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金錢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答：「『個人勞務費』，開什麼發票？」
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一家制本廠廠長來找我，還講到這樣一件事：他們廠要買一台某種型號的印刷機，難以買到，就有人好心地為他介紹了一位經商的幹部子弟。
現實真真有愧於您生前那兒童般執著的信念和寓言般樸素的思想啊！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積淀和種種歷史淵源所致，一向是崇尚權力的。而封建王權便是以這種崇尚為其社會基礎的。這是我們民族愚昧的一面。人類不應受王權的統治，而只應受知識的統治。這叫人類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社會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識的良好風氣開始發端，但很快又被對金錢的崇拜所滌盪了。
我們在樓外走著，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著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老百姓有句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這也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義最厚道的老百姓。他們很通情達理。江山是老共產黨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們有資格伸手向人民要好處。人民給，而且人民已經給了。包括他們的子輩們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裡的東西一樣去拿，去撈種種特殊的好處，人民也能寬宏地沉默著。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仁義、太厚道了。但是中國很窮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普遍還很窮啊！要達到小康，還得努力奮鬥到二十世紀末呢！人民給不了那麼多，人民負擔不起。什麼事情都得慢慢兒來，也得容人民慢慢兒給。別撈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還是只有希望而已。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於忍耐，更善於在忍耐之中仍懷抱著不泯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應該感到羞愧的。
半年後，我出差在外地，偶從報紙上看到吳老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將自己關在招待所房間里，失聲慟哭一場……
「因為吳老當時很信任我，只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為，究竟誰偷了那二百元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個年輕人中，有一個犯了一次錯誤，但自己糾正了。這使人感到高興啊！」
他回信大大鼓勵了我一番，而且稱我「曉聲文弟」，希望我也對他的作品提出藝術意見，使我愧怍至極。
您在給我的信中卻這樣寫道：「我所謂的『布衣精神』，便是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不https://read.99csw.com為貪圖個人一切好處而思想，而行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識分子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知識方面的貢獻。共產黨人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方面的貢獻。因而『布衣精神』不但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尤其應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因吳老身體不好，業餘時間又在寫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數多了，反而打擾他，再未去過他家。
你正是在身後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嘆，召喚著一種黨風，召喚著一種黨的幹部之風啊！
我常于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他的目光那麼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裏了。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北極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愛。我們中學時期語文課本中一篇《延安的紡車》，便收在《北極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愛《布衣集》。
「你怎麼不發言哪？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如今穿布衣的知識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人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少了。因為有了的確良、的卡、混紡、其他什麼什麼的。共產黨如果成了布衣黨，在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產黨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黨，那則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產生別的一番滋味了！
金錢，這個討人喜愛的怪物，吞噬著某些中國人的靈魂，吞噬著某些中國共產黨人的靈魂。
我只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工農兵學員」——這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的一切財富，巨細無遺，都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任何侵吞、揮霍、浪費人民財產的行為，都不應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的行為，都是醜行，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這樣。如今人民對黨也只有希望而已九*九*藏*書。希望「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不變；希望黨風徹底好轉；希望黨內有幾位「包龍圖」，剷除邪惡，輔佐「朝綱」；希望改革之舉成績更大，彎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則是——黨內損公肥己、以權謀私者們不再繼續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們，又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人民已將權力交給了他們，就像李爾王將王杖交給了對自己始而恭順繼而飛揚跋扈的女兒女婿們一樣。
我這「要做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后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潘冬子」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分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分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麼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為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處，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為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台印刷機十七萬元。百分之十——一萬七千元。
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是談的吳老。
問：「給開發票吧？」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后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做短暫發言。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后隱藏著我這麼個人。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地這麼說了。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連《參考消息》上都登了，大概總不至於是無中生有，階級敵人對共產黨的誣衊吧？
我最初幾篇稚嫩的小說發表，將刊物寄給他。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九*九*藏*書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彙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後放到我抽屜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里。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捨，有的甚至哭了……
對年輕人寬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風範。
聽了這件事以後，我心中對吳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聯想到了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
對方說：你們要買的印刷機我有，可以賣給你們，但，你們得給我百分之十的「個人勞務費」。給，明天就可提貨。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刃」。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復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
我問他為什麼居住條件這樣差，他笑笑，說：「這不是蠻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信是用毛筆寫的，至今我仍保存。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干擾破壞。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不是說「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嗎？應該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來才對啊！倘若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們，都利用職權，著急忙慌地，爭先恐後地先使自己富起來，還算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他挽著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https://read.99csw.com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簫。吳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高教」會結束后，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他親自替我刻的。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著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著身子。他聽力不佳。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麼坦誠，那麼親切，那麼真摯。注視著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我將《布衣集》放在我書架的最上一檔，與許多我喜愛的書並列。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歷史的悲哀！
我向他傾訴了許多做人和處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處世的道理。
前一時期，省委書記有兼某某公司經理者，市委書記有兼某某公司經理者，地縣委書記們更趨之若鶩，甚至連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也成了戴著紅領章紅帽徽的買賣人。是為老百姓賺錢，還是賺老百姓的錢？更有他們的妻子兒女，假經商之名，堂而皇之地行走私之實。不走私，國外銀行何以能夠幾萬十幾萬地立戶頭？
我們北影的一位同志，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為自己的「老師」——他已經四十五六歲了。
吳老，吳老，您生前，我未當面對您說過這句話，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對您說——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僅僅因為當年您使我的姓名免於羞恥地出現在全國第四次「高教」會的簡報上，不僅僅因為您後來對我的引導和教誨，還因為您的《布衣集》。雖然它是那麼薄的一本小集子，遠不能與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或什麼全集、選集之類相比，雖然它沒有獲得過什麼文學獎，您真摯的召喚卻在思想上、情操上實踐著「布衣精神」。這種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認為已經過時了，似乎已經不那麼光榮了，似乎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論了。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https://read.99csw.com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拿國家生產的機器轉手倒賣，一張口就敢一萬兩萬地要「小費」，還美其名曰「個人勞務費」，這叫幹什麼？！
吳老，您是知識分子，您亦是老共產黨員。從這兩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將「布衣精神」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原則的，也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品格原則的。您對這種精神，懷著一種兒童般的執著、鍥而不捨。但願我到了您那樣的年紀，能有資格毫不慚愧地對自己說：「我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清清白白地寫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輩子人，沒損害過、侵佔過或變相侵佔過老百姓一丁點兒利益！……」
而且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紹信為擴大再生產買不到，怎的竟會在某些人手中囤積居奇？他們靠的是哪方面的權力？
1979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方米，中間以木條為骨，裱著大白紙，作為間壁。裡邊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佔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面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處安身了。房檐下，生著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檐下炊煙裊裊，地上貼著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我迷惑地望著他。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我問：「知道什麼了？」「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我呆住了。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議論你。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后，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