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和他的夫人謝燁，在離開德國之前，曾是科隆附近朗根布依希（Langenbroich）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BöllStiftung）的客人。他們在伯爾的房子里度過了1993年的夏天，那是在中國依然享有很高聲譽的海因里希·伯爾（1917～1985）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這期間，我跟基金會有些通信往來，因為不斷有中國作家希望到伯爾之家小住、寫作。1993年10月21日，基金會負責人L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中有如下段落：

他曾經把她推下樓梯。因為不能離開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醫院。他也想要求助於醫生：「醫生，醫生。」這意味著，他已經意識到他做了什麼。當謝燁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顧城和羅馬尼亞的女藝術家以及陪伴她的路德維希女士坐在一起，說：「我可憐的孩子還在紐西蘭！」謝燁不想住院，要跟他一起回到伯爾之家。

有些生命看起來完全像虛度，但有時也會在很多年後對平庸的生活產生一點影響。儘管我對偉大的中國詩人顧城的回憶——德文、英文和中文版，很早就問世，但它們似乎對我影響不大。https://read.99csw.com

他們走了，留下的房間一片狼藉。他們的家當也留在裏面。

最後幾件事：科隆記者石明（音：Shi Ming）努力想得到顧城在朗根布依希所寫作品的版權。有人給了我兩幅詩人帶框的水墨畫，那大概是他們曾掛在朗根布依希家中牆上的東西。今天，這最後的兩https://read.99csw.com件作品仍然存放在我的資料庫里。資料庫里還有些別的東西也記載了一些事情，例如，典型的顧城式回答。那是詩人對蒂蒂·塔特洛（Didi Tatlow）的丹麥小姑子提問的回答。她問，為什麼他，顧城，不學英語？他答：那會惹他的中國靈魂生氣。這是一位英國記者（現在的香港記者）1999年5月15日這天在波恩的回憶。

也許，鑒於已發生的事，這份資料現在顯得太符合邏輯，但我找不到更恰當的話來表達我對這位奇特女子不可理喻的結局的感受。

在我波恩的中國當代文學資料庫里，有四份材料，它們在1993年以後總是讓我感動。我不該把它們私藏更久，而該公布出來，讓別人也有所感動，從而也讓自己減輕悲傷。

還有別的嗎？他們出發前在法蘭克福的一次報告的錄音磁帶和草稿，沃爾夫岡·貝爾（Wolfgang Behr，現蘇黎士大學教授）多年來總是提到這兩樣東西。以此看來，還有些資料需要敏感的嗅覺去探尋發掘。

1995年1月23日，我最後一次有機會，和這封信的作者九-九-藏-書對這次謀殺和自殺進行交談。現將當時的談話記錄整理如下：

謝燁懇請路德維希女士，給柏林的某人打電話，但不在錄音帶上留言。她要她轉告某人，一個男人，他有生命危險，不要離開住宅。

在朗根布依希，人們曾經採取過措施。市長認為，謝燁應該有可能和孩子一起留在當地。然後L就訂了一張機票，以便謝燁能去紐西蘭把她的孩子接回來。機票錢由當地政府承擔。

幾年之後，在一次我和印度尼西亞詩人阿古斯·沙約隆（Agus R. Sarjono，生於1962年）在波恩大學的朗誦會之後，我在一位波恩人的私人公寓里，遇見了伯爾基金會的路德維希女士。她讀過我翻譯的顧城的作品和發表在《袖珍漢學》雜誌上的我與顧城的訪談錄。九_九_藏_書

顧城憎恨他對謝燁的依賴。他以前也曾打過她，這一點謝燁對她的女鄰居承認過。一位羅馬尼亞女畫家把她帶去了醫院。迪倫（Düren）的一位心理醫生在對顧城進行檢查后認為，他沒病。後來洛杉磯的一位中國醫生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診斷說：一切正常，還會更好。

謝燁無論如何也要和顧城一起去紐約。她還從未去過美國，想在一家中國人俱樂部按她的計劃舉辦朗誦會。

一些日子以來，我總在想，謝燁應該還活著。我很難不去想她的死亡方式。當我想到顧城時我就自我怨懟：我居然在朗根布依希低估了他，他顯然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我知道，這聽起來不太友好。我不評判不太熟悉的人和關係，也不能贊同你們的評判，說這一結局從兩人的生活史看來是符合邏輯的。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兩人有可能分居，如果那樣，事情就是另一種結局。這一確信更加讓我不安。我相信，在九*九*藏*書朗根布依希的這段時間，肯定有人，比我跟顧城和謝燁的關係更緊密。因此我能做點什麼的機會很小，他們已遠遠超過了對基金會客人「工作上」的關照的關係。正是這點讓我焦慮：當我們的邀請對那些與我們仍然陌生的人明顯意味著你必須自我照顧時，我會自責我沒能預見到所有的結果，以致在那段日子里，我很少以私人身份為他們做點什麼。即使有幾次我想做點什麼，但終究沒做。

「他是個精神病人，」她在2003年1月20日晚上對我說，「剛開始他們兩人之間的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後來謝燁開始哭，關係就糟了。」

一個醫生在村裡給兩人服用了安定，三個人坐在沙發上哭了，然後在中餐館吃飯時，三個人又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