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輕的邢肅芝的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雖然佛教在式微，但對佛學的探求在近代知識界卻出現了一個高潮。這其中，既有楊仁山、歐陽竟無以及支那內學院師生的努力，也有馬一浮、章太炎等人對佛理的探究。已經在僧俗兩界小有名氣的邢肅芝，之所以放棄眼前的尊榮，甘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嘗艱難跋涉的苦辛，步入一個完全不可知境地，應該說，支配他行動的也是知識界佛學探究的衝動。

在西藏，雖然藏傳佛教與內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樣一邊是與世俗功利的緊密糾葛，一邊是對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與內地的清客模樣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戲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紅教和黃教各個教派，誰跟權力靠得近，誰就佔主導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黃教的一統天下，藏地喇嘛教黃教教派的最高領袖——達賴和班禪分別是前藏和后藏的實際統治者。不過，在邢肅芝入藏的時候，達賴已經擠走了班禪，控制了全藏。西藏是個貴族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佛教的社會，這兩個基本點決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統治者是以封建領主的形態存在的，100多個世襲貴族家族構成了西藏上層社會的主體。他們都有自己的世襲領地和莊園，擁有對領地農奴的生殺予奪總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資——回收的買賣，無論僧俗。不過，對於貴族而言，大的貴族，領地多，收益豐厚，自然投資的本錢也大，所以一般來說官做得也大，小貴族只有投靠了大貴族，或者有其他的機緣，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賣主就是達賴喇嘛，雖然他不一定親自料理這種買賣，甚至可能並不知情。

從某種意義上講，處於藏傳佛教頂端ｈttｐs://ｒｅａｄ•９９cｓｗ.ｃoｍ的佛學重鎮甘丹、哲蚌、色拉這三大寺，在神學的研修上，更接近於近代的研究性大學。每個寺廟就像大學本部，下分成大的學區札倉，札倉則由更小的學習單元康村組成。每個學員都有具體的導師指導，寺廟、札倉和康村三個層次的結場辯經，有點類似於課堂討論和學術討論會。經過反覆而且平和講理的辯難，學業自然會更加精進。這種學習體制，讓人很容易想到英國的劍橋和牛津，的確比較容易出學理型的人才。

當然，這一切只是象徵著佛教的式微。從某種意義上講，邢肅芝老人的老師太虛法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努力，以及向內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說是佛教界某種挽回頹勢的嘗試。正是由於這種嘗試，年輕的邢肅芝有緣接觸到了藏密，從而引發了他雪域求法的念頭。

不過，儘管直接掌握權力，使得藏傳佛教界讓人看起來很是不那麼清凈，但其實跟別的地方一樣，也存在著研習佛理的熱情與虔誠。幾乎所有沾濡過佛學的人都有這樣的共識，佛學的確堪稱諸神學中最具哲學意味的一種，能相當限度地滿足人們求智的需要。儘管佛教的傳播過程中庸俗化的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時還很強烈，但佛學卻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學和平和的論理精神，吸引著士大夫。可以說，自魏晉以來，智者近佛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而且一直延續到近代。藏傳佛教雖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來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學的固有吸引力卻並沒有絲毫減弱，甚至可以說，藏傳佛教對教義的講求，對佛理的探索還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學界還公認，學習藏文是進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於藏文read.99csw.com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肅芝老人介紹的那樣，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們，對所有的五部經論，不僅要個個研習，而且要求反覆背誦，爛熟於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過內地的學佛者。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學者就跟我說過這樣的話：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創造者。這話當時我並不太理解，現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僅是一般人升遷的唯一途徑，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好智慧的人們的心靈需求。不少平民通過當喇嘛，進入寺廟學佛，做上僧官，變成了僧侶貴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過做喇嘛的修習，多數是一邊為人傭工一邊修習，最後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進深山進一步修行，從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兩個方面，將西藏的精英（包括貴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進去，因此自然擁有最大的文化創造力。不僅如此，佛教在西藏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佛教在自己名義下，籠蓋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學技術沒有傳入之前，中世紀的所有學問幾乎都包含在了佛教裏面，凡諸文學、繪畫、音樂、建築、醫藥等等，都是僧侶的專利。僧侶，既是社會的上層也屬於下層，正是他們中的精英，決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導致佛教吸引精英、籠蓋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壇上起主導地位的因素。

邢肅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僅僅是因為他通曉佛家經典，掌握了數百種的密法，而在於他明了佛家的真義，恰在於太虛提倡的「人間佛教」四字。離開了「人間」，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罷，修成一道紅光也罷，總之是不見了蹤影。不見了蹤影，對這個世界也就沒有意義了。所以佛教的真諦，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九_九_藏_書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有善業惡業，佛教自也難免。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縱有十力精進，得十地正果，也須在人間吃苦。正因為如此，邢肅芝老人在學成了之後，開始了出入僧俗兩界，亦官亦僧的生涯，爭得了國民政府最高層的支持，憑藉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優勢，招徠內地第一流的師資，在西藏辦學，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禦國外勢力的大規模滲透。雖然，由於時局的變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當，使得老人當年的努力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這種嘗試，在今天也是富有積極意義的。

那年，我還是一個正在就學的老童生，閑暇時間比較多，書看得相當雜。一次旅行，在火車即將要開的時候，上來了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鋪。硬卧列車的上鋪高且險，見他有點不方便，我就將下鋪讓了出來。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謝，坐了下來。不過因此我們談了起來，他是僧人，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還看過幾本佛經，記得隻言片語，因此總能接上幾句，逗起老和尚的談興。火車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時還沒有提速），我們在著要當和尚的遊戲，但畢竟沒有真的出家。凡是佛教勢力一大，佔了過多的資源，就會生出滅佛的「法難」。不過，即便如此，並不等於佛教界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個合適的清客位置，依然對俗界的政務發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只有一個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進入得比內地晚，但發展的勢頭卻要猛得多，最後形成了僧侶直接掌權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肅芝老人，在內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進入西藏之後，又獲得了藏傳佛教最高的rｅaｄ.９9cｓw•cｏm佛學學階——拉然巴格西。使得他無論是在佛教處於清客地位的內地，還是在處於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佔據一個顯要的高位勢來介入政治，為我們留下了袈裟與權杖關係的最好註釋。邢肅芝老人出家的那個年代，無論在世界還是中國，都處於宗教勢力消退的勢頭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憶無疑是準確的，寺廟不僅會遭到軍警的騷擾，而且連記者也會欺負到和尚頭上。更大危險來自於辦學堂的熱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種善寺，就因當地鄉紳的辦學熱情，被強佔了去，連一向號稱靈驗的菩薩也被從大殿里搬出來，堆在院子里。實際上，這種毀廟辦學的現象，從戊戌維新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苗頭，到了清末廢科舉之後，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在西人東來的過程中，中學的節節敗退，也累帶著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義和軌儀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義，而其僧團和寺廟更是只有浪費資源的價值。這種源於現代化的毀佛勢頭，攪雜著傳統的道學精神，來勢相當兇猛，以至於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賴於有權勢的軍閥政客，施展靈異的左門旁道，以求自存。佛教對世俗權力的依賴，無可挽回地墮入了更低一層次。正像邢肅芝老人口述史里說的那樣，風頭最勁的太虛法師，既要藉助張學良的力量保護陝西的佛寺，還要答應去蔣介石的小小的祖廟雪竇寺擔任方丈，更需要將一堆軍長師長甚至國民黨中委納入自己的門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為軍閥政客做升遷法事、做護國（集團的命運）法事、平安法事，許多赫赫有名的軍閥，像趙恆惕、孫傳芳、劉湘以及書中提到的四川省長王陵基（書中提到的是他的號王芳洲，似有誤，應為方舟），都是那時節大開法會的主兒。更有甚九*九*藏*書者，有時佛教還直接作用於軍閥集團對內部的整合，比如湖南軍閥唐生智，就在擅長藏密的顧法長的參与下，讓全軍將士受居士戒，練成了一支「佛軍」。

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其實夢幻泡影就是歷史，歷史總是跟權杖與袈裟相伴而行。

信夫？

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習武僧之外，都要研習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達賴班禪也不例外。學習佛理需要獲得佛學階位，不僅要熟悉佛教的經典五部經論，以及黃教祖師宗咯巴的理論，而且要善於運用經典解答各種問題，最後通過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試答辯才能如願。一般的喇嘛當然需要學習，因為沒有學位不僅只好做低級喇嘛，而且也沒有機會擔任高級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學習，因為得不到學位，他們就名不符實。但是，在三大寺的學習狀況，往往跟你的權勢和財力密切相關。因為在寺里不僅吃住請師傅授課都要錢，而且只有有財力放小布施（給自己學習單元的喇嘛施捨錢糧），才能免於做雜務，也就是說才好安心學習。有權勢的活佛們，往往動輒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侶每人一份茶飯和錢。所以，隨著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們通過考試的難度則降低，至於最大的幾個活佛，他們的考試只是走過場而已。這樣，同在三大寺學佛的人們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不僅要承擔各種雜工義務，而且還要為別人服役掙錢才能維持學習的；高一點的是能夠做小布施，免除雜役，可以專心學習的；再高一點的，不僅可以免除雜役，而且還能僱人服侍；最高等級的當然是那些學習期間依然僕役成群的活佛們。邢肅芝就是在內地政府和一些財東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專心學習，獲得了藏傳佛教的最高學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