢、藥房、悶熱的百貨商場、公交車站、人頭攢動的校園、老氣橫秋的年輕人和幼稚可笑的中年人……透過新澤西的煙霾看到這一切漸漸遠去，我不為所動。如果移民，我可能會因為遠離朋友而感到後悔，但實際上這種距離並不比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遙遠，那是一種咫尺天涯的感覺，是脆弱、封閉、孤獨的美國生活影響下的必然產物。在這華盛頓，在市中心所見是一個偉大城市的光鮮表面，其背後隱藏的卻是官僚主義、狹隘的心胸、淺薄的目光以及倦怠的無助感。

1.完全克制

就像我剛開始說的那樣，因為一個五十歲的男人沒什麼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應該像一匹年邁的老馬一樣被無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節制，走向孤獨，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針對美國與中國就任何重大問題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國內人士並沒有抱太大幻想，而跟蘇聯之間是另一回事：美蘇之間有差異，但是沒有真正的潛在仇恨；雙方在諸多方面相互尊重、互相敬佩，兩國的民眾之間也有互相欣賞的紐帶；對中國人，我們感覺自己面對的是徹頭徹尾的偏見。我們覺得，儘管我們可能偶爾在對華政策上犯過一些錯誤，但是這些錯誤並不能解釋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仇恨為什麼如此深重。因此想要取得進展，中國共產黨和我們都必須有所改變，而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b) 他們相信西方聯盟在中東地區問題上意見不統一，並且認為自己能夠從容不迫地給英法製造一些麻煩。克里姆林宮相信，從美國目前所採取的立場來分析，美國會保持中立的態度。

如往常一樣，我又展開想象，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帶我的孩子到地球的盡頭，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實生活存在的地方去。為了孩子們，甚至可以到蘇聯去。我不願意看到他們在奢侈浪費之風如此盛行的搖籃里長大成人。

第一，邀請我講座的人只不過把我當成了表演者，我的努力不過是填補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時間，並沒有人真誠地希望我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珍妮特首先看到了刻著家族姓氏的墓石，離路邊有點兒距離。我們走了進去，它們就在眼前：墓石依然很堅固，體現著維多利亞時代高貴的墓葬風格，清晰而特別的字體有力地向世人昭示著他們的身份，土丘高高隆起，那裡躺著我的親人。

我想，此時此刻，只有這樣祈禱才能讓人覺得合理，覺得滿意。那就是在竭力提升自己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不適和艱辛都要自己承受，盡量避免帶給別人痛苦。若非如此，別人必定因我而痛苦。如果我能以這樣的方式彌補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或許才能適當地減緩終極啟示帶來的徹底的災難。

除此之外，我們還探討了柏林問題。他們都感覺赫魯曉夫不想推動和平談判，因為那是他討價還價的王牌，或者說用來唬人的手段。一旦打出這張牌，他就無計可施了。據說在最後一次會面的時候，他對烏布利希說：「對我來說，柏林就是一條用來抽打西方列強的鞭子。」

2. 我痛恨那種需要與人交往、與人協調關係的職業。這種情況在美國尤顯突出，我在任何地方都體會不到對群體或組織的熱情。

兩種限制享樂的方式：

在兩性情事中，罪惡感可能被誇大（就連《聖經》中反對通姦行為的訓誡也將婚姻視為一夫多妻的，將女人視為奴隸；要是娶了三十五個老婆談起來就更容易理解了）——此處需要借用一個係數來讓現代人理解——重要的是，一個人要學會在遇到困難時還能滿足地過活，避免造成體力和情感上的浪費，因為這可能會降低而不是增進一個人真正的健康和滿足感。盡量少給別人帶去痛苦，謙遜地接受一個人與文化環境相衝突的本能需要，不管面臨什麼樣的羞辱和限制，都寬容而心甘情願地承受。

【凱南一家赴瑞士度假。】

一個對待文化遺產如此隨意、如此偏頗、如此自輕自賤的社會，發現在當今時代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難的，這難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嗎？

我對我方的一些軍事行動持反對意見，我與北約的大多數人觀點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於蘇聯對北約的態度問題，實際也就是戰爭與和平問題。要在倫敦會議上口頭解釋這些問題，勢必會佔用大量時間，也許還達不到預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來針對這個問題寫了一個急件，並另外準備了複印件。我希望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響力能使這份急件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發揮真正的作用，也能讓在倫敦的美國人和在巴黎的北約人在看到我的建議后立場有所軟化。我在蘇聯處處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嘗試通過這樣的方式轉變我們的立場，以便有一天當我們與蘇聯政府談判的時機成熟時，我方能夠處於主動的優勢地位，同時儘可能地少給蘇聯宣傳機構留下口實——畢竟他們一直在指責我們蓄意發動戰爭，並時刻準備攻擊蘇聯。我心懷熱望，鄭重地從莫斯科發出大量電報和信件。我滿懷期待，也許我的努力不會毫無效果。

上個星期，總統宣布他想提名我為駐蘇聯大使，上一任大使亞歷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辭職了（所以我得到這個機會，在公眾的眼裡，我很有可能會成為大使）。因此，無論是為了留下史料，還是僅僅為自己考慮，這都值得我記錄一筆。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這也許是我開始工作的好時機。這也意味著，新職務又要開始以各種方式影響我的生活了，同時，我的感受和我的行為也會反過來影響我的新職務。

【凱南夫婦乘坐飛機抵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後在里斯本附近度假。】

2.縱慾過度

柏林目前的情形正如我在【1958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所預言的一樣。

回到普林斯頓，我感到異常孤獨。在我看來，華盛頓再也沒有人能跟我在一些問題上保持相同的認識和理解，進行充分、坦率而頗有見地的討論了。很明顯，莫斯科更不會有這樣的人，我的憂慮太過深重，根本無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團中的年輕後輩傾訴，這隻會讓他們更加沮喪，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捲入了一場根本沒有勝算的遊戲，而我的職責又要求我絞盡腦汁地向全世界隱瞞我根本無法取勝的真相，然後不管出現什麼樣的失敗後果，都要由我自己來承擔。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職業領域，我並不是第一個苦於這種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這樣兩手空空，毫無頭緒，迷茫無措地在這個特殊的時間去擔任外交屆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職務，不由得悲從中來。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請求斯大林親自接見我。這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請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見，他會認為我只是想調查一下我感興趣的東西，以及表達自己的建議。到那時我將不得不承認，我沒有什麼急務需要和他溝通，於是我會被含蓄地請出去，理由是我無緣無故佔用了一個日理萬機的人寶貴的時間。獲取這一會面機會將使我喪失信用，今後無法再正常地獲得受他接見的機會，也會令我在未來受他接見時處於弱勢地位。同樣地，我感到沒有希望跟他展開一次非正式的會談。除了外交部，我沒有與他聯繫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領導和管理，坦率地說，他們的遊戲規則是可以將任何非正式會面的請求轉變成正式請求的，這很難避免。他們會派維辛斯基來會見我，並把會見的情況公開報道。這樣雙方不但不能坦誠相見，不能非正式地交換意見，還會提到一大堆比較緊迫的問題，西方媒體也會針對雙方的談話，做出大量的推測。

我認為國內最有影響力的人，不是那些你能和他講理的人。當然總統除外，總統知道他應該做什麼，只是不想做而已，因為他的治理重點不在於此。

好了，夏天過去了，忙於歷史研究的秋天過去了，令人興奮的聖誕節也過去了……昨天晚上，我去紐約參加了一個周年晚宴，是我們的高級斯拉夫研究促進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ng of Advanced Slavic Scholarship）舉辦的。這是一次多麼開心的聚會呀：美味的食品和飲料，加上最單純和有益的活動。我們爭論是否應該贊助出版一本17世紀的俄國詞典，編撰的基礎是普斯科夫地區（Pskov）一名德國商人的手稿，這部手稿研究了莫斯科西部一些公國的早期影響以及其他問題。

摘自莎士比亞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

5月8日，我去紐約見了迪安·臘斯克。我告訴他，今年秋天我想回研究所任職。他的意思是，他覺得向董事會申請兩萬元做我明年在研究所的學術研究經費有點兒困難。這兩萬元中有一萬五千元用於學術研究，另外五千元作為捐贈。我說五千元根本不夠支付我的費用，並向他解釋了個中緣由。他說他理解我的難處，但申請更多的經費確實有困難，他希望研究所能夠幫助填補可能出現的經費缺口。在我看來，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所以我跟他說，如果基金會能夠提供兩萬元，就非常讓人滿意了。

然後我又提到德國問題。從接下來的討論當中，我只能總結出此刻我們的政府不想就德國問題同蘇聯達成任何協議，並希望盡量避免任何與此有關的討論。眼下，我們正在孤注一擲地謀求搶在莫斯科的介入導致事態複雜化之前，與西德政府簽訂新的協議，完成歐洲防務協議的簽署，從而「落袋為安」。我說，這種形勢讓我非常擔心，根據蘇聯人最近一個階段的言行，我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會給我們施加巨大的壓力，實際上就是提出以下問題：「如果你們不贊成我們的建議，那就請明確地告訴我們以及全世界，對於德國統一問題你們究竟是怎麼想的。」我想我們應該明確表達我們同意統一的條件，但同時應該說明，我們絕不會因四方會談而對西德協議的進程施加任何阻礙。可我得到的答覆是，除非我們能夠在短短几周內簽署上述兩份協議，否則我們的整個歐洲政策必將受到沉重打擊。因此，我們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對我這個年齡的男人來說，肉體的慾望往往就像心理學老師經常拿來做例子的那個試驗：用一個手指按壓眉心一段時間，然後拿開，卻有一種手指還按在那裡的錯覺。

有一件事情在我心裏壓了很久……那就是我一直關心的如何與亞洲和中東人民接觸的問題。一系列證據表明，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抱有重大誤解。我不是這方面問題的專家，但在我看來，這些證據無可辯駁，所以我很難理解為什麼如此明顯的事實會被誤解或懷疑。我現在想完全坦率地、非正式地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你們不介意吧？

6. 在我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做些貢獻的企圖已經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了。我必須告誡自己，我在這個國家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已經退出舞台了，已經謝幕了，接下來的生活純粹就是個人生活了。我的任務就是在上天的安排下，優雅淡定地接受這樣的生活，畢竟我並不是唯一遭遇如此命運的人。

(a) 他們希望中東的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以此分散西方對匈牙利問題的注意力。

當然，這些事情不是我願意見到的，而恰恰與我的意願背道而馳。我只是在按照西方的政策調整自己的思路。現在我該承認一年半前在英國提出的觀點已經失敗了，即使曾有機會執行我所建議的政策，現在也早已錯過。不會撤軍了，德國將會逐漸成為一個核武器大國。歐洲的分裂將會愈發尖銳，愈發意味深長，根深蒂固。以此為基礎的話，那些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志此位的人，他們能做些什麼？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讓這種分裂的進程儘可能地放緩，將其危險性降至最低。

現在，我正深受其害。昨晚做了個栩栩如生的夢，夢見自己以衣索比亞大使館顧問——我猜想大概就是那種聘請來的外國顧問——的身份回到蘇聯。大使是一個非常嚴肅、沉默的人，那天他離開莫斯科去國外了。他住在一個很大的賓館里，但是沒有為我預留房間，我不知道該把行李箱放在哪兒，就放到了他的房間，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納悶為什麼要接受這項任務，當時這件事好像是一件關乎忠誠、謙遜，甚至是有點兒英雄情結的事情。現在，我滿腹狐疑。我想知道我是否應該去拜訪______，還有以前美國大使館的其他同事，他們會理解嗎？不大可能。

一個人有可能在浪漫的愛情中獲得巨大和持久的幸福，但他應該理智地接受其中不可預知的變數，而且不要將它當成命中應得之物。

我告訴他，我這次來的目的是想聊聊朝鮮停火協議的可能性。我解釋了自己目前的狀況，強調我正在休假，在此期間無須對政府履行職責，因此我絕不是代表政府正式與他會談的。我說，我意識到停火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很多國家，要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除了這樣的會談，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確定雙方政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那麼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可是如果雙方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麼我擔心，為達成停火協議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我說，我想知道他對這件事情怎麼看，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我現在並不代表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他是否還認為我們之間有必要去討論這些事情，是否認為我們應該促成停火，是否認為應該以其他的會談方式來討論這樣的問題。聽了我的話，他表示我們雙方的談話不應該再涉及類似問題，並強調倘若不是因為意識到會談對大家都有益處，他也不會答應同我見面。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他一次又一次把話題轉向一般的政治問題，說了一些常規的蘇聯宣傳言論。我感覺他之所以這樣顧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談話被竊聽或者錄音；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話也完全能夠驗證我的假設。我努力避免討論這類話題，因此反覆強調我認為我們無法在廣泛的問題上達成一致，能做的就是看一看可否在眼前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因此，我們在針對朝鮮停火問題交換真實意見的時候，不是通過直接連續的交談，而是隱藏在對一系列問題的持續辯論當中。

哦，絕不可以寫這樣的話，太動搖人心。

我覺得必須想辦法迫使自己總結一下原因，為什麼我對這個國家如此失望，並深感對這一切都已無能為力。我要將這種失望情緒排解掉，我可以懷有這種情緒，但不能被其左右。我想那是因為我感到一切都沒有盡頭，如果有人試圖改變現狀，那麼最後他肯定會陷入絕望之中，就像深陷流沙一樣被吞噬，最終一無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正進入一種漫長的、波瀾不驚的麻醉狀態。其間會有人短暫地醒來，並且不幸地覺察到當前的狀況，但也意識到根本沒辦法改變這一切。有時，就像現在這樣，當我面對著熙攘人群，我必須不斷地對自己說：這一切都證明不了什麼；這是一群尚在夢中的人。

【凱南接受法蘭克福大學的邀請，在德國做了一系列有關蘇美關係的講座。家人隨同前往，之後在那裡休假。】

我不知道怎麼應對這洪水般湧來的榮譽，我無法相信這本書有那麼好……我懷疑今年是非虛構寫作領域的小年。不過，這讓我很開心，因為我在非虛構文學界樹立了聲望，我對語言和寫作的熱愛在政府部門從未獲得過肯定，如今卻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得到了承認。與此同時，這是一份責任，意味著我能憑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政府官方的身份讓我的話語為民眾所知。這也在我肩頭加上一份責任，不要靡費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只說值得說的話，並且要在有影響力的平台上講出來。換句話說，該把話語被人傾聽、傳播和尊重的能力看作一種資本，雖然它可能是出於偶然才降臨到我頭上的，但不管是不是應得應份，在大眾媒體的喧囂已經掩蓋和消解了很多聲音的時代，它十分稀罕，應該好好珍視和保護，而不要去在意它和我這個人之間純屬偶然的從屬關係。

在演講中我還提到，我們首先應該進行試探性的接觸和談話。但是，人人都爭相表態，好像都希望在我們放出底牌之前先讓蘇聯放出他們的底牌似的。

「極權主義者可能比我們更了解人類的本性，但他們缺乏憐憫之心，所以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人類的本性為自己謀利。他們以一種平靜而狡猾的手段腐蝕著人類的品質，人們的品質越是低劣，越是有利於他們的統治。最後，他們或他們的繼承人，必定會品嘗這種自我腐蝕政策的惡果。但這是本性使然，他們一定享受不到民主政治帶來的那種輕鬆的喜悅或者自豪感，到那時這種自我腐蝕將會成為一個歷史事實，不會那麼容易或者迅速地修復。

以上就是會談內容。現在用一兩句話來說明我對此所做的分析：

我感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信任我。我完全沒有欺騙他們嗎？尤其是當我幾乎不信任他們的時候——不是說他們人品不好或者不值得尊敬，但他們有能力和思想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嗎？我沒想要欺騙他們，也從未隱藏過我的觀點。實際上，如果他們能夠認真閱讀過去六個月來我公開發表的作品，聽聽我說的話，就很有可能發現彼此在理念上的差異。可他們從沒這樣做過。他們並不是發自內心地對我的理念感興趣，他們以後才能理解我的想法。現在他們都在看著我，相信我是一個誠實的人，因此接受了我。而我呢，有權利在這種關鍵的時刻接受他們的信任嗎？

【這些年，凱南一直在堅持研究和寫作兩卷本史著《蘇美關係，1917～1920》，該書出版后獲獎。】

那天晚上，我和勃蘭特、他的挪威妻子，還有其他幾個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飯店消遣時光。我一直擔心他們會就國際問題向我提問，這會讓我感到窘迫，但是他們似乎都很樂於接受我為他們中的一分子，沒有人給我壓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場，談話內容也是一樣的。

倫敦會議於9月24日召開，三天後結束。會後第二天，我們舉行了一個情況通報會。北約組織中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做了報告，再結合另外幾個人的言論，這次通報會讓我感到非常震驚。

離開歐洲時，對這個完全被我浪費掉的夏天，我這樣對自己說：寫吧，你這個渾蛋，寫吧，拚命地寫，瘋狂地寫，對自己施以重壓，因為上帝還為你留著時間。直寫到你兩眼昏花，直寫到你雙手痙攣，直寫到你因為疲憊從椅子上跌下。只有奮筆疾書，你才能從冷漠的心靈里走出來，才能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價值的東西。不要想著休息，也不要想著放鬆，更別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屬於你，屬於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創作，才能去蕪存精。語言訓練能夠克服你天生的懶惰和淡漠。

【下面這篇日記顯示，凱南在大使任上經歷過強烈的情緒波動。他相信，除非有和他類似的人叫停繼續升級的緊張局勢，否則核戰爭很可能會到來，而核戰爭就意味著文明的終結。然而，杜魯門政府卻把同莫斯科的緊張關係作為砝碼，迫使西歐國家接受西德重整軍備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議。凱南對華盛頓極度絕望，希望克里姆林宮能更早下定決心。他認為蘇聯領導階層分為強硬派和另一派別，後者了解凱南本人的背景，更贊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還會考慮（特別是就德國問題）進行談判，以緩解目前的緊張局勢。由於擔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無法阻止戰爭的爆發，且屆時可能會遭受蘇聯人的刑訊，凱南請求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他提供氰化物膠囊，以備緊急時刻服用。】

我還要再說一句，我希望我們不要猶豫，馬上採取快速行動，直接達成停火協議。我們也許不會成功，但我有種感覺，我們離懸崖的邊緣越來越近了，這超出了我們任何人的想象。這是一個無所作為遠比採取行動更危險的時代。

有人一直提醒我，不要對西方普遍將杜勒斯先生視為全能的政治奇才一事出言不遜。但這個念頭總是反覆出現，我認為艾奇遜和其他一些人也有類似的念頭。我忍不住將自己與眼前這位即將逝去的人相比較，我無權無勢，身份卑微，他周圍則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對於他身體上的痛楚我們都深表同情，但是我無法忘記，為了保住在國會的位置，他不惜縱容外事部門士氣渙散，不惜犧牲勞苦功高的外事官員，還總是喜歡宣揚諸如「解放」「大規模報復」等極具煽動性但在現實中他又不願遵循的口號。在國務卿任內，他從沒展現出任何政治領導力，而是完全秉持消極的防禦政策應對蘇聯的政治挑戰。他任由歐洲的分裂成為事實，甚至實際上默認了歐洲大陸的東半部永久划入蘇俄帝國版圖這一現實。對此，富有洞見的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對於能把這樣的彌天大錯當作政治才能的公眾，又能做些什麼呢？

我又跟比德爾·史密斯將軍談了一會兒，他熱情地推薦我到中央情報局工作。

就我而言，我現在的公共事業，無論是政府事業還是學術事業都結束了。我希望再過一段時間，生活能稍微清閑一些。但是，接下來的幾個月，我還是得馬不停蹄。我在哈佛有十二個講座，此外還接受了其他五個演講邀約，六個月之內要準備十七場演講，幾乎是每個月三場，每十天一場。

我希望今年發生些什麼事？1月，米高揚將訪問美國。我覺得不會取得什麼成果。美國政府無法提供任何東西，一方面是因為本就沒有積極協商的態度，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會讓同盟國承擔義務。蘇聯政府也不會提供任何東西，因為莫斯科下定決心要挽救格羅提渥和烏布利希，它定下的高調目標就是讓西方在柏林問題上無條件讓步。結果就是，如果說米高揚的來訪會產生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只可能加劇形勢的惡化。這場危機會逐漸惡化，到四五月間將發展成極端尖銳和危險的形式。如果屆時伊朗或者金門島沒有再次爆發危機，那麼在聯合國的幫助下，柏林的形勢可能會在最後一刻奇迹般地達成某種痛苦的妥協。這樣的話就會出現拖延的狀態，因此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場危機會延續到夏天。另一方面，如果由於中東或者遠東危機的影響使柏林的形勢複雜化，那麼戰爭就要來了。

問：您要去哪裡？

幸福和痛苦的兩難境地。

我現在已經開始第二卷的編寫工作。投身編史著述，意味著以當代標準而言，歷史學家自己的生活平平無趣，他在同時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個歷史學家只能生活在現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個年代，這一點實在討厭，因為除開你所寫的年代，其他時代都相當乏味。你將成為一個不招人喜歡的客人，因為對自己生活的時代不感興趣的人也將不為時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為中心，覺得整個歷史就應該圍著自己和自己的時代打轉。

正如此類會議通常的結局一樣，最後我們無果而終，不過只是表面上看起來無果。我和萊斯曼根本無法接受「社會主義」的提法。我們感到這個術語距離當今時代的重大問題太過遙遠，同時又背負著太多從過去帶來的令人困惑的聯想。托馬斯覺得，弗洛姆的思想從當前的政治意義上來看太過理論化，太脫離實際，只會讓人一笑置之，對於現實政治沒有絲毫意義。

關於朝鮮問題，我總結說，我們的政府想要的僅僅是結束戰爭，然後在最終停戰線上派駐少量的駐防力量，此後如果朝鮮違反規定，那就依靠大規模戰爭來制裁。我隨後指出，這一思路存在一個明顯問題：「這場大規模戰爭是對抗誰的？」我問他們，我們是不是不願意讓蘇聯以負責任的夥伴身份重返朝鮮。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得到明確的指示，看得出來，政策還未涉及那麼遠的問題。因此我只能推斷，在停戰協議達成后哪個共產黨政權應對朝鮮負責的問題上，我們政府的立場是中立的，這樣做至少有利於維繫目前與蘇聯政府的關係。至於我方對蔣介石政府的態度，以及我們在對日和約中所體現出的智慧和僵化之處，我隻字未提，因為我知道，即便拿出來討論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就其與基督教的關係來說，政府運行過程與身體機能和本能有本質上的差異嗎？政府過程涉及的也不過是人類身體以及自愛方面的要求。不管這個國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還是正義，都是如此。國家作為一個機構而存在，它要求人們服從，從短期來看這的確是一種自私的要求，但是從長期看，它最終能確保更好的結果。盜竊被禁止，因為消滅了盜竊行為，人們就會更加富足。換句話說，國家做的事情原則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個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對某些人在某些情況下自私自利、無法無天和野心勃勃的傾向。當然，國家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體現基督教的教義，國家不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才規範和限制個體行為的。國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於仁愛而對另一些人施加權力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建立的基礎的確就是屬於身體本能範疇的自愛。另一方面，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秩序的偏愛，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禁會問：這種偏愛的來源是什麼？是基督教的仁愛嗎？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國家對秩序的鍾愛是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在製造武器和發展通信手段方面，人類表現出讓人驚訝的創造天賦，這種天賦毀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讓原始國家變得讓人難以接受。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國家只是一種反映了人類渴求物質安全的表達形式，只是這種表達更複雜，更加與時共進。我再次強調，正如基督耶穌所展示的那樣，本能需求並非基督教的需求。

早晨又做了一個不愉快的夢，夢到自己四處躲藏。毫無疑問，這是某種暗示：擔心自己被人發現。也許，只要我在平日里坦誠待人，毫無保留，毫無隱藏，這種擔憂就不復存在了。可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就意味著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了，而只是為了完全滿足外界的願望而過的生活。

駐外事務處的一個年輕人寫了一篇文章，發過來請我點評，他希望文章能夠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作者在文中對改善人性表現出十足的信心，他認為通過個人自由的力量，能夠實現世界大同。我在卧鋪車廂里的打字機上敲出回信發給他，下面是信里的部分內容，經過謹慎思考後，我從草稿中抽出了這部分內容放在日記里，而沒有發表在公開的評論里。

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殖民地歷程》（Daniel J. Boorstin,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我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越來越強烈地討厭自己的懶散、喜愛交際和貪圖安逸，我應該繼續前行，讓生活重新充實起來。

實際上，在整個殖民地的發展歷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們的狀態來說，其發展歷程是退化而非進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會規則和文化規則，愈趨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離而非遵循了歐洲的文化精髓。

此刻，我們正在穿越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s），壯闊的太平洋海岸在我們面前曲折延伸開去。靠近大海的時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太平洋如此廣闊，卻什麼重要的話也說不了，什麼重要的事也做不了，無法給你希望去探尋一條更美好、更牢固、更有希望的人類生活之路，無法超越眼前的時間和空間。

我們四個人的組合是多麼奇怪啊：弗洛姆，有著傳統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德裔猶太人；托馬斯，一戰時期美國上等階層的持不同政見者，既非理論家亦非詩人，受到某種英勇之情、固執的傲慢以及對被壓迫者的同情驅使，在與加爾布雷斯等所謂傳統智慧領袖的論戰中久經沙場；萊斯曼，一位聰明、敏感、想象力豐富的現代學者，他對美國現狀的理解遠比前兩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樣）受馬克思主義魔咒的束縛，也不（像托馬斯那樣）被美國早期的自由主義者沉醉於財富分配鬥爭的回憶所干擾。最後還有我，我對這些問題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頓（Booth-Tarkington）的風俗和蘇格蘭-愛爾蘭家族愛好獨立的頑固天性的雙重影響下，我從一開始就對自怨自艾的社會主義事業少有同情，在東歐時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讓我對社會主義更加疏遠，因此在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與本世紀的現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托克維爾和《聯邦黨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紀思想，以及19世紀俄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更加深刻。

傍晚，奧本海默打電話叫我過去，我去了他家。愛德華·默羅做了一期有關研究所的電視節目，其中出現了許多極不應該出現的誤解。我幫奧本海默糾正了大部分不太合適的地方。其間我打了許多電話，做了不少協調，這讓我想起外交生活中無數次微小而緊要的關頭，特別是在蘇聯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過日子」這麼久了——我是想說，學者的生活是多麼與世無爭、溫和而平靜啊。

實際上，雖然弗洛姆身上這種溫暖、貼心的魅力，以及中歐人對人性的熱愛，讓我很受感動，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觀點我很不認同。我的蘇格蘭新教徒祖先就曾經奮起反抗過這樣的平均主義，反抗這種對人性本善的狂信，對人類原罪的忽略，對良知和意志的忽視，以及馬克思主義對群體和個人的侵略性和惡習之根源粗暴的簡單化。

7. 務農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但農場微薄的收入會給生活帶來無盡的麻煩，即使有了一點兒收益，也還要用於農場，以及貼補家用。

我感到挫敗，最深刻的根源在於，我深知自己在政治領域的觀點和見解大體是正確的——過去這些年發生的事情已經證實，我的看法比我認識的人都要正確得多。然而，因為我的闡述很吸引人，所以聽眾都是帶著事不關己的娛樂心情來傾聽的。美國的政府和公眾沒有利用它們，也沒有認真地思考它們。在民主黨統治下，這不會有什麼不同，或者說不會有本質上的不同。目前就我對公眾生活的貢獻來說，我完蛋了，因為我一文不名，因為我激起了別人的嫉妒，我過早地正確預言了一些事情，因為吸引我國公眾不得不藉助大眾媒體，而這些媒體沒有能力欣賞和傳播我的思想。

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嗎？先是恐懼、飢餓、迷惘、齷齪、瀕死，然後突然又獲得了截然相反的東西——那時你就不會再去探究你生存的目的了。有千千萬萬值得活著的理由：美麗、友誼、大海……【此處凱南做了省略】

出去吃晚飯，席間說了太多話。

當天晚上我到了華盛頓。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報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電話，他請求我繼續擔任中情局的臨時顧問，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頓時一樣。

3月9日，星期一，總統的特別助理、專門負責冷戰相關事務的傑克遜先生（C.D. Jackson）打電話找我。我與他的辦公室人員約好第二天去華盛頓見面。

按照和平主義者的觀點來看，還有一種read.99csw.com穩定因素。在里斯講座中我試圖將大家的注意力引向這個因素，結果是災難性的，因為我說的話根本沒有人理解。在最後的分析中，我指出，一個國家不能將其意志永遠強加于另一個國家之上，除非通過軍事佔領或者威脅進行軍事佔領，如果是後者的話，還需要找到一個當地政權聽其擺布，否則也不可能實現。實際上，莫斯科不能永遠佔領超出其目前佔領範圍的其他地區。正如費恩斯（Finns）所證明的，一個國家有決心頑強抵抗軍事佔領的威脅，有內部的法律阻止共產主義者問鼎政權，那麼它就不需要擁有核武器，不需要大量針對外部的軍事設施來保障國家統一。我國或者英國極有可能通過撤軍或者單方面裁軍政策，容許自身的政治進程存在秘密，就像現在的瑞士一樣，不過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盟友，並且很有可能失去對原料產地的一切有效控制，也變得像瑞士那樣，對全球事務的變化和走向基本不產生影響。換句話說，只能依靠有利的形勢和他人的憐憫活著。就這樣風雨飄搖地活著，沒有尊嚴，沒有榮耀，需要高度的自我約束，還必須做好忍受長期包圍的準備。

與此同時，他們也流露出一種敏感而沉靜的氣質，這一點頗為打動西方訪問者。波蘭人就像是從震驚或傷害中恢復過來的人一樣。他們走路的時候顯得小心翼翼，也不會輕易將自己的想法示人……

他：我們將獲勝。

第二天我宣誓就職，中午和國務卿艾奇遜單獨共進午餐。他很親切，但很拘謹；至於我的新職務，他說的話沒有就我方政策底線給予我任何指示。

另一方面，他們對我們動機的懷疑是與生俱來的，他們也傾向於把我們看成難以捉摸和不可信賴的對手（有種「天知道他們想幹什麼」的感覺）。我們所說的原則、聯合國以及侵略，在他們眼裡只是虛偽的借口，是出於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如此，他們對其邊界以及毗鄰地區有著病態的敏感，所以，當最近一年我方軍隊出現在那些地區的時候，他們就感到這是一件極其傷腦筋和折磨人的事情，他們的自控力和耐心達到了極限。

距離上次寫日記已經有三個多月了，這三個月就像三年那麼長。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學術講座、六次里斯講座，在軍事評論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講一次，還有一次電視採訪。這些活動讓我應接不暇，我準備得都十分倉促，沒有一次是我本該有的表現。所有講座都受到了極大的關注，牛津講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講座表面成功，實際上卻讓我惡名遠播。我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很明顯，我無法從常規的視角來考慮整個事件。做里斯講座的時候，我曾經從演播室跑出來三次，神經質地譴責自己，責備自己演講的內容糟糕透頂。我在內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們先把我轟出來的，我甚至連第二天的晨報都不敢看，害怕報紙上登載的相關內容讓自己羞愧難當。我體會到了安東·契訶夫在《海鷗》中於彼得格勒遭遇慘敗時的恐懼心情。但是，講座竟然獲得了公眾的認可，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思考我此次華盛頓之行的收穫，以及蘇聯願意與西方進行新一輪協商的種種跡象，我愈加對總統和國務卿都沒有對我下達任何明確指示或恰當的指導性意見而感到擔憂，甚至對於諸如德國問題、朝鮮停戰談判、聯合國裁軍會談之類的現實問題，他們也沒有向我表達一絲傾向性的態度。我只好打電話給奇普·波倫，安排在4月18日同國務卿以及他的高級顧問團召開一次會議。午飯後會議馬上開始，但僅僅開了一個小時，因為國務卿三點左右還要去白宮赴約。我失望地發現，只有我在主導議題的走向，其他官員的臉上明顯寫著：「是你要見我們的；我們很給你面子，應你的要求大家一塊兒來了；現在說說吧，你究竟想要我們幹什麼？」

沒有完美的人際關係。

現在回想起我在夏日的沉思，回想起此前的幾個月……當然會有人向我提出尖銳的問題，我也有義務向自己提出尖銳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每年收到五百份至一千份演講和寫作邀請的人，竟會感到自己不被別人需要？為什麼一個人的演講受到學生史無前例的歡迎，他卻沒有作為教師的成就感？

當那麼多人滿懷信心地看著我，準備接受我引導的時候，我還有權利拒絕評論時事嗎？

星期六晚上啟程去芝加哥，我要在那裡授課兩個星期，我會把這看成一次鍛煉的好機會。我應該會住在南岸的旅館，我要把講座之餘的大塊兒時間都留給自己，請求他們取消我的各種應酬。對我來說，那裡的一切都會非常艱難：一個陌生的城市，棲身旅館，寂寞，無聊，陌生的女人，時光飛逝、虛度光陰之感，以及周圍躍動的生活——一種未知的生活，神秘的生活，從未體驗過的生活。讓我們看一看，我能不能堅持做到深思熟慮、考慮周全，能不能意識到一切都是互相關聯的，能不能做到耐心、寬容。讓我們看一看，我是不是堅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退縮了。這是一次真正的考驗，是取得真正勝利的好時機；不，我有些誇大其詞了。這不是什麼勝利，只是在漫長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小步而已。

問：您見過斯大林嗎？

3月13日晚些時候，我收到消息說國務卿想要見我，我在第二天下午拜見了他。我們討論了我未來的職務問題。他說就他所知，目前國務院駐外事務處「沒有合適的職務」派給我，對我進行任命需要參議員的批准，這恐怕會遇到一系列的困難，而且沒必要為了我這樣一個小職務、一個不重要的崗位花時間去冒這樣的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說既然如此，那麼我準備退休，但同時我也強調，我不會向我的朋友們以及公眾隱瞞我退休的原因是政府沒有給我任何職位。後來，他又跟我談到斯大林逝世引發的局勢改變，以及這種變化將為美國政策帶來的問題，並徵詢我的意見。我詳盡地解答了他的問題，他說他對我的回答很感興趣，還說同我談話總會帶給他啟發，希望還有更多的機會跟我面談……

這樣看來，好像沒有辦法消除蘇聯政府內部對我的陰謀和敵意了，我只能讓自己別犯錯誤，別給敵人留下用來對付我的口實。但那就意味著，我只能繼續過一種小心翼翼、與世隔絕的生活。我沒有辦法突破周圍的障礙，無法與蘇聯的高層建立聯繫。我確實暗示過，我很樂意通過某種方式進行非正式的接觸，但是這種暗示非但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還迎來了（7月的）挑釁行為。實際上，莫斯科已經以一種惡毒和侮辱的方式給了我答案。

【凱南在下面的日記中抄錄了一封寫給奇普·波倫和迪安·艾奇遜的信。】

關於候選的事情，就這樣了。不過，就我自己的態度和計劃而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要對自己承認，我由此陷入了困境，那我作為政治時事評論家的意義，實際上還有我對這個國家的意義就真的結束了。如若情況果真如此，那麼我要考慮徹底退休了，然後把精力全都投到美學上。

【凱南在柏林將蘇聯與納粹相提並論后，蘇聯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因為沒有預料到蘇聯會給他這種打擊，凱南還在倫敦參加了國務院的會議，然後去了彭贊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還去了波恩的美國大使館。】

最後兩天真是糟糕透了，感覺很累，又生了病，精神緊張。我強迫自己到處轉轉。病得太重的時候沒心情出去，沒病的時候又忙得停不下來。時間浪費了嗎？沒有。我寫了完整的講義，又改了一篇，跟學生談話，跟厄爾談話，跟奧本海默吃午飯，還辦了很多必須做的小事。當各種繁雜的瑣事和身體的病痛同時襲來，一個人該怎麼掌控他的內心世界呢？

演講結束以後，我們又探討了外交政策。聊了沒一會兒，我就和格蕾絲離開了。史蒂文森先生送我們到他家後面的停車場。天上一輪明月，田地籠罩在霧氣之中，看上去像是大海。我和格蕾絲都很過意不去：他看上去那麼疲憊，那麼厭煩，又那麼無奈；支持他的人太少；跟龐大、老練、富有的艾森豪威爾集團相比，史蒂文森投入的全部競選資本顯得不堪一擊。何況他還要扛起一個內訌不斷、紀律混亂、愚昧無知的民主黨，在過去幾年裡，該黨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差不多吸納了一半的麥卡錫主義者啊。

「……對於人性的改善，我沒你那麼樂觀。通常來說，人類是一種軟弱而低劣的生物，他們喪失了一般動物所具有的絕大部分美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成為善類。教育或者啟迪不可能讓他們達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他們生活在一個穩定的社會體系裡，還有可能對自己令人討厭的本能加以約束，還能像正常的人類一樣體面地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野蠻與文明僅僅一線之隔。只要一個社會的結構出現少許的裂痕，就能打破這道障礙，釋放出藏在靈魂深處的惡魔。在我國主張平等的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跡象讓我相信這種民主政治能夠有效地改善人性。目前這一政治理念在實踐中是這樣運作的，即長久地支撐一個社會架構，以預防人類在社會行為方面出現退化。對於人類最美好的未來取決於無限制的個人自由這一觀點，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在我們國內，這種自由正通過對科技進步毫無節制的追求，導致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社會環境的惡化。坦率地說，至少對我們美國人來講，如果無法忍受低下的科技文化水平，那就必須去面對更為嚴厲的懲罰，問題是：受到懲罰的會是誰？

他想知道，我對將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提議有何想法。我說，如果將其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當然是令人滿意的，但我不相信這種狀況能馬上實現：朝鮮人並不能立刻掌控自己的局勢，我怕立即撤離所有外國部隊會導致半島重燃戰火；沒有什麼比通過這種方式重蹈覆轍更加糟糕的了。一旦基於某種停火協議終止了戰爭狀態，我們就不得不面對朝鮮未來的問題，但我擔心雙方難以達成一致意見，而且談判要持續很長時間。他問我美國政府會對朝鮮的未來持什麼立場。我回答說，憑我的理解，這取決於聯合國的一系列決議，朝鮮最後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但我不認為這個目標能令每一個期待著戰爭結束的人都滿意。

1951年對凱南來說是坎坷的一年。4月，在芝加哥大學期間，他在沃爾格林系列講座上授課（講座內容後集結成《美國外交：1900～1950》一書出版，這是凱南最暢銷的著作）。外界流傳的風流韻事讓凱南焦頭爛額，麥卡錫主義的泛濫成災更是令他毛骨悚然。凱南深深地為自己的國家感到擔憂，生怕哪天美國莽撞地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雖然在發起朝鮮停戰談判時，凱南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並應邀擔任大使派駐蘇聯，但是他依然越來越懷疑自己的人生目標。南加利福尼亞州之行，更加堅定了凱南對美國社會的看法——行為幼稚，肆意揮霍自然資源。

外面那些捕風捉影、毫無新意的小情事，讓我覺得愧對家人，也令我有些手足無措，多麼諷刺啊。我必須教會自己，除非真正值得隱藏的事情，否則不應該對家人隱瞞什麼。

我相信，上帝不會輕易寬恕我們所做的那些自我貶損的事情、有損尊嚴的事情，但我也相信，這些苦難降臨到我們頭上以後，即使我們找不到完美的解決方法，他也不會真的遷怒於我們。換句話說，我不相信一個人因為無法將肉|欲的本性和文明的戒律結合起來，就註定被打進地獄。重要的是，這個人不是極度自私，也沒有強人所難，沒有給他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

但是，作為民眾的代言人，政府經常具有雙重特性：面對其他同類社會時，他是國家利益的解釋者和維護者；面對本國的其他派系時，政府是執政黨利益的解釋者和維護者。有時，它代表著整個民族共同體的利益；有時，它又僅代表一部分勢力反對另一部分勢力。因此，政府在國際上宣揚的期望和借口，實際上只是部分出於外交的真實需要；另一部分則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於以犧牲其他派系利益為代價，進一步鞏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當埋頭學術的時候，我還有權利對時下熱點問題進行公開評論嗎？

◇ 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

下午我帶X去喝茶。我們在帕爾默飯店（Palmer House）迷宮般的大廳里漫無目的地遊盪，最後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喝茶的地方，不過並不十分中意，我希望找一家環境優雅的維也納咖啡廳。X還是老樣子：溫和、任性，一副傻乎乎的樣子。她向我傾訴她的煩惱，這倒也沒什麼，但是在州街（State St.）分手的時候，她的告別語卻足以讓路人驚駭不已：「我很抱歉，我一直以來過得如此悲慘。」她通過自己悲慘的遭遇，道出了人類行事的正確法則，即如果你知道自己趨向錯誤，卻又無法掌控，無法迴避，那就不要為它們自責，勇敢地面對，畢竟它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想象與蘇聯共產主義者對話。

如果一個人相信這個時代的生活是健康的，對孩子們的身體、智力和精神上的發展都有益處，那麼他很容易就能克制自己，放手讓孩子們盡情接受時代的洗禮，不再試圖將他們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惜我們無法確信這一點。我們怎能坐視孩子們長大卻沒真正成長：孩子們被過多的電視節目熏染得性格不穩定，盲目模仿，墨守成規，過於神經質，先是瘋狂沉溺於青少年所熱衷的改裝賽車，然後再與異性建立亂七八糟的關係，因而失去了與同性群體接觸的機會，也錯過了正常社會中男女交往的時機，在還未真正成熟起來之前就已經喪失了天真的本性。更不必說教育的缺失了，講話不成條理，嘴裏永遠是那些含糊其詞的陳腔濫調，看破紅塵似的緘默不語，拿它當成自己不思進取的借口。為了適應這個社會，你要把這一切都教會孩子，好讓他們能在這個時代生活得舒適一些。

瑞士的萊茵費爾登（Rheinfelden）對我來說就是一連串的驚喜：保存良好的老屋整潔乾淨，光亮如新，周圍鮮花圍繞；狹窄的街道構成令人愉悅的迷宮；古鎮完好無損，住宅區和其他社區生機勃勃，和諧共存；學校、教堂、現代化的小商店、辦公室，乃至機械工場，全都和諧地運轉著，從美學上看，這一切多麼令人愉悅。小鎮的牧場、牧場背後的林蔭小路和蔥鬱山頂，特別為我所鍾愛；市郊帶有花園的房屋與鄉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讓人心曠神怡。這種城鄉和諧交融的場景在美國已經很難見到了。

今晚，我開始思考我自己以及我的未來，沒有結果。

今天早晨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是艾倫·內文思（Allen Nevins），主題是內戰。他在文中稱，儘管內戰骯髒、恐怖、令人沮喪，但就其「締造出一個民族」來說，也是件好事。為什麼說它締造出一個民族就是好事呢？隨後的歷史證實這是好事了嗎？設想如果南方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也許會發展得更好。我對統一觀念並不抱有堅定的信念，我不相信離開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和佛羅里達，我們就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也許拋棄了我們拉美化的邊境地帶，才能在國內其他地區保存一種具有北歐風氣的文明。再不濟，這也會使世界更加多元化，還要求什麼呢？

星期二下午，我接待了來訪的赫伯特·弗蘭克爾教授（Herbert Frankel）。牛津大學目前只有他這麼一位來自南非的教授。他想跟我談談殖民地的問題，對我在芝加哥發表的演講也非常感興趣。他想知道，對於非洲、東南亞等欠發達地區的人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怎樣才能改變他們對西方世界的態度，等等。我向他解釋說，我的觀點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認為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就能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國家、不同政治體制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大體來說，當地受擁戴的領導者目前還沒有能力認識到這個問題，或者無法冷靜地、理性地討論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一定要等發生某些事情之後，他們才能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或迫切需要意識到與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必要性，並且為了維繫這種關係，他們必須首先學會尊重西方國家。

近日發生的事情真是晴天霹靂，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我感到有必要做以下記錄：

下午四點半，應約翰·F.肯尼迪議員之邀前去拜訪。他特意從參議院出來迎接我，那時他正在為勞工法案辯論。他一開場就談了這個問題，承認雖然行政管理法案是一個好法案，但是他認為自己提出的法案通過的機會更大，畢竟有總比沒有強（政治家困境的典型例子）。他看起來壓力很大，憔悴不堪，雖然他對我禮遇有加，但我感到國內的政治鬥爭使他很少有時間去思考世界形勢。

最讓我糾結的是，我非常確信自己在許多方面上的看法都是正確的。背負著這樣的思想負擔，我還能做什麼？如果我的觀點是錯誤的或許還好過些，可是在主要問題上我並沒有錯。1945年，幾乎只有我一個人預見到蘇聯在其衛星國的恐怖統治，以及這種統治最終必將解體的命運。事實已經證明，我對蘇聯極權社會弱點的分析是絕對正確的。馬歇爾計劃的思路是我提出來的，我正確地估計了馬歇爾計劃取得政治成功所需的必要條件。如果政府按照政策規劃室的建議處理德國問題，德國很可能會獲得統一，東德也不會受共產主義的控制。六年前，在華盛頓的高層官員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國政府將台灣直接置於麥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將其歸還給中國大陸。我警告過不要試圖入侵朝鮮。我很確定我此刻提出如下論點是完全正確的，即把國家安全寄託于聯合國多數成員國，而非寄託于傳統上與我們的未來有著重大利益關係的盟國，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些見解該怎麼處理？拋棄它們？帶著它們進墳墓？沒有人願意聽。

在大洋的這一端，英國成了最守舊的國家，曾經的帝國已經煙消雲散。在其稱霸世界的時代里，整個世界從英國學到的東西要遠遠多過英國從世界學到的，現在英國人卻處在世界洪流的邊緣。在國際新聞報道方面，雖然也有一些英國報紙躋身於頂級媒體行列，也頗具國際視野，但英國人似乎竟然非常滿足於本國這個小圈子裡的工作、賺錢、球賽、射標、摩托車和電視。如今的荷蘭人、挪威人和瑞士人從很多方面來看都屬於世界公民，但英國人不是……

我不知道孩子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孩子要是問我：你將我帶到這個世界上，我在哪裡能找到真實的體驗，能過上富於意義的生活，能得到最有利於身心的發展？我該怎麼回答？只有在地球的兩極才能找到：或許北極有，那裡幾乎無人居住，大自然是你的夥伴，也是你的挑戰。

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意識到，大體上歷史對現實沒有什麼指導作用。人類已經獲得了巨大的能力，可以摧毀自己生活其中的環境，這是曠古未有的狀況。如果我還能做些什麼來阻止人類毀滅自己的行為，那我餘生都將致力於此。不過，一旦我將注意力從學術研究轉到新聞或者政治上來，我的話語和聲音就會失去對公眾的魔力，問題是我能否保證自己完全獨立，這份獨立性是我力量的真正源泉。這就是我面臨的兩難困境。

5月18日，星期五，P（弗里曼·馬修斯）一直叫我去華盛頓，我跟O（國務卿艾奇遜）談話，他問我願不願意承擔起我們討論的這項重任，我告訴他我願意。大家商量好，必須由在紐約的美國官員來安排，這樣下周我一到那裡就能見到他了。

如果戰爭來臨——它的確極有可能來臨，我將投筆從戎，什麼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欣然前往，雖然很可能就此丟掉性命——肩負這種公職的人很少會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而安然無恙。我想自己做什麼都不會帶來任何改變，因為在和平年代都不能採納他人忠告的政府，在戰爭時期更不會有所改變。但是，在戰時任職，我就能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個國家更樂意它的人民穿上軍裝無所事事，也不願意讓他們穿著便裝報效祖國。

西方國家沒必要向中東國家道歉，我們只是在其境內保留了有限的軍事設施和特權。其中大多數特權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並逐漸發展變化為一種使用權，這就像多年來我都讓鄉下的鄰居開車穿過我家的土地回家一樣。我們在伊朗的做法不但荒謬可笑，而且是不可原諒的。他們完全出於某個人的突發奇想，或者主觀上的情緒波動，就肆意廢止或者突然撤銷協議。這是一種對主權概念的危險曲解。除此之外，英國和我們還肩負著最重大和最深遠的責任，這意味著我們的戰略資源不能浪費，也不能因為過度慷慨而被濫用，因為這些資源不僅僅關乎我們自己，更關乎整個西方世界的利益。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對歐洲大陸和其他地區的盟友都承諾過，我們是代理人，同時也是委託人，結果，我們的仁慈卻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對於阿巴丹島和蘇伊士的人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他們的自尊心，而且是人為激起的自尊心。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增強意識，現如今的這些地區，要比它們在歷史上更有名氣、更有價值，防禦能力也更強……

有一天，我去森林里散步，感覺整個區域都瀰漫著一股腐屍的味道，最後發現了一處森林墓地，氣味就是從這裏散發出來的。剛開始我沒有看到墓地，只看見了入口處的院子，那個時候我忘記了異味，頭腦中想著其他事情。突然，我看見這座院子，同時感受到某種特殊的寂靜和虛無，一種濕氣，一種怪異，一抹淡藍色的暗影，非常漂亮，但也有些陰森。驀然間，我看見了上面的墓地，我意識到，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與神秘的死亡如此接近。

我聽到有人說：「啊，可是這些人很開心啊，和他們一起開心一下不是更好嗎？忘記自己曾經是一個成熟清醒的人吧。學會遊戲人生，學會尋找快樂，就像孩子那樣，學會過幼稚的生活。你會吃驚地發現，原來逃避現實是這麼容易，你也會驚訝地發現，在陽光下和電視機前虛度一天是多麼容易。忘記未來吧，寧可旁觀也不要去創造，在快樂的氛圍中與仁慈保持適當的距離，不要與它用心交流。你只是有些嫉妒罷了。這就是需要你做的全部事情。」

在演講中，我也提到，如果我們要與蘇聯協商，就不能以同盟體的形式進行，那樣不會成功。但是，北約組織的聲明表明，北約諸國希望儘可能作為一個共同體與蘇聯談判。

5. 在某一事件中，如果一個人並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卻被認為影響了整個事件的走向，這樣的認識當然極不可取。不過，在這個極端危險的時刻，我確實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結果卻受到了公眾的極端蔑視和徹底否定。這種情形意味著，無論我的立場觀點如何，我本來可以做出的貢獻在這個最後時刻被自己的祖國否定了。

那麼，倫理和道德信仰與公民義務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我很想說：現在的美國是尼克鬆的美國，不是我的美國，和我一點兒關係都沒有。這個國家不需要我的參与，照現狀來看，我也不想參与。那麼，我為什麼還要再討論公眾問題呢？為什麼不從公眾的視野中徹底淡出，做一個被徹底遺忘的人呢？

（馬利克）在他家旁邊的一個涼亭接待了我，會談氣氛誠懇而愉快，我們談了兩個半小時。他對於我來訪的態度大體是：「作為蘇聯的外交代表，我一直都很樂意會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也願意跟他們交換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他抱怨了幾句，說他很孤獨，人們害怕見他，等等。我坦率地告訴他，雖然我個人也為雙方稍顯冷淡的關係感到遺憾，也為限制外交代表與其他人的自由接觸感到無奈，但我在蘇聯工作了那麼長時間，非常理解他的處境。

3月7日，星期六，我從波士頓乘晚班火車到達華盛頓，上午大部分時間都在同波倫談話，他說他還沒聽到關於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帶著我去拜訪了艾倫·杜勒斯，美國中央情報局現任負責人。我們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帶來的局勢變化做了簡短討論。然後，我乘坐下午的火車回到了東柏林。

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時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邊，河堤上是無窮無盡的車流，很難過馬路走到街對面。我沿著河堤經過哈佛的船屋，它在來往的車輛中顯得凄涼過時，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橋，圍著學院轉了一圈，然後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濕、烏黑、隱蔽的城鎮，破爛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這是一個讓人非常壓抑的地方：在一個信奉愛爾蘭天主教的國家裡，在這個工業化的世界里，竟有這樣一個帶著理性和些許自負情緒的擁擠小島。

過去十年間，美國從來都沒有形成符合我理想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從來沒有接近過我對蘇聯政權本質的解讀。在我看來，現在我們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一條不會有好結果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我感到自己必須承認，前些年我持有的觀點，如今看來，總體上已經失去參考性。的確，今天再談讓蘇聯撤出東歐已經太遲了，他們已經在那裡了。西方政治家們貌似虔誠地宣揚他們多麼不希望出現這樣的情形，我沒見過比這更蹩腳虛偽的惺惺作態了。我們剛剛跟日本簽訂了新的安保條約，這一條約剝奪了未來很多年裡我們在該地區的所有主動權，實際上就等於只能被動等待，坐看台灣的形勢變得日益嚴峻。在過去的十五年裡，我們的政策似乎一直傾力于核軍備競賽，這一競賽的升級正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咆哮而來，以至於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去制止。有些人曾經擔心，在核武器發展過程中，有人設置障礙防止這種武器轉入其他政府之手。他們現在可以放心了。不會出現這樣的障礙，想要的人都可以擁有它。波蘭人原本希望禁止在中歐部署核武器，這樣的討論已經被成功抵制。北約組織中最不情願的一些成員國最終也被勸服，接受了在其國內設置導彈基地的建議，圍繞戰略核武器來調整其軍事力量。顯而易見，蘇聯把這樣的導彈給了東德，我們可以肯定地推測，他們也別無選擇會把這種武器輸送給中國。考慮到這些事實，想要阻止或者避免核武器競賽是不切實際的。

沒有痛苦，只有快樂。

◇ 本傑明·富蘭克林獎（公共事務最佳雜誌文章獎）

我們的社會最終會被認為是進步還是倒退，我們一無所知，當然這也無關緊要。

當然，生活有一點兒複雜：如果這些人出現在殖民地或者發展中國家——這些地方本身就是帝國主義剝削的受害者，如果他們憎惡外國人的勢力和經濟優勢，渴望民族解放，那麼就目前來說，儘管他們身上有著原罪的污點，他們仍可以得到部分的救贖；這是因為經濟薄弱的國家本身也分享了經濟薄弱的個人所擁有的美德。這裏再次說明，貧窮在任何時候都不是欠缺個人自身能力的反映。在這樣的國家裡，反抗帝國主義即使在上流階層也是一種好品質，因為這會讓他們暫時成為聯盟的一分子……

當然，這裏的意思就是，人們所認為的成功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應該取決於大眾的欣賞口味；物質獎勵通常不該來自於作品本身的品質，而應該來自其他方面，這就給我們很多人提出了一個技術上的難題，這是一個關乎時間和內心寧靜的問題。

下午去市裡拜訪了薩拉查博士。薩拉查先生看上去氣色很好，他是一個思想深邃、洞察力敏銳的人。不過，你很難跟這樣的知名公眾人物詳細地探討當前的形勢。因為你會猶豫不決，不知道該不該拖著他說一些看似瑣碎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煩意亂。我儘可能清楚地跟他說，蘇聯人的性格中有積極的一面，像榮譽感和自尊一類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談得很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他陰沉地說道。顯然他並不支持撤軍，這跟我的想法一樣。他擔心在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在歐洲即意味著「軍事」）支持下就放鬆對一個統一德國的控制。他並不擔心核武器，他認為核武器的威力太過恐怖，所以大家都不會使用它。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導彈的出現意味著什麼：倉促短暫的預警時間，突然襲擊的強大效果。他似乎也不擔心核爆試驗造成的大氣污染。他非常認同，除目前擁有核武器的三國之外，如果還有其他政府掌握了核武器，那麼就有可能給締結核裁軍協議帶來新的困難。

對我來說，這一切就像幻覺一樣，我很氣憤，自己被迫接受這種微妙的任務，心裏卻沒有一點點目標。關於如何解決我們與蘇聯之間的分歧，我也沒有得到任何務實的建議。波倫來普林斯頓過周末，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激烈地爭論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開眾多記者的追問，只是敷衍他們說，我希望自己能夠做些事情來緩解緊張的局勢，除此之外我無話可說。

5. 雖然蘇聯政府不願意直接參与旨在達成停火協議的討論，但我們可以期待，他們對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某些立場，有可能反映出他們的慾望和興趣所在。朝鮮更可能成為克里姆林宮專用的喉舌；但是我們需要將朝鮮的聲明和中國共產黨的聲明結合起來看，這意味著我們不能把他們的聲明當作克里姆林宮觀點的精髓。但是，克里姆林宮的重要影響勢必要體現在這兩國代表間可能進行的某些討論當中，到時候就輪到我們決定一件事情從哪兒開始，另一件事在哪兒結束了。

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用以實現其意圖的基本手段與基督教達成其目標的基本手段不同。正如列寧正確指出的那樣，國家在本質上是一個高壓政治機構，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將暴力的要素從個體傳達到群體。

記下這些文字，是為了幫助自己在精神上自律和進步。希望它們能夠幫我克服健忘和情緒化的毛病，對我的言行不一進行批判，以防我走向極端、走向理想主義。我只希望，它們能夠成為我內心生活的記錄和警示。

當你過了四十五歲，除非身體需要你做一些必要的維護保養，否則，其他的需要都不那麼重要了。這時，你最應該做的就是盡量把自己收拾整齊，掩藏身體上日漸明顯的衰退跡象，讓純凈和充滿生機的眼神，繼續散發光芒，避免它暴露出滄桑和危險，避免它帶給你不必要的困擾。

12. 經商？我能做什麼，我都五十二歲了。另外，商界的人際關係要求某種程度的團隊忠誠，而這是我無法忍受的，我只能從事小規模的、艱苦而獨立的小生意。

這就是喬治·凱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爾霍夫（Tempelhof）機場接受記者提問時就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書面準備時所用的筆記本。正是這次採訪，最終導致他被蘇聯驅逐出境。

因此，我接受賓夕法尼亞州律師協會的邀請，於1月16日在斯克蘭頓（Scranton）召開的年會上發表演講，談了我對美蘇關係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請，主要是考慮到新一屆政府壓根兒沒打算就這些問題跟我聯繫。哪怕我能找到一個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徵求我的意見，或者他們會通過任何途徑與我交流一下，我都很願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遜先生詳細講述我的觀點，並根據他們的需要予以調整。但他們沒有任何意向與我探討這些問題，我也找不到理由這樣做。因此，除非藉助律師協會年會這個平台，否則未來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沒有機會了，後來證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我很欽佩史蒂文森，他敏感、聰慧、勇敢。我認為他是國民值得託付但也許永遠不會託付的那種人，再說杜勒斯已經把我逼得只能選擇民主黨。可我算哪門子民主黨呢？只說國內事務的話，我更傾向於共和黨。我認為，保護農民這一論調通常是在胡說八道，我希望出現更多我們習慣於稱之為失業的現象。我吃驚于這個國家工會運動的目光短淺，保守反動，還有一部分工會存在腐敗……

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看，這種情況不好也不壞。不好是因為我們與最低等的野獸——可能還有植物——共同享有這一特徵：它不過代表了這個星球上有機生命總體發展的一部分而已，這個發展過程似乎並沒有好的結構；實際上，就人類而言，這一發展似乎更趨向于某種形式的自我毀滅。從我們自身的反應來看，這種特徵不僅讓我們有失體面，而且常與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發生衝突，只能與基督教的仁愛要求妥協，而永遠不能和解。

我對自己目不轉睛地追看女性這個習慣深惡痛絕，她們能給我帶來什麼？除了麻煩、幻滅和浪費寶貴的精力之外，什麼都給不了我。我必須讓自己記住，我並不是真的渴望她們，只是年輕時的習慣又故態復萌，這容易把我帶入歧途。我想，在努力改正的過程當中，我能夠找到最好的幫手就是：年紀已長。

下面是第一份備忘錄的原始版本，為了安全起見，凱南僅用一個字母的密碼——比如「O」來代表人名。1968年2月，他另行製作了密碼簿，用來解密記錄中的名字。】

（b）它的國際地位將會進一步大幅度、災難性地下降。

我對他說，這番表述已經非常清晰，我會仔細地記錄下來。就像我以前說過的一樣，我理解蘇聯政府為什麼會秉持這樣的立場。我不能告訴他美國政府將採取什麼行動，也就是說，無論政府是否願意按照他建議的路線行事，我都不會言明。如果政府採納他的建議，雙方在討論的過程中出現了蘇聯政府感興趣的問題，但在當前情況下又不能直接詢問蘇聯政府的觀點，那麼，我相信他的政府會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方已經儘力將蘇聯可能的利益考慮在內，我們也不希望與其他國家的會談再遭到曲解，讓人以為我們在解決朝鮮問題的過程中始終沒有顧及蘇聯政府的態度和利益。

答：我要去倫敦參加一個高級領導人會議，歐洲首腦代表團和美國副國務卿布魯斯先生都會出席，這種首腦會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召開一次。討論的議題大概覆蓋當前美國對歐洲政策的所有重要問題。

我在個人生活方面遭遇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我看來，似乎只有做出巨大的自我犧牲，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現在，我還必須面對公共生活也遭遇壁壘的現實。曾經，我是一名外交政策的執行者，現在我才開始確信自己在那個崗位上一事無成，我才開始確信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答案在於要直接面向公眾，努力向他們說清事情的真相。今天，這些看來都不重要了。公眾對流言和誤解的接受速度，遠比從頭腦中清除它們的速度快得多。大眾傳媒的威力遠非我們能及，我們對其束手無策。要想糾正這種亂象，只能首先從教育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入手。我必須聲明，我對大眾傳媒沒有底線的自由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事實上，麥卡錫主義已經在這個國家取得了勝利，這也就意味著不可能再推行什麼明智的外交政策了。結果就是，誠實溫和之人在公共生活中沒有立足之地……我不應該在芝加哥暢所欲言，這對我沒有絲毫的益處，必須停止這樣公開發表言論，停止為刊物撰寫文章。

埃夫里爾略微駝背，除此之外，最近開始擔任紐約州州長一職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改變。從政顯然是他目前唯一的慾望，就好像以前他在不同時期對馬球、聯邦太平洋鐵路、外交事務感興趣一樣。我下車的時候，他邁著大步從房子里走出來迎接我，身穿寬鬆的襯衫和短褲，被風掀起的襯衫下，顯露出上了年紀的人才會有的褐色、瘦削的胸部和腹部，就像甘地一樣。他過來問候我，看得出他才認出我來，英俊的臉上帶著極其做作的微笑（最近，出於政治原因他以極大的毅力練習著這種略顯憂傷的苦笑）。他將我領進他的辦公室，硬生生地把我撲通一下按坐在長達十四章的書稿前。辦公室里到處都是文件，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壓迫感，似乎緊張而無情地質詢著周遭的每個細節。在另一個房間里，坐著一位神情苦惱的速記員。她面色冷漠，雙唇緊閉，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面帶「我只是在這裏工作；我什麼都不會說；你根本什麼都不懂」的神情。我好像又回到了當年的莫斯科。

因此，如果莫斯科如願以償，世界大戰就不會發生了，只是蘇聯人會在政治上征服中東，並且利用他們在那裡控制的石油作為籌碼勒索西方國家。但是，我們務必認識到，無論是他們還是我們，目前都已經控制不住局面。就當前形勢而言，考慮到多地區高度緊張的局勢，戰爭很有可能爆發。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經批准我與國務卿以及國務院的其他官員進行了一次會談，目的是討論我的職責……（但）那時華盛頓沒有人對美蘇之間的任何協議感興趣，尤其是在德國和日本問題上，而在我看來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來國務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設」，接下來我們便會嘗試就裁軍問題啟動多邊談判，而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地區顯然都將繼續保持無期限的分裂狀態。

最後，我說過，這些年來如果我們表現得就好像以為戰爭不可避免的話，那我們就促進了戰爭的爆發。如果我們認為蘇聯領導人似乎沒別的想法，就是想向我們開戰的話，那我們最終也會促進戰爭的爆發。如果我們表現出認為軍事危險是主要矛盾的姿態，那我們最終就會促成軍事危險的出現。今天，就我所知，這些預言都已經實現了。我無法對你們說，他們對攻擊我們不感興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興趣了。

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與政府過程之間的關係問題。

我懷疑可能是紅軍領導人，格奧爾基·朱可夫元帥（Georgy Zhukov），或許還有其他人，他們一直對利用軍隊鎮壓民眾暴亂和在東歐充當憲兵的想法不以為然……我想這勢必會引發駐紮在西德地區的西方軍隊的問題。這將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因為顯而易見協議撤軍的地區囊括了波蘭和東德。該協議一旦達成，我認為不超過三天東德政府就會垮台。從表面上看，蘇聯會試圖繼續支持東德，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討價還價。各國從德國撤軍會終結共產主義在東德的存在，這一點我們都很清楚，不過撤軍行動會讓波蘭的形勢趨於明朗。我願意相信莫斯科是想擺脫對東德的義務，因為經歷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之後，蘇聯還在那裡會感覺頗不自在……

很顯然，我們在這些地區接連不斷遭遇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嘗試著去理解，在近幾十年洶湧而至的西方理念面前，為什麼當地各民族的反應普遍如此激烈，如此缺乏理性和反覆無常。這個現象在具有政治領導力、在引導輿論方面富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中間體現得尤為明顯。要弄清楚這些人強烈反美的原因，就要深入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探尋產生這一心理的各種根源。關於這個問題，我有些想法，這裏不會佔用你們太多的時間。

今天，《俄國退出戰爭》一書獲得普利策獎，這是該書獲得的第四個獎項。我還比較滿意，不敢相信這本書真有那麼好，不過我對獲獎本身卻絲毫提不起興緻。至於為什麼缺乏熱情，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撰寫這本書的每一卷時，我都力求條理清晰、敘述詳盡，在文字上精雕細琢，不過我的本心不在其中。我還有更感興趣的事情，但是這些事情我永遠都不會去寫，或許我應該寫寫小說。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務，以及普林斯頓和董事會的相關工作。

蘇聯政府渴望和平，也渴望朝鮮問題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獲得和平解決。但是，由於蘇聯軍隊並沒有參与到朝鮮戰爭當中去，因此蘇聯政府也不可能參与到停火問題的討論中去。

當天下午接到《紐約時報》威廉·勞倫斯的電話，他說他聽說我要退休了，想向我求證一下傳聞是否屬實。我說關於我的職務，暫時還沒有收到新政府的任何通知。第二天早晨，也就是3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發了由勞倫斯先生撰寫的頭版頭條，大致內容是他已經從某些「高級官員口中」證實，我將在不久的將來退休。

【去往華沙途中，凱南在美國駐丹麥哥本哈根大使館停留。與使館人員的交往突然激起了凱南的思鄉之情。】

這是虛幻的想象：在偉大的道德鬥爭中各種力量相互交錯，只有在這樣的鬥爭中，生活才被賦予了意義。如果你能接受以此作為起點，那麼一切都可以理解，那麼糾纏在一起的整個故事就有了邏輯。讓人頭疼的意識形態論爭也就不再死氣沉沉、墨守成規，而開始變得有意義了；蘇聯共產主義野蠻、犀利的詞彙——儘是背叛、剝削、人質、幫凶、野獸、獵物——就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