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是一次午宴。我已經忘了當時的東道主是誰，但我知道餐桌旁圍坐的都是彼時文學和政治界的左翼「名人」，有詩人尤伊斯·克里金、刊登過我的短篇故事的雜誌編輯們、工會會員薩利·薩克斯以及其他幾名會員。工會會員們曾在南非短暫（民族主義者結束了這段時光）地組織過貧窮的白人女工、印度工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工人，目的是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不可能！你也許會想。但這些人就是擁有著這樣的特性。我們在午餐宴上討論了什麼？我沒必要去記住，因為我們的話題一直都是「民族主義者的掌權對南非意味著什麼」、「中國的共產黨人正在上台」。

此項建議還適用於另一種情形：假如在你收到的長達數頁（寫作者總有很多時間）的一封信件里滿是「永恆的宇宙視角召喚著我走向你，我覺得我們必須與彼此碰面，分享彼此的思想……」之類的話，那麼。你應該這樣答覆：「你我二人在較高層次上會永不分離，哪裡有親自會面的必要呢？」

這時候，哥特弗萊德已經娶了伊爾絲·達度為妻。在民族主義者尚未掌握權力之前，在那不同尋常而又短暫的氣候中，拿著微薄薪水的工人、印度人、有色人種和白人都由類似薩利·薩克斯那樣的人組織在了一起——身為印度人的達度就是其中的一名組織者。伊爾絲和達度有過一段婚姻，還有一個女兒。她說自己不打算在法西斯南非養大一個擁有一半印度血統的孩子，接著便回了家鄉並結識了哥特弗萊德。他們兩人結了婚，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都有在非洲生活過的體驗，也就是說，他們肯定都覺得自己很難融入到當地的環境中去。哥特弗萊德是一個有愛的繼父，他對伊爾絲的孩子非常好，就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要是以普通方式去看待事情、對共產主義偏執狂症做了低估，那麼接下來這件事就會變得很難解釋：哥特弗萊德被「降了職」，而且他還被迫在一所共產黨人再教育學校里待上一整年。不過，這對他來說真的需要嗎？他怎麼可能會成為一個比現在還要忠誠的共產黨人呢？他現在被西方思想所玷污，因而需要接受一些透徹的洗腦。後來，哥特弗萊德並沒有回到貿易委員會，至少沒有直接回去。儘管東德並非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哥特弗萊德實際上卻是以一名貿易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到了印度尼西亞。在那裡，他對地方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水土不服和飲食不適，哥特弗萊德生了病並且回到了東德。再後來，他被派到了坦尚尼亞，在東非的土地上成了一位知名人物，影響範圍也不只限於當地。哥特弗萊德和他的妻子擁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優勢：在「共產主義德國」，很少有人像他們那樣理解非洲。由此可見，置他們于危險之中的東西倒恰恰讓他們變成了寶貴的人。在歐洲範圍內，人們對南部非洲的認識普遍都很無知。在英國待了幾年後，我和其他一些人嘗試著說：「在南非和南羅得西亞的土地上，黑人們並非個個都面含微笑，心滿意足」。對此，人們只認為我們是在誇大其詞，或者說是剛愎自用。五十年代的時候，一些幾乎不曾聽過南羅得西亞的人普遍認為那裡應該是一個公平和正義的地方——也許僅僅是因為他們身在英國。當我向一群英國工黨要員提起南羅得西亞時，這些政治家們並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個位置，認為它要麼是南非的一部分，要麼就屬於北羅得西亞。

哥特弗萊德感到失望而又沮喪，他得了黃疸病，無法再繼續工作。就在這段時光里，我們之間的相處變得非常融洽。他會時常來看望孩子，在我到達倫敦不久便弄傷了肩膀之後，他因而來得更加頻繁。拿到簽證后，他去看望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這位「終身學習者」正在共產主義柏林的文化聯盟工作。回來時的哥特弗萊德面露喜色，他的樂觀主義又復甦了。他說自己打算去那邊生活，並且希望我可以跟他同去。他的話嚇到了我，要知道我們之前可一次都沒說起過要跟對方維持婚姻，或者一起生活。他說，「他們在那邊生活富足，有房有車，還有專職司機」。同時，他也嘲笑了他們對安全的過分關注。「真是瘋子，」哥特弗萊德說，「他們覺得床底下有密探，還不讓我在車裡說一句話，怕被司機聽了去。」聽到他的嘲笑后，他們只說，他在西方待了太久，所以無法理解這種事。

我將帶著孩子先去倫敦，等哥特弗萊德到達后，他會找份好工作，從旁支持我。

這個時候，穆依德·約克爾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雖然說她在諸多方面都對我產生了極大影響，可我在這裏要說的卻是她對哥特弗萊德的影響。戰爭開始前，她已經在維也納小有名氣。身為一名非常年輕的女人、一位姑娘，她創建了一個在當時而言獨一無二的廣播節目。她能說能唱，既開得了玩笑，也扮得了傻，藉此贏得了大批聽眾。由此看來，收音機這個新鮮事物和她的性格很匹配。毫無疑問，她也是一名共產黨人。彼時，她的德國共產黨人朋友們正在過著勉強糊口、東躲西藏、四處奔波的日子，或是在蘇聯境內過著「脫黨就是行屍走肉」的生活。這些人後來在東德成立了政府，她也去了那裡生活。再後來，斯大林開始清洗在蘇聯和周邊共產主義國家境內的猶太人，這被他們稱為「黑暗年代」。同其他數十名猶太人一起，她被驅逐出了東德。那位把她押到邊界線的年輕警察流著淚對她說：「要是連你們這樣的人都要遭到驅逐，那他們一定是搞錯了。」或許，在三十年後因柏林牆倒塌而歡呼雀躍的人群里，這位警察就在其中。如此一來，她成了在倫敦的首批共產主義難民之一，彼時的倫敦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他們努力生活著，天曉得這有多艱難。有時候，他們十來個人會擠在一個房間里，或者就借宿在好心人家的沙發上。不再受到主人的歡迎后，他們就會動身離開。為了生活，這些人做著翻譯、制衣、理髮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找的工作。在歐洲的所有城市裡，像穆伊德這樣的人隨處可見。我對她說起哥特弗萊德在等待官方對他的正式申請進行答覆，對此她只是大笑著說：「他沒弄懂共產主義的第一要義，他應該藉助短期訪問簽證直接去柏林，通過私人關係來操作這件事。」她還問我說：「他應該有位高權重的親戚吧？」在聽到我的轉述后，哥特弗萊德勃然大怒，流露出輕蔑的態度九九藏書。因為生活貧窮、沒有實際工作、內心害怕而又多變，他變得更狹隘、多疑和偏執。他說：「我沒興趣去聽反蘇言論。」——這句話甚至被用來回應那些對共產主義發出的最為溫和的批評。無論怎樣，哥特弗萊德選擇繼續等待。穆伊德說：「要是他願意來見我，我會告訴他真實的共產主義是什麼樣子的。」起初，哥特弗萊德拒絕了。他等待著郵差的一次次到來，時間也在慢慢地流逝。終於，我為他們安排了一次晚餐。就粗魯程度而言，這次會面遠遠超過弗洛伊德派和蘇聯貿易團代表們的見面。

哥特弗萊德成了一名英國公民，我也一樣。我在結婚時曾喪失了英國國籍，後來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請，對於這段經歷帶給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比話語、淚水更深沉——咳，還有什麼呢？這樣的心理活動既無法看見，也不可理解。能拿到英國護照，我相信頭腦最簡單的愛國者也會表示讚許。之後，規則發生了改變。哥特弗萊德在法律界名聲在外，我們的離婚程序因而進行得很快，雖然法院里堆滿了戰時離婚的案件。至於究竟是誰拋棄了誰，我已經記不得了，不過當時我們倆還住在一起。

星期六晚上，一個醫學生帶我去了一家位於黑人郊區的診所，那裡能提供免費治療。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原本空蕩蕩的、設備簡陋的大房間，就會擠滿械鬥的傷者。連續幾個小時，我坐在角落裡的一張凳子上，看著酒醉的黑人腳步蹣跚地走進來或者由擔架抬進來，每個人身上都有小刀和大切刀砍擊的痕迹，還在向外淌著血。這些人所經歷的部落鬥爭，留下了一些猙獰可怖的傷口，甚至還要了幾個人的性命。四十多年後，我遇到了一位來自約翰內斯堡的年輕的白人醫生，他說自己在好幾個周末都為一家診所工作，從外面走進或被送進那兒的黑人身上帶著刀傷，喝得爛醉，不過更多的是因服用毒品而發狂的黑人。「那些血啊，」他說，「都流成了河。」我也向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見到的情景。一切都未發生變化，只不過現在出現了毒品，而那時只有酒精而已。

這時，民族主義者掌了權，一些曾經的共產黨人陷入了恐慌，他們不僅開始焚燒書籍，彼此見面時也變得小心翼翼。當時的氣氛說明，至多不過兩年前的蓬勃自信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本書中，我從始至終所展現出來的自己不過就是一個產物：我屬於那些由肯特郡、埃塞克斯郡、薩福克郡、諾福克郡、德文郡、薩默塞特郡所孕育出來的麥克維格、弗勞爾、巴特利、彌勒斯、斯尼溫、康沃爾，令人滿意的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混合體。我被鑲嵌在了一個地方，成為了家譜中的一個條目。不過，我當時的親身感受卻是另外一回事——「終於結束了，」我心想，「終於就此完結了。」這指的是我與家庭的聯繫。「我是由自己創造出來的。」我這樣覺著。我不想知道，也並沒有打算要回到自己的家裡去，我要逃離它。

到了開普敦，我找了最便宜的旅店，這在《探尋英國人》中有過描述。這部傳記是用喜劇形式創作的，這又有何不可呢？然而，這實則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光，並且一直在向前推移。代理人同意使用停靠在岸邊的船隻，但隨後又開了口——我壓根兒就沒想到他是在等著拿好處費。六個星期的等待時間就是我為自己的老實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可是，等等……如果這個男人認為黨組織永遠都是正確的（即便出了錯誤，也只會視其為暫時性的小疏忽），如果他向來都像遵從自己的良心那般遵從於黨，那麼他就不會做出反抗，非要去娶一個被黨組織視為不合適的、有威脅性的女人。據此判斷，一個著實可怕的可能性便浮出了水面：或許，哥特弗萊德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他凝固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出現裂痕？而且他所執行的命令都不過是他自己所厭惡的？這在共產主義的世界里並非全無可察……

後來在倫敦，我收到了一名工會會員的來信。「同志！我的生命都用來服務受難的人類了，以幫助世上的勞苦之人過得更好。人類正在向那光耀的地平線前進，而我的目光始終注視著那裡。我從不吝惜自己。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都是為了集體，並且……」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寫了十六頁，直到結尾處我才明白，它是在提議共同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分享一張床。我很驚訝，因為在那次午宴中，我並沒有跟這位寫信者相鄰而坐。不過我後來收到了很多類似的信，這的確是時代的精神所在。但這種風格只適合某些民族，很難想象盎格魯-撒克遜人也會參与這種事情。寫信人包括了兩名波蘭人、三名南斯拉夫人、兩名南非白人、一名智利的革命者，可是這些信件幾乎很難區別開來。

我注視著前方，再沒有回頭看過一眼。我在期待著我的未來，我真正生活的開始。我的身後關上了一扇門，而我在一生中所關上的門又豈止這一扇呢。我記得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在七歲之前便被送去了寄宿學校。我對那些關上的門一清二楚，我的感知並不來源於它的砰然作響，而是我的內心感受。如果某個人被遺忘在了後面，那扇門便會自行關閉。啊，我心想，門是自動關上的，對嗎？從那以後我再未做任何期盼，儘管我的表現可能與原來別無二致，並且多少希望如此。不過，能夠信心滿滿而又積極樂觀地靠近另一個人，覺得自己能夠交到一個相伴一生的真正朋友，這樣的人會有多大年齡呢？這不過是個幼稚的年輕人，不知道懷抱過多的期望只是愚笨之事。「哈，門已經關上了？真有意思……」這樣的想法是無法控制的，沒有什麼比這更難撼動。

門關上了，僅此而已。

當然，哥特弗萊德的共產黨人身份其實持續了很久，久到數年的時間。對於他以及一些特定類型的人來說，這個黨組織就是一個絕對化的存在，就是上帝。心理學家稱：「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一旦獲取了某種信念就不可能會發生改變，他們不會，永遠不會。這些人的思想一旦凝固，那麼便是永遠。」

蘇聯「路線」在屠夫阿明逃跑之前都對他表示了支持，這九*九*藏*書意味著東德也只能對其予以支持。阿明逃亡后，坦尚尼亞人重整了秩序。所有的大使館成員在前些天都已經被護送著沿路去了肯亞，留下來的就只有伊拉克大使，以及這位東德大使——哥特弗萊德和他的妻子，還有兩名工作人員。在坦尚尼亞軍隊進駐前夕，哥特弗萊德給自己的那位伊拉克大使朋友打了電話：「要不我們明天也一起去肯亞吧？」那邊回答說：「你是瘋了，精神不正常了？我們已經接到指示要我們待在房子里，把門拴好，把頭低下來。」第二天早晨，哥特弗萊德讓他的妻子和兩位職員上了車，他駕著這輛車路過了一個廣場，那裡恰有一群醉了酒的、喜歡亂開槍的坦尚尼亞士兵。這些人正朝著所有移動中的物體射擊，他們把噴火器用在了那輛車上。這個消息來自《衛報》的托尼·埃博凡，他當時正在坎帕拉，那些詢問情況的東非朋友們也得知了這個消息。東德共產黨人在柏林豎起了一座紀念碑，在上面寫上了四個名字，而「墳墓」裏面應該是空無一物的。

1948年年末，突然間，一切都有了進展。

沒過多久，哥特弗萊德在來信中發出了邀請，讓彼得過去度夏。這是我所做過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可我卻找不到理由去懷疑他的動機。此時，我的孩子已經四歲，他在那邊跟堂親們一起度過了兩個月的愉快時光，回來的時候已經忘了英語，只會用德語會話。此外，他還學會了在吃飯時把左手放在盤子旁邊；在有人跟他講話時，他會頓一下腳，發出咔嗒聲，接著鞠上一躬。

哥特弗萊德有一位約翰內斯堡的朋友，他來過這裏許多次。這位朋友是個有錢人。他建議我們放棄這座小房子，把房租節省起來，還說我可以一直待在他的家裡直至我們設法弄到船上的鋪位，哥特弗萊德可以留下來跟朋友們在一起。於是，這件事就這麼敲定了。我終於離開了索爾茲伯里，跟它說著再見，再見。我正處於離開的過程之中——接著我來到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座大房子里，它坐落於我在1937年曾待過的那片富人郊區，這裏也有看門狗、柵欄窗、守夜人、財富。

在一個陰冷蕭索的日子，我帶著孩子和多蘿西·施瓦茨一起去了車站送別他，那時候他戴著卡拉庫爾羔羊皮帽子，面容疏離而又陌生。

在那六個星期里，出現過兩次這樣的情景：英國女人們乘船而來，其他人則踏上冗長的火車旅途向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出發。於是，我真正理解自己能夠在非洲而非倫敦周圍諸郡長大是多麼的幸運。在我看來，那些女人無知、無辜且偏狹。我產生了一種保護欲，就像她們成了孩子一樣。不過首要的問題是，她們的所知所感和一言一行都取決於其自身所處的階級。即便是在這個也許在你看來有可能結成親善關係的地方，官太太和其他階層的女人也都是分開的，如同吉卜林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樣。中產階級的女人們和一兩名貴族女子，緊緊圍坐在游廊的一處，就像防禦著什麼似的。當談及下層階級的孩童們時，她們那高調而又專橫的聲音便低下去一個分貝。處在別人的觀察之下——這並非那些孩子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那些女人在好奇，對於自己可以如此傲慢，他們是怎麼認為的？沒有人能夠跟工人階級和偏下中產階級的人（真抱歉啊，可這就是英國風格）聊上五分鐘，而後面這兩個階級都屬於一個……天啊，沒錯，都屬於一個已經被電視謀殺了的文化圈，包括工人學院（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非戰主義的學習課堂）、暑期學校、夜校、文學團體。他們會到索爾茲伯里和布拉瓦約參加講座和學習課堂，但仍會讓那些人擺出屈尊俯就的樣子。

無論如何，哥特弗萊德都不能算是個笨人，可情節的發展卻解釋說，他的這種行為要比詹姆斯·邦德蠢得多。一些了解東德情況的人們說，這顯然跟克格勃有著什麼關係。要知道，那個時候蘇聯集團內的許多外交人員都遭到了神秘謀殺。很多人都謠傳說：「哥特弗萊德是克格勃成員。」——好多年時間里，我都沒能「吸收」這件事情，我總說我認為它不可能是真的。實際上，我是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可後來這個傳言卻被證實了。那麼，這個實情是誰告訴我的呢？是我的兒子約翰·威茲德姆，他有一些好友是南羅得西亞的秘密警察——這些人仍然在為黑人政府工作著，這或許是我們那個年代大眾癲狂的又一個小癥狀罷了。約翰想要查實關於自己母親的第二任丈夫哥特弗萊德的一些消息，藉由跟辛巴威秘密警察的關係，他又聯繫上了一位南非的秘密警察。這個男人告訴他說：「哥特弗萊德是一名克格勃成員，他對東非以及許多領域都產生了不小影響。」那麼，這個人的所言到底是真是假呢？在這樣一個骯髒、混亂和陰鬱的圈子裡，有誰能知道呢。熟知哥特弗萊德的東德夥伴們都說，這不可能是真的，因為哥特弗萊德是個好人，他不是那種會被克格勃僱用的人。他們動情地說，人們常常這樣提起他：「哥特弗萊德並不是共產黨人，他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個善良而又慷慨的人，一個能夠把困境中的人們溫柔相待的人。」

實際上，哥特弗萊德·萊辛的經歷是這樣的：在我到了倫敦以後，他沒過多久也來了。多蘿西·施瓦茨決定來倫敦碰碰運氣——在她的公寓里，哥特弗萊德借住了一個房間。他信心滿滿地認為自己的厄運已經結束，覺得自己很快就能在倫敦找到一份好工作，可惜他的工作申請卻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就在等待的時間里，他一直在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文化關係部工作著。很難想象，對於一個兼具德國人和共產黨人身份的人來說，要在體面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有多麼不易。但可笑之處在於，十年之後，沒什麼能比僱用一個德國人甚至赤色分子更為時髦，因為那時共產主義思潮又流行了起來。而且，就如同每次熱度消退時候一樣，人們再次自稱為「共產黨人」，但他們從來沒有領過黨票。許多「共產黨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共產主義為何物。我曾跟一位著名的電影製作人共進午餐，他自稱共產黨人，並讚揚著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優點。他問我，「共產黨人只能是一名無神論者」的情況是否屬實。在聽我說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他表示說，他覺得人們不應該關心自己的物質福https://read.99csw.com利。在時髦的共產黨人中，像這樣的無知者非常典型。

在那家旅店裡所度過的數個星期讓我意識到，帶著很少的錢和一個小孩在身邊會令我受到怎樣的限制。儘管我所置身其中的是這個美麗、迷人而又——我剛學會的詞彙——「波西米亞式」的開普敦，可我卻好不容易才能擠出足夠的時間從旅店去運輸事務所排隊。自從這個孩子降生后，我的丈夫一直都在做著一個好父親，朋友們爭著要照看嬰兒，我母親覺得她自己還有餘熱沒有發揮出來，此外還有一個僕人在幫忙。現在的我卻成了獨自一人，儘管在這之前我就已經知道自己犯了錯誤。我想，這一切應該是性格使然。我向來都覺得這樣的說法很蠢，「哦，我那時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不過那時的我從來都沒體驗過夢想中的冒險生活，無論是探索非洲野外還是戈壁沙漠，我也從未在地中海沿岸自由漫步或在巴黎享受咖啡生活。「我帶著一個孩子」，這一事實決定了一切。我打算通過寫作來謀生，並且也確實這樣做了，可惜當時的寫作收入並不高，等到在倫敦待了十年後我才拿到了普通工人的工資。對此我從未覺得遺憾，因為我所知道的每個人都很窮。如今的年輕作家們甫一開口說的便是進步和安全的話題，可我們那代人的想法卻很不一樣，這大抵是因為經歷了那張戰爭的緣故吧。我們渴望著寫作，堅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獨立，保留自己的隱私。然而，現在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做到這樣，畢竟眾人的個性、歷史和生活全都屬於公關機器。

還沒有任何消息說開普敦會有船來。我已經訂好了南下的火車鋪，就在準備離開這座最不討喜的城市之前，發生了兩件事。

哥特弗萊德在文化聯盟謀得了一份工作。「好笑」的是由於希特勒奪去了共產黨人的性命，存活下來的人因而註定會得到好工作。連同共產黨人在內，那些後來知道了柏林存在共產主義等級制的人也許都會驚訝于聽到，共產黨人們的早期生活開放而又靈活。有一名在倫敦工作的德國商人曾因公務出差到德國，他在那兒受邀會見了一些高層人士，他們表示希望他可以留下來重建德國。商人說自己並不是一名共產黨人，對政治也沒有興趣。這些人只說：「沒有關係，我們需要的是人才。」不過，這卻是發生在斯大林最後一次發瘋、東德局勢變得緊張並成為西方人骨灰盒之前的事情了。

穆伊德身材很高大，她有趣活潑、外向生動，是一個懷有蔑視情緒的女人。看上去，她就像是一個吉卜賽人——手頭缺錢時，這種做派總是很管用。她是那種最不可能引起哥特弗萊德興趣的女人。如往常一樣，他優雅端正地坐在那裡，如同一名外交官似的，沒有一根凌亂的頭髮。穆伊德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一邊在向哥特弗萊德描述著共產主義。而他一口東西都沒吃，只是拖長了語調說著共產主義的侮辱性詞彙，辱罵著反蘇言論、為錢役使的雇傭工、走狗、豺狼，如此等等。穆伊德說他對共產主義一竅不通，對此哥特弗萊德回應說，他倒是對她這樣的人通了六竅。穆伊德大笑著離開了，而哥特弗萊德在離開時則對我說：「你身上沾染了階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我還從未見過他如此怒不可遏的樣子，他著實嚇到了我。無論怎樣，從其結果來看這次會面算是取得了成功，因為哥特弗萊德告訴我，他已經申請了簽證去看他的妹妹，他到了那兒以後會看看「能夠做些什麼」。從此，他再沒有提起過穆伊德。他說等他在柏林穩定后，彼得可以在假期去看他。我對他說：「要是你動手做了一件難以為繼的事情，那可就太不妙了。」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穆伊德曾說：「哥特弗萊德是個瘋子，他竟然想著要跟西方保持聯絡，要知道這隻會給他招來死刑，甚至還要更糟，那些擁有西方背景或者跟西方有聯絡的人向來都會受到懷疑。」我把她的話轉告給了哥特弗萊德，他辱罵了她。

有那麼一天，我可能會寫一本小書並將其題名為「我所知道的有錢人」，我當時所在的那戶人家會成為書中的重要角色。丈夫覺得用幾便士買下一磅的土豆太過浪費，因而勃然大怒，他堅持說應該開上幾公里遠的車去外面的市場，那裡的菜價更便宜一點。這讓他的妻子覺得很好笑。她是倫敦東區人士，曾在「統一劇院俱樂部」待過。在冷戰最緊張的時期，那傢俱樂部因其政治評論和左翼色彩的劇目而聞名。曾有許多著名的男女演員在那裡接受指導，但因為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再度流行，俱樂部失去了魅力。人們如今不用「倫敦佬」來稱呼某人。那個漂亮可愛、聰明大胆的倫敦小女孩，她在哪裡呢？她的身影曾一度出現在書籍和劇本里（比如《賣花女》），這從她口中發出的第一個音就可以辨認出來。就像之前那戶人家裡的女人一樣，這位倫敦東區姑娘簡直無聊得要發瘋，也因為嫉妒我而變得瘋狂。我聽到——這是我有意為之——她在給朋友打電話時會重複地喊著：「她在這兒，就在這座房子里。」漸漸地我意識到，她提到的人就是我。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愛上她的丈夫，首先是因為我內心充滿了太多的憂慮。那麼他愛上我了嗎？即便是，那也不過是最柔軟的情誼。房門砰然作響，電話鈴尖銳地響著，丈夫和妻子在互相吼叫。我說我會馬上離開，可他們卻說：「瞎說什麼，你必須留下來！」接著又繼續吼。

看著眼前的一切，我心裏暗想著「我不要，不要」——我不要淪為階級遊戲的參与者。可是沒過幾年，我就被困在了其中。後來，我為《約翰倫敦周刊》寫了一篇書評，天真地說道，英格蘭也像印度似的等級森嚴，由此招來了中產階級的人士們寄來雪片般的信件，信中說英格蘭並不存在階級制度。用不了幾年，在福特公司大罷工事件發生時，我就會坐在倫敦的一間審判室里，看著愚蠢的法官嘲笑一名罷工領袖的口音和語法，蓄意地羞辱那個男人。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報紙上正活躍著一些對現任總理——他屬於工人階級、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大眾品位所開的惡意玩笑。對，沒錯，我們並不是擁有勢利小人的唯一國家，可難道說還有別的什麼國家也能夠發明出這種「非上層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可鄙小遊戲，並且還覺得它很有趣？尤其這趣味還能維持好幾十年？可憐的英格蘭read.99csw.com，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呢，顯然無能無力。

幾星期之內，這個德國小男孩就消失不見了，那位英國男孩又回來了。哥特弗萊德讓彼得隨身帶回了一封信，信中說應該讓彼得在每個夏季都過去那邊。那麼接下來呢？什麼都沒有發生，一片安靜。彼得這孩子有了一個體貼關懷自己的好爸爸，而且還去拜訪了他，知道他又組建了一個家庭。然而現在呢？他這個爸爸卻離開了自己。我給德國那邊寫了信，還讓別人幫我捎去了消息，可最終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我寫到並談道：「彼得變得悶悶不樂，總在找自己的父親，他還常常哭著入睡。難道，你連封信都不能寫了嗎？」結果，依然沒有一絲動靜。於是我動身去了柏林，試著要聯繫哥特弗萊德，可他既不接電話，也不回復留言。這時候「柏林牆」尚未建立起來，我已經在東德這邊跟一個出版商有了聯繫。我求這位出版商在輿論上給我施壓，於是他照實去做了，不過具體的細節我不是很清楚。我已經氣急敗壞，根本顧不得這是否會有什麼危險。我千方百計地在一片高大的新公寓樓里找到了哥特弗萊德，跟他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妹妹艾琳。這間公寓嶄新而又漂亮，空間不是很大，擺放著整潔乾淨的傢具，都是時下的瑞典風格。從他們的樣子看，「二戰」似乎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這兩人好像還在過著未被希特勒打擾前的生活。他們優雅而又世俗，就像那些有錢人和成功人士常常做的那樣，流露出了夾雜著諷刺的玩笑腔調，可他們卻當然算不得富裕。這兩人都強調說，他們在周末時會去建築工地或類似的地方「探訪人民」。我提醒哥特弗萊德：「你之前對孩子許了願，可卻食了言。」聽了我的話，他竟然表現得輕快而又傲慢，就好像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一定是嚇壞了，不過此時的我並不知道他有多麼害怕。他給了我一些足夠買玩具的錢，我說自己在乎的並不是錢，我只想讓他跟自己的兒子保持聯繫。這件事是我所遭遇的最糟糕的經歷之一，我能預見到自己對他的這次拜訪並不會改變任何東西。

後來，哥特弗萊德成為了駐坎帕拉的大使，同去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瑪格特，伊爾絲已然離世。或許，這第三個夫人才是他真正愛上的第一位妻子。現在，這個女人的照片總能讓我想起，想起哥特弗萊德那位來自維也納的快樂寡婦。瑪格特面容柔和、善良，看起來是一個和藹的女人。她既不是知識分子，當然也不是政界人士。黨組織不想讓哥特弗萊德娶她，卻要他娶一個其他的「政治正確」的女人，為此他只能跟組織反抗，而這肯定不是件輕鬆的事。

對某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來說，我花了很久、相當久的一段時間才得以領悟。使我得以拯救的正是我的孩子，儘管其他人都把他視作了我苦難的根源和「負擔」。（這也就解釋了我為什麼會鍾情于瑪格麗特· 德拉布爾的第一部小說《磨礪》。）要是我獨自一人去了倫敦，那麼事情就會這樣發展：彼時的倫敦索霍區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甚至可以說是誘惑力的地方，我應該很快就會設法到達那裡，在我的生活中第三次成為「鎮上的新姑娘」。這種亞文化對女性並不太友善：她們被吞吐著，就像是巧克力糖或者杜松子酒和藥酒一樣。在丹尼爾·法森所著的《五十年代的索霍區》一書中，女性們幾乎沒有出場。尼娜·哈米特曾是一位漂亮嚴肅的藝術家，可她後來卻變了一個老邁、酒醉、不能節制的乞討著酒精和施捨物的人，這就說明了一切。六十年代初時，伊麗莎白·斯瑪特，一位丹尼爾·法森所描述的「索霍區人」曾來跟我共進午餐。從正午開始直到晚上七點鐘，她不停地喝著酒，流著淚，詼諧犀利地談論著自己和其他女人的生活，在我看來這個女人不會是索霍區「快樂生活」的宣傳廣告。在進出索霍區的許多常客里，成功的人物無疑只有弗朗西斯·培根一個人而已，不過丹尼爾·法森並沒有在書中提到他。這些人里不乏有才之士，但他們大多把自己的才華消耗在了酒精和談話之中，似乎整個世界都迷失在了閑聊里。（這種情況至今已大為改善。）如今這個與其相當的格勞喬俱樂部是形象完美的波西米亞式圈子，儘管它籠絡了許多有才能的人，但發生在過去那些老俱樂部里的對話卻更有涵養。曼德拉草、滴水嘴獸雕像、法國俱樂部、殖民區，這些都是喜聞樂見的事物。有一次，作家約翰·索莫菲爾德帶我去了所有的這些地方，說我應該了解其他一半人是如何生存的。儘管覺得那裡粗俗骯髒，可我卻很欣賞其間的氛圍，認為它很有吸引力，他們是一群奇怪、古怪、怪異和無法適應壞境的人，在自己所創造的世界里稱王。事實上，這是一種波西米亞式作風，就如同在南羅得西亞索爾茲伯里的我們一樣。我怎麼會不明白，人們到了那些地方就會迷失呢？我確信自己也會跟他們一樣。我很容易意識到，我自己會再度酗起酒來，儘管自1942年我的第一段婚姻結束以後這種事幾乎就沒發生過。接下來我會愛上他們中的某個詩人或畫家，不是因為他們魅力無限，而是因為他們無法融入社會，但這些男人並不適合相愛，除非你喜歡承受痛苦。信不信由你，當時的我竟不知道自己已經習慣於受苦。事實上，索霍區很可能和我牽扯不上任何關係，把我從中拯救出來的正是我的孩子——我所肩負的責任，一個重大的責任。這個孩子脾氣溫和，極其友善，可卻是個睡眠很少的小傢伙。他在早晨五點就會醒過來，晚上九點或十點鐘才肯睡覺，並且從不在白天休息，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了他九歲或十歲的時候。這意味著，我也會在五點醒來。那個年代的母親們都會想當然地認為，在孩子睡醒的那一刻自己也該跟著起床。不過，現在的母親卻有可能會對孩子們置之不理，直到她們自己想起床為止，而這有時竟會用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這是我的權利，」許多母親都這樣想著。

最令人愉悅的莫過於：孩子十五歲之前的監護權歸我，此後將移交給哥特弗萊德；父母雙方都可以與孩子見面，哥特弗萊德每月支付小額的贍養費——出於某種法律原因的考慮，他本人對此很堅持。我和他都認為，既然一起生活在倫敦，而我們read.99csw.com又都會賺錢，那麼錢不會成為一個問題。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歡那次離婚協議中的條款。在那個年代，進步人士都想當然地認為，離婚應以良善收場，任何一個離婚案只是法律的程序要求，都是不言而喻的倒霉事。如今當看到女權主義者們在「進步」的名義下所提出的或貪婪或懲罰性的離婚條款時，我會覺得我們那一代要好得多。

要在船上弄到一個鋪位仍然很不容易，至少在羅得西亞這裏確實如此。

哥特弗萊德在1979年遭遇了謀殺。1949年時，他在構想著自己會被接納為英國人，我在開普敦的這個游廊上，期待著能夠很快跟哥特弗萊德在英國相見。整整六個星期的時間里，我一直坐在那裡，觀望聆聽著周遭的一切，心裏在做著打算……對於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說，六個星期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於是，這件事就這麼結束了。不久，哥特弗萊德擔任了相當於「貿易委員會主席」級別的職務，其政治性比這裏的更高。從東德回來的人們告訴我，需要經過一個個下屬的房間，才能見得著哥特弗萊德本人。在給我捎來的口信里，他輕快地表達了善意。一些「了解實情」的人都說：「哥特弗萊德當然不能跟西方保持聯繫，因為那代價就是丟掉生命，尤其對那些在戰爭期間沒在蘇聯生活的難民們來說更是如此。」另一些「了解實情」的人則說：「黨從來都關注著人道主義價值，因此應該可以理解哥特弗萊德想要跟兒子保持聯繫的需求，而至於具體會如何，那還得看……」我並不關心自己是否會再也見不到他——我確實再沒見到過他，可他的兒子卻在意極了。那時候我已經按掉了開關，關上了心門，我已經「不想知道」——這個詞彙精準地描述了我的心理。

每天長達十八個小時的時間里，彼得都在這家旅店裡過得很愉快，這裏滿是巨大的包裝箱、栽滿果樹的大花園以及孩子們。而我呢，我在觀望著，等待著。我的大部分時光都用在了等待上面，跟男人相比，女人們等待的時間要更多。於是那個著名的問題又來了——女性的被動，它往往是一種保護機制，而且當你計劃著構築在幻想之上的未來時，它或許也可以視作一個預防機制。我料想在倫敦的日子並不會好過，可我相信哥特弗萊德——小男孩的父親和我的好友——會出現在我的附近。我沒想過要自己一個人把孩子撫養長大，可這卻是事實。要是早知道會這樣，我至少會感到些憂慮。不過我毫無懼色，我只是坐在游廊上，望著眼前的小孩子們在古老的果樹林里玩耍。儘管這些都是戰爭兒童，可塹壕戰的話題卻不會使他們的童年蒙上一層陰影。一天又一天，我看著孩子們在漸漸長大，聽著那些在游廊兩側搭上帳篷的戰爭新娘們談論起各自在非洲的未來，與此同時，我還在暗暗地把這些期望同我所知的她們的未來相比較。我很好奇，哥特弗萊德對倫敦生活的計劃進行得如何。他給未來的老闆們寫了信，提到了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的早期成名的萊辛家族的成員們，那麼他現在是否已經得到了那些人的回復呢？

《野草在歌唱》的書稿已經由約翰內斯堡的一位出版商買下了。在看過我所簽下的合同后，倫敦柯蒂斯·布朗公司的朱麗葉·奧希非常生氣，她說要揭露這個出版商的欺詐行為，並就此給他發了份電報，因為那個出版商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出版商給了我一個理由：「這是一本危險的書，拿這錢是為了補償風險」。到頭來他卻沒有打算將它出版，這人剛收到朱麗葉的電報就放棄了這份書稿。那時還沒有預付款這回事。拿到書稿后，朱麗葉幾乎立刻就把它賣給了邁克爾·約瑟夫。

與此同時，我們兩人身上的錢也就只能負擔得起去英格蘭的路費。哥特弗萊德把那麼一個曾一無所有的律師事務所打理得非常成功，可卻連一句好話都沒有得到。我靠寫作短篇故事賺些微薄的收入，議會打字員的工作也有一些報酬。

他向東德政府提出了正式申請，希望以公民的身份歸國。可這份申請石沉大海，他又重新寫了一份，結果仍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對此，他表示無法理解。「當然，他們有許多問題，這些因素必須要考慮進去。」

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的再發生，我在此為女性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你絕不可以說出粗野露骨的話，比如：「哦，你喜歡我，是吧？好的，那就讓我們見一見，看看能發展得如何吧。」不能這樣。你應該在頁數相當的信紙上流露出同樣的高尚情操，最後添上一筆：「我們永遠奮鬥在一起。」

那家木質結構的旅店佔地面積大概有一英畝，裏面住得滿滿當當，不僅有鄉里人、荷蘭女店主的親戚們——他們把這裏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還有英國的戰時新娘。有兩對愛侶將要前往東非的「大花生」災難區（該種植方案投入了數百萬英鎊，卻在一夜之間宣告失敗，野草和小樹佔領了田地，而被認為最先進的耕作樣品卻在田地邊緣腐爛，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向當地人請教），其中一位年輕的丈夫次年因瘧疾不治身亡，這四個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英國的戰時新娘們勇敢而又焦慮，有人為了得到上船的機會，已經等待了多年，都迫不及待地想見到自從在戰火紛飛的英國分離后就再未相見的丈夫或未婚夫。

與此同時，東德正在向多個非洲國家提出建議，讓它們依據共產主義模式來設置監獄和情報部門，進行拷問折磨，布控告密者。這些國家中包括了索馬里和烏干達。

有這樣一個生動的時刻可以一瞥在達累斯薩拉姆的哥特弗萊德和伊爾絲：我的一位朋友，哥特弗萊德的朋友——某位知名的非洲政治家——以非洲人慣有的隨性方式在一個深夜去拜訪了他們兩位。一陣長久的等待和恐慌的聲音過後，哥特弗萊德一臉懼色地來到了門前，他的妻子戒備地站在他的身後，利用手勢提醒他要當心。我那位還站在門階上的朋友嘲笑說，他太過小心翼翼了。與此同時，哥特弗萊德一邊大聲地開著玩笑，一邊則用手勢暗示說這個地方正在遭受監聽。這時候，他的妻子還在對這位訪客大聲斥責著——為了擴音考慮——說他太粗心大意，太不體諒別人。「可這裡是非洲，」我那位朋友表示出了不滿，「不是其他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