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顧城無關了，但顧城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他留下的詩作將長久地伴隨我們的寂寞。

1987年聽顧城講座錄音的時候，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先談死後談生。現在看來，顧城當時朗誦的《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指的應是死後的生命，它離開身體的軀殼在無邊的宇宙尋找新的歸宿：

顧城1973年寫的《我是黃昏的兒子》，最後一節好像預示了他和謝燁愛情的結局：

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顧城和謝燁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顧城應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邀請在柏林寫作，歲末年初來巴黎散心，正趕上紅寶石餐館的老闆魯念華大宴賓客。顧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裝和直筒帽里，一雙大眼睛無精打采地打量著周圍的一切。

那天晚上我睡不著覺，翻看手邊的幾本顧城詩集，想知道顧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詩中埋下了伏筆。我的目光停留在顧城寫於1980年的《遺念》上：

那天我們玩得高興，誤了吃午飯的時間。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來不及了，每人稀里嘩啦地吃了一碗泡飯，就往《歐洲》雜誌社趕。當我們幾個人呼哧氣喘地走進會場，裏面已經坐滿了人。我們方才落座，就聽主持人介紹說：「火是顧城的第一個讀者，因為他最早寫的一些抒情詩都被他自己扔進火里燒掉了。詩人顧城好像是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鳥，今天這隻鳥飛到了巴黎。現在我們就請『鳥』講話。」「鳥」沉默了良久說不出話來。冷場的時候，時間過得非常慢。有幾個聽眾等得不耐煩了，開始交頭接耳。我看到顧城的一隻手不停地摸著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顆在山林里流連忘返的心。不知過了多久，「鳥」終於開口說道：「世界上只有難看的人，沒有難看的樹。」會場立即變得鴉雀無聲，剛才交頭接耳的那幾個人略顯尷尬，好像恨不得一下子變成樹。這時「鳥」接著又說：「樹也會痛苦，但痛苦的樹仍然是美的。」

那天顧城和外界好像沒有什麼界線，我發現他很喜歡樹，總是瞪著眼睛盯著樹看。我對他說樹是有生命的，也會害羞，可能已經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說他不僅要看，而且還要摸要爬。一邊說，一邊跟樹親熱起來。謝燁似乎對顧城的舉止習以為常，還笑話我少見多怪。顧城對樹的感情我是後來才真正了解的。1987年12月，就在我們那次見面后不久，他在香港說：「我摸白色的樹樁，一種清涼的光明在我心中醒來，這真是個不可言傳的事。」在樹上，他似乎看到了藝術自然脫俗的品格。在1991年9月2日寫給《今天》雜誌編輯的信中，他說：「一棵樹或一隻鳥也許毫無價值，但它們至少有一個品性，就是不為功名所動。」那天我給顧城和謝燁拍了幾張照片，其中有一張，謝燁坐在一棵橡樹下看著鏡頭，顧城用胳膊肘倚著樹榦，也許是閉著眼睛，也許是低頭看著謝燁，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當時我覺得他們活得蠻開心，是幸福的一對兒。

謝燁還是那樣白皙，但顯得憔悴，笑容明顯失去了五年前撿栗子時的燦爛。他們說這五年大部分時間住在紐西蘭，還長期隱居在激流島，1992年才重返歐洲遊歷。那時外界紛傳顧城和謝燁要離異，他們都結識了新人。顧城的女友叫英子，謝燁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結束的時候，我婉轉地問顧城和謝燁：「你們還好吧？」沒想到顧城回答說：「我早晚要殺了謝燁。」儘管當時聽起來口氣好像是開玩笑，但我和金絲燕都禁不住一愣。謝燁勉強地笑著說：「跟顧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們一時都不知再說什麼好，像四根電線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裡。這時魯老闆拿出紅寶石餐館的留言簿請顧城和謝燁題字。顧城先用鋼筆畫了一幅白描，然後題了「饞宗」二字，這顯然是「禪宗」二字的諧音。謝燁寫了「食木耳亦醉」，顧城和謝燁的兒子名叫「木耳」。那次見面過後，我仍然記不起我們是怎樣分手的。

我第一次見到顧城和謝燁是在1987年的深秋。顧城應法國文學雜誌《歐洲》（Europe）的邀請來巴黎參加一個詩歌討論會。那時我和金絲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於巴黎南郊一個叫伊尼（IGNY）的地方。《歐洲》雜誌社請我在10月21日舉行的討論會上為顧城做翻譯，我約他來熊先生家談談，想預先了解一下他演講的內容。

幾天前，顧城在巴黎第八大學的中文系做過一個講座。我那天有事沒能參加，過後聽了錄音。顧城談到他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凌晨醒來，看到白色的牆壁上似乎有人眨著眼睛對他說話。這些人好像是從白色的霧中浮現出來的。那時候他已經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還要燒成灰，但從來沒想到死亡離他這麼近。他第一次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念頭：他馬上就要變成灰燼，不可避免地變成灰燼。隨後顧城從死亡的主題一下子跳到了生命，並朗誦了他1971年寫的一首詩《生命幻想曲》。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顧城先談死後談生。

「這次講什麼，還不知道。」見了面，顧城直截了當地說。我頓時為自己提出的問題感到難為情，因為顧城顯然不是一個照本宣科的學者，而是一個隨興的詩人，但顧城並沒有介意，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安靜、憨厚。那天天氣異常晴朗，絲燕說聽熊先生說附近的山上有許多栗子樹，提議我們一起去撿栗子。聽了她的話，我們的心已不辭而飛了。秋天的山滿目蕭瑟，讓人想到人生的悲涼。我這才注意到顧城穿的是中山裝，不知為什麼，中式服裝在城裡穿還挺莊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顯得很彆扭，唯一的好處是兜大。不一會兒，顧城上衣的兩個大兜就裝滿了栗子，他開始往胸前的兩個小兜里裝。我說兩個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滿載而歸，可這兩個小兜要是鼓囊囊的，會使人產生其他聯想。顧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著地上的栗子，捨不得走。我建議他把帽子摘下來裝栗子，他不肯。他說他個頭矮，全靠這頂帽子顯個呢。中山裝和直筒帽是顧城的裝束最與眾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是他的身份特徵。他的帽子有用平絨、燈芯絨做的，也有用牛仔褲褲腿做的。其實顧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後來他在德國說：「當我完全不在意這個世界對我的看法時，我就戴著這頂帽子，也就是說，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過這頂帽子確實是我和外界的一個邊界。戴著它給我一種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著帽子，我就可以在家裡走遍天下。」九九藏書

1993年2月，擅長用法文翻譯中國當代詩歌的尚德蘭女士（Chantal C hen-Andro）從柏林帶回兩幅顧城送給她的字，第一幅寫著：「魚在盤子里想家」。第二幅寫著：「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人蟻」兩字寫得難看，「美神」兩字寫得漂亮。豎著讀，人蟻與美神相對；橫著看，美人與神蟻相對；斜著看，美蟻與人神相對。這三種不同的讀法和看法或許正可以解釋整句話的矛盾和真實。據尚德蘭回憶，那時顧城的詩歌創作好像觸到一堵牆，書法似乎成為他的新愛。那天下午很長一段時間，她看到顧城在廚房裡磨刀，那專心致志的樣子真讓人發怵。寫這兩幅字的時候，顧城情緒頗激動，寫完了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後記：顧城辭世二十年後，我重讀這篇寫於2003年的舊文，突然意識到，1987年顧城在《歐洲》雜誌社演講時說「世界上只有難看的人，沒有難看的樹」，他想到的可能首先是他自己。作為人，和我們一樣，顧城也有難看之處；作為樹——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樹——顧城永遠是美的。

顧城講話的時候，眼睛幾乎不看聽眾，而是看著遠處，好像不唯對眼前的聽眾說話。他的聲音輕柔，甚至單調，好像說話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麼人，就像西川描繪詩人海子的語言時說的：「彷彿沉默的大地為了說話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變成了大地的嗓子。」顧城和海子都屬於天才型的詩人，對他們來說，詩和生活是一體的，詩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詩。「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恢復它天然的完整。」顧城講話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假思索，卻出口成章，一些聽似不著邊際的話會忽然產生緊密的關係，就像你總可以在散亂的雲彩中忽然看出一個熟悉的形狀。後來我曾多次回想那天與顧城和謝燁分手的情景，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來電話，告知幾天前顧城在紐西蘭激流島重傷謝燁后自縊。熊先生平時說話口氣一向猶疑，這一次卻對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篤定。我忽然意識到那天顧城在紅寶石餐館說的話不是戲言，而是真話。就在我們那次見面的幾天前，顧城在德國波恩接受張穗子和顧彬訪談時說：「真的話都是非常簡單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籃子。」這話本身就說明簡單的並不一定容易理解，海水怎麼能做成籃子呢？可見當真話真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時候，往往不會被當真。直到有一天，當真話以事實的面目再次出現，你親眼見到「海水做成的籃子」才幡然醒悟。

寫於1981年的《不要在那裡踱步》，現在看來好像是一ｈttps://ｒeａd•9９ｃｓｗ.com個不幸的預言：

後來聽北島說，顧城和謝燁的悲劇就發生在大渝從德國來紐西蘭接謝燁的那天。大渝在德國上飛機的時候，謝燁還活著。他抵達紐西蘭的時候，謝燁已經不在了。不知是時間無情地捉弄人，還是人無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顧城不愛謝燁了，為什麼要殺害她呢？如果顧城還愛謝燁，又怎能忍心殺害她呢？是因為不願意看到謝燁離去而不惜自己留下殺妻的惡名而離去嗎？就像他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說的，「她永遠看著我/永遠，看著/絕不會忽然掉過頭去」。對我來說，這就是顧城說的那「浮動的謎」。我承認我的平常心無法理解顧城極端的行為，極端的行為只有站在極端的立場上才能被理解，而無論是第一次見到謝燁時她那燦爛的笑容，還是第二次見到她時那略顯憔悴的面容，都拒絕我這樣做。

「生命醒來時發現自己是一樹鮮花，在微風中搖著。」

這首當年的「朦朧詩」，現在讀來像遺囑一樣清晰。顧城早年說過，朦朧詩的主要特徵還是真實。「我將死去」說的不是人總是要死的，否則未來學者的目光為什麼要充滿猜疑？「飛旋的指紋」讓人聯想到那把致命的兇器！「錯動的足跡」讓人看到謝燁受傷后艱難的步履！「讓一段歷史永遠停息」怎能不讓人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