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我得知顧城的死訊。我很震驚。打電話給柏林的陳大渝，是他的女友接的。她還不知道。聽說后也很震驚，喊道：Oh, mein Gott ！（德語，意為「噢，我的上帝！」）她告訴我大渝已經去了紐西蘭，為幫助謝燁擺脫顧城的暴力並要把她帶回柏林。

序文這樣打住：

初次閱讀，顧城的詩對於我就是如此的親近。首先是在1980年寫的《學詩筆記》所寫的這種與詩的相遇經驗。一天雨後，在上學的路上他路過一棵松樹，上面布滿晶瑩的水珠：我忘記了自己。我看見每粒水滴中，都有無數遊動的虹，都有一個精美的藍空，都有我和世界……

多年之後，我覺到，顧城那裡，重心從注視轉到手勢：手磨刀，手書寫，看不見的手在整修城門，以及上面詩中的不能換的手。他已經不再處於觀想，而在行動層面。他必須通過行動躲避這種自閉，而重複同樣的舉動：磨，寫，整修只能更縮緊環繞他的圈。怎麼打破這個包圍圈呢？

1991年，與安妮和尤利西斯世紀末出版合作的成果是雙語版的《中國四詩人》（Quatre poètes chinois）。顧城是其中之一，有十二首法語譯詩。

事實上，它們還沒等到我去聯繫就已經出版了。1993年秋季，《詩刊》出版一期台灣與大陸詩人詩集，裏面有四幅顧城的書法，均是當時在柏林我親眼所見的創作。《魚在盤子里想家》《人可生可死》《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頌歌世界》。書法寫得不同一般，筆跡很怪，《頌歌世界》中的「世界」兩個字似乎呲著牙的鬼臉。https://read.99csw.com

2004年3月，希爾賽（Circé）出版社出版中國台灣與大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詩歌選集《流逝的天空》（Le cielen fuite）。裏面自然有顧城的詩，有新譯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結束》。同年新出的詩集《中國靈感》中也有顧城的聲音。顧城將進入《中國古今詩歌集》，加里瑪七星叢書，明年出版。一如在希爾賽出版的詩集，顧城在海子之前（出生日與字母排列順序偶然所致）。兩位詩人，早逝，獨一無二，兩顆流星，其光芒在閱讀他們的詩時令我們炫目。

我曾經有同樣出神入醉的體驗，在走出青春期的時候。從未曾與人道之，直到讀顧城的這一段文字。於是我問自己：我是因此而親近了詩歌，一如顧城所感受的那樣？我會回答說不。我的體驗在前。而這一從沉思被喚回的經驗，讓我感受到的是離別的痛苦。

《城》這組詩，我只作了一半，還有好多城門沒有修好九-九-藏-書。但是我想先寄給你看看，這也許是一本新的《西湖夢尋》，我不知道，我只是經常唱一句越南民歌：可憐我的家鄉啊……

在為《歐洲》雜誌準備專號《中國，一種新文學》時我發現了顧城的詩。它佔據了該專號很大的篇幅，不僅有翻譯，還有兩篇專文。在第一篇《論一首「朦朧」詩》中，熊秉明試圖解釋這種朦朧效果，它成為出現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新詩的特徵，強調《遠和近》一詩中作為存在主義的主題「看」的重要性。

大渝返回后在我家住了幾天。那時我的孩子們住在家裡。這個家，也曾是北島、芒克的妻子毛毛以及很多與中國詩無關的人的庇護所。之後大渝去了美國。

當時讀這組詩，我有一種自閉感。

初次見面，我記得的就是舊牛仔褲做的怪帽子下一雙黑色的大眼睛，深邃，憂傷，以及他當時的孩子神氣。顧城給過我一張他的照片，帶著同樣的帽子，更講究一點。帽子下面是同樣的一雙黑色的大眼睛，而憂傷的神色難以形容，讓人擔憂，既是頑強堅定又是失望。

我接到他們離開巴黎后寄自倫敦的信，之後在紐西蘭住下。直到在五年之後我們重逢于柏林。

詩中說：「沿著水你要回去/票一毛一張」，我艱難地划動著河水，沒有勁，因為我是死了的人，活在必死的時刻。

1987年5月，《匯流集》（Les cahiers du Confluent）叢書出版了顧城的法文詩集，譯者是伊莎貝爾·畢蓉（Isabelle Bijon）與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同年，顧城與夫人獲得簽證赴歐洲與美國。10月受巴黎七大（巴黎第七大學，也稱巴黎狄德羅大學）之邀做一講座。《歐洲》雜誌組織一場閱讀會，與其讀者見面。3月，顧城寄給我他的詩集《黑眼睛》。

另一篇是顧工寫的《「兩代人」——從詩的「不懂」談起》，詩人的父親試著去理解九-九-藏-書兒子的詩。讀到這篇文章的末尾，我的心抽緊了：「詩，不會像彗星般一閃而過/詩，每天每天和新的霞光一道升起……」

顧城走得太早了……

我再讀《新街口》，旁邊的空白處也有一個鉛筆寫的問號：

我重讀這些詩，讀到《午門》。詩的右側空白處上方有一個問號。我是何時寫上去的，記不清了。應該是在自柏林返回后，因為此詩寫於8月：

顧城走了，手戰勝了看。要不是像上面里爾克詩中所假設的那樣，通過死亡，離開一切，在他直直的眼睛里展開「動物大大的眼睛」，他能否再見「這個精美的藍空」？

在上述兩段引文中，顧城與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第八首有著同樣的思想，這首詩我認為是一篇奠基之作：

為寫此文，我找出所有散落的顧城的資料，重拾顧城的組詩《城》，其中有段序，上有蓋章，落款日期是1992年4月10日。序中顧城談到，在德國，他好像回到童年的北京：「行到德國，像是小時的北京」，「在夢裡，我常回北京，可與現代無關，是我天經地read.99csw.com義要去的地方」。

或許這就是顧城讓人明白的，當他說那個世界「比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更純、更美」之後。在結尾，他寫道：「詩就是理想之樹上，閃耀的雨滴。」他的詩歌中讓我著迷的正是這一種外在（自然世界）與內在（詩人）之間顯著的簡約關係。這當然不是中國詩的新鮮事物，長久以來的詩學傳統對兩者，即情景交融做過大量註釋。但在顧城那裡，有另外一種東西：他對世界的理解是通過看，孩子的看——他很想留住，一種他希望與動物的眼光一樣天真的看：

詩集開篇是1979年4月寫的《一代人》：

那時，謝燁偷偷告訴我她懷孕了，但不知道是否該留下這個孩子。她想聽我的建議。我記得只是告訴她如果她想要這個孩子，她就完全有權留下他。

1992年2月，我與顧城和謝燁在柏林重逢。他倆在柏林已經住了幾個月了。詩歌節匯聚了許多詩人，其中有北島。某個周末，我住在陳大渝家。一天，所有人都來用晚餐。在上桌前，顧城很專註地在一旁，長時間地磨著一把刀。我覺得很奇怪，而且寒氣逼人。問其他人他可好，都說還行。我不知道顧城夫婦之間的危機。晚餐，氣氛才有點變化，詩人們微醉，唱著紅歌，即興唱誦詩。大渝和我面對面坐著，有點像這一熱鬧的局外人。我記不得席間的顧城和謝燁。我提前走了。想不起當天的情形，但我看到顧城在地上鋪開宣紙，隨意書寫他的格言。這是昔日的顧城。他著迷於這樣的創作。我對自己說，這于顧城是一種拯救之路。我決定回巴黎后，去找個畫廊展出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