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武夷路還是那樣窄窄的一條街道，但是周邊的環境以及建築完全變了，尤其是顧城當年所居住過的那個平民區域已經不復存在，在原來的地址上已經建起一個很大的體操館，許多人在體操館前的廣場上乘涼，燈光照耀之下，孩子們在奔跑。

我去武夷路小屋，常常見到顧城坐在天井裡洗衣服，木盆里放著搓板，他在搓衣服。他說他洗衣服的訣竅是讓衣服在水裡多浸一會兒，這樣髒東西自然會掉在水裡，說這是科學方法，謝燁和我都說他這是懶漢理論。有時謝燁看不下去，就替顧城洗衣服。

顧城有些興奮，因為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但又覺得修房子的事情很麻煩，畢竟他不擅長做這些很具體的事。當時，謝燁的弟弟，也在幫著顧城做聯繫安排修房子的事。謝燁的弟弟，一直很尊重謝燁與顧城，顧城與謝燁也很愛護這個弟弟，他們之間的親情與眼神，讓我印象深刻。

記得當時的稿費很低，尤其是詩歌的稿費。一首詩一般也就是十幾塊錢的稿費，而且刊物還分級別，如果刊物級別低些，甚至只有七八塊錢的稿費。顧城告訴我，他拿到的最低的一首詩的稿費，只有四塊錢。

感謝北島的鼓勵，二十年後，讓我內心終於有了力量，再說起顧城。

那天傍晚的時候，我趕去武夷路小屋，顧城與謝燁已經回來了，他們一起在準備晚飯。

兩人氣喘吁吁，先前的緊張開始鬆弛下來。謝燁笑著說顧城膽小，還沒有拿東西就已經怕了，顧城說自己就是做不了壞人壞事，說完了也大笑起來。但是他們倆看看拿回的黃沙水泥還不夠，卻又打算再去工地。我攔住他們，勸他們別這樣再去工地冒險了，他們也不是干這事的人。

在武夷路小屋，顧城告訴我，他覺得人的夢裡有許多神奇的暗示，因此他早晨醒來，總是要回憶自己做過的夢，然後把那些夢的場景與片段，記錄下來，他覺得這種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詩，這個習慣他保持了很久。這到底是顧城對於詩的悟性使然，還是弗洛伊德的理論在影響著他，我更傾向於是前者。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顧城幾乎是靈機一動地做了一個決定，把他與舒婷的詩歌合集，從原來的三萬冊的印數，增加到六萬冊，並且馬上通知了出版單位，福建人民出版社。這個決策的後果有兩個：一是他與舒婷的這本合集，在當時的詩歌愛好者中廣為流傳；二是為了賣這六萬本書，顧城很操心，因為出版社追著他要錢。

整個過程，謝燁與謝燁的媽媽，還有謝燁的弟弟還有我，都在聽，我們受到很大鼓舞，也為顧城的才華橫溢而高興，並且鼓掌。

每次與北島在一起，都必然會談起顧城，感慨與傷感顧城的離去。

我也和顧城一起去過位於紹興路的上海文藝出版社，見了著名詩人姜金城與宮璽兩位老師。

於是，於是，我與顧城與謝燁，就成了再也無法見面的山。

「黃河像一塊屍布」，這個意象的特別之處，在於感覺遙遠，時空的遙遠。亘古以來，曾經有多少生命在黃河的洶湧澎湃中起伏沉溺，並且最終流逝，而這樣的宏偉與遼闊，在顧城的筆下濃縮得如此具象和生動。這就是顧城的看一切很近也會很遠的獨特的視角，而且你根本不能去把握，顧城看什麼會覺得很近，看什麼會覺得很遠。這就是我理解的顧城。

於是謝燁邀請了媽媽一起去大學聽顧城演講。到了去演講的那個晚上，顧城與謝燁，以及謝燁的媽媽和弟弟還有我，一起去了上海師範大學，記得這個顧城詩歌演講會的具體組織者里有王小龍的弟弟王依群。

有一天晚上，在武夷路小屋，顧城與我商量，有個大學的學生詩社邀請他去演講，他去還是不去。在「黃河屍布」問題之後，顧城很怕再惹事，他想去又有些擔心。我極力鼓勵他去，我甚至說即使是為了賣你將要出版的詩集，你也應該去啊。同時，我還覺得他老是生活在這個小屋裡，太沉悶了，應該出去活動活動。

從未聽到過顧城很具體地告訴別人應該如何寫詩，九九藏書也從未見到過顧城為寫詩而陷入苦惱。他的閱讀只是在瀏覽，他沒有說過和想過自己要成為誰，他生來就是為了寫詩的，他是居住在詩裏面的詩人，詩構成了他的時間與空間，構成了屬於他自己的悲歡交集的世界。

我和顧城一起去了武夷路，顧城購置房屋的地點在武夷路靠近中山西路的那個位置，在過去的長寧區足球場的旁邊，是在一個有很多年歷史的平民住宅區域，進入這個區域，看到房子密密麻麻，房子的高低也參差不齊，裏面的路也因為有許多搭建的房屋而顯得很窄。

顧城寫過一首詩，「在這裏我們不能相認」，他說是在接謝燁放學時的感受，因為謝燁出於羞澀，不願意讓同學們知道她有男友來接她。必須走得離學校遠一點，他們才並肩而行。在這首詩中，可以讀到顧城那顆敏感的心，讀到當時顧城與謝燁的戀人心態。

那是秋天，山上的橘樹林里掛滿了橘子，我們在樹林里穿行，去翻越那些綠色的山。我們站在山頂上，望著一個深深的山谷，那個山谷有著關於法海的傳說。我對大家說了這個老人們告訴我的傳說，大家聽得很認真。之後，顧城笑著說我們下去會會法海吧，他帶頭往下走，而且完全不選擇路，我們也跟著往下走，因為沒有沿著路走，幾乎是往下在沖，一路跌跌撞撞，滿身大汗，顧城一直跑在最前頭。

馬悅然夫婦對顧城讚賞有加，非常親切，謝燁也與馬悅然的夫人相談甚歡。回到武夷路小屋后，顧城告訴我，馬悅然的博士論文是論中國四川方言，而馬悅然太太的博士論文是論中國唐朝服裝，我們對他們夫婦的知識淵博，以及對東方文化的熱情很是欽佩。

每周有幾個晚上是謝燁去徐匯區業餘大學讀書的時候，顧城總是會在謝燁快放學的時候，趕去徐匯區天鑰橋路的學校門口接謝燁，然後送謝燁回家。

那條過去夜晚亮著黃色燈光的靜靜的武夷路，那個為顧城列印過許多詩稿的列印社，那個見證了顧城與謝燁的浪漫愛情的小屋，已經完全消逝了，消逝得乾乾淨淨。好像是一部生動的電影從膠片上完全消逝。

當年，顧城告訴我，他買下了一個小屋，位於長寧區的武夷路，花了四千多元錢，他打算搬到那裡去住，因為那裡靠近謝燁的家，他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看。

顧城作為詩人的許多性格特徵和行為方式，為常人所難以理解。那些世俗常人當然不會理解，顧城竟然會為了一個火車上的邂逅，從北京跑到上海來買一所舊房子住下來追求愛情，也不會理解他沒有去找一般的工作，是因為他有著對於詩的熱愛，有著自己的美學理想，作為一個在追求理想的人，他必然會對世俗有毅然決然的背叛。

離開我家的時候，顧城帶走了他存放在我這裏的詩稿。我一直送他們到樓下，他們是推著一輛自行車來的，謝燁把裝詩稿的盒子放在了自行車上。

那時，我當然不會覺得自己一語成讖。

在去北京之前，他把一部分詩稿裝在兩個小紙板盒裡，讓我拿回家，寄存在我家裡，我們的告別很簡單，我和他都覺得他很快會再來的。

顧城說自己小時候，媽媽曾經帶著他一起，自己動手調製顏料，把一個褪色發白的軍用書包染成另一種好看的顏色，這給了他最初的對於藝術創作過程的印象與想象。

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醫院做檢查的意見后，顧城很不高興，他堅信自己沒有病，他認為他與那些人生活在兩個世界。但是，他又很冷靜地說，為了與謝燁的結合，他願意去醫院檢查，儘管謝燁也認為他不必要去，但他還是對我說他決定去。

顧城勇敢地去精神病醫院了。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是謝燁陪同顧城去醫院做這個沉重的檢查。

今年，已是顧城離去的第二十個年頭了。當年他把自己定格在三十七歲，以至於今天，當我們懷念他的時候，感覺他還是那樣年輕。

過了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去武夷路找顧城，敲了敲門沒有回應，正準備離開，在弄堂口看見顧城與謝燁急急忙忙地提著很重的東西回來了，進了院子，他們把提的東西放下，在燈下，我才弄明白，原來他們為了修繕房屋，帶著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築工地拿黃沙與水泥。

今天再想起謝燁的這句詩，萬分感慨，是的，是雨融入了湖，而雨所列印的浪漫的一切，最終都融化成水，如果水生萬物，那浪漫的一切還能再生嗎？如果再生，那還會再有怎樣的顧城與謝燁呢？人間還會有怎樣悲歡離合的愛情？

之後，我們第二天去買火車票，第三天就去了蘇州東山，一行四人，顧城與謝燁，我和我的女友。我們坐著火車到了蘇州，再坐汽車到了風景秀麗的東山，住在了我的親戚家裡。

顧城說他走後，武夷路小屋會讓謝燁的弟弟去住。從此之後，我也就再沒有去過武夷路小屋了。

為了這份回憶，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又去了當年顧城在上海居住過的武夷路，那是上海西面長寧區的一條老街道，為了尋找當時的印象，我在那裡徘徊了許久，而結果是什麼都沒有找到。時過境遷，以往痕迹都難以找尋，那些過去的情景還依然可以追溯嗎？

顧城常常提起北島，說北島更像是他的老大哥，多次想方設法為他找工作，為他找到在外地的工作之後，還要到火車站去送他，臨別時刻，還非常嚴肅地叮囑他不要寫錯別字。他曾多次對我說他很敬重北島，他認為北島是儒家。

人們並不知道這裏曾經住過一個詩人，一個看我們很遠、看雲卻很近的詩人，一個用他那黑色眼睛去看世界、用他那近似童年的真誠去大聲朗誦的詩人。

我想了一個出遊計劃，讓顧城和我一起去我的祖籍所在地蘇州東山旅遊，那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半島，我們可以在那裡避開喧囂。

在武夷路小屋裡，常常見到他把寫好的詩，抄成許多詩稿，有些是送出去列印好，分開裝在一個個寫好地址的信封里，然後把幾十個信封在桌子上一個疊一個地排開，然後用一支排筆，一下子給幾十個信封的封口塗上膠水，之後再把信封的封口一個個封好，疊在一起。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像一個專業的工匠，很認真，別人也插不上手。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張旗鼓，宣傳力度很大，顧城還是不願意放下那個小收音機，連續幾天在聽消息聽社論，各方傳來的消息都令人大驚失色、誠惶誠恐，顧城的精神很焦慮。

一個春天裡，北島作為《中國報道》的編輯出差上海，他與顧城、謝燁、王小龍、藍色、董景黎，還有我，一起去過上海植物園春遊。那天顧城與謝燁老是躲著我們，要去感受二人天地，不一會兒又悄悄潛伏回來躲在路邊，埋伏在樹叢後面，等我們走近，顧城用泥塊襲擊我們。我還記得他扔泥塊的模樣，就像是一個無憂無慮的調皮學生。

蘇州東山給顧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武夷路小屋裡一面吃著東山的橘子，一面告訴我說已經把去東山的觀感告訴了他的父親顧工先生，建議他去東山旅遊，好像也說到了買房的想法。我知道顧工先生後來去了東山。

原先顧城在上海虹口區多倫路親戚家住的時候，因為眼睛做了一個小的手術，眼部包著紗布，他說自己體會到了盲人的感覺，尤其是當他每天摸索著在紙上寫詩的時候，他覺得這種感覺很神奇，感到自己是在接受另一個世界傳來的信息。

我對顧城與謝燁說了我的想法，他們一致同意。

顧城在這種壓力之下，更加發奮寫詩，力求多發表詩以獲得稿費，來證明可以靠寫作養活自己。在武夷路的小屋裡，他的寫作非常勤奮，投稿也非常努力。

顧城購買的房屋，似乎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一個簡易小屋，但也是一個獨立的小院落。從一條很窄的小弄堂進去，進入一道門，裏面有個上海人稱之為天井的空間，邊上是煮飯的地方九-九-藏-書，裏面就是一間上下兩層的屋子，下面一層大約十五平米，上面一層其實是閣樓，更小些。

顧城把舒婷稱為姐姐，他曾經為我朗誦過舒婷的詩，其中有一句是：那一夜我彷彿只有八歲。

顧城和謝燁見到我就說，今天在醫院里，顧城給醫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把醫生侃暈了，醫生說你這樣的思維與表達，都很正常啊，醫生甚至說對於弗洛伊德，顧城懂得比自己多。

顧城煮飯是燒一大鍋水，然後放入排骨煮一會，之後再放入一棵一棵的青菜，最後放入麵條，並自稱是營養烹調，端出來招待你的時候，還顯得很自豪。只有謝燁在的時候，可能會由謝燁把菜切成一段一段。

顧城說自己出國之前，有些上海的朋友是見還是不見，他很糾結，希望聽我的看法，見或者不該見，可以按我的意見去做。我想了想，告訴他，還是順從他自己的內心吧，如果不想見就不見吧，以後還有機會。他聽了很是釋然，謝燁也很高興，說顧城為這個想了很久。

東山有許多銀杏樹，有些銀杏樹有上百年歷史，在秋天裡，那黃燦燦的銀杏樹葉非常美麗。顧城指著一片銀杏樹林說，這些樹隨便找一棵，放在上海這樣的地方，就是一個景了，他拾起了幾張金黃的落葉，說可以做書籤。

顧城說，他和謝燁到上海，是在出國前來與謝燁的媽媽、弟弟告別，為了與親戚朋友告別，也想再去做幾套他喜歡的銀灰色的中山裝。

那天上午，我去與顧城討論朋友的一些新發表的詩。一進門，看見他站在放收音機的一個矮櫃前仔細聽著廣播，最認真最緊張的時候，他把收音機拿起來，貼在耳朵上聽。聽完廣播后，他很緊張地對我說，情況很糟，一場分量很重的政治運動要開始了，自己可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有一次，我和顧城一起參加了北島與諾貝爾文學獎委員馬悅然夫婦在上海的餐會，記得是在陝西北路的紅房子西餐館，記得謝燁也去了，同時出席的還有詩人裘小龍。

顧城從北京來到上海，沒想到一場政治運動也從北京來到上海，當年類似驚悚片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了，這樣一個重大的消息，顧城是從他的半導體小收音機里聽到的。

顧城講到詩歌時的真誠以及生動是很有魅力的，很能夠打動人。他演講了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又是許多學生要求顧城簽名，氣氛非常熱烈。演講結束后，顧城又被邀請到小會議室，與詩社的學生幹部們座談。

顧城告訴我，他與謝燁希望趁著這次出國，在國外多待些日子，因為邀請他去訪問的國家與機構很多。我還開玩笑地說，你們不會不回來吧？顧城和謝燁都說笑著說不會。

我們在山谷里照了相，奇怪的是回到上海沖印出來，幾乎每張照片上，顧城的眼都是閉著的。今天當我再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我總覺得當時乃至於今天，還是有許多冥冥中的東西，我們無法領會，我們都還沒有感悟到。

我們在東山的一個村莊里閑逛，顧城連聲說看中了一個全是用山石砌牆的民居，他走到人家裡，去問房主是否會賣出這所房子，房屋的主人看著顧城，覺得很突兀，沒有具體回答他。我調侃顧城，說他買房子買成習慣了，謝燁說他還打算在這裏長住下來，顧城分辯說這裏比城裡清靜。

我們聊著聊著，在說到讓謝燁一起去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可以讓謝燁的媽媽一起去，因為聽謝燁說過，她媽媽年輕時也喜歡過詩歌，我是想讓謝燁的媽媽了解顧城的才華，顧城也覺得這起碼可以說明自己寫詩也是一項專業與工作，可以糾正別人認為自己沒有固定工作、遊手好閒的錯誤認識。

那時在這個小屋裡，充滿了溫馨與快樂的氣息。顧城也常常戴著他自製的帽子，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在屋子與天九-九-藏-書井裡走來走去，自我欣賞。

房屋修繕好之後，顧城住進了武夷路小屋裡，這似乎讓他開始了煥然一新的生活，因為有了自己的居住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這個小屋是他居住與寫作的地方，也是他與謝燁相會的地方。

顧城告訴過我，每次晚上接了謝燁放學，把謝燁送回家裡，自己再一個人走回家的時候，總是想著要快些與謝燁結婚，快些結束現在的狀態，希望快些結婚成家。

物已不是，人也已非，剩下的只有我們的懷念，顧城與謝燁，你們還記得這條街道嗎？這條位於上海西部的，承載過你們愛情的街道。

當年，顧城為了謝燁，為了與謝燁的一場奇特的戀愛，來到上海，先是住在虹口區多倫路的親戚家裡，之後他選擇了謝燁居住的長寧區，選擇了靠近謝燁家的武夷路，購置了一所很簡易的民居，在此居住下來。如今想來，顧城的這個舉動，當然是一個愛的舉動，但又何嘗不是一個滄桑的開始。

這個武夷路小屋來過許多顧城的朋友與客人，北島不止一次來看望顧城，前輩詩人王辛笛先生、姜金城先生也和我一起去看過顧城，記得還有一位非常熱情的德國漢學家來向顧城約稿。我也曾在這裏遇到顧城的父親顧工先生。

我第一次聽到了顧城在一個大的場合里，用他帶著天真的聲音朗誦詩歌，他的那種安徒生童話似的情感深深打動了我。在顧城朗誦的時候，整個禮堂無比安靜，我的心也無比寧靜。

半年之後，顧城終於要離開上海，離開武夷路小屋了。

記得有一次在聚會中，顧城發起一個寫詩的遊戲，他出了個題目，讓在場的六七位詩人輪著每人寫一句詩，合成一首詩。我已經忘了當時顧城出的是什麼題目，只記得似乎是和雨有關，我也忘了顧城寫的那一句是什麼，忘了我自己寫的那一句是什麼，但是我卻偏偏記住了謝燁寫的那一句：雨把這一切列印在湖面上。因為當時謝燁在說出這句詩的時候，做了一個打字的手勢。

我一直認為顧城是一個天才詩人，猶如當年俄羅斯的普希金。他在詩里所表現出來的想象、情景，以及異想天開的感覺與願望，讓我感到他寫詩有如神助。他會把自己放到離世俗生活很遠的地方，讓自己高高地靠近雲天，再回頭看這個世界，而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多少是帶著藐視的。

後來，謝燁告訴我那天回家后，謝燁媽媽很高興地找出自己年輕時抄錄的幾本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給謝燁看，告訴謝燁，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很喜歡文學，尤其是詩歌。

顧城還很正式地謝了謝我，說我們好朋友這麼多年，很想能多在一起。我說等你回來吧。我還引用了一句蘇聯小說里的話：山和山無法相會，人和人總會重逢。

顧城在上海武夷路的時候，我在讀大學，正好有許多時間與他討論和交往，在一起常常會互相說起自己的經歷與往事。尤其是白天，我們在武夷路小屋裡，他會說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時代，說起安徒生童話對他的影響，當然也說起許多的人與事。

顧城回北京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去看過他與謝燁，也和顧城一起去看過一些寫詩的朋友。

顧城很得意，說這是流水化作業。之後他就會把投稿信裝進一個大書包，背著書包去郵局寄稿。那一段時間，他的工作量很大，節奏很快，我們說他變得很敏捷，其實這一切源於他內心的壓力。

顧城終於與謝燁結婚了，記得是在1983年。他們去了謝燁媽媽的鄉下老家，顧城回來向我介紹過那裡的民俗。

二十年前，當顧城與謝燁的噩耗傳來，就有些熟悉的媒體要求採訪我，其中有些記者與httｐs://rｅａd.99csw.cｏｍ編輯還是很好的朋友，當時我都婉言謝絕了他們，因為我覺得面對這樣的噩耗，我無從說起，也害怕說起，因為顧城與謝燁，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在那樣的時刻，我說什麼都不合適，都可能是對逝者的不尊重。

顧城所受到的另一個質疑，是有人認為顧城有精神不正常的狀態，因此需要去醫院做檢查。

法海的傳說、寂靜的山谷、不平靜的秋天、尋找世外桃源的我們、在照片中閉著眼睛的顧城……

1987年，顧城和謝燁在出國之前來到上海，那時我也已經成家。他們來我們家裡看我們。顧城告訴我他要去德國的事情，擔心有關方面不批准，也擔心謝燁的簽證。說回去就要趕快去辦出國手續了，甚至說如果他自己辦不成，如果謝燁能夠辦成，就讓謝燁一個人先出國。

在與謝燁戀愛和追求結婚的過程中，顧城因沒有固定工作而始終受到質疑，顧城被認為有紈絝子弟的嫌疑，因為不務正業。這給了顧城很大的壓力，因為這關係到他與謝燁的戀愛能否繼續，當然也關係到他們能否喜結連理。

滿禮堂的大學生，一陣陣熱烈的掌聲讓顧城激動起來，他開始演講自己對詩歌的認識與熱愛，講對於詩歌美學的認識，也介紹了許多他所敬仰熱愛的國內外詩人，尤其是講到了安徒生、洛爾迦、聶魯達、T.S.艾略特，朗誦了他們的詩。也講到了美國的現代派小說作品《麥田裡的守望者》和《洪堡的禮物》。

經過醫生詳細的診斷檢查，醫生的結論是顧城沒有精神病症。儘管顧城與謝燁都很高興，高興醫生證明了顧城的精神正常，高興可以回絕那些對於顧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質疑，但我還是深深感到顧城的不容易，感到他內心積壓著的忍受，這種積壓著的忍受會爆發嗎？這讓我很是不安。因為顧城絕不是一個習慣於忍受的人。

原因是前幾年，顧城在詩刊社的一個學習班上，寫過「黃河是一塊屍布」這樣的詩句，被認為大逆不道，成了屢屢被拿出來敲打顧城的案底。顧城預感到這次運動一來，少不了又要重提此事，以後自己肯定被封殺，再也出不了詩集了，而自己與舒婷的正在出版社付印的詩歌合集，很可能是自己能出的最後一本詩集。

我和顧城開玩笑，說這其實是一個私自搭建的違章建築，也很認真地告訴他，如果要住，必須要修繕，從安全形度考慮的修繕，因為這房子的結構是竹子與磚。他說他也覺得房子需要加固和修繕一下，已經請了人來修。

北島是我和顧城共同的大哥，他一再囑咐我，寫一寫顧城在上海的往事，以表達對他的懷念。我意識到我必須去完成這個回憶了。

人生或許就是一場雨吧，落下並且融化在水中。而詩，或者屬於滄桑，或者屬於上蒼。

第二天我去找了一個朋友，讓朋友幫忙，裝了幾包水泥與黃沙，我用自行車運過去，顧城見了我，還開玩笑說我避免了讓他再犯錯誤。

而今天，當年顧城所居住過的這個區域，已經事過境遷。

我明白，他為了在火車上的神奇相遇而燃起的愛情，為了謝燁，來到上海，甚至買了房子住下，追求這場婚姻，但上海並不是他準備長期生活的地方。他希望在完婚之後，把謝燁帶去北京。

他也說起自己在鄉下放豬的經歷，之後做過木匠的經歷，以及幼年時在家裡牆上作畫的經歷，尤其是父母保護了他的這種在家裡到處亂畫的愛好，讓他有了很大的藝術想象與表達的空間，我曾經到過顧城的家裡，看到過他的家中壁畫。

在東山遊玩了一周之後，帶著當地親戚送的許多橘子，我們返回了上海，這起碼讓顧城離開了那個傳播政治運動消息的收音機。

我很想勸阻他，也幾次向他表達了這個意思。我知道他這樣去醫院檢查，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價，甚至會受到心理傷害，但是我更理解他是在壓力之下，他是在追求愛情的結果，我明白他一定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