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也可以說，某種類似「替代現實」的東西正在建構起來，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真實信仰」就如同凱斯特勒的硬幣似的，正加速地從我們的口袋掉落而去。看法的「突然逆轉」不需要在頭腦中預先累積起眾多微小的影響，而如果沒有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自然也就不會突然出現所謂的「逆轉換」。

自1942年愛上共產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愛上「理想化的共產主義」之後，我用了四五年時間才擁有了足夠的批判力，能夠同那些尚在共產組織內的人們討論起我的「疑慮」。又過了兩三年，我同其他共產黨人開始談論起了事實和想法，倘若換成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話，我們或許已經因此遭了虐待或丟了性命。1954年後我再不是一名共產主義者，可直到六十年代初時我才感到殘留的忠誠勁兒已經褪去，終於獲得了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說，我用了長達二十年的時間才放下了愧疚感，才得以真正解脫。我仍會羞愧地回憶起來，對那些忠實成員們說出我自己的所想是那麼的困難。

我每晚都能夢見大海，哀戚的低潮夾帶著依戀和渴望的情緒，它們在我的夢裡沖刷著。《壅域之中》一書的書名就來源於這個時候。

我們並不能說「對形勢的分析」仍熱度未減。在他自個兒的腦海里，哥特弗萊德已經生活在了倫敦。那麼我呢，也跟他一樣。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此處的「我們」包括了每一位「進步分子」——對每一位黑人所起的唯一效用便是，無論是誰提出了請求，我們都會把書籍借給對方甚至直接相送。查爾斯的朋友們還會帶來別的朋友，他們還沒落座前就已經在瞟向我們的書櫃了。對他們而言來拜訪我家可不太容易，因為我們的僕人布克對他們一無所知。他幾乎立刻就會讓左鄰右舍全都知道，他的僱主家在招待黑人。而這就意味著，查爾斯會跟警察有更多糾葛。他們從不一齊到這兒，而是會三三兩兩在一個小時之內全部到達。他們也許會帶上一塊木頭和鋸子，或者裝成是某種商販。在給他們上了茶后，我會坐到游廊里去，保證白人鄰居不會來打擾，這樣他們才好安心地待著。這幅情景總會讓人看得心痛：這些男人——彼時來的都是男人——小心地觸摸著珍貴的書籍，當看到某個自己從未聽過可卻由別人提及的書籍時，他們會拘謹地對書中所蘊含的可能性表達著敬畏，這是因為他們所在尋求的是一種大多數同胞都遭到拒絕了的受教育機會。坐在游廊上，我透過窗子望見他們正恭敬地俯身在書的上方，而那些書卻被我們理所當然地擁有著。我們還會為他們訂購圖書，宣稱說我們知道有一個為非洲人購書所提供的基金。到了倫敦沒多久我曾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寫道：「您還記得我嗎？我是××，您當時贈給我書籍，我因而通過了考試。」

二十來歲的人很難輕易相信，自己的朋友、懶漢或冒險家——這些常常沒有目標的、愚笨或革命性的配偶和玩伴某一天竟會變成城市的奠基者並主宰著世界。在與我相識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弗蘭克從一個年紀很輕的公務員變成了一位年近四十的正在迅速高陞的人。後來他成為高等法院的主事官，之後又升任了司法部長。在擔任地方農業部長的時候，弗蘭克所推行的政策遠遠超前于那個時代：他盡其所能地增加了黑人務農高手的數量。等到辛巴威獨立后，這些訓練有素、技藝純熟的男人（也包括女人）總數意味著，就在鄰國的黑人農業狀態不佳的時候辛巴威卻形勢大好。時任非洲農業部長的是格雷厄姆，這位蒙特羅斯勛爵「愚不可及」——約翰·威茲德姆在1992年時向我這樣描述他的岳父：他為自己的岳父而驕傲，只不過相處起來不太容易。這位部長否定了弗蘭克的進步想法，部門裡的其他人也持有同樣的態度。弗蘭克被「側踢」回了司法部長的職位，之後又明升暗降到了公共事務委員會工作。這個委員會裡的不少人都反對「將黑人公務員的提拔維持在一定限度內」的這項政策：該「上限」如法律一般不言而喻，並非只是理解的問題。忍無可忍的弗蘭克在五十三歲那年辭了職，倘若留下來的話，他也許會在公務員系統里再工作12年。弗蘭克跟一位叫作齊皮·普林格伍德的體育俱樂部的老夥計一起加入了一家名為「監護信託」的公司，他們二人以獨立的身份為高等法院工作。

那麼，在這樣一個圖書向來貧瘠的國家裡，如今是由誰在發揮這個功能呢？通常情況下這是由英國文化協會負責的，它在哈拉雷的許多房間都裝進了滿滿的課本，錄像機和各種教學設備。這些房間里總會被黑人圍個水泄不通，其中又以年輕人居多，這種對教育的渴望無異於我們在那個年代所認識的那群人。不同的是黑人政府既沒有提供任何書籍，也沒有用資金建造圖書館。在長遠看來，這種疏忽——雖然有時我們很難不相信這是一個實際策略——會成為黑人政府所犯下的一個愚蠢至極的錯誤。

傑羅爾德·波斯特教授是政治偏執狂症方面的美國專家。湯姆·曼戈爾德在自己所著的《冷戰鬥士》（Cold Warrior）一書講述了詹姆https://read.99csw.com斯·傑薩斯·安格爾頓的故事，此人管理了中情局數年（雖然他很瘋狂）。就在這本書中，作者引述了傑羅爾德·波斯特教授對偏執狂症的描述，「為定論尋求確證的實例，對否定性證據予以否認。」這種病症是一種適應化機制，由社會因素誘發，童年時期便已經在家庭壞境中習得，拒絕被忽視或變得無足輕重。在患者看來，遭受反對要好於被人忽視，有序的世界觀要好於一片混沌。患者很容易持有一個清晰有序的陰謀世界觀，這能為其帶來安全感。

我母親並不知道我對她默默抱持著尖刻的指責，她對我的冷漠、沮喪和怒氣也沒有一點概念。可她為什麼要知道呢？在她看來，她不過是在全力以赴，盡職盡責而已。無論我身在何方，她時常會因著一股想要跟我交談的衝動忽然而至，她想象著要用理據把我打倒，令我同意她對我的全部構想。然而，她那可憐的衰老的臉龐在看到我時立刻就會流露出失望，因為她所面對的這個年輕女人再不是當初那個能讓她輕易說服的人。「請坐，媽媽。您要來根香煙，還是一杯茶？……不，媽媽，那不行，不，抱歉，我不同意。」母親已經知道我跟哥特弗萊德正準備離婚。我暗自確信這事兒讓她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再嫁個討喜的英國男人了。她說很高興我父親已經不在了，因為這個新的打擊也很可能會要了他的命。她認定跟我住在一起並且對我的生活加以管理是件好事，因為我向來都是一個不靠譜的人。而實際上呢，她真正想要與之生活並加以掌控的卻是我的弟弟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她實在搞不懂，為什麼自己不該這麼做。

有人會問：「你必定仍然不相信共產主義是完美無瑕的吧？你肯定知道——」強迫執行的集體化、審判，等等。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所著的《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流行起來。雖說是「流行」，但哥特弗萊德和內森那樣的人卻說自己對反蘇言論沒什麼興趣。我們中的一些人閱讀了，而且還進行了討論。麻煩之處在於，克拉夫琴科所描繪的畫面太過另類，甚至與我們所讀過和聽說過的一切都完全相反。當然，蘇聯確實存在問題、困難和棘手的事情……可難道憑此就說它是個殘暴的政權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見到同樣的情景在反覆上演。有一位俄國姑娘嫁給了一位英國人，雖然移居到了倫敦，可她還是會經常去俄國。她不斷地說著，在回了倫敦或是到了俄國以後，她就像是進入了相片的底片里：西方所說的有關蘇聯的一切事情都跟蘇聯的自我表述剛好相反。在俄國和英格蘭之間的往返過程中，她感覺自己的腦子都像是被翻了出來。在閱讀克拉夫琴科作品時，我們也產生了同樣的感覺。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它絕非什麼虛假的記憶：如果我所讀到的內容跟事實相符，那麼我所信以為真的東西便都是虛假的了。

革命要在「歐洲」來臨，哥特弗萊德已經對非洲不抱希望了。「或許近百年裡也有些實現的可能吧……」他也許會這樣說道。彼時，「正確的」信條仍然堅持認為，只有黑人無產階級能夠解放非洲。然而依照「理論創始人」的觀念，當時並不存在什麼黑人無產階級。雖然第二產業中確實有黑人礦工和一些工人，可「黑人國家主義」卻只是一種「反動的」背離——此處省卻了其他所有的形容詞。通過「對形勢進行分析」，莫斯科想出了這個信條。我還記得，哥特弗萊德如常地拖著語調說，「那裡的同志們應該真正感受下非洲，這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對兩個孩子來說，沒什麼景象能比眼前的這個更令他們困惑了：他們的親生母親突然就抱上了一個新寶寶，而她的丈夫竟然換了別人，再不是他們的父親。後來在被問起這些事情時，他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的自己覺得哥特弗萊德很嚇人。我為什麼要那麼說呢？其一在於當遭受嚴重斥責的時候，一個人是很難堅持自己意見的。其二是因為我感覺自己正在被矛盾的激流所拖拽，而這恰是關鍵所在。我當時覺得——如今我依然困惑於它的正確性——自己最好是跟孩子們斷個乾淨——此類情形的解決方案——只等他們長大到能夠理解我的時候。我想象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並非意味著一個什麼公寓或房子，而是可以讓我的情感堅實依靠的地方。這地方在哪兒並不要緊，跟金錢和聲譽也沒關係，它事關我的自我認同，藉此來證明離開他們的做法不是沒有道理。至於那些野餐會，它們於我就是一場噩夢。從此，我對大家庭的歡樂有了質疑。我從孩子們那裡聽到的最糟糕的話來自約翰，彼時他已經是個中年人了，「我理解你當初為什麼離開我父親，可這並不是說我心裏就沒有怨恨。」

重點是事物的發展進程與理性思維毫無關係，我們所抱持的是存續了數千年的宗教看法，它在我們的心底燃燒起了探究之火。

自那時以來，我在許多情況下見過了許多次同樣的現象：權勢者似rｅａｄ•9９ｃｓw.com乎永遠不知道在他們治理下的人民都過著怎樣的生活，內心又有著怎樣的感受。看起來，就好像是有某種機制——通過使其當權或擔當責任——在他們的頭腦中發揮著作用，使得他們與被統治者相分離，讓他們無法去想象和理解。若非如此，難道還能有別的解釋嗎？不過顯然，當權者對公民現狀的了解符合其自身利益。在倫敦時我曾許多次對位高權重的朋友們提起，在他們的下級部門和活動範圍內正發生著怎樣的事情，可我卻只得到了這樣的回應：「哦，不，那不可能，我的僱員們不可能會做那種事，你只是在誇大其詞罷了。」

只有那麼一次，我曾讀到確實有統治者理解了這回事。在中世紀的中東地區，統治者們讓檢查員喬裝成了普通人、請願人和僱員，讓他們監視官員們的行為。但凡發現無能力者或殘酷無情之人，統治者們便會將其革職。可關鍵在於，每位官員和當權者都知道站在自己眼前的這個人或許就是喬裝了的政府檢查員，因此他們要比在無人監督時表現良好。

「偏執狂症患者對自己的疾病總是後知後覺。如果遭遇問題，他們相信這完全是由他人的錯誤所致。也許，患者最為重要的聽眾只在他自己的頭腦中……」

「對，沒錯，我們可以這麼想。」

黑人居住區里發生了如同「黑人黨會」般聞名的罷工事件，這讓我們和查爾斯都大為震驚。這次罷工的領導者身處布拉瓦約。促使他們罷工的是每月1英鎊的最低工資。雖說一個廚子的收入也就只有這麼多，可畢竟還會有些口糧和禮物的補貼。沒人能靠每月1英鎊的收入過活，可議會卻拒絕了對最低工資的提升。對這樣一場鬧劇，白人們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了憤怒和驚慌之色（「黑人們造反，要把白人趕到海里去。」）然而，黑人們之所以為提出這項要求是因為他們正遭受著無以復加的痛苦、磨難、殘暴——對這一潛藏的事實，我們都瞭然於心，不過白人們卻似乎並不知情。蠻德人不會主動地舉行罷工，它一定是共產黨人煽動的結果，這對一場鬧劇而言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情況。從他們自己的觀點出發，白人們做了愚蠢之極的事情。那個時候，在政治上得到啟迪或被告知自身處境的黑人其實並不多，其他國家裡更是如此，他們還對工會組織幾乎一無所知。再者說，在白人佔主導地位的六十年裡，黑人們一直都在被告知自己不過是白痴、落後、低劣的猴子。在確認鎮子里的全部勞動力都進入黑人居住區后，當局便把大門都鎖上了，在周圍也都布置了警衛。裏面的人無法出來，食品和其他物資也都不得而入。白人正在讓這些膽敢反抗自己的附庸們忍飢挨餓，急著迫使他們投降。可就在圍牆之內，有一些「煽動者」正趁此大好機會在跟這些受困的驚懼的追隨者們進行交流。整整五天時間里，人群變得愈發憤怒，他們在聆聽著一些對其處境的煽動性描述。這些描述無關乎共產黨人或純粹的國家主義，它們是在比較這些人和其他國家工人的處境。在政治理論與實踐中，這是個短期課程。我們都不敢相信，當局會如此愚蠢。可在受到驚嚇時，當局向來都變得不太靈光。白人一直在遭受潛在的噩夢纏繞，害怕黑人會造反並割斷他們的喉嚨。

我的睡眠不太好，哥特弗萊德也一樣。我們清醒地躺在各自的床上，都知道對方沒有睡著並且心有不快。有的時候，我和他也會吸著煙，只見煙嘴就像螢火蟲似的忽明忽滅。在那些冗長而沒有睡意的夜晚，如同在平時的婚姻生活中一樣，我們友好地跟彼此相處著。

這個男人每天都會出現，無論我正在做著什麼飯，他都會全部吃光。他坐在一處，叩著那穿著金色涼鞋的腳，只等著哪一刻話題轉向他的偏好——而這幾乎是立刻就發生了的，因為所有人看起來都想要談一談趣聞逸事，包括鬼屋、桌靈轉和巫醫。庫爾特是無法避開這些話題的，常跟我們待在一起的還有那位深深迷戀著哥特弗萊德的姑娘，以及她的好友。此外，已經數月甚至數年未見的人們也都來了。大家朗讀著三十年甚至更多年前的詩歌，革命在彼時激烈執拗的俄國被人格化為「瘋狂的騎兵」，「神秘的僧侶和女巫」，它們共同提升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溫度。凡是在非洲住過的人都會知道些巫術和薩滿教，由於階級鬥爭的需要，這些「高等思想」的跡象曾一直受到了冷落。不過如今顯而易見的是，所有人都很信仰神秘學說，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要勝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一定程度的「神秘主義」，它們之間從來就不存在太多的距離。或許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安妮·貝贊特，她初時組織了火柴廠的女工進行大罷工，最終卻發現了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神秘主義並沒有在我們中間流行太久。要知道，在聊過降神會和幽靈的話題后，下個階段一定就是實踐了。聽說某人發現了一種媒介后，大家就都慢慢地散去了，去探尋更激動人心的夜晚。九_九_藏_書

在我們中間出現了這樣一個年輕人——當我們和他一同出現在公園、餐館里或大街上的時候，他總能為我們招來憤怒和厭惡的目光。他身材細長，皮膚晒成了棕色，身著纖白短褲、金色涼鞋，他戴著耳飾，金髮及肩。現在沒誰會引人注目， 可他卻預示著冗長和多彩夏天的來臨。他頭腦聰明，書讀得很多，還懂音樂。他不能過一天沒有我們相伴的日子，而且本人還不止一點點瘋狂。他獨居在一間坐卧兩居室里，克格勃會通過電燈裝備傳遞他信息，對他的思想加以控制。我還從未見過像他這樣如此著迷於，並且隨時準備聆聽莫斯科最新公報的人。我一生註定要跟許多奇奇怪怪的人摻和在一起。僅僅在十年過後，倘若有人隨口說克格勃或中情局正在通過電燈泡監視著自己，那麼我可能會學著說：「哦，親愛的，你肯定嗎？咳，這沒什麼要緊。」

有那麼一次，我們這群殖民地舞者中來了一位身著漂亮的黑色蕾絲裙的女人。她依偎在一個男人懷裡，那男人的年齡比她要大一倍，身上仍穿著制服——是我的軍隊制服，並非是英國人的。這女人可愛極了，可是她的面孔卻走了樣，就像是一個加熱了的蠟膜。她知道，我明白她的處境很常見，不過是一個英國女人出於自己的未來考慮而嫁給了一個殖民地居民。我們站在月光下的游廊里，她開口說道：「我在倫敦做過模特。」接著她話鋒一轉，「在這兒我不能穿這條裙子，對嗎？」「為什麼不能呢，它很好啊。」她又忽然帶著求助和陳述的語氣說，「我在這兒會過得開心嗎？」她說完就又回到了那副精神抖擻的老者的手臂里，一圈又一圈地跳起了舞。

我要比大多數人都更為自由，因為我是一名作家。要知道，作家的心理構成能夠使作家本人與其所寫內容保持一定的距離。寫作的過程就是拉開距離的過程，對作家本人以及讀取了這一過程結果的人們來說其價值也正在於此，即把原始的、未經評論和權衡的個人體驗帶入到普羅大眾里去。

不能設想，那時坐在游廊上的我會充滿了成熟和仁慈的想法。我看著這些正派的勇士們一個一個地在離開，他們努力地讓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家僕或信使，緊張兮兮地留意著四下，警惕著某個沒頭腦的白人主婦朝他們尖叫出聲——我正按捺著一肚子的憤怒。（非常可惜，共產主義詞典里的「沒頭腦」一詞已經停用，要知道它可是完美地表達了本身的含義。）怒火會造成損害。熱情沸騰、生氣勃勃和坦然大方的怒火生髮自一種信念，即憤怒者自身可以有所作為，能夠引起某種變化。然而有種怒火卻會像迷|幻|葯似的迸入體內，讓惱怒者自身變得懷疑悲觀，變得虛弱無能。「愚蠢，愚蠢，愚蠢，」我每天都會這樣數次地喃喃自語，就好像自己接到了指令，要讓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視著那些蓄意而為的殘忍，就好似一個小男孩在專註地虐待一隻小鳥一樣。我自然不會把這種苦惱說給哥特弗萊德聽，他的反應很可能會是「革命來臨吧……」

無論如何，我們始終都在追蹤《先驅報》上的傳聞、導語和新聞以及流言蜚語，在關注它們中有關「黑人候選領袖」的消息。查爾斯·莫辛格不知道有這樣的人。現在，他才剛顯露出「湯姆叔叔」的樣子：他對黑人領袖個個都表示贊同，對每一個身懷才幹的人都傾力相助。同時，他覺得「國家主義」所使用的暴力言辭卻很讓人反感。怎麼可能不會如此呢？要知道，數十年來，作為一名煽動者、一名共產黨人，他都在如履薄冰地以機智、幽默和耐心應對著白人的攻擊。他這個人生性溫和，周到體貼。如今他年歲漸漸大了，人也傷感了起來。儘管羅馬天主教會曾威脅他要將他驅逐出去，可他仍然依賴著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有天主可以幫助我們，」一間屋子裡充滿了原則上的無神論者，可他卻堅持這樣說道，「能救我們的只有天主和天使。」

他拖長了調子說，「沒錯，咳，這日子過得實在不太舒心。」

哥特弗萊德說：「倘若我們有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那麼不公正的現象就會不復存在。」

我夢到了這樣幾句詩。每次睡醒過來，我的舌頭上常常就已經銜著了詩句。真可惜啊，我並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可如果我是的話，那些將千萬種聲音篩選成字詞的工具就會變得更為敏銳和精妙。我曾經想，既然自己能夠夢到有序的字詞，那它們為什麼不能比這更好呢？如今看來，這就是我對饋贈的吹毛求疵了。

我開始學習南非荷蘭語課程，還有比這更為荒謬的嗎？「咳，如果我永遠都不離開這裏，我最好還是學一些……」我的老師是一名年輕的南非白人，我們會一起坐在咖啡館和公園裡，總是充滿了歡聲笑語。她的丈夫是一位老師，他把自己寫作的一本書ｒead.９９ｃｓｗ.com帶給了我，讓我對其做些評論。這書寫得非常不錯，可卻需要進行改動。就像南非白人作家所擁有的才能一樣，它裏面滿溢著抒情風格以及對自然和女人的熱愛。不過我對他說:「瞧，你實在不能把《永別了，武器》這本書直接照抄一份啊。」要知道，在他那本書的結尾同樣也寫著雨水落在了哀悼的愛人身上。可對於《永別了，武器》這本書而言，他不僅從沒讀過，甚至也沒聽說過它。這並非是我最後一次收到一個無辜剽竊者的見習小說。

「每一個團體，無論屬於哪種類型、以何種方式建立，終將會演變成宗教或神秘組織。」心理學家們這樣認為。我們的團體一開始由來自歐洲各個地方的左翼人士所構成，在短暫的時間里曾是嚴格的共產主義組織，至少在理論上看來確實如此，後來更多地變成了一個社會福利和慈善機構的分支。

這次監禁事件使得黑人們既挨了餓也受到了宣傳鼓動，在我看來，它連同罷工事件一起構成了真正的轉折點。著名的「黑人居住區會議」只是令白人們暫時地打了寒戰，而絕大多數黑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同的是，這次罷工向所有人都證明白人究竟有多殘忍，尤其是對黑人的苦難有多無知。

或許最早從我們口袋中掉落的硬幣恰恰是最大的那一枚，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蘇聯文化專員攜妻子從南非來到了這裏，為的是給蘇聯醫療援助組織添加許可權。此時一個美麗的新世界正在蘇聯產生，正因為如此，一連數天我們都在期待著能夠見到這兩位來自新世界的代表。「失望」一詞已經完全無法表達我們的感受，眼前的這兩人是再平常不過的人了。我們翹首以盼的這位「新女性」就跟索爾茲伯里的年輕太太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在穿衣風格上很有「約翰內斯堡」的味道。（「穿金戴銀，別嫌多！」）她的丈夫留著打亮的頭髮，長相很耐看。這夫妻二人很喜歡通俗小說和劣質電影，他們對南非政治了解不多，對南羅得西亞的政治更是一無所知。他們說黑人帶給自己的是毛骨悚然的感覺，只見她流露出了微妙的厭惡神情。我們大多數人此前曾反抗過的，恰恰就是他們這樣的人。

跟如今一樣，那時候在索爾茲伯里之外就有個水塘，石塊會滑落進水塘之中，它的四周都圍繞著灌木。那裡從來都是野餐的好去處，如今的訪客們倒是都需要自掏腰包去買熱狗和可口可樂。到了周末的時候，一個不可思議的團體也許就會來到這兒，它的成員能達到二三十個人：哈利和莫妮卡，多拉和她的兩個孩子，弗蘭克·威茲德姆和多莉（已是夫妻），簡和約翰，哥特弗萊德和我以及我們的孩子，漢斯· 森，愛上哥特弗萊德的姑娘中也總會來那麼一兩個人，還有英國皇家空軍的一些成員（我們的或者我母親的朋友）。除這些人之外，自然還有我的母親。她在聽到這些野餐消息時先是很驚愕，可隨後便精心地安排了起來。而我呢，我還一直處在驚愕之中。最初參加野餐的成員有哥特弗萊德和我還有我們的寶寶，漢斯·森，我們的其他朋友，多拉。在聽多拉說了野餐的事情后，弗蘭克立即說，這是讓孩子們見到母親的一個好方法。與此同時，我母親一直都在安排著一些機會，好讓我可以在可控的情形下「見到」孩子們，而這些都是由她所控制的。這讓我幾乎不堪忍受，使得我尖刻地——卻是默默地——責備著她對這種情形所表現出來的喜愛。如果她心裏想著「讓我咎由自取」，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可能都會有同樣的感受。不過，親愛的多拉卻從來不會指責我，我經常從她那裡了解孩子們的近況。在口袋茶室里，我和她邊吃著冰激凌，邊聊了約莫一個鐘頭的時間。在這兒，那些曾跟我共同參加過早茶會的公務員妻子們朝我從容地笑了笑，接著就低聲地談論起了我。多拉的眼睛是漂亮的淡褐色，透著股善良和精明勁兒，粉色的雙唇交織著她的怨念和諷刺的喜悅。像她這般漂亮而又有趣的女人很少有人見過，她丈夫也一樣。（人們開玩笑說，他一定是非常愛她的。）「親愛的！他們兩個小傢伙真是非常非常出色，特別特別聰明啊！當然，可憐的約翰和簡應該看看自己的媽媽有了個新的丈夫和新的寶寶。他們什麼都不懂，可這有什麼要緊？威茲德姆家的男人太過精明，行動瘋狂，不過也沒有關係。親愛的，你說我們要不要瘋狂一次？再來個冰激凌怎麼樣？」

由該定義不難看出，半數人類都是偏執狂症患者。（什麼？才只有半數嗎？）

跟所有成年孩子一樣，我和哈利都很殘酷。我們對母親說她應該再婚，對於有意娶她的幾個值得考慮的男人，我和哈利都覺得很不錯，不過母親卻說，「我既然嫁了你們的父親，又怎麼能再找別人呢？」她還說，「一旦真正嫁過了一個人，你是沒法再另嫁的。」在如今許多人看來，我母親對婚姻或者說對她自己婚姻的看法是難以理解的。彼時她六十歲出頭，容顏依然美麗、穿著講究、缺乏幽默感、https://read.99csw.com幹練、務實、精力充沛。她就像在生活在英格蘭似的做著慈善工作，拜訪著體面正派的人物。她夢想著可以受邀去政府大廈，可卻從來沒能實現。弗蘭克和哥特弗萊德都會給她提出些金融方面的建議。「真有趣，」她乾冷地嘲笑著這世間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弗蘭克和哥特弗萊德都這麼善於理財，可你卻什麼都不懂。」

到了晚年，沮喪失意的弗蘭克對土著政策仍不敢苟同。如果當時弗蘭克以及像他這樣的人的意見都得到了採納，那麼辛巴威的歷史將會是另一副樣子，比如說，不少黑人都將會受到行政方面的培訓。

我們去參加了社交活動，可就在早些時候我們還可能會用「資產階級」來形容它，覺得它不值一顧。到了周六晚上，我們會在鎮子外幾英里的「高地公園酒店」里跳舞，距離這座房子不遠處就是我曾服侍過的埃德蒙茲家，對面是盧姆巴福帕克公園。這裡有一個充作舞廳的大房間以及一個酒吧，在穆薩莎樹下還有可供在舞蹈間隙坐下休息的庭院。 哥特弗萊德露出了他俄國人的一面，猛撞著玻璃杯，對黑人樂隊說他們必須得學會玩吉卜賽音樂。我醉醺醺的坐在樹下，心裏想著，在寫作《壅域之中》時我要如何展現這裏的氛圍。阿森·格里米斯和他的朋友剛剛動身去了希臘，之前他們也曾來過一次。看到眼前的景象時，他們說自己終於明白了為什麼資產階級會極不情願地告別特權。作為一個空中幽靈，月亮相伴著這些狂歡的時光。

我在閱讀著，不停地，不停地閱讀著，通過閱讀拯救著自己的生活。壞時光似乎會永不停歇地吸吮和拖拽著我，它很難用言語表述清楚，就只能由那隻古老的不眨眼睛的蜥蜴所凝視。在《重返故鄉》里我只是暗示了它的可怖，不過這也已經足夠。我在讀著詩歌，靜靜地吟詠著艾略特、葉芝的詩，就像念著咒語一樣。普魯斯特的文字支撐著我，因為他的世界與我周遭的完全不同。在其他所有的趣味中，他提供了一種非文學的成分，而且更像是歷史一般。在十一卷長的諷刺作品里，普魯斯特描寫了貴族蓋爾芒特家如何最終理解了那些他們曾經極度鄙視、甚至連面都不想見的人們。交際花奧黛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貴族，粗俗的凡爾杜蘭太太成為了蓋爾芒特親王夫人：我們總能看到反覆上演的過程（社會上冗長而又緩慢的節奏），即遭受棄絕和厭惡的人們如何進行提升了地位，轉而鄙視起那些將要取代自己的人們。我本可以藉由這個典範故事使自己振作起來，因為「白人至上主義」顯然堅不可摧。不過，我還沒如此聰明。

我問道：「我想，它會結束的吧？」

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我不明白，你怎麼就不能留意些自己的安全和儀錶？怎麼就能安心過這種粗俗的生活呢？」弗蘭克和我曾住過許多並無氣派可言的地方，可他現在卻入了世俗的潮流，這令我母親和我都大惑不解。在初遇弗蘭克的時候，我曾聽他聲稱自己鄙視跟「資產階級」沾邊的所有東西，無論是抵押貸款還是互保基金。

在我們離開前的最後幾年裡，可以說索爾茲伯里已經沒有任何團體的存在。對此，哥特弗萊德肯定會表示認同。可是難道只有在自身人員構成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一個團體才會被稱為「團體」嗎？提起我們的團體，它更像是一股駐波，儘管形狀未變，但活水卻在從它的中間匆匆而過。在創始成員中，哥特弗萊德、我、內森都留了下來，不過內森本人還參与了工黨政治。許多曾經作為共產黨人的難民如今都發展得非常好，並且擁有了自由的觀點。查爾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們也會在可能的情況下加入進來，不過他們為之而來的卻是書籍和信息。還有些人我並沒有在這裏說起，他們也許並不想讓自己的革命經歷被他人記住。

在該類話題的討論中，「偏執多疑」這一詞彙屢見不鮮。

1947年到1948年，這無疑是我生命中最壞的時光。那似乎無休無止的壞時光使得心臟都成了個黑洞，吸取著全部的生命活力。一切都在繼續，繼續……在我的命運、氣數，或者也許是我的性格中存在著一種東西，它帶領著我進入壅水之中並讓我平靜地躺到了裏面。我一直在等待著，要知道我可是個非常善於等待的人。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樣，它也具有兩面性，也是一種扭曲的存在。你在等待某事的發生，心下清楚它會大搖大擺地走來，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正在緩緩地走來。接著，當情況發生開始出現變化時，你抓住了它並且隨之移動。然而，這種等待也可能會讓你陷入昏睡，從而讓機會從眼前溜掉。無論如何，當時的我除了等待別無他法，我只能在那個緩慢、混亂和磨人的戰後時光里等待著。

我常會聽到半英裡外的火車在分軌和噴著氣，還有人們在火車啟程時發出的長久而又尖銳的告別聲。我還聽到，送奶車沿街而來，它走走停停著，馬兒在晃動著馬具，晨光里的人們還在睡夢之中，送奶工把自己的聲音放得很低，他在用修納語循循勸誘著馬兒。

「偏執狂症不會定格在某一時刻，它靈活多變，影響一生。患者傾向於認為自己孤獨無依，獨自做著苦差事，肩上挑著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