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理念
內容如下：「二戰」時期，一位美國母親，三個兒子都上了前線。而在同一天里，收到了兩個兒子的陣亡通知書。斯時第三個兒子正在諾曼底登陸戰役行動中，生死顯然難料。如果第三個兒子也陣亡了，誰還能硬起心腸向那位母親送交第三份陣亡通知書？於是此事逐級上報，迅達總統辦公室。於是總統下令，組成一支特別能戰鬥的營救隊。唯一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將那位母親的第三個兒子活著帶回美國。當然，此戰鬥行動那位母親並不知道。於是營救隊一路浴血奮戰，個個捨生忘死地撲到了諾曼底前線，當尋找到了那名戰士，一支營救隊已僅剩一人。當那名戰士明白了一切，他寧肯戰死也絕不離開戰場的恆心，又是多麼的能夠被人理解啊！
還沒有一個男人回答得最「正確」。
途中，那名女學生幹部說：「改革開放總要付出點兒代價。農村妹嘛，她們要掙錢，就得變成打工妹。既變成了打工妹，那就得無怨無悔地承受一切命運。沒必要太同情那些因企圖擺脫貧窮而付出慘重代價的人。她們不付出代價，難道還要由別人替她們付出嗎？」
他們絕不希望自己的心也變得溫熱一點兒。
請有良知的人們回憶回憶，你聽到的，從報刊上、電視里了解到的，甚至當時在場目睹到的此類事件，是不是這樣？！
如此這般的實例，我「遭遇」得太多太多，只不過由於篇幅的考慮，不能一一道來。我想，是否便是人救人「值不值得」之討論的思想前沿與後續呢？
「殺豬啦，快去看呀！」
我問片名，他搖頭說還不知道，說他也沒看到過，是聽別人將內容講給他聽的。於是扯我至路邊開始講給我聽……
如果大學生救掏糞的老人是「不值得」的，那麼反過來呢？——如果掏糞的老人眼見一名大學生掉進了糞池裡，他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抱臂而觀幸災樂禍呢？他是否可以一邊瞧著那大學生掙扎一邊說：「啊哈，你也落此下場了吧？世人雖然認為你救我大不值得，但卻還沒有頒布一條不合理的法律規定我必須救你。即使我的命是卑賤的，但也只一條，那麼等死吧您哪……」
我真的不知該對此怎樣評說了。
法律和治安部門。
而另一個事實是——在今天，第二次熱衷於討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並且要求社會承認「不救也不可恥」，有權進行「多種選擇」的——據我所知，多數仍是中國的當代男人！
後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實加上了。只不過概念限定為「無產階級的」和「革命」的。我極感動，亦大欣慰。
不久前，在中國的某一城市(姑隱確切市名，否則人家的領導會不高興)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兩名歹徒追殺一名手提拷克箱的男子(大約猜測其箱內有很多現金)，那男子逃入一個樓院，不料那樓院並無另一出入口，於是等於自闖入「籠」，無處可逃。兩名歹徒追殺得他滿院四處逃竄，挨了一刀又挨一刀渾身鮮血淋淋。其呼救慘叫，耳不忍聽。時值盛夏，許多人家都將家門緊插了，而一些男人，則站在各家的窗口、陽台上，吸煙觀看，如看警匪片。那男人企圖從來路逃去，但那唯一的樓口，早已被街上里三層外三層的觀看者堵住了(天地良心，觀看者中，確實很少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真的多數是所謂大男人！)——他們觀看得投入，竟沒人說一句「我們該給他讓出條逃路」！——我說「耳不忍聽」，是我的想象。觀看者中，只怕沒什麼「不忍聽」的。否則，不就不觀看了，捂雙耳離去了嗎？
而我的回答乃是——我將捍衛他們坦言自己理念觀點的自由，但我永遠不苟同於他們。
兒子說：「咱們過去一下吧！」
如果堅持「也不可恥」的不救，並且從「自由」和「權利」的「高度」去強調「也不可恥」，如果這不但僅僅是某些人士，而且逐漸成了大多數中國人，主要指中國男人的理念——那麼，我也只有從此對這一討論永遠地沉默了……
結果當然只有一個——那男子被亂刀砍殺，死於血泊之中。
據說這就是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據說劇本依據生活原型而創作。據說奧斯卡獎的評選已格外關注這部影片。據說它深深感動了每一個觀看過它的人……我想，中國是很難產生這樣的影片的。起碼目前很難。犧牲那麼多士兵的生命只為救另一名士兵，這值得嗎？問題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藝術創作的衝動，似乎頓時變得荒唐。
其實，在他搖晃防盜門后，在他發出第一聲大吼之後，歹徒已喪膽而逃。
倘我們將人的生命分為寶貴的，不怎麼寶貴的和卑賤的；倘社會和時代認為只有後者們對前者們的挽救和犧牲才似乎是應該的，合情合理的，值得的，否則，大不值得；倘這邏輯不遭到駁斥，漸變為一種理念被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那麼——一切中國人其實有最正當的理由拒絕挽救一切處於生命危難的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的理由都將振振有詞。男人拒絕挽救女人生命的理由將是——上帝不曾宣布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生命更寶貴，法律不曾明文規定男人有此義務；大人拒絕挽救兒童和少年生命的理由將是——誰知道小崽子們長大了會是些什麼東西？！至於老人們——住口，你們這麼老了，還配開口呼救還痴心妄想別人來搭救嗎？！
但實際上恐怕是——長期憋悶在心裡一直在尋找時機一吐為快地說出——我的生命也很寶貴！我有不救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是的，恰恰是我們中國當代的某些男人！持此種理念的男人，肯定多於持同樣理念的兒童少年、婦女和老人。他們年輕、強壯、有文化，可能還風度翩翩。
而我要舉的另一個例子，是我的中學同學也是我的知青戰友告訴我的。他叫楊志松，是北京《大眾健康》的主編。
但是這些都暫且不去說九*九*藏*書它了吧。
我是哈爾濱人。哈爾濱這座城市，當年也有養雞養豬的人家。故我小時候，常聽到孩子們間這樣的呼應聲：
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在兩次關於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討論之間，生命受各種各樣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國的許多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而見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觀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救，卻要等錢遞到了手裡才肯一救的，還是男人！
最令我們國人目瞪口呆的，要算髮生在南方沿海某市的那一件事了——颱風驟起，數艘漁舟難以歸港，求救泊于港口的機輪船。那機輪船如果前去營救，既完全來得及，自身也毫無危險。
我甚至認為——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一樣，也都是需要我們的社會特別加以保護的，也根本不應在他們之間過分號召什麼不適當的「英雄主義」。
似乎也只能這樣感想了——明明白白某些中國男人的心。
於是樓上樓下都發出了男人們的吼聲……
觀看的男人們，卻那麼自覺地，一致地給兩名殺人的男人閃開了去路——因為他們兇惡、危險，自覺地為他們閃開去路是明智的。也許還因為——被殺的，已死了；沒第二個將要被殺的了；「戲」已結束，「演員」退場……
我聯想到了如下「中國特色」的往事種種：
這是冰冷的理念的又一實例。
我的檔案說明了這一點——當年我是知青，從連隊調到團部，檔案中有一條是「思想不夠成熟」。而「思想」在當年，不消說是指「政治思想」。是「機關」知青了，「思想」還是一直沒能成熟起來。結果從團部被「發配」到木材加工廠，檔案里又多了同樣的一條。上大學前，連隊對我做的鑒定仍有這一條。大學畢業的鑒定中有，但措辭是善意的「希望思想早日成熟」。從北影調至童影的鑒定中一如既往地有，措辭已經頗具勉勵性——「希望思想更成熟些。」
若不幸是其下——我們中國人以後在人性和人道方面又將變得怎樣呢？古人沒說「法乎其下」僅得什麼，我們自己去想象吧！
討論和辯論發生在當代中國，是非常耐中國人尋味的。而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抱怨人世變冷了的原因。
「殺人啦，快去看呀！」
這是很悲痛的教訓。
文質彬彬的模樣，溫言款語的口吻——使人沒法兒發脾氣。甚至也不想與之討論。但我當時的感受確實是——「如酷暑之際中寒」。
那麼，黛安娜王妃以她高貴的手去握艾滋病人的手，對他們絕望的心靈給予人性的溫馨慰藉——是不是成了世上很傻之人和很傻之事？
至於那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值不值得想救她一命的人們搖晃幾下防盜門，發幾聲大吼，真的很有討論的必要嗎？
一個高大健壯的男人騎著自行車下班，駛過橋上，見河中有一少年在掙扎——那河並不太深，沒不了那男人的頂——但他有不救的自由啊！於是他視而不見地騎過去了。喊一陣，引來別人救行不行呢？但他認為沒有這義務啊！他回到家裡若無其事地吸煙，吃飯，再吸煙，飲茶，看電視——人們將那淹死的少年送到他家裡了——那是他的寶貝兒子啊！
事實上，我是一個非常崇尚理念思維的人。依我想來，理念乃相對於激|情的一種定力。當激|情如烈馬狂奔，如江河決堤，而理念起到及時又奏效的掣阻作用的時候，它顯得那麼的難能可貴，甚至顯得那麼的峻美。
我看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實在是太誇張了。我活到今天，竟還不曾經歷過一次要麼舍了自己的命去救別人的命，要麼眼看別人頃刻喪生的考驗關頭。因而也就真的沒有在那一關頭考慮值得救與不值得救的體會。我所認識的一切人，也皆和我一樣不曾經歷過。以此概率推算——據我想來，恐怕十萬分之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終生都不太會經歷捨身救人的事件。故擔心的朋友可以完完全全地把心放在肚子里——包含他自己在內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比一的人，幾乎終生並無什麼機會成為「道德工具」。我們所要心懷的，恐怕只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兒，對於為救別人而死了自己的人和事，得出令死者靈魂安慰、令世人不顯得太缺少人味兒的結論——而這一點兒都不損害我們活著的人的利益，更不危害我們同樣寶貴的生命。放心，放心！
但，人救人，關於這樣的事，根本不存在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和辯論的任何一點兒積極的意義。無論少年救老年，或反過來；無論男人救女人，或反過來；無論知識者救文盲，或反過來；無論軍人救百姓，或反過來；無論士兵救長官，或反過來；甚至，無論警察救罪犯(只要後者非屬罪大惡極理當槍斃)，或反過來；無論受降的士兵救俘虜，或反過來……只要人救人，皆在應該獲得到人性正面評價的範圍以內。若不幸自己喪生，更是令人肅然的。
這麼一來，我們人類行為中一切捨身救人的事迹，不但全沒了人性和人道上的意義，而且似乎是比我們的理念還低級的行為了。
那麼，見死不救「也不可恥」，抱臂旁觀，「白相白相」就一定可恥嗎？倘同樣的並不可恥，又據我想來，接錢在手才肯一救的人，便自有他們不可恥的理論邏輯了。起碼的一條也許是——現在是商業時代，一切按經濟規律辦！
我並不提倡人人都不顧自己的能力，遇險皆一逞「英雄本色」。非但不提倡，而且堅決反對。因為這是莽勇，而莽勇往往適得其反。
大約是1990年或1991年，我受某大學之邀「講座」——談到發生在深圳的一件事——幾十名打工妹，被活活燒死在一玩具廠。上了鎖的鐵門，阻斷了她們逃生的唯一出口，講述之際，不免動容。
他們頭腦中的不少理念都是冰冷的。
某些人終於有了實話實說的機會和權利固然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hｔｔｐs://ｒｅａｄ.９９csw•ｃｏm說的是什麼也很重要；其所強調的理念對時代和社會的人性以及人道準則的影響是什麼，尤其重要。兩個月前，晚七點多鍾，家家吃晚飯的時候——忽聽樓道里有女人尖聲呼救。情況不明，實在沒膽量一個人冒險出去。怎麼辦啊！急得在屋裡團團轉。充耳不聞，他是做不到的。他對人性和人道的理解，還沒達到有充耳不聞的「自由」和「權利」的高度，望著妻兒驚悚的表情，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起碼應該做些什麼——於是將自家防盜門搖晃得一陣猛響，並且站在防盜門內大吼：「想殺人哪？沒王法了？還不快滾！」
直至一個多月前，我才對印在記憶中的，靠頭腦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話題豁然想明白了些。某日與友人北影廠文學副廠長史東明相遇，他扯住我說：「曉聲，有一部美國片如果上映了，你一定要去看看。」
但由於這一人性考問限定在與人最親密的血緣關係和愛戀關係之間，故無論先救哪一個，似乎又都並不引發值得不值得的思索，僅與人剎那之際的本能反應有關。在現實中，一般情況下，人總是先救離自己最近的親人，不太會舍近救遠。
某些人士所言的「選擇的自由」，也不知除了以上四類，是否還有別類。據我想來，怕是沒有了吧？
當年我便隱隱地感到，那討論和辯論，顯然與當年的中國人，尤其青年人，尤其當年的大學生對人性的理念認識有關。翻一翻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五千余年的思想遺產，這一種討論和辯論，即使在我們祖先中的哲人之間，似乎也是從來沒涉及過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沒有留下關於這一話題的討論的殘跡。
但並不即刻起錨營救，而是命岸上漁民們的親人先回家取一大筆錢去。倉促之間，哪裡能湊足一大筆錢呢？於是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那理由也是言語鏗鏘，擲地有聲的——「領導」指示，不交足錢，不發動船！領導者，可是國家的官員哪！那船，可是國家的機輪船哪！結果是十幾名漁民喪生大海，十幾個家庭成了殘破的家庭。這不是我胡編之事——中央電視台報道過此事。當記者問那「領導」——何以始終不改變那麼冰冷的命令？答曰：怕去救了，被救的漁民過後不交錢(這也是完全可能的)，白救。一筆營救費在三十幾名漁民的性命(幾條漁船皆翻，半數漁民劫后倖存)之上！如此冰冷的理念之下，能不有那麼冰冷的命令嗎？十五六年前，我們中國人多麼熱烈地討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啊！
日本人曾被視為「理念的動物」。依我想來，我們相當多的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正變得極像日本人。現實得每每令同胞們相互之間備感周身發寒。十五六年間，產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國特色」的理念思維之標本。比如將「優勝劣汰」這一商業術語和競賽原則推行到社會學科的思想領域中去。一件產品既劣，銷毀便是。但視一個人為「劣」的標準由誰來定，由何而定呢？一個生存競爭能力相對較弱的人，就該被視為一個「劣」的人嗎？這種標準老闆們定出來，他人自然無話可說，但是要變為國家意識是否可怕呢？接著的問題是，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裡，究竟能採取多麼高明的方式「汰」掉為數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國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們的國家並沒有聽取某些人士的諫言，我們的大多數同胞也沒有接受此類教誨，所以我們才有國家行為的「再就業工程」、「扶貧工程」，才有民間行為的「希望工程」……
因為這種考問在本質上是根本沒有所謂「正確」答案的。它呈現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兩難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這迷惘中包含著沮喪。
那麼，周恩來在飛機發生空中故障吉凶難料之際，將自己的降落傘給予一個小女孩兒，並指導她如何在必要時使用——我們對此又該怎樣評說呢？
藉助這一種人性和人道的起碼良知的威勢，他手持木棒第一個跨出了家門……
我們所強調的那種自由選擇的權利，究竟是其上呢，其中呢，還是其下呢？
不就是討論出了見死不救「也不可恥」，每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之新理念嗎？
多麼冷冰冰的理念質疑啊！我們可拿我們中國人目前這一種冷冰冰的理念原則究竟怎麼辦呢？它不但仍被奉行為多種藝術門類的創作前提，而且似乎漸漸成了我們中國人面對一切現實事物的原則。
待我下車后，我聽到三十多歲的司機對他們吼：「你們也給我滾下去，小王八蛋！還有點兒人味嗎？」
「殺雞啦，快去看呀！」
而第二天，是妻子和兒媳婦的女人被證實慘遭殺害了——就在那一樓角，就在那一片黑暗中，就在口被捂住仍呼救不止之際……
怎樣救？——值不值得救？在我看來，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討論。如果我們由張華而進行前一種討論，我想，包括張華及其親人，都是會多少感到些欣慰的。而我們中國人，主要指中國的大男人們，究竟是從一種什麼心理出發，一而再地一味地熱衷於后一種討論呢？值不值得救——這根本不是關於人性和人道的什麼新的理念。在「文革」中，在幾乎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進行過完完全全一樣性質的討論。「我為什麼要救那個我不認識的人呢？他也許是『黑五類』！」「他也許是『黑五類』的狗崽子！」只不過當年還沒發生過伸手要錢的事。我們當代人，在這一點上，真的像我們自以為的那樣，比「文革」時代的人長進了很多嗎？請更有思想的人士解答解答吧！
圍觀如看戲，饒有興味。
這麼一來，大人在海難中奪過一個兒童的救生圈將其一腳蹬開，不是也很正常了嗎？
我們面對如此這般林林總總人性麻木的現實，一而再地喋喋不休地討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並且一hｔｔｐｓ://ｒead.９9csｗ.ｃｏｍ而再地強調不值得的自由權利的重要——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嗎？
一家人的兒媳婦很晚了還沒下班歸來——兒子和他的父親終於不放心了，結伴出去迎接，在距家不遠的一幢樓的拐角處，在黑暗中，他們分明聽到女人被捂住了口所發出的呼救聲……
其次我想強調——這一部影片，並不僅僅使我聯想到十五六年前的那一場討論，還使我聯想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即使沒有這一部影片的公映，我也還是打算寫出些文字發表的。只不過這部影片的公映，使我打算以後寫的文章提前了。
而那名碩士生捨命所救的，卻是與自己毫無血緣親情，毫無愛戀關係的陌生人。依我想來，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辯論，蓋基於此。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喋喋評說值得與不值得嗎？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假設那被救的孩子長大了是否成為罪犯嗎？那麼，何以只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後，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這樣那樣的假設就產生了呢？一針見血地說，顯現了人類理念意識中虛偽而又醜陋的一面。即我不願那麼做的，便是不值得那麼做的；別人做了，便是別人的愚不可及。死了，也是毫無意義的死。並且，只有將這一種觀點推廣為理直氣壯的不容置疑的觀點，我的不願，不能，才進而成為不屑於。無論什麼事，一旦被人不屑於地對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帶有美名可圖的色彩了。於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於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故四十歲前的我，對「成熟」二字，幾乎可以說是抱著一種對天敵般的厭憎。好比素食主義者從生理上反感葷膩大餐。至今我也不太清楚，在中國，究竟怎樣的思想才算地道的「成熟」。而且，又依我想來，倘一個人，從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並無時代空白地活過來，思想卻一直善於與各個階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過程，我們是不是會不難發現那「成熟」的醜陋呢？
那麼，世上不少文明之士，為了將文明傳播到非洲的土著部落去，而歷盡千辛萬苦，甚至反遭愚昧殺害，是不是就更惹我們的某些中國同胞嗤之以鼻了？
我想，我們一切人，見了人命危險、生死瞬間的情形，無外乎四類選擇——或智勇救之；或視而不見，悠然自去；或亦不去，駐足安全線內，抱臂旁觀，「白相白相」；或雖有一救的實力，但聲明議價在前，救命在後。價錢滿足，救之。不滿足，人命危險者，也便只有「死你媽的去了」！
張華的事帶給我們的思考其實更應是另外的一些內容——時代和社會怎樣在更多的方面為一切人的生命安全施行更周到的保障？在什麼情況之下人應具有哪些救人的常識和有效的方法？我們應該怎樣培養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我們應該教給女性哪些自衛的方式？對於我們中國的男人，我認為，則主要是教育——使之懂得，在面對兒童少年、婦女和老人陷於險境之時，多少體現出一點兒男人的勇敢，是應該的。
一種我不太能料想得到的觀點是——一名碩士生，為救一位老人而冒生命危險，難道是值得的嗎？那老人即使獲救，究竟還能再活幾年呢？他對社會還能有些什麼貢獻呢？他不已經是一個行將壽終正寢的自然消費人了嗎？這樣的一位老人的生命，與植物人的生命又有什麼區別呢？其生命價值，又究竟在哪一點上高過一草一石呢？而一名碩士生，他的生命價值又是多麼的寶貴！何況當年中國的碩士生並不像今天這麼多！他也許由碩士而博士，而博士后，而教授，而專家學者，那麼他對中國甚至對世界的貢獻，不是簡直沒法預估嗎？更何況他的生命還會演繹出多姿多彩的愛情哦！而那位老人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也顯然是黯然無光的啊！
有朋友似乎擔心，否定了他們不救的行為選擇，等於在呼喚多一些人性的同時，剝奪了他們人性的自由，異化了他們對人性更高層次的理解。於是，似乎呼喚多一些人性，動機倒變得可疑和有害了。那害處據說是——有強迫人們變成「道德工具」之嫌。
我針對這個條子，不禁言語嘔嘔。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約都不得不承認——自從1949年以後，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是那麼的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什麼「環節」。一切文藝及文化載體中，稍涉對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反映，便會被扣上種種政治性質的罪名，遭到口誅筆伐。而作者也往往從此厄運降臨。縱觀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間文藝和文學的全貌，幾乎沒能向中國讀者和我們的青少年，提供什麼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優良營養。與此相反，階級鬥爭的哲學，上升為唯一正確的社會原則。乃至於連《雷鋒日記》中，也有一句令今人讀來不寒而慄的話——「對階級敵人，要像寒冬一樣冷酷無情。」這也是一種冰冷的理念。這一理念，一旦在青少年的頭腦中被當成「真理」，當成至高的原則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實踐，便是符合規律的了……
十五六年前，連我也不能對那名碩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評價。普遍的輿論傾向和人性觀點，使對它心生懷疑的人有時也不禁三緘其口，保持曖昧的沉默。
十五六年前張華的死，依我淺薄的頭腦想來，提供給我們討論的話題意義恐怕更應該是，主要應該是——在具體的情況下，怎樣救人是經驗？怎樣救人是莽勇？而怎樣救人是教訓？蹈了那樣的教訓為什麼不可取？
我敢說，在全世界，自從「人性」二字被從人類的生活中歸納出來至今，從頑童到智叟，除了在當代中國人之間，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彷彿沒有那麼嚴肅認真地，煞有介事地討論過，更沒有辯ｒｅad•９9ｃsｗ.ｃｏm論過。
結束——學生會一男一女兩名學生幹部攔了一輛「面的」送我回家。
還要有全社會的男人自覺自愿地肩負起這一社會義務。
大約三年前，北京發生這樣一件事——一名歹徒企圖騙劫一名女中學生，她的兩名男同學恰巧趕來。歹徒心怯，欲轉身逃跑，被那兩名男同學緊緊揪住不放。他們欲將歹徒押往派出所去。歹徒央求再三，二少年不放。扯扯拽拽，行至黑處，歹徒向其中一名少年猛刺一刀，結果是少年因失血過多，亡命于醫院搶救室……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有關部門曾組織各界知識分子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案》。我有幸應邀參加。記得在會上，我提出建議——在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的後邊，是否可考慮加上亦進行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
尚是少年的兒子欲緊隨其後，被他喝止在家裡。
於是樓上樓下都發出了搖晃防盜門的響聲……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救人的問題。
當年這一討論和辯論，曾在報刊上報道過，似乎還在電視中進行過，最後不了了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鳴似乎更普遍……
那少年的母親我見過——她要為她的兒子出一本紀念冊，請我寫序。我寫了，是作為悲痛的教訓來寫的。後來，在團中央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過關於加強青少年自我保護意識，切勿炒作式宣揚「青少年英雄主義」的觀點。這是那次座談會上最一致的觀念。包括團中央的一位副書記也完全贊同。
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僅得其下——這「法」，也包含理念原則的意思。
更多的時候，情況其實是這樣的——你並不需要去死，你的一聲呼喊，一個電話，攔一輛車，伸出一隻手臂，拋出一條繩子，探過去一根竹竿，一個主意，一種動員，就可以救一個人甚至幾個人的命，問自己的良知，你覺得值得嗎？
十五六年後，我們仍多麼熱烈地討論同一問題——這真的是個需要動員了有思想的中國人進行空前大討論的問題嗎？兩次討論之間的現實，無須我贅言，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倘認為第二次討論比第一次討論「更深入了」，「層次更高了」，關於人性和人道的「思想內涵更豐富了」——則真的令我越來越糊塗，越來越自慚淺薄了。
而另一個事實是——在中國，在近年，人圍觀人死於危難之事，幾乎年年都有發生。少則十幾人幾十人的圍觀，多則上百人幾百人的圍觀。僅僅一個月前的上海《勞動報》還在報道，某市有父親抱女兒投湖，圍觀者達四五百人，眼見那父親從離湖岸幾米處溺向十幾米處三十米處——一名個體戶救起了那女孩，央求岸上的圍觀者搭一把手，竟無一人協助之。警車來了，竟無法直接開近湖岸——我們斗膽懇求我們的人生理念很「高級」起來了的同胞，再稍微將他們的理念降低那麼一點點，給前來營救一個也許「不值得」救的人的警員們讓讓道——這該不是很非分的懇求吧？
值得！
這麼一來，事情將變得多麼簡單啊！
而我當時收到的一張條子上寫的是——「中國人口太多了，燒死幾十個和計劃生育的意義是一致的，你何必顯出大發慈悲的樣子？！」
其實我是想向讀者坦白——我這個崇尚理念思維，讚賞理念定力的人，後來竟對理念之光的瑰麗，更確切地說，是對「中國特色」的理念所產生的邏輯方式，心生出了不可救藥的動搖和懷疑。動搖和懷疑是由一件具體之事引起的。那事引起的觀點爭論，沸沸揚揚於十年前，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前。一名大學里的在校碩士生，為救一位落水的老人，自己反倒被淹死了。當然，老人是獲救了，或者我的記憶有誤，老人竟也沒有獲救。總之，在我看來，這是一件高尚的、感人的事。那名大學生的行為，似乎怎麼也不至於遭到輿論否定的吧？當年卻不然。較熱烈的討論首先在幾所大學里展開了。後來竟由討論而辯論。
那女人僅被搶去了皮包，受了一刀輕傷。她報警時說：「幸虧有人搖晃防盜門，有人喊，否則我就完了！」有時，救人一命，只要想救，只要不理念地選擇「也不可恥」的不救，就不但是完全可以救成的，也是完全可以不必搭上自己性命的。
每個人的理念中似乎只明確一點就足夠了——我個人的生命是無比寶貴的！至於某些人以他們同樣寶貴的生命挽救了另外一些人的生命，那就只能說明他們自我生命意識的愚昧和迂腐了！
讓我們還回到人性的話題上來。當年的知青金訓華為撈公社的一根電線杆而死，大不值得；當年的知青張勇，為救公社的一隻羔羊而死，大不值得；甚至，「少年英雄」賴寧的「英勇」，依我想來，也是根本不應被一切少年效仿的。
他們所強烈要求的是——這社會這時代不但應該非常尊重他們自身理念的冰冷，而且簡直應該將他們那一套冰冷的理念奉為新的超前「文明」了的準則。
據我想來，人類社會，目前恐怕還不會將以往一向令人保持肅然之心的人性及人道準則拋棄掉。至於百年後怎樣，我就說不大准了……
人救人之人性體現，是根本排斥什麼「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和辯論的。進行這種討論和辯論的人，其思想意識肯定發生了疾病。這種疾病若不被指出是疾病，傳染開來，肯定將導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一頭象落入陷阱，許多象必圍繞四周，不是看，而是個個竭盡全力，企圖用鼻將同類拉出，直至牙斷鼻傷而戀戀不忍散去。此獸|性之本能。人性高於它，恰在於人將本能的行為靠文明的營養上升為意識的主動。倘某一理念是與此意識相反的，那麼實際上也是與人性相悖的，不但冰冷，而且醜陋的理念。人性永遠拒絕這一種理念的「合理」性。願中國人再也不討論和辯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這一可恥的話題。人性之光，正九_九_藏_書是在此前提之下，才是全人類心靈中最美最神聖的光耀。其美和神聖在於，你根本不必思考，只要永遠肅然地、虔誠地「迷信」它的美和神聖就是了。願當代中國人尊重全人類這一種高貴的「迷信」……
父親說：「千萬別管這類閑事！」
我們自以為，某種並不光彩的理念只要經由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性地訴說，就足以自欺欺人地被公認為最新理念，就足以幫我們擺脫掉人作為人的最後一點兒人性原則，但正如一位外國詩人說的，那不過是——「帶給我們黑暗的光明。」
我說：「司機同志請停車，我不要他們再陪送我了。」
「文革」前，少年們虐殺小貓小狗之事，我至少見過三次。無「戲」可看，他們便自「導」自娛。他們後來成為「紅衛兵」，其「革命」行徑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敢說，在全世界，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主張對自己的同胞「優勝劣汰」過。恰恰相反，許多國家的頭腦和目光，幾乎都在思考同樣的問題——怎麼樣才能使生存競爭能力相對較弱的一部分人，得到更多些的國家性的愛護和體恤？而不是以冷冰冰的理念思維去想——要是能把他們統統「汰」掉多好！或誰叫他們「劣」來著，因而遭「汰」一百個一千個活該！
那麼為什麼——少女欲跳樓圍觀者眾，無人勸阻卻有人狂喊怪叫促她快跳？為什麼婦女被強|暴于街頭亦圍觀者眾竟無人去報警？為什麼心臟病人猝倒人行道上數小時，幾百雙腳先後從其身旁走過竟無駐足者？為什麼兒童落水會水的伸手要幾萬元錢才肯跳水去救？為什麼同乘一輛長途汽車的姑娘在車上遭歹徒輪|奸在小鎮停車時又于眾目睽睽之下被劫持走而無一人開其尊口——警察的身影就在不遠處！
首先我要聲明——我的文章，並非是為又一部美國大片所做的廣告，具體關於《拯救大兵瑞恩》的評價是另一回事。人性及人道主題在該片中體現得究竟深淺，或極端或偏執，甚至，究竟有無必要從這一主題去談論該片，則屬藝術評論和接受美學的範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殊不為怪。
這麼一來，倘男人與女人在危難之際同時撲向救生出口，而男人將女人推開不顧其死活先自逃出，不是也很天經地義了嗎？
當然，我們誰都知道——老父與稚子同時沉浮於波濤，或老母與愛妻同處生死倏忽之際，做兒子、做父親、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個的古老人性考問。
我們——我們如何去安慰那失去了兒子的父親，那失去了妻子的丈夫，那失去了女兒的老母以及那失去了兒媳婦的公公呢？
誰來保護他們？
僅僅如此還不夠！
料想不到的，一篇談人性及人道思考的文章，竟又引發了一場幾乎和十五六年前一樣的討論。為什麼是料想不到的呢？因我以為，在其後的十五六年間，許多中國人，必定和我一樣，對於人性及人道原則，早已做了相應的反省——看來我估計錯了。果而如此，我的「補白」，也就不算多餘的話了。
《冰冷的理念》發表在《文匯報》，實不過是一次尋常之寫作行為——一因關鴻同志曾約稿，拖怠久矣，寄予了卻承諾；二因縱觀中國之人性及人道現狀，每嘆思多多，竟遇觸機，有感而發，一吐為快罷了。拙文坦語，一己陋見，字數所限，議意難全。初衷簡單——試圖喚起點兒同胞對同胞的人性溫情而已。不料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又一次「引爆」關於什麼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討論，而且據說還討論得很熱烈，令我怔愕且又懵懂，三思而後，仍不太能明白其討論的意義和價值。我僅知目前已討論出了這麼個結果——「救人當然光榮，不救也不可恥」。所謂「救」與「不救」，前提當然是在人命危險、生死瞬間之際。否則不是就不存在「救」與「不救」的問題了嗎？故那一種關於人性和人道的新觀點，又可以更直截了當地說成是——見死而救「當然光榮」；見死不救「也不可恥」。
這樣的推論實在不是妄論啊！近十幾年間，此類事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還少嗎？
終於有一天我聽到的是：
這分明是一種相當理念的觀點。這一種相當理念的觀點，當年在大學里代表了似乎絕對多數學子的觀點。你簡直不能說這一種觀點不對。但正是從那時起，我感覺到了「中國特色」的理念所產生的邏輯方式的冰冷……和傲慢。於是當年又有另一種觀點介入討論。這另一種觀點是——如果那名碩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個兒童，也許就比較值得了吧？顯然，這是一種很缺乏自信的，希望迴避正面辯論，達到折中目的之觀點。但這一種折中的觀點，當年同樣遭到了義正詞嚴的駁斥：如果那兒童弱智呢？那兒童將來一定能考上大學嗎？如果考不上，他不過是一個芸芸眾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碩士生的生命換一個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對其更寶貴的生命的白白浪費呢？即使那兒童將來考上大學了，考上的肯定會是一所名牌大學嗎？肯定會接著考取到碩士學位嗎？再假設，如果那兒童長大后墮落成罪犯呢？誰敢斷言絕對沒有這一種可能性？
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與今天關於「英雄流血亦流淚」的討論是不一樣的。后一種討論並不貶低英雄的行為，批判性是針對於使英雄流淚者們的。而前一種討論和辯論，用理念的棉團包纏了的批判性的鋒芒，卻是變相地針對於流血甚至捨生了的英雄們的。據我想來，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淚」的現象，只怕是與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不無關係的。
我崇尚理念，恰因我屬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較難本能地內斂自己對人對事的態度、立場、觀點、好惡而又不露聲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衝動起來。一旦衝動，幾乎無所顧慮，無所諱畏。四十歲以前的我，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