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夫婦住父親的卧室，父親搬去鳥房。父親愛鳥，鳥房只有六平方米。

我這就提議，拐角就是我們住的酒店，能否把顧城夫婦邀來共進午餐？未未與那一對兒自是熟得不能再熟，當然不反對。就算多他們兩個人，菜還是太豐盛。因為未未一直夾菜，我的碗里還剩很多。謝燁不但挨個把餐桌上的盤子，連湯帶水倒在顧城碗里，最後還拿起我的碗，也倒給顧城了。我不知所措地瞪大眼睛。謝燁說沒事！在紐西蘭，謝燁單獨做飯，吃不完就倒在顧城的那個大鍋里。顧城就「亂燉」著吃。

不料執法人員突然露面，意外的困難再度發生。原來根據當地法律，每戶人家只允許養殖12頭雞（想起我們當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吧？）。他們被勒令三天內處理這些有翅膀的新島民，不管它們看上去多麼斑斕多麼無辜多麼與世無爭。

還好中國詩歌剛剛走出國界，朦朧詩大盛。一個個詩歌節、國際筆會、大學演講、駐校作家的邀請紛沓而來。他們在世界各地漂泊，在上一個活動和下一個活動之中，去熟人、朋友家中過渡等待，甚至被安排或介紹到素昧平生的屋子裡借居。

顧城並不小氣。朋友吃飯他會爭著付錢；那年來我家度蜜月，他送我兩尺卡通印花棉布，我給兒子做了個小被套；時隔多年，在美國見面他還特別送我一隻立陶宛彩漆小湯匙。東西都很小，但是讓人感覺顧城有情有義，而且禮貌周到。

當時我不太明白，顧城多年的節儉是否變成一種痼癖？因為到1992年3月，顧城在柏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一年計劃才結束，DAAD給付的生活費很高，他們應該存下不少錢的。

酷愛烹調的父親，煞費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魚票、糖票、豆乾票，變著法子給他們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過海到家要中午1點多了，父親怕餓著客人，讓他們先吃飯。等哥嫂回家，掀開紗罩，四菜一湯均已掃蕩得乾乾淨淨，連菜汁都不留。這以後，父親不厭其煩分兩次做飯，還很自豪：因為顧城小兩口最能欣賞父親的手藝，總是迫不及待、歡天喜地，讓碗盤一一見底。

大概這段時間里，馬悅然夫婦來鼓浪嶼家中做客，用過便餐，我送他們到輪渡。他叮囑我說：「舒婷，你多照顧點顧城吧。你看你生活得這麼好，而顧城什麼也沒有。」

詩刊社不開伙食，我們被安排在歌劇院（話劇院？）搭夥。在排隊打飯菜的時候，江河告訴我，顧城很鬱悶，因為安排的輔導老師嚴詞厲色訓了他。我們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師，把顧城調到邵燕祥老師的麾下，顧城就此獲釋。我們幾位女詩人都劃歸嚴辰老師，他像菩薩一樣慈眉善眼，對我們呵護有加。

顧城在奧克蘭大學的聘約很快到期。一開始，他還不怎麼在乎，但是還貸的重枷很快顯示出分量，幾乎把他壓垮。read.99csw.com

於是顧城、江河等朋友都來了，玩得很開心。顧城總是賴在海灘上不走：我就埋在沙堆里，你們明天來刨我吧。東山的魚蝦蛤蚌又鮮又肥，眾人每日里呼嘯碰杯大快朵頤，唯顧城悶悶不樂。那晚見他站在窗前鬱鬱寡歡，問他。他答：這裏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謝燁想吃個炒雞蛋都不容易。

顧城謝燁爭著和我說一個小故事（他們兩人向來爭著說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補充互相糾正，故事結局讓人辛酸，說起來卻是興高采烈聲情並茂）。

那麼多雞肉該如何處理啊？我替他們發愁。顧城說，雞肉都寄存在毛利人的大冰櫃里，和他們的獵物凍在一起。謝燁用雞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擺攤。顧城閑著無聊，也想出力，就在旁邊畫肖像，每張標價8塊錢。可是謝燁說：島民互相認識，畫好了，基本都是白白贈送，收不了幾個錢。但是顧城喜歡。兩千多個島民畫著畫著認識了不少。顧城不懂英語，孤獨很久了，因為畫像，有了一些朋友。

想了很多辦法，求王蒙幫忙，讓中國作協外聯部主任金堅范給省里打電話解釋擔保，無果。金斯堡急了，甚至說服美國外交部屬下一個什麼機構給省外辦發函，也許更加惹怒招恨，終不得成行。

顧城說：花了二十多年，才跨過那個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

「黑子的運動，于午時一刻爆炸。」

我已得知這批學員中，有《今天》的兩位同仁，與顧城雖然初次見面，自是鄉黨一樣格外親。顧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來親切握手，手上有煙捲味。

我陪著顧城落在後面，作為干姐姐，我首先要數落的自然是顧城了。顧城解釋著：舒婷，如果不能按期還貸，我的小島就要被拍賣，我們就無家可歸了，所以每一塊錢都要存下來啊。小木耳一直寄養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長雖視為己出，但是根據西方倫理，酋長還是以遺棄罪把顧城告上法庭。說到木耳，顧城漸漸有了笑容。因為顧城付不起錢，毛利人竟然代顧城雇了一名律師。聽起來，那毛利人彷彿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們的觀念里，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擔一點責任。法庭仲裁結果是，顧城必須每年付毛利人一點點撫養費。顧城說：雖然只是象徵性的，但如果不付這一點贍養費，他們就要失去木耳的監護權。

在紐約時，與美國詩人金斯堡幾次見面，他主持我的朗誦會，並邀請我到他家去喝下午茶。他是艾未未的好朋友。我們三人討論商談舉辦一場《北京—紐約》的詩歌活動。中國詩人名單由我提供。顧城、江河、楊煉、李鋼……十來個人吧？

後來我看到一些資料里寫成了桑木爾。木耳是小名吧？桑木爾也許是毛利人的習慣叫法？

這就都認識了。從此只要他們兩人到會，我們便臭味相投形影不離。不過，我們外地人借住在辦公室的臨時宿舍里，北京學員只能「走讀」。平日里，寫作修鍊各行其是，聽報告或討論學習才集中一起，而江河是幾乎不來的。

原來如此，我買吧，我正發愁給小木耳買個什麼禮物好呢。

那次活動究竟都有哪些詩人獲得通行，我也記不得了。只聽說江河是一下飛機，兩手空空，宣稱「壯士一去不復返」，從那以後，他一直窩在紐約不動。顧城夫婦卻是回不得家的，他們告訴我，因為在北京已經沒有住處了。

我始終沒有見過他們的孩子，連照片也沒有。

這首標明寫於1980年4月的手稿，應當修正於1981年。因為我第一次見到顧城，是在詩刊社舉辦的第一屆「青春詩會」上，那是1980年夏天。年輕詩人們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從四面八方陸續來到北京。詩刊社在虎坊橋的舊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樸素簡易的小樓房，海棠果已經累累枝頭。

1993年10月，我從福建轉程北京，應維也納大學邀請，即將飛往奧地利。在福建駐京辦事處的賓館里，有一位小名叫阿毛的記者來找我。我向來不接受採訪，雖然是熟知的朋友，也不願破例。離家之前，我剛從國外的長途電話中驚悉噩耗，於是下來大堂見他，其實只是為了多了解些詳情。那年代沒有互聯網，所有信息都很慢很破碎九九藏書。阿毛具有記者的敏銳和優勢，第一時間獲知新聞，又知道我恰巧在北京，立刻趕來試探。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國見到顧城，就指著那頂布帽子大笑：「顧城，那是什麼東西啊？」謝燁說：有個外國老太太送顧城一頂直筒羊毛織帽，顧城很喜歡，老戴著脫不下。帽子扯壞了，他靈機一動，剪下舊牛仔褲一截褲管，試著當帽子，喜歡得不行，從此帽子彷彿長在腦袋上，成為象徵。

在舊金山期間，我們被邀請到美國女詩人卡羅琳·凱瑟家中做客。卡羅琳·凱瑟得過普利策獎，與趙毅衡共同翻譯我的英語詩集。客人們在他們家的戶外游泳池裡撲騰，謝燁的游泳衣里還加穿內衣，我覺得好笑：在國外許久了，還這麼遮掩嗎？她努著嘴示意顧城。顧城不下水，臉色陰暗地悶坐在蔭棚里。我走過去故意大聲說東說西，再小聲罵他太過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來。

顧城約我去踩浪，江河會意地微笑著，他知道顧城有秘密要告訴我。挽起褲管順著淺灘漫步，顧城掏出一個小紅本，翻開內頁，嵌著一張女孩的相片。長長辮子，明亮大眼睛，是謝燁。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請到美國巡迴朗誦演講。老朋友們之間的距離和隔閡更加明顯，當然，和我沒什麼關係，我向來不在那團亂麻裏面。一幫人從舊金山到紐約，共同旅行十多天里，還是顧城謝燁與我親密，他們描述紐西蘭日子時，語氣幽默快活，實質依然艱辛坎坷。

正式報到的那一天，小會議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徑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顧城。」那年顧城二十四歲。

現在要召集雞們沒有那麼容易了。顧城夫婦只好夜裡捏著手電筒，滿山遍野去捉拿被強光晃花眼的瞌睡雞，顧城只敢捉腳，讓黑眼睛妻子咬牙割頸，連夜褪毛剖肚。顧城說：舒婷啊，簡直血流成河！

雖然他們在國外多年，買地置屋，安家生子，給我的感覺還是吃不飽。顧城鄙夷那些「滿世界都是吃來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個人，就是一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

中午？中午就睡覺，睡到晚上開會之前有晚餐吃的時候。失眠嚴重的我馬上想到：那，夜裡呢？夜裡繼續睡。謝燁說，顧城從小能睡，最高紀錄連睡兩天50多小時。

這個小島退潮時露出沙地，可以步行或驅車通過，抵達民風淳樸的毛利人部落和熱鬧集市。漲潮即汪洋一片，真正成為孤島。沒有料及的是，小島向陽那一面亂石疊嶂，背陰這一面長不出莊稼，顧城的農場計劃因此泡湯。矗在半山斜坡上的小屋已經破敗，他們倆沒有力氣，只好從山上合力把大石頭推下來，先將就鋪一條滾石道。後來顧城是如何學會鑿石修繕，操作細節我已經模糊，想來必定殫精竭慮，比堆砌文字難上百倍。島上沒有水源，他們在屋頂砌了蓄水池，飲用、沐浴、洗滌。拜老天所賜，紐西蘭氣候總是風調雨順。若接不上呢？顧城笑嘻嘻：那就幾天不洗澡。島上空氣纖塵不染呢。

經濟的重軛，失語的困境，面臨生活與精神伴侶的即將離去，顧城一樣，他也撐不住了。

八十年代，凡有會議在北京，朋友們都會相約來賓館看望我read.99csw.com。

那時候的會議是不能蹭飯的。我把大家領到附近的小飯館，塑膠杯裝啤酒，炸醬麵，大拌菜，京城隨處可遇的家常菜罷。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待，只有手頭最拮据的顧城和我搶著付錢，他預先準備的那一張摺疊得整整齊齊的十塊錢，已經算是巨款。

可以說，顧城不在意烹調，也不僅僅是珍惜食物。他能餓，所以深知能吃飽的時候，一定要努力吃飽。好像永遠不知道下一頓在哪裡似的。讓人回想起來更加難過。

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幾乎所有人都待在沙灘上，徹夜不眠。礁石上濺潑的磷光，飛魚掠過海面的水花，月亮在幽藍的天幕上，很是清涼潔凈。我抱膝坐在一條大浴巾上，江河顧城則半卧半坐著。順手捋開灌木叢上的星光點點，哦，後面還有梁小斌呢。

八十年代顧城四處投稿，連福建最偏僻的縣文化館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隨便挑著發吧。於是稿費三元五元零星地匯來，白菜粉絲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來了一筆50元巨款，小兩口商量后，手拉著手步行穿過八一湖公園，去小儲蓄所存錢。次日，不幸車輪胎爆了要換，兩人相挽去取十塊錢；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賤賣，又取十塊錢；再一天，他們剛進儲蓄所，還未開口，櫃員先發話了：「你們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塊錢一起取走？」說的也是，正是因為他們每天這樣來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德國之聲記者採訪：為何不放生？顧城老實回答：這些都是錢哪，我們還要生活呢。甚至有人就此發表言論：說顧城之血腥是與生俱來的，居然在三天里，殺掉親手養殖的兩百多頭雞。

我太內疚了，至今不能釋懷。

顧城謝燁敘述這一切時還是老樣子，爭先恐後詼諧有趣嘻嘻哈哈，讓我跟著一起咧嘴開懷，鼻尖酸著。

咳，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了！顧城慨嘆著。

大概1985年吧？福建東山舉辦「蝴蝶島詩會」，我代為邀請了江河、顧城、楊牧、傅天琳、陳所巨等老朋友。顧城信里問：能不能帶謝燁？主辦方沒有多少經費，東山詩人劉小龍很為難，我便硬起心腸答：不！

顧城在報紙上看到激流島（那時應當不是這個島名吧？中國人的音譯？還是後來作為旅遊景點的包裝？）有座小屋被拍賣，佔地不小卻蠻便宜。他有大學教職，可以貸款。童年時期顧城就夢想能有屬於自己的一塊地：「風搖它的葉子，草結它的種子。」他不假思索拍下這個島，並獲得貸款兩萬元，兩口子很快搬到小島居住。

主辦方發放相當豐厚的飯錢。酒店帶早餐，晚餐總是有活動和宴請，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我時差倒不過來，早上遲起沒有胃口，只挑一塊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著。顧城問：那一半你不要啦？我點點頭，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顧城，那邊還有一大盤呢。謝燁笑著解釋：知道啊，他已經吃了六個。我才知道。顧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時間結束，盡量把自己填飽，彷彿動物有兩個嗉囊一樣。

儘管他們之間並不那麼和諧，我常開玩笑說他們：兩雄不能並立唄。他們帶上換洗衣服，輪流上衛生間洗澡，門開開合合，房間里熱氣蒸騰，人人面如桃花。這時候顧城總會頻頻起身探頭窗外，看看他們那輛破自行車還在不在。很奇怪，公車票不過一毛錢，何苦大寒風裡奮勇踩車向前？顧城解釋：兩人便要兩毛錢，兩毛錢夠買幾斤白菜了。那年代，大白菜一斤也就幾分錢。兩口子的伙食就是一大鍋白菜粉絲，日日頓頓不變。

關於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顧城高興，他會說，方方正正像故國的北京城。不耐煩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時候，他會順題玄妙發揮：安全感啦避雷針啦保護傘啦等等。顧城個子小，頭髮稀疏了，高帽對他其實很合適。

關於顧城在紐西蘭的生活，旁觀追憶很多。顧城自己也在接受採https://read.99csw.com訪時侃侃而談。二十年來，這方面的資料陸續整理出版，我收到的也不少。可是我並不大瀏覽它們。這塊傷疤挖掘起來還是疼痛不已。

結局永遠無法挽回，無法遺忘。只有謝燁有權寬恕。我深信，她已經寬恕過了。

1987年，邀請函發來，我的護照申請卻被斷然拒絕。原因是1986年那次出訪，由於當時我正在美國，中國作協讓我順路參加洛杉磯大學的「中美作家第三次會談」。我已經提前離會匆匆返程，沒有精準計算到時差，還是比期限延誤一天，因之嚴厲受罰。不怪當時經辦的官員，蓋因鐵規如此。

謝燁懷孕了，就算有的邀請條件不錯，那些國家的簽證卻很難得到。他們很幸運地，在香港獲得紐西蘭簽證。顧城說，面簽時，謝燁懷胎都快八個月了。她穿著寬大的衣服，不敢起來走動怕露餡，而簽證官大概也是睜一眼閉一眼吧？

可以準備收穫雞蛋了。

1983年，顧城謝燁來到鼓浪嶼，說是度蜜月。我的兒子不到一歲，體質荏弱，住院掛瓶，我每天奔波醫院。遂讓他們住在百米外的我父親家。朋友們來鼓浪嶼，基本都由我父親接待，從最早的艾未未、後來的芒克到江河。北島曾多次說要到鼓浪嶼看我，後來他聽邵飛說，鼓浪嶼不過是座大花園，就不來了。哼，我記恨著呢！

詩會把尾聲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這應是最經濟實惠、最具效益的公費旅遊。（我的第一次公費旅遊，當算「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串聯了。）

一個美麗聰明的上海姑娘，這麼多年來的漂泊操心，約制天性，我想，謝燁身心都累了。

我曾經問：孩子叫什麼名字？木耳。哪個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顧木耳？不，沒有姓，就叫木耳。

出國後顧城給我的書信很少，大概是郵費太貴？難得寫滿幾張信紙，常常短短半張而已。有時呼我干姐姐，有時賜封我「鼓浪嶼大公」，自稱「可汗」。字跡大大的，孩子氣的，總是東一句西一句，讀了心中微笑。有關他在紐西蘭的生活，多半是從朋友那裡聽說的，在紐西蘭定居啦，生兒子啦，開始種莊稼啦。我真以為顧城已經心如所願：「以童年的姿態/重新親近熱乎乎的土地……在命運的軌道上漸漸飽滿。」

那天飯後，我們順路逛街，走進一家小商店。謝燁在貨架上挑選很久，挑了一個小玩具，笑著給我看。那是一隻小青蛙，捏一下呱一聲。底部印著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標價1.99美金。謝燁說：給兒子買一個中國的東西吧。臨付款我才發現顧城一直沉著臉站在門口不進來，謝燁掏錢時，顧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嚇了一跳，以為他犯病了，趕緊去拉他。謝燁厲聲呵斥：別理他，讓他去死吧。我就更嚇壞了，回頭看謝燁。她眼裡已有淚花：我一花錢他就這鬼樣子！

是的，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顧城比我更詩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選擇：「以純銀一般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從商店出來，謝燁捧著包裝好的玩具遠遠避開，恨聲不絕：顧城，你去死吧。顧城，你死了好！

距離顧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聽朋友轉述一則逸聞：說數年之後顧城夫婦輾轉英國，邀請時間結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遊去了，待他們回家，發現家中只要是能吃的東西都被徹底消滅。朋友開玩笑地說：像被小老鼠們洗劫過。

他們半開玩笑地解釋過孩子的名字，也是時常更換版本，我沒記住。

艾未未在紐約，他請我到中國城九*九*藏*書吃飯。這樣那樣，要了很多菜，蒸魚啦烤大蝦啦，甚至有拳頭大的石螺。老闆是朋友，過來提醒：菜太多了！未未說：上次我這位朋友從大陸來，我沒什麼錢請她吃飯，現在我要讓她吃好的。未未打開錢夾給我看，喲，除了各種銀行卡，還有厚疊百元大鈔呢。

「種二十回蘿蔔就可以了此一生」的夢想既已破滅，顧城夫婦想到養殖。他們去集市買了兩百多隻小雞，壘了石欄圈養。雞苗兒由機器孵化，幾代下來都是農場模式流水線養殖，沒有母雞教誨，遺傳密碼里的自主覓食功能早已喪失殆盡。小雞們集體發獃絕食。

1986年5月，我應邀去了美國，先到舊金山，到紐約，再到明尼阿波利斯，到斯坦福、伯克利等好幾個大學去朗誦和講座。省里給的出國批文是三個月。

這一年，顧城在國外朗誦作品時只用各種怪聲沒有字詞，遭到詩友的批評，躲到沙發后失聲痛哭。因為要堅守母語的語感，顧城拒絕學習外語，他在國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賴謝燁。那麼，語言對他還有什麼意義？

他們倆只好一人一頭抬著食槽，模仿機器左右搖晃，才將小雞們的初級課程教會。小雞漸半大，紛紛越獄飛過雞欄，詩意地棲居於石縫草窩灌木叢里，成了都市人垂涎欲滴的跑地雞。

1996年我應DAAD邀請，成為駐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褲襠大街」（中國人的戲謔翻譯，即庫達姆大街，Kurfürstendamm）50號，1989年北島應邀來此，住的就是這一棟公寓。留學生們告訴我：當年好些人聚集在這所房子收看新聞直至深夜，其中一對激憤的男女青年經常結伴並終成眷侶。1992年顧城夫婦從美國返回柏林，結束DAAD計劃后，住在這對青年家中。男主人教會謝燁開車，帶她去觀光，陪她出去購物，近距離地，讓謝燁看到另一種生活、另一個男人。

他們的結識很浪漫。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兩人一見鍾情。顧城害羞，假裝讀報，報紙挖一個窟窿偷看著。被發現了並不說破，那人只是紅著臉，顧城說。火車到站后，顧城匆匆把寫著地址的紙片塞在女孩手中。於是「兩地書」熱烈展開。唉，沒有手機的歲月，顧城的詩人氣質必定更加發揚光大，經受距離的考驗和謝家的擔憂不看好，愛情最終瓜熟蒂落。

即使根據目擊者的作證、警察部門的結論，事後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劇，但，誰能真正還原黑子運動的軌跡，那個深淵的無限黑暗，那一腳踩下去的萬念俱灰？

因為顧城想要謝燁保持初戀時那兩條長辮子，謝燁就不能剪燙，頂多把辮子緊緊盤在頭頂，像朵葵花，非常漂亮。由於顧忌丈夫的感受，謝燁不戴任何飾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質地，寬鬆的，在西方國家也很時尚。不過，謝燁基本不買衣服，都是朋友送的，邵飛送過，我也送過。紐約分手時，我把所有衣服攤在床上，讓謝燁挑選。我清楚地記得她挑了一條蘋果牌牛仔褲，一件水磨真絲棗紅夾克和大紅棉布襯衫。

後來阿毛在他短短的文章里，說我「面無表情地離開，走進電梯的背影很是疲倦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