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新教傳教士的工作，存在著與神學摻和的毛病，有時難免把西學搞得變了味，但他們的譯介之功，畢竟是不能抹殺的。

同文館的印書處也翻譯了近三十部西書，但由於他們譯書主要供教學之用，因而在社會上影響不大。

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西學的初步輸入，在中國士子中出現了一小批精通西學的人物，徐壽、李善蘭、王韜等等，再加上留過學的嚴復、馬良、容閎、伍廷芳等，人數雖少，但畢竟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新人」。還湧現了一批像康有為和他的萬木草堂眾弟子這樣半通不通的「西學通」。而且在沿海通商大埠，還有不少知曉隻言片語的洋涇浜英語，了解一鱗半爪洋學知識的士人。徐珂的《清稗類鈔》中，記載過一些考試時用阿拉伯數字摻入試卷，文章中出現盧梭字樣的逸聞。這些只有幾滴西學水的士人，也許只是出於好奇，但也說明在戊戌變法之前，西學畢竟在中國有了一點痕迹。

在西學進入中國的同時，中國的書院也在悄然地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的書院與一般官方和私家的學校不同，它們實際上是某種學術研究院，具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講學和討論氣氛。自清以來，漢化的統治者有心也有意將書院變成了預備科考的進修所，在他們的授意下，書院逐漸變成了半官方的，由地方官支持。肄業其中者，每月均有津貼（月餉），每月考試，內容與科考相銜接，無非是四書文與試帖詩，優者有獎銀。這樣一來，書院的讀書與研習就染上了強烈的制藝氣味，有的時候，書院士子們更熱衷的並非「聖賢原典」，而是最近高中的試卷，即所謂「新科利器」，由此去研究揣摩考官的喜好與時下的流行風氣，士子一旦中舉，即為肄業。但是書院畢竟不同於官學，千余年自由講學的傳統，儘管被壓制，還是剩有孑遺，書院民辦的性質也未由官方插手而根本改變，這樣，在急劇變化的情勢面前，書院教育體系多少保持了一點彈性。

如果宏觀地鳥瞰中國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幾十年的中國學界，不能不令人沮喪，士林的大多數https://read.99csw.com不是沉湎於考據辭章之學，就是營營於八股制藝。留意一下士人的書齋，擺的不是「清供」「清玩」，就是「高頭講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鏡頭對準中國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廣州，就會發現那裡的學界還是出現某些相當新奇的變化：西學從正門擠了進來，也從側門溜了進來。

西學通過的側門是教會，主要是一部分新教教會。在甲午戰爭之前，教會也開辦了一些學校，但層次大都很低，教學內容神學又占絕大比重，一點極粗淺的數理常識只能起到點綴作用。所以在這一時期，作為譯介西學的中介「側門」主要是一些新教差會辦的書館和報館。英國傳教士麥都思1843年在上海興辦的「墨海書館」，堪稱是中國版圖上最早譯介出版西學的文化機構。墨海書館的工作得到了寄居上海的一些狂人和畸人的幫助，王韜和李善蘭等人參與書館譯事。在江浙一帶，墨海書館的科學儀器和所譯之西書在士林中頗有名氣，可以說，繼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人之後，墨海書館的工作再一次引發了士林中人對西學的興趣。光大這個事業的是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等人辦的廣學會和《萬國公報》。廣學會的譯介以神學和粗淺的自然科學常識為主，後者雖然比起江南製造總局譯介的西學程度要淺，但卻比較通俗易曉，因而有一定影響。比較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譯了些西方史地與政事方面著述，比如李提摩太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介紹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近況，一出台就在洋務圈中引起巨大反響，到了戊戌時期，該書行銷達百萬冊以上，顯然對推動變法有積極的作用。此外，《萬國公報》第三四零卷刊載的《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一文，在中國首次系統地介紹了西方三權分立、代議制度和選舉制度，堪稱當時介紹西方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文章。

一邊拚命科考，一邊拚命鑽研西學，還一邊拚命上書皇帝的康有為以一介監生的身份在1891年辦的萬木草堂，比當時中國任何一處書院都富於書院九九藏書的傳統。草堂的教育形式是極端復古式的，自由講授，自由討論，著重自修，八股試帖在此沒有一點立足之地，康有為甚至還領著弟子演習古禮，他們不僅要回到宋代四大書院的風格，而且刻意效法想象中孔子的杏壇。但是，在教學內容上，卻是中西合璧，西學內容之豐富是當時中國任何一所洋務學堂所不能及的，從聲光化電到西方史地政藝無所不包，可惜的是掌教席的只有康有為一人，從自然科學教到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結果是程度非常幼稚。

與此同時，洋務機構附設的翻譯館（所）則開始將西方自然科學以及少量的社會科學知識譯介到國內。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翻譯館，和同文館附設的印書處。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由中國當時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主持，著名新學者徐壽、華蘅芳、徐建寅、李善蘭、趙元益、賈步緯、劉彝程等均參与其中主持譯事。人員最多時中外人士曾達四五十人，頗具規模。從1868年創辦到1880年時，平均每年譯書11種，售書逾萬。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學的書籍，最初翻譯的代數書，以甲乙丙取代XYZ，以漢字「一二三四五」取代阿拉伯數字，列出算式，今天的數學家是不會看懂的，比如「四甲」即表示「4X2」。漸漸地才西化起來，變成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諸同人篳路藍縷的開山之功，為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在中國安家落戶奠定了基礎。戊戌時期叱吒風雲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牽強附會在社會、政治現象上的自然科學理論與名詞，大多源於他們的譯著。康有為曾經購買江南製造總局的譯書三千余冊。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製造總局的翻譯館也翻譯了一些反映、介紹西方先進政治法律知識的書籍，最著名的是《佐治芻言》，該書是盧梭政治思想的闡發，以宣傳自由、平等思想為宗旨，認為人人均有自主之權，國家應以人民為根本，國家政治應以滿足人民心愿為出發點。此書自1885年翻譯出版后，一再重版。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都仔細讀過。顯然，這本書九*九*藏*書對維新派思想的形成，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

儘管萬木草堂的西學不過是幼稚園的水平，但書院這種教研形式，的確很能開啟心智，培養能力，結果數年之間就培養出了一批能幹的改革人才。

鴉片戰爭以後，西學的進入中國，有正門和側門之分。屬於正門的，就是中國的洋務機構、企業和學校，從這個渠道介紹進來的西學，佔了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段時間內譯介西學主要部分。洋務學堂主要通過課堂講授和講義的印發來傳授西學。從1861年以來，各地陸陸續續辦了一些洋務學堂，比較有名的像北京的同文館、福州的船政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等等，到甲午之前，總計大大小小有三十余座。這些洋務學堂雖然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教「正學」（即國學），但畢竟傳授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甚至還有西方地理歷史、法律以及粗淺的經濟學知識。我們從同文館的課程設置可略見一斑（學制八年）。

嚴格地說，西方近代科學（包括社會與人文學科）是從鴉片戰爭以後才傳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國士林掀起的一小股「西學熱」，其內涵只能說是准近代的，作為其主體的天文學還是托勒密體系的，毫無「新」氣可言。然而就是這種檔次的西學也很快化為一現的曇花，像徐光啟、李之藻這樣深通西學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復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許研究西學的筆記而外，到李善蘭之前，中國士人沒有一本有關西學的譯著問世。

書院的變化是從鴉片戰爭前夕開始的，由於感受到了王朝末世的氣息，一批士大夫再一次開始痛慨乾嘉樸學專事考據學風，更不屑於帖括制藝之術，開始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開此風氣者，既有學者如包世臣、徐松、魏源、張穆、姚瑩等人，也有名振一時的封疆大吏陶澍、阮元、賀長齡、林則徐等人，風氣所及，既波及在朝的部分有志之士，也影響到書院的山長與士子。1824年，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在廣州創設學海堂書院，這位編https://read.99csw.com纂過《疇人傳》（即自然科學學者傳記）的名臣，將經世學風帶進了書院，學海堂開始講授經詁實學而不課八股。

四年：數理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

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

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

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脫離現實的考據學風進一步受到抨擊，講求實學進一步在相當一部分有志之士中流行，研究邊疆史地，探求河工、漕運、農政等實務，留心天文算學和西方情勢。風氣所被，一些講求實學的書院先後興辦，以三鼎甲入翰林，放過學政，當過考官，名副其實的儒臣張之洞在四川創立尊經書院（1875），在廣州創立廣雅書院（1887），在武昌創立兩湖書院（1890）。一個比一個實學色彩濃，到了張之洞大辦洋務的兩湖時代，兩湖書院的實學已經開始由傳統的天文算學等向地理、測量化學、博物學、史略學這樣的西學過渡，這個書院，培養出了諸如黃興、楊銳、唐才常、傅慈祥這樣的著名時代先銳。與此同時，國內其他的書院也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一些變化。嚴修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天津問津書院就讀，不僅實學，于西學也有問津：「公平日于代數、幾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貫通。」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上任后發現他昔日的得意門生周錫恩掌教黃州經古書院，課士題目有「顯微鏡、千里鏡、氣球、蚊子船等課；時務有拿破崙漢武帝合論、合林考、唐律與西律比較、倡論中國宜改用金本位策」。結果受到張之洞的獎賞。

二年：講解淺書，練習句法，翻譯條子。

其他洋務學堂大同小異，不過由於專業不同有所偏重而已。課程中數理化分量很重（即中國所謂格致），機械製造、工程測量的比重也不少。正是由於洋務學堂的教育，中國引入阿拉伯數字，化學元素符號和近代的工程圖。只是奇怪的是，各學堂對算學（數學），都格外重視，課程比重奇高，似乎超出了實際需要，這可能與中國人的思維特點有關。

應該說，直到甲午戰爭為止，士林的這種九_九_藏_書變化是微小的，但是這一點點變化已足以表明，進入近代以後，不論士人們怎樣遲鈍和夜郎自大，士林已經不是全部意義上的傳統士林了。

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指洋文。筆者注）。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大致同一時期，一些通商大埠還衍生出了書院的變種——格致書院。上海最先興辦。廈門（1875）、寧波（1884）隨後效行。格致書院在教學內容上，無異於西學學堂，但體制上卻與中國傳統的書院相同，由山長總其事，月課自修，有探討有講評。

上海的格致書院創建最早，持續時間最長（1873—1914），前後約四十余年。在上海格致書院的早期，書院不僅僅是所西學堂，還兼有編譯館和博物館之用，發行《格致彙編》，向社會介紹西學知識，介紹西方最新科技成就。設專室陳列西方科學儀器和器物，並加以演示，不僅陳列有天文儀器、地球儀、電報機、鐵器汽機、化學試管和照相機，而且還有西方的日用品，吸引各界人士前來參觀。格致書院的興辦雖然傳教士傅蘭雅起了很大作用，但設計規劃卻是由徐壽、王韜操辦。雖然在西學尚十分幼稚的情形下，以書院這種形式來傳播西學並不一定合適（剛知西學ABC，何談研究），但書院來去自由的形式，卻給當時羞於以夷變夏的士人一個接觸、了解西學的機會，至少他們可以藉此機會走馬觀花式的掃視一下自己前所未聞的新鮮事，而這種機會在那個時代並不是很多的。

西學在中國的萌芽和書院的悄然變化，標志著在西方的壓力面前，在中西文化激烈衝突的情形下，中國士林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東西。不僅在洋務學堂和教會學校讀書的那些不被士人認可為「士」的新讀書人中有人掌握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典籍中所沒有的新知識，這種新知所物化的巨大力量，已經令這個古老的帝國感到了空前的震顫，而且那些正經八百士人中也有人開始認真地放下文化虛假的架子，力圖從西學中汲取力量。西學開始化為一種新的文化資源，雖不足以安身立命，卻可經世致用。

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