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村，事實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專業人士」：從手藝人到工匠；從商人、經紀人到三姑六婆之類的媒婆、巫婆神漢，以及醫生和教師。他們包辦了農村的各種事務，可以滿足農民在生活上的各種需求。但是這些人的職業，又都是半個，也就是說，教書先生也罷，巫婆神漢也罷，他們同時也是農民，離不開自家的田地。一個市場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時候他是經紀人，但交易結束了，他又成了農民。市場上經銷、運銷糧食和農產品的商人，實際上他們中的一大部分，其本業也是農民。這種「半職業」的特點，使得政府想要徹底摧毀農村的市場網路，變得十分困難。這些人在風聲緊的時候，就偃旗息鼓，變成了農民，一有機會就又冒了出來。所以，農村的市場網路，至少在統購統銷推行之時，依然盤根錯節，根深葉茂。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統一徵購，實際上是斷了農民的生計，勢必會引起農民越來越激烈的反抗。事實上，下決心推行這一政策的人知道，這樣嚴重損害農民的舉措，必https://read.99csw.com然會引起農民的不滿乃至反抗。事實上，統購統銷的推行，阻力相當大。據當時新華社的內參反映，相當多的地方都出現了農民因此而自殺的現象。由於農民普遍而強烈的抵觸情緒，所有的開會、宣傳、鼓動，黨團員帶頭，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動員方式，都不太靈光。大多數地方，為完成任務，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戶去搜，一搜就連種子口糧都搜走了。為了防止農民餓死，又必須返銷，返銷的糧食註定比徵購的價錢高。這樣一來，農民的不滿情緒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想出更多的辦法來抵抗徵購。

農村市場網路的根，植在小農個體經濟上。正如許多學者已經證明的那樣，中國的農村，早在20世紀的30年代，大多數地區商品化程度已經很高了，絕大多數的農產品都是為了出售才生產的。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表明，現代城市和交通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市場網路，也read.99csw.com具有了某種現代性，集鎮的貿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場時數」的增加，坐商與行商的比例增加，以及經濟專業化程度逐漸提高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是只有商人現代化了，事實上，農民也是這個市場的主導者，他們也在跟著進步。中國的小農非常類似美國的農場主，只是經營規模要小一點而已，這些小農場主，已經習慣了跟市場的連接，無論是參与市場販運的「半農民」，還是單純出售農產品的「全農民」，市場活動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出售或者倒賣農產品，是農民的基本謀生途徑，只要農產品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就要通過市場來換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實現家庭的財富增值積累。

1950年代發生在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跟此前的土地改革一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場捲入人口最多、影響最深遠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時代的其他運動，即使如「文革」，相當多的農民實際上並沒有真的投入，而合作化則不同，凡是農民，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幾九九藏書乎人人有份。可以說，這個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幾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時，1950年代根本改變中國的三大改造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手工業改造，實際上都是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合作化運動拉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合作化運動改變了整個中國也不過分。

這樣一場掀動全國的政治運動，其最初的起因，卻僅僅源於一個偶然事件，即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標志著新中國工業化規劃正式啟動，而恰好這年夏天夏糧欠收，城市糧食供應出了一點小的麻煩。以此為契機，中央決定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即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統一徵購和統一銷售）。在此之前，儘管農業合作化已經列入中央的計劃，為此成立了農村工作部，但在1952年，全國入初級社的農戶才佔全國總農戶數的0.1%，實在算不了什麼。顯然，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從事過工業化的黨的領導人來說，對「一五」計劃這種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高度的重視往往導致過分的緊張，因此在糧食和農產品供應問題ｒｅaｄ.９9ｃsｗ.coｍ上，採取了過分的反應。

正因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謹慎的農業合作化的工作，在統購統銷推行之後，猛然之間以突飛猛進的速度進行。在兩年（對於80%左右的農戶而言，僅僅是一年功夫）多的時間里，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以外的90%以上的農戶，被組織進合作社。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是從單幹直接躍進到了土地和全部生產資料充公的高級社，根本沒有經過所謂的互助組、初級社的過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種涉及千百萬農戶生活方式改變的「變革」，即使這種變革原本對農民有利，也會在推行中變了味，更何況這種實質上屬於剝奪農民的根本改變，與情與理，都是農民根本所不情願。

當然，農村的市場並沒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嚴的時代，在嚴刑峻法之下，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的黑市交易也沒有絕跡。農副產品的市場，更是以頑強的生命力，為自己爭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後的農民，畢竟已經變成了「國家農民」，而且是剩餘和自由幾乎都沒有的「九-九-藏-書國家農民」。保障城市供給和工業化建設的農產品統一徵購，從形式上看似乎沒有了問題。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導致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使得國家最有活力的經濟成分被窒息，僅僅依賴農業的微薄剩餘，顯然不足以支撐工業化，只是農民卻因此被限制在半飢餓的狀態。不過，在政社合一高度組織化的農村結構里，極度有限的剩餘資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裡，農民中只有沾「組織」邊的人，才會獲得好處，農村幹部，自然會牢牢地依附在「組織」上，合作化前那種動員力消退的擔憂，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解決之道有兩條，一是放棄統一徵購政策，回歸市場。一條是釜底抽薪，立即實行農業合作化，而且高層次的合作化，把個體農民變成集體農民，全部生產資料和部分的生活資料歸公，將農業生產納入國家計劃體系，同時將農民的生產生活集體化、軍事化。換言之，就是讓農民手裡不再有屬於自己的剩餘產品，這樣交易也就無法進行了，市場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顯然，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性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