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宋朝軍力最弱，總受北人欺侮，北宋楊家將就沒打過幾次勝仗，卻反覆成為戲劇表現忠勇的題材，也許明代說書人想拿宋人影射現實也未可知。仗打不過，就只好光拿忠心賣命這點可憐素材做文章了，有點像渾人遇到搶錢的打不過，卻硬撐著說自己「要爛命有一條」。戲曲中的經典橋段總是說金人來犯，宋王急得團團轉，結果急招楊家寡婦出征一趟即把諸路進犯番鬼搞定，男人卻死的死，老的老，總不是那番將對手，讓人白白起急，反襯宋軍戰鬥力慘劣到何種地步，也就是在小說里還有人幫忙抬轎子，說好話。京戲《狀元媒》里皇帝的妹妹柴郡主好不容易出來玩一趟就被遼將擄走，還得楊六郎這小帥哥出來救駕，最後抱得美人歸，表面上顯得六郎神勇，實際上說明，連皇帝周圍護駕的宋將都如此懦弱不堪，只好用談情說愛的粉戲撐場面，當年宋軍的戰鬥力可想而知。戲好看，看著玩可以，若真輪到寡婦出門打群架護宋王，即使真贏了遼將，也沒什麼光彩的，不值得吹噓，更別提那戲多半是說書人的意淫了。

由此我們可知，這年頭沒人真敢給秦檜翻案，尤其是釣魚島事件一出，「抗倭」情結會直接投射到宋明年代去，那可是個大是大非的「民族主義」問題。不過，歷史上和議的成本要遠低於軍事遠征的投入應該是立得住的一個結論，另外提醒各位看官，看戲時要長個心眼，高興歸高興，可別讓那戲曲家亂編的岳爺和楊家將的故事給騙了。

從歷史上看，戰爭的發動往往都是以悲劇謝幕，漢高祖登基初憑著一時血性，主動出擊匈奴，結果被團團包圍在平城白登山，彷徨七天方才脫身，結果還是以「和親」妥協收場。武帝勞師遠征，雖獲小勝，卻無法根本消解匈奴威脅。相反，唐代漢番界線不清，李世民弓馬嫻熟，熟悉草原內情，收納突厥人為官，才鑄就大唐寬容氣象。

說到岳爺和金人較勁，王夫之就如觀一場勝敗已定的棋局，看得相當清楚。針對後人一廂情願地惋惜岳飛沒有乘勝進兵奪取北方失地，他評點到，就算秦https://read.99csw.com檜不召回岳飛，這戲也很難唱得好。戰局如戲，講究的是各行當的協調配合，戲台上的各角如果各懷心事，搭配就會出問題。岳飛雖取得局部小勝，卻屬孤軍深入，沒有大將劉琦和韓世忠的兩翼跟進合圍，岳爺單箭頭突進，光靠北地義兵蜂起亂戰，決難成大事。義兵成分龐雜，多是農莊佃客，觀望投機者多，難以依靠。王夫之分析說，即使傾南宋的所有軍力，加上岳飛與諸路大將配合默契，最多也只能收復汴京，卻別指望真能把女真人驅出塞外，恢復北宋的地盤。王夫之這話後人肯定聽著不爽，覺得何必長金人士氣，於是編出了種種想象故事。

張居正認識到，一場戰役的發動絕非拍拍腦袋就可成功，要取決於太多不可測的因素，如地理環境、天氣、軍費糧草供應條件等，往往預算一出，大家一看，全都傻眼。明代曾銑曾制定一個好大喜功的龐大進軍計劃，結果戰馬、糧草、民工等花費粗算下來，其數額足令明代財政瀕臨破產，最後不了了之。軍事遠征既然成本過高，明軍將領就會想到些損招，他們派小股部隊襲殺蒙人的婦女兒童，或是貓在某處專等著蒙軍主力撤回，在中途設伏聚殲，據說這些陰招還挺管用。名將王越就曾率五千多人奔襲蒙人營帳，殺死數百婦女兒童，焚燒大帳后還牽走了大批牛羊。修建長城的想法也與降低出征成本有關，好像遠低於兵出大漠的耗費。

宋儒說起宋金關係老是義正詞嚴，一上來就佔據那道德制高點先把人嚇住，全不管是否符合軍事常識和經驗。調門一高，只要誰主議和妥協就一律稱作漢奸，煽動民眾一起施展語言暴力。這毛病不是一個朝代獨有，明代名臣楊繼盛因罵嚴嵩被殺成了烈士，嚴嵩在戲劇中是有名的「奸相」，出場就是白臉，和曹操一樣扮相。楊繼盛在奏章中大罵蒙人是蠻夷禽獸，破壞天道和諧，我朝皇上奉天討伐，正是因為聽從道德敗壞的奸人妥協議和之言，才未把征伐進行到底，大喊可惜呀可惜，用的還是聳動人心的誅hｔｔps://reaｄ.9９ｃsｗ•ｃｏｍ心殺手鐧，聽起來讓人心情搖蕩，把持不住，無不想殺嚴嵩而後快。楊繼盛被錦衣衛處死，立刻仙化成民族抗敵之神，據說七七事變前中國就紀念過這位敢言的文人，並沒有深究那英挺姿態背後標舉的言辭是否合理。

真實的歷史卻是，宋明與北方族人的關係與「愛國英雄」的舉止預測出的情形恰恰相反，當採取了有效的和議措施后，軍事行動作為輔助才會發生微妙的平衡效果，否則只能是屢戰屢敗，最後還得用和議收場。明代名相張居正建議招撫蒙人，冊封為王，並在明朝官職中為蒙人保留一定席位，重啟通商活動並給予資金支持，蒙人萌生了歸化之意。和議政策使得宣府、大同邊關地帶的軍費只佔和議達成前的兩成到三成，給蒙人經商的補貼性費用只佔防禦費用的十分之一。張居正還用軍墾替代大規模的軍事長途奔襲。

與唐代比，宋代氣量狹小，最講華夷分界，結果界線分得越清，文人叫囂打仗的聲音絲毫不弱，仗卻越打越臭，徽欽二宗被擄去不說，連寡婦出征都入了戲文。道理何在？宋以前遊牧族人散漫無根，居無定所，天朝對付他們的方式好像大炮轟蚊子，大軍逼壓，到處尋找牧人主力決戰，耗費無數軍資，往往追到天涯，滿眼只見些許殘留的帳幔，被戲耍得憋氣，就像捕到蚊子也沒法把它釘死在一顆釘子上，白白著急上火。牧民從來沒想過要佔據土地，只是靠劫掠謀食，如果大軍傾巢而出，勞師糜餉，遇到牧民的游擊戰法，反而占不到便宜。如果開放邊境貿易，滿足基本需求，除了面子上不好看外，倒大可節約成本。這道理再簡單不過，哪裡想到宋人愛面子愛到骨子裡，文人模擬好戰成性，終於毀了大宋江山。他們沒想到，這遼金還是變了種的「野蠻人」，不是當年遊走不歇的馬上強人，也學會蓋房定居、農耕細作這套了。遊牧與農耕一混融，早已不比當年的粗放野性，嘯聚成癮，卻隱約有了不亞於宋人的立國模樣。

楊家將屢戰不勝自然有它的原因，疆域攻守情勢轉換非常複雜，戰局不是文人九_九_藏_書喊幾句慷慨空話就能扭轉，也不是空間大小人口多寡就能決定勝負。文人好面子，辦事卻往往毀在這個毛病上。漢代賈誼可算是文人好面子的老祖宗，當年賈誼就覺得匈奴佔據的土地面積不過是漢朝的一個大縣，覺得堂堂天朝，「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很感羞恥。其實當時處理與匈奴關係有多種選擇，比如開放邊界貿易，和平交往相處，等等。賈誼卻覺得匈奴都是禽獸之類，哪有資格和漢人平起平坐，和禽獸平等貿易簡直是「以大事小」，面子上說不過去。唯一可以接受的辦法就是逼胡人「納貢」，「納貢」是「以小事大」，匈奴要用進獻禮品的方式承認漢代的威儀，然後接受天朝賞賜，這樣的交換多有面子啊！匈奴也不是傻子，正好利用進貢機會大搞走私，於是歷朝歷代進貢的隊伍越來越龐大，經常是上千人的規模。天朝都得管吃管住，還得對走私睜一眼閉一眼假裝不知，最後不堪重負，只好詔令裁減納貢隊伍，又招致北方民族的不滿，因為北方族群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必需品是靠漢人王朝提供的，納貢渠道本就狹窄，又缺乏其他正當的商貿途徑，如果再受限制，就只好不斷攻入內地劫掠謀生了。不斷的搶劫騷擾又為王朝發動軍事征剿提供了借口，文人主戰的喧囂聲浪也會隨之洶湧地推波助瀾，絲毫不考慮戰爭的高額成本可能帶來的災難。好戰聲音與劫掠周期混雜相伴，惡性循環，直到鬧得不可收拾。

有趣的是，宋遼金交戰時常顯現的是拉鋸狀，可這回「進貢」的對象給倒了過來，宋朝給金人納貢，金人做到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是金人比以往的匈奴鮮卑更毒辣更聰明，實在是制度進步得不只一點點，只是宋人還蒙在鼓裡罷了。宋朝士大夫落到這步田地還忘不了嘴硬，說土地雖給胡人佔去了，且算是不幸給獸類污染了，不過那胡人沒文化，風水輪流轉，說不定好運哪天又轉回漢地來呢。文化就是個臉面，身子被揍垮，麵皮將就撐著也行。這套自我心理補償的歪理是宋儒的拿手戲，講起來頭頭是道，卻讓金人的後代覺得很煩很ｈｔｔｐs://rｅａd•9９cｓw.ｃom虛偽，比如乾隆爺看了段史官寫的宋金歷史，頓時罵將起來，因為這史官把金代對宋朝的戰爭寫成了「寇」，那時宋朝已向金人稱「臣」稱「侄」，乾隆爺說，哪有「君」寇「臣」、「叔」寇「侄」的道理，這般亂寫豈不亂了名分，趕緊讓館臣改過來，以後寫這段歷史一律把「寇」改為「侵」。從這事上看，也怨不得乾隆爺心眼小，宋朝文人心眼也未必寬到哪裡去！

楊家將的故事里倒並非都是替主子頂死或寡婦出征的糗事，據史載，楊家將守邊關還是打過些許勝仗，不過勝得都夠寒磣，贏的不多幾例都是防禦戰。最著名的例子，一次遼人來襲，時值隆冬，眼看兵臨城下，楊家將把城頭澆滿冷水，瞬間結冰如柱，遼兵攀爬時紛紛滑落，只好繞道而去，這是耍小聰明，卻已是楊家將克敵的最佳戰績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為秦檜翻案這個標題是我虛構的，要為中國歷史上頭號大漢奸辯解幾句，不但膽子要足夠大，還得心臟夠強，否則即使不至於性命不保，晚上家裡那不結實的幾塊玻璃也難保不碎碎地掉上一地。即便如此，最近偶爾翻檢周作人文集，居然發現一篇題為《岳飛與秦檜》的雜文，開頭便說，當年的南京市政府要查禁呂思勉編纂的《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因為裏面大講南宋大將召集群盜為兵，導致軍紀敗壞，諸將驕橫，其中就列有岳武穆的大名，秦檜堅持和議，倒是像負責任的愛國行為。這話說出來膽子可真不小，怪不得要被查禁，這還是民國二十四年的事。前幾年也有人貿然發問：被秦檜整死的岳飛爺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立刻掀起一陣風波。在某些民族主義者眼裡，這改寫稱呼可是原則問題，幾乎和給秦檜翻案沒什麼兩樣。

是和是戰，自古就被認定成辨別忠奸的界線，好像主和者必是奸臣。奇怪的是，老百姓嘴裏發出的往往都是反戰的聲音，比如杜甫《兵車行》里的遠征圖景，灰濛濛的滿眼都是軍士饑寒交迫，白骨荒埋塵沙，知識分子倒是始終血脈賁張，滿嘴不忘高喊主戰的調子，完全沒工夫計算戰爭消耗和成本得失，只是把道九-九-藏-書義的呼聲標舉到一定的音階，高亢嘹亮就好，靜等著引出滿堂彩來，有點像現在的歌星飆高音討好賣乖，所以誰音高嗓門大，誰就極易被當成烈士。趙翼就看得很清楚：「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國家者。」忠奸對立就像黑白二分，馬虎不得。於是歷史書寫就像對對子，如楊家將之於潘美，岳飛之於秦檜，明代則是楊繼盛對上了嚴嵩，猶如戲台上的白臉紅臉對壘這般分明。

說岳爺不是「民族英雄」倒也並非空穴來風，儘管岳爺在世時常常泡在帳篷里看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動不動就做著兵刀舔血、馬革裹屍的雄渾大夢，嘴裏壯懷激烈地不停喊著要渴飲匈奴血、馬踏賀蘭山，可「民族英雄」的帽子戴到他頭上還是怎麼看怎麼不合尺寸。「民族」的稱呼本是後起的現代人說法，所謂「民族」是組成現代國家的一個要素，古代沒有「國家」概念，自然就不可用「民族」一詞形容漢人和他們眼裡的那些「野蠻人」到底怎麼相互區別。況且岳爺口中念念不忘要剝皮喝血的「胡虜」後來搖身一變成了滿人，再後來竟又坐了中國的天下，成了漢人的主子。主奴關係雖是貌合神離，滿漢一家畢竟是喊得世人皆知，滿人自然沒理由把自家兄弟姐妹都看作是「國家」的敵人，連漢人都不好意思舊事重提，拿當年岳爺痛滅金人說事，滿漢相爭頂多有點像家裡人鬧彆扭。時光倒推回去，那大宋對金人稱「侄」稱「臣」，雖然這名分像被逼無奈硬給安到頭上，彷彿腦袋按在水盆里嘟囔出來的聲音，暗地裡拚命掙扎較勁，但畢竟不是現代版的國讎家恨。

有時古人倒是比今人清醒，清初大儒王夫之就說過以下的意思，他說，扛著干戈跑到數千裡外打仗，家裡的地就沒人種了，誰心裏真願意？他問道：「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遭罪的是農民自己。還有更痛切的斷語，「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意思是說雙方打來打去，關係一會兒好一會兒壞，還不是今天吵架兇悍無匹，明天轉眼又成了一家人，苦的是賣命搏殺的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