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覆滅后，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未能在拉薩設立管理或辦事機構，倒是在1930年3月，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命原駐北平雍和宮的喇嘛棍卻仲尼為駐京總代表，負責和民國政府溝通關係，並籌備辦事處。大白戰事開啟時，西藏駐京辦事處剛成立不久，國民政府正好通過這個辦事處與藏方不斷溝通。

這封呈文中還對政府發出怨憤之言：「此次因一小糾紛乃擴大而為康藏之爭。康民受藏軍之蹂躪欺辱，亘古未有。早知有今日之呼救不應，不如當時投降於藏軍，此時恐未必有如斯之痛苦矣。」

5月29日，蒙藏委員會又對西藏駐京辦事處連下了兩道內容相同的「訓令」，內容還是要攻佔了瞻化的藏軍「退回原防」。

讓我感興趣的，因為發生在近代而留下豐富檔案材料的這次戰爭，把戰爭中的商與民推到了我們面前。寺院與土司是要爭鬥的，藏軍與國民政府軍隊的爭戰更不可避免。但商與民呢？他們從歷史深處浮現出來，他們真是不要戰爭。所以，政府派出的調處大員姍姍來遲，他們就自動走上前線勸和去了。

3月20日電：「頃接劉文輝及西康民眾各電，藏方三代本率藏兵四千余猛攻甘瞻各要隘，覺母寺已被佔據。希飛飭前線立停進攻，退回原防，以維大局，否則公誼私交均難顧及。盼復。」這裏的三代本，不是第三代本之意。而是說，藏軍出動了三個代本的兵力。也是藏文史料《近代藏軍和馬基康及有關情況述略》一文說：「除警衛部隊第一代本一千名兵員外，其餘代本均為五百人左右。」也就是說，這四千餘人中，有藏軍一千餘人。

唐柯三似乎並不著急，6月3日，報告蒙藏委員會。到達雅安。

這位藏族商人有些天真之想。他想，有個康巴老鄉在中央政府里做官，就寫了信去投訴，「函請發還財產，釋放夥友」。他這是心疼自己巨額的財產損失，病急亂投醫，卻沒有想一想，藏軍都向國軍進攻了，還會聽國民政府的話，發還他的財產？

這時已經是7月12日，距唐柯三到達康定又過去一個多月。

蒙藏委員會上報國民政府行政院，reａd.９９cｓw•cｏm請求以中央名義派出人員前往調停。1930年12月17日，行政院以院長蔣中正之名義下達指令：「所請選派熟悉康藏情形人員赴康調查，妥慎處理，應准照辦。仰即由該會遵員請派可也。」

在此情形下，前方指揮官無所適從，百姓流離失所，更是處境悲慘。這也有檔案材料可查，是白利官民向蒙藏委員會申訴苦情的呈文：「駐康漢軍自奉命后，節節退讓，聽候調解。殊知代表未至，而藏軍則違犯命令。乘我不備，率領大軍傾力來攻。此處官民無他援助，只得死守抵禦，奈彼眾我寡無濟於事，終為所敗。於是，白利、甘孜、瞻化等地相繼失陷。此時白利官民隨同漢軍擬往丹葛避難，然瞻化早為藏軍所得，無法過越。不得已，現暫居於色利科地方。

後來，哈登活佛終於來甘孜跟商會代表見面。

3月30日，為藏軍「進犯甘孜，所至擄掠一空，並分兵南窺巴（巴塘縣）、鹽（鹽井縣）」致電達賴喇嘛：「似此節節進逼，殊乖和平本旨，懇飛飭藏軍立停軍事行動，退守原防，靜候調處。」

7月30號，唐柯三又報：原來說好要來甘孜談判的噶倫不願來甘孜，要他前往昌都談判，他則堅持對方來甘孜談判。

在蒙藏委員會工作的格桑澤仁把這位商人的要求轉呈上峰，並提出建議兩條：「一、請由本會委員長名義電請達賴發還，或令知達賴駐京辦事處轉達；二、請呈報國府，以主席名義電飭達賴發還。」

5月4日，蒙藏委員會又「訓令」西藏駐京辦事處，「請轉電達賴飭令前線軍隊退回原防，並派重要人員與唐委員商辦」。

「當我方敗退以前，官民等均以為有中央援助，不致發生意外，故對於所有財物等件，並未想他移或藏埋。而藏軍突來時求生之不得，焉有顧及財物之暇，故我等所有財物盡充于彼方。即隨身帶得一二者，亦在中途被追兵搶掠一空……現手中僅有一槍一馬，目下官民等將有變賣槍馬而就食衣之勢，所受痛苦，可想而知矣。」

「哈登來甘，官方備極優待，殊敝會派往代表甫經轉身，即九*九*藏*書向開槍射擊。」

戰事情況，藏文的《德門·郎吉平措赴朵麥情由及崗托渡口戰事》一文也有記載：「一天，接到情報說，亞熱橋頭出現百余漢軍，正在修築工事。聞此即遣大金寺僧兵五十人攜武器到江岸守橋。該寺能如此迅疾調派僧兵，系因霍爾地區除個別寺院外，大多數均在新僧人入寺時須攜馬一匹、刀一把、火槍或自動槍一支交寺之故。」這哪裡是寺院度化僧人，完全是部隊徵兵。「代本部署反擊，決定首先夜襲對岸橋頭，即在北山布下第8代本所部藏兵150名，中山設僧兵200名，正面駐留第8代本其餘藏兵、僧兵80人和德門本人。即於該月底夜襲橋頭川軍工事，將其全部逐出。爾後從以上三個陣地大舉進攻，尤其正面陣地的居本赤巴多吉等藏兵，揮舞大刀直衝川軍戰壕，短兵相接，抓獲川軍官兵112人。如斯三面夾擊，殺傷多人。川軍畏葸，未敢頑抗。戰鬥以後，向赤巴多吉居本部眾分與繳獲之銀錢，並改善膳食。」

蒙藏委員會的意見是「即在甘孜亦無不可」。

由於甘孜地處由川入藏的大道之上，戰事一起，商路斷絕，商人們自然損失慘重，「西康商業全賴北路之道孚、爐霍、甘孜、瞻化各縣貿易為中心力量……為大金變亂，商務凋零，損失甚巨」。於是，2月間，在康定的西康總商會自願派出代表，前往調解，並與大金寺活佛哈登約定於2月8日在甘孜見面。但「守候竟日，哈登爽約不來」。後來，哈登活佛給商會代表來信一封，談的卻不是大金寺與白利土司的糾紛，而是要求賠償。一是賠償藏軍出兵的軍費，二是賠償戰事中死傷的喇嘛。「此次退兵則藏人兵費如何給付？傷亡喇嘛及一切損失如何賠償？」

信中更有進一步不可能達成的要求：「並須將十三喇嘛寺歸彼管轄始有調解之望。」

前線局勢緊張，蒙藏委員會的工作卻進展緩慢，直到1931年1月31號才上報行政院由一位叫孫繩武的委員前往調處，又至2月12日才正式下達委任令。同時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此前在康區任邊軍統領多年的劉httpｓ://rｅａｄ.９９cｓｗ.coｍ贊廷加以專門委員頭銜作為孫的副手隨同前往。

這期間的大問題是兩個。

一周后，7月19日，唐柯三致電蒙藏委員會：「得劉贊廷信，瓊讓態度尚好，惟禁與土司喇嘛見。自謂甘案難負責，已請噶倫來甘。」也就是說，劉贊廷到了已被藏軍佔領控制的甘孜，對方態度還可以，但他想見見導致這場川邊之戰的土司和喇嘛雙方，都不可以。而且，這位談判代表自稱沒有臨機處事的權力，實質性的談判要此時正在昌都通盤指揮的噶倫出席才行。

4月11日，這位唐柯三特使才從南京到達湖北宜昌，而且不能再前進了。原因是「共×賀龍大股竄據巴東一帶，二十一軍正分別剿堵，航路阻滯，在此留待」。4月18日，唐到達重慶。5月3日，唐柯三電告蒙藏委員會，「今日抵蓉」，到成都了。唐在成都並不馬上前赴康區，他要等待西藏方面派出談判代表的名單和抵達康區的時間，才動身前往。蒙藏委員會的意見是讓他不必等待，「即希先行前進，以免久延」。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所編選的《康藏糾紛檔案選編》中有一份檔案更是呈現了商民如何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具體情形。

誰來調處呢？

……

3月28日，蒙藏委員會又「訓令」西藏駐京辦事處，「再電達賴飭前線退守原防靜候調解」。

這份檔案中說的是白利土司地面上一個富商的情況。這位富商叫德主郎吉，開有一個商號叫甲本從。這位富商從名字看就是藏族人，他給一位在蒙藏委員會工作的藏族人格桑澤仁寫信申訴自己的遭遇：「此次大金寺因廟產小事，不聽地方長官調停，擅動干戈，搶劫白利人民，焚毀白利房屋。本人雖與大金寺友善，既屬白利鄉之一分子，因團體行動不能不加入此方之自衛。因事屬二十四軍防區內一縣地方上之爭執，初無關乎西藏方面。且敝號甲本從數世經商，以前後藏為最大之營業處所，為自己利益計，亦絕不敢絲毫開罪于西藏。不意此次前藏政府借口大金白利之爭，系本號所挑撥，將敝號在藏所有財產沒收，夥友監押。據聞此九_九_藏_書事系部屬所為，並非達賴佛爺之命令。」

從檔案材料來看，對方根本未予答覆。

蒙藏委員會還是只得函電拉薩達賴喇嘛。

但這位孫委員並未立即領命前行。又過了一個多月，3月23日，蒙藏委員會又有了新的命令，說「孫委員另有差委，不克前往」，改派唐柯三委員和劉贊廷「前往調解」。

藏軍與政府軍相爭。

問題是，前線軍隊並未因為中央有調處之令而放下武器，靜候調處。甘孜前線經過短暫停戰，復又開戰，二十四軍部隊節節敗退，藏軍不斷進攻取勝，已經佔去了甘孜全境和爐霍、瞻化兩縣的大片地面。

不要說一個商人的小問題，即便對蒙藏委員會提出的大問題回答也極為敷衍。

對方噶倫見狀，讓了一小步，說願到甘孜和昌都之間的德格和唐談判。8月22日，唐柯三致電蒙藏委員會，說「無法交涉，調解更談不上……未便久羈」。這是說，來了這麼久，不要說談判，連對方的面都沒見著，那我老待在這裏也沒什麼用，該回去了。

此時，川康邊防軍受到中央調處令節制，縮手縮腳，藏軍與大金寺卻藉此有利形勢，步步為營，不斷蠶食進攻。

那時的民間文書，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常常並不清晰明白，這句話就很不明白。這十三喇嘛寺，應該是指康區的十三個格魯派大寺，而這個「彼」就是指西藏方面了。這也跟西姆拉會議后，藏方希望控制整個藏區的意思相吻合。在川省地面的大金寺，此時也完全以西藏方面的代表自居了。

多數歷史，都只是書寫他們爭雄的過程，似乎這就構成了全部歷史。

這篇文章還對那些畏戰被俘的川軍形象有正面描繪：「筆者在江惹目睹川軍士兵均為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兩名軍官大約五十開外，一律身著黑色或藍色襯衣，淡黃色衣褲，粗布白大衣，腳穿白布補襪、黑布鞋，腰系茶缸，頭纏黑布，身背布面棉被。」這樣子，看起來像是民團。

前線情形如此，中央派來的調處大員唐柯三卻還盤桓在路上。面對藏軍的步步進逼，二十四軍馬驌旅長承受著重大壓力，終於忍耐不住，直接致電蒙藏委員會，「前線官兵停止軍九-九-藏-書事行動，殊彼方不體中央暨我公和平意旨，陸續增兵，著著進逼。我軍一讓白利、再讓甘孜，現已退至爐霍，彼仍進逼無休。此時一線之望，惟冀派員早至，或可和平解決。否則，稽延旬日，則國防所關，驌亦不敢負其咎矣」。

寺院與土司相爭。

這時，藏方也確定了瓊讓代本與唐柯三會商。但他們並未見面，而是函電往還，討論會商地點。「瓊讓函請赴甘孜會商，但該處仍為藏軍佔據」，唐不願去，他要「改在爐霍，得其復即行」。

蒙藏委員會真下了一個「訓令」給西藏駐南京辦事處，「令仰該處迅電達賴喇嘛，將所扣甲從本商號夥友財產分別釋放發還，以恤商艱」。

5月26日，蒙藏委員會的「訓令」又到了西藏駐京辦事處：「為藏軍攻佔瞻化迅轉電達賴飭令退回大金原防以憑調處。」

事實是這位在川藏大道上經商的白利商人，被西藏方面「誣以暗通消息」，遂將其在西藏打理生意的夥計占巴、阿羅二人捕入獄中，抄沒財產外，並罰銀百萬余兩。

這是說，談判無果，商會代表剛剛離開，對方便重新開戰了。這封西康總商會呈蒙藏委員會的電文，說的是談判代表剛剛離開，他們便「分路反攻」。商會談判代表「見其專橫如此，和平弗望，當即紛紛歸去」。

6月11日，唐柯三到達康定。

後來，「西康各法團民眾發起西康公民調解和平會，公推前參政院參政姜郁文，暨士紳楊海廷、傾貞白馬三君為代表」，前往調處，也以失敗告終，時在1931年3月間。這時，做了調處決定的國民政府卻還未能確定前往調處的人選。

這時已是5月中旬，距國民政府要求前線停戰，聽候和平調處已過了半年時間。

一個是真正停戰。一個是藏方早定談判代表。

唐柯三仍然不願親赴甘孜，派副手劉贊廷前往甘孜與藏方代表瓊讓見面商談。

這些經過辦事處轉致達賴喇嘛的「訓令」和電文似乎沒有什麼效果。以致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致信辦事處「棍代表」：「政府一面徑電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一面令飭本會和平了結。祥仰體政府意旨，勸告早日息爭，函電往複，幾將盈尺。」