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得對，小傢伙，我自己也在想，是有一個白晝仙女和一個黑夜仙女，就像白雲和烏雲。在你成長的過程中，籠罩著你的會是哪片雲——哪位仙女將向你揮舞魔杖——是個很大的問題。答案部分取決於你自己，因為只要不是一個徹底失去自由的囚犯，每個人都會有願望和責任；但是更多要取決於我們美國人。我們贏得了大戰的勝利，這使我們成了大國。我們也因此成為所有人中少數自由的人。我們已經把自己的重要職責放在尋求答案上；任何人都可以到我們這裏，給我們一枚硬幣就要求答案，遊戲的規則要求我們必須給出答案。這種現實，你自己最終也會發現。根據我們給出的答案，你要麼會受到白晝仙女的眷顧，要麼會受到黑夜仙女的糾纏，她們會一直縈繞在你的未來之中。如果我是你，我願意仔細考慮一下；因為連我們自己都不太確定，我也不願意對我們答案的可靠性做出更大的承諾。）

以下文字是凱南在閱讀書籍和在美國戰爭學院聽取演講報告時所做的筆記，沒有標註日期。他利用這些筆記準備演講，發展他的戰略觀念，這些觀念也是他後來數十年思想的初步體現。

我個人的觀點介乎兩者之間。我認為要建立一個真正的聯盟，先期並不需要做那麼多經濟方面的論證。反而，我深深地感到，為了政治需要應該在西歐國家之間創建一個國際機構，為各個主權國家的融合搭建一個平台，這也是為解決德國問題另闢蹊徑，給德國人民提供了一個家園，而不是讓他們只待在本民族的國家裡，拓寬了他們的視野，把他們從狹隘的民族範疇中解放出來，他們已經證明自己不適合走這條路。

很顯然，如果通過某種內在的影響讓孩子們看到健康和希望，如果在這個陽光中夾雜著飄雪的三月午後，讓他們看到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還有自由、安全、工作報酬這樣的東西存在，讓他們感到還有機會走進人類廣闊、美麗而溫暖的精神世界，如果這些都實現了，那麼這些彷彿邪惡巫師施法造出的廢墟，將會在這些孩子身上失去作用，白晝仙女也將再一次回到人間。

（a）極權主義的特徵一直有所呈現；

……去朋友家吃晚飯，以前在莫斯科的同事給我們看了一些在蘇聯拍攝的彩色錄像片。看完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錄像片裏面，跟蘇聯人比起來，所有的外國人看起來都那麼傻。人們一般是在拍攝休閑錄像卻故意搔首弄姿的時候才會顯得傻乎乎的，不過很清楚的是，在只會整日整夜地飲酒聚會，貪圖物質享受，追求新奇，醉生夢死，完全沒有正當的興趣愛好的蘇聯人面前，畫面中的西方人一定是讓他們覺得傻極了。

1.在最好的情況下（蘇聯沒有核武器，且缺乏向我們來使用核武器的相關設施），那意味著我們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並最終佔領蘇聯領土；

晨會的第一項工作是彙報一個冗長的情報簡報，很明顯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單獨完成任務了，韓國軍隊已經徹底潰敗，由於天氣原因，空軍還無法最大限度地實施空中打擊……

吃過早飯，回到法蘭克福參加會議。這次是三方軍事首長會議。正方形的會議桌只有三面坐著人。一位法國將軍作為本次會議的主席，和隨從人員一起端坐在中間；英國人和我們分坐兩邊。

後來他們又問了很多問題，會議才告結束。給我的感覺是會議的效果相當不錯，總的來說，大使們都很贊同我們的行動，也贊同我提供給他們的建議。

3. 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西歐制定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計劃，給予疲憊困惑的西歐人新的希望，為他們打開新的視野。我們現在還只是把西歐問題當作與蘇聯達成協議的潛在主題而已。

你想要什麼？豐厚的經濟收入。一年當中能有部分時間在鄉村生活。能去旅遊。能擁有個人隱私，以及清心安寧的環境。能對當下的思想和文化生活有所貢獻。能有選擇的自由。

傍晚在國務卿辦公室同他商議柯樂博從北京發過來的消息。柯樂博信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已經向他發布命令，要求把美國的用地移交給他們，現在的總領事館以及其他美國房產都集中在那裡。我強烈敦促國務院擬定一份拒絕函表達我方的堅定立場，另附一份聲明，如果中國共產黨查封我們的財產，我們將馬上撤回在中國的所有代表。我之所以這樣堅持（並得到遠東司的支持）是因為，如果中國共產黨想留下我們的代表，他們就不可能把事情做絕；如果他們不想，繼續待下去也沒有意義。於是我們就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我擔心這意味著我們留駐的工作人員（本來他們也不應該留在那裡）會成為人質，甚至淪為囚犯，但也只能這樣做。我方的懦弱只會招致新的侮辱，最後仍然改變不了事情的結果。

我之前並沒有考慮該跟大使們說些什麼，手中也沒有現成的說明，不得不即興發揮，主要按照下面的思路進行了闡述。首先，我分析了蘇聯的動機，強調朝鮮的行動與日本和平條約問題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繫……我也指出，朝鮮之所以選擇此時行動，可能是他們認為其軍隊的訓練和裝備已經達到了勝券在握的程度。接下來我又說，我們把軍隊派到半島去，並不是因為那裡有何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是因為根據分析的結果，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氣會受到極大打擊。我分析了不採取行動可能導致的後果，以及這些後果與中國台灣，以及日本、菲律賓、印度支那和歐洲的關係。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將世界格局恢複原狀，絲毫沒有稱霸朝鮮半島的意圖。

12月1日，星期五早晨，波倫從巴黎打電話給我……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今天聯合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攻擊民主黨政府的遠東政策……此前民眾還從來沒有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此徹底地感到迷惑不解。總統不理解，國會不理解，民眾不理解，媒體也不理解。他們都在無知、錯誤和猜想的迷宮裡徘徊，在這裏真理完全同幻想混淆，在這裏不合理的假設成為正確性的前提，在這裏沒有公認的、權威的理論可以依憑。在我看來，只有外交史學家日後能通過研究撥開這團讓人不可思議的迷霧，揭露其中各種問題的真相。我想，這也是我這個位置上的人沒能在促進理解美國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較大貢獻的原因。除非我首先成為歷史學家，通過對前期歷史的研究贏得公眾的信任和尊敬，然後再慢慢帶領公眾對近些年來發生的事件做一個清晰而全面的觀察。

我們會見了國防部的官員，包括兩名陸軍部部長助理和另外兩三名官員。我再次以這個話題開場，強調我關心的是讓我們每一個人，包括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部成員，以及戰機上的空軍和艦船上的海軍在內，都意識到如果他們遇到蘇聯軍隊，形勢將出現新的變化，需要新的應對措施，因此他們應該保護好自己，快速完成任務，想盡辦法全身而退，然後向政府報告發生的一切，直到我們的政府把握時機恢復局面，而不應該無謂地激化與蘇軍的衝突。我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明確區分這兩種做法的差別，繼續執行我們目前的基本政策，而不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那我們就會被莫斯科牽著鼻子走，或者給了他們決定是否要發動新一輪世界大戰的機會。我說過，這是一個我們自己沒有權利放棄的決定。如果是這樣，我們要遭受比損失朝鮮或者損害美國利益更為嚴重的後果，就算要被拖入這樣的衝突之中，那也必須是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決策。

（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來到辦公室跟我說）艾奇遜先生是一個好人，但是比較嚴肅，待人有些冷淡，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跟總統先生及其同僚有私人間的親密接觸。如果他想單打獨鬥，那就無法抵禦總統身邊其他人、路易·約翰遜以及國會中一些人的攻擊，那些人暗地裡已經開始利用某些手段打擊他了，以往這些手段是無論如何也不敢用在馬歇爾將軍身上的。他有時會好奇事情到底會變成怎樣，國務卿表現得那麼淡漠，又那麼疏離於白宮圈子。還有，國務卿自己也感覺有些心力交瘁。

我說，如果蘇聯出動軍事力量與我們對抗，那麼形勢就完全變了。無論從國際角度還是從我們內部決策的角度來看，都需要縱觀整個局勢再做定奪。我解釋了我們的行動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之間的關係，說明我們過去一直在根據安理會的決議、本著安理會的精神採取行動，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情況比較特殊，因為我們的地位使我們對日本承擔著特殊的責任，而且除了中國和蘇聯之外，我們是唯一在鄰近地區有武裝部署的聯合國成員國。因此，可以想象，按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我們應該履行的職責與其他國家認為他們應該履行的職責之間可能存在著差異。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正著手的事情有風險；然而我們都相信，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風險會更大。

我剛到辦公室，就被叫到馬修斯的辦公室開會。國務卿去白宮了，他想讓我們在他回來之前就某些問題達成一致並給出建議。問題如下：蔣介石調動三萬人的部隊支援韓國，我們應該作何答覆？根據情報分析組提供的建議，我們的觀點是，蔣介石的軍事援助可能出於以下三種動機：（1）他希望藉機進入美國和世界的視野，顯示自己羽翼業已豐|滿，可以結為戰鬥聯盟，趁機挽回在海外的聲望；（2）希望將國民黨軍隊推向朝鮮戰場，一旦衝突升級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成功擊敗朝鮮和蘇聯軍隊，他的軍隊將有機會打進滿洲；（3）藉機肅清島上的部分國民黨軍隊，蔣介石對這些人的忠誠缺乏信任……

1950年墨西哥城的這一場景，讓人不由得想起19世紀的某一天，列賓不遠千里來到俄國一個髒亂不堪的村莊，在那裡創作了舉世聞名的油畫，記錄了當時教會的盛況。這些教會都面臨著和俄羅斯的東正教堂同樣的痼疾，他們只有投入到基督教傳統的精神寶庫中去尋求理解、無私、啟示和真正的寬容，才能在墨西哥這樣的國家裡挽救自己。

我的意見被壓下來。杜勒斯先生指出如果我們這樣做，別人會誤以為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問題做出妥協，是因為相信這樣做能換來蘇聯在朝鮮問題上的讓步。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朝鮮問題上蘇聯不會做出任何讓人滿意的事情。這就會給民眾造成一種錯覺，似乎我們受了欺騙，雞飛蛋打。我意識到其中的阻力，明白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但是我希望歷史會記錄下這一天，它會成為我們執行外交政策不力從而導致損失的例子，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不負責任，以及中國說客和國會裡中國支持者的頑固干預。

2. 在大國戰爭中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大國需要承擔的政治承諾越來越多。對戰勝國而言，發動一場毀滅性或顛覆性的戰爭會招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責任，而這並非他們所期望的。

主街外：這裏的人都是萎靡不振的都市人。男人們體格健壯，皮膚黝黑，身材矮小，性格乖戾，脾氣暴躁，缺乏自尊自信，耽溺於虛幻的浪漫幻想，把大部分精力用於欺取小恩小惠；女人們個子很矮，卑微可憐，面色憔悴，一副病懨懨的模樣；孩子們很頑皮，腳丫沾滿塵泥，身上長著疥瘡，大多患有遺傳病和腸道疾病。這些人已經丟掉了印第安鄉下人的美德，又沒有意識到那些揭示著城市虛偽的種種限制。

還開了一個會討論國務卿演講的問題。我的觀點是最大限度地減少國務卿的演講安排。我覺得當前的安排讓國務卿插手的事情過多，使他的話語分量減輕，降低了他在公眾中的影響力，大量的演講佔用了他處理其他要事的時間，浪費了很多寶貴的精力。我個人的觀點是除非發生特別重大的事件，或者出現必須由國務卿公布的新情況，否則他不宜輕易開口。我們應該有意營造一種氛圍，即只要我們的國務卿開口說話，不僅全世界都想去解讀，而且迫切想要透徹地去研究。其他人大多反對我的觀點，但我還是成功地讓國務卿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大幅度減少公開露面的時間。未來三個月內，國務卿出現在公眾視野里的時間總和不會超過一個月。

星期一（12月4日）早晨到了辦公室，坐下來給國務卿寫了一張便條：

尼采來找我，他看上去非常疲憊、忙碌、憂心忡忡。關於如何應對蘇聯可能採取的其他行動，我們探索出一系列嘗試性方案，但我們所做的努力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完全陷入了困境。軍方拒絕派人來參加討論；我們一直沉溺於對形勢的分析當中，卻絲毫沒考慮行動方案能不能執行的問題；國務院也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尼采認為，我們一開始就應該聯合軍事規劃室，將他們拉進來一起做這項工作，可是從來沒有開過會討論這種辦法。

如我所說，波倫和杜勒斯之所以持反對態度是擔心公眾輿論，而臘斯克和其他人則是實實在在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憎惡。畢竟，這些人現在正重複著二十年前蘇聯人走過的老路，那時我們剛剛對蘇聯獨裁政府有所認知。就像以往我們對蘇聯一樣，今天我們對自己與中國人在觀念和倫理上的根本性衝突心知肚明。但我們看得到，對於這種衝突，我們要像對待其他類似的實際問題一樣，最終不得不利用20世紀餘下的時間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主街上：城市以一個善變的暴發戶姿態誇張而急切地炫耀著自己的財富，就像沸騰的泡沫漂浮在這個所謂「革舊鼎新社會」的表面。

【以下節選自演講稿《戰爭以外的措施》，凱南在其中概述了一些策略和觀念，它們為美國在冷戰期間一些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談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分割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上的爭議，其中沒有針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批評之語。噢，他們很顯然是「無辜的」。備忘錄給出的諸項解決方案，無一例外都將惡化我們與英國人和阿拉伯人的關係，以及后兩者之間的關係。推進此政策只能以犧牲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為代價。最終，對我來說已經很明顯，這個時候為了完成分割計劃（聯合國決議不提倡我們做這樣的事情），政府可能進一步做出的沒必要的努力，幾乎必然會讓我們在這件事的責任上越陷越深，也讓我們距離不得不依靠外力作為強制分割區域手段的那一天越來越近。很明顯，一旦出現這種狀況，要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強烈的對抗情緒下，維護巴勒斯坦境內的局勢，我們除了真正接管巴勒斯坦的軍事和治安責任，幾乎別無選擇。我無法想象這符合美國的利益或者為美國人民所接受。因此，我看不到從那個方向入手會有任何收穫。

在上午的整個討論中，我發現自己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只有我一個人反對同事們的觀點。爭論的焦點主要是美國政府是否該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如果我們還希望繼續堅持聯合國的原則，包括它是一個全球性組織而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組織，它最終能夠通過除戰爭之外的各種手段調解東西方之間的關係，它能夠積極發揮作用而不是坐視不管，那麼我能夠理解，從美國利益的角度出發，我們沒有必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在聯合國擁有一席之地。依我看來，讓中國共產黨在聯合國中擁有席位並沒有任何更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堅持保留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席位，造成了亞洲目前混亂的局勢和並不明朗的前景。我們的動機一直備受質疑，我們被人懷疑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帝國主義動機……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既不得不預防自身可能遭受的致命打擊，又不希望自己的對手遭受致命打擊。我們不能打著「手執復讎利劍」的漂亮幌子走向一個極端。我們必須像豪豬一樣，逐漸讓那些食肉的猛獸認識到，把我們列為攻擊對象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想來真是匪夷所思，談判桌上的人數竟然會對談判結果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他們可能都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各方人員之間的關係都是親密無間的；可是如果談判桌上超過六個人，氣氛就會變得猶疑、尷尬和拘謹起來。

晚上，我駕車駛出村莊，前往法蘭克福換乘火車去巴黎。今天天氣很好，自從我來到德國，這是第一次碰上好天氣。此刻，天色開始暗下來，但西邊的天空依然很亮，星星也開始閃爍。村裡人都出去散步了，享受入春以來第一個愜意的夜晚。沿路停滿了輕便的車輛，大多數都是德國車。我想到，黑暗中，我們正經過美英佔領區；我彷彿能夠聽到這片歷經多年打擊的衰敗土地上，重新對生活燃起希望的人們的低語和憧憬，他們重新適應了工作和生活的節奏與變化。這裡有各行各業的數千萬男女老少，他們和普通人一樣，在傳統、教育、氣候、經濟和情感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必然需求。不管我們怎麼做，他們都不會讓自己僅僅停留在思考和憧憬中無所作為。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他們再次尋找一個出口，讓他們能從中追求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讓他們覺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有效的和必要的。

深夜出去散步，走了很遠。街道寂靜而空曠，一片漆黑。這裏曾經是達勒姆（Dahlem）的高檔街區。躲過了轟炸的私人別墅，在黑暗中靜靜地佇立著。這些房子，昔日曾承載多少虛榮、多少熱望、多少人對幸福和財富的憧憬？不管有過多少希望和計劃，此刻都已化為泡影。現在，別墅在無聲的黑暗和寒冷中戰慄。如果還讓德國人住在裏面的話，他們得像義大利宮殿中的野蠻人一樣在裏面搭帳篷。看來無論怎麼做都沒有多大意義了。很難去評說這種摧毀是好還是壞，是罪有應得還是不白之冤。不管怎麼樣，那些死氣沉沉的別墅，每一棟都代表了一個破碎的夢，代表了曾經懷揣希望和創造精神的人所經歷的挫折。無論如何，此情此景，令人心生遺憾。

上午接到新的任務，接下來的一個階段，我的時間和精力勢必要傾注於此了。尼采和韋伯都認為，在莫斯科大力發展原子能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對美國政策重新做出評估。（政策）規劃室要完成一份美國對歐洲聯盟立場的研究報告。面對這些任務，我不得不取消今年秋天訪問聯合國的計劃，只能安慰自己，每次想離開華盛頓，帶來的麻煩總是比好處多。一想到這一點，我就知道在未來幾個月里的工作中，我是既不會有熱情，也沒有干成什麼事的希望了。

我說過，我認為最危險的觀點就是，主觀臆斷莫斯科將要採取的行動與我們當前持有的態度沒有關係……夜裡跟奇普·波倫進行了一次長談，討論我們在政府內部就未來發展態勢爭取一致時遇到的困難。總體而言，華盛頓高層對於要承擔的責任過於敏感和擔憂，以至於不可能同意任何有風險的做法，很明顯也不可能有人像奇普和我這樣通過主觀經驗和直覺對蘇聯的行為動機做出分析。

我們如何才能確定這種意圖？對於這一點，我們無法科學和精準地加以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徹底放棄或至少制定一個初步假設。

我們知道，我軍並不希望蔣介石的部隊介入；這些人不攜帶任何軍用物資和武器彈藥，空手而來，一旦遇上中國read.99csw.com共產黨的軍隊或者他國部隊，他們的政治可靠性實在是無法讓人放心。

與國務院兩位官員進行了長時間討論，研究一旦發現我們已經與蘇聯處於敵對狀態，應該遵循何種宣傳路線。我建議，針對敵人控制區內的民眾和非控制區內的民眾，宣傳工作應該嚴格地採取不同路線。對於身處「鐵幕」背後的民眾，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從一開始時就以盟友的身份對待他們，和他們一道與其國內的政治壓迫做鬥爭。基於這個假設，在宣傳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嚴格針對他們自身的需要，儘可能高效而簡潔地向他們傳播。因為收聽廣播和關注我們的其他宣傳渠道經常會給他們帶來危險，因此我提議不播放無關的新聞，以便將他們因接收我們的宣傳而招致的風險降至最低。我想我們沒必要把蘇聯形容得多麼不堪，因為他們比我們更了解現實狀況。我們也沒必要浪費唇舌讓他們相信我們如何優秀如何美好，他們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只關心我們最終能否解放他們。關於這場戰爭，我們需要強調的重點是，最後蒙受失敗和災難的一定是蘇聯。我們自始至終都要表現得我們把聽眾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應該從一開始就提醒他們，不要太過頻繁地收聽廣播，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找一些絕對信任的人來分擔這一任務，還要小心不要過早地激怒他們的政府當局，而是要牢牢地記住那些蘇聯特務的名字和面孔，以免最終勝利來臨的那一天「錯砍了人頭」。

這次會議充分展現了「分歧」一詞的含義。擔任會議主席的法國將軍坐在那裡，看上去簡直跟拿破崙時代沒落貴族家庭的軍政長官一模一樣。他的臉上始終掛著一絲微笑，但很明顯那不是在對別人微笑，而是來自他內心歡愉的笑意，這種歡愉帶著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嗜虐和傲慢的意味。這種微笑，我只在一戰前歐洲部隊的一些軍官臉上見過。看到這個人，你不由得就會想起那些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不僅會縱容還會慫恿手下的士兵進行無恥的劫掠，投機豪取，從而讓自己和親信都過上奢華的生活。你能想象到，他會帶著這種變態的微笑，對德國爭取更理性、更有尊嚴的待遇的要求置之不理，對下屬的請求給予傲慢的回應。在克萊將軍面前，他目中無人，冷漠無情。他毫不掩飾要將法方的異議上訴給幾國政府，也非常自信政府會站在他們這一邊。由於他的這種表現，我能想到，美國圈子內部在對德政策上的意見分歧都消失了；美國方面坦陳的每字每句都體現出誠信、謹慎以及對人的價值和責任的尊重，這讓我心中充滿感激和欽佩之情。

我們討論完國務卿的初稿已經晚上七點多了，他晚些時候還要去白宮。與會人員都要隨同前往，所以大家一起去大都會俱樂部簡單用了晚餐。

馬歇爾將軍尤其關注空軍最初以為可以獨立完成任務的想法。他說，這是老生常談了。空軍和海軍對自己的能力都充滿信心，他們的作用也確實很重要，但從最後的分析結果來看，誰也離不開「腳踏實地的步兵」。他認為我們在組建赴韓軍隊的時候也犯了錯誤，他曾請求按照菲律賓童子軍的方式來組織軍隊，用經驗豐富的美國士官來擴充韓國軍隊。相反，他們決定組建一支全新的部隊，從軍官到士兵，從上到下。不過，他並不氣餒，他感覺從很多方面看，這最終也許會是一件好事。

臘斯克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真的有必要放棄整個朝鮮半島。控制了灘頭陣地對於我們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我說過此時正值即將與蘇聯談判的敏感時刻。我抓住時機強調了他提出的觀點。我說，我擔心我們的軍方領導人可能還沒充分意識到，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與英國過去長期面對的形勢非常相像，有時候完全憑藉政治直覺頑強地堅持下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時候任何軍事邏輯可能都變得毫無意義。一個人永遠都不可能了解這些。我想起近年來在北非的戰爭，隨著局勢的瞬息萬變，戰線也在北非沿海數百英里的範圍內反覆改變。如果不是英國在面對令人泄氣的變故時，固守除了開羅之外的陣地，他們永遠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我說，如果我們能夠證明自己有能力在朝鮮南部或者中部控制一些海岸線或者灘頭陣地，從而有效地阻擋大量敵軍，那麼，我相信在大量通信線路被空襲破壞的情況下，這樣持續對峙的局面不會持續很久。

對這種事情，我唯一的反應就是煩躁和厭惡。經過多年的工作和付出，我們協同政府的行政機構完成了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在又在執行軍事援助計劃。除了上述工作，我們還要負責時不時地去說服法國相信美國不會放棄他們，這真讓人鬱悶至極。

今天早晨在國務卿會議上，我提出的另一個議題是當前階段我們的對德政策。我指出，鑒於我們不得不在其他地區部署軍事力量，導致我們投在德國和日本佔領區問題上的精力和實力隨時有可能大幅減少。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排除德國在這種情況下遭到侵略的可能性，我們也將被迫減少我們的佔領和管理工作。這種情況在日本已經發生了。正因如此，我想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儘快幫助德國和日本的政權獨立，讓它們在不依靠我們的情況下也能堅持下去。

當行進隊伍從我們面前經過時，勢不可擋的氣勢猶如一道閃電頓時震撼了我們這些旁觀者：祭司們僵硬的臉龐和迷離的眼神；急奔而來、不顧一切、專心致志、虔誠跪拜的婦女；唱詩班男孩們歌唱時后傾的頭顱和高高仰起的小臉，他們用孩童的眼神望著宏偉的羅馬時代圓柱及其上鑲嵌的黃金飾物；祭司和唱詩人的長袍底下不時露出骯髒破爛的鞋子，他們拖著腳走在破舊的石板上。這是人們用高亢洪亮的聲音來表達自我的聚會，帶著由來已久的活力，帶著精神上的依賴，人們在情感和意願上都甘願服從這個團體，情願將意志系統化和統一化。

（a）防止蘇聯政府的勢力擴張到對美國或英國來說關鍵或重要的區域；

這是一個熱帶國家，地下流淌著豐富的石油，這種液體正是美國當前的工業化發展必不可少的原料。美國人將石油開採出來，然後全部運走。當地居民無需付出勞動就坐擁這筆財富——當然他們也沒有能力發展石油產業，對當地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基本沒有需求。然而，為了獲取進入當地開採石油的特權，我們的公司每年要將億萬美元貢獻給委內瑞拉政府，順帶我們還要承認他們的國家主權並信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這些我們都能夠接受。這生意划得來，因為石油的價格擺在那裡。扣除為開採特權付出的成本，石油公司還大有賺頭……

法國人已經成功地將自己逼入歇斯底里的狀態，導致今天上午有很多工作需要辦理。法國總理召見了布魯斯（Bruce），稱上周發生的事件已經表明「美國即將採取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大意是從此以後美國人只會和英國人、加拿大人一起行動，而把法國人孤零零地扔在歐洲大陸上與德國人為伴。為了支持自己的說法，他還列舉了之前發生的幾件事，包括國務卿對舒曼發表的聲明、英國貨幣貶值以及我們就英鎊和美元問題和英國討論，等等。恰巧今天早晨的《郵報》刊發了沃爾特·李普曼的一篇文章，內容正是指責政府不該制定這樣的政策。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李普曼還援引了奧爾索普兄弟的文章，引述了我支持美、英、加三國建設特殊關係的觀點。很明顯，李普曼的文章受到了在華盛頓的法國人的啟發。我不禁覺得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發泄對我的不滿，因為上周我爽了他的約。

我意識到，在這裏的人心中，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有點兒多餘了，頂多還能算得上暫時有用、棄之可惜的人；他們認為我們曾經面臨的困難並沒有多麼深重，因此對我們取得的成績也不以為然。在他們的思想里，我們這些人早應該成為歷史的灰燼了。他們是不是即將崛起並且趕超我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們扔進歷史的塵埃之中呢？的確，我們中的一些人——忙於中飽私囊和攫取權力的人——會被他們扔進歷史的塵埃之中，不過，能夠努力看清現實的人，能夠揭示我們這個文明內部各種關係的人，是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的。我們還有很大的存在空間，這個空間大得讓人感到孤獨和恐懼。任何想要靠近我們的人，無論老少，很快會感受到幾代人之間的隔膜驟然消失了，他們會和我們，以及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充滿好奇心的人簇擁在一起，在冷酷、漫長和沉默面前尋找溫暖和慰藉。

蘇聯人一直都認為，聯合國與朝鮮事件之間的聯繫，不外乎是美國為了採取行動維護本國利益所打的掩護。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他們已經準備接受一個事實，即在我們對日本的責任之上，我們還有可能在韓國取得戰略利益，但是他們無法看到，我們怎麼會把這種戰略利益看得比中國共產黨以及他們在鴨綠江邊界的戰略利益更重大。他們實際上在說：「你們本來有機會可以用合理的方式解決問題，可是你們錯過了。除了想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一場戰爭，你們還可能有別的動機嗎？」

【與軍方工作人員討論ABC武器（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他們建議，如果我軍在未來的戰爭中被驅逐出歐洲大陸，那麼一旦莫斯科使用ABC武器，我們就註定沒有機會重返歐洲大陸了。同樣，也許我們只有使用ABC武器，才能保證自己不被他人驅逐。儘管軍方預計我們在ABC武器方面佔據絕對優勢，但同時也指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現在最好能夠簽署一份協議，禁止各方使用這種武器。

上午，《讀者文摘》的保羅·帕爾默先生（Paul Palmer）來看我，說他在城裡跟各路人見面，對他們的「先發制人心理」印象深刻……他發現五角大樓里有這種心理的也大有人在。他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這一觀點遭到波倫和杜勒斯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會擾亂美國的輿論，降低民眾對總統加強國防建設的支持率，這種看法最終得到了國務卿的支持。我說我非常理解他們的想法，但我更擔心這種觀點所帶來的後果，因為這意味著，如果不把公眾的情緒刺|激到一定程度，我們的國防事業就無法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公眾這種激進的情緒比起對國家利益冷靜、理智的評估，更能決定我們的行動。在我看來，我們的立場好像隱含著一種理論，那就是歸根結底聯合國不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而只是五十一個國家抵制蘇聯的工具而已。這更進一步隱含著，我們以此為基礎制定的遠東政策將會基於一種情緒化的反共心理，這將使我們忽視亞洲大陸的軍事力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平衡及其價值，導致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每股力量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場，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這不僅會破壞亞洲非共產主義國家間的團結，也會破壞其他地區非共產主義國家間的團結，並超出我們給予軍事援助的能力。我說過，這是因為我們對人民灌輸了一種錯誤的信念，讓他們以為我們在亞洲的實力很雄厚，然而實際上我們的力量非常薄弱。只有實力非常強大者才能夠每天都趾高氣揚，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不去理會各方反對勢力可能達到的平衡。弱者只能接受現實，並儘可能地讓現實中的一些優勢為己所用。

這是科學？這難道不是一種實踐或者常識嗎？

「從官方層面來講，我只能就蘇聯面對各種可能性時會做出何種反應這一問題發表意見。但關於昨晚我們的討論，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說出來。國際生活，其實跟私人生活一樣，最重要的不是一個人遭遇了什麼事，而是他怎樣去面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正因為如此，從現在開始，重要的就是我們美國人如何去面對國家命運這一次必將遭受的失敗和災難。如果我們能從容而高貴地接受現實，決心吸取它帶給我們的教訓，那麼通過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變不利為有利，從頭再來；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採用珍珠港事件的恢復模式，這樣我們既不會喪失自信，也不會失去盟友，更不會最終失去與蘇聯討價還價的實力。但是，如果我們想對自己的民眾和盟友隱瞞災難的全部真相，或者允許我們自己大聲咆哮、亂髮脾氣或者做出歇斯底里的反應來尋求解脫，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們的信心很容易就會一落千丈，陷入無法挽回的危機。」

（1）現在，我感覺到奧地利正處於非常可憐的境地，在蘇聯的強壓下，奧地利的獨立自主面臨很大威脅。（2）根據格魯伯的觀點，我認為奧地利政府的做法幾乎等同於簽字放棄了向我們申請支持與援助，這一點我由衷地承認。（3）這讓我深刻地體會到，我們將自己置於這種尷尬的境地是不可寬恕的，我們已經喪失了國家行為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我寧願恢復以往秉持中立的政策，以避免一系列重複出現的錯誤，正是這些錯誤將我們推到奧地利條約問題這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晚飯時不得不聽了些尖銳的批評，批判我們對台灣的政策，認為我們應該將台灣島奪過來置於自己的羽翼之下，還指責說如果當時諮詢了軍方，特別是海軍的意見，那麼國務院永遠不可能出台如此怯懦的政策。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提出我們要不畏艱險迎難而上，承擔起對台灣島的責任，所以此時要為我們的失敗辯解，對我來說並非易事。不過，更難的是阻止我指出真相，即實際上我們無法這麼做主要是因為國防部門不願意去承擔隨之而來的軍事責任。

在這人類改革和意志的洪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曾讓我們覺得討厭和無聊的情感嗎？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就像是一個醫生嗎？我們的病人把痊癒和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理解之上，沒有他們的痊癒和健康，西方世界就不會有團結和成功可言。面對這個曾給西方世界造成巨大傷害的國家，我們能夠克服反感的情緒，冷靜客觀地去研究這個龐大國家的整體結構和機理嗎？我們能夠把控方向，讓其沿著合作和建設性的路線發展嗎？我們能夠讓他們體會到他們內心迫切需要的那種參与和被需要的感覺嗎？還是說我們要懷著憤怒和厭惡拂袖而去，讓他們再次自生自滅成為我們的敵人？就像歌德那句曾被德國共產黨用作會議結束語的話一樣：

（2）有限目標的戰爭。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習慣於要麼訴諸武力，要麼乾脆不發動戰爭。很多時候，一些人不會考慮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珠港事件發生之前幾個月，我們還非常明確地傾向於不使用武力的戰爭。我們被迫捲入這場戰爭完全是出於自衛，因為實際上德國是對我們不宣而戰了，也就是說，他們的目的在於徹底削弱我們國家的實力，這當然與我們的國家安全水火不容。

美國人似乎很少習慣於這樣去思考，即我們的安全主要取決於其他國家的意願，而不取決於他們的實力。人們的思維傾向於一種病態的執念，認為蘇聯確實有能力將原子彈丟到我們的國家來，而不去考慮這樣做對蘇聯是否有利可圖。至於歐洲人，從其外交部長發表的聲明來看，他們也依然苦苦糾結于這種類似的戰爭恐懼當中，對其國內共產黨發展所帶來的嚴峻形勢和切實威脅視而不見。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對並不存在的蘇聯入侵惶惶不可終日，恰恰給身邊的共產黨人製造了可乘之機。

會議的結果是我們草擬了一份簡要聲明，列明了當前形勢下的主要問題，國防部的官員將把聲明帶回五角大樓供其參考。

在聖路易斯這個特別的下午，我看見河岸上有六隻流浪狗，一個流浪漢坐在一塊廢棄的浮木上，手裡抱著其中一隻。兩個皮膚黝黑的孩子拿著一袋爆米花，還有一個來自華盛頓的陌生人坐在另一塊浮木上，正用筆勾勒著岸邊的四艘廢棄船隻：裝著汽油桶的平底船、挖泥船、髒兮兮的摩托艇，還有一艘破舊不堪的演藝船，這船雖然還能開但已經不太聽使喚了。兩個小男孩在我身後嬉笑打鬧，在我看著那人勾圖案的時候，淘氣地把爆米花扔進我的脖領里。微弱的陽光穿過頂棚照著我們，火車叮叮噹噹地沿著河岸穿過上游的高架橋。一隻海鷗飛到岸上，在鵝卵石間的爛泥里尋找食物。河水緩慢地流淌，看似黏稠骯髒的灰色河水在陽光的照耀下泛著光芒，在前進的過程中時而蜿蜒，時而產生漩渦，時而輕聲嗚咽。

由於缺乏對戰略問題的深入和系統研究，我們已經退步了。馬漢以海軍上校的軍階服役了四十年，直到退休。他退休后的晉陞遵循了例行程序。

從朝鮮傳來的消息很糟糕。昨天晚上，麥克阿瑟將軍請求批准投入地面部隊，但是，他之前就獲得臨時授權可以投入一個團的兵力。他也已經被告知，一旦跟總統討論完畢，就會對他發布下一道命令。

我以書面形式提交了我的意見，闡明了我堅持認為政府應該這樣做的原因。這份報告是針對總統昨晚提出的問題寫的。總統說他想馬上要一份建議書，預測莫斯科下一步會在其他地區採取什麼行動。今天早些時候，國務院決定將這份建議書的起草工作交給我來做。因此，在與政策規劃室的同事們討論之後，我馬上利用白天剩餘的時間完成了這份書面材料，其實撰寫材料本身也是對我思想活動生動完整的再現。

在工作方面，今天毫無成就。上午，針對美國自身及其內政與外交政策的關係，我在辦公室跟同事們爭論了很長時間。中午和比爾·布里特（Bill Bullitt）共進午餐，晚上在瑞士公使館用餐。

我不禁為法國人如此缺乏理性而感到驚愕和惱怒，他們本該是最有理性的人。他們想參与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他們參与的、讓人苦惱的、棘手的事情。他們寧願損人不利己地參与進去，也不願意在沒有他們參与的情況下讓別人去做事情。哪怕稍微認清一些現實，他們也會明白，他們聲稱的恐懼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他們還堅持要別人認真對待這種恐懼。如果我們真的想放棄法國，為什麼願意將一百億到一百五十億美元投入到西歐的重建當中？為什麼我們還要承受痛苦進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談判？為什麼還要遊說國會制定一份軍事援助計劃？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這樣想問題，法國人的思維方式，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上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政策規劃室里激烈討論奧地利條約問題。儘管前幾天的夜裡大家已經對此做過考察，但還是出現了兩個新的因素。首先，隨著對蘇聯局勢的進一步分析，加上我們進一步的反思，有一點顯而易見，那就是莫斯科現在所持的立場與其在巴黎簽訂的協議還是存在一致之處的。其次，奧地利人已經向我們展示了信件的草稿，是格魯伯就該問題寫給國務卿的。這封信的內容和措辭咄咄逼人，充滿憤恨，直截了當。信中指責我們面對蘇聯當前提出的條件，竟然還在猶豫不決，這到底是何居心，並堅持要我們簽署協議……

1949年的記錄以及1950年的日記，相當罕見地詳細再現了凱南參与高層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1949年～1950年，儘管凱南依然是外交事務中的核心人物，但隨著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遭遇挫敗，日記再一次成為他發泄情感的工具。1946年～1948年，凱南的影響力達到頂峰，日記卻被擱置了。在1946年之前和1950年之後，他的日記也記錄了外交政策的內容，不過並非以一個內部參与者的角度。凱南可能想到，有一天有人會讀到他的日記並知曉其中的內容。與生俱來的謹慎，加之職業生涯的錘鍊，讓凱南幾乎從不把外交政策中敏感的細節寫在日記當中，個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凱南一生都在渴望他的預見能夠得到認可，最好是能夠得到總統以及高級官員的認可，如若不然，就得到民眾以及子孫後代的認可。

1946年，凱南沒有定期寫日記。不過，這一年中，他留下了大量文字。凱南在1946年2月22日撰寫了措辭優雅、情緒激昂的「長電報」，該文在杜魯門政府的官員中間廣泛傳播，激起了廣泛的共鳴，成為他們探尋蘇聯行為根源時最權威的參考資料。在這封長電中，凱南認為，克里姆林宮受到俄羅斯民族主義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驅使，現在又深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需要通過樹立一個外國敵對勢力來證明其專制制度的合理性。凱南堅信，與這樣一個難以妥協的敵人談判，收效微乎其微。美國在面對蘇聯政府時，既不能妥協，也不能訴諸武力。同時，華盛頓應該強化美國行政機構並重建西歐。

在接下來的國務卿會議上，與會的一位政策規劃室成員跟我說，他從一個記者那裡聽說了一件事，這個記者也是從另一個記者那裡聽來的，杜勒斯先生曾對那個記者說，過去是他高估了喬治·凱南，現在在他眼裡凱南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凱南竟然倡議支持中國共產黨政府加入聯合國，還提議終止美國在三八線的軍事行動。

儘管凱南已經躋身美國冷戰時期首屈一指的戰略家行列，但是從1948年開始，他與杜魯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產生了分歧。1947年，他就在非正式場合批評過杜魯門主義的全球擴張政策。他認為，政府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希臘和土耳其援助問題上。雖然凱南提倡通過隱秘行動以及「黑色宣傳」穩妥地控制局勢，但他同時也將冷戰政策視為有限的政策。與莫斯科的對抗應該限制在政治方面，而不應涉及軍事領域，並且應該避免與其周邊的國家——例如中國等不那麼重要的國家開展對抗。此外，2月，凱南還建議，鑒於西歐地區已經顯示出復甦的態勢，這就意味著與莫斯科正式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論及最適合進行這一談判的外交官時，凱南實際上是在毛遂自薦。總之，1948年，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對抗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儘管凱南依舊是堅定的冷戰政策支持者，但也開始尋求緩和這種緊張局勢的途徑。

墨西哥政府的官員非常友善、禮貌和熱情。我們跟他們之間也存在爭議，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在這些街道上，你既感覺不到友善，也感覺不到敵意，只能感覺到傲慢和冷淡。這種表現的根源非常複雜，沒有現成的分析結果可供參考。你需要聖徒般的耐心、勇氣和毅力，才能看穿這些人黑暗的靈魂深處。百年來，他們帶著苦痛和挫折，尋找一片適合生存的大陸，在那裡樹立起信心和希望，自力更生，互相諒解。不管怎麼說，我們早已經走過了這個階段。在我看來，這不是因為時間偏袒了誰。我們的專家在改進農業、工業產業以及公共衛生等各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旦這些方面的成功開始影響到出生率，就會遇到人口問題。同時，在墨西哥城和庫埃納瓦卡（Cuernavaca）之間的山脈上，森林已經遭到過度砍伐和嚴重侵蝕，至少已經發生過四次火災，據我觀察很可能是蓄意縱火。毫無疑問，這樣的後果就是速度驚人的水土流失和地下水位下降，災害波及這個國家的重要地區。即便如此，這裏的情況也沒得到基本改善，墨西哥成了一個充滿悲劇的痛苦的國家，墨西哥人藉以擺脫悲慘和恥辱的品格都深埋於他們的靈魂之中。

我不敢說，我們想用這樣的條款來限制蘇聯，是因為我們高估了莫斯科或者誤解了莫斯科的真正意圖。我沒辦法檢驗這種想法正確與否，因為這種麻煩對任何人來說都是致命的，誰都不敢憑直覺行事。

今天反思了上星期遇到的挫折，我想自己應該意識到，一如先前在國務院內設立專門部門，以期為外交政策的制定帶來規範性和預見性的嘗試一樣，三年前投入運作的政策規劃室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除去個人的能力不談，導致這種後果的原因主要在於，根本不應該允許https://read.99csw.com將計劃職能置於國務院的掌控範圍之外。制定政策是國務院的核心工作，沒有一項政策能夠脫離領導層的掌控而成功落地。除了國務卿，沒有人能夠在思想上嚴格地掌控這個機構。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從機構之外吸取獨立的意見，也可以從「特別助理」「指導顧問」或者其他顧問那裡獲取口頭建議，但是，當這些意見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成果被記錄下來，起到行動指南的作用時，執行機構——地區性的機構和功能性的機構——就不應當受到指揮系統之外的任何干擾。他們強調在政策決斷時需要有效的聲音；如果某個機構無法讓自己的聲音獲得認可，那它就要謹守自己的權利，將呈交國務卿的建議削減到已經失去意義的程度，但是至少不會與其觀點相背離……唯一有效的解決途徑是，國務卿通過討論概括出一項政策的基本理論背景，而後切實建立起一種教育機構，通過這個機構的努力，讓這種制度循序漸進、持久穩固地植根于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員的腦海當中。

人們還是接連不斷地來找我應付讓人撓頭的國會形勢報告和媒體報告，這些報告對國務院的決策提出尖銳的反對意見，堅決主張削減歐洲援助計劃的數量，將其從國務院工作中取消。我並不反對組建一個新的行政部門，讓它獨立於國務院的常規架構，負責實施援助計劃。但是，這個計劃首先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才實施的。如果在執行過程中，對它的日常監管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脫離了國務院的有效控制，或者派駐他國執行計劃的官員不服從該國負責人的協調和管理，那麼最終只能指向一個後果，即讓那些一直致力於為美國尋求有效對歐政策之人的願望化為泡影。此外，如果縮減援助計劃，使其本質上不再是巴黎會議上提及的那個計劃，那麼它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也違背了制定該計劃的初衷。一旦出現這樣的意外情況，我本人和積极參与制定美國政策的同事們，就再也沒有理由繼續參与政府框架內任何有價值的政策制定工作了。因為屆時政府中任何人的直接行動都不能修復已經造成的損害，到時人們最希望看到只能是公眾的理解，理解這個國家在執行戰後外交政策時為什麼如此力不從心。這些理由會極大地影響到政府執行機構與立法機構之間的關係，也會對公眾和媒體對本國外交政策的態度產生深遠影響。

毫無疑問，我們不可能對蘇聯發動摧毀性或毀滅性的戰爭。要與之對抗，我們必須開展一場政治戰爭，一場為了特定目的而進行的消耗戰。我們的人民不適應也不理解這種戰術。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的價值就凸顯出來了。

可以。我們必須放棄，因為無論是解除還是摧毀蘇聯的武裝力量，都意味著我們有權利和義務承擔起對蘇聯的政治責任。我們是否有能力或意願為承擔上述責任而提供必要的物質支持，這讓人懷疑；而且毫無疑問，我們在道德上也無法保證這會達到好的結果。因此，我們的努力方向是必須讓蘇聯人信服，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心甘情願解除武裝，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的。

今天下午，大家都知道，對蘇聯是否進行核試驗的相關證據所做的分析已經有了結果，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核爆確實發生了，而且他們確信那是一枚原子彈。韋伯認為總統先生可能想在明天發表聲明，公布此事。時間比較倉促，我接到命令后馬上組織人開始工作，就這樣一份聲明肯定會被問及的各種問題，為整個行政機構制定出一份答案。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制定出一整套標準的答案，為政府機構的所有官員通用，那麼我們就能更有效地控制總統聲明所帶來的影響。

不時下一陣雪，但總的來說天氣比上周要晴朗得多。突然間你會感覺到春天與冬天的不同。天空不再是冬日里一成不變的色調。有烏雲，也有白雲；二者之間是透亮的天空，那是春日里特有的淺藍色天空，在北方漫長而拖沓的冬日里，你簡直不敢相信還能看見眼前的景象。

5月，凱南回到了美國，家人也隨之遷往華盛頓。每到周末，凱南和家人基本上都會去賓夕法尼亞州東柏林的農場，在那裡度過美好的時光。

今天下午，就即將離開國務院一事舉行記者招待會……當被問及我們怎樣才能在不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實現既定目標時，我做了如下答覆：

我想這取決於我們的工作性質。當國務卿伯恩斯要求艾奇遜-利連索爾團隊為他準備一份有關國際原子能管控政策的意見時，他沒有強調在他讀到相關報告之前，這份意見必須取得各部門的一致認可，或者經過助理國務卿的審批。同樣地，當國務卿馬歇爾第一次要求政策規劃室就歐洲復興問題拿出方案時，他想看到的就是規劃室的意見，而非規劃室與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達成一致意見的記錄。

這份文件花費了我整個上午和半個下午的時間。總統的聲明於十二點左右發出。此前半小時左右，歐洲司的負責人珀金斯不安地打電話過來，那時他已經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所有駐美使節做出指示，要求接收總統的正式聲明，以便把消息傳播出去。但他們沒有收到相應的簡報或者其他解釋說明一類的東西，所以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國務卿、臘斯克、馬修斯和傑瑟普都去白宮出席總統與國會高層的討論會了，沒人幫得了他。因此，我同意越級親自向大使們說明情況，而且立刻付諸行動。來的人可真不少，因為大多數大使至少都帶了一位助手。珀金斯首先向大家宣讀了聲明，讀了兩遍，以便大家都能記錄下他們關心的部分。然後，他就把發言時間讓給了我。

……我向國務卿建議，對於今天早晨我寫給他的東西，如果他還比較認可的話，不妨在會上公開跟大家談論一下，這是我在此情此景之下給他的一點建議。他照做了，我覺得文中表達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家認可。我猜測國務卿用這篇文章吸引了總統的注意力，馬修斯建議我可以順著這條思路草擬一份材料，延續這種語言風格，作為本周晚些時候總統演講的開篇詞。

演講的題目應該叫作「戰略理論：一個啟示」。

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所做的一切，儘管有著充足的政治理由，但從根本上來說仍然是缺乏根據的。我們每向半島挺進一步，從軍事角度講就是將錯誤更加深了一步。實際上如果我們真的抵達半島的要害位置，那我們也就進入了一個可能遭到全面反擊的地區，很明顯這對我方極為不利。我想，此時此刻，足以看出平日培養一種適可而止的觀念是多麼重要。值得欣慰的是，應該可以確定，我們並沒有刺|激蘇聯，迫其採取行動擾亂局勢。

早晨一上班，我就組成了兩支情報分析隊伍：一組分析蘇聯政府的意圖和態度，另一組分析北京政府。

至於蘇聯控制範圍之外的國家，我建議對它們差別對待。我想，對從來不知自由和人權為何物的人講自由和人權是毫無意義的。我再次強調，除了宣傳我們的實力，應該採取低調柔和的方式宣揚我們的長處。我覺得，讓別人相信我們有實力比讓別人相信我們正確、善良、富有理想更重要。

中午十二點半，韋伯先生帶著我以彙報原子能談判進展為由去拜見總統。總統看上去有些疲憊，但依然展現出一貫的和藹。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能與下屬建立起無比忠誠的關係。仔細想來，我很慶幸自己跟總統之間沒有過多的親密接觸，因為我不希望由於個人的忠心義氣和私人感情的關係，迫使我對時下外交政策的明顯問題視而不見，昧著良心去附和這種混亂無效的工作方式……

我還是無法贊同他的觀點。英國與西歐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讓美國和加拿大去分享，又把東歐國家排除在外，我看不到這麼做有什麼未來可言。

【在聽了大量的演講之後，凱南草草記下了「自己的評論」。在下文中，他闡述了與1946年2月22日「長電報」相關的一些理念，這些理念也見於1947年7月他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文章。】

普林斯頓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在這裏上學時我常深深地感到孤獨。我走到遠離校園的後街上，大學一年級時我在這裏租了一間帶傢具的房間，那年我只有十七歲。抬頭看了看裝有護牆板的出租屋後窗，房間里亮著燈。也許，現在裏面正住著學生，他們在很多方面也許跟我當年一樣，然而，除了基本的個體差異以外，我和他們在人生願景方面當然也有一些微妙的、無以言表的差異。這些差異標志著兩代人之間的距離，這些差異也是偉大而重要的神秘力量，因為它們是整個神秘變革中的一部分……

上午在辦公室跟兩位美國新聞記者聊天。我問他們為什麼還要留在西柏林，畢竟現在這裏只是一座孤島，遊離於國際主流事務之外。

現在，國務院要求我就如何處理現階段的西柏林問題提出建議，我不禁感到這充滿諷刺意味：我一直是國務院中對此事持不同意見的人。我認為柏林問題不可能通過分區軍事佔領的方式解決，而只能撤回各方的軍隊，開放包括柏林在內的地區，使得各佔領區連成一片，並將控制權交給德國人掌管。當然，這樣的解決方案目前看來是行不通了，或者說在我最初提出的時候就行不通，因為即使莫斯科同意在可行的範圍內做出調整，法國也不見得會買賬。但就我看來，我們至少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這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我們首先提出來的，而且如果在其他人堅持的情況下，我們選擇了其他方案，我們也是抱著懷疑和無奈這樣做的，最後的方案能否取得共識並最終成功取決於那些人，而非我們。

范登堡將軍列舉了目前的天氣以及其他因素給空軍造成的困難，他表示如果能夠在三八線以北採取行動，局面將會得到有效的緩解。

最後一次在小城狹窄的街道上散步。相比柏林和漢堡那樣的大城市，這裏的生活無疑要好一些。小鎮沒有遭過轟炸。盟軍在法蘭克福周邊建造了很多設施，給當地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和收入，維持當地經濟活動的正常高效運轉。但是，即便懷著世界上最大的善意，也無法說服自己相信這些人看上去是體面的，戰爭似乎已經榨乾了他們的青春和精力。大多數與你擦肩而過的人，你一眼便看得出來，都是和戰前時期別無二致的小鎮市民：公務員、退休人員、白領工人以及小商小販。

現在我們不得不意識到，在朝鮮戰爭中我們請求和接受土耳其地面部隊的支援，實際上就是我們要跟土耳其結盟，在它受到攻擊時承擔起援助的義務，這種義務比任何一個條約的條款都要莊重，都要嚴肅……不過，我看不出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能得到什麼好處……

這一天從朝鮮半島傳過來的消息都讓人沮喪不已，韓國軍隊迅速潰敗，把殘局留給了我們。稍微能讓人高興的只有兩件事。清早，我無意間聽到收音機播報的消息，在一則有關朝鮮的新聞之後，傳來一個黑人女歌手的聲音：

瀏覽周末的報紙，頭條上醒目地寫著朝鮮進攻韓國。看過之後，我匆忙換好衣服趕往辦公室。

奇普跟我說蘇聯正在接近英國，商討如何調停朝鮮半島的局勢，他非常擔心英國人會把事情搞糟。奇普指出，斯大林瞧不起弱小民族，他一定料到美國的介入會使朝鮮軍隊的命運發生逆轉，因此他會擇機表明立場，以免朝鮮共產黨被逼退得太慘，我非常贊同奇普的觀點。

法國大使足足黏了我一個小時。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因為他擔心美、英、加三方會談的結果是我們將建立僅僅包含這三方的體系，這就意味著「法國出局了」。他還擔心這樣會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覺得法國已經被盎格魯-撒克遜大國拋棄。我努力安撫他的情緒，但很明顯我的努力純屬徒勞。我一再向他強調，法國必須擺脫英國的扶助，帶頭在歐洲大陸發展聯盟。

凱南急於想喚醒更多的民眾，曾考慮從美國國務院辭職。但他在別人的慫恿下重返華盛頓，在全國範圍內發表了一系列公開演講，並成為華盛頓新成立的美國國家戰爭學院外交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1946年至1947年，凱南在那裡給軍事和政治官員講解了與不久后的「冷戰」相關的前景和問題。為了準備這些演講，凱南閱讀了有關美國戰略的書籍，聽取了戰爭學院政治和軍事專家的座談，反覆推敲自己的想法。他甚至自學了核武器方面的科學知識。通過這些學習，凱南得出了最終的結論，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遏制政策」。

（1）毀滅性的戰爭；

下午三點半左右，國務卿突然叫停了大家正在進行的討論，他說他想單獨待一會兒。大約六點半，我們又被召集到一起，他宣讀了自己擬好的文件，這是後來總統簽發聲明的初稿。第二天總統發布這份聲明時，與最初的稿子相差不大。我想這個事件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因為它表明美國政府採納了艾奇遜先生的主張，這一主張不是迫於軍事領導人的壓力做出來的，而是經過他自己的深思熟慮，是他憑藉控制危局的經驗最後得出的結論。

除了去軍事學院參加畢業典禮之外，整整一上午我都坐在國務卿的辦公室里開會，討論對於朝鮮問題我們應該持何種態度。會議直到下午才結束。我的觀點是，我深信除了接受挑戰之外，美國別無選擇，並應將最終的目標定為在半島南部恢復大韓民國的統治。我們唯一需要關注的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該做什麼。我一再強調，對台灣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所動作，並指出這件事已經迫在眉睫。我們詳細討論了所有問題，其他與會者——都是國務院高級顧問，也都發表了看法。

【在閱讀了克勞塞維茨的著作之後，凱南推斷，在20世紀，全面戰爭的潮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機場的餐廳吃過早飯，國務院的同事驅車送我去火車站。我到售票窗口改簽車票，檢票員是剛入職的新人，他的同事走過來，耐心地指導他遇到這類事情應該怎麼處理。他們輕鬆而從容地對待手中的工作，又不失客觀和尊嚴，這是我們美國人典型的工作態度。眼前這件不起眼的小事體現出的基本信任、得體禮儀以及二者的常態化觸動了我，我作為旅客，從緊張混亂的外部世界走進這裏，體驗到天堂般的安寧，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我走向站台，剛才那鼓舞人心的場景，讓我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和幸福再次認同美國世界。它風雨無阻地以一種最高貴和優秀的姿態面對著這個世界。

會議結束后，國務卿提議埃夫里爾·哈里曼、奇普·波倫和我隨他去里斯堡（Leesburg）與馬歇爾將軍會談。通過電話聯繫陸軍總部，對方安排我們和將軍共進午餐。於是我們馬上動身，很快在一點左右達到總部。將軍狀態很好，我們坐在樹下的草坪上討論，話題包括一周以來發生的事件，以及如今我們所處的位置。將軍專心致志地聽著，一言不發，這是他思考問題時的典型狀態。聽完后，他毫不猶豫地提出了最中肯的意見。

利用晚上的時間瀏覽了艾薩克·多伊徹撰寫的斯大林新傳記。毋庸置疑，這是一部嚴肅且全面的著作，描述了斯大林近年來的很多故事，這在以往的傳記中是看不到的。但我認為關於斯大林成為蘇聯最高權威的過程，傳記沒能讓我們產生更深的認識。我也根本不相信多伊徹盡了全力，去弄清斯大林早期職業生涯中更多鮮為人知的真相。

在我看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否加入聯合國沒有任何差別，而且他們加入聯合國並不構成我們必須與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理由。我討厭看到這些不應該糾纏的細枝末節被蘇聯人利用，成為他們在朝鮮問題上損害我們利益的工具。

上午的會議還討論了一個問題：如果聯合國提議召開四方高級會議，我們該怎麼辦，這種情況極有可能出現。波倫的觀點是，與蘇聯人討論的危險之處在於，同他們討論這種問題會阻礙我方果斷髮起行動。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採取了行動，那麼討論這個問題也就沒有什麼危險了，那我們就應該表現出我們自始至終都準備與之會談的姿態。這一點已經得到了驗證，也因此決定了我們目前的處境……

今天下午跟韋伯先生談起我的打算，我告訴他，希望明年6月能辭掉政府這份差事，並請他允許我這段時間從事研究工作。我說我想要辭去政策規劃室主任一職。他不同意我這樣做，但他保證儘可能地讓尼采多承擔一些任務，讓我當前的工作強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他說總統已經下令第七艦隊從菲律賓北上，並授權海軍從太平洋海岸調動部隊向西推進以加強兵力。他授權麥克阿瑟負責空中掩護，協助在朝美國公民撤退。最後，他給每個人都下了嚴令，在進一步決策出來之前，任何人都不得再討論這件事情。

關於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問題。我們決定今年不在本屆政府成員中提名候選人。我擔心這種榮譽的歸屬問題總會帶來很多麻煩。和平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該受到這樣的對待。不能說「和平」是一種特定的東西，每個人都渴望「和平」。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可以說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獲得這份殊榮，因為他比我們都付出了更艱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種與眾不同的和平。一定要問清楚：「是哪種和平？」「是誰的和平？」

凱南認為，除了繼續保留有限的軍事基地之外，四大戰勝國（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佔領德國的狀態應該結束了。他傾向於重新統一德國，而不是將其分割成對立的東德和西德，讓雙方分別與一個超級大國結盟。他希望德國的重新統一能夠為蘇聯從大多數東歐國家中撤軍鋪平道路。1949年1月，迪安·艾奇遜擊敗馬歇爾出任美國國務卿。凱南的上述想法遭到了艾奇遜和杜魯門政府內其他成員的質疑，於是凱南赴西德考察政策前景。

星期三中午，埃夫里爾·哈里曼和奇普·波倫從巴黎回來了，奇普隨即開始工作，與我並肩戰鬥，幫助我解決眼前的諸多問題。

這個部門（政策規劃室）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在國務院的正規程序啟動之前，有能力為國務卿或者副國務卿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一份獨立的判斷。如果國務院的高官不希望有這樣獨立的判斷存在，或者對我們所做的判斷缺乏信心，那麼我想問問，這個部門究竟還有沒有必要存在下去。

晚上，我去國務卿在鄉下的房子參加為奇普舉辦的晚宴。我們詳細探討了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危機。奇普同意我的觀點，儘管按常理應該禁止莫斯科以任何理由直接訴諸武力，但這件事情以最特別的方式出現，令克里姆林宮高層大為光火，所以一切都可能發生。

蘇聯人確信，他們有能力在本國領土範圍內為所欲為而不必擔心被人發現，儘管他們已經對國際社會做出了與其行為相矛盾的承諾。他們也同樣確信，通過在其他工業大國內布下的強大情報網，他們有能力刺探和揭露那些國家準備違背國際承諾的企圖。他們明白自己能夠利用那些國家的輿論力量遏制此類企圖。蘇聯關於信息共享和共同放棄核武器的建議書，正是基於上述確信才得以起草的，目的是為蘇聯創造條件（尤其是在專業技術方面）製造核武器，同時制止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核武器……

如果法國不願意……向著實現德國在歐洲地位正常化的方向邁進，如果除了德國再沒有其他國家能夠領導西歐走向聯盟，如果誰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那麼一切設想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對大陸國家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為那意味著他們沒有機會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歐洲大陸終將被德國或者蘇聯或者雙方聯合控制，也意味著美國必須拿出一項周備的政策，針對這種糟糕的現實預先做出調整。換句話說，我願意提醒歐洲大陸國家注意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要求他們去做的事，他們因缺少決心和理解而不去照做，同時又找不到更令人滿意的出路。他們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這不是我們樂意接受和坦然處之的，而是局勢殘酷和不容樂觀的佐證，相比我們，這對他們更加不利。

直到經過海港和商業區，進入阿爾斯特河（Alster River）東部大型居民區時，真正毀滅性的景象才展現得淋漓盡致。這裏毀了，徹徹底底，沒留一絲餘地。主人告訴我，這是1943年三個日夜被輪番轟炸的結果，其間七萬五千人命喪黃泉。直至現在，六年過去了，估計還有三千多具屍體掩埋在廢墟當中。

比爾·布里特談到歐洲一體化問題。他覺得戴高樂為人比較誠懇，提出的建議也較為得體，他本來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可以率領歐洲朝著高度一體化的方向邁進，為德國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份具體的方案。但我們沒有把握好這個時機，布里特把責任歸咎於羅斯福總統以及他對戴高樂的偏見。布里特認為當今政府的核心人物已經被「左傾」社會主義勢力麻痹了；他們既沒有能力控製法國隨其前行，也沒有能力擺脫法國。

坦率地說，政府已經陷入一個誤區，即不願意承認敵人的心理狀態已經發生了更大的變化。由於對心理活動的分析都太不可靠、太易變化、太過微妙，人們會擔心自己為制定決策提供了錯誤的情報分析，一想到要為此承擔責任，他們就會感到不舒服，感到難以忍受，畢竟這種決策可能會引起戰爭，也可能締造和平。在這樣的時代，不去分析對手的心理可能發生的變化，不去評估他們的弱點，反而更利於明哲保身。他們一方面質疑對方的實力，另一方面又不分青紅皂白地認定對方所有的動機都帶有侵略性，這兩個想法明明自相矛盾，但似乎更能讓人感到安全和輕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真的想知道——我相信奇普也跟我一樣想知道，是不是政府現在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不再需要像我們這樣的人了，我們默默無聞地努力，對無法估量的動態局勢做出理性分析，對可能的優勢做出評估。在這個被麥卡錫主義扭曲得有些嗜虐而又幼稚的民主社會裡，只有粗魯死板的理念才行得通。

開了很長時間的會討論心理戰。會後我找到韋伯九_九_藏_書，他依然希望我能夠三思而後行，他說我很快就會厭倦外面的生活而渴望重返國務院，還說出於這個原因，他會暫時為我保留這個職位，等我回來。我說我真的認為此時離開是最好的選擇，並打算至少教完一個學年的課。至於遠期計劃，當然取決於他們到底能如何讓我發揮作用。我唯一提請他留意的是，如果真的找不到適合的人選接替道格拉斯在倫敦的位子，我願意去，因為我不想讓這樣一個尊貴而重要的職位閑置或被濫用。關於這一點，我以前向韋伯提過。韋伯先生說他已經跟國務卿說過此事，不過他們認為這個位置叫價太高，我恐怕買不起……

正文：馬漢——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靈魂人物。什麼是實踐訓練？有人說：如果你想吸引人去上大學，就得教給他們通過考試的方法。戰爭是一所嚴厲的學校。海軍戰爭學院具有實踐性嗎？

這些人是納粹時代的頂樑柱。納粹主義讓他們變得恐怖，或者說將他們的恐怖釋放了出來。現在，失敗和挫折又讓他們變得非常怪異。他們的臉龐瘦削蒼白，身形單薄憔悴，穿著長長的隨風飄擺的燈籠褲，戴著毛織的帽子，不知道為什麼，眼前這些人總讓我想起笨拙的老甲殼蟲，在洪水和大災難中倖存下來，依然倔強地在已經不屬於它們的棲息地周圍爬行。

就連孩子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去地鐵站的路上，我遇到了三個孩子，他們在遛一隻艾爾谷犬。「啊，你們看，」小一點兒的男孩說，「烏雲是黑夜仙女，白雲是白晝仙女。」小狗從男孩的語調中感受到希望和興奮，熱切地望著其他人，緊跟著孩子們，以表明它也是這個群體的一分子，而且已經整裝待發。

我第一次堅定不移地確信，任何暫時性的軍事優勢——即便是那些可能會存在的優勢，都沒有資格用如此徹底、無情的方式去摧毀無辜平民的生活，以及人類經過幾個世紀辛勤勞動才創建的物質文明——這些文明跟戰爭沒有任何關係，更沒有資格通過刺耳卻毫無依據的推論「他們就是這樣對我們的」來證明我們的行為是正當的。突然之間，我彷彿感覺這些廢墟具有一種無法爭辯的象徵意義，容不得我們西方人忽視它。如果西方國家一定要以追求更高的精神出發點為借口——像上帝賦予人類的那樣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心，不但通過自身而且通過所做的事和所關心的事表達出來——那麼就必須學會像發動軍事戰爭那樣，進行道德上的戰爭，要不就乾脆別發動戰爭。這是因為道德原則也是實力的一部分，拋棄了這種實力，西方世界將不復為己，勝利也不是真正的勝利，最後能得到的最好下場不過是自己摧毀自己的神壇。軍人會說這種想法很幼稚，會說戰爭就是戰爭，你一旦參与了戰爭就要不擇手段，否則就會落個失敗的下場。如果這種論調是正確的，可能就意味著，西方文明所肩負的義務，就是讓自己的軍事實力壓過對手——儘管這個過程可能很艱辛，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就可以拋棄那些通過獲得有限勝利來避免失敗的做法了。

第二，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強大的國防實力，如果有必要，這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但如果將情報機構的分析作為決策的基礎，那我們把這些武器裝備投放到西歐還有什麼意義？很明顯西歐最主要、最致命的缺陷是西德軍事力量漸趨衰弱。如果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去彌補這種缺陷，那麼把這些裝備運到軍事力量薄弱的西歐又有什麼好處？為了重整西歐人的士氣，也作為美國展開西歐援助的象徵，我一直都贊成對西歐進行軍事援助。但是，沒有限度的過分援助另當別論。我們不得不這樣假設：如果蘇聯首先在德國取得突破，那麼法國就可能背信棄義，最終蘇聯不動一兵一卒就能將我們這些昂貴的援助裝備收歸囊中。可能這種想法太悲觀，我也希望我是杞人憂天，但這是唯一的也是最保險的做法，誰讓法國政府和公眾輿論如此令人擔憂：戰戰兢兢，隨時準備投入某個大國的懷抱，然後為自己的處境責備這個、怨恨那個，唯獨不從自身找原因。

雖然還是大清早，但人們已經開始了忙碌的腳步。家庭主婦們挎著菜籃走向市場；白領們穿著常見的大風衣，鼓鼓的公文包里裝著三明治早餐，騎上自行車去開始新一天的工作，身後留下關上臨街小門時發出的叮噹聲；孩子們背著鮮亮的書包走在上學的路上……他們的背包突然讓我想起一種久違的感覺。讓我想起了1912年，那年我只有八歲，夾在一群背著同樣鮮亮背包的德國男孩中間，第一次去卡塞爾的學校上學。他們都非常率真地流露出對上學的新奇感，以及那種只有本地人才有的安全感，而當時的我既不喜歡也不理解這個地方。

下午，我們驅車環遊。天空呈現出德國北部冬日里典型的陰沉景象。一陣疾風掠過街道的每個角落，在融化的雪水上吹起陣陣漩渦，也吹得街上的行人搖搖晃晃。城市看上去跟三年以前沒什麼不同。廢墟依然透出強烈的凄涼感，醜陋地矗立在那裡：大堆碎石滾落到人行道上，扭曲的鐵梁和殘留的牆體堆在碎石之上，殘缺的房屋像舞台布景一樣懸挂在半空之中。僅在少數幾個地方，人們用專門修建的狹窄鐵路把碎石運走並清理乾淨。職業技術高級中學那厚重的殘垣斷壁依然在陰鬱地向眼前的空虛皺緊眉頭。燒毀的夏洛滕堡歌劇院（Charlottenburg Opera），塔式門窗鋼骨架依然高高地聳立，伸向附近建築物之上的天空。街上毫無生氣。這邊，有幾個人耐心地排隊等待著進入電影院；那邊，一群男孩子擠在一處倒塌的牆壁後面尋求庇護。在二十英里的行程中，我們只見過一輛公共汽車，遇見兩三輛有軌電車。這些車都沒有噴漆，外皮骯髒，玻璃窗也用木板條暫代。

韋伯離開辦公室時，國務卿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回家用晚餐，我說我九點鐘跟朋友還有個約會，但如果他不介意我九點前就告辭的話那我很願意去。於是，我們就去了他家。沒有傭人幫忙，國務卿和我享用了他夫人準備的簡餐。飯前以及席間，國務卿長篇大論地談他面臨的問題。他從客廳那幅新的肖像畫說起，說畫家自稱對國務卿面對各種尖銳抨擊時的淡定自如大加敬佩，給他畫像時也力圖表現出這種性格。國務卿雖然用幽默諷刺的口吻自嘲，但明顯看得出來他感觸頗深。他接著又說對自己所處的這個位置有多麼陌生，偶爾還會覺得好像華盛頓只有他一個人能充分體會到我們正處在何等嚴峻的環境之中。

12月3日，星期天，上午十點我到國務院報到……我和韋伯以及另外三四個人對朝鮮戰場的局勢做了例行介紹，形勢還不是十分明朗。之後，韋伯跟我聊起來，起先還有兩三個人在場，後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看得出來，他現在心煩意亂。他說，軍方領導人認為從朝鮮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選擇，這樣可以減少我們整個地面部隊的損失。他們認為，我們大概還有三十六個小時的時間來決定最終能否有序撤退。如果屆時決議仍然懸而未決，那麼可能會發生一場大災難，甚至全軍覆沒。他說決策正在討論之中，主要涉及我們在聯合國應該持什麼立場，以及對明天上午即到訪的艾德禮持什麼態度。在與英國會談之前一切都不會有定論，會談之後可能出現的一個變化是我們要與蘇聯直接接觸，目的是最終促成朝鮮戰場的停火。他說想讓我分析一下現在與蘇聯就該問題談判的前景。

上午參加了一個會議，議題是向國會陳述我們如何對中國進行援助。

情報處送來的電報副本，是莫斯科回復甦聯政府的報告，從中嗅不到一絲挑釁的味道。電報內容似乎是接收命令，要莫斯科正式和這件事情完全撇清關係。同時，我們得到消息說周恩來發表了一份聲明，顯示中國共產黨最近公開宣戰反對我們（共產黨從來不宣戰），並號召人民團結起來一起反抗我們。在我看來，這份聲明一定會讓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受到重創，或許這會是中國共產黨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再結合莫斯科的回復，可以看出蘇聯政府的意圖非常明確：也就是說，蘇聯對本次事件完全置之不理，放任自流，任憑我們最大限度地介入與其舊部朝鮮和中國的混戰當中……

「你們這些人的內心塞滿了錯誤想法，這些想法是對美國非常不公平的誤解。如果你執意懷抱錯誤的思想不肯放手，那麼我們基本不可能建立親密的關係，甚至在想尋求親密關係時就會帶來危險。但這是你們的事，跟我們沒有關係。如果你們頑固地對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事實持有偏見，那麼最終受傷的會是你們自己。你認為美國在東南亞的活動完全是為了一己私利，是為了在美蘇的權力爭奪中搶佔優勢，你認為美蘇雙方都在力圖通過其他國家來實現擴張的目的。你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如果說美國一直在努力喚醒亞洲人民，讓他們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統治中獨立出來，那也是出於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長遠而明智的考慮，而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利可圖。說得再狹隘一些，從美國的安全和利益考慮，我也不相信美國有理由去阻止蘇聯向東南亞擴張。如果你堅持自己的做法，那麼你有可能成功阻止我們在世界某些地區施加有利的影響，但結果是你們自己也會成為莫斯科的口中餐、腹中肉。那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們通過一種艱難痛苦的方式認清了誰是亞洲人的朋友，誰是敵人。你也會領悟到跟蘇維埃帝國主義玩火的遊戲，與跟更理性、更成熟的西方國家柔和、謙遜的合作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現在我們不想討好你，也不想扶植你，在國際舞台上你還是個新手，你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未來。如果你懷疑並毀謗一國人民的動機，不能接受其經濟援助，因此感到非常痛苦，那我們無能為力，我們也不會跟你計較你的這種痛苦。當目前這種國際形勢變化之後，不管你能不能學會理解我們，你至少能夠學會尊重我們。」

在遠東地區，我們努力避開了中國這個令人痛苦的話題。布里特以最嚴厲的措辭警告說，不要對尼赫魯和印度教徒寄予任何希望。「依靠你想依靠的人，」他說，「如果你願意，可以依靠穆斯林，但千萬別指望印度教徒。」他說他寧願對塞內加爾抱有幻想，也不會指望印度教徒。他說一群寧可用全國30%～50%的糧食去餵養聖獸的人，永遠不會讓印度的經濟發展起來。理智一點說，印度人民是傑出的，但也是不可以信任的。

我沒有在行進的人們身上找到那些品質，至少我不像19世紀的列賓那麼幸運。他在走出村外的人們臉上看到了虔誠，他們祈求萬能的神普降甘霖拯救即將乾枯的禾苗。

順便說一句，委內瑞拉本地人都是脾氣暴躁的黃褐色人種。

我說，他的這種想法讓我很吃驚；因為對我而言，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賴……

二戰開始之後美國政策的所有敗筆中，從歷史角度來看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我們沒能切乎實際地處理好對戰敗國的權力責任，而這些戰敗國都是受我們的無條件投降政策感召才投降的。

這裏的地下蘊藏著大量石油，也許可供開採很長時間。有跡象表明，委內瑞拉高價石油的競爭力正在下降，不過，近期又發現了重要的鐵礦，新的投資者為了利潤已經蜂擁而至。此外，誰也不敢保證，某一天，出於某些原因，委內瑞拉人民不會突然清醒過來，石油公司或者鋼鐵公司的特許使用費和稅賦不再被納入委內瑞拉的經濟體系，這個國家開始轉而依靠自己的資源。接下來，也就必須有人出面，做些必然會遭到反對的工作，跟那些辨不清方向、思想上又停滯不前的人周旋。這一切都逼迫我們考慮，如果那一天來了怎麼辦，必須做好準備……

漢堡被戰爭摧殘得破敗不堪，幾十年前這個城市曾以神秘的氣質深深地吸引了凱南。眼前的景象讓凱南不禁捫心自問，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人們去發動戰爭。這種反戰的思想後來越來越強烈。

但這一切該由誰去給予？父母嗎？父母一代已經寵辱不驚、麻木不仁，放棄了很多昔日的幻想，但是他們依然無法擺脫困惑和落後的面貌，無法開闊狹窄的視野。要靠我們美國人給予嗎？我們正在努力，但對於緩解該地區極不穩定的政治局勢我們還沒有最終的答案。同時，我們的觀點也受到我們自身因素的影響，比如我們的習慣、我們安逸的生活環境、我們作為征服者和佔有者所持有的一些錯誤和腐朽的立場。

同約翰·戴維斯和多蘿西·福斯迪克花了一上午的時間，為傑瑟普先生及其團隊的報告草擬了幾點意見。傑瑟普他們在報告中建議，應該鼓勵中國向聯合國提起申訴，要求制裁蘇聯違反1945年《中蘇協定》相關條款的行為。他們還建議，請求聯合國成員國在這個時刻重申1921年簽訂的《九國協議》（《華盛頓協議》）的原則。我們的意見是反對這兩條建議。反對第一條建議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雅爾塔會議中表現出對滿洲的尊重，只是想向莫斯科表明，我們想把他們在滿洲的地位恢復到日俄戰爭以前的狀態。如果按照報告中的建議鼓勵中國去申訴，就會因為我們和中國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徹底擾亂和破壞我們對蘇聯的政策。我們反對第二個建議是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對我們不利，因為《九國協議》對我們的束縛要比對蘇聯多得多，那樣只會再次暴露出聯合國的無能為力。

到了辦公室，我發現國務卿正和一群人開會，傑瑟普、臘斯克和馬修斯都在。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里，他們都在安排聯合國行動的相關工作。聯合國安理會以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的速度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聯合國全體成員國不要武力支持朝鮮，而是要協助聯合國努力阻止這場戰爭。與會人員都在考慮美國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我剛坐下不久，國務卿就開始徵求我的意見，我不得不申明自己不知道剛才他們都討論了什麼，做了什麼，但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必須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確保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這比朝鮮的戰爭更為緊迫，如果共產黨控制了台灣，可能會給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造成威脅。會議一直開到傍晚六點一刻，國務卿起身去機場迎接總統。國務卿連同國務院的幾位高級官員，要與總統和幾位高級軍官共進晚餐。我來之前這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他們動身前往機場之後，有人告訴我，國務卿特意囑咐希望我能參加這次聚會，但他的秘書卻說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名字不在白宮晚宴名單上，她也知道晚宴的位子是根據名單上的人數安排的，不可能再額外增加座位。於是，我回家吃了晚飯。當國務卿從布萊爾賓館回來時，我又被叫回辦公室。回想起來，那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

兩年前，《北大西洋公約》尚處談判階段，我曾經起草過一份正式文件，反對將北大西洋地區以外的任何國家納入公約的保護範圍。文中特意提到了義大利。我闡明如果吸納了義大利，就意味著開了先河，接下來肯定會有其他更偏遠的國家提出享受類似待遇的請求。如果沒能滿足這些請求，我當時寫道，將會被解讀成我們對相應的國家缺乏興趣，還會被當作我們已經把他們「棄之不顧」丟給蘇聯人的證據。

寓意：作為這一制度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對戰略問題進行高水準的理論研究。

辦公室的爭論主要圍繞我的觀點展開。我認為我們是一個無法掌控社會和科技發展前進方向的國家，美國當前被迫捲入的潮流並沒有使我們偏離民族理想和代議制政府的根基。我們重點討論了工人運動，爭論這種運動是不是人類社會真正進步所需的要素，抑或只是為了爭取更高的勞動報酬和更長的休息時間，而不考慮這種運動到底會被用來幹什麼。這種運動不僅僅具有煽動性，而且是反動的。這是我的觀點，我想大多數人都對我的觀點持反對意見。

（b）維持與蘇聯人民的信任和友誼，同時向蘇聯國內誤將蘇聯與西方世界看成戰爭關係的勢力闡釋清楚，消除他們的不信任感。

我們也討論了如何應對周恩來昨天發表的聲明。這份聲明實際上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放到了美國的對立面。我說，在我看來莫斯科的意圖很明顯，它是利用其在亞洲的追隨者來對抗我們，這給蘇聯與其追隨者之間的關係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此他們的關係中存在弱點，而我們恰恰可以利用這些弱點。

作為這樣一個初步假設的基礎，我們可以這樣說：

第三，我們應該給我們的朋友留下一種印象，讓他們時刻記得我們是立場堅定的人，是值得信賴的盟友，在建立一個更加穩定和幸福的世界方面，他們的利益與我們休戚相關。我們絕對不能給朋友留下自私的印象，或者讓他們以為，我們幫助他們捍衛主權獨立或者在面對布爾什維克強大的壓力時秉持堅韌不變的國際立場，是出於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欲享受財富，必先創造財富」這樣眾所周知的道理，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都沒能領悟。因此，像戰略這樣老生常談的話題也一定不能被當作理所當然的……

我和奇普一致認為，我應該找個時機向國務卿闡明我的觀點：隨著衝突的不斷擴大，我們完全有必要在國內動員，這樣才能保障在不斷擴大的遠東軍事對抗中，我們的大量損耗可以得到及時有效的補充。

上午，美英關於英國財政困難的談判終於提上日程。與國務卿討論……我認為在目前這種形勢下，蘇聯能否維持其衛星國地區的團結統一還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遠東的局勢也格外緊張，情況不容樂觀。西方國家的自信心、內部團結、經濟穩定和進步一旦遭到破壞，後果將是災難性的。然而，如果不下一劑猛葯來挽救英國的局勢，那麼災難性的結局也註定不可避免。如果英國人一無所獲，失望而歸，毫無疑問工黨政府將會垮台，之後我國便會遭遇鋪天蓋地、喋喋不休的反對聲浪和更激烈的討伐。在我看來，短期內我們很難幫上英國什麼忙，因為鑒於國會目前的形勢，任何需要立法通過的援助計劃一年之內都無法完成，而我們能通過行政裁定方式給予英國的援助微乎其微。因此，不管我們討論出什麼樣的結果，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內，英國都將不得不繼續採取一些讓他們感到痛苦和困難的措施，自力更生。

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上述情況去制定和實施戰略部署，以強迫蘇聯政府要麼接受對其不利的戰爭（這是絕對不可行的），要麼遵守承諾改過自新。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夠牽制蘇聯政府，直至他們疲於這種遊戲……

就算是對「二戰」中的德國來說，是否應該發動一場摧毀性的戰爭都是值得商榷的。（奇普說只能這樣，因為美國不能去打一場政治戰爭。）

b.在外國持久有力的對抗影響下，蘇聯的政策漸趨柔和。但這個過程會非常緩慢，且永遠不會完結。

一早就開始審閱演講稿，這是國務卿下個星期四就遠東政策問題向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的稿子。這篇稿子寫得枯燥乏味，還很虛偽，因此從下午開始，我親自動手又草擬了一份，一直寫到晚上。

在星期一的商議過程中，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蘇聯軍隊一旦通過著裝和標識辨認出我們派往朝鮮半島的部隊，對我們展開攻擊，我們應該怎麼辦。我一再強調該問題的重要性，因為它極有可能導致新的形勢出現，我們也應該隨之做出新的決斷；否則，極有可能僅僅因為部隊執行了我們用來解決眼前問題的命令，而導致我們「回到」與莫斯科的戰爭局面，而這並不是我們的本意。因此，韋伯先生等人請我把觀點寫出來，以提請國防部注意。早晨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坐下來整理資料，並形成文件。文件經國務卿、傑瑟普和其他人略微修改後定稿，下午早些時候我與陸軍部長佩斯討論了文件，他保證會將建議反饋給國防部。大家心照不宣的是，他不會把我的建議當成是國務院文件，而會僅僅當成我個人的意見而已。

今天早晨大家對一則新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確鑿證據證明鐵托傾向於日本共產黨。這恰恰驗證了我的觀點，鐵托等人最終會產生作用，讓莫斯科把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和軍事力量結合在一起……

不過，在我看來一切都有賴於英國人自己克服困難的決心。如果他們回去后，覺得此次會談根本沒解決任何問題，覺得美國目前甚至長期之內都不打算繼續援助他們了，那麼可能會出現最壞的結果。反之，如果我們能夠給他們希望，讓他們明白雖然短期之內我們無法提供幫助，但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去解決長遠的困難，那麼結果會完全不同。我認為英國的美元消耗主要來自兩個方面：（a）在英鎊區它們被當成了銀行，美元被大量兌換；（b）英國與美元區存在貿易逆差。對於第一點，我建議他們或許應該在一部分英鎊區取消美元兌換業務，個別國家可以直接到美國來兌換所需要的美元。當然，這意味著我們的麻煩增加了；但是，這樣至少可以在目前混亂的形勢下提高透明度，增進公眾的理解。至於英國的貿易逆差，這涉及英國經濟適應北美經濟的問題，而且我認為，我們至少應該同意與英國共同委託一個諮詢委員會，以便確定如果可能的話，如何進行三方（美國、英國、加拿大）關係的制度改革，從而使英國的適應過程更加順暢，避免其中任何一方出現問題，並防止各國之間產生芥蒂。

下午晚些時候，新聞處的一位官員打電話給我，說他聽聞我舉行了一次成功的說明會，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使節們對我們的行動給予了理解和支持。他還問我願不願意做一個非公開的情報通告會，聽眾是一群經過篩選的記者。我回答說如果能得到批准我很樂意，但這種事情我不希望自己去請示。當天晚些時候我收到回話，說國務卿不贊成這麼做。國務卿打電話請示過總統，總統不同意。事情無果而終，但我不禁感覺到，不向媒體詳盡闡明我方採取此種行動的背景是一個錯誤。

迪安·臘斯克的提議讓我頗為心煩，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他在星期四上午提出可能選擇三個外行人來審閱有關蘇聯動機的所有材料，以便就蘇聯是否有意發動戰爭做出新的判斷。對此我唯一的想法是，能為這種做法提供支持的，只有一種觀念：最有價值的看法來自於所知最少的人。如果這種做法都能被接受，那麼我想，也許我需要在離開國務院相當長的時間以後，忘掉現在所掌握的知識之後，才能以一名權威人士的身份，被周圍的人高高興興地請回來參加各種問題的討論。

進一步反思了自己在目前的職位上感到挫敗的緣由，我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於一個事實，那就是我認為指導我們外交行為的理念沒有得到國務院其他高級官員的認同。不管怎樣，國務卿在執行一項對外政策時，實際上都要依賴這些官員。即使國務卿同意我的觀點，他也很難再找到其他跟我觀點一致的人；由於缺少這樣的人，他就必須指派一些理念和我截然不同的人來負責執行。結果是實際的執行不可能做到協調一致，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的目標和方向，除非在執行所有政策時都有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做支撐，所有相九_九_藏_書關人員，包括我們這裏的、我們在紐約的代表團、我們的佔領區、我們的駐外辦公室負責執行的人，都嚴格徹底地遵循這種理論，這樣他們才能一致認識到我們究竟要做什麼。由於政府缺少一種制度來落實這種理論，目前我們也只能儘力直接面向公眾，尤其是面向大學生加強教育。這一切都促使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如果我情願為自己的信念鼓起勇氣，為完成這項事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敢肯定這樣的工作不在目前的崗位上，而是在外面。

針對這些問題，我沒有當即給他任何答覆，但答應一兩周之後去紐約出差時約他見面。也許那時我會給他答覆。

同時，它也考慮了以下兩種主要戰爭類型：

這一定義考慮到了不宣而戰和公開宣戰兩種情況。

下午接待了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海因德爾先生，他迫切的要求和目的把我弄得簡直像社會科學院院士們使用的語言一樣亂了套。星期一，我在火車上花了整整一個小時整理海因德爾先生給我的文件，從中我讀出了縈繞在社科界的挫敗感，他們認為自己的研究工作對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沒有產生絲毫影響。他們自認為發明了一些新方法，幫助世界揭開了很多問題的真相，美國政府應該利用這些成果。他們在多所大學中推動各個領域的研究工作，我想這對幫助政府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國家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極其必要的。但我告訴他，我很懷疑大家在這個領域做出努力的作用，就我的感覺來說，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源於某一個人的想法，並且他們的影響永遠也不可能比這個人更重要、更廣泛。社會科學方法也許有助於這種智慧，但絕不可能取代它或者改進它。

在返回華盛頓的路上，大家又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最終一致認為，將軍應該找個合適的時機向總統彙報他的想法，這很重要，而且越快越好。哈里曼先生負責聯繫總統並提出建議，但我們都認為，由我們將馬歇爾將軍的觀點轉述給總統，對將軍有失公平，對我們來說也非明智之舉。

參加駐外事務處檢查委員會的會議，會議的目的主要是進一步把我們中的一些人從不知道外交原則的人嫉妒的魔爪中拯救出來，以便他們能夠專心從事職業外交工作。可憐的駐外事務處，而我恰好是光榮的負責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你經常會感覺自己無力防備，每次同事們經過理性分析，冥思苦想得出一個周密而富於建設性的設想，就會因「另類」而招致嫉妒和怨恨，最後只得在氣餒和痛苦中放棄自己的想法。他們把那些平庸之輩甩在身後，然後才能勝任駐外工作；人們還會不斷地說：「你為什麼要我們支持駐外事務處？那裡根本就沒有善類。」就這樣，不管好與壞，美國外交不管是向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方向，總算還是在幾個年輕人的努力下向前邁進著，他們有足夠的經驗和悟性，在鮮有人支持的情況下明白這個行業應該是什麼樣，可是這些努力最後得到的評價卻是「脫離美國實際」，以致努力的成果還沒來得及轉化成具有建設性的行動，就在恥辱和挫敗中被判了死刑。

早晨在國務卿主持的例會上，韋伯先生首先說昨天晚上與總統以及五角大樓的官員討論了我的意見，即我們遭遇蘇聯軍隊的可能性。他感覺五角大樓和白宮都認為，麥克阿瑟將軍發布的命令清晰明了，不管怎麼樣他都應該遵照執行。我說就我在國務卿辦公室里參加過的討論來說，從來沒有一次比這一回更讓我緊張，我們坐在這裡是為了處理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自始至終大家都非常清楚這次行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們要防止因意外而陷入困境。隨後臘斯克說上午晚些時候會再安排一次會議，國防部的一些官員也會參加，屆時再詳細討論。

晚上受邀參加國務院各部門官員的討論會，向參議員介紹我們的情報工作，討論大力發展情報工作的提案……我們的無線電廣播現在面向的主要聽眾應該是那些聽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統治集團內享有特權和有影響力的人物。在與這些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不需要向他們宣揚我們的美德，也沒必要去爭取他們的同情。他們都是冷血動物，雙手沾滿了鮮血，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並不想與這類人為伍。要想與這種人打交道，首先應該向他們的內心灌輸懷疑、猶豫和猜忌，讓他們確信自己已經走上犯罪的道路。我們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將邪惡植根於他們的內心，讓他們懷疑領袖的智慧，懷疑其偉大事業的穩固性，懷疑同志和上級的忠誠，懷疑勝利的前景。不可否認，這是一種卑鄙的手段；這也是一種政治戰爭，而戰爭從來都不是令人愉悅的。如果我們想有效地向蘇聯人傳播思想，就必須做這種事。

對凱南來說，寫日記已經成了他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時宣洩情感的方式。很明顯，在1947年，這種情感需求並不多。下面這首詩是他這一年中唯一的一篇日記。也是在這一年，凱南的事業達到巔峰。他成為美國最有聲望的蘇聯問題專家，接受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任命，成為國務院新成立的政策規劃室主任，5月7日正式走馬上任。在一位忠心助手的協助下，凱南就各種問題精心準備了咨政報告。儘管他的建議並不總是被採納，但都受到了極大的重視。7月，《外交》季刊刊登了凱南以「X」為署名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在文中他把蘇聯的對外擴張比作一輛上了發條的玩具車，必須受到遏制。人們很快就知道是凱南寫了這篇文章，他也由此在國內獲得了聲望。他的很多思想成為馬歇爾計劃的根基。在巴黎，在爭取巨額援助以重建西歐（包括西德在內）的談判中，凱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立即開始對聲明做最後的加工和潤色，一直忙到午夜之後。聲明一定稿，我們馬上發往國防部，以便早晨第一時間看到他們的修改意見，然後將協商一致的定稿呈遞給總統。我們還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將聲明中有關台灣問題的建議傳遞給蔣介石。如果讓他通過報刊或電台知道這一消息，顯然既不禮貌也讓人不悅，必須馬上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通知他……

（與駐印度大使羅伊·亨德森的談話）讓我非常擔憂，讓我覺得無論我們再怎麼努力想與尼赫魯總理以及印度人民建立良好關係，都顯得力不從心。傲慢和無知讓他們對我們的印象極其糟糕，他們錯誤地把美國假想成「帝國主義」，對我們與歐洲人、亞洲人、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的關係持有重大的誤解。在這種關頭，我幾乎不敢奢望印度能夠真正地理解我們國家的性質，也不敢奢望該國基於自身願望與我們建立任何關係。我覺得印度的局勢就像近來中國的情況一樣，在好轉之前一定會越來越糟。我想對尼赫魯說的是：

（美國要將西德建成一個基本上永久獨立的國家，這種政策）讓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就意味著在德國問題上，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不是真心想與蘇聯達成協議；也就意味著，我們與蘇聯不可能在其他任何重大事項上達成協議。這種處理方案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雙方都會無限期地向歐洲中心擴張軍事力量；除非有一方的軍事力量陷進由此產生的無底洞，否則誰都不可能主動撤軍。總之，讓蘇聯從東歐撤軍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歐洲的分裂局勢也會日趨惡化，想讓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變得相對穩定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如何用一種和平的手段打破目前這種僵局日益成為一個難題。有件事不要搞錯：德國是問題的關鍵。目前，西方國家的對德政策沒有給蘇聯和平解決問題預留空間。面對這樣的政策，如果想讓德國問題在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得到解決，那就只能依靠蘇聯的崩潰了。

柏林的廢墟，看上去有種悲壯的威嚴。柏林是一個無情的城市，一個帝國都市，傲慢驕矜，自命不凡。這樣的城市招來了人神共憤。

目前看來，國務院在制定對外政策方案時，參与決策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對蘇聯可能做出的反應具有深刻的理解。波倫說：「我懇請你回華盛頓見見馬歇爾將軍，我知道他對你的觀點非常重視，國務卿也在努力向他們強調真正應當注意的問題，而這些也正是蘇聯和中國做出反應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們始終意見一致。」……

他們答不出，只能將其歸結為最普通的原因，即柏林是個熱點地區，總有一天會有情況發生，而且在這裏可以近距離觀察蘇聯人，有機會看看他們在想什麼，在做什麼。但這個問題還是深深觸動了他們。他們和我們這些駐外事務處的工作人員一樣，有著相同的心理狀態，當有人問我們為什麼還在柏林保留大量的辦公室和軍事機構時，我們也無言以對，畢竟我們留在這裏只能給空運增添額外的壓力。我們只能回答說從未想過要離開，那樣柏林人會認為我們拋棄了他們。

下午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正在準備一份備忘錄，敦促我們立即關注德國和日本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對他說，我感覺警察部隊很重要，它能緩和我們增強佔領區實力的要求與當地人對盟軍的畏懼之間的矛盾。

這種（關於全面戰爭）已成過去時的結論，得益於最近的兩條啟示：

今天早晨，我看見辦公桌上放著一份關於台灣軍事狀況的情報評估報告，這讓我坐立不安。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嚴肅地考慮這個島嶼面臨的威脅，擔心我們過於輕信和依賴島上的國民黨部隊，默許軍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處。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國務院做三件事：（a）務必要讓國防部門全面了解，一旦中國共產党進攻台灣，造成後果的嚴重性；（b）務必要讓他們明白，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功登陸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c）要讓他們明白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誤會和分歧，雙方就沿海岸進行偵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為的立場是一致的……

午飯後，我們前往普林斯頓。我準備在那裡停留一天，參加同學聚會。在午後灼|熱的空氣中開車繞了無數圈后，終於在下午三點左右找到了1925屆畢業生的聚會地點，它隱藏在前程街的一家餐飲俱樂部里。一個體格健壯的大學生在接待來賓，他在名單上核對我的名字，然後冷靜地要求我支付七十五美元。我驚出了一身汗，我根本沒有帶那麼多錢。我怎麼也沒料到聚會費用竟然高達七十五美元。我溜走了，整理好驚慌的情緒回到研究所，奧本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安排華盛頓的辦公室發出一份電報，表達因故不能出席同學聚會的遺憾之情。

但是可憐的漢堡老城，這個舒適、溫和的海港城市，像我們國內的很多城市一樣，一心從事著常規單調的商業和工業活動——對漢堡來說，這樣的毀滅實在太令人惋惜了。

午飯時同一位剛剛從日本回來的先生聊天，他跟我談起美國在日本經濟方面推行過度民主化和分散化政策造成的後果，情況堪憂。

要將戰略和經濟進行比較嗎？

回到國務院后，我們再次與國務卿艾奇遜先生會談。在會談的過程中，我談到可以考慮調整我們在三八線問題上的立場，以達到以下效果：繼續申明我們的目的不是收復三八線以北的任何土地，我們也不會限制我軍在三八線以南地區的活動，不過為了保證推動我軍任務順利達成，我們可以在朝鮮半島的任何地區展開行動。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一致贊同；實際上很明顯，其他人從一開始就與我看法一致，我並不是第一個這麼想的人。我認為，我這樣做對國務院在關鍵時刻樹立威信是極為有利的……

1950年，凱南對拉丁美洲做了一次實地考察。他發現自己很難喜歡上那裡的人、那裡的文化和土地。也是這一年，他開始從國務院顧問向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學者轉型。即便如此，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時，凱南在杜魯門政府對事件做出回應的過程中仍然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獻給一位女士——飛往歐洲的飛機在百慕大滯留了一整晚，邂逅這位過境旅客：

a. 在一段時間內削弱蘇聯的潛能，導致出現與1919年～1920年類似的內部衝突。

尤其令他感到不公平的是，這種攻擊就來自埃夫里爾，後者首先就提到了二戰期間的事情；實際上近期的戰爭與二戰截然相反，以往通常都是我和奇普來跟埃夫里爾爭論，要實施強硬的對蘇政策。他也擔心這預示著另一種危險關係的開始，即國務院與海陸空三軍之間又成了類似於二戰期間的那種關係——國務院在政策決斷上沒有發言權，加之擔心被冠以妨礙戰爭的罪名，因此在發表意見時前怕狼后怕虎。

2.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那意味著我們雙方要同歸於盡。因此，我們的對蘇戰略政治目標應該受以下因素的制約：

經美洲中南部來到特立尼達拉島，明顯感覺到英國殖民地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間的差別，即使這裏對當地有色人種收取超高賦稅。西印度群島的有色人種一直對英國的統治表現出排斥和不滿，但與西班牙殖民統治下那些性格暴戾的居民相比，他們表現出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放鬆、自尊和溫和的氣質。

總而言之，我越來越懷疑，由外部勢力做出對巴勒斯坦的安排，再由國際社會在現實或精神層面上執行的做法能否讓人滿意。除非巴勒斯坦的居民——不管是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以及站在他們背後的國際支持者，最終都能夠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預的情況下被迫達成一致，並懷著最直接和坦白的責任心去權衡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後果，否則我想在制定解決方案時他們會繼續做出不負責任的反應，沒有人能夠保證他們的忠誠和合作。消極的美國政策可能會帶來一場殺戮，但是我們美國人必須意識到，我們不是全人類的保護者和道德上的守護神，我們必須更加謙虛，承認我們只能承擔有限範圍內的責任。

凱南在個人問題方面的沉默，至少在日記中表現出來的沉默，也可視作他對這方面比較滿意的表現。不過，這樣的日子並不長久。

回到會所，我無法入睡。在這個城市還一片繁榮的時候，我曾在這裏生活多年，眼前的廢墟深深刺痛了我。透過窗子，我看到了夜晚的景象。一撥撥兒客人乘著車，來了又走。終於最後一位客人，一個醉酒的陸軍上校，也一頭扎進他的吉普車。不久，樂師集合到一起，混雜著抱怨聲和對遲到同伴的斥責聲，擠進一輛嚴重超載的老爺車離去；看上去他們是不想要這輛車了。那些高大、光禿的白楊樹，耐心地站在那裡，注視著時代的變遷，從魏瑪共和國到納粹時代，從戰爭爆發到遭到轟炸，最後等到蘇聯紅軍的到來。它們站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夜晚，直到破舊的地鐵列車從幾碼外的空地上咔嗒咔嗒地駛過。天空開始發亮，又一個灰暗又沉悶的三月的星期天，降臨在依靠空運補給的柏林。

2. 只有兩種可能性可以緩解蘇聯的壓力：

今天下午國務院宣布，已經聯絡了其他三十個國家，據推測這些國家有領事或外交官駐紮在中國。國務院請求他們向中國共產黨當局提出斡旋請求，要求釋放我們駐瀋陽的領事安格斯·沃德。我之前對國務院要發布這條公告毫不知情，所以面對隨之而來的電話和詢問，我有些手忙腳亂。

極權主義者的心態猶如物種的基因突變。它就像國家肌體內常見的病毒一樣，只有免疫力降低的時候，才變得危險起來。過去，它無法使用現代的方式實現極權——即便成功實現極權統治，也主要歸功於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觀念，現代化警察武器的缺乏，以及保證權力架構所需的對封建等級制度的依賴。

來（高級研究所）的第一天……我走進自己的新辦公室，透過玻璃窗望著遠處的田野和森林，平靜和幸福的感覺油然而生，這種感覺我很久很久沒有體會過了。

……傑布仍然懷疑我的觀點，我堅持認為西方國家的聯合應當分成兩部分進行，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為一部分，歐洲大陸國家為另一部分。傑布認為處理英國和西歐諸國之間的關係並非難事：一座大廈正拔地而起，我們犯不著為了另一些還在藍圖上的大廈而犧牲眼前這座。他還認為，東歐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里無法擺脫蘇聯共產主義的統治。我認為他其實並不希望東歐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這隻會讓西歐國家間的聯合變得更加複雜。英國佬這種充滿試探、過於務實的獨特思維方式，混合著猜忌和各種假設，主要適用於解決短期的問題。

（跟一對最近移居到這裏的俄羅斯夫婦共進晚餐，他們）對這裏的生活充滿熱愛，並斷言沒有什麼事比他們過去的經歷更加痛苦，他們非常渴望開始新的生活。我很羡慕他們這樣的心態，也很感激他們抱有這樣的想法。他們的狀態比我見過的很多難民要好得多，但是很明顯他們意識不到，甚至想象不到，在這個競爭激烈、令人迷惑而且對俄羅斯人來說極度孤獨的社會中，他們要承受多大的負擔。在這裏生活需要勇氣，甚至需要比生活在困苦和危險的蘇聯更大的勇氣。

今天上午，我向一位官員了解蘇聯進行核試驗的情況，他已得到授權專門向我報告此事。之前有跡象表明蘇聯境內發生了核爆炸。這位官員說，目前正在對搜集到的有效證據進行研究分析，幾天之後我們就能揭開謎底。

於是，晚上我安排三四個人到家裡來，順著這個思路反覆推敲，最後敲定了一系列問題和答案。

1.「國土安全」與「統治世界」之間的差別無法區分。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教導我們不要做什麼的絕佳例子。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是我們明知中國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還要把領事派到那裡去的，這本身是我們的錯。這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直接的雙邊問題。如果我們準備在言談舉止上表現得像一個大國，就應該把這看成雙邊問題，而不應該將自己置於一個可笑的境地，向那些小國開口求助。我經常感嘆於我的同事們竟然如此頑固不化，對於本來就應該由我們獨自承擔的責任，他們也總是認為只要單獨行動就是離經叛道，總要找上幾個夥伴來陪陪瑟瑟發抖的自己，然後假裝我們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認為這樣做才算品行高尚，才為人稱道。

「戰略的最高形態就是調動全國資源，在可能的情況下避免戰爭，如果不可避免，就要贏得戰爭。」

下午我在電視上看到聯合國安理會召開了會議，我已經緊張地期待了很久。電視機閃爍跳動的畫面讓我頭疼，眼睛也難受。真想知道，家長們怎麼會允許孩子們盯住這些會說話的大盒子一動不動，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會議爭論的焦點如下：我們都知道，這種援助不可能為中國的事態發展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基於我們曾經的承諾，面對要求我們支援中國的壓力，我們有義務將援助方案呈交國會。在這個方案中，如果我們說出真相，說南京政府因為自己的無能，註定要滅亡，說不管我們如何儘力援助南京政權，它最終都擺脫不了土崩瓦解的命運，那等於我們一下子摧毀了它在中國立足的最後威望，這樣會急劇加速南京政府垮台的進程，我們自己也要蒙受背叛、暗中破壞「蔣家王朝」的聲譽、親手扼殺南京政府的指摘。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還讓國會抱有希望，讓他們覺得從美國的外交政策立場來講，對中國的援助確實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那也只意味著，今後幾個月內我們會面對一些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我們的既定目標不可能實現，到時我們會再次受到責難，批評我們慫恿國會邁進了另一個「決策上的死胡同」。

【下面是凱南關於伯納德·布羅迪演講的筆記。】

將軍說，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依據國務卿提供的極其有限的信息得出的，沒有考慮所有事件的詳細背景，但他指出，我們應該採取適當行動，應該善始善終，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他最大的擔心是，為了照顧韓國的利益，我們可能要承擔違背西歐民意的風險，西歐才是我們真正的戰略重地。我們的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他的擔心，但他仍然對國防部的態度，尤其是他們與國務院之間的關係深感困擾。他認為我們沒有必要為麥克阿瑟增派兵力，現在指揮官們都犯一個通病，那就是要求的兵力總比實際需要的多，麥克阿瑟也不例外。我們應該讓他以現有的力量去完成任務，只要他想就一定能夠做到。在日本的部隊出現損耗並非大礙，因為任何針對日本的海陸空協同打擊行動都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我們如此大規模的空軍和海軍防禦面前，更是一項高風險的行動。

1. 核武器的出現，可以消除爆發毀滅性戰爭的可能性；

早晨，大家一起去國務院舊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上樓時我在電梯里碰見馬修斯，我告訴他，如果我們沒有從舊樓搬走的話，也許這些事情永遠不會發生。讓我驚奇的是黑人電梯管理員轉過身來，用無比堅定和熱情的語氣說道：「您說得完全正確，先生。」

當我說起麥卡錫的事情時，埃夫里爾·哈里曼的話讓我和奇普都感到有些驚詫，也忍不住要發笑。他說：「你們國務院的人」必須認識到向公眾坦承自己錯誤的必要性；「你們」不能像處理中國問題一樣，繼續向政府提交白皮書，來洗白「你們」所犯的錯誤；「你們」必須與公眾建立起一種完全坦誠的關係，不要假裝「你們」總是對的，等等。我們倆都沒有理會這種挑釁，因為我們都很清楚，爭論誰應該為中國政策承擔責任毫無意義。但是，我們倆馬上回想起一個事實：《雅爾塔協定》剛剛簽訂時，國務院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會議內容的信息，在那之後很長時間里，對此也一無所知，而埃夫里爾一直是總統在雅爾塔的顧問；同樣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代理國務卿毫不知情，還一直往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拍電報，提醒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在蘇聯與中國之間進行調停。

第一個是我們為了好聽而稱之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事宜。這包括一系列的問題，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希望看到歐洲國家（目前，必然包括西歐的各個國家）進一步融合嗎？如果是，我們希望他們融合到放棄國家主權的程度嗎？再者，如果是這樣，我們希望什麼時候、哪些國家進行融合？拋開我們的想法不說，在目前形勢下推進這種進程是明智之舉嗎？保羅·霍夫曼幾天之後就要去巴黎了，在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上他一定會發表公開演講。大家都認為事情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我們的態度不僅要基於歐洲復興計劃第三和第四個年頭的目標和職責，還取決於是否真的會有這種援助。經濟合作署的官員認為，歐洲國家如果不能綁在一起組成一個經濟聯合體，創建一個超越國家之上的機構來掌控經濟生活，就不太可能進一步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援助；因此經濟合作署就不會積極向國會力薦援助計劃，也就基本沒有機會獲得撥款。經濟合作署會要求我們現在向歐洲國家加大施壓力度，因為英國人幾乎不可能參与這樣的事務，他們寧願歐洲大陸國家此刻無視英國的存在。這些情況讓國務院的歐洲司大傷腦筋，他們覺得此舉太過輕率和唐突，沒有任何必要去建立這樣一個密切的經濟聯合體，任何缺少英國參与的歐洲大陸進程建議都會讓法國恐慌，繼而給整個西歐政治造成損害。九_九_藏_書

（c）能讓個人產生具體社區概念的新秩序尚未建立；

我們可以冒險放棄把解除或者摧毀蘇聯武裝力量作為戰略目標的想法嗎？

我問柯樂博是不是完全沒料到他會面臨今天這種局面，這跟義和團運動爆發后至日俄戰爭前的形勢非常相似，讓人心煩意亂：那段時期記載了中國人暴力排外的民族情感，記載了日本從中國大陸被迫撤退，記載了俄國向滿洲里和朝鮮的迅速滲透。他說他同意這種類比，但如果一定要他下結論，那麼他認為日本必須獲得必要的資金扶持才能恢復在遠東的地位，就像當年在日俄戰爭期間一樣。對於他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完全正確。」討論就這樣結束了。

開車去機場的路上，我腦海中仍然縈繞著教堂里高亢的演講聲。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羅馬教會的教義，很多人在需要宗教慰藉的同時，也需要世俗法律的約束：道德秩序建立在對生死困境和社交生活需求的肯定之上，它應該由更具智慧、閱歷更豐富、有能力將心靈的律法灌輸給他人的人來制定，這些法則是從幾千年來人類進步過程中沉痛的經歷里汲取出來的。很多人更希望制定一部道德律，哪怕是一部不完善的或者完全專制的道德律，也比什麼都沒有好得多。人類已經意識到，不受道德約束和缺乏謙遜精神的人，比邪惡殘忍的猛獸更可怕。

我說在我看來是莫斯科讓我們陷入了困境：如果我們不能以現有兵力完成我們的使命，不能幫助韓國擺脫潰敗的危險，那麼，除了採納局部調動兵力的方案，我們別無選擇。我說過，我無法判斷莫斯科是否意識到這是他們逼迫我們做出的抉擇，對此我頗感疑惑，因為我看不出蘇聯對迫使我們投入更多的軍事力量有任何興趣。不過，我希望強調一下，不管出現什麼狀況，我們都必須按計劃完成在朝鮮的使命，如果這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的軍事力量，那麼除了動員更多力量，我們別無選擇。如果這是在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之際，我們的指揮官被告知，日本人將停止所有抵抗，只剩下一個任務，就是去解決九萬朝鮮人、一百輛坦克和少量空中支援，以及佔領三八線以南地區，他們會覺得這是個不足一提的任務。我說，這就證明，我們能不能掌控局勢，不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而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意願。

國務卿艾奇遜先生說他希望我掌握關於蘇聯態度和觀點的所有情報，並隨時為其他部門提供評估報告，分析蘇聯政府對我們可能採取的各種行動會做出何種反應。和處理朝鮮問題相比，這等於直接賦予了我比正常工作多得多的責任，也讓我必須經常投入大量的精力去關注軍事和外交領域的發展動態……

大使接見了我，我們談到了當地共產黨這個難題，共產黨在這個國家的勢力比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都要強大。

（b）舊有的精神和社會秩序崩塌；

因為前一天晚上已經確定，所有參与政策規劃的人都要去白宮，所以我就先離開大都會，回家休息了一會兒。回到國務院時，正巧國務卿和其他人也剛剛返回辦公室。總統基本上同意聲明的內容，但正文最終還需要國務院和國防部碰頭之後再敲定，明天中午十二點之前交給總統。總統希望屆時能接到定稿並與國會的高層商議完畢。我們同時也達成一致，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馬上發布命令，讓遠東地區的軍隊開始按照聲明執行命令。

這裏的生活看起來更加體面，更加輕鬆。烏拉圭不存在種族問題，這裏的種族大融合頗有義大利人的風範，有力地推動了南美洲文明的健康發展。人們面色沉靜，衣著得體，按部就班地做著自己的事情，不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心生怨恨或暴跳如雷。不過，向美國出口羊毛的業務陷入了癱瘓，共產黨一聽說羊毛要出口到美國就罷工了，可想而知，罷工對我們造成了不利影響。騎警繞著火車站附近一排長長的倉庫巡邏，以防罷工者跑到這裏搶奪、損壞羊毛存貨。

這一周內，我思考了很多問題，下面逐一記錄。

從今天早晨的報紙來看，公眾對蘇聯原子彈爆炸聲明的反應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少數人輕率地給出結論，將其定性為極端和危險的行為，這對理解現實形勢有害而無益。大多數人都表現得很冷靜，媒體選取的報道角度恰到好處。

我們討論了有關日本和平條約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我都有一種感覺，即我讓其他人感到非常失望和氣餒，因為他們的想法在國務院其他部門受到表揚，在我這裏卻得不到贊同。我不贊成我們把台灣事務交給中國處理，我們明明知道這樣做意味著未來幾十年裡台灣島民要生活在不公和暴政之下。當我得知我們並沒有強烈要求日本履行自己簽署的諾言時，我認為我們就不應該堅持要求日本做出這種實行民主、尊重人權的承諾。

今天起得很早，早飯之前出去散步，這讓德國工作人員感到驚愕和擔憂。一大片潮濕的陰雲低低地掛在樹木叢生的山間。我沿著車道，走出大門，進入村莊。這是一個郊區村莊，不是那種耕種式的農場。高高的柵欄後面是正方形的房屋，院子被當成了花園。木樁、園林工具、小雞，去年割剩的甘藍菜莖稈兒上還長著球芽甘藍，一切都昭示著生命的活力，也顯示出人們在多年飢餓和困苦的驅使下，在賴以生存的自給自足的園藝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火車緩緩駛入聖路易斯地界，這裏位於密西西比河的東部：業已荒廢的交叉鐵路、路堤、高架橋、垃圾堆、倉庫、成堆的廢品，一派破敗的生存景象……

今天下午與約瑟夫·艾爾索普談話。針對國會目前的形勢，他措辭尖銳地指責了我，並堅稱國務卿從未以適當的方式向國會議員說明馬歇爾計劃所依據的戰略現實。我向他詳細說明，解釋了我們在這些事務上對國會的教育責任有限。我從個人角度告訴他，我本來以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是要我代表美國的利益面對外國政府，這是我接受訓練的方向，也是我準備盡最大努力去做好的事情，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職責還包括代表美國政府去面對國會的質詢。我的本職工作是捍衛美國的利益免受外來的侵犯，而非去駁斥我們自己的民意代表。我不贊成國務院為了取悅美國人民而到國會面前充當說客，而且我認為國會對人民應該肩負的責任絕不比我們少，我們不是他們的守護神或者引領者；國會要像我們一樣，自己去搞清楚那些需要搞清楚的事情……不過，我遺憾地意識到，幾乎沒有人同意我的觀點，所以我們也許該看看能做些什麼，以更明確地讓國會議員們了解，需要他們做決策的問題的全部意義是什麼。

行之有效的主要國家戰略，不能像以往一樣，只針對已經爆發武力衝突的地區，還要針對我們對手活動的其他地區。這些地區雖然還沒有出現直接的武力對抗，但確實存在具有發動戰爭意圖的行為。

我想，這一切無外乎表明，是總統沒有明確劃分每個部門的責任和權力，導致執行機構的關鍵部門在繁亂的委員會制體系中無所作為……

吃完午飯，我立即動身前往白宮參加總統召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上同樣也討論了衝突擴大的可能性。約翰遜部長說，他們不反對根據這一思路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布命令，但他們想連同其他命令一道發布，不想單獨將一條命令發給他。他們還承諾會儘快辦理此事，會上沒有人提出異議。

郊區村莊黑暗的街道，喧鬧的法蘭克福火車站，車站月台上的燈光，當列車的玻璃窗閃過被劫掠一空的法國佔領區時，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朦朧的黑暗籠罩在萊茵蘭沉睡的村莊上空，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數。

午飯後（跟新聞記者斯圖爾特·艾爾索普）進行了一次非常尖銳的對話，話題是他哥哥喬參与多年的反對約翰·戴維斯的活動。我告訴他，這些中傷活動已經導致戴維斯被調往其他部門，這隻能說明我們可能在最關鍵的領域失去了一位最有政治思想的同事。回到辦公室，喬打過電話來，激烈地就這個話題跟我交涉起來，電話打了整整四十五分鐘。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約翰·戴維斯的電話，他受保羅·尼采之託向我轉告，國務卿想讓我回去一趟。於是我乘下一班車趕往華盛頓。自從9月離開國務院后，這是國務卿第一次邀請我去華盛頓。10月，我在華盛頓待過一天，同屬員交流，但那次探討的主題僅僅涉及和蘇聯談判的一般性問題，與美國對朝鮮以及遠東的具體政策無關……

【7月15日，麥克阿瑟將軍發動了大胆的行動，水陸兩棲部隊在朝鮮身後的仁川成功登陸，這次行動令世界震驚。戰爭形勢隨即逆轉，麥克阿瑟率領軍隊從三八線北部長驅直入朝鮮。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凱南預測11月～12月間災難會降臨到美國和韓國軍隊的頭上。中國被美軍橫穿半島逼近其邊境的舉動嚇了一跳，繼而大規模派出作戰人員，最終導致了美國軍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潰敗。】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正午時分，國務卿和保羅·尼采離開華盛頓前往巴黎。他們離開之前，維辛斯基來華盛頓參加今天在蘇聯大使館舉行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慶典，並禮節性地拜訪了國務卿。國務卿會見他時，我也在場，真切地感覺到維辛斯基在這種環境下，在國務卿面前，表現得有些窘促不安，缺乏自信。倒不是說他這樣的表現意味著什麼，但我確信他本質上是個資本主義分子，與其說他是蘇聯外交部長還不如說他更想擔任艾奇遜先生的第一助手。當然，現在說這個太遲了。參与「大清洗」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過去的其他陰影也一直縈繞著他，他向那位恐怖、冷酷、無情、傲慢自大的領袖出賣了自己，這種限制比監獄的鐵柵欄或者感情上的忠誠更讓他喘不過氣來……

她的回復：

下午我接到漢密爾頓·菲什·阿姆斯特朗的電話，大致內容如下：在三年前發表的署名為「X」的文章里，我對遏制政策已經有所闡述。這種政策至今只在歐洲付諸實施。朝鮮事件的真正意義在於，我們有必要開始在亞洲推行這一政策。他打電話來是想讓我再寫一篇文章，這一次署我的本名，詳細闡述遏制政策對亞洲的意義。我們在亞洲大陸遭受了怎樣的境遇？我們如何擺脫不守信用的領導人拒不合作的困境？在這方面我們對中國的政策有哪些經驗和教訓？我們怎樣才能利用民族主義的力量為他們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而避免他們被共產黨所利用？遏制政策的底線在哪裡？應該怎樣準確地去描述它？投放在亞洲板塊的海軍力量和空軍力量，有效範圍在哪裡？

第一，雖然針對每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都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但我們永遠都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即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低估了爭取和平的機遇。

周末還在加班的奇普告訴我開過會了，討論的議題是請求空軍派遣大批B-29轟炸機飛赴朝鮮，這樣做的代價是消耗我們在這一機型上的儲備。他擔心這一方面可能會讓空軍感覺受到了重視、獲得了特權，另一方面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慾望，想要彌補先前阻止朝鮮軍隊時的不力。奇普擔心，如果出現這樣的意圖，一旦把飛機派到戰場上去，空軍在轟炸行動中會越來越偏離既定的轟炸區域，最後可能會造成更多出乎我們意料的複雜結果。他非常沮喪，我覺得他的擔憂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星期天的大會之前，我闡明這一觀點時，埃夫里爾·哈里曼就曾經說過，這讓他想起二戰期間跟顧問在莫斯科討論這種問題，情形跟現在一樣，他總得花費心思去批駁那些膽怯的聲音。奇普之所以這麼擔憂，是因為他認為此時最重要的是大家開誠布公，自由地闡明對這種問題的真實想法，而不應該把這些表達當作冒犯之語。

一早就乘火車去了普林斯頓，中午在普林斯頓酒店吃飯，然後步行去高級研究所跟羅伯特·奧本海默見面。跟他談了一個半小時，主要話題是國際管制，以及是否應該繼續開發超級炸彈。

作為政策的一部分，戰爭行為是任何一種政策都可以採取的措施，該政策的目的在於徹底毀滅或者征服另一個國家的國家權力，或者削減其國家榮譽和完整性。

雖然很不情願，但我還是逐漸相信了，有必要接受情報組的分析結果。他們說，至少德國、低地國家還有法國不可能是真心抵抗蘇聯的入侵。我想這代表了一種過於膚淺的觀點，其他國家極有可能誇大了蘇聯的軍事實力。我無法證明自己的觀點，不過我也意識到，除了依據這些觀點進行決策，我們的政府別無選擇。

我們已經學會不再從鬥爭中退縮，不再把爭取權力看作匪夷所思和超乎常理的行為。鬥爭是我們開展工作的媒介和載體，就像患者的軀體是醫生工作的媒介和載體一樣，如果我們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或者試圖粉飾太平，那我們就無法取得進步。在我們自己的良心之中，在我們自己的觀念之中，或者說，從我們應該履行的義務出發，我們美國人也許會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是「正確的」。在參与國際事務時，我們只是競爭者之一，我們憑藉自身的有利條件，領導一個民族生活在世界的某一片領土之上。其他人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對待他們。但是我們要承認，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哲學觀念，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不要指望所有人能趨向于某種共同的哲學觀念。

晚上在加拿大大使館參加晚宴……對我們所持的中國政策，弗蘭克斯明顯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對蔣介石恪守承諾，正是我們的行為將中國共產黨逼入了蘇聯人的懷抱。我向他指出，不能簡單地把台灣問題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必須當成整個遠東地區問題的一部分。不管誰說台灣必須歸共產黨領導，以促成中國共產黨不受莫斯科影響形成獨立的外交政策，其實都無異於在說，如果為了同樣的目的，整個遠東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還包括日本，都應該歸共產黨領導……弗蘭克斯說，英國人對這些事情有更長遠的看法：他們的著眼點是，到了2000年，形勢會怎麼樣。在向著這個長期目標孤獨前進的過程中，無論隨之而來的是磨難還是倒退，他們都已經做好準備從容應對。他認為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比日本更重要，我們應該優先考慮。

步行回旅館時路過老商業區，這是一片狹窄的區域，黑暗的街道，烏黑的樓宇——可能是銀行大樓和曾經頗為考究的賓館。（美國城市的問題在於發展和變化太快，舊的未去，新的已來。在上個時代還功能齊全、高雅入流的建築，到了下一個時代就成了異類和腐朽的化身。這些城市從來沒有時間去清理自己身後的殘骸，也沒有時間去處置廢棄的東西。毀得一塌糊塗的街區、建造於1890年至1900年間的廢棄大廈、破舊不堪的鐵路、海岸線以及「鐵軌旁邊的房子」，無時無刻不在凸顯著它們與這個時代的隔閡。）

（d）具備實現專制的現代技術手段。

僵局的持續——這是我們正在發展的方向——會給西方國家造成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因為美國不可能無休止地去滿足整個西歐和英國重工業區對糧食和原材料無休止的需求。從現在開始，西方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議價能力可能會有所下降。最後，一定會出現東西方貿易急劇發展的態勢。總而言之，我們對歐洲大陸的政策將我們帶入了一條漫無止境的道路，出口只有三個：蘇聯的崩潰，我們自身地位的瓦解，或者恐怖的戰爭。

【在政府中影響力下降讓凱南心灰意冷，他決定辭去工作。但是從下面的日記中我們不難看出，如果政府能將最尊貴的駐英大使頭銜授予他，凱南還是願意繼續留下來的。不過，與國務卿艾奇遜關係密切的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似乎並不急於促成這件事。駐倫敦大使是一個肥缺，通常會授予富有的政治捐款人，比如商人沃爾特·吉福德（Walter S. Gifford），他成功取代路易斯·威廉姆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坐上了大使的位子。】

【凱南在這裏中斷讀書筆記，思考起地緣戰略問題，並藉此繪製了他的個人戰略表格，表格如下。】

核武器威力巨大，這難道不意味著為了避免互相毀滅，我們必須回歸18世紀的戰略政治思想？完全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已經不再是我們的目標，因為：

在回答為什麼確信蘇聯不想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時，我說，我認為我在署名為「X」的文章以及《讀者文摘》的文章里已經闡述得足夠詳細了。我表示，克里姆林宮的所作所為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如此關注，也是我們眼下這些麻煩的根源，但我依然相信，他們的行為是基於對周邊環境的嚴重錯誤估計，也是一個悲劇。他們沒有意識到國際關係的發展永遠不可能基於敵意、怨恨和對抗，而只能依靠人類之間的自由聯合，遵循「相互關愛，共享生命」的原則……

雖然極不情願，但作為一種自律方式，我還是強迫自己繼續寫日記。生活很多時候就是日復一日的簡單重複，但由於我即將辭去政府部門的職務，還是有必要從思想方面進行自我強化訓練：付出更大的努力，獲得內心的寧靜，排除外界的干擾。做不到這些，一切都無從談起……

還是把「偉大」一詞刪掉吧。

現在，在這次演講中，我必須談談不訴諸武力的行為。不過，我反對將它們稱為「除戰爭之外的行為」，因為無論從目的還是結果來看，它們跟戰爭行為完全一樣，跟大炮和空襲沒有差別……

我跟他談了十五至二十分鐘，然後他問我願不願意把我的觀點發表出來，他們願意將其作為深度文章發表在《讀者文摘》上，另外支付我五千元稿費。我原本應該拒絕他，因為在國務院任職的官員當中，沒人願意將政府的觀點在這類媒體上公布。然而，在目前的狀況下，有關蘇聯原子彈爆炸的新聞不久就會公之於眾，我想我還是先不要一口回絕他，應該說服當局同意發表這樣一篇文章。除非我們採取一些措施或手段，否則蘇聯進行核試驗的新聞會導致先發制人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進一步蔓延。

我想這一切你們都可以做到。我想補充的主要是，我們應該證明，我們對自己的信念懷有巨大的勇氣，我們對自己、對這個國家充滿信心。我唯一想提的建議是，因為我們正在步入一個政治和軍事相互混淆的領域，我們現在必須小心行事，避免輕率而主觀地做判斷，我們要冷靜和細緻地處理問題，意識到我們現在確實是第一次以一個國家的身份，去接受我們是否已經成熟、能否成為世界領導者的考驗。

整晚都跟大使待在新建的寬敞的大使館里，晚飯時我們談到蝎子和蛇，以及巴拿馬共產黨員的問題。

國務卿表示他對上述的見解印象深刻，會議就此結束。但隨後不久我接到電話，要求我和臘斯克、馬修斯一起去五角大樓，與馬歇爾將軍沿前述的思路繼續探討……馬歇爾將軍回憶起他過去在巴丹半島（Bataan）和科雷吉多爾島（Corregidor）的戰鬥經歷，他引用這個實例來闡明，為了聲譽和士氣，必須執著地堅持下去……回到國務院之後，我們陪國務卿在他的辦公室用了午餐。國務卿說總統無法容忍我們提出的放棄朝鮮的建議，他覺得美軍應該竭盡所能留在那裡繼續戰鬥。

因此，這就需要

第四，我們必須保證我們的旗幟在國內高高飄揚，向世界展示，我們成功地開創了自己的國民生活，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從而讓其他人理解勝利的真正內涵。

巴西人從仁慈的葡萄牙人那裡學到了溫和的氣質。在我看來，溫和正是文明的精髓所在，一個性格溫和的人值得大家去尊敬和愛戴。不過，他們還沒有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人民那麼淡然，終日沉溺在對都市生活的病態嚮往之中，不去考慮本國並不均衡的自然資源，又不懂得滿足。都市生活會讓他們湧進城裡花掉手中所有的積蓄，讓他們把錢投在拿也拿不走花也花不掉的不動產上。這種糾結的感覺，讓這片大陸終日籠罩著憂鬱的氣氛，人們心裏都明白，對他們來說，南美洲大城市壯觀奢華的都市生活可能永遠只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