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年齡，跟其他事情一樣，重要的不是你已經做了什麼，而是應該怎樣去做。一個男人會感覺到自己的衰老，時間讓我感覺到我已經老了，它強迫我感覺到我老了。但是如果真的讓我去面對，我會很坦然也很有尊嚴地去接受它，帶著勇氣、決心和毅力，尤其會帶著那種義無反顧的骨氣。

西伯利亞人中確實不乏工程和藝術方面的天才。我毫不懷疑在未來的幾年裡，他們會有更多的建樹，提高西伯利亞草原上和森林里人們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否一舉提高到歌劇院這種宏偉的設想上，這一點我非常懷疑。除非其他建設能夠同步，否則歌劇院大樓會永遠保持今天的樣子：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脫離了周圍的現實環境……

在巴格達停留了三天。對夏季的巴格達最主要的印象是幽閉恐懼症。白天一整天我們都待在使館里（溫度從來沒有低於九十華氏度），以躲避外面強烈的高溫天氣。我們可以從窗戶往外看（就像一個人在北方零華氏度的天氣里從窗子往外看一樣），看見夾雜著熱浪和灰塵的風撕扯著桉樹，平地上曬得發白的鄉村籠罩在沙漠透明的陽光之下；陽光肆無忌憚，沒有遮擋，沒有影子，它甚至不會讓你的皮膚變成褐色，而是用強大邪惡的力量直接攻擊、穿透甚至熔化你。置身於這種高溫的地獄之中，正如諾埃爾·科沃德曾經唱過的，只有「瘋狗和英國人」才會夢想著來此冒險。晚上，天氣變得相當涼爽，我們舒服愜意地睡到屋頂上。不過，此時真正的瘋狗和豺狼會從沙漠里跑出來，一個人走在公使館這種偏僻的地方很危險。一天當中唯一可以忍受的時段，也是我們唯一有可能從監獄一樣的公使館走出去放放風的時間，也許就是大清早了……

星期二早晨，我打開收音機收聽美國廣播電台，聽到的第一組新聞就是丹麥和挪威各港口被佔領的消息。中午，我和安娜莉絲一起收聽克里斯蒂安桑遭到空襲以及德國海軍炮擊城鎮的新聞，心裏充滿了痛苦和恐懼。

在途經無數髒亂不堪的村莊之後，溫和而富庶的諾曼底終於出現在眼前。從勒阿弗爾開往巴黎的火車始終在山間運行，乘客們常會感到列車正猛衝進狹窄的山谷，山谷里整齊地坐落著法式住宅，每座房屋前面都有一個菜園，隨著柏油路蜿蜒開去。

我們到達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時候，正趕上瓢潑大雨……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書記博羅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體驗」了新西伯利亞的夜晚。我們像老朋友一樣在飛機上相遇，現在他已經很信任我了。他成功地為我們倆爭取到一個四人間，並且把其他幾個想找地方睡覺的討厭旅客拒之門外。他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用平靜的眼神注視著他們，然後說：「帶著你們的行李，從這兒出去。」我想一定是這種語氣透露出這個要求背後蘊藏的不可冒犯的權力，因為那些人都毫無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3. 或許，威脅和誘惑都不足以促使他們真誠地、永久地停止執行擴張政策。過去幾年在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取得的進展，讓蘇聯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愈發沒有迴旋餘地。很顯然，這些收益觸動了蘇聯最高層敏感的神經，讓他們更加無法理智地對待這個問題。

很難用語言去表達我們的感受，與蘇聯或者這片大陸上其他不幸的地方相比，我時常覺得克里斯蒂安桑田園牧歌般的生活有一種難以名狀的不真實感。那種齷齪、反動、殘酷、在強大武力統治下的國家，是不可能允許克里斯蒂安桑體面、舒適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幾百英里之外安然存在的。人的直覺往往是準確的，隨後發生的事情驗證了我的預感，這似乎讓我如釋重負。至少，事情變得很清晰了：兩種生活方式不能共存。因為沒有人與我分擔這種不安全和焦慮的心情，以致我一度懷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實際，可如今一切都找到了解釋和理由。現在無須再自我檢討或者擔驚受怕了。我們已經無能為力。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需要再去問任何問題了。除了被動接受，我們別無選擇。可能我們也無須再去糾纏誰對誰錯，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要，就像我們自己也變得不再重要一樣。唯一的問題，就像列寧所說，最後是誰征服誰的問題。我們只要對自己的立場有清醒的認識就足夠了。甚至連我們的生命也不再那麼重要了，世界再也不會圍繞著我們個人的利益而轉了。我們可以實現自己的小小願望，我們的生死也只會對我們在乎的事情產生一點小小的影響。我們只需要像最初的原始人類那樣，團結其他人，做自己能做的事，同時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少用說教和哲理來打擾我們的大腦。我們去愛，我們去恨，就讓一切到此為止。

可這種想法現實嗎？哪些「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你不曾擁有的？

21. 為了貝斯特的事，向瑞士公使館起草信件。

我隨機選擇了威斯康星州中北部一處地方作為出發點，那裡的風景獨具特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怪石林立的峽谷、瀑布和懸崖峭壁，打破了鄉村美景單調乏味的格局，不過也阻擋了喜歡駕車出遊的旅行者。他們只有乖乖地從腰包里掏出幾美元，坐上小飛機才能快速而無聊地穿越這片平原。當地旅游業蓬勃發展，廣告、紀念品、問詢處、旅館和旅行者之家，營造出一種類似於中歐宗教朝聖地的氛圍。而我在六月炎熱的清晨，在明媚的陽光下，洗去輪胎上的浮塵，興高采烈地蹬車出城，越過山丘向東直行，開始了獨自一人的旅行。

今天有很多新聞。土耳其跟德國決裂了。在芬蘭，曼納海姆取代了呂蒂。我們的軍隊從諾曼底橋頭堡突破了。蘇聯人一路挺進到圖庫姆斯（Tukums）海邊……因為德軍的撤離，里加的局勢得到全面緩解，有些人因紅軍將要到達而備感欣喜，也有一些人感到恐慌，不過，大多數人還是為民族獨立的夢想而感覺些許失望和悲傷，這個夢想如曇花一現，曾經短暫成為現實，但在他們有生之年不可能再次實現了。經過五年的變遷，這個夢想對於繼續留在里加的人來說也許根本不值得一提了，這些人熱愛生活中溫和的東西，比如平靜、隱私和人格尊嚴，想必他們一定已經徹底絕望了。對於倖存到今天的思考者來說，東歐再也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了。

為什麼要做出現在這副樣子？坦白地講，你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你心懷愧疚和恥辱。

這兩天的經歷非常相似，無法分開來描述。埃及正忍受著熱浪的侵襲，這是一片由灌漠土圍繞著被污染的河流形成的三角洲。撒哈拉的暑熱籠罩著數英里長的褐色灰泥牆；市郊的灘涂像蒸籠一樣在炙熱的非洲天空下散發著陣陣惡臭；在外國人居住區的街道上，別墅的水泥牆之間灑著刺眼的白光。人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躲避熱浪，豪華轎車停放在陰暗的地下車庫，以免過熱無法乘坐。

下午應大使邀請去參加外交部長會議，不幸的是會議最終變成了兩次碰頭會，每次時長只有五分鐘到十分鐘。

（b）雙方通過上述方式對彼此的底線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我們可以繼續接受蘇聯對其他各項計劃的參与，包括為和平與安全利益建立起來的國際合作。這些計劃可能不會像我們期待的那樣有廣泛的影響和嚴格的約束力，但通過對彼此的真正了解，會加強蘇聯對這些計劃的支持。然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牢記總的原則——比如「協作」或「民主」，對蘇聯來講擁有更特殊的意義。我們無須期待他們參与各種合作，畢竟有些合作與他們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念背道而馳。

對我來說，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個群體：一個讓人哀傷的偉大城市，在這裏，智慧的人民總是不得不衝破黑暗、潮濕和寒冷，才能感受到光明，也正是基於上面的原因，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溫暖，一種莫名的激動和一種莫名的魅力。我知道在這個我從未生活過的城市裡，因為某種奇特的命運安排——也許是前世生活過？——儲存著一份我能夠去感知去熱愛的能量，換句話說，儲存著一份我自己的生活。這種感覺是美國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蘇聯人所不能相信的。

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那一刻，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安排家人。我已經為安娜莉絲和孩子們定好了去曼哈頓的船票，5月4日從熱那亞起程。但我還不能送安娜莉絲走，她要搞清楚遠在克里斯蒂安桑的家人到底是什麼情況，這也許會推遲她的行程。同時，歐洲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戰事，如果戰爭真的蔓延到南歐，那麼返回美國就會變成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大多數外國人都認為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許多人甚至希望這種痛苦的現實最好早點兒降臨這個地方。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的回國安排只能寄望于形勢的發展和我們的運氣了。

其次，除了上述措施，其他措施都需要更強的決策力量和更清晰的政治目標，需要統一步調，而這些條件我們都不具備。缺少這些條件，實施高壓政策和干涉內政的策略就會捆住統治者的手腳，也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這變成統治者揮之不去的困擾，」吉本說，「他們首先要考慮好要不要下定決心堅持到最後。他們激起了自己一直在努力撲滅的火焰；形勢很快就變成了有必要嚴懲違抗命令的人，這也是一種犯罪，他們也是罪犯。」

第一天晚上，太陽西落，天氣涼爽起來，熱氣從火爐般的地面升到天上去了。英國老紳士睡眼惺忪地從午覺中醒來，悠閑地走出屋子去打高爾夫球。一些阿拉伯行商躺在人行道旁牆根的陰涼處度過了炎熱的白天，此時也伸展四肢站起身來，抖落長袍上的塵土，趕著慢悠悠的驢子繼續漫長的跋涉之旅。他們從不知名的地方來，要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吉普車和指揮車從金字塔旁邊的路上直衝下來，穿過了一串緩慢行進的單峰駱駝隊伍，這支隊伍正耐心地穿越永恆的沙丘和沙漠。在梅納家酒店，大門都朝露台敞開，對外出售各種飲料。酒吧精心設計成摩爾風格的格子間，一個面色蒼白的波蘭女難民帶著一條狗，坐在鋼琴邊演奏肖邦的曲子；一隻被高溫折磨得暈頭轉向的寂寞老鼠，在磚地上的盆栽之間可憐地左躲右閃，尋找通往黑暗和新鮮空氣的花園入口……

2. 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後，蘇聯政府馬上意識到沒有必要去拂逆西方國家的民意，所以他們暫時隱忍，盡量不去強調蘇聯在這些方面的政策。隨著今年春天軍事形勢的改善，蘇聯對西方大國的依賴意識逐漸降低，因此也越來越頻繁地公開發布上述政策。

28. 晚飯。

顯而易見，我們寧願看到德國的附庸國在軸心國的武力打擊之下分崩離析，也不希望背離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採取其他政治選擇。

下午去拉脫維亞公使館參加招待會。

【在慕尼黑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刻，凱南橫渡大西洋赴布拉格工作。】

中午去了一家咖啡館。咖啡館里煙霧繚繞，肥胖的猶太人正沮喪地望著他們眼前的咖啡杯和德語報紙。

今天，我還看到了有關我們遠程戰略轟炸進展及其效果的記錄。這些記錄彰顯了一種學者風範，一顆盡職盡責的心，一種對細節的忠誠，一種創造力，這是對聰明智慧的美國人民的回饋。晚上我躺在床上，雷聲此起彼伏，回蕩在山間，大雨順著房檐傾瀉而下。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不可能從軍事藝術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誠，傾注到人類需求更為迫切的社會和文化建設當中去。

為什麼你一定要意識到自己已經老了呢？這是不是有點兒愚蠢，又有點兒走極端呢？

【因為渴望更深入地了解蘇聯，凱南尋找機會陪同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一行去了列寧格勒和赫爾辛基，在那裡他記了下面兩篇日記。】

7. 扎巴小姐來詢問拜訪奧尼爾的相關事宜。

我們是應該跟納粹德國長久地戰鬥下去，迫使他們盲目地臣服於我們，還是應該馬上讓他們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去做，結束敵對狀態，哪種做法更有價值呢？

32. 看到惠特科姆的申請。

我這一生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哪些願望才是可能實現的？對於我自己來說，我想要：（1）幸福、和諧的個人生活；（2）讓人備感愉悅的職業。第一個願望已經化為泡影，因為我個人的悲劇已經無法挽回了，第二個願望也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而無法實現。如果一個人只是被欺騙了，或許還有挽救的機會，但如果一個人骨子裡已經自甘墮落、萎靡不振，那麼他註定沒有希望了。不管結果如何，戰爭本身已經將他折磨得傷痕纍纍。那些有權力的人或許還能做些什麼，但在美國沒有人擁有權力。體制不允許任何人擁有那種權力。或許有人會為了奪取權力而試圖推翻這種體制，就算他成功了，也只是開啟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潘多拉魔盒而已，他自己最終只會淪為一種暴力的摧毀工具。

3. 斯佩克和施塔特勒來拿文具。

英國大使提議為他們完成使命而乾杯，因為米科瓦伊奇克是受我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鼓勵才出訪莫斯科的，因此我們必須保持信心和樂觀的態度。

3. 剝奪納粹領導權，懲罰戰犯。

蘇聯的牽引火車頭正在整修，留下我們這幾節卧鋪車廂，還有兩節載滿蘇聯人的「軟卧」車廂，他們即將前往波卡拉―烏德半島（Porkkala-Udd）新建的海軍基地。大家等待芬蘭方面的火車頭過來牽引，等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在風中的月台上走來走去，儼然成了盎格魯-撒克遜鍛煉習慣的奴隸。車廂里的蘇聯人茫然地注視著窗外蒼茫而又讓人哀傷的俄羅斯世界，他們的臉上不約而同地寫滿了堅忍和空虛。

情報員希金斯（Higgins）和小肯尼迪（Kennedy）今早都到我這裏來了。讓大家感到好笑的是，兩人都是從巴黎坐火車出發的，他們天真地認為前往布拉格的鐵路還是暢通的，結果在匈牙利埃格爾（Eger）就被趕下車，不得不繞行其他路線過來。我再次承擔起護送他們出去的任務，下午兩點鐘，帶著從德國公使館辦理的證件，我們坐著本國公使的林肯車前往佔領區。剛剛割讓給德國的蘇台德區顯得有些單調和貧窮，波西米亞和中歐的魅力已經逝去，而德國特有的整潔完美的形象尚未建立起來。

我看著那些強健、冷漠、固執的人騎著自行車，牽引著駁船，毫不猶疑地秉承著既有的習慣和傳統，彷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力量能夠改變他們。或許我看得不是那麼准，不過就我分析，他們大多數人都將面臨沒落和衰退。德國要給這個國家的經濟注入什麼樣的新鮮血液，才能使其恢復昔日殖民帝國中心和海外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像挪威和丹麥這些地方，其發展很大限度上依賴於海外貿易，它們是歐洲通往外部世界的門戶。但是，一個以德國為主導的歐洲，受到其大陸性的獨裁經濟政策的限制，至少在北部地區剝奪了所有殖民國家的經濟自主權，一個已經將英國這個巨大的經濟旋渦拖死在自己海岸線上的歐洲，難道還這麼需要通往外面世界的門戶嗎？鹿特丹依然會保持中轉港口的角色，事實就是如此。但是僅靠中轉，以及本地出產的鮮花和蔬菜，幾乎難以養活稠密的人口，也無法讓沿海省份維持高水平的生活。

會議結束后我跟馬修斯步行回家，他留下來吃晚飯。弗蘭克·羅伯茨和他太太也來了。馬修斯要離開的時候，我發現他因為從羅伯茨那裡聽說的事情而非常沮喪，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就試著去逗他開心。向新來的人介紹蘇聯的現實狀況通常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如實陳述現實；其次，幫助新來者調整心態面對這些現實。

貝文看上去對整個議程極其不滿，他的表情告訴每個人：他不願意參加這次會議。他從一開始就不想來莫斯科，因為他知道這次會議最終會一事無成。蘇聯人了解他的立場，但仍然希望從他身上儘可能地榨取利益。至於伯恩斯，在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個狂妄自大不可靠的愛爾蘭人，跟他做碼頭工人和工頭兒時認識的那些人一樣。伯恩斯經常忽視英國人的感受，對英美關係也漠不關心。他自己構思了整個會議的內容，隨即與蘇聯聯絡，在此之前沒有向英國人透露一個字，甚至都沒有告訴英國即將舉行這樣一次會議。伯恩斯之前已經冒犯過英國一次了，因為他把埃瑟里奇報告的副本直接送給了蘇聯而沒有送給英國大使館，而英國大使館還曾向埃瑟里奇開放相關文件，當時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訪問，那次訪問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國人促成的。最重要的是，伯恩斯來莫斯科后將一份關於核問題的文件交給了蘇聯，而那些跟美國一道保守核工業秘密的國家對這份文件一無所知，而且這件事就發生在艾德禮訪問華盛頓並與總統會晤的六個星期之後。當時貝文就對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議，他認為在得到英國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蘇聯提交任何相關文件，伯恩斯答應給他兩天時間，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倫敦提交這份文件，以便獲得英國內閣的批准。貝文確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證，後者在此期間不會再把任何東西交給蘇聯，實際上伯恩斯的話也不能另作他解。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沒有知會英國的情況下，就把文件給了蘇聯人。貝文只能把這次被騙的經歷當成一場教訓，為此懊惱不已。

不管是做駐外工作還是當園藝工人，都無法徹底保障我實現這些願望。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將二者合一，因為同一種災難不見得能同時將這兩條路都摧毀殆盡。

國際政治生活是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它的根本就在於應時而變。長期有效地管理國際政治生活的體系，必須足夠靈活巧妙地進行自我修正，順應時勢，這樣才能適應不同成員國間的利益和權勢不斷發生改變的現狀。

紅軍部隊對這些情況還一無所知，他們正沐浴在海灣微鹹的波浪里，洗去此前征戰中疲憊的塵埃。這一切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他們會鄙視列託人（Letts，生活在波羅的海東岸的一個少數民族，與立陶宛人相近），認為其民族獨立的願望缺少力量和尊嚴。在他們看來，從小受教育，一絲不苟地追求生活藝術的人，就是在徒勞無益地矯情。能激發人興趣的是未來，不是過去。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就是未來的主流。

如果我們無法同蘇聯人就政治目標達成一致意見，那麼，上帝保佑，我們就不要在雙方政府都最困難的時期，盲目地同他們一起承擔那些不必要的重任，即管理一大批民眾。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無法打敗德國，如果就德國未來的重建問題無法跟他們達成一致，那我們堅持德國無條件投降的條款還是正確的嗎？條款中畢竟包含了我們的重大承諾。

這一次，我的身份跟成千上萬正隨大部隊遠征海外的戰士一樣，不過說真的，我很羡慕他們，他們的任務很單一，只要他們能活著回來，哪怕只是一個最普通的士兵，頭上也會戴著英雄的桂冠。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個不停……看來很難找到白天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車，沒人能夠保證當天往返。時間慢慢消逝，博羅杜林和我都為這種不確定性而感到煩躁，他決定另闢蹊徑。他找到一部電話，搖了半個小時終於接通了，然後叫嚷著跟對方說了幾句話。他不懈的努力見到了成效。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不知從哪裡來了幾個人，他們開著一輛卡車，看上去有些害羞。我們坐上這輛老舊的道格拉斯車，馬達轟鳴，很快進入一條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頭頂的天空中有一層厚厚的烏雲。我們沒有把握能夠到達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機場的負責人很清楚，沒有我們，他的周末會過得安寧一些。

下午，我們途經奧爾良和圖爾市向南行進，我們後面跟著一列電力機車。我們這列帶有卧鋪、司機和行李車廂的長途列車，很顯然在這個被管控的佔領區引起了轟動。中午吃飯時，一沓信件一類的東西打破餐車的玻璃窗從我面前飛過，破窗的聲音聽起來像爆炸，破碎的玻璃片雨點般地落到窗前乘客的桌子上，我們都一聲不吭地坐在那裡，猜測著發生了什麼事。沿途中有個人站在田野當中，手裡舉著美國國旗，列車經過時，那個人使勁地揮舞起國旗。在車站，我們看到一列火車經過，車上坐著幾個法國人，一個女人將腦袋伸出車窗外朝我們做鬼臉。

這可是一個難熬的夜晚。我可能是現場唯一對東歐的複雜因素有著透徹理解和深刻體驗的外國人。我知道波蘭人和蘇聯人極有可能達成協議，我也知道在這樣一份協議中甚至還可能包括堅定保證波蘭獨立的條款，我還知道蘇聯人可能會莊嚴地承諾不干涉波蘭內政，我也知道蘇聯紅軍在軍事佔領期間，會堂堂正正地善待波蘭人。

……

實際上，隨後我騎車經過的道路，無論位於城市還是農村，都修得很平整，周圍的景色也非常美麗。沿著道路騎行，可以看到很多人丁興旺的富裕農場。農場里是一排排寧靜而寬敞的農舍，農舍前面是綠樹成蔭的草坪和礫石車道。每走十至十五英里，就會看見城鎮或者村莊。但對我來說，這些漂亮的高速公路卻是我走過的最冷清的地方。在一百英里的行程中，在空曠的道路上，我沒有遇到一個騎行者或徒步的旅行者，就連趕馬車的旅行者也沒有碰到。至於駕駛著機動車從我身邊呼嘯而過的當地居民，很顯然並不關心腳下這條高速公路的社會意義。他們倚在流線型汽車的座椅上，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前行。兩側的世界幻化成兩條朦朧綠帶，被遠遠地拋在身後。這些人與高速公路之間的關係，並不比待在飛機——偶爾有客機從公路上空飛過——客艙里的旅客親密多少。此刻，他們的思緒早已飛向天邊，飛馳的汽車彷彿讓他們翱翔在另一個維度，在那裡，空間僅僅存在於時間當中。對於居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生物——鳥兒、昆蟲、蛇、烏龜、金花鼠，以及像我這樣孤獨的騎行者來說，這些機動車只是危險的代名詞，一如自然界里的閃電、地震和洪水。對於某些自然災害，我們還可以預測和應對（幾英里的路面上到處散落著烏龜的屍體，看來它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但機動車卻讓我們失去了最基本的交流，它的發明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孤獨感。對於整天抱怨現代生活缺少僻靜之所的人，我建議他們沿著公路徒步或騎自行車旅行。他很可能好多天都遇不見九九藏書一個人。但是，有人覺得，人與人之間不受限制的自由交往是健康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前提條件，對於這樣的人，我不建議他們這樣旅行。因為這些人既會滿懷遺憾地追憶喬叟時代英國公路上那浪漫多姿的生活，又會為現代旅行中走遍天下卻仍然縈繞於心的孤獨而憂慮。

除我之外，這個站台幾乎無人光顧。有個步態輕盈的芬蘭青年來回走動，腰掛著一把刀。他是扳道工，正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巡視的過程中他滿含敵意地向旁邊看了一眼，鄙夷地看著蘇聯人的車廂。火車頭冒出的股股黑煙迅速隨風散去，散發出的氣味讓我想起了北方家鄉的樹林，站台上始終整潔乾淨。一個身穿制服的芬蘭鐵路工作人員神態安詳地騎著自行車來到車站大樓前，停好車後走進大樓開始自己的工作。一駕鄉村馬車載著一家人駛來，這家人看上去有些營養不良，不過馬兒膘肥體壯，鬃毛泛著亮光，它邁著輕蹄歡快地慢跑著，蘇聯的馬可沒有這樣的神采。整個畫面看上去讓人感到一切都高效、整潔和寧靜，不過也有些許資產階級文明的無聊之感，此情此景突然讓我這樣一個旅行者重新憶起了久違的資產階級生活……

啟程回家之前，我在新西伯利亞待了一天……我提議去游泳。我們乘坐廉價的高爾基小汽車一路顛簸到鄂畢河岸邊，我脫掉衣服游泳，之後我們坐在一塊岩石上，享受西伯利亞熱辣辣的陽光。全身赤|裸的小男孩們沿著河岸用力划著一艘漏水的破舊划艇，看來這是每個地方的男孩都喜歡玩的遊戲。在河流的下游，可以看到長長的貨運列車緩慢地向東爬行，穿過了西伯利亞主幹線上的大橋，在晴朗的藍天下，車廂和火車頭的輪廓就好像一個黑色的小玩具。你會看到河對岸還有很多列火車在排隊等待通過大橋。遠處的河流上游還有一座橋，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輪廓：那是一座新橋，從斯大林斯克方向開來的運煤車從橋上通過。

6. 辛克爾跟我說，他不想主動向妻子示好。

同墨菲和奧菲開車在城裡繞了一圈兒，所見景象讓人心情不是很好。人們看上去還算營養充足，但是衣著破爛骯髒。在我看來，他們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我看見三輛髒得要命、破舊不堪的有軌電車在郊區的街道上爬行，還看到一輛美國紅十字會的巴士載著乘客，除此之外再沒見到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古老的馬車被迫重新走上街頭，這可真是既滑稽又可憐。

26. 和莫里斯見面，再次跟帕扎克交談。

國務院發來的一封電報徹底激怒了我，電報中要求我們去邀請蘇聯政府參加明年3月的會議，解決降低雙方關稅的問題。我花費了一整晚寫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長電，詳細地闡述了我們不應該邀請蘇聯與會的原因。

在我國，處理外交事務，特別是制定歐洲政策，都要受到特殊規則的制約。我們的民眾是在歐洲複雜多變的背景之下成長起來的，歐洲事務幾乎無一例外地會進入國內公共輿論的某一領域，尤其是外語問題以及新到的歐洲移民。這些移民對組織恰恰仍然保持著歐洲式的熱情，從比例上來說，他們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我們國內原有的各族裔居民。我們的政府就歐洲事務做出的任何舉動，都會招致這些團體的批評，所以沒有一個總統甘願去冒被抨擊的風險。結果就造成在制定歐洲政策方面，公眾輿論成了永恆不變的制約因素。

稍後我們去了市區。圍著白金漢宮繞了一圈，還順路去一座公園遊覽，園中的池塘非常漂亮，滿是嘎嘎歡叫的鴨子，不過氣味非常糟糕……再往前走，見到一家很大的電影院，我們進去看了《再見，奇普先生》，我非常討厭英國上流社會所喜好的那種多愁善感和浪漫情調。

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廈（Spaso House），發現大使的情緒很糟糕。他剛剛接到一封來自華盛頓的電報，大意是國務卿伯恩斯先生將在當天下午發布公告，宣布即將召開（外交部長）會議，並提醒會談的內容將包括原子能問題。而這一點之前並沒有跟蘇聯人說過，大使擔心他們會因此心生怨恨。

我們必須問自己的是：

1. 完成德國裁軍計劃。

1940年2月，國務院派凱南陪同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es）前往歐洲。威爾斯肩負著與歐洲各國首腦和談的使命，但這次斡旋最後無疾而終。作為一名謹言慎行的外交官，凱南在日記中隻字未提和談之事，看上去威爾斯也沒有採納凱南的建議。與此同時，不斷擴大的戰事已經殃及凱南的家庭生活。凱南讓安娜莉絲將格蕾絲和瓊從她的挪威老家克里斯蒂安桑接回來。安娜莉絲接回孩子們僅僅幾天之後，德軍於4月9日入侵挪威。安娜莉絲帶著孩子們回到美國，喬治·凱南則在柏林承擔起美國大使館的大部分重要工作。

我們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著服務員。「從內務人民委員會。」女孩回答，說完她就迅速走開，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如果我們給了他們所需要的，或許暫時能博得這部分人的歡心，但英國的影響力相應地就會減弱，而且不管我們希望與否，我們都要對伊拉克人的行為承擔起責任。如果他們開始做一些不符合我們利益的事情，影響了世界格局並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如果英國人沒有能力去阻止他們，至少我們自己應該受到一些譴責，我們必須採取合理的措施。

阿特金森上午來找我討論會議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覺到，讓一個像我這樣對我們正在著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討論這些真是太不合適了。

4. 戰爭賠款和賠償。

在德國問題上，我們的政策缺失導致了以下後果：

我看著他們，看著田地間勞作的農婦，看著秩序井然的鐵路貨場，不禁想到，在過去的戰爭中，個人的信念和決心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自由的民族才能造就更優秀的戰士。在目前的機械工業時代，被奴役的民族更佔據優勢，因為機械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與刀劍等冷兵器相比，它在奴隸手中能夠最有效地發揮其殺傷力。

第二天，我順利騎行了四十英里……晚上，步行回到了我曾經住過的房子。家裡沒有人，一片黑暗，我在門廊里獨自坐了很久。在弧光燈的映照下，可以看到兩旁綠樹成蔭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小山腳下。兩邊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一條深色的汽車車流在路中間流動，有的進城，有的出城。每輛車裡都有兩到四個人，他們一心想著尋歡作樂和各種各樣的消遣，通常是看電影、跳舞或者參加青年男女的愛撫聚會（在這種晚會上異性之間可以親吻和擁抱）。如果年輕男女不能像這些夜晚駕車出行的人一樣，享受出雙入對的私密約會，那麼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很可悲。所有的夜生活都以這種方式順著高速公路蔓延，人們兩個一對或四個一群地組成一個個安靜的群體。在那些小群體內，他們變得無拘無束。這裏沒有像巴伐利亞啤酒屋或者俄羅斯遊樂園那樣供陌生人自由聚會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人們聚在一起，分享結識新朋友的快樂，而這裏的一些酒吧甚至都無人光顧。

4. 莫里斯先生過來告訴我，行李出了問題。

第二天，我在那輛蘇聯道格拉斯卡車車尾的手提箱上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眺望著喀山和莫斯科之間的森林和農場，努力把過去兩個星期以來留有印象的事情搜羅到一起，記下來。

但事實是：沒有途徑去幫助蘇聯人民。當一個民族把自己交到一個無所顧忌的獨裁政權手中，那也就意味著它享受不到任何援助。因為所有饋贈都會被政權獨佔，並且會迅速用作增強實力的武器。如果這些援助直接給予人民，那就暗示著他們做出了讓步，這個政權足夠聰明，他們懂得怎樣從居心叵測的外部世界攫取利益，並挫敗這些利益背後邪惡的陰謀。那些想分享利益的人最好穩穩噹噹地站在他們一邊，這些精明強幹的掌權者可是在保衛大眾的利益呢。另一方面，激怒這個政權對受其控制的人民並沒有好處。當遭遇外來打擊時，這種打擊會立即轉移到普通民眾身上，而這個政權在表示了同情和義憤之後，則會以這個高貴國家的保護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猛烈回擊拒絕接受他們的邪惡外部世界。如果是那樣的話，因為一系列無知、自大和挑釁的政策，真正的災難會降臨到國家的頭上，而這個政權則會迅速放下架子站到遭受苦難的民眾那一邊，依靠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忠誠等讓人驚嘆又似乎永遠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來支撐自己擺脫困境，這些精神財富似乎正是人類為這種情況準備的。換句話說，仁慈的外國人無法幫助蘇聯人民，而只能幫助蘇聯政府；相反，他傷害不到蘇聯政府，而只能傷害蘇聯人民。這就是蘇聯現行政權的運作方式。

女人，這是其中之一。自由，也算一個。內心的寧靜算作第三個。這還不夠嗎？

突然吹來一陣夾雜著灰塵的暖風，車廂里的每一個角落都布滿了煤灰和塵土。當列車在一塊沼澤地當中停下時，我們爬下路堤，脫掉襯衫，撥開沼澤地水面上黃色的浮渣，用來自地底的陰涼液體洗手。

我們所坐的沙灘上碎石很多，可以看出這裏沒有修整過。身後有一間公共浴室，外表很破舊，也褪了色，明顯已廢棄不用了。（導遊）向我保證，日後這裏的條件會有很大改善，會有美麗的公園和浴室，還有各種體育設施。人們都在努力，這一點我深信不疑，我只是很想知道，有了歌劇院這種前車之鑒，蘇聯人的想象力和那些瑰麗的夢想，會不會還像以往一樣不顧過去與未來的要求，會不會再次無視現實而啟動一些異想天開的項目，草草地用劣質建材先建造一部分，但整個項目永遠也不會竣工，任憑已完工的部分漸漸腐蝕坍塌，或者被用於與建設初衷毫無關係的用途。當然，與此同時，鄂畢河仍會繼續向北流入海洋，靜靜地，永不停歇。也許，不管河岸上的建設奇迹有沒有出現，在無數的夏日里全身赤|裸的小男孩們依舊會繼續尋找布滿孔洞的破舊小船，然後用竹竿划著船在河上順流或逆流而行，度過夏日時光。河岸上滿是他們興奮的尖叫聲和四處濺起的水花，堅硬的岩石劃破了他們的雙腳，每次對河流以及河底世界的重大發現都令他們興奮不已。

我們擁有一個處理外交事務的獨特體系，雖然世界上還有其他民主國家，但都不具備我們這樣的實力和有利的戰略態勢。他們都面臨著長期而巨大的危險，以致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得不相當謹慎和務實，否則災難頃刻之間就會從天而降。他們誰都不敢去制定那種能深受國民歡迎的外交政策。

我聽到很多有關德國囚犯的報告，報告提到他們在囚禁中的各種反應。有些說他們很沮喪很氣餒，有的說他們充滿怨恨，還對我們的行為進行控訴：說我們摧毀了歐洲的文化價值觀，把歐洲交給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說我們對歐洲大陸一無所知，對它的未來也缺少規劃。面對這些指責，我的回答是：別再說什麼布爾什維克主義，因為不是我們先把蘇聯人請進東歐然後又攻擊他們的，如果你僅僅把歐洲看成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館，而不是一個鮮活的正在發展的文化棲息地，那麼這種責備也許是公平的。無論如何，讓我們來假設一下，即便是我們再次給歐洲帶來了災難，那麼錯誤仍在於德國，因為是他們逼迫我們進入歐洲的。每當有人危及英國的安全時，我們都不會坐視不管，如果歐洲大陸的人民不希望不可理喻的美國佬把如此嚴重的災難帶到自己的頭上，那他們就必須學會別去招惹英國。讓德國人從中吸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再做蠢事。

第二天早晨，剛剛吃完早飯，我在車站見到了家人。格雷絲和瓊穿著一模一樣的藍色外衣，戴著《快樂流浪漢》（Happy Hooligan）里漫畫人物同款的小帽子，兩個人都身著嶄新的百褶毛裙，這讓她們感到頗為自豪。回柏林途中，兩個小傢伙一路都很興奮，這樣的狀態幾乎持續了一整天……

我還要長期堅守在這個令人心煩的崗位上，看來沒什麼希望在短時間內擺脫這種境遇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什麼要想一周以後的事情呢？光是想一想，就比過去和平年代中經歷的所有苦難都更痛苦。

飛機在迷霧中起飛，花了四十五分鐘穿越白茫茫的霧靄，之後一切才變得清晰起來。

（夢境）莫斯科，一個（難以辨認的）公寓內。他們都去劇場了，我沒去，還有一個女傭凱也沒去。此刻，她正穿著自認為最漂亮的衣服坐在鏡子前梳頭髮。

22. 跟德梅爾小姐談了談她的事，為她的簽名給莫里斯先生寫信。

到喀山後，我們被倉促地安排到機場酒店。看情況，莫斯科當天好像舉行了一場勝利閱兵儀式，機場已經停不下更多的飛機了。我們不得不在此滯留一晚。博羅杜林和我再一次搶到了最好的房間，所有的後來者都被我們拒之門外。

在伊拉剋期間，我得以有機會思考波蘭與蘇聯的問題……在我們國內，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考驗，檢驗蘇聯是否願意追求一種正派、人道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歐洲政策。如果蘇聯傾向於制定這樣的政策，那麼美蘇關係的前途就會一片光明。如果不是，那麼盎格魯-撒克遜人將僅能保留其在西歐的勢力範圍，與蘇聯建立一種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的關係。對許多美國人來說，蘇聯對待波蘭問題的態度將會成為其與西方關係的試金石。

早晨起得很早，乘坐六點的火車返回柏林。火車要用五個小時穿過已被德國佔領的荷蘭，星期天上午的時光就被這該死的旅程浪費了，真是無聊至極。還在下雨，城裡空蕩無人，好像這裏已經被所有人遺棄了，只剩下一些忠心的奶牛。我讀著德國報紙，其上「所有抵抗都是愚蠢之舉」的宣傳讓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在這場戰爭中，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能夠對我產生觸動的話，那就是抵抗導致鹿特丹變成了一片廢墟。

下午去拜訪了C太太。為什麼美國當權者的太太都有那麼強的戒心呢？我懷疑是因為當權者手中掌握著巨大的權力，作為妻子的她們也深感責任重大。她們為自己的丈夫擔心，心想丈夫既然能輕易地被自己的甜言蜜語所哄騙，也就很可能輕易地被其他人哄騙。

一個人可以繼續這樣漂泊嗎？他就不能決定自己的方向和路線嗎？

今晚，莫斯科大劇院上演了蘇聯排演的專場《灰姑娘》（Zolutchka）。直到傍晚我才聽說，覺得應該去看一場，幸好還剩最後兩張門票，這是專門分給大使館的。我們到達劇院時，裏面已經座無虛席，聚光燈對準了空空的上等包廂，那裡是為外交部長們預留的位置。莫洛托夫和他的隨員正焦急地在外面的大廳里等候。厚重的簾幕放下，劇場裏面變得非常悶熱，觀眾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扇風。管弦樂隊已經就位，等候著演奏國歌。我和大使的助理，還有大使的一位私人秘書被安排在同一間包廂里。又等了大約十五分鐘，我笑著對大使的私人秘書說，我猜國務卿把看劇的安排給忘了。私人秘書回答說：「哦，沒有，他們正在大使館的辦公室里一邊聊著天一邊喝酒，沒人敢進去打擾他們。」我立即走出包廂跑下樓去，找到劇院負責人的辦公室給大使館打電話。有人正在用電話，我站在擁擠的辦公室里等了一會兒，想找機會趕緊打電話。輪到我的時候，我正要撥打大使館的號碼，一個身著亮藍色便裝的男人走進辦公室，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秘密警察。他走到我身邊，臉上帶著一絲笑容對我說：「他們已經出發了。」我返回包廂，果然五分鐘之後伯恩斯先生到了，他讓包括多名蘇聯政府高官在內的幾千名觀眾等了大約半個小時。

5. 史密斯來跟我抱怨，說他妻子丟了兩個包裹。

上午，在大使館正常工作。

1944年3月，美國國務院將凱南從里斯本調往倫敦，擔任駐英國大使約翰·懷南特（John G. Winant）的政治顧問。懷南特也是英-美-蘇歐洲諮詢委員會（EAC）的美國代表，他的職責是商定戰後佔領德國的計劃。6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凱南被派往蘇聯，成為蘇聯大使館第二號人物，協助埃夫里爾·哈里曼。由於德國仍然佔領著大部分歐洲地區，凱南不得不乘坐軍用飛機從義大利出發，輾轉埃及、伊拉克、伊朗，最後到達莫斯科。7月1日，凱南抵達莫斯科，安娜莉絲和孩子們晚些與他團聚。

23. 為了行李的事，到處尋找卡亞-波迪爾。

我的目光落在空空的屋角，傢具都已經搬走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地板。地板已經磨得褪了色，落滿灰塵，此刻在強光的照耀下，它孤獨地向我暗送秋波。這一切都在向我暗示，一場悲劇即將發生。帶著強烈的恐懼、孤獨與惴惴不安，我將頭轉向了女傭。我俯下身去跪在她的身旁，我想擁抱她，緊緊地擁抱她，讓時光就定格在這一刻，從此大家不再分離。

現在這一切終於結束了，我想我必須重新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整理彙集自己的思想歷程，作為一個紀念留給未來的自己。這五個月來，持續高度緊張的生活讓我心力交瘁。我跟另外一百三十五個同伴共處一個屋檐之下，其中沒有一個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要盡全力幫助他們排除危險，卻得不到他們的絲毫感激。沒有一個人關心我的生活和我的壓力，在最後的四天里，我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那是一種沒有任何溫暖、慰藉、放鬆和熱情的狀態。如果這種記錄（偶爾地記錄）能夠幫助我重獲精神力量，那麼這段時間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最近這幾天的隨筆也許能為你呈現出一幅美好的畫面：我坐在從阿爾及爾飛往那不勒斯的軍用運輸機的斗式座椅上，挨著一位嚴肅又聰明的軍人……他反覆地跟我宣揚《P.M. 趣味》雜誌上的那些陳詞濫調，還堅決讓我為國務院保守做派導致的失誤承擔責任。奧菲來機場接我，中午跟科克、墨菲還有奧菲一起在俯瞰海灣的屋子裡吃飯，科克一如既往地妙語連珠，矛頭直指諮詢委員會裡的美國成員（尤其是我這個年齡的男人）。晚飯是在一個華美現代的別墅里吃的，那裡是城市的最高點，別墅的主人是一位自由法國（Free-French）的代表。在軍事指揮部，我的全部家當只有一個帳篷。晚上，盛夏強烈的雷陣雨順著帳幕飛流直下。與幾位將軍和其他名人共進午宴；與一位比我年輕四歲的美國空軍少將磋商，他和我見過的一些軍官一樣年少有為。看起來懶散冷漠的美國青年負責那不勒斯大部分的工作，竟然幹得棒極了。山姆·雷伯從羅馬回來了，帶回一大堆有關德國既殘忍又愚蠢的故事。在那不勒斯附近山上的森林里散步；沿著那不勒斯海岸線漫步，觸目所及是一片廣闊而又讓人備感壓抑的戰爭廢墟。和王室成員喝雞尾酒，他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特權。再次去科克家吃午飯，共進午餐的有一位蘇聯代表的妻子，還有幾個不停讚美莫斯科劇院的蹩腳作家。從義大利飛往埃及，在飛機的斗式座椅里坐了十三個小時，漆黑一片（光線太暗，無法看書）的旅程。

九點半，車輪緩緩轉動，我們在巴德瑙海姆五個月的生活畫上了句號。

下午去見了大使。最後，經他同意，我不再負責行政事務。

負責我們車廂服務的是兩個身體強壯、性格溫和的姑娘：澤尼亞和瑪露希婭。她倆有個小廚房，在那裡用一個俄式茶壺給乘客沏茶喝，燃料是她們從旅途中撿來的廢木料。她們的職責是每到一個車站要舉起小紅旗，守住車廂的入口，攔住衣衫襤褸的小乞丐以及試圖躲到車廂台階、連接處或減震器下蹭免費車的人。她們在執行工作任務時精神抖擻又不失威嚴，但沒有一絲憤怒。兩個人輪流值班，一個睡覺的時候另一個堅守崗位……

在布拉格，我發現大家對張伯倫、達拉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即將出席的慕尼黑會議並沒表現出過分的憂慮。然而，形勢還是不容樂觀。家眷們都已經離開布拉格，大多數工作人員聚集在一起，住進公使館，公使館成了臨時宿舍。我和另外一名秘書，還有總領事住在一個房間。他們之所以住在這裏，是因為這座城市的夜晚已經沒有一絲光亮了，走在外面很難找到路。

我打心眼裡討厭這場最後的告別儀式，一個個裝腔作勢，虛偽透頂，所以我沒去跟他們共進晚餐，而是整晚把自己鎖在房間里。

是的，我認為已經足夠了。

他們交給我的任務，我無法完成。我只能期待比缺乏經驗的人做得好一些。我取得的成績只有少數人能看得到，能夠心存感激的人更少。而且，我的努力很有可能最終會給我和家人帶來災難。

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讓我去做個園藝工人——美其名曰鄉紳——也只有這個職業，才能讓我這個年齡的老男人手裡拿著玩具一樣的工具而不招人恥笑。這樣做也算給了我一個機會，為這個地球上的一小塊土地盡一點點責任。畢竟，我們人類對地球進行了那麼殘忍的虐待和破壞。

我知道，處理德國問題的國際合作不夠健全。

2. 如果說一個人為了讓自己的縱慾行為顯得優雅而自信，就必須得掌握克制（劃去了「禁慾」一詞）的藝術，這種說法很極端嗎？「能克制才能自我把握。」怎樣掌握克制的藝術？如果通過節食或者強行壓制來實現，那麼一個人也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一個人不能僅僅為了去克制特殊的強烈慾望，就去過苦行僧一般的日子。那隻能證明一個人的奴性，難道是他錯了嗎？

去市中心吃午飯。街上很多民眾都在討論這件事情。凡是張貼報紙的地方，周圍都聚集著一群讀者。路邊廣播喇叭的周圍也擠滿了聽眾。除此之外，街上很平靜。

3. 只有一個解決辦法，你已經不止一次得出這樣的結論。放棄希望，承認自己老了，別再去想那些事情。上帝呀，你已經不再年輕了，你還在期望什麼？

從我抵達西伯利亞開始，這些話就始終伴隨著我，直到我離開…………

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我們當然應該支持和鼓勵接受法律觀念，但是法律還不能作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來取代實力。實力會很快滲透到我們建立的旨在調控國際政治生活的法律體系當中，成為其中的應有之義，而使法律體系徒留一個形式。國際安全必須依靠實力，而不是依靠它所披的法律體系的外衣。如果僅僅將我們的國際組織設計方案當作一個逃避的借口，而不去嚴肅認真地與歐洲人民建立一種純粹以實力為主導的關係，那我們基本上就成了損害美國人民利益的罪人。

我們（英-美-蘇歐洲諮詢委員會）代表團的規程完https://read.99csw.com全沒有提及外交政策。

我應該把自己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拿出來擺在桌面上，像整理橋牌一樣，經過精密嚴謹的思考，然後決定最後的出牌策略。

1941年12月11日德國對美國宣戰不久，凱南和美國大使館其他工作人員以及許多記者，就被德國拘禁在巴德瑙海姆的傑斯克大酒店，華盛頓和柏林方面直到1942年5月才開始談判遣返事宜。凱南作為被拘禁人員的領導者，除了負責要事的決斷之外，還要負責很多費力不討好的瑣事。對食物短缺的抱怨聲終日縈繞在凱南耳邊。

我們買了一包瓜子，然後走進遊樂園，但是很快發現這裏太擁擠了，於是決定到城中心去轉一轉。我們沿著一條又長又寬的街道走下去，路兩邊栽滿樹木，一棟棟高大漂亮的建築向路人表明這裡是一座大學城。一些大樓已經改成了軍隊醫院，傷病員們穿著蘇聯醫院怪異的法蘭絨病號服三五成群坐在花園裡，一邊懷抱著手風琴，拉著琴，唱著歌，聊著天，一邊對鐵柵欄外過路的姑娘評頭品足。坦率地說，夏季的夜晚沿著伏爾加河畔漫步，悠閑地吃著瓜子，隨意地吐著瓜子皮，真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愜意的事情。吃瓜子會讓你體會到嚼口香糖一樣平靜而優越的感覺。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忘卻了自己是一個外國人，忘記了自己正身處一個對所有外國人都毫不信任和心懷憎惡的國度。不過，我馬上就清醒了。

你可能想問為什麼沒有看到我跟威爾斯代表團的合影，我在裏面，不過我有特異功能，能夠遊離于照片之外。今天，在德國政府提供給我們使用的專車上看到《生活》雜誌（LIFE），上面有我們的合影。屋子裡的人全被收進照片里，不過你們能看到的我的形象，就是桌布下面的一個隆起，那是我的膝蓋。

4.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我們必須找到調整的方法，修正我們的計劃。如果我們能夠客觀地分析，我認為我們沒必要對蘇聯現在的形勢感到絕望，我們也不必擔心它會危及世界的和平。

現在，駐蘇的英國人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書面材料，請求派遣紅軍向受困的波蘭人空投物資和軍需品。蘇聯政府給出的答覆是，未來我們還要在歐洲開展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可能比今天米科瓦伊奇克與波蘭委員會談到的合作還要多。

我坐在圍牆上吃了一個三明治，面前是一條綠樹成蔭、鋪滿鵝卵石的公路。真高興又回到了歐洲。我騎車穿過切爾諾希采（Cernosice），進入樹林和山間。在一個鄉間酒館里又吃了幾個三明治，還喝了杯啤酒，給我端啤酒的是一個矮胖的老女人。酒館的牆邊擺著一圈木製長椅，木椅上坐著一個小夥子，他帶著一個裝著鴿子的布袋，他旁邊還有一個抽著長煙斗的老頭兒。從卡爾施泰因（Karlstein）回來的路上看到一列火車，車上載滿了複員軍人，我聽見他們冷漠地開著政治玩笑。

對我而言，這裏的主要魅力在於，這裏與我祖父的龐大地產毗鄰。那些地產都是他從南北戰爭的戰場歸來之後獲得的，大部分土地都用來耕種了，用五道圍欄圍了起來。我家裡還保留著父親回憶童年舊事的記錄，那是他去世之前不久寫下的。我驚奇地看到，七十五年前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前往外界的交通工具——來往于狹窄河道的燃木汽船至今還在為當地人服務。每年的特定時節，印第安人和成百上千的野鴨都會來到小溪旁，採食沼澤地里瘋長的野生稻穀。

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樣，能夠理解蘇聯所處的尷尬境地。引發實質性矛盾的當然不是領土問題，而是波蘭政府的問題。蘇聯政府正在給自己設置不必要的麻煩，很明顯，負責制定蘇聯政策的人要麼從當權者那裡接收了錯誤的信息，要麼對局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與羅伯茨、卡多根還有英國代表團的另外兩三個人共進午餐。奇普也在，我倆打算用我們對付蘇聯政府時練就的那套技巧動搖卡多根的鎮定。

下午，出去散步很長時間。市鎮前面的房屋看起來整潔而勻稱，散發著寧靜的清教主義氣息，也彰顯著固有的不張揚的繁榮。這裏繁縟的禮節讓人不難想象出此前那一批批前來討茶的遊客，要怎樣去面對服務員充滿懷疑的眼神，在這裏他們的社交水平受到了最仔細的審視。很明顯，在這個國家裡，如果成年人不懂得享受生活，就無權要求獲得溫暖、寬恕或者柔情。但是，文明的確就是如此，我悲哀地意識到，我所受的教育竟然讓我顯得如此缺乏修養，粗魯不堪……

迎合美國民眾這些自相矛盾的態度，已經成為美國每一任總統和國務卿的職責：一方面要求我們避免捲入歐洲惡劣而複雜的政治現實當中，一方面又敦促我們的政府採取相應的行動以免歐洲成為一個麻煩策源地。當面臨這種困境時，總統和國務卿們永恆不變的對策就是求助於一份抽象的方案，這種方案能夠暫時掩蓋具體對策的一切缺點，迎合了美國人喜愛的崇高道德原則，同時將未來可能爆發暴力衝突的責任拋給下一屆政府。

【9月在倫敦舉行的外交部長會議不歡而散，此後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採取了更柔和的姿態，他打算在莫斯科舉行一次會議，並提議制定一項防止核軍備競賽的協定。與伯恩斯相比，凱南和哈里曼認為這種努力實際上是美蘇在「二戰」期間協作關係的一種延續，對其能否奏效心存懷疑。】

面對這些情況，我只能感覺到在波蘭問題上我們的整個行動有些草率。我反思大國對小國漫不經心地提供的建議，建議所涉問題關乎著後者的重大利益。現在，我很難過地發現自己已經成為這一失誤決策中的一部分。我真希望我們沒有發表那打著官腔的樂觀言論，我真希望我們判斷準確，我真希望我們從敵人手中挽救忠誠的盟友時，也能挽救他們於我們的朋友之手。對於波蘭人民遭受的悲劇，我們應該俯首沉默。

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和斯大林斯克（Stalinsk）之旅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普通美國人長期以來的思維模式，他們無法理解歐洲人，甚至很希望災難降臨到歐洲人的頭上，然後他們就可以表現出一副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在他們的心中，歐洲承載了罪惡，對歐洲感興趣的人也是罪惡的。他們認為，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認真思考歐洲問題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是應該受到懲罰的不道德行為，是對美國價值觀的背叛。「參与」歐洲事務的總統會受到他們的指責，而裝腔作勢對歐洲持傲慢態度的總統則會受到讚揚。

1.蘇聯人對我們的誤解與日俱增，我們卻任由其發展。這些誤解與實質問題無關，而是因為我們沒能考慮到他們的心理，比如戰爭罪行條款或佔領區域劃分，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6月14日，希特勒的軍隊開進巴黎，經過德軍的特許，凱南前往海牙和鹿特丹，與滯留當地的美國外交官恢復聯絡。】

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長者的家。老人保養得極好，已經九十多歲了，留著濃密的鬍鬚。我們並肩坐在門廊前面的搖椅上，他跟我講起了舊日的時光。他還記得南北戰爭爆發前少年時代的往事……在他的建議下，我又去拜訪了一位農場主，他的農場過去是凱南家族的產業。這位農場主相貌英俊，一雙藍色的眼睛閃著柔和的光芒，上揚的嘴角流露出他堅韌而敏感的個性。四輪馬車慢慢地在田間轉了一圈又一圈，機械收割機無情地割斷了乾草，年輕的農場工人順勢把乾草裝上馬車。碎乾草屑漫天飛舞，我一邊跟在馬車旁邊走，一邊和農場主討論家族史。

離開科克家，我們開車穿過海港地區。戰火給這塊狹小區域造成的破壞是我平生所罕見的，不亞於在鹿特丹看到的悲慘景象。我相信，大部分破壞都是盟軍轟炸造成的，可我無能為力，只能默默地思考這樣做是否值得……

晚上九點，我們離開莫斯科已經九十八個小時了。列車慢悠悠地通過鄂畢河（Ob River）上的長橋，然後加速駛入了新西伯利亞車站。列車進站時，新西伯利亞市蘇維埃副主席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捷列先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Tereshchenko）正站在月台上，穿著彆扭的裝束：扎著領帶，穿著夾克，戴著只有正式場合才會佩戴的禮帽。他滿頭是汗，搞不明白自己幹嗎要跑到這兒來。見到不想看見的人，再加上四天來一路上的顛簸勞頓和糟糕飲食，讓我對他的態度有些冷淡。我猜他一定想知道，他這頂帽子戴得是不是有點兒多餘……

山姆·雷伯也在晚宴上，他是從羅馬到這裏來和我們共度良宵的，傳說納粹黨衛軍曾經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指甲和腳趾甲都剝掉了，據說他把大量烈性炸藥藏在德國大使館里。

為了凈化自己的靈魂，也為了弄清「鄉村」本身真誠而質樸的內涵是否依然存在，我利用最近一次回國的機會重返家鄉，花費幾天時間騎著自行車漫遊。那裡，才是我永遠不會忘懷的故土。

27. 再次看望帕扎克，向他解釋誤會。

波倫和以賽亞·伯林來吃晚飯，我們一直聊到夜裡一兩點。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見多識廣、最聰明睿智的外國人，他說在這次訪問中他學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長者和年輕人的觀點仍然存在衝突；（b）對年輕人而言，讓他們感到在蘇聯體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經濟保障至關重要；（c）馬克思主義教條理論對蘇聯人民思想和行為上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他非常贊成我的觀點，我們都認為從現在起，美國的政策要想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就必須在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找到一個準確的定位。

【儘管凱南對蘇聯政府多有批判，但他對蘇聯人民和他們的文化都很熱衷。七年之後重返莫斯科，凱南發現自己「每一分鐘都陶醉其中……它給了我一種莫名的滿足感，讓我感覺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這些蘇聯人身邊，感受到他們澎湃的激|情和活力，我有時候寧願自己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如果我是蘇聯公民，肯定會被送去），也不願生活在沉悶的派克大街上」。親近蘇聯民眾的渴望讓凱南難以接受克里姆林宮的做法，蘇聯政府嚴格限制本國公民與外國人聯繫，讓他感到自己「始終是一個不被信任的局外人」。】

20. 樓上樓下都沒有找到惠特科姆，想針對他提出的要求跟他談談。

星期天，整個上午都待在家裡。中午，下樓吃飯。下午，安娜·弗洛伊德來訪。她人到中年，深邃的雙眼略顯疲憊，生就一張敏感而睿智的面龐，總之，她是那種你看過一眼便再也無法忘懷的女人。

中午在大使館與波蘭總理及其隨行人員共進午餐，今天他們要與斯大林會晤。

船剛剛在勒阿弗爾（Le Havre）港口放穩舷梯，沸騰的歐洲危機立即呈現在我們面前。勒阿弗爾的領事在第一時間登上船，告訴我不能再繼續前往漢堡了，我們只能把乘客卸在這裏，然後儘可能多地搭載想避難的美國人返回美國。家人在慌亂之中迅速地將物品收拾進汽車的後備廂和手提行李箱，我匆忙地做了一下安排，把車子暫留給領事看管。通過電話，我終於聯繫上大使館的負責人，下午五點半左右，全家人被送上一列擁擠不堪的海陸聯運列車，向巴黎進發。

我們到達新的芬蘭邊界，並在芬蘭第一站停下來。眼前所見一下子變得整潔起來，讓人感到很愉快。新的車站大樓已經竣工，雖是簡單的木質結構，但有種別具一格的現代格調。站台修葺一新，非常乾淨。站台上有一個剛剛刷過油漆的報亭，上面擺放著報紙，食品攤則閑置著。不過，這個車站幾乎空無一人，天空一片灰色，眼前的一切讓人有點兒憂傷。

1. 自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結束以來，蘇聯的政策一直保持不變。蘇聯政府從慕尼黑會議后就沒有懈怠過，一直在歐洲和亞洲的鄰近區域尋求建立更加廣泛的勢力範圍，並且要求本國在當地的權力至高無上。在克里姆林宮高層的心目當中，這是蘇聯戰後政策的應有之義。在考慮和尋求與其他大國合作時，他們始終堅持認為自己這一首要的，也是最起碼的要求至少應該得到對方的默許。他們從未意識到與其他大國的合作意味著彼此間關係的長期緩和，反而一直力圖阻止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蘇聯，同時也阻撓蘇聯人民從外部世界學到更多的東西。

斯特拉斯堡是我們唯一經停的站，那裡很多房子的房頂上都懸挂著紅十字標誌。除此之外，這個平靜的小城嗅不到一絲緊張的氣息。

終於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D馬上要走了，用不了幾天他會連人帶物從這個公寓里消失。大家都面臨著離別，世界又將重新變得陌生而冷漠。

下午和大使談話，商量了幾件事。我提到，我認為我們應該關閉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總領事館，因為我方人員遭到了無禮的對待（被完全孤立，對他們的監視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程度，屋裡安著泛光燈，街對面房屋的玻璃窗后密探的面孔時隱時現，種種手段，不一而足），我們在辦公室外的行動自由都無法得到保障，又如何來維持領事館的運作？大使說他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設立領事館對我們的政府很有益處，應該保留下去。

除了承載了我的童年記憶，這塊土地還具有其他特點，這使它成為此次探險的目的地。首先，威斯康星州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州；其次，它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地方：既不太守舊又不太前衛，處於東部和西部的中間地帶；最後，威斯康星州的經濟比較繁榮，社會也在進步。在那裡的任何一個角落，人們都可以找到最鼓舞人心的、最具現代美國特色的成就。

哪怕從軍管政府的立場出發，我都很懷疑這些觀點的公正健全，但是又插不上話。

2. 為了確保完成第1點的任務，同時做出心理示範，完成盟軍佔領行動。

不，我想過，偶爾想過。不過這次的事給了我巨大的也是最後的觸動。這裏當然包含有一些孩子氣的固執和任性。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一直生活在挫敗感當中，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那時，我就象徵性地搞些破壞以示反抗。我說如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我就永遠不會停下追求的腳步，我永遠不會為一點點的成績而驕傲自滿。

總而言之，我們政府的整個體系與我們追求的目標——建立並推行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始終如一的歐洲政策，背道而馳。

今天去了辦公室。胃炎犯了。由於對孤立主義的理解不同，我與格弗勒發生了一場讓雙方都很不愉快的激烈辯論，事後我意識到自己必須調整了。

昨天，波蘭委員會的領導人們在一個名叫貝魯特的人帶領下到達莫斯科機場。東道主在機場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並以最高規格接待了他們。我至今對貝魯特還一無所知，據說他是波蘭全國委員會（Polish National Council）的主席。蘇聯的官方媒體報道了這一盛況，卻隻字未提此次訪問跟米科瓦伊奇克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實際上，蘇聯的民眾也從未被告知米科瓦伊奇克曾經來過。

5. 增設戰爭部和海軍部的代表。

上校斷然答道，這是一個錯誤的解決辦法。「用我們蘇聯的話說，」他說，「『困難』這個詞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能辦到的，那就罷了。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麼一個人永遠都不應該去抱怨有困難。」

30. 跟佐恩談起酒店的管理和一些竅門。

儘管日記中缺少對1943年的記錄，但這是對戰爭結果起到關鍵作用的一年，也是凱南作為外交官職業發展較快的一年。經過在蘇聯、義大利和太平洋上的幾場鏖戰，盟國最終取得了重大勝利。在里斯本，面對國務院和戰爭部（War Department）關於亞速爾群島基地權利問題談判的命令，凱南感到非常困惑，他不顧指令，直接向白宮發出呼籲。當時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聽完凱南的建議之後，非常支持這位外交官的計劃，同意接近葡萄牙的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Salazar）。

「你知不知道，」她用不耐煩的語氣問道，「在喀山到底從哪兒能叫到一輛車？」

2. 撤換斯塔克海軍上將，委任一個單身的年輕軍官接替其海軍顧問一職，這個崗位的職責就是嚴格地僅就重要的海軍事務向代表們提出建議，相應地，他無須直接與海軍部對接。

熱鬧的一天。我們期待著國務卿一行的到來。猛烈的暴風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給蘇聯氣象部門打電話詢問天氣狀況，他們回復說在這樣的天氣條件下不可能也不會有飛機降落。大約十二點，外交委員會的一個年輕官員打電話來通知我們，國務卿的專機已於十一時從柏林起飛，但蘇聯紅軍和機場的人說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下午一點半，我剛要去吃午飯，布魯克斯·阿特金森進來說，他剛剛接到英國大使館的通知，他們聽說國務卿的專機已經折回柏林。我分析這種情況極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閑地吃了一頓午飯。回到辦公室后，看見同事正在接電話，是外交委員會的人打來的。來電者的語氣聽起來非常緊張，說國務卿的飛機馬上就到了，隨時有可能在中央軍用機場降落。我問大使在哪裡，他們說他已經去了二十公裡外的城南某機場，因為他聽說國務卿的專機可能在那裡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開著值班用車一起往中央軍用機場趕去。暴風雪還在發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讓你無法分辨出哪裡是天空哪裡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們到達機場時，無線電廣播車已經悄悄停在那裡了，還有很多蘇聯車輛。我們被帶到機場邊上的一棟小樓里，兩三個新聞記者隨後也跟著進來了。幾分鐘后，我們聽到飛機引擎的轟鳴聲，隨後看見一架四引擎飛機掠過了小樓的屋頂。我們衝到外面的平地上，風雪減弱了一些，能見度也提高了。迪卡諾索夫帶著一名助理和內務部的一些人站在那裡。有人舉著兩根鐵杠子，上面懸挂著蘇聯和美國國旗。駕駛員想方設法讓飛機平穩著陸，但飛機顯然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離，停到我們面前。機場工作人員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們跟隨著蘇聯接待人員一同迎過去。國務卿穿著鮮亮的外套，沒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後站在深雪裡向歡迎的人群問好，並通過擴音器發表了簡短的演說。寒風呼嘯著從人群中吹過。我迅速把國務卿帶到距離最近的空車上，又載上本·科恩和侍從武官，開往大使官邸。凱西已經為他們準備好熱飲和湯羹，陪著他們應酬，直到大使從機場匆忙地趕回來。之後，我回到辦公室整理材料。

一路上陽光明媚，空氣中溢滿了初夏的芬芳，那是新割的牧草的味道。濕地里有各種活躍的小生命。這條公路雖然算不上主幹線，但是很寬闊，上面鋪著厚厚的瀝青。

六個月前，我還是德國首都的一個囚犯。現在，作為一個了解內情的人，要是讓我來分析，我們當時能否被交換回美國，我想概率各佔50%。我知道如果我們沒有獲釋，就將大禍臨頭，不但人格會徹底墮落，肉體也會飽受摧殘。

每個公道的旁觀者都會理解戰爭給蘇聯人民帶來的創傷，以及他們為之做出的犧牲。如果將戰爭中的磨難坦白而真誠地一一道來，那麼每個懷有正義之心的外國人都會由衷地表示同情和深切理解。但令人反感的是，蘇聯官方總在不斷地強調，這裏展示的是一種先進而高度民主的工會組織形式，這種形式明顯比西方國家現存的任何工會都要優越。只要這種傲慢和無知的自吹自擂還存在，明眼的外國旁觀者自然而然就會生出一種懷疑和憤怒的態度，從而謹慎地去選擇蘇聯工會為他提供的一切信息；他會發現，按照西方的標準，蘇聯的制度存在大量刺眼的缺陷，而此時想去原諒制定這種制度的主人該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1945年是凱南處於過渡期的一年。伴隨著4月12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逝世以及5月8日納粹德國的投降，美國的對蘇政策開始傾向於凱南所主張的強硬路線。這是凱南一舉成名的前一年，他前往西伯利亞旅行，在那裡他享受著與蘇聯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官員在一起的快樂生活。

5. 如果我們想針對蘇聯目前的形勢有效地進行調整，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第二站的行程特別枯燥。沿途只路過一個村莊，這個村子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名字——奮進村。我是在下午三四點鐘路過這裏的，遺憾的是，在村子的先輩們心中，「奮進」這個名字的含義主要是道德規範方面的。根據約定俗成的習慣，本來應該開「小酒館」的地方，被一座堅固的「福音堂」佔據了。我問兩個穿工裝褲的男人哪裡能買杯啤酒喝，他們咧嘴笑著對我說：「這裏買不到，這地方啥都沒有。」不過，他們對人倒是非常熱情，我剛剛騎出村口，他們就開著福特車追上了我，朝我大喊：「前面一英里，在你的左手邊。」騎了一英里之後，果然在左手邊看見了酒吧的標誌。我走過去，在旅館後面發現一間燈光昏暗的酒吧，裏面很涼爽。酒吧里四個醉醺醺的男人正勾肩搭背，一遍又一遍真誠地互相詢問：「感覺難不難受？」

我們前天晚上八點一刻離開巴德瑙海姆，我把臨行人員集中在賓館大堂里，然後集體步行去火車站。那是一個溫暖的五月夜晚，只是天色有點兒陰沉。當地居民有的站在路邊，有的透過玻璃窗，貌似平靜地目九*九*藏*書送著這些「該死的美國佬」離開。儘管德國軍隊一路凱歌，但也許這些居民中大多數人的內心感受是複雜的，摻雜著敵意、嫉妒，也許還在不安地發問：「如果美國人贏了，結果會怎樣？」

那就是戰爭。我記錄這些讓人沮喪的預言，而不是寫下充滿英雄主義的豪言壯語，是因為我感覺到，如果我能不斷地為自己記錄下這些想法，我就能更加釋然、輕鬆、滿懷喜悅地去做好我的工作，而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緊張兮兮的。

離開車站后，我們去了公園，觀看了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舞蹈團的表演。觀眾們看上去非常高興，不過我個人主要是為鄧肯本人高興，慶幸她沒活到親眼看著自己的藝術被糟蹋。行程以一場馬戲結束，所謂馬戲的全部內容就是馴獅表演，獅子把生肉從女馴獅員口中叼出來。女馴獅員長得非常醜陋，我們對兩者的勇氣都深表欽佩。但這種表演竟然配了一曲有些哀傷的音樂，讓我們昏昏欲睡，於是我們決定就此結束對新西伯利亞夜生活的體驗。

話題轉移到政治事件上來了，我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我認為心胸狹窄的政權最善於將周圍的人都看成邪惡和圖謀不軌的敵人，出於那種令人難以容忍的狹隘態度，他們經常成功地把明明沒必要視為敵人的對象發展成真正的敵人。舉個例子，當我被問及米科瓦伊奇克、體面而不快樂的法國人，或者波蘭人和芬蘭人是不是希特勒的特務時，我的回答是：「還不是，但如果在飛揚跋扈的人那裡受到的偏見和敵意讓他們無法做出明智的選擇，他們最終有可能會淪入希特勒的陣營。」只要聯合陣營內依然存在這種偏見，那麼我們就會吃驚地發現，一直以來我們視為正派的團體，原來是惡魔的真正代理人。如果我們與野蠻勢力同流合污，一道宣揚仇恨和污衊之詞，那我們就真有可能促使他們成為惡魔代理人了。

商販與客人之間很少發生爭吵，偶爾發生一次，通常都是因為分量不夠，而非價格不公道。因為買方和賣方使用的容器千差萬別（每個人都得自備大容器），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分歧，有時會因分量不足而爭吵。狠話也說過，但說過也就說過了，大多數紛爭都有著幽默和溫和的結局。我親眼目睹過一幕，一個軍人跟一個上了年紀的鄉下婦女理論牛奶分量不足的事情，身邊圍著一圈同情他的看客。他幽默地說：「你最好仔細點兒，我的大娘，別想著算計完我后能逃到另一個世界去，我跟你說連大天使都是我的朋友。」面對鬨笑的人群，老婦人趕緊溜走了，一個小插曲就在這樣的笑聲中結束了。

今天上午在船上給大使館打電話，請他們幫忙預訂從巴黎飛往布達佩斯的機票，我希望經羅馬尼亞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後來，看到英國報紙說美國的公使館已經從布拉格撤離，由於沒有提及公使館最終遷移的地址，我決定穿越魯塞尼亞曠野繼續我的行程。

駐外工作是件苦差事，唯一的好處就是能夠拿到現金報酬，除此之外再無可取之處。如果不是為了家人，可能我不會在這裏再多待一天。另一方面，因為有了家庭，我想象不出離開這裏我還能去哪兒。我不能要求我的妻子和孩子們跟著我去過早期基督徒那種的與世無爭的生活，比如去務農，那就意味著孩子們將無法享受先進的教育和所有先進的生活服務設施。我必須把握住現在，以防發生那種更大的不幸。但我還不至於馬上變成無產階級，從理論上來說，有一天我可能真的會這麼做呢。

美國民眾讀了新近的盟友——蘇聯人的奮鬥史和苦難史之後，迫切地要幫助他們。他們向紅十字會或者蘇聯戰爭救濟會捐款，毫無怨言地負擔因對蘇聯實施《租借方案》而產生的額外工作和稅負，並善意地接受了給予蘇聯政府最大限度貸款的觀點。有多少旅行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難，也看到了他們堅強的勇氣：年輕人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享受不到絲毫的舒適或放鬆；中年人的記憶里滿是沒有安全、沒有和平的人生經歷，也不敢再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希望；寡婦和因戰爭負傷的殘疾人擠在狹小的住宅里，穿著破舊的衣服，對著空空的米袋，境遇非常可憐。舒適和便利——這難道就是他們對未來所有的渴望？這就是他們的希望和秉承的信念嗎？當然，這個充滿天分和魅力的民族，在摒棄了一個較為寬容的社會中那些空虛庸俗的困境后，已經組織起來，準備建設一個公正理性的社會，之前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說還有一個地方，那麼就是這裏，這裏就是實用天才的用武之地，他們渴望對他人有所價值，這些恰恰是美國人的鮮明特徵。

想要在委員會中充分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我們情願去承擔這樣的責任嗎？我知道，每一個務實的美國人都知道，我們不願意。在距離本國領土千里之外的地區，我們的政府無法去構思和實施一項長期不變的政策。在外交領域，我們採取的行動都是政治家對國內政治生活做出的過激反應，而左右國內政局的總是能發出聲音的少數派。

過了漢諾威，我們遇到了一長串裝滿囚犯的悶罐列車，這些人是來自西歐的新戰俘。列車唯一開放的地方，就是每節車廂靠近尾部上方用來採光和流通空氣的小窗口。通過這些小窗口，我們能看見戰俘的腦袋和蒼白的面龐，他們充滿憂慮和鄉愁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車外極度荒涼的德國平原。

13. 給費舍爾寫備忘錄，提醒他往裡斯本寄信的事情。

6月21日，也就是星期四，我回到新西伯利亞。與在斯大林斯克照顧我的女服務員們告別，在此停留期間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原本打算在這裏住上幾個月的，而不是短短的二十幾天……

1938年上半年，凱南仍在華盛頓國務院任職。6月，他騎自行車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橫穿家鄉威斯康星州。8月，國務院派他前往布拉格。短短几周之後，德國以開戰相威脅，向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提出領土要求。緊接著，慕尼黑會議召開。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席捲全球。6月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12月11日，德國對美宣戰。即使發生了這些重大事件，凱南仍然只寫了幾篇日記。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今晚在他的農莊過夜。房子里有浴室也有餐廳，不過我們是在一個寬敞的大廚房裡洗漱和吃飯的。這個大廚房佔據了整棟房子的中心位置。與我共進晚餐的有農場主夫婦、他們的兒子，還有三個農場工人（其中一個是年輕的印第安人）。這頓晚餐是農場主太太親手準備的。她沒有「幫手」，一個人做好了所有飯菜。餐桌上擺滿了熏鯉魚、洋蔥、奶油土豆，配著當季草莓脯的小圓麵包、巧克力蛋糕、奶油草莓和檸檬汽水。

這樣的一種政策只能謹慎地建立並推行，其間不允許出現任何閃失。而我們卻堅持要把手裡的底牌都光明正大地放到桌面上，以便美國人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見……

我們驅車前往鹿特丹。沿著一條普通的街道進入市區，商店都在正常營業，有軌電車往來穿梭，人行道上忙碌的人們熙來攘往。突然，幾乎沒有過渡，就像有人揮舞著一把巨大的砍刀一下子把城市劈成兩半，視線所及之處看不到房屋，城市從這裏開始變成了一片滿是殘垣斷壁的廣闊廢墟。殘存的牆體隨處可見，有些房屋基本框架還在，不過大多數已經被摧毀，夷為灰色的平地。主要街道幸免於難，有軌電車和汽車像往常一樣通行，諱莫如深的荷蘭人像什麼災難都沒有發生一樣，淡然地騎著自行車。在城市的一個主要區域，交通仍然十分擁擠，不過附近沒有任何建築物，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位於鄉村的交叉路口，而旁邊的曠野則是一個堆積殘骸和垃圾的傾卸場。

晚餐過後，工人們相繼離開，只剩下我們坐在「客廳」里閑談。農場主的兒子二十多歲，眼睛近視，性格溫和，有些愚鈍。在整個閑談的過程中，他幾乎沒怎麼說話。到了深夜，農場主的女兒回來了。她跟朋友們在城裡玩了一整天。她是一個大學生，準備做一名體育教師。這樣一個聰明、時尚、自信、身強體健、精力充沛的女孩走進來，彷彿給這個陳舊農舍里令人疲倦的夜晚帶來了另一個世界的新鮮氣息。看不出女孩是否願意像她媽媽一樣甘心做個農場主的妻子，跟她媽媽年輕時相比，她顯然接受了更良好的教育，視野也更加開闊。二者比較，結果孰優孰劣，我們暫且不去談論。實際上，城市生活雖然變幻莫測，但也充滿機會，它會像接納其他農村孩子一樣接納她。無論她的未來是暗淡還是光明，她都應該馳騁在更廣闊的空間當中，而不是拘囿於一個小小的農場。

17. 給貝利和勞克胡夫寫備忘錄，要求他們闡述對瑞士公使館來信的意見。

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晚上到巴黎接上我們，為了避免遭到空襲，城裡已經實行燈火管制，我們只能一路沿著漆黑的街道向賓館駛去。

24. 跟查理·史密斯商量給奧尼爾寫信的事情。

上午在國務院開完會，中午動身返回鄉下，為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海外履行國防義務做最後的準備。這些準備工作與以往截然不同。以前，那種冒險、期待、興奮的感覺總是伴隨著我，而這一次，所有這些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18. 跟奧克斯納探討格拉菲斯的事情（格勒博夫）。

1. 找一個精力充沛、經驗豐富的人取代懷南特，這個人可以把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委員會的工作中。

在我們依靠武力或高壓政策對德國內政承擔起任何重大職責之前，我們應該首先慎重地考慮一下吉本的建議，是否我們已經下定了決心，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要這麼做。這可能需要我們付諸武力，而這種付出與我們想要的積極結果是不對稱的；這也可能需要我們的軍隊學會殘忍，而這種殘忍只能讓軍隊自身變得更加殘酷無情，也許只能成為政府一次最壞的教訓。若想成功，就需要我們與蘇聯在目標和方法上令人信服地達成最大限度的協調一致。

我們在邊境遇到兩列運載納粹黨衛軍的火車，它們正在旁邊的軌道上等待出發，平板車廂上裝滿了機動車輛、高射炮和行軍炊具。與剛才看到的戰俘列車不同，這些悶罐車廂的滑動門敞開著，士兵們擠在車廂門口四處張望，表情都很相似，有的盯著我們乘坐的豪華列車，有的聚精會神地讀著我們這邊的乘客扔過去的報紙和雜誌。

我也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英美關係中重要的穩定力量上來，平衡雙方關係的方式有成千上萬種，因為兩國人民之間的私人交往又何止萬千。我告訴他，在戰爭期間至少有一萬或一萬五千名美國軍人在英國同當地姑娘結了婚，現在美國政府允許這些婦女到美國去生活，這就意味著每一樁婚姻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會強烈反對美英兩國之間產生實質性的麻煩。我引用了發生在蘇聯的一起事件：十二個美國工作人員與俄羅斯姑娘結了婚，現在仍然有好幾位女士被限制離開蘇聯，無法到國外與丈夫團聚。我說這些人必須了解這樣一個事實：有成千上萬美國人在倫敦過著正常的生活，有成千上萬的英國人在美國過著正常的生活，也有無數的旅遊愛好者自由地穿梭在兩國之間。上校沒有否認這一點，但是他強調，雖然高層之間在政策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在蘇聯民眾中，沒有人願意與外國人親密接觸，在這一點上，他們比對待任何事情都更加小心翼翼。我回答說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想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將會非常非常困難（有些話應該說，但我忘記了，那就是兩國關係這樣的事情跟我們在戰爭期間的聯盟沒什麼差別，那時兩國聯手摧毀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誰都不藏任何私心）。

此刻，這種安靜的夜生活就像是流動的監獄，緊閉的門窗，封閉的人群，這似乎間接證明了美國人極度偏好個人隱私的誇張說法。英國上流社會這種邪惡的習慣，在我們這裏卻成了全體國民的癖好。這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悲哀，是忘記了如何去共同思考、共同生活的一代人所面臨的共同困境。這些人的私生活是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致他們都不敢隨意跟陌生人有一星半點的接觸。他們對樂意分享生活和分擔難題的大多數人，既失去了好奇心，也失去了責任感。

不過，以前你並不這麼想。

25. 去看望帕扎克，跟他談了談行李的麻煩。

下午在市中心散步，我完全被這裏的建築和整個城市迷住了。我想，在維也納生活的那一年一定在我心中埋下了鍾愛巴洛克藝術的種子。

3. 設立軍事顧問，這個職位不再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而是只對代表負責的獨立顧問。

不過，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你還要堅持自己，而不去做一些改變呢？

很顯然，在這裏，在我們腳下延伸出去的廣袤平原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民族：他們才華橫溢，心地善良，魅力非凡，有著豐富的閱歷；他們是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地容忍殘酷和粗率行為卻又高度重視倫理價值的民族；是一個精力充沛、富於創意又具有強大耐力和活力的民族，他們深信自己一定會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積極有益的角色，並渴望這種夢想成為現實。

今天，我開始閱讀伊利亞·愛倫堡的戰時文章全集《戰爭》，結果令我大失所望。除了讓人厭惡的戰時宣傳之外再無其他：對這場戰爭悲劇沒有做出任何評價，文章中充斥著對德國人的控訴。作為一個蘇聯作家，對這些內容本是三緘其口為好（除非德國人身上邪惡的東西在蘇聯人看來是正義的），通篇是對引文幼稚的曲解和誤讀，對我們面對的敵人沒有進行任何認真的本質性的剖析。難道這次戰爭中的蘇聯真的那麼脆弱，以致需要通過這種虛假的胡言亂語來保護自己？簡直讓人難以置信。愛倫堡文風低俗，扭曲事實的做法醜陋無恥，其知識分子的立場不比戈培爾博士那些人更崇高。要麼是愛倫堡有問題，要麼就是蘇聯在戰爭中的立場有問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如此自貶身份地對人下詛咒。納粹德國的過錯也沒有這麼複雜敏感，根本不必以如此誇張的手法去矇騙讀者。

15. 就格勒博夫一事給瑞士公使館起草信件。

在他們和外部世界之間，橫亘著一個無比殘忍和充滿猜忌的政權。這個政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俄羅斯人民真正的財富是什麼，哪些事情具有可行性，哪些事情具有危險性。這個政權把人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下定決心絕不允許外部世界影響到他們。基於這個目的，其首要策略就是教育人民既不要懼怕外國強大的武力，也不要接受他們的幫助。蘇聯政府必定將自己塑造成世界上唯一正確、高尚、慷慨的角色，對所有持懷疑態度或者不順從的人表現出理所當然的憤怒。正因為如此，其整個制度體系要力求避免本國公眾的思想受到任何外國因素的影響，要把可能對蘇聯人民產生影響的外國政府或者個人的行動，轉變成對蘇聯政府自身有利的行動。

最讓人驚奇的是，市區與這塊被徹底摧毀的地方（被毀房屋數以千計）之間竟然沒有任何過渡地帶。凡是沒有被炸彈擊中的地方，一切都完好無損，秩序井然；凡是炸彈落下的地方，都片瓦無存。我看到，在城市的一側，商店正常營業，人民正常生活，完全是一副正常的景象；而在另一側，觸目所及，都化成了一片白地，只剩下冒著黑煙的殘骸，此外再無他物。

我很厭惡自己在精力旺盛的中年時期就變得了無生氣，碌碌無為；我意識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令人生厭，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跟別人炫耀。

雖然這種節衣縮食的生活並沒給凱南帶來太大的困擾，但個人生活的危機卻讓他痛苦不堪，他對一段無疾而終的婚外情感到深深的絕望和極大的屈辱。在這段時間里，他還協助組織了「巴德海姆大學」（Badheim University），他很享受在那裡講授俄國歷史。

4. 停止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委員會工作決議的參与。

可是，對於這一切，她顯然無動於衷。這些年來她為D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賺錢，她正因為穿了新衣服而喜形於色，眼神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渴望和美好的憧憬。她還年輕，她是我們當中唯一不受這場離別影響的人。

傍晚，我們坐在「商業自助餐廳」里，小店裡放著兩三張桌子，一個自助餐架，還有些已經不新鮮的蛋糕，價格都高得離譜。店裡坐著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時的灰色旅行裝，她雖然默不作聲，但儼然已經將自己與我和博羅杜林劃在了一個陣營，自視為旅客中最尊貴、最有影響力的人，似乎只要隨便撥打一個電話，就能叫來一輛車帶我們瀏覽整個喀山的美景。基於這種輕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將餐廳的女孩叫到她面前。

即便如此，上午的陽光對冷清的公路卻毫無憐憫之意，像對其他地方一樣，開始了對公路的炙烤。我蹬了幾個小時的自行車，需要小憩一下，欣慰的是，正好在湖邊發現了一個小村莊。村中的旅館是一座比較新的小樓，它的原址是一家拓荒時代就存在的老客棧，新旅館中裝飾著從附近村莊淘來的「老古董」，我不確定這裡是否比我兒時見過的那種擺著黑色皮長椅和痰盂的鄉村旅館強。不管怎樣，我在這裏遊了一會兒泳，還花六十五美分吃了一頓午餐，午餐很豐盛，有洋蔥、白蘿蔔、搭配蘋果片的烤梭魚，還有黃油麵包、櫻桃菠蘿沙拉、牛奶、冰淇淋和草莓。儘管家鄉炙熱的陽光讓我感覺極不舒服，但正午剛過，我還是頂著炎炎烈日開始了第二站的征程。

【隨後的日記摘錄了喬治寫給姐姐珍妮特的一封信。】

華盛頓的美也僅限於它的公園、樹木和花園。

中年婦女給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打了一個電話，但是一個小時過去了，汽車還沒出現。我們決定步行出發，一直走到一個遊樂園。天馬上就要黑了，人群正在往那邊聚集，去參加一種叫作「大眾健走」的活動。我們從素昧平生的人手中借了二十戈比，在公用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決定讓汽車開到遊樂園來接我們。

憑我的經驗，如果一個男人感覺自己很年輕，那就說明這個男人內心一定很強大，非常樂觀，他的人際關係也處理得非常融洽，不過相對地責任心就差一些。上述這些特點我都沒有。因此我無法做到年輕有為，但我也不允許自己繼續年輕時的無為。人生徹底失敗的結果遠非我所能承受的，並且會影響到我愛的人。

我只在列寧格勒待了三天，但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我讀了那麼多有關此地的資料，在波羅的海諸國生活的那幾年，我已經愛上了北方一馬平川的平原、傾瀉而下的陽光、冬日里的嚴寒，但最難忘的，還是讓人備感溫暖和充實的人際關係……

新來的移民對美國的歐洲政策頗有怨言，這些人利用大眾的普遍偏見，只要我們的政府在歐洲做了讓他們不滿意的事情，他們就會迅速而不厭其煩地向民眾宣揚，說這是一種背離美國基本原則的行徑。

在不衛生的傳統習慣影響之下，各種疾病肆虐，嚴重損害了人們的健康，民眾越來越執著于狂熱的宗教信仰。在無所不在的信仰原則指導之下，整整一半的人口被判有罪，換句話說，是作為人口半數的女性被無限期地變相軟禁在家裡，被限制和排斥在各種社會生產活動之外，田園生活的心理習慣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也一直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間的差別。

11. 莫里斯先生來向我陳述酒店工作人員無禮對待瑞士人的經過。

下午，被拘禁的同伴們為行李的事情吵了起來，其中也包括某些高級官員。他們不想按照德國人的要求，除一個過夜包外將其他所有手提行李都放進行李車，也不同意離開柏林的當日背著過夜包上火車。這弄得我心煩意亂，對他們來說彷彿這就是頭等大事了……就在同一天，英國軍隊已經開始挺進馬達加斯加，法國命運未卜，成千上萬的人正面臨死亡和飢餓，這些人卻為了自己的所謂大事而爭吵不休。我要提出正式的控訴：如果你們能夠意識到，不久的將來自己真正要肩負的重任，其成敗關乎著人類文明的存亡，那麼現在你們根本就不會介意拿不拿手提包了！

下午回到公使館，這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經通過廣播發出通知，告訴人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決定坐飛機返回……旁邊坐著一位稍微上了點兒年紀的職業女性。她長著一雙男人一樣的大手，是建築行業協會中央委員會委員，此次是前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參加一個會議。她沒有受過教育，但是很聰明也很機敏。在飛往鄂木斯克（Omsk）的途中，她與我長談，她對飛行的觀察和對生活的體會充分地展現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女性的敏銳和魅力。我們在鄂木斯克機場停留了一兩個小時，正午的陽光肆無忌憚地烘烤著大地，我跟她在飛機尾部的陰涼處分享了我的午餐，她讓我大聲地給她朗讀阿列克謝·托爾斯泰（Alexei Tolstoi）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First）。其他旅客也漸漸加入進來，到最後要離開的時候，我發現竟然有一半左右的旅客都在聽我朗讀。

現在假設我們只堅持第1點和第2點，蘇聯已經頗為完美地將它們闡述清楚了。

（a）我們必須正視事實：除去已經併入其領土的地區，蘇聯勢必要堅持其在西部邊界的既有利益範圍。大概他們自己都還沒決定究竟要把勢力範圍擴張到哪裡，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正等待我們對這種擴張做出反應。我們必須與英國協力，最大限度地保證我們在大陸共同的重要利益，也就是說，我們不允許蘇聯超越界限去行使無限制的權力，或者採取完全的單邊行動。我們必須以友好的態度，以切實可行的方式明確地讓蘇聯知道這個界限在哪裡。如此一來，我想我們雙方無須進行任何直接的討論，就能夠充分理解各自的底線在哪裡。我們必須準備好利用各種手段來維護我們的立場。

下午，同凱蒂（Kitty）和安娜莉絲開車去鄉下，到森林里散步。砂石路和橡樹看上去都濕漉漉的。我們來到位於森林中間的小屋，坐在帶有頂棚的走廊上避雨，其間我以對面的穀倉為題材畫了一幅素描。後來，太陽出來了，雨後的樹葉被遲到的陽光照得閃閃發亮。我們動身返回時，天邊出現了彩虹。

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答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我這樣想，在西伯利亞的所見所聞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在那種環境之下，最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援助也不傷害——向蘇聯朋友講清楚跟他們保持睦鄰友好關係的最低條件，表明自己的願望和耐心的限度——保證不讓蘇聯人民受外國反對勢力負面情緒的影響，讓蘇聯人以自己的獨特方式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耳邊的聲音一直未曾間斷：「凱南先生，您為什麼不吃呢？不喜歡嗎？想吃點兒什麼？」

演出的水準絕對是一流的，這是我看過的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但觀眾的反應很平淡。我知道斯大林雖然沒有坐在最高檔的包廂里，但他肯定就坐在劇院的某個角落。據說除了外交使節團以外，其他觀眾幾乎都是秘密警察的人，基於斯大林在場的緣故，他們顯然不敢對演出表現出太多的熱情，因為那樣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忽略了自己的本職工作。

當天晚些時候，我又見了一群消息靈通的外國人，他們熱衷於分析斯大林的地位，分析得比較深入也比較客觀。當然，探討的結論說不上成熟，但有一點已經明確地凸顯出來：蘇聯在大國會議中呼風喚雨的快樂日子已經結束了，蘇聯統治階層也沒什麼動力再將斯大林推上英美蘇三方角逐的政治舞台了。這就要求明確蘇聯到底是由斯大林個人領導，還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義集體統治，而關於這一點是有爭議的。這就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來說明他為什麼應該在這個時候退休。我同莫斯科為數不多的幾個外國人意見一致，我們認為此時的斯大林是否還是人們心目中的那個獨裁者是值得商榷的。我懷疑權力掌握在以貝利亞和莫洛托夫為核心的政治局手中，我想他們可能不但希望斯大林退出歷史舞台，放棄他現有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而且莫洛托夫也不希望繼續一次次親自面對外國代表，他將會放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也許在選舉之後，會有人接手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的位置。https://read.99csw.com

今天是美國的假期。上午，又有工作任務。下午，我們去湖上泛舟。相較於6月輕快、晴朗又有些無聊的下午而言，秋日的哈維爾湖顯得有些冷清。儘管6月航行時我抱著滿腔的怒火、煩亂的心緒和無盡的心痛，但它留給我的是幸福的回憶。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對祖輩的拓荒生活尚有記憶的少數美國人，如果不是對開墾荒地和發展經濟的可能性存有濃厚興趣的話，幾乎不可能去考察伊拉克的沙漠。如果這裏曾經生長過樹木，怎麼就不可能再次生長？如果這裏曾經降落雨滴，怎麼就不可能藉助豐富的自然資源將雨水再次吸引？是氣候無法改變，還是疾病無法根除？

但是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這種聚會正如常常被證實的那樣，具有真正值得稱道的地方。同樣是這些人，在面對諸如洪水、颶風等自然災害或者戰爭這樣的災難時，會挺身而出，捨棄個人利益，戮力同心地應對災難。我不禁想到，一個人似乎應該歡迎任何社會災難的到來，儘管這種災難是痛苦的，人類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但它至少能夠驅散人類保守的個人主義，迫使他們團結起來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去尋求幸福和救贖，而不再以自己或者某個小團體的利益為中心。這種社會災難似乎即將臨近，也許十年或者二十年內就會發生；我發現自己竟然很期待這種災難，這跟19世紀90年代的安東·契訶夫頗為相似，他懷著既期盼又恐懼的心情迎接社會劇變的到來。「殘酷而猛烈的暴風雨正朝我們迎面撲來，它已經很近很近了，不久之後將徹底席捲這個社會的惰性、冷漠，對工作的偏見，以及所有讓人厭煩的腐朽事物。」

一個為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設立的國際組織，無法代替一種嚴謹和務實的外交政策。為了維持現狀，我們專註于構建法律體系，但是，要知道我們越是忽略政治，處在國際政治壓力下的這種體系就會越快越猛烈地分崩離析。

鐵路線上停滿了滿載著芬蘭貨物的貨運列車，這些貨物都是作為賠款運往蘇聯的。一些平板貨運列車上還載著規格稍小的車廂，這種車廂的車輪及軌道是為伐木作業的窄軌鐵路專門設計的，車廂因發亮的外皮材質和剛噴刷過的油漆而顯得格外耀眼。這些車廂都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並牢牢地固定在平板車上。其他的貨車上，每節車廂都載滿了堆壘整齊的原木，原木切口整齊，精心地堆在一起。所有物資按順序編了號，充分展示出芬蘭人嚴謹有序的工作態度。看到這些，我首先想到的是，不知道這些東西會不會偶爾在大量製造低劣產品的蘇聯民眾中喚起某種令人痛苦的羞愧之情，不過我隨後就釋然了，覺得自己的判斷或者說擔心有些多餘。

為保障國際安全而設立一個組織機構的整體構想，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推理：如果能夠有效地維持現狀，那麼歐洲可能就不會再爆發戰爭，我們關注的歐洲問題也將得到解決。這種誤判形勢的推理已經屢見不鮮，它催生了神聖同盟、國際聯盟以及其他類型的政治組織，其成員國對當時的國際秩序感到很滿意，而且不希望看到它發生改變。這些組織永遠服務於既定的目標，這些目標唯大國利益是從，畢竟是大國滿足了它們生存所必須的物質以及其他需求。一旦這種形勢發生改變，變成了某幾個大國為了各自的利益去改變現狀，就沒有一個條約體系能阻止這種改變。

米科瓦伊奇克前天如期見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在聲明中對波蘭的秘密行動（從聲明上看，斯大林不太可能預先得到準確的通知）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顯示出就蘇聯對邊界的態度做出解釋的意願，但同時他也讓米科瓦伊奇克向波蘭委員會諮詢最重要的波蘭政府改組問題。

在酒店和休伯特·倫弗羅·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等新聞記者見面，他們的窘境讓我哭笑不得。他們就像食腐的禿鷲一樣，依靠這個正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小國家提供的新聞維繫生活，他們的職責是向世界各地報道這裏的熱點新聞。然而，實際上，他們整天聚集在酒店的一個房間里，幾個人圍著一台借來的收音機，瘋狂地從倫敦廣播電台的報道中搜索信息，試圖了解這裏正在發生的事情。

4. 你能自信、自豪、精力充沛地去做這件事嗎？那是你的問題，你看到答案了嗎？

天色灰暗，天氣寒冷。

夜裡，空襲警報足足響了一個小時。我們坐在樓上的房間里，敞著陽台門，等待著槍炮聲，不過最終並沒有等到。可愛的彎月掛在空中，明亮的月光灑滿陽台，月亮的周圍是幾片斑駁的雲彩。

1. 格拉菲斯問，他昨天（星期六）下午留給我的備忘錄是否已送到瑞士。

我們可以利用納粹領導人的恐懼心理，保留他們以便控制德國領土，除了這條出路外，他們的生存無法得到保證。我們可以擱置關於戰犯的所有討論，以及我們在德國的終極控制權，等等。為了贏得我們與日本的戰爭，必須集中精力推行裁軍措施，解決德國問題，這跟蘇聯人的部分主張類似。不過，在合理的基礎上，三方就軍事佔領問題應該達成一個非常明確的協議，並且在達成共識之後，我們應該積極敦促建立一個擁有最低而非最高許可權的直接聯合軍管政府，同時儘可能不干涉德國的內部事務。我們應該避免採取任何解散政府或遣散軍隊的措施。我們應該本著這一原則籌劃佔領措施，以便將我們對這個國家內政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在斯大林格勒，除了（現在仍在使用的）機場大樓之外，所有建築物都遭到了破壞……親眼目睹蘇聯人民生活現狀的人，都會對他們產生深切的同情。至於政府宣傳的惺惺作態，則另當別論。

因為，現在我無法面對這些人。我的憤怒和屈辱在體內燃燒。因為我是喬治·凱南，我必須隱瞞一切。如果我走到他們當中去，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日後一旦那件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麼最終我只會落得個雙面偽君子的惡名。無論如何我必須遠離他們，而且應該馬上去做。

昨天，在英國大使館同波蘭總理米科瓦伊奇克及其隨行人員共進晚餐。他們已經來了兩天，總理已經見過莫洛托夫，尚未與斯大林會晤。他本人明顯受到了莫洛托夫談話的鼓勵，不過其隨行人員看上去並不那麼樂觀。

但是，我同樣知道，這樣全然不顧對方現在的意圖而強壓波蘭與蘇聯磋商，最終會將這樣的一份協議由章程變成套在波蘭人身上的繩索。從長遠角度來看，蘇聯目前不會再像百年前的沙俄一樣，他們甚至會承認波蘭人的某些權利，而這些權利連蘇聯人都不曾擁有。蘇聯人絕不會寬容那些逾越其限度的事情，其現行的警察制度也必然滲透到波蘭人的生活當中，除非波蘭人採取強硬的措施來阻止這種滲透，然而這種激烈的反應將不可避免地被莫斯科視為挑釁和反蘇行為。總之，我知道蘇聯的權力是沒有邊界的，克里姆林宮充滿猜疑和偏執的雙眼最終能夠區分出誰是附庸，誰是敵人。蘇聯的鄰居們如果不希望屈尊成為其附庸，就一定會成為其敵人。

實際上，還是應該感謝上帝，我們的生活總算還有可喜的變化。我的工作業績得到了肯定，這讓我的薪水名義上漲到了六千美元。這個崗位的實際收入，包括房租津貼、貨幣增值補助等等，每年大致有一萬三千美元。這種美事兒還能持續多久另當別論，但就目前而言，這個數字在同行業同齡人當中已經位居榜首。按照程序，七八年之內我再升遷三次就能成為部門的負責人，進而坐到公使的位置，當然這隻是從理論上而言，也許根本不會變成現實。恐怕我沒有太多的機會去實現這個願望，因為位置越高的人樹敵越多。不過，能意識到自己離目標並不遙遠，仍然是一件讓人頗感愜意的事情。即使再無升遷的機會，至少我還能在目前的崗位上堅守多年，從而確保自己維持一份收入可觀、責任重大的工作。

安娜莉絲原本打算帶著兩個女兒在美國等待戰爭結束，但是4月，她將女兒託付給凱南的姐姐珍妮特，隻身返回柏林。她不知道從哪裡聽說丈夫有了外遇。數十年後，當有人問起當年為什麼拋下女兒冒險回到戰區時，她輕描淡寫地說：「為了挽救婚姻。」9月，珍妮特無法再照顧孩子們，安娜莉絲才回到美國。

人們不但為偉大文明和傳統即將被摧毀而深感痛心，也會因外國征服者的剝削和經濟衰退而痛苦。總有一天，荷蘭絕大多數城市會從昔日的高高在上和無上榮光走向低迷，它們僅僅會成為日後用來教育德國遊客的文物而已，或許還會讓後人產生一種生不逢時和無奈的感慨，感慨自己的先人竟然會那樣肆無忌憚地暴殄天物。

進入村莊之後，我去了一間酒吧，這種地方往往是消息最為靈通的。果不其然，沒讓我失望。酒吧里坐著幾個人，其中一個是老闆，還有一個德裔農民以及一個來自相鄰鎮的上了年紀的報紙編輯。他們正在收聽華盛頓參議員隊和芝加哥白襪隊的棒球比賽廣播，一邊預測路易斯對施梅林的拳擊賽結果。那位編輯對我的問題很感興趣，給了我一些建議，讓我去拜訪村裡年齡最大的長者。

31. 起草秘書章程。

我們必須在觀念上將處理德國的計劃和我們所期待的投降協議分清楚，後者應該服從前者。

天一亮，我就起床趕往飛機場。這時的天氣很涼爽，清新的空氣溫柔地環抱著這個沉睡中的城市。沒過一會兒，紅紅的太陽又不懷好意地爬上了晴朗的天空。我知道，用不了多久，炙熱難耐的天氣就會再次肆虐這片肥沃而又命運多舛的土地。

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和我共進晚餐。我沒有胃口，幾乎沒吃東西，也沒喝什麼。伏特加、里亞比諾夫卡（一種漿果酒）、河魚、鮭魚、冷盤肉、蘿蔔、黃瓜、乳酪、煮蛋、黃油麵包、湯、啤酒、牛排、煎土豆、炒蛋、蛋糕和茶，接二連三地擺到我的面前。我的每一次婉拒都被認為是暗示那道菜做得不夠好，熱情好客的主人和服務人員便再去施展新的絕技。

清晨在市中心散步，順便走進市政廣場旁邊一個小型巴洛克教堂。現在，它主要用於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的集會活動；捷克斯洛伐克教會是反對天主教的宗派，起源顯然可追溯到胡斯時代。教堂里座無虛席，人們安靜地坐在座位上，高高的佈道台上站著一位神父，他正就近期發生的政治事件高談闊論。此時，這裏沒有悅耳的仁慈之音，也沒有狂熱的盲從，只剩下痛苦、凝重、清教主義和偏執，早期新教教義的影子仍依稀可見。這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世界背叛了捷克人民，把他們推向了對立的一面。捷克人民不得不放棄對人類品德的所有美好夢想，轉身去向公正、冷峻、嚴厲的上帝尋求慰藉。

每個心智健全的人都能夠理解蘇聯政府的現行政策，由於它對歐洲的未來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不能也決不允許其被政府內部的某些團體或者個別人過去的錯誤判斷所左右。我相信不管波蘭政府過去犯過什麼樣的戰略錯誤，在目前的形勢下，它依然能夠像其他政府一樣理解這一點。蘇聯憑藉自己所有的記錄、檔案和記憶，要求完全控制和清算波蘭政府，這一要求的實質是為蘇聯政府內部某些團體的利益服務，這些團體非常清楚自己對過去的錯誤負有責任。它不符合蘇聯政府或者全體蘇聯人民的利益，因為如果波蘭目前的政府倒台或陷入絕境，該政府的核心力量——波蘭移民必然會繼續他們多年來的行動：宣傳蘇聯當局曾利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德國一起瓜分波蘭，並對波蘭的軍人和平民犯下一系列暴行。然而，如果能對波蘭政府做出合理的安排（這樣的安排也未必會排除大面積領土協議或者重建波蘭政府，包括吸收維托斯等人），波蘭領導人毫無疑問都樂於既往不咎；蘇聯政府憑藉其強大的力量，也能夠一直保障這種安排。如果現行的路線得以繼續，那就意味著在整個國際社會的未來格局中，蘇聯將被自己內部少數人的政治安全所拖累，畢竟是這些人給出了不完善的建議或者做出了不適當的決定。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吻別還在睡夢中的家人，出發前往勒布爾熱（Le Bourget）機場。那裡到底還是有一架飛機飛往布拉格，大使館已經為我訂好這次航班的機票。

現在列車正駛在擁堵的鐵路上；我們乘坐的列車只是長長的火車隊伍中的一員，不得不受制於前面列車的速度。列車就像一隻蠕蟲一樣向東爬行，動作非常緩慢，時走時停，穿過漫天塵靄、沼澤遍布的巴拉賓斯克（Barabinsk）草原。列車停候的時間比運行的時間還要長，我們能看到堵在後面的貨運列車，能聽到它們猛烈地鳴笛請求先行，那低沉的笛聲是蘇聯和美國列車特有的聲音，也勾起了每一個美國人的思鄉之情。

第3點和第4點相互對立，所以彼此抵消。

分手時我告訴他，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談，但是如果我們對困難視而不見，面對眼前這些共同的而非單方面的障礙，還想沿著老路取得任何進步，這可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了。他對這一點表示贊同。

因為感冒，一整天都賴在床上。閱讀了各種文件，包括我們政府關於相關組織的建議書，這個組織被我們簡稱為「一個國際組織」。這意味著從今以後，它能夠保障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有關該組織的計劃將在華盛頓的會議上討論。那是一份冗長而詳細的文件，文件的宗旨很明顯是要求維持現狀。而現狀是什麼，我們無從知曉。實際上，華盛頓官方就像多年前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聲稱的那樣：「如果我們制定出文件，那麼現狀如何就無關緊要了。」

中午時分，火車順著環形鐵路線開進巴黎東南部的郊區。眼前是一個廢棄的網球俱樂部，滿院的雜草足足長到了三尺多高。這個景象直截了當地顯示了城市的衰敗是如此迅速和可怕，昔日的繁華都市突然之間失去了靈性，淪落為呆板的建築物和廢墟的集中地，湮滅在鄉野之間。

這個民族現在已經能夠充分地接觸到西方世界，這讓他們的上流社會越來越渴望從西方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對英國人的懷疑和不滿又使他們更願意從我們這裏獲得這些東西。他們很樂意把我們作為英國人的替代者，從英國人加於他們的桎梏中解脫出來。

傍晚，出去散步。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俄羅斯風情濃郁的城市裡。筆直的鵝卵石大街上，豎立著俄語標誌和高大的柵欄，人群在夜色中漫步，操著世界各地的語言在這裏輕聲細語，我甚至能夠感覺到多年前在愛沙尼亞瑞威爾（Reval，塔林舊稱）的那個夏天，夜色中熟悉的氣息。想到那兩個首都就讓人激動，它們之間的距離是那麼遙遠，卻又感覺如此接近，俄羅斯細緻入微的深刻影響將這兩個城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我乘坐星期六下午的飛機從柏林飛往哥本哈根，想在那裡與她們見面。那是個非常晴朗的下午，能見度非常高。這是一架瑞典飛機，飛離柏林時不得不先朝相反的方向飛，致使飛機在空中浪費了一個多小時，往東南繞了一個大圈。這樣做，僅僅是為了遵守德國軍方的空域管制規定……

可以說我感到震驚、感到沮喪、感到丟臉。在我眼裡，這是一件讓我一直感到內疚的荒唐事，真的，雖然它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還有很多機會去補救。它以如此可笑和恥辱的方式懲罰了我，深深地挫敗了我。上帝呀，我怎麼這麼倒霉，為什麼要用這種殘酷的方式來懲罰我呢？

安娜莉絲上月中旬去了挪威。4月4日，我特意給她打了長途電話，讓她馬上把孩子們帶回來。她第二天就動身了，那天是星期五，她們當晚到達奧斯陸，星期六晚上乘坐卧鋪車前往哥本哈根。

有時候，能見到一些比較稀罕的商品。美國咸牛肉每罐三十盧布，一罐（芝加哥德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維也納香腸在一個車站賣到一百二十五盧布。（一位蘇聯紅軍軍官看了一眼，厭惡地轉過身去嘟囔著說：「這東西我吃了四年，我才不會讓你賺走一百二十五盧布。」）

6月9日星期六下午三點，我踏上開往西伯利亞的快車離開莫斯科……一個多小時之後，列車在扎戈爾斯克（Zagorsk）停下來，我們遇到了第一批兜售食物的婦女和兒童。接下來的四天四夜裡，每停靠一站，他們的同行就會蜂擁而來，或光著腳或穿著拖鞋，不過頭巾都很乾凈，這讓我覺得各個車站的小販看上去都很相像。為了將手中的東西賣出去，他們都擁到車前，兜售的東西有牛奶，分新鮮的、煮熟的和凝乳三種；鬆軟的乾酪、冰淇淋、生雞蛋和水煮蛋、蘿蔔、漿果、薄煎餅、水煮土豆、圓蔥、大蒜、腌蘿蔔、西伯利亞黃油。有些人在鐵軌近處搭建的木棚里售賣，大多數人還是在列車旁邊吆喝叫賣。在大群的乘客、車乘人員和站台上殷勤小販的腳下，是布滿黑色煤渣的鐵道，上面混著油和列車排放下來的糞便，黏糊糊的。沒有人在乎身邊混著煤煙和灰塵的蒸汽，大家關注的是繁忙的生意：小販笑容滿面地把牛奶從舊罐子里倒進空的伏特加酒瓶或軍用水壺裡；沾滿火車煤煙的雙手迅速將油膩的蛋糕遞給乘客；買賣中的討價還價；一錘定音的成交；乘客們滿載著戰利品好不容易擠出一條路回到車廂；羞怯的小姑娘光著腳丫站在那裡，因為沒能把手中的東西賣出去而略顯憂傷，不過她沒有流眼淚，只是耐心地等待著有人光顧，一如她的民族一樣堅忍克己。火車開走以後，小販們會帶著沒賣出去的東西回到家中，等待小姑娘的將是母親的惱怒……

後來我想到一個問題，在那種環境下我是不是不應該說出內心的答案，我更應該把這個任務歸類為「不可能」。只要蘇聯公民的個人生活還像現在一樣受到秘密警察組織的監控，只要秘密警察依然凌駕於法律之上，依然對外部世界充滿敵意，依然害怕明媚的陽光照進蘇聯，那麼我一定會說，對於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希望。這也進一步驗證了一個事實，即高級外交官不可能隨時都對人坦誠相待。作為駐蘇聯的美國代表，我不應該說的一句話是，我對美蘇關係的未來深感絕望。

從那以後，我的生活便開始繞著一個圈子運行，即在辦公室緊張地工作，抽空聽聽收音機，試圖從一波又一波充斥著連篇謊言、自我吹噓和閃爍其詞的消息中挖掘出一些真相來，這些真假難辨的消息在歐洲反覆地傳播著。安娜莉絲還不知道她的父母、兄弟以及她家的房子有沒有出事。德國人對克里斯蒂安桑的災難保持著不祥而可怕的沉默，這讓人有足夠的理由擔心厄運已經降臨到那塊土地上，克里斯蒂安桑恐怕面臨著一場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其他地區更加恐怖和悲慘的劫難。這一家人想要毫髮無損地從這場劫難中走出來簡直就是痴心妄想，就算用盡所有辦法，也不可能躲過這可怕的打擊。安娜莉絲以一種令人欽佩的沉著和大氣面對著這場災難，但是很顯然，她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我擔心我們倆都扛不住這種壓力，不過最終還是挺過去了。

正在從現實中尋找突破口的美國人可以追逐這些夢想，甚至走上實現夢想的漫長荊棘路。但是，如果他們願意回想一下祖國糟糕的水土保持狀態，回想一下國內有待實現的社會發展問題，回想一下外交事務中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他們恐怕就願意抑制自己的興奮，以沉默來面對伊拉克沙漠，然後像個失望但聽話的孩子一樣，重新面對故土可悲的貧窮與麻煩。

上午與保加利亞外長會談。他首先指責反對派沒有參加選舉，聲稱是他們自己主動退出了保加利亞的政治舞台。我有點兒不耐煩，跟他說讓我們煩惱的不是議會代表或者程序的問題，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動用警察鎮壓的政府，這種肆無忌憚的鎮壓以最殘忍的方式挑戰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權。我們認為在這種恐怖與威脅的氣氛之下，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存活。這個問題讓他非常興奮，之後說起話來就坦誠多了，他承認雖然共產黨只是少數派，但他們的願望是最終獲得和平，並將蘇聯軍隊趕出他們的祖國。

【下面的日記表明，凱南一天需要完成大量工作，這些工作讓他傷透了腦筋。他不得不去跟德國人周旋，解決美國同事們關心的問題，應付瑞士人心血來潮的想法，還要處理和納粹官員的關係。】

今天，去大使官邸參加了為莫洛托夫和貝文舉行的午宴，來賓全是男性。我旁邊坐著察拉普金，他是個很不錯的人。午宴期間，貝文和隨員妙語連珠，俏皮話給美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歡樂，他們的隨便讓蘇聯人坐立不安。當有人建議為國王干一杯酒時，他開了一個善意的玩笑，說「也為所有的碼頭工人」乾杯。然後，他講了一個故事來解釋這個玩笑。當哈里曼舉起酒杯預祝未來的會議成功時，貝文表示贊同並補了一句：「並且希望我們大傢伙兒回去的時候都不要被解僱。」午宴一結束，莫洛托夫就離開了。下午晚些時候他們又開始了辛苦的工作，一直忙了大半夜……

上次重返家園的時候，我眼前這個鋼筋水泥城市化的美國與童年記憶中的美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讓我深感迷惘。無論是坐火車還是乘汽車旅行，都無法消除這種困惑。造型優美的空調列車安靜而迅疾地賓士在看不到盡頭的軌道上，工業專用線、廢棄房屋、廢舊汽車和幾近荒涼的村莊從窗外閃過。蜿蜒曲折的高速公路一直通向遠方，路邊的加油站一個挨著一個，加油站之間散布著廣告牌、警示標誌和熱狗店。高速公路只是城市街道的延伸而已，千篇一律的城市街道就是高速公路的終點。

10. 與貝斯特討論他繼續留在德國的事宜，承諾寫進聲明。

清晨，乘火車離開布拉格……我們在邊境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不同部門的人員查驗了我們的各種證件。格蕾絲說：「我們國家都不向他們要通行證，他們憑什麼要我們的？」……剛過中午，我們就到達柏林。在車站發生了一場爭執。索爾韋把手提箱忘在洗手間了，手提箱里裝著瓊的瓶瓶罐罐，她回頭去取時，手提箱已經被打掃洗手間的女服務員拿走了。我們找到服務員，可是她堅持不予歸還。她說她的職責就是把拾到的東西交給列車長，再由列車長交給失物招領處，如果這個手提箱屬於其他人，而她擅自把東西給了我們，那麼她就會有麻煩。我抑制不住憤怒，這趟車只有我們帶了孩子，成年人是不會帶這些瓶瓶罐罐出來旅行的。我們很著急，只剩下半個小時的時間了。最後，我從她手裡一把奪過行李箱跑掉了，動作乾九_九_藏_書淨利落，沒容她做出任何反抗。搶過行李箱跑開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像他們德國人那樣，需要依賴進一步的會議和談判來重新拿回自己失去的東西。如果是那樣的話，就像希特勒所說，我恐怕要等上二十年才能拿回自己的箱子。

為什麼要對德國這麼「寬容」呢？

美國公眾決不是對歐洲漠不關心，他們當然希望通過歐洲獲得利益，願意讓歐洲成為一片文明、和平、穩定的土地，願意通過妥善的方式處理相關事務，以避免我們被歐洲問題所困擾。他們不願意瞻前顧後，尤其認為我們不應該因為歐洲諸國的矛盾衝突而捲入戰爭。

星期一早晨，聽新聞說英國人的水雷已經布滿了挪威海岸線。當晚我們坐在收音機旁，來自奧斯陸的一條報道說，一艘從德國駛往克里斯蒂安桑的運兵船中雷沉沒。不明真相的挪威人出動了附近區域所有的救護車，盡一切可能對倖存者實施救援。在成千上萬好奇的挪威人的注視之下，倖存者們被帶回克里斯蒂安桑。這些天真的挪威人注意到救起來的都是年輕人，留著統一的軍人髮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幾乎沒有人能猜到，這些倖存者原計劃第二天早晨在這裏登陸。

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在車站送別孩子們和索爾韋，兩張小臉兒探出車窗向我們微笑。火車開動的時候，格蕾絲興奮地跟我揮手告別。我當時又心煩又疲憊，所以沒有精力去體味這最後一次離別的意義；十二個小時以後，夕陽漸漸墜入遼闊的北海，我不由觸景生情……

四點，我到達了今天的目的地。這是一個落後的村莊，沒有公路，也沒有鐵路，新鋪的混凝土公路離村子還有半英里。通往城鎮的鐵路支線已經停運，更糟糕的是，當地人告訴我，他們拆掉了火車站。如此一來，儘管不能完全消除影響，但至少現在這個村子不用擔心被腐朽的都市生活同化，周圍已經有太多的村莊被城市發展的洪流所吞沒了。

2. 費了好大勁兒，把哥本哈根的行李抬到樓上去。

我們看到一輛吉普車，那位女士認為車是來接我們的，但沒等我們揮手示意，它就從我們身邊開了過去。我們又步行著返回遊樂園，又看見一輛車，果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輛。當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親自來了，還帶了一個司機。他對那位女士表示熱烈的歡迎，但跟我握手時臉上明顯露出尷尬的神情。他拒絕跟我們同坐吉普車，寧願步行也不願意公然跟一個外國人坐進同一輛車……

首先，這不是「寬容」。實際上，裁軍是我們除了肉體毀滅以外能夠採取的最嚴厲的措施。

到達代芬特爾（Deventer）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列車不得不按照戰時燈火管制法規放下百葉窗。整個夜晚，我耳邊都縈繞著一個自以為是的德國商人跟一個荷蘭第五縱隊成員的談話，他們的對話使這個夜晚更加難熬。我不得不緊抓著頭等車廂提供的靠墊來克制自己的衝動，以免一躍而起去拆穿他們言談中的自滿與虛偽。那個德國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頭冷漠而自大的豬玀，他只是《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的傳聲筒而已，不值得一提。倒是那個頭腦聰慧敏捷、語言組織能力出色的荷蘭人，對我著實是個考驗。他表示他充分理解國家社會主義所蘊含的理想，並跟德國人講起荷蘭的傳統以及荷蘭資產階級的因循守舊，不無遺憾地表示不知道怎樣去培養荷蘭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只有一個羸弱的國家可以依靠，無法指望通過偉大的征服來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列車開進海牙站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駁斥了那個荷蘭人，我認為實際上他們很難在荷蘭開展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如果想要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荷蘭，那麼他們將面臨一場註定會失敗的競爭，德國政府是絕對不允許有這樣對立的運動存在的；如果想要建立一個泛日耳曼主義的荷蘭，那麼荷蘭人的民族價值觀就會喪失殆盡，擁護者不會成為上等的荷蘭人，而只能成為下等的德國人。

有可能留在巴格達工作嗎？在這個國家裡，自私和愚蠢的人民幾乎毀掉了全部的自然生產力，只有在穿過沙漠的大河岸邊生長的植被才有可能倖存下來，氣候變得越來越不利於人類的健康和生活。

今天起得很早，早飯前在朦朧的晨光下散了一會兒步。站在宮殿的護牆邊望向整個城市，此刻它正安靜地佇立在山谷之中，籠罩著一層輕紗似的薄霧。倫敦廣播電台的早間新聞播發了《慕尼黑協定》的具體內容，整個早晨我都在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民眾會怎麼看待這份協定。

我們在一個非常時尚的別墅內用餐。別墅建在高處，俯瞰整個城市。這裡是諮詢委員會法國代表的住地，我們迴避著所有存在爭議的話題，但在快樂的聚會和美麗的夜晚背後，是日益凸顯的大量複雜矛盾和一系列難題，不論是對我們自己還是義大利人都是如此，這必然會影響到法國國內政局及其國際地位的恢復。對美國人來說，法國的復興之路困難重重。法國人非常明白他們想要的是什麼，而且抱著不切實際的希望。我們頭腦清醒，對所追尋的目標卻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我最親愛的安娜莉絲：

像新西伯利亞市這樣偏僻和落後的地方，竟然建成並運營著一個堪稱世界最大的歌劇院，在我看來這簡直就是一場驚人的冒險。想想就覺得有趣，中央政府拒絕提供建設資金，州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它……歷史上可能沒有比這更值得炫耀的叫板了，將來可能也不會再有比這座屹立在偏遠鄂畢河畔的神奇建築物更驕傲更自信的展示了。

19. 跟塔克討論他在報社的工作，以及為英語課堂準備卡片的問題。

一個波蘭人直截了當地問我，他們的機會有多大。我說我的想法是蘇聯人從全局考慮希望達成協議，但是我說不准他們會不會按照波蘭所期待的方式達成協議。我想波蘭人可能認為，如果能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那麼他們就可以結束流亡返回祖國，然後為波蘭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不過我提醒他，我通常都會考慮悲觀的一面，並建議他也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進入荷蘭境內，列車途經之處只能看到少許由戰爭造成的破壞。鐵路兩旁偶爾能看見一間被燒毀的農舍，或者一座空空如也的倉庫，不過一切都被愛整潔的荷蘭人徹底清理過了。艾瑟爾河（Ijssel）上的大橋曾被撤退的荷蘭軍隊炸毀，如今被德國人徹底修好了，我們這樣的重型列車經特許可以通過。

針對美國的現狀，我們在夜裡爭論了很長時間，當然，是隱晦地爭論。我們說的都是一些晦澀的寓言故事，以此來隱晦地表達我們對真正想說的事情的看法。這些話以前我們可能都說過，但是現在「隔牆有耳」。

我坐在伯恩斯的後面，看不清他的表情。這次會議他只是一個聽眾，沒有清晰的思路和預定的計劃，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和底線。他對自己的機敏和沉著頗有自信，希望能夠抓住機會利用戰略上的缺口有所斬獲。本次會議上，他處理蘇聯問題的一個不足之處就是，他將與會的主要目的僅僅定位在達成協議。他認為協議背後的現實問題與己無關，因為只有他毫不了解的朝鮮人、羅馬尼亞人和伊朗人才會去關注那些問題。他只想要一紙協議，以便回國后擴大他的政治影響。蘇聯深諳這一點，他們將會看到，為了表面上成功的一紙協議，伯恩斯將在現實面前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

我們去了「文化宮」，其實就是一個工人俱樂部。戰爭期間這棟大樓曾經被徵用為軍隊醫院，最近才恢復其原有的功能供工會使用。這裡有各種房間供業餘劇團、音樂團體、國際象棋協會等組織使用。這裏還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圖書館，藏書有數千冊。最頂層是一個展示冶金領域發展成就的科技博物館，有各種車間的模型、原材料樣品、成品等等。我在一個展廳里看到一本尺寸巨大的書，擺放在一個非常正式的托架上，書中記錄著車間里像斯達漢諾夫那樣的工人名字（因為現在車間里70%的年輕工人都知道要向斯達漢諾夫學習，所以我想只有領導們才熱衷於展示這種榮譽）。離開博物館之後，我們走進一個大廳，大廳的牆上掛著很多展品，是為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紀念活動準備的。還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大型圖表，上面記載著工廠的產量。這些數字還需要對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保密，因此雖然我權當消遣，主人卻是極為敏感和小心。結果，我們只能快速地穿過整個大廳，無法去仔細欣賞每一件展品……

雖然我是個自我保護意識相當強的人，但我對家人的願望比對自己的願望更加強烈：我希望他們免受他人殘忍的侵害，免受自然災難的傷害，孩子們有機會在和平健康的環境中茁壯成長。怎麼做才能確保這一切？這還真是一個問題。

8. 勞森小姐要去給奧尼爾送錢，我安排她與扎巴小姐聯繫。

另外，對我來說，跟他們相處是什麼感覺呢？我對他們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在那樣的形勢下，我已經竭盡所能了；上帝知道，他們也不能再為我做什麼了。

9. 喬克來問我，他能否在我的陽台上拍照。

如果說還有什麼比發展我們軍隊的作戰手段更值得期望的事情，那就是在人們對這些手段習以為常時，還能再次將它們輕擲一旁。

伯林堅信，蘇聯人認為他們與西方世界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時皆以此為基礎。我問他蘇聯人是不是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即如果這種衝突爆發，那也完全是因為他們的戰略和他們堅持認為衝突不可避免而導致的。他回答說蘇聯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會堅持認為是社會力量的發展最終導致了這種不可避免的衝突。他們會說，也許我們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為自己對蘇聯很友好，但最後我們會發現，我們對他們依然是存有敵意的，只是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而已。

午飯是在科克的「藏嬌金屋」里吃的。那是一棟靠近海邊的房子，曾經住過一個王室成員的情婦。我坐在蘇聯代表的妻子旁邊，整個午飯期間及飯後，我們都在談論蘇聯。她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非常勤奮，跟所有履職國外的蘇聯官員的妻子一樣，她憑藉著女性的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凡是要了解蘇聯的人，都應該留心觀察蘇聯婦女：不光是大都會酒店裡的酒吧女郎，還有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據我所知，她們所接受的訓練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蘇聯婦女的道德和修養主要體現在社交方面，而不是私人生活中。她們的尊嚴不僅僅通過女性和母性的魅力展現出來，更體現在社會功能上。她們不會為了去愛而活著，也不會為了活著而去愛。我國的女性也工作，通常也很獨立，但跟蘇聯婦女是兩回事。對於我國女性來說，個人的基調往往定位在：隨機應變，希望體驗作為女人的快樂，憧憬著未來美滿的個人生活。我國女性的奮鬥也值得驕傲，然而她們在思想獨立方面與蘇聯女性有天壤之別。在蘇聯，女人工作不是為了裝點個人生活，而是嚴格地為國家履行義務，在這方面蘇聯跟納粹德國並無區別，思想獨立是自甘墮落、多餘、危險和邪惡的表現。

【喬治和安娜莉絲去倫敦短暫休假。】

我們方案的宗旨是阻止大國征服和控制小國，這種思想是天真的，也是不合時宜的。我們完全忽視了傀儡國家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亞洲和蘇聯所有政治思想的基礎，偶爾也出現在東歐和中歐，它嘲弄著管理國際政治生活的法律規則。試問蒙古共和國的領袖，蒙古是否對蘇聯心存不滿？他不會有什麼出格的想法。他本身就是蘇聯警察體系中的一員，他的人民生活在紅軍陰影當中，我們憑什麼推斷蘇聯在西部邊界建立的「依附莫斯科」的政治制度當中，蒙古會成為一個例外呢？難道我們沒看見蘇聯越是加大控制力度，附庸國的抱怨就越少嗎？難道我們沒有看見他們的處境馬上要跟囚犯一樣了嗎？他們對眼前的獄卒有著太強烈太直接的恐懼感，以致不敢冒險去求助於更遙遠、更高級別的權威。或者採取另一種比喻，受美國黑社會威脅的受害者，難道沒有因為擔心遭到黑幫報復而放棄向警察局求助嗎？

車上的大多數乘客對我比較友好，但沒有和我過多地交談。只有一個夜晚，我正在為俄語雜誌撰寫稿件，其他乘客在車廂過道上召開了一次氣氛活躍的會議。會議的組織者馬上主持並發表演講，議題是他們如何擔心未來，如何信任羅斯福而不信任杜魯門，對其同夥赫斯特（Hearst）則拭目以待。這種愉快的氣氛大約持續了一個小時，突然大家不約而同感受到演講者身後那令人不寒而慄的目光，會議悄然散去。演講者被要求閉嘴之後，兩天的時間里幾乎沒有人再跟我說過話……

29. 與莫里斯和卡亞-波迪爾談話。

展現在我面前的是美麗鄉村的新一天，與以往一樣，孤獨的高速路，炙熱的陽光，公路旁酒吧間里涼徹肺腑的啤酒。不過，依然沒有出現能讓我的想法有稍許改變的東西。由此，我更加堅定地認為，當代美國社會中這種面臨崩潰的人際關係不可能再維繫下去了，在未來的日子里不管犧牲掉什麼，心靈上的交流依然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東西，雖然目前這種交流已經降至不可想象的程度。

會議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向桌前傾斜著身子，嘴裏叼著根蘇聯香煙。他掃了一圈在座的各國外長，雙眼中閃著滿意和自信的光芒。很明顯，他敏銳地感覺到了各國與會者之間的分歧，以及他們面對嫻熟、強硬、果斷的蘇聯外交鐵腕時表現出來的猶疑。他看上去有點兒像一個興緻勃勃的撲克高手，知道自己手中的同花順馬上就能將對手置於死地。在整個會議過程中，他是唯一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愉悅心情的人。

【9月，國務院派凱南去里斯本完成一項任務，當時的里斯本是交戰雙方暗中角力的焦點。作為美國公使館的參贊，凱南幫助盟國阻止了葡萄牙向德軍提供鎢砂，並遊說葡萄牙同意英美在亞速爾群島（Azores）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喬治、安娜莉絲和瓊（格蕾絲在華盛頓的寄宿學校）帶著美國政府給予的豐厚津貼前往葡萄牙。7月，他們斥資一萬四千美元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東柏林買下一個面積二百三十八英畝的農場。農場距離華盛頓很近，這樣方便周末出行。凱南做好打算，必要時他們可以種地為生。】

12. 給帕扎克寫備忘錄，報告休姆斯小姐丟失胭脂盒一事。

晚上，我們沿著馬內斯橋（Manesuv Bridge）散步。天空中飄著濛濛細雨，天地間一片寧靜，但路人的臉上分明寫滿了悲傷和痛苦。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再也聽不到法語和英語了。

【凱南將下面這封信抄進了日記。】

14. 給霍華德寫備忘錄，把瑞士公使館的信交給他。

在大使官邸吃午飯，我與國務卿相鄰而坐，這讓我有機會向他陳述我們遇到的一些小困難。

如果安娜莉絲去你那兒，她一定非常想跟你去松樹湖（Pine Lake）避暑。之後，我們就要再看有沒有機會了。我希望能在年前回去，不過照目前的形勢看，簡直是異想天開，如今在歐洲沒有人會去想一周以後的事情。

在普利茅斯卸下一些乘客后，我們開始穿越英吉利海峽。船里所剩的乘客已經不多，海面如同湖面一般平靜。海鷗像往常一樣追逐飛翔，溫暖的陽光照耀著海面。沒有誰能預料到，在這樣美好的天氣里，竟然有一場動蕩和騷亂在前面等待我們。

對於德國目前的情況，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我們才能接受？我所說的接受，是相對於我們當前的責任而言。

作為一名在美國土生土長並接受過完備教育的精英，為了讓自己這顆愛國之心免遭任何質疑，我將大好年華全獻給了國家的海外事業。

隨著德國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國務院將凱南調往柏林，在美國大使館擔任政務參贊這一要職。這一年的日記在1939年6月末，也就是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及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戛然而止。

我發現對於真正處於危險之中的人來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游移不定。真正臨危不懼的人是那些經歷過巨大失敗或聽天由命的人，可能這兩種人其實是同一類人。

與此同時，在華沙，據說米科瓦伊奇克的支持者已經封鎖了整個城市，拚命抵抗以防其落入德國人之手，這時蘇聯的軍隊就駐紮在布拉格郊區的河對岸。很顯然，兩股勢力沒有聯絡，也有一些懷疑者稱蘇聯軍隊故意不去支援，因為他們發現情勢便於讓德國人和米科瓦伊奇克的秘密組織互相殘殺。

這樣一種政策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建立並維持下去，可我們處理外交事務的權力卻始終掌握在非專業人士的手中。

16. 給瑞士公使館起草一封信件，提交洛克納的要求。

尊敬的東道主博羅杜林先生（Borodulin）提議找天晚上去「體驗」一下新西伯利亞市（很顯然他在共產黨中的地位非同一般，這使得他在當地的威望與他的官銜極不相稱）。我們首先參觀了新建的火車站，這是蘇聯最大的火車站之一，我們說服一位滿臉鬍鬚、有點兒不知所措的站長帶領我們上上下下參觀了一遍。就蘇聯車站來說，這裏還算不錯的。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裏為帶著小孩的婦女設立專門候車室，配有護士和醫生、淋浴設備和兒童遊樂室。要不是看見一名婦女用力拉扯站長的衣服，一邊號啕大哭，一邊控訴自己跟孩子在車站已經滯留數日，卻始終買不到車票繼續行程，我對這個車站的印象可能會更好一些。

這份美差經常讓我在辦公室忙到晚上七點才能下班。我的工作承載著一大堆的社會責任。結果就是我們很少有時間去近距離地欣賞葡萄牙，這可是個風景優美的國家。我們的經濟狀況還跟以往一樣拮据，尤其是購置了家鄉的農場之後，我們幾乎被推到了貧困的邊緣……

2.關於投降條款的建議書，我們完全沒有寫清楚我們未來將在德國承擔的具體責任，而只是簡單地規定三個同盟國對德國的未來承擔無限責任。建議書還顯示出，我們無意從德國人民當中爭取同盟者和幫手。

1. 人在抑鬱時，想法往往比平時更加接近現實，接近那種悲慘而憂鬱的現實。換句話說，並不是這種抑鬱本身有什麼錯，而是盲目的希望在平時佔了上風。

求求你們，不要再為寫信向我們描述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的奢華生活而道歉了，那裡——以及紐約——是我們如今尚能保持理智的唯一理由，讓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的生活會再次充滿陽光。

我的生活既談不上快樂，也談不上難過。按照我的意願，我不會選擇生活在這裏。我還是習慣於北方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我認為這裏不能讓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不過這裏的風景很美，冬天從不下雪，夏天熱得你一動都不想動，這裏的草很綠，莊稼都在秋季成熟。可是，我要盡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這該死的戰爭。

在歐洲，一切皆有可能；在這裏，卻困難重重。

將近一點鐘，我坐上開往海牙的嶄新特快列車離開柏林。在柏林和漢諾威之間的田野上，一些囚犯正在勞作，可能是波蘭人。陽光炙烤著光禿禿的平坦田野，在荷槍實彈的士兵命令下，囚犯排起了德國式的整齊隊列。

這一次，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夠完全擺脫過去的陰影。危險（現在很少有人意識到危險依然存在，但是我能）還是很大，我依舊只能跟命運唱對台戲，命運曾垂青於我，希望這次依舊如此。

與挪威大使館的武官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幾位客人，其中一位是司徒登諾夫上校（Colonel Studyenov），晚飯後我跟他進行了一次坦誠的長談。我們就蘇聯和美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不難看出他在這方面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淵博的學識。之後我們又談到了美蘇關係以及在莫斯科的外國人，我對他說，我理解蘇聯政府對待外國人的某些做法，我知道過去二十年間很多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國人都很冒失和愚蠢，我毫不懷疑有很多人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謀取不正當的利益。然而，這並不代表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如此，我認為蘇聯政府有必要重新斟酌某些做法，至少應該像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善待那些誠實善意的外國人。我說在美國與人相處就容易得多，比如同英國人，我們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能經常和職位相當的英國客人會晤，坦誠地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甚至對本國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當進行一番仔細的分析，沒有人會懷疑他們要叛國，也不會給其他政黨留下虛偽的印象。我指出這在蘇聯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今天早晨，帕扎克正式向我宣布，從今天開始，一周之內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去里斯本，12日晚上10點26分的火車。這個消息，我們已經在這間賓館里足足等了一百三十六天。我把消息擬成通知，並讓主管的官員簽上字，貼到了門廳前面空蕩蕩的布告欄里，然後徑直回到自己的房間，我已經沒有任何興趣去關注同被拘禁的同事們會做何反應了。幾個月以來，我們這些負責人一直不停地為政府官員賣命，一直生活在自我壓抑、自我克制和煎熬之中。可是，這裏的很多人都缺乏一顆諒解之心，等他們恢復自由以後，回報給我們的無非是忘恩負義和無情抨擊。所有這些都不那麼重要了。

在我看來，無論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間最大也最讓人絕望的差別就在於心態的不同，而且這種差別根本無法消除。蘇聯教育模式下的人們對權威異常迷信，我看不到衝破這種束縛的方法。黨在路線方針上的矛盾和倒退對他們而言毫無所謂。即使黨的路線在一夜之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也一定能為之找到充分的理由。一個國家的挫折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所造成的，這些人比他們的領導人從事著更加罪惡的工作，他們任由自己冷漠，甚至強化自己本已狂熱的信仰。他們被告知，要熱情而真誠地去相信他們所相信的，就算他們相信的東西邏輯上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熱情和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